杜钧福：北京红卫兵在外地——山寨版文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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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卫兵在外地
——山寨版文革史

上面有一篇网文说的是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事情。文革初期（1966年）北京到外地串联的红卫兵的活动和所起的作用是文革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头绪繁多，涉及各种矛盾，迄今研究工作甚少。
北京红卫兵到外地串联由三波构成。第一波是在1966年8月到9月初，大抵是无组织的自发行动，构成主要是成分好的红卫兵，因为当时的红卫兵只吸收出身好的学生参加。而出身不好的学生，许多还在郊区劳动。例如北大附中一位同学的回忆：“1966年8月底，全校被控制大权的红旗拉到门头沟，部分幸运的同学下井，我们一帮出身不好或不大好的在另一些‘红旗战士’的带领下，去了妙峰山公社，后又去军庄公社。就是在那里，‘红旗战士’们精心策划了对班上所有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批判。”“在无比艰苦的农村生活了数月，快入冬了，红旗看守们全不声不响地溜了(后来才知他们早都游山玩水‘串联’去了，那时就那么可恶，心不黑才怪)。”（Zhuan思考：《北大文革片断》，未名空间，2000）当时学生外出串联，多数还手持介绍信。而这样的介绍信，一般只开给“红五类”学生。所以出身不好的学生，即使有那个胆子，也拿不到介绍信。笔者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研究生外出串联给开介绍信的条件必须是“红五类”或者是党团员。
如果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违反禁令，除去串联，会引起什么后果呢？北京六中的学生王光华就是这样的一个。“9月7日，王光华冲破六中红卫兵中一小撮人的层层封锁、阻挠，第一个打破‘非红五类出身的不许革命大串连’的谬论，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连去了。王光华的革命造反精神，更加激怒了这一小撮人。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爷们，在幕后者的策划下，一场疯狂的政治迫害开始了。”（北京六中北京公社《刘邓路线在六中的滔天罪行》，《宣讲家》）属于“西纠”的六中红卫兵阻扰他外出串联未成，就在他返回学校后予以非法拘留，残酷殴打，直至活活打死。这种用死亡威胁维护的等级制度，谁敢违反呢？
别的学校的红卫兵未必都这样厉害，但是“狗崽子”们也不敢乱说乱动，更不要说外出串联了。上述材料还说：“从上海到广州的途中，火车上由北京的几个红卫兵成立了一个临时纠察队，并声明，凡是出身不是红五类的全部下车。并开始逐个车厢盘问出身。到了车站便被他们轰下车去。”在这种环境下，可以想象，极少有非“红五类”的学生外出串联。

这些分散外出的“红五类”红卫兵到外地干了些什么？除去“游山玩水”以外，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四旧”，迫害传统阶级敌人，制造红色恐怖。他们认为，这些地方破四旧不彻底。例如北京四中南下造反队在广州发的传单《红色恐怖万岁》说：“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红色恐怖都是必须的。……广州的文化革命如此冷冷清清，文质彬彬，司令部没有轰，四旧也破得如此不彻底，连公私合营企业也没敢动一动，关键就在于此。”新北大红卫兵延安战斗南下第一分队9月1日在长沙印发的“呼吁书”也说：“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造成一时的‘红色恐怖’。” 8月底，一位北京的“红五类”红卫兵到广州去破四旧。他说：“在北京的‘破四旧’运动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旧的街名已改了，旧的牌号已换了，连旧飞鸽车的商标也换了。”（申晓辉《文革日记》，《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有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北京101中的红卫兵到了广州，强迫当地三轮车停业，致使几千名三轮车夫失业。“去年八月，……他们（三轮客车管理总站）竟然利用窃踞得来的权力，狂妄地下令‘解散’三轮客车，迫使全市二千多辆三轮客车，停止生产，使四千多名工人和近二万名家属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蓄意制造交通混乱，严重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外，他们又利用职权，硬迫着二千二百多名革命工人，硬要他们‘转业’和‘退职’！使近千名被迫‘退职’的工人和三、四千名家属，由于生活无着，经济困难而流离颠沛，精神肉体饱受折磨，其中有些人变成疯疯颠颠，有些人因贫病交煎倒毙街头，有些人甚至被迫得无法生活下去而含恨自杀。” （广州毛泽东思想八一兵团工交总部三轮客车分部《揭发、控诉三轮客车总站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我们革命老工人的残酷迫害的滔天罪行！》，《三轮车战报》第1期，1967年12月20日）在“红八月”里，广州三轮车管理总站怎么能那么大的狗胆能解雇工人呢？这完全是北京红卫兵的指令，但此处拿“当权派”当替罪羊，说他们是“假借”北京101中红卫兵的建议行事。
他们干的第二件事，主要是后期，转为冲击地方领导。如到成都串联的学生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到广州串联的几支北京高校红卫兵提出要打倒主持广东文革领导的干部区梦觉、王阑西。打倒的主要理由是压制革命运动。这其中包括对学生造反的压制，如广州的“北京来信”问题，也包括“和牛鬼蛇神一个鼻孔出气”，“连红卫兵揪出了牛鬼蛇神，打了地主老财几巴掌，他们也说‘不像话，不像话!’”
“所以，八月底到九月初，贵阳来了不同于第一批‘南下串连队’的第二批‘南下串连队’。这第二批不像第一批那样杀人越货，而是到各学校、各工厂去煽风点火，发动群众‘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两派群众的大辩论代替了一边倒的血腥镇压。”（方圆《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独立工会“全红总”》）
要指出的是，尽管首批外出的北京红卫兵，特别是较有判别能力的大学红卫兵大多属于后来意义上的保守派，但是他们有一种泛造反的倾向，很多人在外地持有和北京时不同的立场，甚至支持造反派。有少数中学红卫兵也这样做。例如8月15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中有人为李贵子事赴兰州串联。李是兰州大学学生，在“五十天”时期参与迫害同学，后期逃亡在外，被贴“通缉令”追捕。人民大学附中红卫兵成员张大海（农家子弟）甚至在后来的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喋血西宁，成为“烈士”。（卜伟华《死于外地红卫兵》，卜伟华博客，2011）而来湖北造反而蜚声一时的北京红卫兵赵桂林是北京人民大学保守派八一八红卫兵的成员。

他们在这两方面的“革命行动”均遭到了抵制。这抵制不仅来自地方领导、一般市民，也来自和他们一样身份的红卫兵。9月15日，广州东方中学发出《最最强烈的驱逐令》，勒令北京南下的“红卫兵混蛋们”48小时内滚出广州市。该文件宣布了“混蛋们”的罪状有：
“乱下禁令，禁令广州市一切私营、公私合营的商店关门，造成一片混乱，影响了工人、学生早上用餐。”
“不准使用三轮车。如果有病人，有港澳同胞回国时，难道要病人自己走路，要港澳同胞自己挑行李？”
“乱下禁令，广州人吃早餐要自己洗碗碟，造成食品店一片乌烟瘴气，歪曲了毛主席的劳动分工合作，歪曲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乱下禁令，凡四十岁以下的不准吸烟。你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做，它不是想挑起劳动人民对政府不满吗？”
“北京南下红卫兵一下火车就用皮鞭抽打地富反坏右，严重违背了毛主席的‘用文斗，不用武斗’的通告。”
到上海“造反”的北京红卫兵也遭遇到“驱逐令”。有些红卫兵，一下火车就被戴了高帽子游行。
另一些红卫兵组织用较缓和的形式提出意见。长春地质学院一个战斗队于9月8日印发的传单《就禁止出售商品问题谈我们的看法》认为，禁止一些商标有问题的商品的出售是完全错误的，会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还怀疑，发出这些命令的人是别有用心。
像禁止一些商品出售这样的红卫兵禁戒在北京通行无阻（通常是将商标撬下继续使用），在上海广州这些商业发达、人民群众现代意识较强的城市就遇到很大阻力。
最让这些地方老百姓看不上的是这些红卫兵以救世主自居，下车伊始就乱下通令。而这些通令又可能彼此抵牾，使人无所适从。再者，除去上述两方面的斗争方向外，这些北京红卫兵和地方领导的矛盾往往直接来自这些红卫兵争取自身地位和利益的争执。以上海九四事件最为典型。

8月底，部分北京来沪红卫兵到市委要求领导接见，后来又正式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求市长曹荻秋接见；二，要求市委提供广播、印刷条件；三，要求帮助接通中央文革电话。对此市委未予明确回答，北京红卫兵再市委门前越聚越多，且有大批地方群众围攻北京学生。8月29日，“清华大学送瘟神战斗队”上海市委门口贴了一张《给上海市委一记响亮的耳光》的大字报，使局势火上加油。4日上午，北京红卫兵成立临时指挥部，发起冲击，并冲进市委大楼，与阻拦人员发生武斗。4日晚，曹荻秋接见了等待的学生。5日晨，传来周恩来的三点指示：用扩音器宣传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曹荻秋接见了学生，包围的工人、学生撤去。学生们受到中央支持，更加狂热。
这些北京红卫兵可能大部分属于北京“一司”、“二司”系统的。他们的这次“革命行动”中提出的要求都是事务性的，当然也不是为了打倒上海市委。
当时上海市委负责红卫兵联络站的张文豹是九四事件亲历者。据他说，这些北京红卫兵主要是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的（张文豹口述《1966年四见陈丕显》，《炎黄春秋》，2011年7期）。但是当时清华《井冈山》尚未成立，北航《红旗》从8月25起在国防科委门前静坐，坚持了28天，恐怕都不可能出现在上海。

上海九四事件直接导致了有组织的北京红卫兵南下，形成北京红卫兵外出的第二波。
上海发生的事件，周恩来和陶铸认为是红卫兵“没组织”造成的。1966年8月27日，陶铸在给聂元梓和北大文革筹委会的一封信中说“最好分期分批，有组织地来”。9月初，他们直接派遣红卫兵组团到重点城市，企图通过他们的活动控制全国运动的发展。9月1日，周恩来和王任重在红卫兵座谈会上谈派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帮助搞文化大革命，交流经验”，周恩来说：“我今天讲的目的是要把红卫兵组织起来，把政策好好学习一下，出发到各地方去，八月份出去的没很好组织学习，因此与当地的工人、同学、地方党发生争执。”
清华附中红卫兵鲍昆回忆：“我是９月份开始参与串联的。王任重曾经召见我和卜大华，说湖北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我们也去看看。”他和卜大华组了一个团去武汉，“却发现已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个女孩先于我们而到，被湖北省委当宝贝供养在高级宾馆。她们发表了声明，支持湖北省委。”宋要武（宋彬彬）的传单被夹在《长江日报》和《武汉日报》中广为散发。卜大华等发表了《访汉声明》也支持了湖北省委，但是态度有所保留。
如果说王任重派遣的团以单纯保卫的消极立场维护地方领导，那么周恩来派遣的团则采取更为积极的转移斗争目标的策略。
在听到上海市的情况时,“周总理闻讯心急如焚，他通过周荣鑫同志和‘一司’商量，能不能派一部分红卫兵南下，宣传党的政策，即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而学生还是要在校园里闹革命。周总理的话就是命令。‘一司’立即组织了由北大、人大、矿院等院校组成的，精干的先遣队南下，为南下兵团大部队打前站，重点安排好大队人马的接待、吃、住等问题，并为大部队南下做好思想准备工作，了解上海地区的运动形势。周总理还特别指示，先遣队到上海后可先找东海舰队接待，弄清情况后再找上海市委。先遣队得到叶帅的支持，叶帅的小女儿叶小英参加了先遣队。
9月1日，‘一司’先遣队出发，9月3日到达上海，在延安饭店，上海警备区司令饶正锡中将和东海舰队政委饶守坤中将接见了先遣队的全体成员。两位老将对上海市委的前途深感忧虑，对市委内马天水等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法深感不满。通过部队领导的安排，曹获秋等在一线坚持工作的老干部接见了先遣队，并做好了接待大批红卫兵南下的准备。”（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按其中马天水等语不确，马当时还持保守立场，不可能“挑动群众斗群众”。）
9月9日，周恩来会见了南下兵团负责人，了解准备情况。次日，他又出席了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上海的特殊情况：“上海有另一种复杂的现象，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指示主要打击方向：“不仅是打击那些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一司”南下兵团由16个纵队组成，还包括100名中学生，总人数2100多人，队长是19中的姚小康，政委是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9月11日乘火车浩浩荡荡到达上海。上海有关方面派了以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
有资料揭露，一位名媛聂光锡在济南到上海的火车上被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殴打致死（宋路霞《聂家花园百年春秋》，中华聂网）。是否就是这批南下兵团，待考。
这个南下兵团大军在上海做了什么？以往的文革史从未触及。幸好上海文革研究者金大陆先生在这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使我们知道了真相。否则，我们会以为他们在上海真是充当了“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如周恩来9月10日所说的那样。
9月13日，南下兵团与上海劳模、学联代表举行座谈会，声称“是来上海学习的”。同时部分南下红卫兵在上海的大街上散发铅印版传单《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倡议》指出“现在，上海存在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即一些“黑帮分子”仍然“养尊处优，逍遥法外”。所以向上海市全体红卫兵、广大工农兵群众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高级公寓、别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代；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以至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同时还调查了“敌情”和抄家情况。（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在上海》）
9月14日，他们开始行动。到15日为止，共在上海十个区共搜查了90户左右，其间共发生武斗48起，98个对象中82人被殴打，其余的是被剃阴阳头、罚跪、涂漆的。15日至17日共打人30起，被打达百人以上。武斗往往利用晚上关门殴打，打后不准被打对象去医院，被打人有血迹的衣服要洗过，而且被打人天天换房间。数天之间，北京红卫兵的武斗涉及面从四类分子、资本家，扩展到被认为有问题的社会青年、游民等；武斗方式已经从抄家现场的殴打，演变成私设刑室的摧残。
除去这些“点”上的行动外，该兵团还选择了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势力严重的几个“点”，包括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外语学院附中，驻扎在这里，彻夜拷打、折磨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师生。他们在进驻时，高唱“鬼见愁”歌，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在校园贴出“实行红色恐怖”的布告。
周恩来一直直接指挥赴上海南下兵团的活动，曾派一司代表乘机飞上海了解情况。他在9月25日接见北京三司代表时说：“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北京去的同学正在打电报来，要拉一万人游行，这样范围太大了，我们去了一个电报制止了。”这讲话说明去上海的红卫兵是直接受周指挥的。至于他制止他们拉一万资本家游街，可能感觉到当时气候已不适合。
周恩来派遣南下兵团赴上海之前肯定和上海市委打过招呼，要求上海市委支持他们并保证他们不反对上海市委。但是南下兵团到处行凶作恶激起了广大市民的普遍反感，也超出上海市委容忍的底线。据后来揭发，在此期间，“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起码向北京拍发了三次电报，一次强调工业生产形势危难；二次反映北京红卫兵武斗惨烈。”（金大陆，《陈丕显、曹荻秋反对大串联》，《炎黄春秋》，2011年3期）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说：“他们戴着一尺多宽的红袖章，拎着流星锤似的铜扣皮带，横眉立目到处煽风点火，揪斗、打人，制造‘红色恐怖’，甚至还制造了涉外事件。我记得他们曾贴出这样一副对联：‘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继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是：‘谁敢翻天！’仅三天内，他们就制造打人事件30多起，有上百人被打。”（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2009）
9月底，鉴于南下兵团已不受欢迎和北京的形势，周恩来才命令他们于9月26日撤回。
中南兵团由380人组成，于9月中旬到达武汉。他们认为湖北省委是好的，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他们的观点，受到当地领导的欢迎。张体学说：“你们是周总理派来的红卫兵，你们才是真正的红卫兵。”9月底中南兵团开始受到当地造反派的攻击，转而南下广州，后很快返回北京。
一司的新疆兵团是10月1日国庆节后才派出的，有不到400人，由汪延群亲自带队。临行前，周恩来交代：“现在新疆区党委受冲击很厉害，王恩茂同志处境困难。你们派人去新疆保一下，要从大局出发，稳定新疆的工农业生产。”他们到达新疆后，受到军区领导热烈欢迎，被安排住在军区，进行了保军区的活动。但是后来内部发生分裂，部分成员转到反王恩茂的立场。汪延群向“北京”问计，被指示“尽量说服意见不同的红卫兵，实在无法说服，就瓦解他们。”于是汪鼓励反对派到其它地方串联，予以“瓦解”。其余部分坚持到大串联结束时才撤回。
一司派出的兵团，特别是到上海的南下兵团的表现，是北京红卫兵“红八月”在北京暴行的再版。从这一再版可以反过来推断北京红八月的屠杀和驱逐事件是精心策划和实施的，是当局完全控制和推行的。虽然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恶行的暴虐程度不逊于在北京的所为，但其范围和影响远不及在北京的成果。这一点和上海城市政治化程度低、民风平和而务实，高干子女比例少有关。

北京红卫兵外出串联第三波轮到了造反派红卫兵。9月20日，北京三司发表“南下宣言”，也派人南下进行串联，并于9月27日通过《首都红卫兵》报号召外出串联，并声言司令部人员大部分外出，只有少数轮流留京。他们外出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联络站，涉入地方文革进程且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的成立，就是在1966年11月6日由北京三司召集的一次工人造反派座谈会上发起的。在1967年初的各地方夺权宣言中，都有北京三司和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的名字在内。
但是自发分散性的串联依旧存在，特别是一些老红卫兵在北京遇到挫折后到外地谋求发展。但是和“红八月”时期不同，时过境迁，他们遭遇到一些反抗并与造反派势力发生碰撞。
1966年11月初，黑龙江鹤岗的红卫兵指责一位叫张明振的人“骂毛主席，还打媳妇”，予以审问。担任主审的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李文革。他介绍说在北京，对这样的人“处置”不少，于是下手打张明振，以李文革最狠，最后打死了。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家属要求惩办凶手，并引发当地造反派的分化。但是李文革早已溜回北京。（《十年文革》，《鹤岗政府网》，2011）
1966年11月13日，北京到上海串联红卫兵李中等人根据大字报线索，闯到上海徐汇区漕溪北路居民张炳生家，以其是“反动资本家”为名，将张及其子、天马电影制片厂青工张俊发打死。事后，当地造反派联合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对涉案里弄干部进行批斗。（拙文《文革中上海的“漕北事件”》）

大串联对红卫兵精神面貌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些在校园里成长的大中学生第一次走出校门，接触社会，所看到的和他们在课本上读到的，老师所教的大不相同。他们第一次认识到社会的真相。
北京一位老红卫兵说：“后来的串联基本就是变相旅游了。不过在串联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文革并不理解。看到了很多丑恶的现象，与自己原来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很无知。”
清华大学学生郑楚鸿参加了该校“向工农万里长征队”，步行千里，到处访贫问苦，了解到前所未闻的大跃进后的大饥荒、人相食的惨状。他把这些如实记录在保留至今的日记上。例如1967年1月29日在安徽阜阳：“到原墙集东南三里的腰庄大队蹲点三日。今天上午与大、小队干部座谈，他们说：59年的收成本来不错，但是，丰产不丰收。青壮年都去修水利，大炼钢铁，很多粮食烂在地里。村里办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干部吹牛皮，亩产200斤，但报上去亩产600斤；上面就按报上去的产量统购，交不出粮食来，就派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到60年的3、4月份，就没饭吃了。耕牛没喂的，死光了，连牛皮都吃了；地里的草吃光了，树皮剥光了，老鼠捉光了；饿极了，割路边死人的肉吃。听说邻村有父母将闺女勒死吃肉的。人一个一个先浮肿，然后倒下去，就死了。腰庄的情况算好的，全村98户，400多口人，只死了三成，100多人。”2月1日的日记：“我们在一个四面漏风、快塌了的土房里访问一个19岁的姑娘阮海玲。60年，她家饿死的人最多，原有六口人，只剩她一个。她如果不是到外村当童养媳，也活不了。她的亲人，就在路边割死人的肉吃，都死了。婆家对她不好，她逃了回来。她的人很麻木，呆呆的；我们提一句，她答一句；提到父母死、兄弟死，她无声地掉眼泪。”（郑楚鸿《大串联中了解的大饥荒》，《昨天》，2012年第1期）
1966年9月，一些来青海串联的中学红卫兵来到湟中县。这里曾是三年饥荒时期的重点灾区，以后的很多年里还一片荒芜。他们在该县的李家山福利小学，看到此处饥荒留下的孤儿处境悲惨，就于9月23日将其中的138名孤儿拉到西宁，以“虐待贫下中农子女”罪名声讨省委。他们还将其中51名孤儿送往北京，继续“控诉”青海省委的“罪行”，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孤儿事件”。（《青海省志》）
这些经历对于这批青少年的日后成长和中国的未来都产生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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