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海瑞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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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graph] “文革”即将开始之时，一名中学生，一名大学生，一名中学老师，因为各自写了文章反对姚文元，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文祸”


中学时代的马以鑫

1965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林丙义评姚文元文章

1965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姚全兴的文章

闯下“文祸”时的姚全兴

1966年10月，“文革”初期的林丙义

1966年“文革”开始，中学生马以鑫到北京“大串联”，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活动

1966年姚全兴(左)到北京“串联”

左起：姚全兴、林丙义、马以鑫（图/雍和）

午夜，姚全兴惊醒了过来，浑身是汗。他掐了一下胳膊，确信自己又一次做了梦。梦里是批斗的场面，满墙都是批判他的大字报、大标语，无数只胳膊挥上挥下，口号声震耳欲聋……
47年来，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被这头梦的恶兽追赶，撕咬。近两三年，梦的次数好像多了起来。
“听老人讲，人年纪大了，做的梦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林丙义一口上海话里夹杂着福建口音。他的梦里，也是满墙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的报纸，令人心惊肉跳。
报纸？“是的，报纸，报纸上又有文章点到我的名字了。 ”
噩梦开始于47年前，那一年，姚全兴23岁，林炳义28岁，马以鑫15岁。

那年，那月
1965年11月10日，马以鑫记得很清楚。在学校读报栏，他看到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是敬业中学的高中生，平日热爱文学和文艺，关心社会动态。读罢，头脑里冒出两个问号——“第一，海瑞到底是好人坏人？我印象中海瑞名气很大，是个很有影响的清官，老百姓一直很爱戴。第二，我们今天看海瑞的戏到底学什么？ ”
他跑到阅览室，又把文章认真读了一遍。礼拜天，他到上海图书馆找来相关的历史剧、吴晗的文章和剧本，看了大半天，觉得“文章和实际距离太大”。他用5张活页纸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受，把文章寄给《文汇报》，署名“马捷”，同时附上一封信：
“编辑同志，我是一名中学生，喜欢文学，爱读你们的报纸，姚文元的文章看了以后有点想法，现在写成一篇文章，也许是不对的，但这是我的想法。”
四五天后班主任找到他，说《文汇报》来电话，让他下课后到报社去一趟。“她问，你写了什么文章？我说反驳姚文元观点的。她很惊讶，一下子全班都知道了。”
马以鑫坐电车到了位于圆明园路的报社。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等着他，手里拿着几张用红铅笔画了许多横线的纸。他是时任《文汇报》总编陈虞孙。“他先问我怎么会写这个文章。又问我父母情况、读书情况。”谈话快结束时，他说文章“还没有击中要害，观点比较散”，但他们准备采用，让他回去抓紧时间改一改。
回家路上，兴奋过后，一股悔意涌了上来 。“第一感觉大概是做了一件傻事，姚文元怎么可能有错？第二从班上的反应、老师的神态发现不太妙，他们好像都有些不屑。我真的有点怕了。”
他还是有一点“历史经验”。小学时，有一个姓巩的数学老师，教得很好。“忽然有一天，学校不允许他给我们上课了——他被打成右派了，被分配打扫厕所。在学校里，他被完全孤立了。”
马以鑫觉得自己太锋芒毕露，他没听陈主编要他“击中要害”的指示，而把原稿改成一封态度谦恭的“读者来信”，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个中学生，要好好学习云云。
第二天一早，他把改好的稿子送到报社。期间，他到附近的南京东路溜达一圈，发现新华书店里姚文元的单行本出版了，绿封面的。他暗自庆幸把文章改了！
11月30日上午第二节课后，隔壁班有同学问他：“马捷”是你吗？你的文章登出来啦！他直奔三楼阅报栏，在《文汇报》第四版看到一行通栏大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1）”，底下正是他的原文——《也谈〈海瑞罢官〉》。他立刻托老师打电话到报社，问怎么用的是原稿。那边只说了4个字：“我们需要。”
一下子，马以鑫成了名人，全校老师和学生都在议论这件事。年底，他收到报社寄来的一笔“稿费”——十来本书，有《马恩论艺术》上下卷、《毛主席论文艺》、《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等等。
12月16日，看到《光明日报》登出自己的文章时，姚全兴的头脑“嗡”的一声——以后会有什么麻烦么？当然，小小的不安被更多的激动与狂喜淹没。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印在报纸上，整整占了半版！
姚全兴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函授班学员。11月15日，他从《文汇报》上读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很不以为然，觉得姚“太霸道，太不讲理”。
课堂上，历史系老师王家范也谈到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吴晗未必错，姚文元未必对，你们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时报纸上正在鼓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受到鼓动的姚全兴自信地写下“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写道：“（姚文元）用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随心所欲地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两回事拉在一起，进行机械的类比。认为剧本中写了‘退田’、‘平冤狱’，也就是要我们学习‘退田’、‘平冤狱’……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进行文艺评论，那么写李自成起义的戏，就是要我们学习起义吗？”
中学教师林丙义忧心忡忡地扫过自己发在《文汇报》上的文章时，注意到有一段编者按：“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
这让他悬了十多天的心放了下来—— 自己只是响应党中央的“双百”方针，发表了一点不同看法而已。
林丙义是被人“推”“拉”进这场讨论的。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分配时，他的老师、著名学者周谷城勉励他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做学问。11月下旬，《文汇报》记者周国荣专程到虹口中学找老师们开关于《海瑞罢官》的座谈会。周表示：“欢迎诸位发表不同意见，可以与姚文元商榷，展开学术讨论。”在他的引导下，林丙义主要讲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另一位历史教师也发了言，为吴晗做一些辩解。
几天后，周记者又出现在虹口中学，请他俩就之前的观点写一篇文章。林丙义答应试试看，心中却顾虑重重。
“一个原因是1957年有过‘反右’，对于‘祸从口出’有深刻印象；二是60年代前期，文艺界批判《李慧娘》、《早春二月》，哲学界批判‘合二为一’，史学界批判‘资产阶级史观’等，我感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剧烈。姚文元是大批判中的著名‘左派’。写文章与他商榷要慎重考虑。”
举棋不定，他找了自己信任的校党支部副书记，副书记表示：就按记者的要求写吧。他又找大学同学沙健商量，沙健也支持他写。“当时我们有个想法：社会上的大批判对象都是些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中学教师还够不上成为批判对象。”
写文章期间，他打电话给周国荣再次确认约稿主题，对方答复：“写不同意见。”此后，周国荣每天都打来催稿电话。
成稿后，林丙义仍在犹豫，第二天傍晚才通知周。当夜12点，周派人骑摩托车赶到虹口中学将文稿取走。这在汽车、摩托车很少见的1960年代是很稀罕的举动——这位周姓记者后来是“文革”期间叱咤上海滩的人物，1967年“一月风暴”后，成为《文汇报》3个造反派头头之一。
林丙义是从史证和推论方法上与姚文元商榷的。他反对姚把明朝的“退田”、“平冤狱”与“单干风”、“翻案风”等同起来，认为两者“是很难比拟的，两者性质不同，历史条件也不同”。他也反对姚文元文章的基本观点——说海瑞要乡官“退田”，“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
一名普通中学教师当然不知道最高层的风云，他单纯地以为这只是学术问题。他不知道另一个人也卷入了风波——他的大学老师朱永嘉。因为《海瑞罢官》，这位研究明史的复旦青年教师的人生由此改变。后来有人评价说，“以姚文元的水平，是绝对写不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朱后来成为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是“四人帮”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风波渐起
12月15日，一篇署名“劲松”的文章——《欢迎“破门而出”》出现在《文汇报》上，对林丙义点名批评，主要针对他所提出的“很难比拟”的观点。
林丙义开始恐慌，他隐隐觉得这篇被许多报刊转载的文章“有来头”。他写信到《文汇报》社，承认自己提出的“很难比拟”是错的，但仍坚持自己的其他观点。
三个多月后，《文汇报》又刊登署名“伍丁”的文章《为谁化装？》，引用林丙义的一段话，提出如果按“对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封建社会划分阶级成分的一个重要尺度”的角度去分析今天的“地主富农”，由于“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那么他们大多数已降到贫雇农一个立场。最后还给林丙义扣上一个大帽子，说他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者”打掩护，是为他们化装。
林丙义认为，这文章通篇都是错的”，而且他觉得，对方扣的这顶大帽子让他无路可走，只有背水一战。他立刻打电话给记者周国荣，告诉他自己准备写文章反驳。周表示会将他的意见向上级汇报。
1966年4月12日，林丙义把反驳文章《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送到文汇报社。他大量引用《毛选》《列宁全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的论点，还引用了土改时的政策文件，证明自己之前的观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旗帜鲜明，理直气壮”。
石沉大海。他曾到报社去找周国荣，追问文章为什么没有发表，伍丁到底是谁。回答通通是3个字——“不晓得。”
据叶永烈《姚文元传》附录，姚文元从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到“文革”结束，共发表20篇文章，除去某些会议讲话、贺词外，剩下18篇，其中两篇是批判林丙义的。“文革”结束后，林丙义从一位参与过上海写作组的大学同学那里获知，“伍丁”就是姚文元。

“认识问题”
马以鑫也感觉到气氛在起变化。
先是校长找他谈话，问他写文章的缘由和经过。一晚，副校长苏渔溪来家访，笑嘻嘻的，只说让他好好吸取教训，不要有太大压力。此后，苏校长经常到他班上来，吃饭时也找他一起聊聊，像没事一样。“很长时间里，他都竭力保护我。”
12月27日，吴晗的公开检查文章发表后，苏校长特意安排了一次活动，让马以鑫谈谈怎么写这文章的。“实际上相当于让我公开检讨。但我当时没有这么理解。我就谈我是怎么爱好文学，又怎么写了这篇文章。一点都不紧张。”苏校长最后做了总结发言，说同学们应该吸取教训，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培养红色接班人。
压力还是越来越大，学校里开始有同学当面嘲笑他。马以鑫写了一封信给陈总编，说自己很痛苦、很后悔。几天后，他收到一封写着“文汇报社”大红字的信，里头是几行毛笔字。
以鑫同志，你的来信收到，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属于认识问题。不过，从这件事你如能吸取教训，改弦易辙，对你未必不是件好事。陈虞孙。
可将此信交予你们校领导一阅。
班主任当即拿走了信。这封信极大地保护了他，此后压力有所减轻。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迅猛地发动起来。
6月初，敬业中学里的大字报已铺天盖地。马以鑫发现，其中有不少揭发他“反对姚文元”、“恶毒攻击姚文元”，是“反姚急先锋”、“修正主义苗子”等等，还有很多是批校领导对他的包庇、纵容。
8月，学校出现红卫兵，并分裂成两大阵营。他做起了“逍遥派”，跑到各大高校去看大字报。他也曾偷偷溜到文汇报社，在满墙的大字报中，读到有人揭发说是陈虞孙授意马以鑫写反动文章，并为他取了“马捷”的笔名。正觉哭笑不得，看到挂着围袋、戴着帽子的陈虞孙，好像在打扫厕所。他没敢打招呼，一溜烟跑了。
有一天，他接到学校红卫兵要他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命令。回到校园，有两个战斗小组分别给了他一张毛主席语录卡。他也做了语录卡，抄了两段话交给两队红卫兵。傍晚正要回家，突然有人大吼：“马以鑫，你不能回去！”他被四十多人围了起来，其中一个红卫兵命令他坐下，一个声音高吼着：“马以鑫，必须老实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他傻掉了，一时不明白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有人“啪”地把两张卡片重重摔在地上，正是他做的。“你还不老实交代，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什么态度！”“你这是感情问题还是立场问题？”
“其实要上纲上线的话，他就是犯了严重罪行了！”马以鑫回忆起这个场景，比划着当时“有点恶毒”的第一反应：看看对方，很夸张地弯下腰，伸出双手恭恭敬敬把地上的语录卡捡起来，捧在手里仔细端详——他这才发现，毛主席头像背景外的那圈金光被他剪得有点毛糙。
正闹得不可开交，两个女同学突然站了起来，高声说：“你们不要瞎搞，这怎么是反革命啦？马以鑫又没剪到毛主席头上身上，你们说来说去就是那个背景圆还是不圆！”红卫兵中有人跟她们争吵起来，更多人愣在那里。
马以鑫感动得想哭。“她们的名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个叫夏琪玮，一个叫蒋璋。我同她们两个平时不大接触的，讲话都很少。后来回想起来非常后怕。如果不是那两个女同学，事情会没完没了，非逼你承认不可。我一承认就完了，直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上报到公安局派出所。那个时候不跟你讲任何道理！”
令他难过的是，逼他承认“反革命”的叫嚷声中，情绪最激烈、嗓子都喊哑了的也是两个女生，原是和他要好的朋友，经常一起拉小提琴，偷读《红楼梦》，彼此有一点超乎友谊的朦胧情愫。事实上，“马捷”的笔名也是其中一个提议的；另一个在他第一次去文汇报社时，还提醒他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要轻易放弃。“大概她们怕牵扯到自己，要和我划清界限吧。”
之后，为了“深刻剖析马以鑫的反动思想”，两个红卫兵押他回家交出日记。邻居看到，还以为马家被抄了。幸好他的日记就是日常生活点滴的记录，既没有闪光语言，也不是反动言论，没被揪出问题。
此时，北京西路的圣彼得教堂，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也正在激烈进行中。姚全兴上台检讨，说自己一时冲动，没好好考虑阶级斗争问题，今后要吸取教训。
不久，他被要求交代自己的“政治问题”，搜肠刮肚地往自己脸上抹黑。由于他是编制外的函授生，再加之出身“清白”，躲过了最初的武斗。但他觉得，迟早会有秋后算账的一天，“我这评姚文章到底算什么性质，要讲讲清楚，弄个明白”。
1966年下半年，他趁着到北京“大串联”，跑到了光明日报社。一位姓乔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说：文章肯定是错的，但思想包袱别太重，按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十六条”，学生犯错误是认识问题，认识好了，积极改造，回到革命路线，还是有出路的。“这实际上等于告诉我：正确对待，接受改造，脱胎换骨。”
林丙义也在心惊胆战中度过了1966年的夏天。虹口中学出现了不少揭发他的大字报，大多涉及他的文章。他写大字报反击，大意是他的《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是捍卫毛泽东思想，还责问《文汇报》为什么不发表，“伍丁”到底是谁。这篇大字报的原稿被红卫兵抄去，后来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不久北京红卫兵到上海“煽风点火”。到虹口中学来的是以前的毕业生，鼓动林丙义起来“造反”。在他们影响下，同时也为了自保，林丙义开始接近红卫兵组织。
从北京“串联”回上海后，他参加了学校的“教工造反队”，成为头头之一。到1967年，他成了区革委会教卫组核心组成员。区里筹办一所新中学，他被任命为筹建组主要成员，后来还是新学校的领导成员。
1968年1月的一个黑夜，一群来自虹口中学的红卫兵翻围墙包围了林丙义宿舍，抄去他所有文章底稿，包括他大学时留下的学习笔记和大量资料摘录。此后，他被撤去所有职务，接受审查和批斗，罪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右派”。
“四人帮”垮台后，他从虹口中学教师中得知了一些内情：当时，虹口中学有个学生被派到市里参加编写工作。有一次，张春桥与他们座谈，当知道该学生来自虹口中学时，即问到林丙义的情况。不久，时任市委书记徐景贤就在某次会议上对他进行点名攻击。“所以，红卫兵这次突然袭击是有背景的。”林丙义推断。

黄花满地
惶惶不安中，马以鑫等来了1968年底的高中毕业分配。他母亲参加了街道革委会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劝他去黑龙江。当时知青到黑龙江有两种选择——兵团和农场。他觉得自己的“身份”去兵团可能比较麻烦，就去了嫩江农场。
到农场没几天，有个哈尔滨知青说，“马以鑫，你不得了，你反对过姚文元？”他大吃一惊，正猜想是谁走漏了消息。对方告诉他：“你的档案里有一份检查。”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马以鑫潜入农场存放档案的办公室，找到自己的档案：只有一份表，中间有他自己写的交代材料。当时真想把它撕掉，终究还是不敢。
因为会写文章，他被借调到农场场部宣传队，写过独幕话剧、小歌剧、舞蹈脚本，排练时还兼做导演，创作的节目在区汇演里获了奖。在嫩江农场，他有了点名气，外号“小节目”，成了场部的“人才”。
但无论到哪儿，总有人指着他说：这人写过反姚文元文章的；或客气一点说：这人蛮会写文章的，连姚文元都反过。
1973年，高校开始招工农兵学员。经过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考试、体检，马以鑫终于走到最后一关。
一晚，上海师范大学负责招生的罗老师把他叫到招待所，一坐下就问：听说你写过反姚文元的文章。马以鑫如五雷轰顶，结结巴巴把这事说了一遍，“上海人说‘哭作乌拉’，当时大概就是这样的表情。”
罗老师挥挥手让他走了。走出招待所那一刻，他心如死灰。一周后，他却意外收到上师大的录取通知书。
作家叶永烈曾采访过罗老师。谈到往事，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因为17岁的一篇文章而影响他的一辈子。”“文革”结束后，马以鑫到罗老师家登门道谢，并再次追问当年放他一马的缘由。罗老师说，“当时我们对张春桥、姚文元其实很看不惯，有人反对不是蛮好嘛。”
在北大荒，他有过两段朦胧的感情。他结识的一个上海女孩，极漂亮，极有才气，“我哼出一个调子，她立刻能把谱子写出来。”1970年，他探亲归来，得知她的遭遇——被农场当时最高领导、一个副师级干部奸污了。事情闹得很大，她和几个有相同遭遇的女知青到处告状。再后来，她从分场调出，从此失去联系。
他把这位能写琴谱的姑娘、自己的经历都写进了半自传的三部曲小说：《红潮滚滚》《蓝天浮云》和《黄花堆积》。
千里之遥的上海，林丙义和姚全兴则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中煎熬着。
从1968年初开始，林丙义发现自己被秘密监视了：只要走出校门就有人盯梢，私人信件都被撕开检查，有的还被扣留。来看他的亲友也被查问，甚至被牵连。
他哥哥曾专程从安徽来看他，到了虹口中学，看到校园内外贴着“打倒大右派林丙义”等大幅标语，不敢和他相见。直到“文革”结束，家人都不敢与他联系。1978年，在福建的姐姐从《文汇报》上得知他平反的消息，立即写来家信。分隔十多年的手足才得以重聚。
工宣队进驻武进中学后，林丙义被关进“牛棚”。和他同住一间的，是一名外语老教师，叫孙立信。因为解放前在广播电台工作过，他被打成“国民党特务”。
孙老师患有严重高血压，需要按时看病服药。因为公费医疗卡被红卫兵涂上“牛鬼蛇神”字样，他到医院看不了病。
一天凌晨，孙老师在穿棉毛裤时突然仰面倒地，脑溢血死去。“牛棚”只剩下林丙义一个活人，为死者换衣、把他背出“牛棚”等后事，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牛棚逐渐取消。林丙义有了些人身自由。但组织对他的结论中还写着“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到1973年“清队”复查时才改为“经查明，林丙义与反动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黑线无关，是属于认识问题，不予处理”。
“文革”后期，全国都在“备战备荒”，林丙义被安排参加“人防工程”，后来又当电工。有单位请他讲“二战”，他依据《第三帝国的兴亡》讲战前国际关系，相当透彻。
上师大悄悄请他去教材编写组，“但又不把我的名字和身份署出来”。从此，林丙义又开始写点文章上点课。但有“两篇错误文章”压在身上，他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他到35岁才成家。爱人家庭成分也不好，是“黑五类子弟”。结婚前，他岳母还到虹口中学去调查他的“历史问题”。
弥漫着有毒气体的化工厂车间里，姚全兴整整当了12年“三班倒”的打包工。他不怕吃苦，惟一怕的是又被人翻旧账。
进上海第三化学纤维厂不久，厂里的造反派就贴出批判他的大字报——“彻底批判姚全兴的大毒草！”“踩上一只脚，叫姚全兴永世不得翻身！”接着又是批斗大会，“喊口号，挥拳头，几个老工人上台批判我，说要是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诡计得逞，工人阶级就要吃二遍苦，他们这些老工人就要遭二茬罪。”
自此，他连在车间班组里读报的资格也没有了，“一打三反”时，被当作“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异己分子”。和他一道关进“学习班”的，有个叫“歌王”的青年工人，歌唱得很好。“人家叫他写检查，写了以后还不够，要他再写，用太阳灯照他的眼睛，晚上也不让他睡觉，逼他继续交代。他这个气质是受不得冤屈、受不得打击的，就在铁架子上面把自己的衣服、裤子撕成一条，上吊自杀了。”
“歌王”叫李世和。自杀前一晚，姚全兴听见他在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平行世界
1990年代的某个夏天，马以鑫被市教委抽调到崇明岛给中学教师们做培训。招待所的一间大通铺里，他认识了林丙义，一聊，“原来有过一样的遭遇”。
“四人帮”一垮台，林丙义就在虹口中学贴出大字报，开始为自己的“平反”问题四处申诉。在他的争取下，校党支部给出复查结论：他所发表的文章是根据“双百”方针，“应属学术讨论，当时受到审查和批判是不恰当的。据此，当时加在林丙义身上的不实之词应予推翻”。
1978年初冬，上海市社联主持召开了一场座谈会。五十多名被《海瑞罢官》一文波及的文化学术界人士参加，包括学者周谷城、李俊民、蔡尚思，以及被迫害致死的京剧名家周信芳的家人。因卷入海瑞戏冤狱的人数众多，加之群情激动，组织方不得不举办第二轮座谈会。
十多天后，《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发署名高治的《震动全国的大冤案》，提到包括林丙义在内的一大串名字。第二年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相继发表林丙义的文章《针锋相对斗文痞》和《谈海瑞与“海瑞精神”》。
不久，虹口中学宣布为他“政治平反”。但迟到的“平反”对他已无实际意义。人生中最应有所作为的阶段，他却在批斗、审查、监督劳动、做电工中度过。
1990年代初，林丙义负责主编上海市中学历史课本。当时气氛又紧张起来。一位老师怎么都不敢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部分，“我跟他说，你就抄中共中央决议好了，他还是不敢。我只好根据决议的精神自己动手写。”这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一直使用到2008年。
他当过两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官方教科书对近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的表述与评价，一直是他最关注的话题。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2012年6月。彼时重庆刚刚发生一场风波。聊到时事，他沉默片刻，话锋一转提起温家宝两个月前的“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他清楚地记得那个“答记者问”里的字句。“我觉得温总理指的就是这个。完全是‘文革’遗毒！这是共和国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5月，马以鑫的“文革”三部曲最后一部《红潮滚滚》出版。姚全兴也投身于“文革”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书名为《那年那月》。如果没有特别的事，他每天有6个钟头在写作。“不管最终能不能出版，我都要写，都要完成自己的心愿。”
雨在外头断断续续下着。他们聚在一起，不约而同谈起了时政，和四十多年前一样，他们关心着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在这个时代，他们是活跃的网络使用者。
可是，父辈经历的苦难，自家孩子都没有兴趣听。“他们觉得你啰里八嗦，又在讲过去的苦难史。”姚全兴感慨着。
饭桌上的空气凝重起来。有学者聊起著名史学家高华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去世的巧合。“也许，宇宙里还有一个平行世界存在。”“文革”史学者金大陆半开玩笑地说。“这个世界发生一些什么，会和那个世界遥相呼应。否则，历史上不可能有这么多巧合发生。”
忽然，他目瞪口呆望着窗外。顺着他的目光往外看，一位老人在保姆搀扶下蹒跚而来，像是在做晚饭后的例行散步——他是朱永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真正的主要撰写人。
老人扫视了一圈，目光停在林丙义身上——“你吃了苦头。”他微微一笑，话语里无尽沧桑。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给予支持）

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4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