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喜学 人民大学1967年的文革记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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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历史：人民大学1967年的文革记忆碎片

文革期间，尤其是在1967年，人民大学有两大红卫兵派别---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激烈对抗，甚至引发流血事件，引起最高层关注。所谓“人大三红”，是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的总称，主要源自1966年8月8日成立的“人大红卫兵”组织，最早属于“揭郭（郭影秋）派”；而“新人大公社”，则源自“八·一八红卫兵”，即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等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成立的，属于“保郭派”。这样，“新人大公社”和“人大三红”成为人民大学两大派别，前者出版《新人大》小报，后者出版《人大三红》小报，于是有了后附报纸上的舆论阵地战。

一、侯成亚先生（哲学64级）回忆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文科综合大学，其老班底来自延安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1950年代，它所招收的对象主要是来自部队、党政机关及各条战线上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青年及模范人物，如高玉宝，郝建秀等，由所在部门、单位保送或推荐。60年代，开始招收高中毕业生，但思想政治条件要求较严，学生大都为干部、工农子弟。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干部、师生思想政治上比较正统。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大学的发动比较迟缓，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还是出了“人大三红”这样一个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群众组织。

所谓“人大三红”，是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的总称。其实是这三个组织是“三位一体”的，其核心和主体是人大红卫兵。因此，说到人大三红，就不能说到“人大红卫兵”。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是文革中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约有十来个来自人大各系的学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纪念堂前的“月台”上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

“人大红卫兵”成立时，校内的“文革”已闹得沸沸扬扬。师生在对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校长吴玉章一般每年只来人大两次，郭实际上是人大主要的领导人）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派别。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派是揭郭派，主张对郭影秋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学生和青年教师；另一派是保郭派，认为郭影秋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工人、干部。为了避免郭受到冲击，他们把他从家中转移出来，保护了起来。

面对这种局面，人大红卫兵认为有必要亮出旗帜，表明态度。于是就在8月11日夜深人静之时揭出了《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严正声明》的大字报，指出，郭影秋究竟是什么人，应在文化革命中经过群众的揭发、审查后才能做结论，广大师生揭发批判郭影秋的错误是革命行动，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人大校园一下子就炸开了锅。保郭派很快地就贴出了许多的大字报，对人大红卫兵的“声明”进行声讨、批驳，说人大红卫兵是“黑组织”，是“反革命”，并到处寻找被怀疑可能是人大红卫兵的学生，对之进行围攻、辱骂，弄得人大红卫兵成员东躲西藏，其活动也只能在“地下”进行。而揭郭派则认为人大红卫兵是革命组织，人大红卫兵的“声明”好得很，坚决予以支持。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8月17日，当时已进入中南海、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陶铸（邓小平陪同），突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人大红卫兵的代表，和人大红卫兵代表进行了座谈，表示了对人大红卫兵的支持。更出人意料的是，在陶铸接见后第二天的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北京市及来京串联学生、群众的大会上，人大红卫兵的代表被安排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人大红卫兵”也一下子由“地下”走到了地上，但当“保郭派”清醒过来之后，马上就拿出了对策：成立一个叫做“八·一八红卫兵”的组织，成员数达千人，并隆重地举行了成立大会，还高姿态地邀请“人大红卫兵”代表参加了他们的成立大会。这样，在人大校园内就出现了两个观点对立的红卫兵组织。

在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代表之后，人大校园不仅出现了“八·一八红卫兵”，而且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群众组织，如：一部分由部队来的、观点与人大红卫兵一致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军”；一部分与人大红卫兵观点一致的教职工组成的“红卫队”。所有这些组织都与人大红卫兵联系密切，行动协调一致。到了1966年底，“八·一八红卫兵”解体，其成员有的倒向了人大红卫兵，有的成了“逍遥派”，有的外出串联，到外地造反、闹革命去了。“人大红卫兵”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正当大家迷惘彷徨之际，1967年1月传来了上海工总司夺了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革委会的消息，全国各地迅速地掀起了夺权的风暴（时称“一月风暴”）。这时，“人大红卫兵”才如梦初醒，开始筹划夺权行动。但其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形势又突然大变。原“八·一八红卫兵”有一个叫赵桂林的人（政治经济系61级学生），在其组织解体之后，带了几个弟兄，到武汉去造湖北省委和陈再道的反，闹得天翻地覆，名声大振，被武汉造反派视为英雄。这时，他顶着从外地挣来的“响当当的造反派”的光环，“杀”回了人大，把原“八·一八红卫兵”的一些成员又聚拢起来，成立了一个叫“新人大公社”的新组织，而且气势汹汹，与“人大红卫兵”开展了新的斗争。

这时，“人大红卫兵”才重整队伍，迎接新的战斗。为团结大多数，壮大力量，经人大红卫兵勤务组研究决定，成立“人大东方红公社”，将所有观点一致、但不适合加入人大红卫兵的学生教职工全部吸收进来，作为人大红卫兵的外围组织。这样，人大红卫兵一派至此名义上就成了三个组织，即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

这以后，人大两派的斗争又趋激烈。两派不仅在校内对一些问题观点对立，而且在地盘上也以一条水沟和一条路（共青路）为界，南北各霸一方。两派都有自己的广播站，先是在大喇叭上你来我往地“文明”的辩论，后来逐渐演变为隔空争吵、叫骂。起初“新人大公社”在每次广播中，都要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一一点名，后来可能是觉得太啰嗦，干脆就简称为“人大三红”。久而久之，周围的群众都得知人大有个群众组织叫人大三红，人大红卫兵研究决定索性就自称“人大三红”。


二、陆伟国先生（统计62级）回忆

人大的两派斗争，早期是从郭影秋问题上的分歧开始的。之后，则主要是围绕对学校的控制权，争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展开。1967年初，校内两派的阵营逐渐泾渭分明。“新人大公社”一派往北面集中，“人大三红”一派主要在南面一线。等我回校时，我所在的宿舍楼---东风三楼，已是“三红”的范围。我也不想搬。要搬的话，还不知道得去投靠谁。就在原地了，“三红”就“三红”吧。“新人大”走了以后，一时间，这一边竟清静空闲起来。我们也都能搬到朝南的房间住了。食堂的师傅也大都走了，我们轮流值班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

校园里分成两派，自然也就有了两个对立的广播站，布满校园各个角落的大喇叭，整天吵得不得了。“三红”这边有个男播音员音质很好，宏亮而又清晰，真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媲美。有时“三红”的广播一响，住在学校周边的，真有人以为是人民日报又发表什么重要文章了。当然更多的时间，这些广播是不待人听的。本方“三红”就连续播放过一个被关押的校级领导的“供词”——讲自己怎么勾结对方组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断断续续、极其虚弱的声音，夹杂着一阵阵的喘息和呻吟，被剪辑成一小段一小段地播放。一听就知道是在拷打和逼供之下的录音，叫人听了，很不是滋味。

《新人大》第6期，3月30日（时任文革小组成员、《红旗》副总编的戚本禹给新人大和人大三红写信，推荐一张外国人写的大字报，但他自己也没料到会在三个多月后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失势，与关锋、王力一起沦为“文革小爬虫”）。

《新人大》第12期，4月20日（上海2月份夺权成功后，北京市于4月20日夺权，革委会成立，谢富治为主任，人民日报欢呼革委会成立，彭真作为走资派被点名批评，小报则称北京革委会成立是“毛泽东思想有一个伟大胜利”。）


胡锡奎批判材料（找一找批判者中熟悉的名字），5月29日。
（背景资料：胡锡奎，湖北孝感人，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于1928年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先后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热河省委书记等职。建国后，任华北人民大学副校长，1950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组书记兼副校长。1963年调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1970年10月死于狱中，终年74岁。他的重要贡献，在于1940年代，曾与邓拓一起主编了最早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

《新人大》第31期，8月5日（纪念一年前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张贴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誓言“埋葬刘邓黑司令部”，1966年12月“打倒刘邓”的口号开始出现，而在8月份陶铸接见人大红卫兵时，邓小平还曾陪同出席）。

《新人大》第32期，8月12日（林彪的“军内一小撮”提法此时甚为流行，不过由于可能扰乱军队，引起毛泽东强烈不满，不久此提法迅速消失，而这一错误被归到另一“小爬虫”---王力的头上）。

《新人大》第35期，8月25日。（7-9月，彭德怀受到军队、地方机关和院校20多次万人大会的批斗）

《新人大》第45期，10月7日。（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谈话，提出“要斗私批修”，这是该口号首次亮相。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

《新人大》第46期，10月12日（12日，《人民日报》再度就“斗私批修”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于是有了“把新人大办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新人大》第48期，10月29日（“新人大”抨击对手“人大三红”大搞打、砸、抢、抄、抓，假借孙泱之死，企图把水搅浑、制造混乱，对文化大革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背景资料：孙泱，四川南溪人，朱德挚友孙炳文烈士之子，周恩来养女孙维世之兄。曾任朱德的秘书，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曾参与《朱德传》的撰写。张春桥在认为此书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下令对作者进行追查。孙泱不肯认错，认为《朱德传》是尊重历史事实的。1967年9月，孙泱被认定为“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数天后死在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时年52岁。）


《新人大》第50期，12月9日。（10月14日，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1月两派发生流血事件，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双方签订七点协议，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专程来监督双方履行协议，拆除防御工事，收缴武器。李钟奇为开国少将，9月1日曾在万人批斗大会上当众打了开国元帅彭德怀的耳光，被指公报私仇）。

《人大三红》第14期，4月20日（“人大三红”主办的《红卫战线》改称《人大三红》）；“人大三红”发布《关于广州地区目前局势的郑重声明》，抨击广东省委内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

《人大三红》第35期，8月18日（人大三红、人大附中井冈山《给毛主席的致敬信》，批判邓小平“钞票第一”）。

尾声：68年5月14日，人民大学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发生武斗，新人大公社1人被长矛刺死；5月22日，双方又发生激烈武斗，新人大公社当场死3人（二男一女）；7月28日，毛泽东指示“制止武斗”，为显示两派“雷厉风行”“贯彻指示”，两张小报合刊出版。然而可能这两派谁也没有想到，两年后（即1970年10月），他们曾经欢呼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1973年10月，中共北京市委、市革命委员会通知，撤销大学领导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军宣队全部撤离，人民大学被彻底解散。

图片来源：

新浪博客“文革纸品收藏”，http://blog.sina.com.cn/u/1256797374
孔夫子旧书网，http://www.kongfz.com/
7788收藏网，http://www.997788.com/

人大文革资料链接：

陆伟国：人民大学的“二月兵变”风波，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mjls/2013/0922_92387.html；
侯成亚：陶铸与人大红卫兵，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3197-316482.html；
陆伟国：风霜雨雪忆年华_—个中国人民大学普通学生的文革纪实，http://club.mil.news.sohu.com/zz0152/thread/!7a659568f9d92b8a/p1；
陆伟国：有关人民大学武斗的事_陆伟国_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1962-1968），
http://blog.renren.com/share/224294288/3259062490；
元淦恭：以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的尺度看历任校长，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_2013112796045.html；
杨连元：我的青少年时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89ff80100x56o.html；
张立文：在中国哲学中探寻人性与自我，http://news.ruc.edu.cn/archives/48691；
如渊如尘如泪：人大三红与人大红卫兵，http://hi.baidu.com/rjhsg/item/ef3a50327debfecf1b9696ab。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844c110101f96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