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开皮来看”——胡乔木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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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资产阶级的腐朽灵魂
——剥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的画皮

选自《“剥开皮来看”——胡乔木何许人也?》，上海邮电器材一厂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监督临时委员会、上海工会系统批修联络站编印，1967.6，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胡乔木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胡应庚，又名胡启东，是苏北有名的大地主。在家乡是第二号，头号是他妹妹方铭的婆家。他家有地三百多亩，一九三五年后又有增加。胡应庚在民国初年当过国会议员，在抗日时期又干过两面政权，是苏北盐城一带手腕更“高强”、更毒辣、更狡猾的官僚地主，在解放战争时期本乡由解放军完全占领后，就跑到南京，成为逃亡地主。对这样一个地主家庭，胡乔木的态度怎样呢?
　　就在本月七日，胡乔木还说：“我对家庭有什么背叛行为呢?也很难说。我参加革命以后虽然和家庭断绝了联系，但也没有完全断绝。”胡乔木不敢完全掩盖他的封建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真面目，只能支支吾吾一番，现在就来看一看他对家庭到底有什么“背叛”行为吧!
　　1、解放后，把地主父亲接来北京，还让他住在中南海中的一个单间房里，逃避劳动改造，养尊处优，享受晚年清福。病重时，还接到自己家中护理治疗，请专人服侍他。
　　2、他的地主父亲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死后，特地在嘉兴寺大开吊，献花圈、默哀、念祭文。还把地主的尸骨埋在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的近旁。花了近千元，修了水泥墓、立了碑，写了碑文，为老吸血鬼立传，歌功颂德，妄图不朽。
　　3、利用职权，于一九五一年，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了其地主父亲编著的《续修盐城县志》、《盐城县志校补》四册腐朽的垃圾。书中写的不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著书立传，歌功颂德，便是官僚、文人、孝子、节妻、烈女等人物小传，完全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在老地主死后，一九六零年九月，胡乔木还利用职权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了其父的另一部“作品”《鞍湖诗文集》，并亲自逐字逐句校对，可谓孝顺之至了。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胡乔木对家庭根本谈不上什么背叛，而恰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地道道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二、腐朽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
　　胡乔木身为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却散发着极为肮脏的资产阶级臭东西，现在把它拿出来见见太阳。下面只是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的材料。
　　1、养尊处优，游山玩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胡乔木借养病为名，和他的老婆在杭州、苏州、上海、黄山、新安江水电站、金华、温州、雁荡山、天名山、绍兴、厦门、汕头、广州……游山玩水，他们在给子女的信中写道：“我们坐船到著名的富春江去玩了一趟，玩得很痛快”。另一封信写道：“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还有的写道：“上海的夜景那倒是比北京好看多了，因为上海装电灯的高建筑物比北京的多。”完全是有闲阶级老爷、太太的感情和爱好。
　　2、古旧书店的大顾客。胡乔木是古旧书店的大顾客，钻进古旧书店，半天都不出来。花了很多钱，买了大量古今中外的老古董。例如在上海福州路古旧书店一次就买了几百元书，其中有《侠隐记》、《唯物恋爱观》、《世界裸体美术选》等。
　　3、“美术”和麻将牌爱好者。胡乔木家里有五、六十种画册，古今中外，英、法、日、俄，各种版本都有，便宜的三、五元，贵的一百五十元。其中除了一些中国的山水画，欧洲的油画、版画外，大量的是裸体女人画(内容主要是耶稣天主教的故事)，西欧古代神话传说等，真是不堪入目。另外他家里还藏有一付非常精致高级的麻将牌，这也是他有闲生活的又一铁证。
　　4、花卉爱好者：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胡乔木从上海给三个儿女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请告大伯!我们带回了一包菖兰的块根，……只要放在室内不要盖严，也不要放在暖气片上，就可以过冬，到明年春天四月再种到地里去。”几千里路远迢迢，胡乔木带回的是什么东西。由此可以见到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了。
　　从胡乔木的生活、爱好中，不难看出，胡乔木只是一个由封建地主阶级公子哥儿变成的、挂着共产党中央委员、书记处候补处记招牌的官老爷，把他的外衣剥开，就臭气熏天了。

《北邮东方红》

　与胡乔木谈话记录
　　时间：1967.1.7  下午2:00～6:00
地点：胡乔木家正厅

选自《“剥开皮来看”——胡乔木何许人也?》，上海邮电器材一厂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监督临时委员会、上海工会系统批修联络站编印，1967.6，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我在给中央的检查中，在世界观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派。到底我的错误如何，还要由群众和党来确定。
　　根源是：我的家是大地主家庭，我家在苏北。我在家时有300多田地，在家时我也不管，我参加革命以后，可能又多一些。我住的村子，我家算第二号地主，最大一户的子女也参加了革命，我的一个妹妹嫁给他家的，胡若木，我妹妹思想很开明。我在家读到高小毕业，以后初高中都在扬州。
　　我对家庭有过什么背叛的行动呢?也很难说。我参加革命以后虽然与家断绝了关系，但也没有完全断绝。解放后，我父母由南京到北京来。我父亲在民国初年做过国会议员，算个开明绅士，他跟着孙中山，到过广州两次。以后由于拒绝×××的武力选举而回来。他是地主，剥削过别人。由于子女参加革命，他与新四军合作过。土改时，有些地主献田，当时的政策也不反对。我家所在地是当时拉锯的地方，我父亲成为两面政权，所以两边都找他(抗日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新四军完全占领，他们跑到南京，成为逃亡地主，因我的哥哥、姐夫、姐姐都在南京(哥在铁路上工作，是党员；姐夫学校中做教员)解放后，他们如何到北京我记不清，大概是我哥首先到北京，就可能不久把我父母接来(我哥叫胡达新，现在西安铁路局总工程师)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我哥哥家，由于我哥在修丰沙线时，父母住到中南海去了，我做错了几件事，我有时不愿他们住，就到我妹妹家，最后还是要他们来，我父亲著过两部书《续修盐城县志》、《续修盐城县志校补》，我帮他写过第二部，可以说我是地主的孝子贤孙。他死后，他的朋友出了一部书，里边封建的东西很多，并在八宝山公墓修了墓，证明我没有与我的家庭背叛，在他死时，我在医院见到他的一个老朋友王绍鳌他说要开吊，我就没有坚持，就在嘉兴寺开吊，并发出了书，向封建势力投降，并立了碑，我没有办法，因为王坚持要写，写了文章，无非是歌功颂德，我妹妹看土墓不好，又修成水泥的，说明我没有划清界限。直到今年才把这个碑打掉，胡石英也参加了，墓本也要打掉，但打不掉太牢。两个妹子自己入党主要受我影响，我哥哥入党是解放后，也受我一些影响，都是独立入党，我姐姐是非党员，在人民日报工作过，做技术工作，我姐去人民日报不是我介绍的，我向人民日报行政部门说过，她的思想意识不好，只能做低级工作，她是个地主。现已退休，但我不知她的思想意识比我不好多少。姐夫在人民铁路出版社，可能是我介绍的(姐夫张成章)是普通的校对，对他我是讨厌的，不愿接近，我病时，姐夫看过我，我就说我就怕见人，怕见你，以后他就不来了。我哥哥现在还没有听说发生什么问题，他的家差不多革命化了，都是党团员，大多数是造反派，他自己倾向造反派。我二妹是胡夏青，她丈夫是原建筑工程部长刘秀峰，六四年在四清中犯错误(三反中犯过错误，不认错，还反攻)现在在郑州一工厂当副厂长(砂轮厂)据说他子女差不多都是造反派，我对他们也支持，并不是无保留的，我妹妹及其子女都批评过我。方铭是师大的教务长，运动开始，把他列在黑帮内，没经过同学鉴别，问题比较小，她四清才回来，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她参与的比较少，不能一样看待。胡若木到底作为哪一类，我还不知道，反正是有问题的，要群众批判斗争。他的孩子一个在清华，现在哪一派都不是。除我姐姐我们来信不多(在经济上我们接济她)，其它的比较起来，两个妹妹都差不多，比较密切，感情好一些，她们据我看在政治品质上比我好，虽然也有过许多的错误，我妻子谷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她长期在我身边工作，做我秘书，曾在一个工厂工作一年，后到新技术局(由于原来工作辛苦一些)，我们都犯了错误，现在谁也不保谁，我们在邮电学院给工作组打了保票，犯了错误，做了蠢事。我对她说不了什么，不过她犯错误会比我少的了。她也和我一起到杭州休养过，文化革命参与的不多。她比我进步。我有三个孩子，大女儿胡木英，在外交学院，你们有人去过，后来她给我写来了长长的信。我一直想谈，我也不知谈多谈少。我思想是有准备的，我不怕丢脸，我怕谈的宽了不好，有人说，中央许多人还不知道你的错误，你去和学生讲合适吗?同学可以说我的检查没有触及灵魂，我认为我触及了灵魂，尽管还有缺点和错误。你们同学在与我女儿谈时说对我的回答使你们很不满意，我是愿意谈，但是看你们的主要目的不是找我谈，我就没有谈，她参加革命造反兵团，她开始由于揭院党委而受到打击孤立，但是她的思想水平还不够。她没有发生保的问题。胡石英你们很了解，另外一个小孩很麻烦，什么话都不跟我讲。我女儿跟我的关系最好，石英差些(四清后关系好了)，现在关系又不太好了，并说我早就认为你对我不怎么样。，小孩最没有办法，我叫他看大字报、到学校他都不去。所有这些情况都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有很大的关系。
　　母亲死的比较早，母55年，父可能58年左右。
　　我早期参加革命的一些事情，与现在错误无关的就不说了。三零年在清华参加共青团，不久参加市委工作，这段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说，当时是在王明路线指导下，那时尽管我被处分，解除工作，也不能证明我是正确的路线。后来，我尽可能地参加了革命活动，我想办法与他们取得了联系，以后他们被捕叛变，找我逮捕，但没有找到，以后我到浙江大学，办墙报，我沉闷极了，我在墙报上贴上一张苏联画，当时在美国办的《中国论谈》上剪下来的，被校长看到取下，当晚他找我谈话，“你知道《中国论谈》出了问题吗?你这画哪来的?”以后不许我们搞，在一次学校风潮中把他赶走，在学期末他又来了，他对我说：“你在学校撒传单”等，把我开除了，以后我到上海，与文化方面的人物接触。这对我以后在这方面的错误有一定影响，对过去的历史没有分析，周总理对清华学生说我这个人对地主家庭没有个分析。也离不开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由于与党没有什么联系，就要自己判断，就要发生一些错误，如《八一宣言》看到了，就没有什么分析当时看不到毛主席的东西，就从北方局传来一些刘少奇的东西，对党的方针不能有正确的理解，从左的到右的错误。当时拥护鲁迅，但这是个别的事情。直到37年到延安，才看到毛主席的东西，但对以前的错误也没有分析，直到41年自己对错误也没有很好批判、认识以前错误，这种影响现在存在。在延安初期做青年工作，跟在上海时期一样也给我带来了错误线索(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犯错误)接触了徐立群、李锐(已开除出党)、李昌、蒋南翔，后来许多年联系的比较多，这些都是大学生，不象你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锻炼斗争，这些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就多，到后来使我的错误经常与这些人沾边。当时办过《轻骑队》刊物(当时我已到中央)，批评延安的一些不好现象，我也登过文章，没有什么反党的色彩，但是为他们助了威(当时有于光远中央宣传部，黑帮)，中央在整风时，批评了他们的错误，我把这些人叫到我这来，批评他们，后来主席说我批评不得要领，给了我一个批评，主要我与他们划不清界限，认识不清。这可以说我到中央后第一次错误。现在有关的人都是反革命了，这是我的一笔帐。整风开始以后，就到对文艺界的反动知识分子的斗争，我又有一个错误，丁玲的三八有感，在中央会议上对她提出了批评，火力很猛，我就给主席写条子，要把丁玲的问题在另外的会议上解决，主席第二天批评了我，说我实际上是为他们开脱，她的问题就得在昨天的会议上解决。我接受了这个批评。以后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坚决地去做了。
　　以后在延安时期的其它问题我没有想到太多。我做主席秘书，记录起草文件等。在这时刘少奇回延安啦，这与我错误无关，他常常是这样：回延安就做报告，并报告也不与主席商量，可能这一次讲了两天，对他的讲话，我听觉得有问题，向中央反映，主席说你可以与他谈谈，但谈的效果很不好。他谈了许多美国的大民主，并说现在这些干部都不称同志了，我还没听说苏联把列宁叫列主席，当时我没有向主席谈，其它的向主席谈了，这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上谈了。
　　在这次整风以后，我在政治上比较进步了。我到北京以后，我独立工作了，我管事了，就使得资产阶级思想发挥的多了。刘少奇对我说过“什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群众中来得？”他一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大发雷霆。我在中央十一中全会上给他提了，他说记不清了。直到退出延安，到西柏坡这一段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在这时刘少奇在西柏坡时，对农村的合作运动表示消极(当时我搞新华社)，当给他看时，他把关于合作社的事情都删去了，而提倡搞供销社，以代替资本主义商业，一直不与主席讲，后来与主席讲了，主席批评了他。
到北京以后犯的错误就多了，就严重了。就显出了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原形就显出了，一方面原在农村环境，又是民主革命时期，又没有独立工作，进城以后，革命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接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了，  (这是条件)根据是我长期受的资产阶级教育，第三个条件中央叫我做更多的工作，许多工作是我自己做主的，犯错误的机会就多了。

我的要害问题

　　(一)人民日报，我在负责时，没有宣传主席思想。首先对毛主席不忠实，我不忠于毛主席思想，因此在党内斗争中，我历来不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现在大家说我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实际也是这样，我没有站在主席一边向刘邓错误路线斗争。在党内斗争中我的立场是不显明。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明显地表示态度，后来主席找我谈了话：你多看看，北京的情况很复杂。没有显明立场，这实际是站在反党的立场。使人民日报实质上办成了资产阶级报纸。
　　(二)在文化性质的方面说了很多错误的话、意见。心理学、文艺、教育等。
    (三)文化革命中我所犯的错误是前面的错误的遗毒。同学们说我是镇压邮院文化大革命的后台，我情愿承认，但希望你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下功夫。

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

胡乔木是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搞裴多菲俱乐部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革命造反队全国文字革命串联会联络站

选自《“剥开皮来看”——胡乔木何许人也?》，上海邮电器材一厂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监督临时委员会、上海工会系统批修联络站编印，1967.6，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胡乔木反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他身为中央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却由于犯了错误，罢了官，怀恨在心，反咬一口，躲在暗角落里，跟着刘、邓、彭、陶、反对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胡乔木把文改会办成裴多菲俱乐部，是文改会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黑根子
　　胡乔木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窃踞了党的重要领导职位，在他的手所能伸到的文教战线，积极推行资产阶级专家路线，重用资产阶级“专家”，大批引进牛鬼蛇神。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是胡乔木提出来的，其中有大右派、胡风集团分子、反党分子，就是找不出一个工农兵的知识分子。胡愈之是胡乔木认为“威望较高”提名派来当文改会的副主任的，叶籁士更是直接由他决定的，先做文改会的秘书长，后做文改会的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已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倪海曙也是胡乔木要他离开时代出版社到科学院来的。倪海曙是上海地产工头的儿子，在困难时期自动退党。他吹捧过孟禄、胡适，有不少反动言行。胡既不调查也不了解，一谈之下马上写了三封介绍信，要他去找资产阶级专家罗常培、陆志韦、林汉达，后来又曾通知罗常培把倪海曙吸收进语言研究所。倪海曙进文改会，是叶籁士再三催促才办的，而那时叶籁士正在中宣部胡的手下工作。文改会成立的时候，胡愈之又拉进来赵平生(现任秘书长党组成员)，周天行(现任编辑室主任党组成员)和汉奸傅东华等，这些人都是经过中宣部批准的。当时胡乔木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黑帮头子周扬，以及胡绳、黎澍等，也都曾奉他的命，各管过一段文改会的工作，叶籁士拉进来周有光(洋奴、四大家族银行在美国的办事员，旧新华银行襄理，自称资产阶级专家)和许中一(反动流氓大贪污犯被开除出党)。倪海曙、许中一又一度想把公安部门控制对象刘泽先拉进文改会。林汉达成为右派后，仍在文改会担任要职。就这样，经过胡乔木的手，招降纳叛，在文改会内形成了一个以在上海搞过世界语和拉丁化新文字的人为核心的宗派小集团。他们自己又互相吹捧，升官提级。比如，倪海曙由十二级连升两级，到部长级，傅东华由六十元薪金一下子提到二百四十元，也是部长级；就连许中一这个大流氓也由叶籁士等提为编辑室副主任。这就在文改会中形成了一个高薪特权小集团。文改会的要害部门编辑室全权操在叶籁士、周天行、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倪海曙、周有光、摘帽右派林汉达、反动流氓许中一等人手里。在胡乔木的资产阶级专家路线指导下，胡愈之、叶籁士等结党营私，排斥工农出身的干部和不同意他们这样胡搞的人。为了扶植私人势力，并为有朝一日实行变天复辟做准备，胡乔木、胡愈之瞒着党内外群众先把叶籁士捧成全国人大代表，以叶籁士为主的党组又作出鉴定，说倪海曙是“靠拢党”的“左派”，林汉达表现“很好”，都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周有光也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叶籁士自己承认，曾经提议“培养”倪海曙和一个已被清除出党的叛徒入党。这些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一直攻击毛主席，污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把持着文改会和文改出版社以及两个文字改革刊物，说黑话，写毒文，出毒书。肖洛霍夫的叛徒文学《一个人的遭遇》，配合邓拓、吴晗向党进攻的《南包公海瑞》等等，都大量出版发行。文改会已经被胡乔木等办成修正主义老窝，实权掌握在他搞起来的裴多菲俱乐部手中，是胡乔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据点。现在再举两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事例。
　　(一)胡乔木所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字改革方针，而是刘少奇的文改方针。一九五三年一月，毛主席看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送去的拼音字母和简化字两个材料后，胡乔木向部分委员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
　　“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作简体字要多用草体，划出简化规律，做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可是十几年来，胡乔木和胡愈之、叶籁士等并没有认真积极地贯彻这个方针。他们主持下拟订的汉语拼音方案，有些音节长到五六个字母，拼写方法复杂，给工农群众和儿童学习拼音，帮助识字带来很多困难。教师们也纷纷反映，比注音字母还难，但是胡乔木、胡愈之、叶籁士和资产阶级“权威”“专家”倪海曙、周有光等勾结在一起，顽固地拒绝群众的批评，死也不肯修改。甚至连方案中原来规定的改双字母为单字母的办法也不肯在拼音识字中实行。_这是公然违背毛主席关于“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的指示的，汉字简化方案本身就不合乎“有规律地简化”“多利用草体”的指示，而且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十一年来，没有再简化一个汉字。减少汉字数量工作，毛主席指示要“大大减缩”，可是胡乔木等缩手缩脚，十几年来只用同音代替、整理异体字、改换生僻地名字等方法减少了几百个字。胡乔木这几年更倒退一步，曾经想把简化方案中不少同音代替字收回，把通用汉字定为一万左右，这样就不是减少字数，而是增加通用字数，胡愈之在主持《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的工作中，恢复了十五个已简化的繁体字，几十个整理掉了的异体字，在群众中造成混乱。这也是跟毛主席所指示的“大大减缩”唱对台戏的。胡乔木近年对文字改革悲观失望，认为“文字改革只能从望远镜里来看”。这两年来他们更明目张胆地让资产阶级“专家”周有光篡改毛主席的提法，说文字改革主要是“能够适应原子能超音速飞机和电子计算机的现时代对文字的要求。”这里面关于“现时代”的说法，完全是赫鲁晓夫和铁托的一套。这些反对毛主席文字改革方针的做法，胡乔木不仅不加批评制止，他反而百般为胡愈之、叶籁士等辩护。
　　群众批判文改会资产阶级当权派不执行毛主席的文字改革方针，胡乔木却说他们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根本不提毛主席的指示。胡乔木所提的“中央”是那个“中央”?! 最近从叶籁士的笔记本中查出胡乔木传达的刘少奇关于文字改革的指示，原来他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那个“中央”的方针。胡乔木一九五零年八月对倪海曙说：“刘少奇同志也是赞成的，认为中国文字必然拼音化，但实现的时间很长，也许要几百年以后。”一九五四年，胡乔木传达的刘少奇对于简化字的意见是：“少改一点，不要改得大家都不认得。”一九五五年叶籁士记的《少奇同志谈文改》中说：“汉字简化可做，但不能太急，一步一步，分批做”。“等到公布后，繁体字不立即取消，采取换钞票办法，减少社会波动。要很慎重做，不要急躁，不要一下子取消繁体字。”又说：“拉丁化马上搞不起来，要慎重，但是采取积极态度。”“研究工作要做，但不能马上推行。”拿刘少奇的意见和毛主席的指示比较，可以看到：在简化字问题上，毛主席主张有规律地简化，不零打碎敲；而刘少奇则要分批简化，逐步“兑换”，刘少奇并且指定胡乔木参加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照他的意图审订简化字。结果胡乔木、胡愈之、叶籁士等抗拒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刘少奇的办法，分批简化，分批推行，最后是“慎重”再“慎重”，十年没有再简化一个字。胡乔木，就是这样违背了中央的政策方针，破坏了党的文字改革事业。
　　(二)胡乔木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变成他个人一手控制的御用机构，事无巨细，都亲自决定，有时住在外地，还远距离操纵。在文改会，不仅胡愈之、叶籁士、赵平生等要完全听他的指挥，就是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同志也不能不听他的。他在一九六零年前后犯了错误，到外地养病，仍然书信不断，进行“遥控”。胡愈之、叶籁士、赵平生、倪海曙等裴多菲俱乐部的一伙，简直把胡乔木捧成神圣。在文改会无论什么问题，一提到是“乔木同志”决定的，几乎就再也没有讨论的余地了。胡乔木反对毛主席关于党委领导的最高指示，完全用个人包办代替了党委制。
　　更重要的是，一篇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介绍日本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情况的文章，竟然是由公安部门控制对象刘泽先提供资料，参加译写，由资产阶级“专家”周有光起稿，叶籁士审阅修改、胡乔木最后定稿发表的。这篇文章里面吹捧日本资本家搞的一个研究文字机械化的组织——实务用字研究协会。有人曾经质问叶籁士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胡乔木同志的意见，认为虽然有替日本资本家吹嘘的坏作用，但是关系不大。”大家听听，为了达到他们搞文字改革裴多菲俱乐部的目的，连丧失民族气节和无产阶级立场都在所不顾了。
　　更可气愤的是，胡乔木还想用这篇包含严重错误的文章，到处招摇撞骗。他接连写信指示叶籁士把这篇文章出单行本，而且非要人民出版社出版不可。出版后又密令叶籁士转告署名人把这本书赠送给毛主席和各省市党的负责人。名单都是他亲自拟好的。原信在我们手中。他又要吴玉章同志召开座谈会，约人写文章，特别是要章土钊和黎锦熙写吹捧文章，去干扰毛主席。胡乔木如此苦心积虑地搞这一套，也就充分暴露了他的个人野心。
　　二、胡乔木破坏文改会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诡计的大暴露
　　胡乔木不仅是文改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头目和后台，而且是破坏文改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为破坏文改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胡乔木干尽了卑鄙勾当。
　　(一)给文改会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打保票。胡乔木说：“定胡愈之、叶籁士：赵平生是黑帮，这肯定是不成立的。总的看，胡愈之、叶籁士、赵平生对党还是忠诚的。”“胡、叶服从中央的决定还是坚决的。”何以见得呢?胡乔木说：主要因为“(胡、叶、赵)也没有反对过我和吴老”。革命群众批斗胡、叶、赵，说他们是黑帮，主要因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不贯彻毛主席对文字改革的指示，反党，反社会主义。胡乔木，你怎么能代表党中央?胡愈之、叶籁士等不反对你，这足以证明你们是一丘之貉，都是一号反党的家伙。
　　在去年六月二十日左右，文改会革命群众签名的大字报，要求撤叶籁士的职，把赵平生等人停职反省。可是在胡乔木和由他决定派来的工作组阻挠下，他们先是迟迟不上报，后来他和文教口负责人、刘邓路线的忠实走狗陶铸等共谋，不理群众的要求直到今天也没有批准。
　　(二)胡乔木给文革领导小组出谋划策，保住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三)胡乔木为了保护胡愈之、叶籁士转移斗争目标，竟然违背中央不准动用档案的指示和“十六条”，要张平等公布高级干部的人事机密档案，替胡愈之、叶籁士洗刷，而且指定要赶在文改会文化革命委员会选举之前公布，以影响选举。张平等人奉命而行，把叶籁士、赵平生等一伙资产阶级当权派在一九五九年一手泡制出来的档案材料公布出来了。更严重的是，他们不请示周总理，公布了总理对人事任用的指示，损害了总理的威信，真是胆大包天。这是胡乔木在文化革命中的违法乱纪的犯罪行为。
　　(四)胡乔木为了扼杀文改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心积虑打击敢于起来革命的群众。他采取了杀一警百的手法，威胁革命群众。去年六月下旬革命群众刚刚在群众大会上揭发了叶籁士等资产阶级当权派，郑之东同志揭露胡乔木、胡愈之是叶籁士等的后台和黑根子。工作组把这话向胡乔木汇报了。胡乔木听后咬牙切齿地痛恨在心。他跟文办的张孟旭、雍文涛、罗屏和工作组长李洁等一起开黑会，大说敢于出来揭发的郑之东同志的坏话。他说：“我对郑之东这人印象不好”。他又凭空造谣，说郑之东同志在一九五〇年离开总理办公室时受过处分，是总理赶走的。”经过我们了解，其实没有这回事，既没有处分，也不是被赶走的。胡乔木对付革命群众的手段十分阴险毒辣。他不露声色，不公开扣“反党、反革命”帽子，但暗中却发黑指示，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迫害。第一步，用公布人事机密档案的办法，证明叶籁士没有排斥异己，照他的说法，是“郑之东有意把水搅混”。第二步，他命令张平等说：“郑揭发的问题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事实，也要弄清楚，也要宣布。”并让他们“请叶籁士写个材料”，公开为叶翻案。第三步，他命令张平等标准好公布郑之东同志的档案材料。
　　胡乔木干涉控制文改会的革命群众运动，已经达到多么深入的程度!作为中央委员，刚刚开过十一中全会，公布了《十六条》。他不是跟着毛主席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却竟敢跟着刘邓陶，“组织反击”，迫害革命群众。为了保他多年苦心搞起来的文改会裴多菲俱乐部和他的忠实走狗胡愈之、叶籁士，他不惜一切地破坏文改会的文化革命运动，什么花招都使出来了!
　　总而言之，胡乔木多年在文改会搞了一个反对毛主席的裴多菲俱乐部，修正主义的老窝，最近半年又凶狠毒辣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黑手被革命造反的群众抓住了，但是他的原形还没有彻底暴露。我们一定要把胡乔木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
　　原载《北邮东方红》

彻底清算胡乔木在中国科学院的反革命罪行
中国科学院红旗全国总部


选自《“剥开皮来看”——胡乔木何许人也?》，上海邮电器材一厂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监督临时委员会、上海工会系统批修联络站编印，1967.6，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袖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阻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但是我们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把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统统揪出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是刘邓路线忠实执行者。现在让我们剥开胡乔木的画皮，看看胡乔木的丑恶灵魂。
　　胡乔木是科学院老右派杜润生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劲夫的黑后台。
　　胡乔木一贯包庇杜润生和张劲夫，招降纳叛，同他们结成死党，目的在于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九五八年科学界心理学进行了一次大革命，胡乔木的黑手就伸进了我院。胡乔木对心理学革命极为不满。
　　一九六二年胡乔木在我院作过关于心理学问题的报告。他以心理学“权威”自居，说什么“心理学不是政治思想工作”，“否定心理学，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他还说：“造成犯罪的原因有心理、病理、遗传、家庭与社会暗示影响等因素。”这是明目张胆地否认心理学的阶级性，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唱反调。
　　我国科学研究工作，不能走各国已经走过的道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爬行。但胡乔木却说：“外国文献研究多的问题就是生长点，我国的研究课题就是由此而来”，胡乔木让我们跟在美英帝国主义国家后面慢慢地爬行，这是一副十足的洋奴嘴脸!
　　一九六三年胡乔木在他家中设宴招待杜家班子的杜润生、汪志华、吴明瑜、朱琴珊，向他们口授秘诀要我院沿着美国的科研道路走，并指示要我院派“坐探”到全国各生产部门去兜售私货，施展野心。他说“美国的办法，你们也可以采取嘛!科学院也可以派‘坐探’到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所里去。”这是胡乔木野心的大暴露。他不仅把黑手伸进科学院，还企图把黑手伸到全国各产业部门去。胡乔木还积极鼓吹“自由化”，他说“要让科学家有些自由活动的时间。你们订计划是否可以允许有些自由活动”。在胡乔木这种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指导下，张劲夫提出了“安、钻、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口号。我院的修正主义的十四条，就是这样出笼的。胡乔木为了支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胡说什么“业余写作这件事，要向中央反映，由中央，至少中宣部下达指示。不许你这种批评，否则成为自杀的政策了。”这是胡乔木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黑话，它不仅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资本主义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是对毛主席提出的改造知识分子的指示的恶毒攻击。胡乔木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还指示我院向中央吹捧科研成果，以骗取中央支持。他说：“要利用各种机会，各种讲坛，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央知道科学院的情况，比如中央全会、干部扩大会，比如总理常常看戏，打听一下什么时候去看戏，你们也去，坐在他身边，或者坐在他背后，休息时就找他谈谈。副总理也是一样，要利用各种机会……”胡乔木挖空心思、费尽心机，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不明明是让我们象资本家作广告宣传一样，用来骗取中央的支持又是什么!胡乔木还鼓吹什么“宣传冷门”。“冷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搞的“测谎器”一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不是想在我院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又是什么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朱洗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否认人类的阶级性，吹捧什么“人类共性”，诬蔑无产阶级专政“不文明”，猖狂地向党进攻。胡乔木支持朱洗向党进攻。在一九六四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朱洗可以说是科学家中勤于写书的，一辈子也没有脱离实验室，怎么能说是名利观点?这样勤奋的科学家，写书还受批评，这可以说是残酷的待遇，很不应该。朱洗是一位很难得的科学家，有爱国心，有成就……”。胡乔木这样说的目的，不正是为朱洗撑腰，向党进攻吗!
　　毛主席号召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胡乔木说“你们就可以下决心不学，中央也没有说都要学，没有这一点毅力不行，会变成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这是胡乔木公开反对主席，反对突出政治最露骨的反动言论。
　　胡乔木长期以来干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事，因此他非常仇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他就惊慌不安，上窜下跳，四处活动；先后到过六中、女一中、科学院、邮电学院、北大、师大、师大附中、新华社、人民日报、文字改革委员会等单位招摇撞骗，放了不少毒，企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反革命修正主义宪兵队——西城区纠察队，私设“白公馆”，残杀革命群众。胡乔木却说什么“你们要看到他们的长处……红卫兵纠察队还要加强。”我们要问胡乔木，你说西城区纠察队的长处是什么?你要加强红卫兵纠察队是为了什么?一言道破，就是为了破坏革命。胡乔木就是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和幕后军师。经常给他们“黑指示”。我们要揪出这个黑后台，把他斗倒、斗臭、斗垮，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应地所的革命同志是科学院文化革命的先锋，应地所的革命群众抓住他们解兆元(所长)等一伙黑线，通过保卫科长董如江的问题，矛头指向修正主义的院党委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劲夫，革命的群众运动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张劲夫，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他的修正主义的院党委对革命派实行了残酷的围剿，实行白色恐怖，采取国民党法西斯的手段于六月二十四日假造了两个“中央文件”，印发了反革命的科学报“号外”，把应地所的革命群众运动打成“反革命复辟事件”，把革命同志王锡鹏等打成“反革命”。
　　就在这一天，这个多年在家“养病”的中央候补书记，来到了应地所，在张劲夫等向革命群众夺权的大会上说什么：“你们太麻痹大意了，这不明明是右派翻天了吗?”他的“右派翻天”，配上张劲夫伪造的“中央文件”，就成了张劲夫百倍残酷镇压我院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动员令。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的群众运动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冲破了重重阻力，胜利地前进了!革命群众揪出了张劲夫这个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胡乔木说：“聂总的意思，张劲夫这样的干部还是要保的……”我们要问胡乔木：保张劲夫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聂总的意思还是你的黑指示?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谷羽成了张劲夫的铁杆保皇派。七月上旬，胡乔木对戚本禹同志讲什么“王锡鹏给林彪同志的信，内容和事实有出入，不太符合。和‘号外’也不太符合”。他这是在宣扬六月二十四日的反革命“号外”，在保张劲夫!
　　七月三十日科学界万人大会后，胡乔木还妄图保张劲夫。他找聂荣臻、戚本禹等人谈“应地所事件”。阻挠全院革命群众为应地所的革命同志平反。
　　十月份，总理指示科学院查封有关运动的材料，军委指示给受打击，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平反，十一月中央二次指示查封运动中形成的材料。谷羽却胆敢对抗中央指示，将黑材料带回家中和胡乔木的“文件”混在一起，阻挠革命同志前往清查。胡乔木明知谷羽窝藏黑材料硬说不知道，这是胡乔木破坏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又一罪证!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胡乔木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走卒，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胡乔木这个反动家伙，也是这样。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坚决将胡乔木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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