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燕京：评白承旭《陈伯达与“造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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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燕京：“文革”作为“同时代经验” ——评白承旭《文革的政治与困境：陈伯达与“造反”的时代》

原编者按
　　保马今天推出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娄燕京同志的文革研究书评：《“文革”作为“同时代经验” ——评白承旭〈文革的政治与困境：陈伯达与“造反”的时代〉》。韩国学者白承旭的这本书是近年出版的理论性较强的一部文革研究著作。它一方面勾勒文革发展的历史线索，一方面又运用当代左翼思想对这一历史脉络进行阐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把陈伯达作为贯穿文革历史的一个重要人物加以考察。但是，本书并非陈伯达的个人传记，而是把陈伯达作为整个文革史中的一个“表征”，作为整个文革发展机制中一个具有结构性意义的“位置”来把握。通过描述陈伯达思想的发展过程、他的行为方式以他最后的悲剧命运，来揭示文革内在的困境：即“自上而下”的党国体制和“自下而上”的巴黎公社原则之间的复杂矛盾。而这正是文革的极端复杂性之所在。感谢娄燕京同志授权保马推送此文。



　　如何看待半个世纪之前爆发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既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禁区，也是在现实语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去面对的思想命题。而在“文革”研究方面，既需要清理历史的现场，恢复历史的复杂性，也需要洞幽烛微，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脉络中理解和判断其中尚未成为“历史”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韩国学者白承旭的著作《文革的政治与困境：陈伯达与“造反”的时代》(【韩】白承旭著，延光锡译，胡清雅校对，国立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为中国人自身研究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独特的思考路径和参照点。

　　作为韩国学者，白承旭从中韩两国在历史与现实上的深厚联系出发，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界定为“同时代经验”：“回顾20世纪世界史经验，摸索‘群众的政治’可能性时，中国革命史的经验比起任何历史经验还广泛、极端。而且，文化大革命是许多政治实验的顶点，也是失败的极点。它在全球的层次，是具有普遍性的同时代经验，而它的结局，也是一个非同时代经验，全面浮现了同时代无法解决的困境。”(“韩文版序·写在前面”，第XXIV—XXV页)在作者那里，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一场外在于自身国家历史和世界史的“他国”的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也并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历史学问进行研究，而是相反，“文革”必须放置在全球视野和世界史立场上来考察，在同时代经验的层面上，将中国的“文革”这一“他者”内在化，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普遍性困境，形成自身批判性的一部分。

　　这一研究前提的设置，也使得白承旭的著作具备了理论思考的强度。正如本书的译者所言，白承旭试图“透过阿图塞—巴利巴尔的‘情势的过度决定’来研究文革”，作者由此呈现出自己的方法论：“我们透过对于‘情势’和‘主要矛盾’的思考，找到了群众政治足以对‘结构’产生作用的通道，但群众的介入，并非纯粹在矛盾的范围和空间内部所进行的，它的展开，面对着矛盾的‘诸条件’和‘诸形势’。因此，我们无法充分地预测、控制这个‘介入’对形势的所产生的作用，将向哪何方变化。它开放着不确定性，但它有多么不确定，就有多么‘唯物论’。”(第225页)白承旭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强调，背后凸显的其实是与既有研究范式的对话，也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我们需要跨越两重解释：(1)把它诠释为毛泽东为了权力斗争，而井井有条地操纵、动员群众的‘极权主义’立场;(2)把它诠释为为了建立新的乌托邦所进行的党内斗争的‘毛泽东主义’立场。”(第2页)这种简化的一左一右的研究模式遮蔽了“文革”的复杂性，因此“我们需要对于复杂的社会张力和矛盾进行分析，更需要在它表面的对立结构下，对于那些有所意图或没有意图的结果、预料之中或出乎意料之间的历史复杂性，进行多面性的分析。”(第2页)具体而言，文化大革命“必须被理解为，是那些‘自上而下’的解释和‘自下而上’的多重分歧的企图，结合在一起的历史过程。……这不同于主流的解释，而是试图在‘群众运动’的脉络中重新检验，这不仅是要寻找群众运动的‘正面性’，也要寻找出它的限制和困境。”(第5页)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陈伯达与‘造反’的时代”所显示的，作者通过“多元决定”来分析“文革”的切入口的正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三者在联系上的矛盾。将是重要环节，打开对于争论点的讨论。”(第17页)“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冲突中，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居中调停，因而成为“文革困境”的一个突出表征。作者如此分析陈伯达在文革中的“位置”：“文化大革命时期，陈伯达一方面是造反派在思想上的‘幕后’，另一方面也是毛的‘理论整理者’。因此，在文革时期，他自然成为了把造反派和毛搭接上的重要桥梁，而他自身同时也体现了文革的矛盾和困境。他连接了造反派和毛，因此在文革开始时，成为把文革理论化的重要核心主轴;此后，造反派和毛各自激化了，他却不能跟着任何一个方向走。那些各自方向的发展和陈伯达的思想、理论发展不无关系，但陈伯达无法跟随它们，也没有任何头绪可以与它们一起走。”(第17—1页)简言之，陈伯达在白承旭的书中成为了叙述线索。在历史叙述的层面，陈伯达象征着文化大革命的场所变更，从北京到上海，从学校到工厂;而在理论思考的层面，白承旭的书则并没有对陈伯达的个人研究，而是突出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正是通过作为象征人物的陈伯达，白承旭开启了他对“文革”的政治困境的探讨。

　　陈伯达(1904—1989)
　　白承旭在“韩文版序•写在前面”中概括了本书的主旨：“简单而言，文化大革命所呈现的现代政治困境，是‘革命’和‘过渡’之间的困难的症结之处。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困境，是政治的自律性和体系的变革之间，两者邂逅的可能系和症结”。(第XXV页)同样，本书的译者在“翻译后记”中将本书的主要观点概括为“结构—主体的辩证法”。因此，理解这本书的主要框架，需要理清几个关键词：“革命”与“过渡”，“结构”与“主体”。

　　首先，是“过渡”。何谓“过渡”?“过渡指‘透过结构的变革，一个体系在性质上变成另一个体系的过程’”，因此，“‘过渡’是极为‘结构性’的”，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也就是说，“过渡”意味着某种结构的变革，或者一种体系的转换，而关键在于如何达成这种“过渡”。由此引出“革命”的问题，“大体上，‘革命’被理解为‘主体具有热情的集体行为，透过获得权力，明显地把某一对象，进行根本性地改变的断裂性事件’”。但是“革命”与“过渡”之间存在互为矛盾的关系：“没有革命，过渡不可能实现，但革命本身又不保证过渡。”具体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白承旭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二阶段革命论”的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即“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能自动打造‘社会主义’的‘结构’”。因为，在一般意义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就等于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结构变革”，也就是把“革命”等同于“过渡”。但是，“文革”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简言之，“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完成“过渡”(社会主义的结构变革)。正是在此前提下，文革的三大核心问题被提出来：一是社会主义下，资本主义是否会复辟，二是此复辟又是为什么、或怎么可能的?三是如何防止此复辟。展开来说，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而党、国家、军队等都内在于这一条件、结构之中，因此要真正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要打破这一结构，而打破这一结构必须从结构之外寻找新的主体。换言之，社会主义条件下要“继续革命”。

　　具体到文革所面临的问题，“过渡”即“社会主义的结构变革”究竟是什么?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中毛泽东阐述道：“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前，也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了，也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也是一般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不同(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中初步成长起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转引自白书，第156—157页)白承旭由此总结出毛泽东的一个设想：“社会主义无法以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基础，而社会主义过渡期就是打造它自己的生产力基础的政治条件。”(第158页)这意味着，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是简单地掌握国家政权和改造所有制的问题，而必须要打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要打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工业革命”，因此问题就被具体地转换为打破前十七年的“苏联模式”，改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政治条件。而这一政治条件从何而来，即是“文革”的群众政治(解放的政治)，至此，文革的政治困境就可以概括为：“关于‘新的工业革命’的争论，如何与具有自律性的群众运动‘相遇’、互相渗透”，“要突破结构，只能通过足以使它的社会关系得以转型的群众政治实践。”(第213—214页)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从左至右)
　　在这一基础上，白承旭高度评价《文革十六条》，认为“它提出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因此它的意义已超越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纲领’层次，达到了具有宪法意义的高度”(第44页)，尤其是《文革十六条》中的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转引自白书，第48页)这一《文革十六条》的核心思想被表述为“巴黎公社原则”，在这一原则下，“‘群众运动’被置于比‘党’更高的位置上。”文革的政治困境也在这一原则下正式登场：“不能被包办代替的革命”将群众打造成具有政治自律性的主体以达成社会主义的结构变革，就出现了新的问题：结构—主体的辩证法。这里的“结构”既指向生产或经济，也指向党-国家。群众作为一种具有政治自律性的主体一方面要改变某种结构，但另一方面又受限于这种结构，这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群众政治本身就受到一种“结构性制约”，比如在陈伯达那里，“在不改变既存的体制的前提下，扩大群众的自律性和自由活动空间”，文革被限定在“由党主导”的整肃活动，因此，陈伯达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工厂和学校的情况基本相同”，在毛泽东那里，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如果所有政府都使用了‘人民公社’这样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和政治体制会出问题(‘应该称呼为中华人民公社?’);二，上海公社内没有党的位置。”“尤其核心的是第二个问题，也因此，已建立革命委员会为目标、由党主导的‘大联合’过程，在之后逐渐取代了‘公社’。”(第85页)二是群众运动将结构人格化，夺权变成“揪人”，结构本身没有得到改变，形成夺权的恶性循环，演变成暴力、武斗：“一般来说，夺权运动在形式上，并没有超越造反派联合组织夺取各级机关的‘公章’，运动的焦点还是在‘谁’夺权、夺权的权利在谁身上等问题。他们的焦点，并没有放在透过‘夺权’，如何能够带来权力运作机制和‘结构’运作方式的变化。从这点来看，这时期的夺权运动，也还局限于类似‘揪出走资派就可以改变结构’的前期的思考。所以各个派别之间的对立，也围绕在‘谁’更有夺权的权限，并以‘夺取公章’的形式，无限反复地展开了。”(第87页)

　　因此，在白承旭那里，“文革”的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党，一个是群众。白承旭特别纠结于“党”的问题，在他看来成为问题的是如何解释“文革”从“巴黎公社原则”一下子跳到“斯大林主义”，他认为在这之间存在着“跳跃和空白”，但是他似乎在这里接受了巴利巴尔的解释：“斯大林主义的内在批判”，也即利用群众运动保证党的统一。也就是说，党无法保证“结构变革”，党的出现就意味着回到结构的原点。另一方面，则是群众的问题，他用了巴利巴尔的“群众的恐惧”(即“对群众的恐惧”和“群众对自己的恐惧”)，“文革”中最尖锐的对立是群众自身的内部对立，即存在于“造反派和造反派、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或是学生红卫兵和工人组织、城市组织和农民之间”(第216页)，失去了某种结构性的制约，群众政治就会奔向暴力和非合理性的世界，其政治也难以为继。“文革”正是在这意义上成了“反面教材”：“在1848年之后，我们一直是透过‘党’的形式，来摸索、解决法国革命所提出的自律性政治和结构变革之间的矛盾与落差。但文化大革命使这个幻想发生了根本性的龟裂。结构和政治自律性的差距，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连接起来的，但是，若不是企图使两者产生新的连接，政治也无法被思考。”(第231页)而这也构成了他所谓的“同时代经验”。

　　上海人民公社
　　可以说，白承旭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困境做出了深度的理论思考，但是理论思考上的深度却无法掩盖史实方面的谬误。《文革的政治与困境：陈伯达与“造反”的时代》一书的大部分史料主要来自所谓的“海外文革史学”，由于政治上的偏见和史料选取上的选择性使得白承旭的著作在论述上会出现一定的偏差，比如对所谓“广西惨案”的解释，由于其引用材料上的问题，导致其忽略了这一事件背后大的国际形势，即冷战结构下，越南战争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关联。与此同时，白承旭在思考“文革”问题时，借助了西方的思想资源，诸如阿尔都塞、巴利巴尔、巴丢等人的理论，这在为白承旭的研究带来崭新的思考框架的同时，也使其在某些方面偏离了历史事实，造成了“以论带史”的现象。在具体的观点上，白承旭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观念，即认为群众政治应该打垮党国体制，以至于在白承旭那里，巴黎公社原则被过于美化，群众政治成为天然合理的，是一个不需要分析的范畴。但是无政府主义在作为理念与作为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文革的困境方面，即在巴黎公社原则与党国体制的矛盾在何种意义妥协的问题上，白承旭无疑选择了更为激进的方向。

　　尽管在理论思考与历史叙述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但是白承旭的《文革的政治与困境：陈伯达与“造反”的时代》一书在“文革”研究中无疑是深具理论强度的，而他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论述为政治与经济相互缠绕的方式也无疑为文革研究展示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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