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天下：圣地里的北京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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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专列

　　习近平带着妻子女儿回到梁家河村的那一天是腊月二十三，中国北方这一天是小年。
　　当年的大队书记和入党介绍人梁玉明告诉《博客天下》，习近平用陕西话说：“这次带着婆姨（妻子）回来了。”
　　延安的许多乡村接待过这种“回来看看”的北京知青，十年前甚至有上千人的集体还乡活动。这些大多已经年过六旬的昔日青年往往会认为，这片神奇的黄土地给他们的人生打上了一个强烈的烙印。
　　习近平对黄土地的那种情感集中表现在他的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上，和多数背井离乡的北京孩子不同，陕西是习近平的老家，他比其他插队的同学有着更浓厚一层的感情。
　　“回家看看”20天后，在2015年的两会上，习近平和上海主持人曹可凡谈起正在播出的路遥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路遥和谷溪（曹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
　　北京知青离开北京的日子，根据去向不同会有区别，诗人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描写的是奔赴陕西的火车，那是1968年的冬天。奔赴延安的人的记忆是1969年1月，在那整整一个月里，北京青年从北京到西安，西安到铜川，铜川到延安。北京出发时的火车被称为“延安专列”。
　　延安专列上的人还有，作家史铁生，“赤脚医生”孙立哲，“扎根于农村”的丁爱笛，作家陶正，后来成为共青延川县团委书记的陶海粟。
　　两位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通过这趟列车来到延安―习近平和王岐山。
　　大多数知青会记得那个“青山绿水”“牛羊成群”“果树满山”的谎言，来接北京娃娃的干部曾经这样把青年们连哄带骗地带走了。
　　曾经在延安插队的，后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的王昕在回忆文章中记述：“坐在西去的列车上，欣赏着车窗外北国的风光，在茫茫白雪覆盖下的田野、山川……想着自己好不容易换来的挣脱父母羁绊的独立的心声，以及接我们去陕北的当地知青办的同志描述的满山果树、遍地牛羊的新的家园，满心充满对新的目的地的好奇。”
　　超过26000名北京青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来到延安，在陆续回城之后，他们在各行各业表现出众，从政的人超过了八分之一。
　　习近平曾经转述1993年延安地区行署专员跟他说的一个数据：
　　“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二万六，号称三万。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三千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
　　在“省部级干部八个”中，包括当时担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王岐山，其中习近平和作家路遥、史铁都在延川插队。 转变的北京娃
　　延安对北京知青来说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存在，在1966年的红卫兵串联当中，许多人都把终点设置为延安，狂热的青年们从千里之外步行前往。
　　当时的习近平心事沉重，因为父亲习仲勋的原因他受到了管制，仅仅因为床位不够才得以幸免。
　　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说：“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
　　在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发出之后，习近平报名下乡。去延安成了习近平逃离北京的一种方式。当时造反派发现“要去的地方是延安，跟流放差不多”就允许习近平离开北京。
　　每个人来到延安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远走避祸、有的逃离父母、有的是跟着女朋友一起来，有的则是理想感召。梁家河村的大队书记梁玉明赶着毛驴车接走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15个各怀心事的“北京娃”。
　　村里安排习近平等6个男知青住在一个窑洞里，睡一大炕。因为学生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每天吃过早饭，梁玉明给这些年轻知青上学习班。
　　在梁家河，不到16岁的习近平是年纪最小的知青。
　　下乡第一年，习近平表现不算好。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在梁玉明的印象中，习近平“这个人脾气倔，跟人不多说话”。
　　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后来在撰写习近平的知青经历时去梁家河采访，村民告诉他“习仲勋曾说过习近平的性格犟，是个‘犟怂’（固执偏激的人）”。这个评价很可能是习近平自己转述的父亲评价。
　　1969年底，习近平跟梁玉明请假探家，回到北京后又被关进“学习班”，送到海淀的工地上埋水管。半年后被放出来，习近平听从姨夫魏健（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的建议，回到梁家河。
　　大队书记梁玉明对《博客天下》描绘了他再见到习近平时的样子：
　　“是从山西扒着煤车回来的，回来的时候脸上沾着煤土，黑黢黢的。”
　　据延川县作协主席张思明了解，习近平先到了延安县冯庄（延安县是现在延安市宝塔区），他的朋友、北京35中的学生王岐山在那里插队。因为路远天黑，习近平在冯庄留宿了一晚，借住在王岐山的窑洞里，习近平从北京带回来两本经济学的书，被王岐山扣下了一本自己读。
　　没有人知道那一夜两人聊了些什么。王岐山和习近平是同一年从北京到延安插队的知青，被分在不同的村子。但王岐山是高中毕业生，到延安时就已经21岁，比习近平年长得多，而且王岐山过去是辅导员―王岐山的朋友“老骥”曾经回忆，在“文革”前的北京中学里，有些地方有这样的规矩，从高中的班干部里选择一位大哥哥来帮老师管理和指导初中的小同学们。
　　王岐山在冯庄受人尊重，他并不强壮，劳动不算一把好手，却有强大的号召力，不管是北京知青还是当地村民，有事都愿意找王岐山商量。习近平应该看到了王岐山在村里的情况。 　　回家和借宿之后，习近平有了明显的转变。梁玉明告诉《博客天下》：“他说他就扎根农村，扎根一辈子，就好好干一辈子。没有回北京那一说了，说要好好劳动，接受再教育。”习近平回忆文章中将转变归结到“和群众打成一片”，和乡亲们一起上山劳动，推土建坝。在许多梁家河乡亲的记忆中，习近平成了一个“卖力，不偷奸耍滑，能吃苦”的娃娃。刚下乡时，习近平只能靠劳动挣6分，跟妇女水平类似，两年后能挣满10分，成了一个顶用的壮劳力。
　　因为父亲习仲勋的问题，习近平入团申请与入党申请屡次被驳回，在递交十余次后才被较开明的官员批准。入党后不久，习近平当选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任期间，他带领村民“整社（处理姓氏宗族之间矛盾）”、修筑大坝、修建沼气池，这些举措为他在当地赢得良好口碑。
　　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生活跟陕北高原一样贫苦，每天吃糠咽菜，勉强果腹。村里不通电，也没有文化娱乐生活。习近平在梁家河的7年，除了劳动之外，还看了两箱子从北京带过来的书。
　　“咱们那时候是困难，公有制，煤油一个月给一斤。一斤煤油还得节省点，那煤油灯得用细捻子不敢用粗捻子，粗捻子费油嘛。”梁玉明说。
　　梁玉明回忆起当时在窑洞里，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和习近平一起抽烟拉话。“两个人一晚上抽三包烟”。
　　和王岐山类似，习近平也有了上门找他商量事的人。对于一个知青来说，这是成功的标志。 雄心勃勃的本地青年
　　本地知识青年王卫国也在这几年间，在窑洞里逐渐成长为作家路遥。
　　1968年，19岁的王卫国是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副县长）。“当时的王卫国，长期身处社会底层，被压抑的政治抱负与权力欲望开始得到实现，但他怀疑这种身份的真实感，甚至不敢正视其尴尬的境遇。”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在《路遥传》中写道。
　　农村青年王卫国还没来得及在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施展抱负，就因为被怀疑组织武斗打死了人接受了一轮审查。1968年底，王卫国随着“老三届”学生回到家乡郭家沟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他收到了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把老�头，一块新的白羊肚毛巾。
　　王卫国这样的人被称作“回乡知青”或者“本地知青”。
　　在王卫国回乡后不久，1969年元月，从北京来的两万多名知青陆陆续续到达延安。延川县接纳了两千多名北京海淀区的知青，其中不乏清华大学附中、八一中学这样名校的学生。
　　1960年代，清华附中是大批干部子女的聚集地，也是红卫兵运动的萌发地。这些学生将在学校里就已经具备的“精英意识”带到了陕北农村，在经历了1966、1967年的杀伐纷争之后，许多人抱着浮士德改造世界的情怀。
　　来自清华附中后在延川插队的作家陶正曾说：“我当时的全部感受只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干’。嘴里还得说接受教育，心里念叨的改造农村改造中国。我也真想在革命圣地学到什么革命传统。陕北穷，落后，能大有作为，这是真的。志同道合的17人编成一组，专挑荒僻穷困的地方落草扎根。”
　　“如果北京知青没有来，路遥和我们这些人的人生可能会大不相同，或许就一辈子当个农民。”路遥和习近平插队时的朋友、陕西诗人曹谷溪对《博客天下》说，他认为北京知青给延川这个闭塞小县城带来的冲击巨大。
　　“我们这儿的人看到北京知青刷牙，都指着说‘你看这个娃娃在嘴里掏什么呢？’有知青回来开玩笑说，‘要不是我们北京知青，你们连刷牙都不知道’。”延安知青文化网站发起人之一拓随娃告诉《博客天下》。
　　曹谷溪曾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的通讯干事。1970年，他把王卫国调到延川县通讯组，以培养通讯骨干的名义进行培训。在通讯组里的还有陶正，以及成为王卫国妻子的北京知青林达。
　　除了以乡亲们知心人形象出现的王岐山，知青们以不同的形象成为这个圈子当中的话题和风云人物。
　　北京知青孙立哲的父亲是位医生，他耳濡目染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到了延川后成为当地知名的赤脚医生。他曾经成功地给一位产后大出血的产妇进行手术，成为当时的先进典型。
　　当年的《延川十唱》，第一唱就是唱孙立哲：“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天天出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陶正充满着红色浪漫主义气质，用军大衣包裹了一个油印机就来了陕北；到了插队的关庄公社就出版了一张油印的《红卫兵战报》。自带印刷机的事迹令人印象深刻，习近平2003年时写文章回忆这个知青群体，立刻就能想到他。
　　王卫国也很快成了一个令北京知青称奇的人物，1970年，王卫国随延川县革委会党校去榆林采访，回来后写了两首诗―《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
　　战士柳林过/条条柳枝攀衣袖/战士停脚步/齐声问塞柳/塞上狂风紧/黄沙滚滚流；
　　却为何―你身杆长得这么壮/枝叶出得这么稠？―《塞上柳》
　　这两首诗发表在延川县文化馆油印期刊《革命文化》上，王卫国这个名字在几年前的政治运动当中太过有名，馆长建议他用个笔名，王卫国就此变成了路遥。
　　路遥渐渐成了名人。一方面他的文学创作才能逐渐被人知晓，另一方面是这个本地农民儿子谈了两个女朋友，都是北京知青。
　　延川县文化馆面山靠水，一个小院子有几孔窑洞，在临街的位置有个半地下的阅览室，这是路遥常去的地方。这个阅览室可读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挂着几份报纸和杂志，空荡荡的房间也很少有人光顾，每逢赶集的日子，甚至会有当地几位老乡搁下一些东西请阅览室里的人帮忙照看一下。
　　曾在延川插队的画家邢仪在回忆文章中记述：陕北青年路遥有着极强的充实自己知识的欲望，他是文化馆阅览室的常客……路遥能在里面待上整整一个上午。
　　“你看路遥所有的照片里，他都拿着一本书。”曹谷溪翻开他收藏的老照片对《博客天下》说。
　　陶正说，路遥喜欢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静静的顿河》，还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喜欢史诗性的作品。” 　　交个北京知青女朋友，是路遥读书之外最热切的渴望。
　　据梁向阳的《路遥传》，路遥对刚结识的作家李小巴说过：“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她们中间。”李小巴当时认为这是一个不自量力的陕北后生在口吐
　　狂言。
　　路遥的第一个女朋友叫林红，第二个女朋友叫林达，都是北京知青。
　　清华附中学生张兴祥当时担任延川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林红和张兴祥的女朋友是好友，而林达曾在张兴祥的通讯组担任通讯员。
　　“那是几十年前的农村啊。北京女知青跟当地的女孩子肯定是不同的。”张兴祥说，“路遥虽然是当地人，但他有才啊。这是吸引女孩子的关键。”
　　路遥不善于对付女性和恋爱，替别人说媒就能让他近乎崩溃。
　　一位北京女知青爱慕赤脚医生孙立哲，路遥的女友林达让他去做孙立哲的思想工作。后来孙立哲常拿这件事说笑：“路遥上关家庄找我来了，我不知他有什么事。路遥坐在那脸憋得通红，吭哧半天说出一句话‘彦这人确实不错。’”孙立哲学着路遥的陕北腔说。
　　张兴祥见证了路遥的两次恋爱过程，并成为路遥和林达婚礼的主持人。
　　林达出生于干部家庭，是一名“才女”，跟路遥“志同道合”。熟悉《平凡的世界》的人可能在润叶的家庭背景上找到一点影子。 本地娃和外地娃
　　1970年，从小喜欢唱京剧的北京知青杨世杰因为一次全县的文艺汇演而崭露头角。延川县将他调到县里，临时组成“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此前的杨世杰因为瘦小，担粪上山时痛苦不堪。
　　路遥很愿意认识知青中的各种红人，托朋友认识了杨世杰。
　　这时候的路遥“很邋遢”，“穿一身八路灰的衣服，脚上一双破球鞋，戴着一顶赵本山表演时的帽子。”杨世杰说。
　　擅长表演的杨世杰演示了路遥的经典动作―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大拇指和无名指拔胡子，这个动作不会妨碍他不停地看书。
　　1971年，杨世杰所在的文艺宣传队成为正式的宣传队，定编定岗。路遥也进入宣传队正式担任创作员，撰写剧本，“文艺宣传队成为路遥创作的源泉和襁褓。”杨世杰说。
　　北京女知青董靖和韩美芹因为拥有跳舞以及唱京剧的特长，进入宣传队，脱离了农村艰苦的劳作生活。
　　宣传队深受基层群众的欢迎，宣传队里的知青去各大队演出的时候都能遇到自己的熟人和朋友。杨世杰他们去梁家河演样板戏的时候，大队书记习近平宰了一只羊来款待宣传队。那晚杨世杰睡在习近平的窑洞里。
　　进入宣传队，路遥的生活稳定了。看书和创作成为他的两项任务，不久带着雄心的本地知青和背着油印机的北京知青，开始了诗歌出版的生涯。
　　1970年代初，陕西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集《延安儿女歌颂毛主席》，县革委会通讯组通讯干事曹谷溪对其中大量口号式的诗非常失望。他和通讯组的几个年轻人商量要自己出一本诗集。
　　路遥和其他几位通讯组成员都对此打不定主意，当时延川县文化馆的负责人白军民拍着胸脯说了一句：“不怕，弄！”
　　1972年，曹谷溪、路遥和白军民以“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的名义共同编辑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如果当时只以他们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的名义出这本诗集，可能这本在当时看来有点异想天开的诗集不会顺利出版。
　　在全国各地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这本制作十分粗糙的诗集先后发行了28万多册，在全国甚至世界上都引起了关注，1974年，一位日本学者在大阪买到了《延安山花》。
　　后来路遥回忆这本诗集时说：“可以说这是文化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文学价值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972年9月，在延川县的支持下，路遥、曹谷溪等人创办了县级文艺小报《山花》。“《山花》不定期出版，第一期《山花》是我和路遥熬了一个通宵赶出来的。”曹谷溪回忆。
　　在延川县政府二排18号的窑洞里，几位知青创办的这份小报和这个闭塞的县城格格不入，却给陕北贫瘠的高原带来了文化气息。《山花》聚集了一群热爱文学的年轻人，给《山花》供稿的除了曹谷溪、路遥、陶正、白军民外，还有北京知青陶海粟、西北大学文学系毕业的闻频，后来成为作家的赵熙、刘成章，诗人梅绍静等人。
　　几乎所有知青都知道《山花》，路遥的名字更是被人熟知。当时路遥和曹谷溪一同居住的延川县政府二排18号窑洞很受欢迎，很多知青都愿意来这里拉话。
　　诗人是知青圈最有声望的人，作品会让人收获朋友。今年两会上习近平对曹可凡说自己去路遥那里办事，专门去找他，这几乎是那个时代交朋友的标准配置，一起吃个饭，然后住在朋友的窑洞里联床夜话。
　　杨世杰曾经多次在夜里和路遥卧谈，路遥喜欢柳青的《创业史》，这部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经常出现在他的挎包里。当他开始讲《创业史》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停下自己想说的话，听他一个人讲述。
　　那时的习近平和路遥相比没有那么出名，习近平成为知青圈子里的名人，还要在他修成沼气池之后。 离开黄土地
　　习近平曾回忆插队生活时所经历的五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几乎每个知青都有这样的过程，但饥饿似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关口。而动过念头跑回家的不仅仅是习近平一个人。
　　老乡们对这些北京娃则有一种特别的疼爱，尽量给他们吃点好的，一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送来的，二来也是人们对读书人的一种特别的尊敬和疼爱。
　　来自清华附中的丁爱笛是知青们下乡时的佼佼者，和习近平一样，他也很快成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并娶了当地一名陕北女子为妻。“陕北老百姓对我特别好。哪怕家里只有一个白馍，都是给我吃。”
　　来自北京57中的邢文英跟习近平在同一个公社不同的大队插队，邢在高家坪，习在梁家河，都属于延川县文安驿公社。 　　邢文英说，“无论是红薯还是洋芋，老乡们都拿出来给我吃。炕前还站着一溜小孩呢。”北京知青杨世杰告诉《博客天下》：“老乡让他的孩子来叫我，扯一扯我的衣袖，也不说话。我就跟着去了。”
　　跟邢文英同队的一名知青是习近平的好朋友，“习近平经常去我们大队吃饭，找他。”
　　邢文英对习近平的印象是“内向的少年，站在门口，拿本书看”。
　　“他看《罗斯福传》，我们会听到他谈‘同盟者’和‘竞争者’。”邢文英说。
　　1970年代初的陕北，土壤贫瘠，耕田的铁犁随时会被石头碰坏。
　　这些干部家庭的年轻人惊奇地发现，陕北和1930年代红军到达陕北时候的境况似乎差不多。一亩小麦，在山东河北可以达到亩产几百斤，延安却只有70斤。
　　同样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黑荫贵多年后还会梦见受苦挨饿。“陕北的老百姓一到春天三四月份，就会断粮，吃糠咽菜。”
　　也有一些知青会做出非法的事，饥饿没法阻挡16、17岁的少年们冲动的力比多，一些北京的恩怨带到了陕北。邢文英说，“知青下来后没人管，几个好朋友拉帮结派，为了抢一顶军帽就能打起来。”
　　黑荫贵说，打架的两派，一派是来自北京工读学校的学生，他们有些有不良记录；还有一派就是八一中学，大多数是干部子弟。
　　邢文英和董靖都对发生在1970年初文安驿公社的一起打架事件记忆深刻。一名来自北京工读学校的知青因不甘自己的手表被另外一批知青所抢，从书包中操起一把砍刀就砍在一名知青的背上，鲜血直流。
　　当时的场面非常混乱，一名知青将伤者背到了医院。董靖和邢文英都记得背人去医院的正是习近平。
　　这股打架风潮甚至惊动了中央。砸烂公检法之后，公社的力量不足以解决掉这样的争斗，最后军队带枪抓走了伤人者，打架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在有人争勇斗狠、有人埋头写诗的延川，埋头苦干的一批人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陶海粟毕业于清华附中，1973年他已成为共青团延川县委书记。陶海粟和习近平、路遥的关系都不错。习近平曾经作为“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抽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村，当时陶海粟任队长，习近平是队员。
　　曹谷溪向《博客天下》转述了陶海粟跟他讲过的一段习近平旧事：“有一回陶海粟去赵家河，见习近平正在翻修一个旧厕所，陶说：‘这活太脏，你干不了。’习说：‘这个厕所年久失修。’”曹谷溪考证后发现，习近平修建了这个村第一个男女分开的厕所。
　　担任梁家河大队书记的时候，习近平向县里建议去四川学习沼气池，这正是对“太脏”的厕所的一种无害化处理技术，还能产生燃料。县里就派他和另外5人一起去四川学习，黑荫贵是其中之一。
　　“（在四川跑了）4个地区13个县，各种图纸的挖法，或者用砖砌，或者用石板做，各种情况，各种地形，都学了。然后县上买了造沼气池的材料，从四川派来技术员办沼气。习近平出名也是因为沼气。轰动了。”黑荫贵说。
　　“很多人问过我，习近平说了什么。其实他就是踏踏实实地学习去了很少说话。”
　　陕西省后来召开沼气现场大会。作为宣传部通讯组组长的张兴祥被县委派下去找材料，习近平的梁家河是一个“点儿”，张兴祥可能是第一个贴身采访习近平的人。
　　“我在他的窑洞里睡了5、6天。”张兴祥告诉《博客天下》，在他的记忆中，习近平说话很慢，但很有条理，比较稳重。
　　王岐山1971年进入陕西博物馆工作，1973年又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路遥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习近平1975年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在北京知青和本地知青当中都算得上是幸运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北京知青回去之后往往会成为官员或者学者，延安本地知青则更容易成为诗人和作家，这在延川县似乎特别明显。
　　《路遥传》的作者梁向阳在分析这一现象时特别提到延川特殊的文化土壤。
　　“文出两川，即延川和宜川。延川是一个有着文化底蕴的地方，是黄河文化的发祥地。后来路遥的出现又激励了后来者不断努力。”
　　在大多数北京知青心中，“延安战友”的经历是一个共同的骄傲和接头的暗号，延安会在他们的简历当中作为一笔存在，乍一看并不显眼，但是谈论起来时，那又是一段令人热泪盈眶和拉近距离的过往―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会以《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作为自己延安生活回忆的标题。
　　（感谢北京知青网站站长姜成武、富县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贾维岳、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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