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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教育出版社于2009年1月开始出版《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系列丛书，该丛书有计划的采访了一些当事人，通过他们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口述回忆，采访者将其整理成文字和音像资料，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这其中的《徐利治访谈录》于2009年1月首版发行。
徐利治，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1920年9月23生于江苏省张家港市。1940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直接受业于华罗庚、许宝騄[1]、钟开莱[2]。1945年留在西南联合大学任华罗庚助教，1946至1949年在清华大学任助教，1949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进修各一年，1951年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1952年到长春组建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数学系，历任教授、教务长，1981年担任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92年离休。
我最早听说徐利治先生是在1998年，在我的母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听徐先生的学生、著名密码学家肖国镇[3]教授讲起徐利治先生的一些轶事，不过时隔久远，已经记不起来了，这次在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看到《徐利治访谈录》，当然要秉烛夜读，从徐先生的口述里了解到不少科学名人“典故”。
一、西南联大
徐利治在1940年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考，考了409分，在当时，考385分就可以上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南迁，临时联办），但是老乡建议说唐山工程学院毕业出路较好，因此去了唐山工程学院，但徐先生在那仅呆了一个月就感觉不喜欢工程专业，还是想学数学，于是直接找到校长茅以升先生要求转校，茅先生让秘书写了推荐信，徐利治在当年9月底转入西南联大，先去了航空系，1942年时任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的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在徐先生的转系申请上签了字，这才转到数学系。
徐先生在昆明学习期间，同一个宿舍的后来成名的有邹承鲁[4]和朱光亚[5]，有意思的是徐先生的政治上偏向中共，他本人也在1945年加入了中共在昆明秘密成立的青年革命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而邹承鲁是“三青团”团员，但是他们却处的很好，相安无事。50年代初徐利治去剑桥留学时，当时也在剑桥的邹承鲁夫妇还经常请他吃饭。
在西南联大期间，徐利治参加了华罗庚组织的小型数学讨论班，定期讨论数学问题，在讨论班里，徐先生年龄最小，但因为徐先生喜欢做研究，在1945年毕业之前，就已经在国际数学杂志发表了三篇论文。因此，在毕业前，华罗庚、许宝騄都想把徐利治留校担任助教兼科研助手，但这时出了点小意外，原因是徐利治在校期间参加过学生运动，而当时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6]系国民党中央委员，“西南联大许多师生都称他是国民党的党棍”（引自《徐利治访谈录》，以下带引号的同），他不主张留左派学生留校，无奈之下，华罗庚、许宝騄建议徐利治直接去拜访吴有训，徐利治去了之后，吴先生很客气，劝徐不要再参加学运，徐利治只好先答应下来，就此留校问题得以解决。
二、清华园
1946年5月，清华、北大、南开回到各自原校址办学，徐利治于9月份和妻子到了清华园。同年10月，经洪季凯（洪德铭）[7]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吴征镒[8]、何东昌[9]一个党小组。党给徐利治的任务是利用自己清华教师的身份，联络清华的著名学者，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徐利治主要联络了叶企孙[10]，周培源[11]，段学复[12]。
在与叶企孙先生的接触中，叶先生说道，他和梅贻琦校长多次请杨武之先生回到清华任数学系主任未果，（据杨武之给梅贻琦和叶企孙的信里说是因为他换了伤寒一直不愈）请陈省身先生来做系主任又被婉拒，叶先生对他们二人很不满意，无奈只好把位置暂时留给了在美国的华罗庚，叶先生还说，之所以他和梅贻琦一再争取请杨先生回清华，除了清华数学系师资力量短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请杨先生的儿子杨振宁也到清华任教。
徐利治在与段学复联络前已经告诉他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了，因此，当国民党警察进入清华捉拿一个叫张家树的党员时，徐直接把张家树送到段先生家里去躲藏，段先生虽有点害怕，但还是将这个人隐藏在自己家的杂物间过了一两夜。
周培源先生曾经骑自行车把徐利治的论文校样送给徐，当时徐先生还只是个助教，党小组长何东昌指示徐利治抓住这个机会和周先生接触，看看他的政治倾向。徐先生于是主动到周培源家里拜访，“周先生对我很热情，谈话也很主动，他讲的时间比我的要多”，周先生对徐利治说，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经表露出来了，他对那些原来很反动、看到共产党要得势就又倾向于共产党的人是瞧不起的，“他说他就瞧不起冯友兰[13]先生，因为在国民党时期，冯先生走蒋介石路线，是捧蒋的，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取得优势后，他又讲共产党的好话了”，徐先生认为周先生“很坦率，很敢讲”，“这么坦率，这么敢讲，做一个学者当然可以，如果真正搞政治恐怕是不行的”。
徐利治经许宝騄、陈省身推荐于1949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进修各一年。徐利治在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批准留学通知之后，随即向党小组组长何东昌汇报，何又向北平军管会的负责人刘仁[14]汇报（当时北平已经解放），刘仁的意见是“应该让他去，但他不能暴漏身份”，还让何东昌转告徐利治，“一方面可以深造，另一方面可以做留学生的统战工作”。
其实在西南联大做助教时，徐利治就有出国的机会，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和次长俞大维决定派华罗庚、曾昭抡[15]、吴大猷[16]各自遴选数学、化学、物理方面的两名优秀学生赴美学习，华罗庚想带徐利治和孙本旺[17]去，结果材料报到重庆，徐被刷下来了，因为“当局已经掌握了我参加学运的情报，说我跟共产党走，不能出国”，“华先生还埋怨我说，你不参加这些学运就好了么”。
1951年，徐利治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次年秋天，由于高校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数学系。
三、在吉林大学的遭遇
1952年高校大规模调整，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改为东北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高教部为了加强其师资力量，决定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北师大、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等校的部分教师调入东北人民大学，徐利治自愿报名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亲自点了王湘浩[18]和徐利治等人去支援东北人大，王和徐去后分别担任数学系正、副主任。
由于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师资力量较弱，因此在1954年有选择的留下了该校数学系第一届毕业生（这里面有名气的如伍卓群[19]），同时加紧引进师资，徐先生得知中科院数学所的孙以丰[20]因为亲属在台湾，数学所“在关肇直[21]的领导下，给他开了近100次会，但他无论如何也交代不出什么来”，他坚决要求离开数学所，因此和王湘浩商量将孙以丰挖过来，但数学所提出要东北人大给他们一些优秀毕业生作为交换，当时徐先生正好带了一批学生做毕业论文，在征得其中的董韫美[22]本人同意后，把董韫美推荐到了数学所。
徐利治在亲手创立东北人民大学大学计算数学专业期间，却赶上了反右运动，他本人和物理系主任余瑞璜[23]、历史系主任丁则良[24]被打成东北人大的“反党集团”，随后坐上了反右运动末班车，在1957年年底被追加成右派。
徐利治之所以被打成右派，他自己总结就是“说话不大小心，把人事关系想的相当简单，经常有什么想法就直率的说出来，老同学和老朋友常称我‘徐天真’”。
徐利治被打成右派的直接原因是1957年春天全国大鸣大放之际，徐先生作为东北人大党委委员参加了长春市委召开的党内外人士帮党整风座谈鸣放会，会上“不少人积极发言，气氛十分热烈”，徐先生可能也很激动，“也耐不住发了言，说东北人民大学的党委确实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后者有排外性和排内性”，后来风向一变，当年7月18日的《吉林日报》第一版直接刊文批判徐利治，说“徐利治的发言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他不是站在党员、更不是党委委员的立场上推动党的运动，而是和右派分子一呼一应的向党进攻，徐说过，‘共产党500年后总要消灭的，但数学将与地球长存'” 。
徐利治事后肯定是很后悔，他认为这件事是“我人生中的最大天真和失误”。
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徐利治也很清楚，这就是在1954年东北人民大学出现的“万言书” 。
所谓“万言书”，就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东北人民大学分部的几个负责人对东北人大领导有意见，综合了几万字的材料来向上级反映当时的领导存在的问题，认为主要领导“对知识分子是比较左，譬如对教师尊重不够，把行政部门的地位放在学系、教研室之上；总务人员对教师态度不好，工作效率差，作风极不民主；有些干部的使用与提升，不是以科研成就和教学经验为主，而是强调所谓的政治态度和资历；有的党员对群众不是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而是采取“监视”和“整”的态度”，“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法都没有具体领导；没有把教学改革当做中心任务，更谈不上配合其他工作进行具体领导”等等。
“万言书”中大部分材料来自民盟东北人大分部主任委员余瑞璜、民盟东北人大分部副主任委员丁则良以及唐敖庆[25]，由东北人大党委指派加入民盟、对该民盟分部作统战工作的徐利治整理改编，1954年夏季，徐利治先拿给清华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看，何认为问题严重，建议直接送到教育部党组。徐照办了，教育部检查组随即来到东北人大，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得出结论：“万言书”反映情况基本属实。检查组离校后，原校长吕振羽[26]被免职，匡亚明[27]被任命为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就任后，徐利治被任命为校党委委员、教务处长，余瑞璜被任命为副校长、科研部长兼物理系主任，丁则良被任命为图书馆馆长兼历史系主任。
徐先生当时可能觉得痛快，但他也许不曾想到，你作为一个党员，党派你进入民盟做组织委员，是为了统战，你非但没把他们安抚住，反而让他们拉到一个统一战线去了。1957年6月，他老人家的《这是为什么》一发表，民盟中央揪出了“章罗”联盟，东北人大这边也不含糊，搞出个“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反党集团”来，8月12日的《吉林日报》不但批判徐利治是“余瑞璜、丁则良等在党内的代理人，而且还称我们是‘一只手伸进党内，一只手伸进盟里’,”,“企图篡夺东北人民大学的领导权蓄谋已久，企图把东北人民大学拉向倒退，把它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校”。
不过匡亚明对徐利治很不错，在校党委开会讨论定徐先生右派的两次会议上，一直不松口。但到了57年底，原定右派比例为3%，“有人提出追加2%，我就被追加成右派了。如果那时匡校长再继续保护我的话，他自身也难保了”。
经过这次运动，徐先生算是看明白了，他“始知真理有着‘非标准’的相对性，始知单纯的正义感要吃亏”，“2004年，我去上海大学主持博士论文答辩时，钱伟长先生对我说：党要人服从。钱先生的话是有些道理的。”
当了右派，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徐先生和王仁宏[28]写了篇论文，《中国科学》已经由专家审稿并通过，需要吉林大学党总支写份推荐书，可党总支就是不同意。后来和王仁宏写了另一篇论文，在前苏联的《科学院院报》上倒是发表了，“但是王仁宏因为和我合作，影响了评职称和涨工资。” 1961年，匈牙利科学院的一位院士转来美国数学会的信，邀请徐利治担任美国《数学评论》的特约评论员，徐请示匡亚明，获得默许。1963年，匡亚明调到南京大学当校长，就又不行了，“新任党委书记陈静波[29]动员王湘浩劝我给美国数学会去函，声明不做评论员，说是‘中美关系不好，我为美国数学会做评论员，影响不好’”，徐先生哪敢不从啊。
凡此种种，徐先生心里很不痛快，文革后，摘了帽，平了反，坚决要求调离吉林大学，最终在1981年自己61岁之际来到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在大连理工大学亲手建立了数学研究所，创办了《数学研究与评论》期刊，开创了“计算组合数学”的研究。1992年退休。
四、几段名人轶事
1、钟开莱的个性
钟开莱1936年毕业于杭州高中，当年在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中为理科第一 ，由于“从高中到大学老考第一名，自称有‘傲上性格’。而且钟开莱脾气也不好，当年在西南联大时，尚是数学系研究生的钟开莱还和经济系的萧蘧[30]教授因看病排队在校医院大吵一架”。“钟开莱原本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吴有训先生开设了光学课，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听课，而钟开莱老是缺席。他说吴有训先生讲课喜欢照本宣科，他自己在课下看看就可以了。而吴先生很在乎学生听不听课，所以他对钟开莱经常缺课很不满，并且想开除钟开莱，后经周培源先生说清才作罢。之后，钟开莱就转到了数学系”。
钟开莱在数学系先是跟着华罗庚做研究生，主要攻读数论，同时还做他自己喜欢的概率论方面的研究，“华先生就批评他说，你搞那些没什么意思。钟开莱听后很不高兴，立即反问华先生，你搞的那些又有什么意思？这对老师是大为不恭的。这样两人就闹翻了，钟开莱就不做华先生的研究生了”。“钟开莱和许宝騄都是杭州人，许先生对他的才华很赞赏，收留了钟开莱。所以钟开莱对许先生很感激”。
2、徐利治谈华罗庚、陈省身先生
徐利治说起华先生很客观，不回避一些敏感问题。
对于华先生的个性，他说," 华先生很有奋斗精神，非常努力，做学问有许多想法",“不过，华先生讲话时经常会表露出一点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在西南联大的这种表现，得不到老先生们的好感。他当时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西南联大的老教授没有跟他来往的，所以华先生是相对孤立的”。
新中国成立后，华先生还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滞留了一段时间，犹豫不决的。经过思想斗争后回来了，但是很快又闹起了情绪，徐利治认为，“闹情绪的一个原因就是，本来清华大学在解放之前说留给他数学系主任的职务。但华先生回来后，段学复先生没有把系主任让给他，而是继续干下去。这点使他不愉快。至于段先生没有把系主任位子让给华先生，主要是他背后受到了周培源先生和钱伟长的支持。我跟钱伟长先生也很熟。前几年，我到上海去，他跟我讲，当时背后捣蛋，不愿意让华罗庚做系主任的，一个是清华的元老周培源先生，一个就是钱伟长。华先生后来也知道。周培源当时在清华是很有发言权的。钱伟长是少壮派，又是进步教授。解放初期，共产党对他很器重，他后来做清华的教务长。这两个人反对。他们的意思是，华回国来坐享其成，国内解放战争艰难时期都没回来，现在等到一解放，回来就要做系主任，到清华来捞一把。钱伟长对段先生讲，你不要让。你系主任做得好好的，不要让给他。周培源先生大概对华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还对我说过，他回来时国内对他的欢迎不太隆重，当时只有他的女儿华顺和他西南联大时的助教闵嗣鹤[31]先生去车站迎接他，并没有政府的官员迎接他。他没有想到他回国时的场面会这么冷清。他大概对此有些失望。因为华先生这个人很看重这些东西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筹备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时候，筹备处主任是苏步青先生。通常筹备处主任，后来是要当所长的。这样，他觉得也当不上数学所所长了。段先生跟我讲过，华先生跟他关系很深，但华先生回国后，段也感到很失望，因为华先生回来以后什么都要。清华数学系主任也要做，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也要做。说他欲望太大了一点，就是胃口太大”。
对于华罗庚先生的政治抱负，徐先生表达的非常直白，“ 华先生这个人对政治很感兴趣。他在西南联大跟我讲过这话：他四十岁以后要从政，要搞政治”。“他愿意做头头。如果在政治上给他职位、权位，他是愿意做的。我觉得华先生是入世派。陈省身先生也是入世派。许宝騄先生是位观世派”。“华先生这个人，如果你让他当国家副总理，或总理，他也是愿意当的。放弃数学，他也是可能的。他对从政或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和地位是看得很重的。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影响之外，这恐怕与他的家庭出身很有关系。在这点上，许宝騄先生是很不相同的。他淡泊名气，凡是权位、官职一概都不放在心上”。
陈省身先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是否回国也犹豫不决，最终没有回来，徐利治也分析了原因，“我听苏步青先生说过，解放初期国内的二十多个老数学家曾联合签名写信请陈省身先生回来。陈先生表示婉谢，而且说他当时已经接受芝加哥大学的聘请。我认为，陈省身先生是一定不能回来的，因为他在解放前的政治态度是偏右的。这点大家都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是三青团的头头陈雪屏[32]的好朋友，他们总在一起打桥牌。而且，华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更不会回来了。我前面提到，陈先生同华先生一样也是入世派，不是出世派。他是想当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的。但所长的位子只有一个，华先生已经坐了，陈先生回来后就不可能坐了。而且，陈先生也不会跟华先生竞争这个所长的职位。同时，芝加哥大学的条件、环境、待遇也很好。他知道，他回来后肯定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徐先生在数学上有不少建树，而且涉猎广泛，由于我不懂专业，因此这里就不胡乱点评了。
徐先生在做口述回忆的时候已经84岁，但是“他依然精力充沛，处事认真，非常坦诚，对自己的师长充满感激，但不去刻意掩饰自己了解的情况，不时谈一些“秘闻”，其叙述像是未经特意裁剪的原始记录，其价值不言而喻”[33]。
注释；
[1] 许宝騄，男，1910年出生于北京，数学家。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次年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曾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教授，1947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48年他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0年于北京逝世。
[2] 钟开莱，男，1917年生于上海，华裔数学家。193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2009年去世。
[3] 肖国镇，男，1934年9月生，吉林四平人，密码专家。中国密码学会副理事长。1954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现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4] 邹承鲁，男，1923年生于青岛，生物化学家。李四光先生的女婿。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中科院生物化学所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006年在北京去世。
[5] 朱光亚，男，1924年生于湖北宜昌，核物理学家。194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50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当年回国。长期从事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在北京逝世。
[6] 吴有训，男，1897年生于江西高安县。物理学家。1920年毕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5年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底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0年夏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7] 洪季凯,男，1991年生，湖南省临澧人。1937年参加新四军，1941年负伤被俘，次年逃脱。1944年考取西南联大。1945年2月在“民青”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委，此后一直从事学运工作。建国后曾任湖南省团委副书记，湖南财经学院副书记、院长，1986年离休。
[8] 吴征镒，男，1916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植物学家。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9] 何东昌，男，1923年生，浙江诸暨人。教育家。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系。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
[10] 叶企孙，男，1898年生，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去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并于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职。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文革中惨遭迫害。1977年在北京含冤逝世。
[11] 周培源，男，1902年生，江苏宜兴人。流体力学家。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加州理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任职。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3年逝世。
[12] 段学复，男，1914年出生，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算学系，1941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数学系硕士学位。194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2005年去世。
[13] 冯友兰，男，1895年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1924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供职于中州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在文革时期的一些言论为人所诟病。1990年逝世于北京。
[14] 刘仁，男，1909年生，四川酉阳人。原名段永鹬。1924年到北京，受其舅父赵世炎的影响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党。长期从事城市地下工作。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副书记。1973年被迫害致死。
[15] 曾昭抡，男，1899年生于湖南湘乡县。化学家。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中科院化学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反右运动中的著名右派。后去武汉大学任教。1967年含冤去世。
[16] 吴大猷，男，1907年生于广州。物理学家。192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1933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后一直在欧美多个大学讲学。1978年退休后定居台湾。1983年至199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2000年3月病逝于台北。
[17] 孙本旺，男，数学家。江苏高邮人。193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后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1946年获纽约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武汉大学教授，军事工程学院教授，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系主任、数学系主任、副校长。
[18] 王湘浩，男，1915年出生于河北安平。数学家。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49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952年后任职于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3年在大连逝世。
[19] 伍卓群，男，1930年生，湖南湘潭人。195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后任吉林大学校长。
[20] 孙以丰，男，拓扑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讲师，中科院数学所助理研究员，吉林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1]关肇直，男，1919生于天津。数学家。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后休学。次年转入燕京大学数学系。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1947年入党。建国后在中科院数学所工作，反右运动后担任数学所副所长。1980年开始担任中科院系统科学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82年去世。
[22] 董韫美，男，1936年生于昆明。计算机软件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23] 余瑞璜，男，1906年生于江西宜黄。物理学家。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3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建国前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调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7年去世。
[24] 丁则良，男，1915年出生于北京。历史学家。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曾担任杨武之教授之子杨振宁的古文老师。后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不甘受辱，自沉于北京大学未名湖，年仅42岁。
[25] 唐敖庆，男，1915年生于江苏宜兴。化学家，教育家。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后于1952年调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曾任副校长、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2008年在北京去世。
[26] 吕振羽，男，1900年生于湖南武冈。历史学家，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电机系。后参加北伐军。30年代在中国大学任教，主讲中国史。1936年入党。1939年到重庆复旦大学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并从事统战工作。1942年赴延安，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建国后，历任大连大学（现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受严重迫害。1980年在京去世。
[27] 匡亚明，男，1906年生于江苏丹阳。教育家。1924年参加革命，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就读，同年8月加入共青团，9月转为党员，不久被调离校参加白区的地下工作。先后四次被捕，1937年被营救出狱。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匡亚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等职、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建国后，匡亚明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55年至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复出，再次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96年在南京去世。
[28] 王仁宏，男，1937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5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并留校任教，1989年调到大连理工大学，现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9] 陈静波，男，1923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教导主任、党委副书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0年恢复工作，先后担任吉林省教育局局长，长春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地质矿产部教育司司长。1983年10月至1985年12月担任北师大党委书记。1998年在北京逝世。
[30] 萧蘧，男，1897年生于江西泰和。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密苏里大学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30年归国，历任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清华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8年去世。
[31] 闵嗣鹤，男，1913年生于北京。数学家。1935年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受聘任清华大学算学系助教，后转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5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47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73年在北京逝世。
[32] 陈雪屏，男，1901年生于江苏宜兴。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哲学系，主修心理学。1926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研究所进修。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曾短暂代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去台湾后，先后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考选部长、行政院秘书长。1999年去世。
[33] 郭金海 袁向东 《徐利治访谈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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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3 20:0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