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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1）
破题 (上）
我的高中母校——杭州一中（即今杭州高级中学）自1899年起源于养正书塾与浙江两级师范，后经杭州府中、省立一中与省立一师、省立高中、省立杭高、杭州一中之改制嬗变，从浙江最早的公立中学到浙江新文化运动中心，从浙江规模最大的综合中学到民国时期就享誉全国的江浙“四大名中”，杭州高级中学至今已逾百年余。
百年杭高与祖国同命运，共兴衰。百年杭高在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里不断发展前进，潮起云涌地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强力推动近现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卓越人才和中华民族复兴不可多得的大师群体。陈叔通、沈钧儒、鲁迅、经亨颐、李叔同、夏丏尊、陈望道、马叙伦、朱自清、叶圣陶、蒋梦麟、崔东伯等名家云集，光耀教坛。莘莘学子英才辈出：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骨干和革命志士的有俞秀松、施存统、汪寿华、梁柏台、金甲武等，成为文化名流的有徐志摩、郁达夫、丰子恺、潘天寿、曹聚仁、柔石、冯雪峰、金庸、刘吉、张抗抗等，成为科技精英的有姜立夫、陈建功、蒋筑英、徐匡迪等，杭州高级中学至今已有46位校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及国外有关科学院院士，被誉为“院士的摇篮”。
百年杭高，薪火相传。百年杭高，桃李遍天下。
在下自打小记事起便知道当年位于杭州市下城区中河畔西桥堍下杭州一中所在的街道地名——贡院前。当时杭州一中校园一向就被学生们约定俗成地称之为贡院校园。
据史料记载；公元1459年即明英宗天顺三年浙江贡院迁入母校杭州一中校址。在近四百五十年里、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为止，浙江贡院在此地举行了约一百五十次科举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农历秋八月明清朝廷举行乡试“秋闱”。每一位进入贡院的浙江学子都曾在这里经历每场三天、共计三场的考试。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王阳明，明末抗清英雄张苍水，清末秀才杨乃武、现代教育之父蔡元培等均在此中举。
至康熙五十年即1711年浙江贡院内已有号舍12276间，列于甬道两旁，号舍之多为全国贡院之最。明清朝廷每年给浙江省乡试中举人名额约为107人。《明清进士录》收录进士7700余人，其中有浙江籍1233人，占总数16%。杭州籍历代登科进士共有3000余人，而杭州籍状元只有15名。其中有金德瑛（1701—1762）仁和（今杭州市）人，清乾隆元年（1736年）状元。当时殿试第六名，后被乾隆提置第一名。金德瑛如无例外应是在浙江贡院乡试中举后，第二年春二三月赴京城贡院会试（又称“春闱”）后“杏榜”中”“贡士”。当年四月经殿试中状元的。
浙江贡院内建筑规整肃穆。贡院大门口悬有对联云：“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贡院正中由南而北曾建有明远楼、至公堂。聚奎堂三座重要建筑。“明远楼”是贡院的主要建筑，楼高三层，楼内塑有魁星像，站在楼上可一览贡院全貌。
现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园内甬道西侧尚留有贡院古井遗迹。残存的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视察浙江贡院御笔诗碑及历代重修贡院碑刻等现皆陈列于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园碑亭。
所谓“旧澜”即直指文革动乱年月。至于为何要将“文革”称作“旧澜”其实毋庸多言，凡经历过那十年“文革”动乱的一代中国人只要是稍有良知者，都应该心中自有定论的。
我们这一代都经历了文革十年。眼下大多数人已年过花甲，即将奔七。坦率的说、余日已所剩无几不多也。在倍加珍惜不多的时日之际确实应当抓紧反思自己的过去，力争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反思的前提是追溯往事恢复真相，而不是粉饰伪装改写真相。
我以为反思是回忆的灵魂。反思的真谛是无情的剖析自己，认真反躬自问。深究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产生的原因和根源，要对历史事实怀着虔诚的态度，努力实践“修辞立其诚”。
我要坦率地承认，自己曾经是当时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思潮的信徒，文化革命的信徒和参与者。按当时说法我的家庭出身算不上是“红五类”，但可能也算不上是“黑五类”。由于文革还没有开始时家父就在“四清”运动中受到冲击，问题虽作“内部矛盾”处理，但已足以影响我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所以在文革中从未戴过黑字或黄字的“红卫兵”袖章。但我在文革之初就积极投身运动，尽管后来大多数情况下被入了另册只能充当被运动者和看客，可内心里还有一种生不逢辰、时乖运蹇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强烈的失落感。我虽然没有参与过武斗或“打砸抢”，但参加过“文斗”，曾用极左思潮的逻辑和语言，或可称之为“精神暴力”的语言文字批判过邓拓先生，批判过老师或同学。尽管是拾人牙慧或受人指使用文字或语言伤害过别人，充当过帮凶和刀笔吏的一类角色。
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是要有尊重事实，忠于历史的态度，要有诚实坦荡的胸怀崇尚真相。我们每个过来人应当从严律已，拷问自己的灵魂。但对别人应当实事求是，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给历史整容化妆，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
我们1963年9月进入杭州一中高中学习、原本应学习三年就毕业参加高考后离校，但竟然在贡院校园待了近六年之久。1966年5月26日我们刚完成高中毕业考试后没几天，那场谁也无法逆转的狂澜突然降临。至此，我们所有当时尚在校“老三届”初中高中四十二个班级、二千一百另一名学生的命运从此被开始彻底改变……。
我们“老三届”学生在贡院校园度过了“文革”初期的三年。大部分同学在1969年初开始离开已被工宣队们遵照“最高指示”胡乱更名为“杭州炼油厂五七学校”的杭州一中“上山下乡”，遂开始被蹉跎的岁月……。
为撰写拙文准备资料时曾收集阅读过不少有关杭州一中校史书籍和有关资料。拜读过2006年版高宁先生编著的《百年名校 杭州高级中学》一书。原想从书中有关“十年动乱”的校史记载中了解有关史实并汲取启示，可惜该书对杭州一中的“文革”史实竟未着一字。
经人推荐我还曾拜读了2011版孙昌建先生著的《浙江一师别传》。但读后十分失望。此书虽在其卷首的校史溯源中提及了杭州高级中学自1899年以来的有关校史。可奇怪的是竟将校史沿革发展中1913年之“浙江一师”抽出作单独阐述，并武断牵强地把“浙江一师”与清末杭州知府林启1899年创建的养正书塾相提并论。完全是割裂臆造历史，通篇重写或生编故事。还美其名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从此书的字里行间读出了此书实乃为达到某种目的应时遵命之作。作者撰此书书名为“别传”也许是有其苦衷的
我十分怀念已故杭州一中历史课任教师董舒林先生。当年我曾任班上历史课代表，参加过董先生主持的校史兴趣小组。曾为校史陈列室抄写过董先生撰写的校史材料等。在网络上搜索到董舒林先生发表在《浙江文史资料》第45辑等刊物的《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等多篇著作。可惜未能找到董先生的大作拜读学习。
在收集杭州一中校史资料的过程中深切感到百年名校杭州高级中学亟需要有一部坚定地立足杭高校史本源，真诚面对历史遗存，尊重历史，诚实修史，让广大各届杭高校友们能对杭高校史保留正确的历史记忆、能全面反映真实记录杭高历史的校史著作。不要愧对先人，不要愧对百年名校。要为求索未来而百倍珍惜母校光焰夺目的历史，这是我们的信仰所在。至此我要呼吁广大杭高校友和有志为光大杭高校史出力的志士仁人们一起来共同努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e930740101eppm.html
贡院旧澜拾零 （2）
破题 （下）
在收集资料中还感到有关记录杭州一中“文革”时期史实的文献实在太少。如同寻觅有关记叙“文革十年动乱”的历史书籍一样困难。我在杭州一中1966届初中校友张抗抗所著2010年版《张抗抗自述人生》一书中找到了有关杭州一中“文革”历史内容的《西湖红海洋》和《“文革’中的杭州一中》等两个章节。
《西湖红海洋》一节摘自张抗抗所著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张抗抗在摘录后写道：“我在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并非自传，但很大一部分内容，取材于我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以及在心灵上留下的种种焦虑和创伤。小说中以第一人称描述的“我”与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家庭中一个中学生在“西湖红海洋”时期的处境和心情，可以了解“文革”时社会状态提供真实的参照。”
《“文革”中的杭州一中》则以白描和纪实的笔法记叙了杭州一中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红色恐怖”，“批斗老师”和“批判反动学生”种种情况。也记叙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的主要经历。我以为可以把张抗抗的这些文字作为记录杭州一中文革初期有关情况的一部原始记录。
前些日子我刚得到了杭州一中1967届高中校友吴国权先生所著2013年版《墙痕——一个老知青的回忆》一书。全书约21万字，共234页。书中第二章《在杭一中的日子》计有篇幅27页，回忆杭一中学习生活和杭一中文革初期情况的内容大约就有15页之多，描述的内容较为广泛，详实。吴国权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回忆录贵在真实，而且要真实写出当时自己的想法，决不能以自己现在的思想去图解那时候所经历的人和事，那样就叫”文过饰非”了!”对于吴国权校友关于撰写回忆录的独到见解和在回忆录写作中言行若一的实践在下极为赞同和欣赏的。
近来还耳闻杭州一中1967届高中校友诸向东先生所著《天弘》、《地印》、《人道》“天地人”三部曲长篇小说的第三部《人道》即将杀青付印。据说长篇小说《人道》中有不少篇幅是以“文革”前后杭州一中校园内外的往事及人物为背景和模特创作的。有机会还要早日拜读诸老兄的大作学习之，继续领略诸向东校友驾驭历史小说力透纸背的文字功力。
至于拙文标题所谓称作“旧澜拾零”，只是想确切表明拙文既不可能是宏篇巨著，也绝不敢斗胆狂称是历史回忆录。只是以自己在杭州一中“文革”时期主要是“文革’初期亲历亲为的一些零散往事、记忆深刻的往事包括当年自己做错的事和自己对不起老师或前辈的事进行追忆并如实记录，进行回想和反思。只是坦率公开回忆往事、臆想能为后世留下真实的些许历史细节的证词。只希望拙文能为后人重修杭高校史“文革”篇提供史实细节之参考。故既不能隐恶扬善，也不能拾人涕唾。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故在叙述往事凡涉及他人时一律隐去真实姓名，只说是由、绝不刻意议论评价他人，尽力只点到为止。
自己还奢望通过对“文革”往事记忆、尤其对自己在“文革”中种种作为、遭遇、经历进行坦诚的回顾反思和力所能及的剖析只求能对历史有个最后的交代，对后人稍能有些启迪。
谁也不能断定在这块土地上就一定不会再发生类似“旧澜”般的动荡和变幻。真切地希望下一代年青人再不要无知、轻信、盲从，再不要为虎作伥充当炮灰。再也不要逆来顺受保持沉默、听凭宰割。最好以人自身的尊严出发大声地喊出；不！或者坚持保持支持抗争力量的正义认知感适时适地以力所能及的用各种方式开展抗争，决不同流合污。即使是为情势所迫采取暂时的低调或沉默都是为了有机会声援抗争或有机会说；不！正如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指出：“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
今天越来越发达的计算机网络已有可能为我们普通人呈现了主张自身意志、表达意愿和诉求的各种平台。现今思想界学术界也发生了前所未闻的巨大变化，新的史料、新的视角、新的立论都层出不穷地涌现。这些时代的伟大变革都在激励自己、提醒自己认真重新审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那段“文革”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的伤痛也许会渐渐感到平复。回首往事，心态也许会渐渐平和起来，对事对人评价也许会变得较为宽容、客观一些。当然这不等于说忘记苦难、忘记罪恶、忘记这一代人的社会责任。对于历史通透的视角是随距离而拓展的，从对个体情感的关注，更多地延伸至对时代的剖析；从探索真相，伸张正义，抨击邪恶，努力深入到探讨形成它背后条件。历史的真实一定会在后人的质疑声中一点点浮现出来的。应该承认，自己现在开始写这些往事，很多地方还是会写得很不尽人意的；在观念上肯定会难以跳出自己成长的那个环境长时期的浸润而难以消除的种种影响，也难以解脱在那时所受到的教育顽固遗留下来的那个时代政治化思维定势的桎梏，一下还必定难以与时俱进地站在人类共识的高度上观察解析那个时代。但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责任，自己以为不能再犹豫、不能再迟疑、不容再等待。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余日已经不多必须付诸行动了。哪怕受过这个特定环境思想影响下写出来的往事记忆，一定还会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和残缺。当然，这并不代表自己仍然会固守那些陈旧的观念和错误的结论。只表示我们曾经反思过，我们曾经回顾思考过，我们是在努力实践德国著名哲学家、诗人尼采说过的一句话：“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故撰写拙文《贡院旧澜拾零》这是自己早年就想开始做的一件事。起意酝酿和开始有关准备工作已有多年。特别是离开杭州40余年之后，在2009年５月回校参加杭高校庆110周年活动时曾专门向当年我等受人指使贴大字报被伤害的杭高语文教师曹文趣先生郑重当面道歉，并得到曹先生大度原谅后，心情犹为迫切。故所以拙文不是遵命或追逐时尚之作，是在进入天命之年后经反复思索，决意追溯回顾往事，以解多年心结的还愿之作。但因在下学浅才疏，难免抱枝拾叶。还请阅者批评斧正。
普通人对多年前往事的回忆常常会出现遗漏或谬误是极为正常的事。而且人的记忆往往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及排斥性，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所谓真正的“历史的真实”，或者说，“历史的真实”存在于不同的记忆重合、错位与对立中。但愿拙文能与当年共同经历过那些岁月的同学们、校友们、老师们交流切磋，并能抛砖引玉。正如北京四中“文革”回忆录《暴风雨的记忆 1965—1970的北京四中》编著者北岛先生（原名：赵振开 原北京四中1968届高中学生）在该书序言最后写道：“暴风雨过去了，如果连什么记忆都没留下，我们不仅愧对自己，也愧对我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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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一）
寻觅与公示罪证
一个未满十八岁的高中三年级学生在1966年5月间被学校党支部点名参加《浙江日报》编辑来校举行“批判三家村黑帮《燕山夜话》”组稿会后，按照《浙江日报》编辑的组稿要求在紧张地准备高中毕业考试和准备参加高考前夕撰写了近万字批判邓拓《燕山夜话》的批判文章，后被《浙江日报》的编辑从中摘取近千字并以《一定向革命英雄学习》为题、署学校和本人姓名发表在《浙江日报》1966年6月4日第三版。当年由此而产生的那些种种兴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的无知幼稚状态，至今似乎还依稀记得一些。不过这种莫名状态不几天就即被谁也未曾料想扑面而来的狂澜席卷而去便烟消云散了。
记得自己先是把当时《浙江日报》寄来的两份1966年6月4日的报纸与曾在杭州一中校刊《一中青年》等处发表的一些文稿、以及一些作文放在一起珍藏过。后来赴北大荒黑龙江同江县农村下乡插队时也还把这两份《浙江日报》与十几本书一起带走的、但从未曾示于人。
当自己到北大荒农村插队和工作近十年的那一段岁月里，逐渐对于“文革”初期经历过的或做过的那些事都渐渐淡忘起来。在经历了多重磨难之后“吃一堑长一智”地才慢慢地学会独行其是地反复思考一些问题。当你被一种声音强迫灌输欺骗过几次之后才不再只会去听信那一种声音。当你听信和响应号召后往往即失望茫然、沮丧多于希望多次之后才不会再强迫自己主动的勇于去当“驯服工具”。才敢于经常与可靠同道的伙伴们闭门非议时政、质疑危机、也曾憧憬过变革和未来。特别是经历了1971年的“9.13”事件和1976年10月的巨变之后，似乎才渐渐解脱了奴隶般的思想枷锁、才开始努力实践不再是古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德斯所说的“所谓奴隶,就是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了。
后来从北大荒回到南方并继续重踏被蹉跎了十余年的大学求学之路，一直到自己在工作单位“退二线”之前都没有再想起过那两份1966年6月4日的《浙江日报》载有自己参与文革初期“文字狱”曾批判邓拓先生的事来。等到近花甲之年后、才有空闲时间开始一一回忆往事的时候，最先想到的便是文革初期曾参与批判邓拓先生《燕山夜话》的无耻恶行。深感自己当年不愔世事为人所利用竟会撰文对邓拓先生进行无端伤害诬蔑、实为大不敬。尤其无耻的是当年对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杂文自己也并不是一无所知的。上初中二年级时经课任语文教师施先生选读讲评推荐《燕山夜话》首篇《生命的三分之一》之后，自己曾长期将邓拓先生的多篇《燕山夜话》杂文作为语文学习写作范文研读过的，后来也曾模仿先生多篇杂文的结构和观点写过几篇作文还得过高分。而当1966年5月间有关“最高指示”一颁发，批判“三家村”号召一来便会立刻变脸拿起笔作刀枪，竟会没有一丝犹豫。如同吃了蒙汗药或是吸食毒品来神似的一般。
故多年以来来抱罪怀瑕之感与日俱增。自认应自取罪戾，一定要向邓拓先生亡灵作虔诚的忏悔，以求得内心的安宁和解脱。我绝不想以当年被人利用或轻信无知幼稚等等托词或不着边际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罪责，自认为是罪不可逭的。总想有机会以拙文如实披露自己参与批判邓拓先生恶行的全部事实、认真剖析原由、反思以往总结教训。以一秉虔诚的文字代祭坦诚地向邓拓先生的在天英灵忏悔和深切致歉。
可是自己翻遍书柜和资料箱，那两张留有自己参与批判邓拓先生罪证的1966年6月4日的《浙江日报》不见踪影也不知去向。在心中隐隐地留下了一件憾事，许久不能释怀。
四十年后，2006年11月初回杭州公干之余与一起黑龙江插队同学奇兄谈及此事，奇兄快人快语的说：“咱们一起插队的同学CXW就在《浙江日报》当编辑，何不去她那里，要她帮忙查查报纸的内部资料网络？”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些从《浙江日报》内网下载的文字。记得那天找到了下面的这些文字后，奇兄说：“你算是终于找到罪证了。”
《一定向革命英雄学习》一文刊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浙江日报》第三版。下载资料全文照录如下；
《一定向革命英雄学习》
作者：王凯
【文献唯一码】 ZJRB196606040030002
【刊物名称】 浙江日报
【总期数】 6178
【年期号】
【专刊】
【专刊期号】
【分类】
【栏目】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三家村”黑帮：休想在青年身上搞“和平演变”！
【责任编辑】
【是否图片】 否
【是否广告】 否
【是否头版头条】否
【版面文件长宽】 5765*8203
【备注】
【版名】
【版本说明】
【PDF版面文件附件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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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发布】
【版次】 003
作者：杭一中学生 王凯
邓拓在《初生之犊不怕虎》一文中，列举了大量二十岁以下就“成名”的人物，什么寇准十九岁举进士呀，王岩叟十六岁三元及第呀，张耒十三岁写诗作赋呀……等等。邓拓说，这些人“成名”的关键，是“早就开始读书”，他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向这些古人学习，学习他们不怕短命，埋头读书的精神。这是射向我们青年的一支毒箭。
我们革命青年，既不为“成名”而奋斗，也不为“成家”而努力，我们终生之愿是要当一个革命者，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我们当然要向先进人物学习，但是我们心目中的先进人物决不是邓拓满口称赞的封建士大夫，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英雄。
事实上，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我国千百万革命青年正在革命化大道上奋勇前进，涌现了大批青年革命英雄。其中也有很多是二十岁以下的革命英雄。
请看，十四岁的共产党员刘胡兰横眉怒对蒋匪帮的铡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十九岁的共产党员董存瑞，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手举炸药包，高呼“新中国，前进”，舍身炸毁敌人的碉堡。
十九岁的青年团员丁佑君，被敌人逮捕以后，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十四岁的少先队员刘文学，为捍卫人民利益，坚决与地主搏斗，英勇牺牲。……
这些青年英雄比邓拓列举的那些封建士大夫，不知道要崇高多少倍！他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而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抛头颅洒鲜血在所不惜。这些青年革命英雄成长的道路，也决不是象邓拓所说的那样，不怕短命，埋头读书，而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实践。我们只有向这样的青年英雄学习，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可是，邓拓只字不提刘胡兰、董存瑞等等的革命英雄，却偏偏热衷于宣传张耒、寇准等等封建时代的臭老爷，这是为什么？这不但因为邓拓疯狂地诋毁毛主席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名言，污蔑新中国的青年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而且，更恶毒的是因为邓拓黑帮妄想诱骗我们青年脱离实践，脱离政治，钻进古书堆，为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奋斗，企图把我们青年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培养成为邓拓这伙黑帮的后代。这是我们绝对不答应的。
我们决不效法封建士大夫，一定要向革命英雄学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勇于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在实践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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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二）
读懂邓拓绝非易事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于遂安、卜无忌等。福建闽侯人。中国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
邓拓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毕业于河南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敌报》社长兼主编、《晋察冀日报》社长。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4年主持编印《毛泽东选集》。
1949年后，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0年其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1961年10月开始，邓拓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专栏，共计发表文章62篇。其中邓拓撰写18篇。《三家村扎记》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以古代史料为题材，以古鉴今发挥了杂文特有的战斗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邓拓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 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自杀而死。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以后第一个以死抗争的罹难者。
以上关于邓拓简介文字大多摘录自《百度百科 邓拓》篇。意欲给未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初步了解邓拓先生，但主要还是给对文革历史已经久违了的自己重温一下那一段历史梗概。
其实想要从历史的层面真正地读懂邓拓先生，用自己真正能够理解和坦率直白的语言和笔触来给邓拓先生描画一幅比较准确恰当的人物素描绝非一件易事。
近年来自己收集阅读了不少有关邓拓先生的传记和研究专著，主要有王必胜著《邓拓评传》《邓拓》；顾行、成美著《邓拓传》；李辉著《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张帆著《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庞旸著《邓拓和他的家人》；宋连生著《邓拓的后十年》；成美等人所合著《丁一岚传》；傅国涌著《邓拓与毛泽东》等等；以及在下目力所及的一些报刊上不绝如缕的回忆研究评论邓拓的大量文章。感到对于邓拓研究中尚不能坦言直叙的真相和议论还满目皆是。对邓拓的评价尚有十分对立的不同意见，人们还在争论邓拓是忠诚的革命党人？还是坚持文人操守的书生？邓拓的遭遇是“忠诚者的悲剧”？还是“书生之气未能无”的书生之累？
邓拓先生曾被认为是一位最早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之一。1942年邓拓为纪念中共建党21周年为《晋察冀日报》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当时被称作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
1944年5月，邓拓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这部在战争年代出版的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载有29篇文章近50万字。我坚信邓拓先生当时是从内心真正崇拜毛泽东的。也相信邓拓先生的崇拜毛泽东与一般人是绝不一样的，不仅仅出自一种朴素的感情或者盲从的，是基于思想理论钦佩之上的由衷之情。
1949年秋，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据说这是毛泽东钦点的。邓拓在《人民日报》任职近九年。任职期间经党中央批准长期列席中央政治局等党的重要会议。
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邓拓曾被北京代表团提名为“八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但邓拓主动请求拿掉自己的名字，说我的资历浅，同一些有贡献的老同志比应该选他们。这个位置应该留给别人。
据说有一个时期还传说过邓拓要去给毛泽东当秘书，也被邓拓婉言拒绝了。后来才知道、有人听到当时邓拓私下忧虑地说了一句：“伴君如伴虎。”。
1956年有一件事，邓拓直接触怒了毛泽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热火朝天，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担忧急躁冒进必有隐患。6月，刘少奇布置中宣部起草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邓拓收到稿件后略作修改排出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他们都做了亲笔修改和打磨，最后清样交给毛泽东审定。毛只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毛一向高度介入《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我不看了”是极反常的批语，其实明确表示对社论的不满。但邓拓还是小心翼翼的将反冒进社论用小一号字体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邓拓终于被推到了悬崖边。毛泽东先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各大报纸纷纷响应号召刊登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文章，而《人民日报》表现得十分“保守”。邓拓特别规定，对来稿要严格把关，在保持作者原意不变的前提下，删改激烈语言再发表，并且要加编者按语以缓和火气。毛泽东则当即批评邓拓“书生办报”。1957年4月开始，《文汇报》《光明日报》发表大量大鸣大放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多次公开表扬这两张报纸，指示鸣放要“加温再加温”，对于《人民日报》的不温不火，他的不满终于爆发。
1957年4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卧室里召见《人民日报》全体编委。邓拓汇报工作一再被打断。毛泽东说：“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毛泽东的批评竟历时四个多小时。邓拓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最后邓拓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而毛泽东还批评说邓拓是“假辞职”。两个月后，毛泽东派吴冷西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1958年1月，邓拓参加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上周恩来受到批评，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大跃进运动蓄势待发。在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人民日报》，提到了那篇被邓拓改为小号字体发表的反冒进社论，恰在此时邓拓刚刚走进会场，毛泽东当着全体与会者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邓拓就是无能，我说过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邓拓在底下默默做着记录。
但据王若水回忆，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后，有一次王若水和一个同事去看他，谈到1957年被批评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
邓拓先生1959年2月离开人民日报社以前，邓拓曾约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胡绩伟到京郊潭柘寺散步。他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他在胡绩伟面前还说过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等等。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时邓拓也许并不知道姚文元发表此文是一场预先设计好的高层政治斗争的前奏，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无非是一个突破口而已。斗争的真正终极目标是吴晗背后的北京市委和彭真，直至刘少奇、邓小平。1965年12月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先是在自己主持的会议上多次表示：“要把《海瑞罢官》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不要扣大帽子，要用商讨的语气。对吴晗对姚文元都一样，否则，文章怎么能让人心服？又怎么能让读者受教育呢？”后来邓拓又以“向阳生”的笔名在《北京日报》上发表题为《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论”》一文继续提倡学术讨论“人人都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为吴晗说话。可惜了邓拓的真诚和善良，当时邓拓对真理的坚持都是一厢情愿的。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讲话。他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同时，毛泽东还直接指出《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又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再次点名批了邓拓、吴晗、廖沫沙，说他们写的《三家村扎记》、邓拓写的《燕山夜话》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发了《关于《三家村扎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这是最早公开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同日邓拓被勒令在家停职检查。
1966年5月8日由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显著位置刊载在《解放军报》。文章说“《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该文的大字本由江青送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将原有十五个字的标题删去，改为“评三家村”四字。江青便说该文经主席亲笔改定。此标志着对邓拓的批判升级。
1966年5月16日，致命一击降临。发动文革的动员令《5.16通知》下达。同日，全国各大报刊转载戚本禹在《红旗》上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中有这样的话“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已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中又混入党内……”邓拓看到戚本禹的文章，再也不能忍受对他人格的侮辱，他气愤之极地将报纸摔到地上。邓拓对夫人丁一岚说：“卑鄙，这个姓戚的有什么根据这样血口喷人！”“绝无此事！纯粹是诬陷！”
1966年5月17日深夜至5月18日凌晨，邓拓怀着一腔悲愤给彭真和北京市委留下了为自己辩白的6000余字长信，给妻子留下了一纸简短的诀别泣血之言后，吞服大量安眠药含冤自杀身亡以死明志。终年54岁。
一代才子，堪称中国新闻界骄子的邓拓成为“文革”自杀第一人，是“文革”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品。邓拓先生的鲜血为文化大革命“祭旗”。
本来就明白在复习“文革”历史和遑论“文革”历史的过程中的诸多真相与背景，尚待时日方可能有机会认知。在收集写作拙文资料时读到过当年接替邓拓任北京市委管文教副书记郭映秋先生口述的《我在“文革”中的经历》（系郭映秋生前口述自传中的文革部分，载《老照片》第74辑2010年12月出版）中的一段回忆；“我到北京市委不久，5月18日就发生了邓拓自杀事件……。北京市委曾为此报告中央。事后,李雪峰曾传达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想不到批示中毛泽东对此竟风言冷语,很不以为然。对此,惺惺相惜,引起我无可名状的悲凉。应该说,我参加革命后,对于毛主席有出自内心的敬仰、热爱和崇拜,而他对邓拓之死有如此批示,如此的铁石心肠,真使我大感意外。”
我天真地在网上网下曾想方设法地想无论如何都要找到郭映秋老人文中所述的毛泽东那个有关批示，可竟未果。但我并不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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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三）
初识《燕山夜话》
初识邓拓先生的《燕山夜话》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应该是在1962年上半年,大约就在那年的“五一”节前后。当时自己正在“杭二初”上初中二年级。
“杭二初”即杭州第二初级中学，座落百井坊巷内。其前身系1939年创办的私立淇园中学，1946年复校改称为私立廷筠中学。1949年5月后先改称为私立爱国中学。1953年改为公立“杭二初”。学校主楼建筑为三层西式建筑，楼顶和墙面以及室内装饰物皆呈现浓郁的基督教宗教色彩。学校操场紧挨着大门开在中山北路的基督教天水教堂。那些年里学校的操场围墙一次次的往右面拉直，操场面积大了不少。学校后门出去即是耶稣堂弄，后门左前方马路对面即是前些年拆了又重建的《司徒雷登故居》，当时那里好像是省级机关宿舍。
自己所在的那个班级是个“和尚班”。那时的所谓和尚班就是班上的学生全都是男生，没有一个女生的班级。从初一下学期开始这个“和尚班”的淘气和能闹腾就全校有名了，不光是班里学习风气和课堂纪律极差，打架斗殴经常发生。学校搞集体活动如开大会或开运动会时，“和尚班”的“闹小子”们还会去主动欺负其他年级同学尤其是女生。有时一些心相和善、稍不善言辞又不能始终掌控课堂秩序的老师在“和尚班”往往会连一节课都上不下去，还记得女生物老师不止一次地被气得哭着跑出教室，教俄语的Y先生也曾好几回向校长宣称要“罢教”等等。班主任语文科任的C老师都不想当“和尚班”班主任了。这使“和尚班”的“闹小子”们很得意。自己虽很少主动参与“闹小子’们的闹腾但也时常都随大流，有时也正好趁机在上课时公开看长篇小说或课外读物,属于“蔫淘”的那一拨。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从1960年冬天起杭州市市区连蔬菜供应都是由居民区按户按天按人定量供应的，每人每天供应蔬菜半斤（250克）。经常供应的是老白菜帮或包心菜外皮即深绿色厚实的老包菜帮子。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都是凭票凭证供应的，以1962年3月为例，市区居民每人每月可凭票凭证购买猪肉2市两（100克），水产品1市斤（500克），豆制品票5张（每票可购豆腐一小块），食糖2市两（100克），食油3市两（150克），粮食24斤（12公斤）、但要搭售10%—20%的杂粮或番薯。记得从1961年的春天开始，学校每天的早操或课间操时，时不时的都会有个把男女同学晕倒在操场上。特别是早操前晨会上讲话的老师要是话太多了，弄不好就会当场有学生倒在操场地上的。上体育课时运动量稍微大一些也是如此。“和尚班”里也有好些个同学为此晕倒过，记得自己也未能幸免。据当时校医室老师说，晕倒的同学们大多是热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或低血糖所致。后来学校大幅度减少了体育课课时，每天只进行课间操。早操改为早读，晨会就改在有线广播里进行了。
还记得1961年暑假组织学生去留下杨家牌楼学校农场“双抢”劳动（即抢收早稻抢种晚稻）。低年级学生只是参加番薯地锄草和搬运稻秧和稻草的轻活。因学校提前说明了去农场劳动吃饭不要钱不要粮票还管饱，“和尚班”一大帮都踊跃报名去了的。半大小子们也算懂点事能想着为家里的弟妹节省些粮食。虽只劳动了十几天，可天天都能吃饱饭。籼米饭炒南瓜冬瓜汤顿顿撑得肚子滚圆，那农场的籼米饭要比城里粮店凭粮票购粮证供应的每斤一角一分七厘发黄的陈籼米饭好吃多啦。但每天早上起来能看到总有些人在晾晒床单。半大小子们正处在发育长身体的重要阶段、可还有人晚上会在竹片大通铺上“画地图”。而到了白天，这些“和尚班”的闹小子们也许是荷尔蒙泛滥到农场劳动也照闹腾不误。抓青蛙、摸泥鳅，祸害老乡家菜园或自留地里的黄瓜香瓜菜瓜。
可惜好景不长，初二下学期一开学，学校就将“和尚班”解散了。把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下马的“下城师范学校”的一大帮大龄女生与“和尚班”合编分为两个班级。自己所在的班级班主任换了高个子浓眉鹰眼十分厉害的历史老师X先生，据说X先生是在新四军金肖支队搞地下工作出身的。语文老师也改由S先生担任。S先生虽然戴眼镜，但总穿一身带着肩章挂绊和锁眼已洗得泛白的旧军装。当时的杭二初连校长和支部书记都是军队转业干部，语文老师是行伍出身的也就很正常了。
S先生的语文课讲得有点意思。首先他不只照本宣科，讲课时常常会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S先生会先按课本要求讲，反复讲明课本基本要点和必须要掌握的知识点。在讲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后就会马上声明；“仅供同学们参考、不作为完成作业或考试要求的。”
再则S先生很是敢说。印象最深的要数S先生在讲评课文还是《课外阅读教材》中的杨朔散文《雪浪花》《荔枝蜜》两篇文章的见地了。S先生先是介绍两篇散文的背景显示文章的重要性和思想性，告诉学生《雪浪花》发表在《红旗》杂志、《荔枝蜜》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他再用大篇幅空泛地肯定两篇文章的崇高的思想意义和文学艺术价值。只是反复要求同学们注意准确掌握词汇运用。
S先生认为杨朔散文的过于结构精巧，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结构布局极为精致，语言精雕细琢。文章从诗化语言的刻意追求中表现出的人物和事件显得过于理想化，语言也有雕琢之嫌。但仔细品味后，便会感觉有一种做作、生硬之感。
S先生最后说，据他各地老战友来信告知；那年头山东胶东的老乡们好长时间连每天吃地瓜干也接不上顿了。广东沿海有不少农民生计无着便铤而走险过海去了香港。不知写这两篇文章的作家是否知道这些实情？有的学生听懂了的便不吱声，有的学生听不懂的就会发问，S先生也不回答、只是闷声不响。
当语文课学习了课文鲁迅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之后，许多同学们纷纷向S先生反映，觉得鲁迅的杂文太难学了。虽然文中涉及的雷峰塔、保俶塔都是杭州的风景名胜，但鲁迅先生在杂文中反映的主题过于含蓄，文中隐晦的笔法和难懂的词汇以及不熟悉的时代背景实在不好掌握。老师讲课费力不少，学生听了还是似懂非懂的。S先生说、对于鲁迅先生的这类杂文,我们主要认识它的战斗作用和意义,而不必去学习它的隐晦曲折的形式,因为今天的时代已经根本不同于鲁迅所处的时代。S先生答应找一些经典的现代作家杂文来与我们一起学习探讨。
过了几天的课外阅读课上，S先生拿来了好几本用过期的文学杂志《东海》，《新港》作底本的剪报集。
S先生说，《北京晚报》上有个名叫马南邨的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燕山夜话》，每周定期发两篇。S先生以为《燕山夜话》专栏的杂文文章大气，篇幅精悍，文字清新，贴近生活，充满情趣，用典准确，知识面广泛很有书卷气。所以自己很喜欢。觉得也很适合同学们学习阅读。要求同学们多认真读读类似文章对语文课写作学习是大有益处的。
S先生当场朗读了《燕山夜话》的开篇之作《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后开始讲评。文章一开头以“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文章发出高屋建瓴般的呼唤立刻抓住了同学们的注意力。从生命的价值、这一崇高的人生命题上看待人们的工作和劳动，看待业余生活，一开篇就向我们展示了严肃的人生和生命话题。再从班固《汉书》《食货志》中记载“一月得四十五日”説起，即古人以为“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这样“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文章鼓励人们像古人一样利用夜晚时间，重视这生命的三分之一，“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浪费掉。”这才是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所持的人生态度。整个教室始终鸦雀无声，同学们听得很是过瘾。
正当S先生讲得正在兴头上，班主任X先生也进入课堂。两位先生便交替开讲，把一堂学习《燕山夜话》开篇之作《生命的三分之一》的阅读课顿时变成了转变老“和尚班”学风的班会课。还提出了“学习《生命的三分之一》珍惜课堂每一分钟”的口号。自己当时就怀疑觉得这堂学习《生命的三分之一》的课是S先生和X先生早就合谋过的。
此后S先生的剪报本被我借来阅读过几次，每次都是S先生催着才还的。S先生告诉我《燕山夜话》已结集出版，新华书店有售。我好不容易跑了几处书店用零花钱买到一本《燕山夜话》第一集如获至宝。
那时未曾问过老师这写《燕山夜话》的马南邨是何方人氏，连想问的念头都未曾有过。反正老师说的都是没错的。
1963年9月进入杭一中高中学习后，我对于《燕山夜话》一书的喜爱青睐依旧。杭一中图书馆的条件要比杭二初好得多，于是多次从图书馆借到过《燕山夜话》合集和除第一集以外的四集分册阅读学习。当时感到《燕山夜话》文章皆为“千字文”，题目醒人吸引眼球。知识内容丰富，运用历史典故恰当自如。文字简洁明快生动，开门见山。文风平易近人，不训人、能平等与人讨论商量切磋，思想性也强。但因年幼阅历太浅当年确确实实还未能感觉到邓拓先生文章针砭时弊、对极左思潮运笔犀利的批评，也不能领会他以隐晦曲折的笔法对浮夸风和乌托邦空想主义进行有力地讽刺抨击。更不会读懂邓拓先生久经高层政治历练后吐露出来的所谓“心声”了。
所以常会模仿《燕山夜话》中自己能读个一知半解而又喜爱的一些篇杂文篇目练习写作文论述文或杂文，有时模仿文章的结构布局，有时摘录文章精彩段落或典故直接入文。时日太久已记不太清楚到底模仿过几篇作文。还能依稀记得起来的唯有曾经以《燕山夜话》第一集中的“说志气”一文为模板、模仿写过的作文。作文模仿照搬照抄“说志气”一文的大致结构布局和主要论点论据要义。连“说志气”文中谈及宋代理学家朱熹“论志气”，真德秀的“问志气”，元代许衡以及三国时期诸葛亮谈志气等大段文字统统照搬，连顺序也不曾改变。只是把原文中作者鼓励青年有志气改造落后农业改作青年人要有志于祖国造船工业改变落后面貌奔向海洋。全篇文字虽有大量修改，作文题目也改为“论志存高远”。此作文被语文老师王先生判给了不低的分数。但王先生在评语中点出有“模仿范文痕迹明显。应注意。”一句。课后我硬着头皮去找王先生解释。王先生听完解释倒也没批评我，只问你知道《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是谁吗？我说不知道。王先生说、这个人本名邓拓，他当过《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现在是北京市委的领导。王先生又说与《燕山夜话》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一本广东作家秦牧写的《艺海拾贝》一书，是专门谈写作一些基本问题的。诸如主题、风格、典型、细节、语言，以及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等等。写法上深入浅出，涉笔成趣。此书对语文学习和写作学习大有益处，可以找来读读。只过了几天，自己书包里便多了一本《艺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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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四）
大潮涌来前夕
本应在1965年9月1日按时开学的那个学期、便是标志着我们进入高三年级开始高考冲刺开始的时刻。奇怪的是那年9月1日这天并没有按时开学，学校通知老师集中学习三天，学生就继续放假。起先我以为是杭一中在上学期末开始进行的“四清”运动所致。因为在上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趁暑假即将开始之际杭州市有十四所完全中学作为第一批开展“四清”运动的中学，杭一中也被列入在其中。学校在7月3日召集了高中部的学生开大会听取杭一中“四清”工作队队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芝山作的“关于中央‘四清’文件二十三条”报告。会后还组织听报告的学生到学校一进和二进走廊前面的几间办公室参观学习挂在墙上的大字版大字报式的“中央二十三条”文件全文。然而当时那些说教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都是“对牛弹琴”的。要不是从当时日记和听报告的笔记本上查实有关资料谁还能记得这些事的。后来终于才明白那时杭一中的“四清”运动便是“文革”运动开始的前奏。
9月4日虽然开学上课了，下午没举行开学式又是在二进大礼堂开大会听报告。金校长传达毛主席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七.三”指示。据说是老师们集中学习三天也是传达学习这个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重要指示。从当年听报告记录本和日记中都未能找到完整的重要指示原文，都记录得半句半句的。经查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1965年7月3日的批示是：“陆定一同志：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其实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毛泽东指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64年春节毛泽东就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对当时的教育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评，毛泽东说：“现在的考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的方法。”。“只是读死书，考试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学生，害死人，要改。现在这个方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1964年暑假过后还一度流传过手抄本的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内中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等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学生要离开课堂，主张学生到课外去从事阶级斗争。当时大多都读不懂内中的深邃意涵，更不能预见两年后如是的大潮涌来。
在当时的记忆里，学校应对这些重要指示除了多组织几次形势报告和革命斗争史或忆苦家史报告外，也就是组织一学期一次的下农村劳动一周，大力开展学生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和社团活动等等。其他教学活动并无大异。当然有关具体内情到底是如何的呢？那时的学生们都是一无所知也不会关注的。
那时在杭一中贡院校园的“象牙塔”里只说些“突出政治落实在业务上，落实在学习上”的高调，只喊些“为革命而勤奋学习”“为工人和贫下中农而勤奋学习”的口号而埋头读书一心一意想考上个重点大学或选择一个自己钟爱的专业还是无人指责也无伤大雅的。聪慧勤奋而成绩优良的学生总被杭一中的师长们同学们所青睐厚爱的。
清晨，贡院校园里鲁迅纪念亭周围朗朗的读书声；入夜，教学楼一个个窗口难以按时熄灭的灯光；图书馆阅览室座无虚席和鸦雀无声都在告诉你；杭一中的师长们依旧也还是按照“老杭高”的传统和教学节奏在贡院校园里带领学生们行进着，演奏着一如既往的贡院校园乐章。
一进入高三年级，高三各班的教室里气氛和同学们的神态都变化极大。教室里不管上课还是自习静谧得如入无人之境。上课时除了老师的讲课和板书发出的平和细小的声响，似乎已经到了谁都不敢大声喘气和用力翻书的地步。上自习课同学们也不再如同高一、高二年级时那样经常聚堆大声讨论争论问题了。留下印象最深是高一时有一次为讨论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有多少种推导方法？到底是九种还是十种？争论得天昏地暗直到夜自习开始、班主任老师前来巡视还未结束争论。还有组织闭眼比赛背诵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背错一处就下去换个人再继续背直至正确为止。高二时正值中苏两党论战你来我往的高潮，几位俄语学得极棒的同学拿一张原版俄文《真理报》比赛不借助《俄汉词典》当场朗读指定的《真理报》中短文原文和即时翻译为中文等等。上述种种都曾使参加比赛的和看热闹的同学往往都兴奋不已顿时暗暗滋生苦读的强劲动力。
进了高三的自习课这些热闹的争论或比赛场面不再重现。连周六晚上和星期日假日甚至高中最后一个寒假的白天晚上在教室里自习的座无虚席。矜持，自信，沉稳，忙而有序的神态充盈在一个个同学脸上，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真切地回味感觉到竞争的暗流一直在躁动，希望和理想亦在同步涌动。
按杭一中多年传统惯例凡是参加学校各类课余社团或运动队和兴趣小组的高三年级学生一律可以退出不再参加活动，不管是鲁迅文学社，美术队，航海模型、航空模型运动队，无线电兴趣小组等等都是如此。连头一年就确定今年9月份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也不要高三同学参加了。住校生教室，寝室、食堂或走读生教室、路上、家里三点一线，周而复始地运行成了高三学生在高考最后冲刺阶段的固定生活模式。
在1965年下半年至1966年年初的日记本里能找到记载读林彪为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撰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罗瑞卿所写文章的内容。能找到学习陈毅副总理记者招待会讲话的读后感。也能找到学习《中国青年报》推荐学习北航学生范兴言的几点体会等等……。就是找不到关于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首发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及为之相关的片言只字。
当时高中毕业考试和高考都是要单独考政治的，考题除了政治教材规定内容外还会有时事政治考题。到高三上学期末各门课程基本结束已开始全面复习、唯有一门《解析几何》还在上新课的情况下，每天都要坚持翻翻报纸大标题、每天早晚收听一下广播中《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新闻联播》的要点皆是必做的功课。而对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的大作确实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竟然会将此大事视同前些年批判电影《北国江南》一般不问不顾。
那一年十几天的寒假除了去秋天曾下乡劳动的萧山西兴回访当地贫下中农和春节休息两三天，其余天天几乎都在学校教室自习复习功课。在贡院校园里曾见到了不少寒假回母校和拜访老师的上两届考入大学的老校友。现在记得起来有1964届考上清华大学的刘泉学长，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徐光春学长，考上北京大学的王鈺清学长等等。1965届考上上海交大的蒋鸿源学长，考上哈军工的王晨学长，考上南京林学院的胡酉安学长等等。徐光春、刘泉学长都是学生会干部和《一中青年》刊物和板报的编辑，曾因投稿被采用而认识，由于学长高自己两届只能寒暄问候一下不及深谈。而与上一届高三（6）班的蒋鸿源学长素有交往谈得就深一些，他知道我是准备考文科的。他说：“杭州人上学不要走得太远。文科方向来说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都是相当不错的，也不比北大、人大差到哪里。你只要有好分数读个好专业是不成问题的。”蒋学长还打趣的与我拉钩，约定明年秋天上海见。可惜竟都成泡影。
胡酉安学长因为在杭一中航海模型队任队长，在海模队活动近两年与之交往就更为频密。而且我知道光凭胡学长的考试成绩绝不是上南京林学院的队伍。胡学长的话也就更为直率，他说：“当高考成绩以外的原因决定你的命运时，不必抱怨。因为不只是你一个人如此。只要你自己努力了，不管结果如何你都得平心静气接受下来。”临别时他又来了一句，“我班有比我成绩好得多的同学有好几个都未被录取，去年9月他们已去宁夏永宁县农村插队落户了，你知道吗？”其实去年8月份的一天去宁夏永宁县插队的同学在一进楼前与金校长、崔校长、邢书记等合影的场面我看到了。9月7日他们启程，全校师生敲锣打鼓欢送，我也参加了。所以我不吱声，我也不想回应。
寒假里见到好多考上大学的学长们、与学长们的谈话给人的激励鞭策和引发的思索无以复加。而对于大潮即将涌来的种种征兆却毫无察觉，毫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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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 （五）
“拿起笔作刀枪”实录 （上）
高三上学期未还没放寒假之前，杭一中的“四清”运动仿佛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惊人”成果。一是学校的主要领导作了大幅度调整。曾在解放初期老杭高担任过副校长的杭七中肖校长接替了已在杭一中任职近十年的金校长，据消息灵通人士们传说金亮校长已调杭州师范学校任职。早就听说金校长是1933年苏州师范毕业曾任教师。1937年投身革命，长期在杭嘉湖沪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当时好像任杭一中校长之前已是行政12级干部。因从高一开始、金校长就在我们班主持教改试点班、组织实施教育改革探索有近两年时间。与金校长接触多了就对他有诸多了解和好感。感觉金校长熟悉掌握中学教学规律、极其关注中学教育发展整体趋势。有较深的国学功底和古文造诣，崇尚“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古训。金校长曾亲自讲授政治课，倡导主持开设毛笔书法课。金校长关心重用老教师，器重教学新秀。他懂得学生心理、特别注意引导学生摆正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当得知金校长的爱子是志愿军烈士牺牲在朝鲜战场，学生们对金校长更为崇敬。当时并不了解金校长调整离职原因，只是颇感惋惜。也再没听说数学家老杭高的老校长崔东伯先生是否还是留任杭一中的副校长。
杭一中“四清”工作队的徐副队长被留任接替了在杭一中担任党支部书记近十年的山东南下干部邢书记。徐书记原是市卫生系统的部门领导，也是山东老解放区南下干部。当年忽然间杭一中这样一个重点中学的主要领导作了调整，不可谓是一件小事。但从表面上看只有一部分高中学生对此私下嘀咕嘀咕的，也许大部分学生不知原因亦都不以为然，因唯有开大会才能看到校领导，校领导的突然变动对学生们影响不可谓不大。当时老师们对此作如何反应、好在绝大部分学生们也是不知道的。
二是学校党总支宣布在杭一中的“四清”运动中发展了四名学生党员。这无疑等于放了个政治卫星般轰动。不过这四名学生党员都是高三年级的学生，其中两名女生党员都是当时在任的省市领导干部子女、还是一个班的。两名男生党员是杭一中在全省范围招生录取的来自农村贫下中农子女。当时在杭州中学生中发展党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物。虽然与他（她）们都不熟识，当时对四名学生党员的出现、还是真的在心里十分仰慕的。
撰写拙文前费了不少时间想寻找或搜索到有关文革前在中学生中发展学生党员的动因或有关文件规定的资料，却未能如愿。但读到了前些日子原北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宋彬彬谈及文革前在北师大女附中曾发展学生党员达十六人，学校为此专门了建立学生党员支部内容的有关文章。还在《暴风雨的记忆-1965年至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书读到1963年起北京市委在北京四中、北京六中、北京八中等某些重点中学搞“四清”运动时也在中学生中发展了党员。据说现今的马凯副总理也是在当时的北京四中入党的。可庆幸的是杭一中开展的“四清”运动没有如同北京一些重点中学“四清”运动一样贯彻阶级路线，开展清理所谓“白专”学生。文革前北京的一些中学甚至还发生过“学潮”、批斗过“白专”学生。由此看来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在全国各地是有普遍性的，也许是落实将阶级斗争当作学校及学生的一门主课的重要措施之一。未竟之事当争取在此后的拙文中继续作些探讨。
1966年春节过后没几天，高三年级最后一个学期是按时开学的。开学后不久，进行了最后一门新课《解析几何》的结业考试后就开始了全部课程总复习。为确保毕业考试和高考复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切实保障杭一中高考升学率学校对高三毕业班学生各科总复习实施了分类上课的措施。每门课程由科任老师按学生平时学习情况分成三类进行分组复习。一类即优生提高组，二类即中上提高组，三类即基本进度组。我的语文、数学、俄语、物理全都被分在一类组或二类组。化学老师提醒我，我的化学课介于可分在二类组、也可分在三类组之间的状况。至于到那组上课由我自己考虑确认。因高一年级时一度不专心听课，上化学课经常看课外书籍。期末化学考试曾开过一回红灯，虽开学前补考通过因此对化学学习特别是有机化学部分总有些打怵。所以为了使化学毕业考试顺利通过，我考虑再三后向化学老师报告后还是自觉要求到三类组上化学课，老师知道我高考准备考文科也就没说啥。所以对于毕业考试和高考复习压力还是较大的，绝不敢马马虎虎掉以轻心。
过了五一节，高中毕业考试日程和高考报名日程的有关安排就全部明朗了。要求5月20日前填写完成高考报名登记表等资料并确定考理科或考文科。安排5月21日至5月26日举行各门课程毕业考试。然后开始高考复习。自己当即惜日如金地逐日排定了自己毕业考试前复习的全部日程表，几乎立即按日程表开始实施复习。
5月7日早晨，学校突然通知高三年级各班学生前去西湖风景区西泠桥畔，杭州饭店前欢迎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等人访华。听说是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来杭的。执行这样的任务在高一、高二时已有过多次。在当时而言这可都是政治任务，没有任何条件可谈。
1965年春天在杭州笕桥机场欢迎巴基斯坦总理阿尤布.汗到杭州访问时，曾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离我们迎外宾的队伍的排面直线距离不足三、五米；他极其有神的双眼，灰色中山装，刮得发青的鬓角和脸庞；他左手挥动着向欢迎人群致意、右手在胸腹间大力度左右平移似乎在鼓动暗示我们要对外宾有更为热情的欢迎。在迎宾队伍左侧的大关小学民乐队的指挥很灵光的见机行事立即将正在演奏的曲子《步步高》转换为《金蛇狂舞》。周总理笑着把鼓掌的手举了起来等等。这些当年所见场景至今都能清晰地浮现回放。
由于积累一些迎外宾任务的经验了，便知道迎宾队伍必定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到，到达后还必须等待相当一段时间。要等清场和安全检查的车辆和人员过去后，外宾车队或外宾方才会出现。那天便事先把自备的俄语单词本用类似于当时刚刚流行的64开本《毛主席语录》的红色塑料封皮套上放在口袋里，想在等待迎外宾的时间里找个冷清位置背背俄语单词。不料那天人太多难得找到隐蔽之处，又绝不敢堂而皇之地公开读外语单词。只得与同学一起从苏堤入口附近的西湖岸边往西冷桥方向来回逛一逛消磨等待的烦恼。不料竟惊奇地发现西冷桥桥堍一带的苏小小墓和亭子，武松墓及牌坊等等古迹不见了，附近的秋瑾墓及碑亭也都不见了。原址上留有被挖掘清理的痕迹都没有完全消除。旁边有位老者可能看我几次围着西冷桥桥堍打转，老者王顾左右后自语自言地大声说：“年轻人不找了，去年初就都清理完了。”这话听得我几乎难以相信，不知何故当即感觉异常不悦不适。
一直至近年才了解此系党内大秀才胡乔木1964年秋所写经毛泽东亲笔改定的诗词《沁园春 杭州感事》之故。其词中有道：“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为此自1964年12月2日夜起至1965年初，省市有关部门先后在西湖景区和市区近郊采取清理扫除革命行动，据不完整统计，破拆牌坊55处、石刻7处，掘毁坟墓654座。据此可断言文革“破四旧”乃始于杭州西湖。
结果那天周总理没来杭州。陪同外宾来杭的是李先念副总理。
那天回校后甚感疲劳、精神不振。可能在西湖边受了些风寒晚上便上感发烧了。身体一两天都没有恢复过来，复习功课的效果极差。使迎接毕业考试的心理压力颇感觉加大了许多。
5月10日上午学校通知我，下午一时到一进支部会议室开会。说是《浙江日报》编辑来校开征集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文章的征稿会。
我进会议室时已有十数人到场了。新入党的四位学生党员好像全到场了。女学生党员S同学、Z同学肯定在。两位男学生党员是否确实在场我不敢肯定，毕竟是四十多年前事难免记忆模糊了。但隔壁班的FJ同学,小学同校不同班的QL同学，还有FY同学等等在场我是还记得的。至于其他老师或同学我都想不起名字和不敢确定是谁。恕我不能一一赘述。
会议由徐书记主持先讲了几句，他主要对与会的同学作了热情鼓励和殷切期许。教导主任王老师起先在场后来就看不见了。会议由《浙江日报》来的一位编辑或记者作主讲。这位浙报编辑自我介绍姓F，他中等身材，梳个倒背头，大国字脸、皮肤白皙，浓眉大眼极为英俊。穿一件合身的竖领贴袋浅色士林蓝学生装和浅色灰西裤，说一口带较浓江西口音的普通话。从F编辑的谈吐和神态尚不太自如程度来看，当时就估计这位F编辑可能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报工作不久。
浙报F编辑手里拿一张当天的《文汇报》，先是读了《文汇报》上刊载姚文元的那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一文中几节内容。还讲述了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形势和意义，再提出征稿的具体要求。最后特别讲到；杭一中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谈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一师风潮”和《浙江新潮》杂志，谈及鲁迅先生曾在此任教，谈及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俞秀松、施存统，中共早期骨干宣中华、汪寿华等均出自杭一中前身浙江一师等等。当然也没忘了给在座的打气、鼓劲、戴戴“高帽子”。很明显，F编辑为来杭一中征稿很做了一番功课。
图书馆的L老师抱来了一摞《燕山夜话》的合订本和分集本后，徐书记和F编辑一起分配征稿任务。当时共分了哪几个征稿专题已经记不得了，就记得分配给自己的专题是有关“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每个人分好专题就拿本《燕山夜话》的书籍、还发给一本《浙江日报》的专用稿纸。要求两天后交稿。
我是最后几个离开会议室的人之一，轮到我拿《燕山夜话》时，《燕山夜话》不论合订本、分集本已经一本也没有了。徐书记对我说，“不要紧，下去找些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中摘录《燕山夜话》的原文也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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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 （六）
“拿起笔作刀枪”实录 （下）
我转身从校党支部会议室出来就到隔壁的教导主任王老师（语文科任老师）办公室，悄悄地对王老师说。眼下毕业考试复习功课时间太紧，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自己不太想写批判《燕山夜话》的文章啦。能不能不参加这次写征稿活动，离毕业考试开始没几天啦。自己还有一门化学是参加三类组复习的。不抓紧时间复习很怕过不了高中毕业考试这一关。王老师和颜悦色地说，“那怎么行呢？今天参加征稿会的同学都是由各班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按党支部要求推荐经校党支部研究确定的。谁也不能说不想写就不写的。这征稿可是政治任务。再说写篇千把字的命题作文对你来说应该没有一点问题的，有几个小时或小半天时间你就能完成得很好。你不能不写的哦，你写篇批判《燕山夜话》的论述文也等于语文作文复习备考哦。”我只敢对王老师小声嘟哝着说,据我查资料了解，这十几年来的高考作文题几乎全是记述文考题，只有一两年的题目是可以写论述文的。王老师则回答说：“有备无患的，毕业考试和今年高考万一就是考论述文呢？行啦，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真的还想再找个别的理由再说几句。可王老师笑着说的一句话把我噎得够呛，堵得我实在无话可说了。他说：“前些年你写批评龙彼得老师讲授课文《昆仑山上一棵草》的作文一写就好几千字呢，你忘了？”（拙文《追忆王老师二三事》的“一次批评”中说及过此事）
这就是我在“拿起笔作刀枪”的过程中第一次犹豫和动摇。自己感觉到这完全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应激反应而已。
不知道是否是这天下午有学生党员们参加的征稿会使我收获了莫名的虚荣心？是老师明确的提示？还是自己“阶级觉悟”立竿见影的提高。回家便找出了自己的那本《燕山夜话》第一集，把其中的三十篇文章和邓拓先生以笔名马南邨写的序言“两点说明”又读了一遍，但翻来复去的读总不得要领。琢磨了好一阵子，实在感到宛如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无奈只得拿起载有姚文元的“大作”《评三家村》一文的报纸来读，当读到姚文元在文中对《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牵强附会硬扣帽子罗织罪名的批判，说什么邓拓以“三分之一”作掩护，麻痹大家的革命警惕性，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使之成为“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云云。有些难以再读下去。早年就读杭二初时，语文老师S先生导读讲述邓拓先生所著《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留下的印象和教益实在很难磨灭。
第二天中午午休在教室里又考虑了许久才勉强选定了批判《燕山夜话》第一集中《初生之犊不怕虎》一文。主要是想让文中提及的古代少年才俊充当批判靶子，好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命题挂上钩。下午放学后在无人的教室里一气呵成写完了约4000多字的文稿。
5月12日下午按学校通知去众安桥庆春路浣纱路口的《浙江日报》馆交稿。那里是原来是民国时期《东南日报》报馆旧址，报馆大楼为三层、中央主楼为五层。大楼占据了整个街口、左侧大楼还拐个弯进了巷子，可称得上当时杭州城里稀有少见的高层建筑。报馆的斜对面是基督教的湖山教堂，昔日教堂外墙及窗棂上神秘的华彩装饰及有时隐约会飘逸出来管风琴演奏的音乐声都已经暗淡和消失许久了。在此前《浙江日报》报馆大楼对我来说都是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未曾有机会进去过的。
进报馆大楼交稿后，报社总编室的领导LX出面还给我们这些杭一中交稿的学生开了一个座谈会，大致意思一是鼓励鼓励革命热情，二是要求做好批判文稿的再修改，甚至要有多次修改的思想准备。刊登在浙报上文章必须要精益求精，反复修改。一定要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笔杆子。
5月13日下午《浙江日报》的Z编辑突然来校，把我与CFY同学找在党支部会议室一起谈，要我俩的文章合并修改为一篇文章而征求意见。CFY是女生，杭一中高三女生本来就少，矜持、聪慧而有主见是她们的普遍特质。我绅士般的朝CFY同学多次示意要她先发表意见。她推托许久后才说，就以你的文章为底稿，按Z编辑意见你先修改，有时间再商量一下就行。我说，还是以你的文章为主，以你为主修改、我协助帮忙。我署不署名都行的。就这样推三阻四地商量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我顿时又有就坡下驴的念头、不由自主地就是不想写了。此时我的第二次犹豫不知为何突然地发生啦，使我十分固执地竟又开始坚持自己不想写了的观点。也不想与别人合作把两篇文章合并再修改成为自己的批判稿。后来我便不再吱声沉默着。
说话一多就带出明显余姚口音的浙报Z编辑大概看明白了内中的一些蹊跷。他说，好吧，我看就以C同学文章为主修改。要求是如何如何的。就让C同学先走了。Z编辑对我说，你们的两篇稿子都不错、各有特色，也各有缺陷不足。既然不喜欢合二为一，那还是一分为二吧。还是要我修改自己的稿子，主要是要突出要点，减少欧化长句子和多余的并列递进复句，大大压缩字数就行。我也不敢对初次见面并不熟悉的浙报Z编辑说出心里想的实话，只能喏喏连声。
这位浙报的Z编辑后来还见过几次。一次在第二年暮春时在浙大校园里的辩论会台下，搞不清楚他是来做什么的。他话多我话少，最后我还是把他友好地送出浙大校园为止。还有一次是在黑龙江同江县我插队落户的那时叫三村大队的村子里，Z编辑是来采访杭州插队知青的，我话多他话少。但后来亦没有见到过Z编辑的有关采访报道，也就失去了音讯。
5月14日在学校党支部干事的催促下，自己还是按浙报Z编辑的要求完成了批判稿的修改后送《浙江日报》。
高中毕业考试全部结束的5月26日下午、还没来得及全部算妥自己各门功课考试的预估分数，学校就通知要去《浙江日报》看批判稿清样。5月27日上午将清样再进行文字修改后交稿。
6月1日下午学校又通知去《浙江日报》看批判稿的正式清样稿。浙报的F编辑将批判稿清样逐一发到每个人手里，并告知已算基本定稿，不日即将在《浙江日报》逐步刊登。
以上便是当年自己“拿起笔作刀枪”批判《燕山夜话》的全程实录、大致的全过程；曾有过的无知、犹豫、顺从。
就是因为文革初期在《浙江日报》上曾经发表过批判邓拓先生《燕山夜话》的这篇短文，几十年后退休回到故乡定居遇到校友或是同学聚会时，还有时被人在背后说作是当年搞极左的，或是搞政治的。有时没听到没听清的就算了，有时听到了的我也从不作解释。我以为有人还记得你当年“拿起笔作刀枪”错误之举并不是一件坏事，既可以醒黠自己，亦可以警醒他人。这也是写成这篇《向邓拓先生忏悔》悔罪之作的促进力量之一。
我以为做错了事知道要忏悔、要道歉总是有价值的。能反思才有良知存在。经历了文革中多次起起落落和折腾之后，我们才忽然发现，神是不存在的。其实真神在我们自己心中，那就是人类的良知。只要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违背良心的事，守住自己的良知底线，人生之路才能顺畅安心。
当时曾庆幸总算高中毕业考试还是按时完成了。可杭一中至今没有将高中毕业证书发给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单位进行“工农兵学员”回校回炉补文凭，“老三届”补课补文化的“双补”运动时，曾发信去杭一中要求发给高中毕业证书。杭一中回信只发给一纸“毕业证明”，上面写道；“某某某系我校1966届高中毕业生。修业期满，成绩合格。因杭州市教育局通知不发毕业证书，特发此证证明。”
2006年，高中毕业四十周年时以杭一中1966届高中同学为主的“老三届”同学自行组织召集同学们回校集会纪念。可以就算是补办了毕业典礼，拍了合影照片就算补照了毕业合影。因在外地工作自己未能参加有关活动。但没听说杭一中补发高中毕业证书。
眼看高中毕业五十周年即将到来，我们至今还是没有拿到那张早就应该发给的高中毕业证书。这也许就是报应，或许确实就不应该发给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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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一：向邓拓先生忏悔（七）
谁之罪
在拙文《向邓拓先生忏悔》刚刚发了一两篇之后，就有几位至交老友读了之后就直率地表达了不同意见。一位说：“在当时作为年轻人跟着宣传舆论走是很自然的事，你何必要为难自己。”另一位说：“凶险的是当年背后的权力斗争，你单纯善良的学生子如何看得清呢？要赎罪的绝不是我们，罪恶与我们无关。”还有一位学者老兄说：“大势所熏，谈不上“罪”字。都来分担这个字，岂不让魁首窃笑？”等等。
我十分真诚地感谢这几位老友的宽容和厚爱。我也深深了解他们对于那场浩劫的基本观点和看法。老友们说的话本来就皆并存不悖的，只是可能还有些惶恐小可直言贾祸而已。却能使我更加激励自己诚实坦然面对历史，深刻反思追根溯源。
去年人大教授张鸣先生所写的《再不道歉就迟了》一文中写道：“文革是个需要全民族忏悔的悲剧。这个悲剧，对我们这个民族戕害之深，恐怕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不仅文化，连社会道德底线，甚至号称最为牢固的家庭伦理结构，都为之崩解。文革造成的巨大创伤，直至今日，依旧在流血，甚至化脓。”。
“事实证明，不勇于正视自己伤疤的民族，命里注定是一个短视的民族，一个屡屡犯错，犯同样错误的民族。当年，我们急于翻过那悲惨的一页，用“向前看”三个字遮蔽了对灾难的反思。结果呢，对于灾难的原因，以及灾难造成的危害也就轻描淡写地放过了。说良心话，后遗症，在30年之后发作，还是幸运的，因为毕竟经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人还活着，还有机会现身说法，帮助年轻人认清是非。”
十分赞同张鸣教授上述独到的见地并愿以自己反思的付诸于行动。我以为为自己在“文革”中做错事或被人利用做错事的都应该向受害者真诚忏悔道歉和进行反思，这是个人和历史进步的开始。真诚的忏悔道歉者，在忏悔道歉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向觉悟者靠拢前进一大步。没有反思，何谈社会和历史的进步？！确实是再不道歉就迟了！再也不能有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这是每一个经历过文革人们的历史责任。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历史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教训日本人是如此，要求自己亦更应如此。
记得十几年以前曾经读到过《陈丕显回忆录》一书在谈到江青到上海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时写道：“江青还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当时我似乎不信此说。在读到有关这些文字之前对李希凡先生并无一点好印象，当年满世界流传的所谓中国两根“金棍子”；“南姚（文元）北李（希凡）”的说辞早已成能独立思考的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当自己能读到读懂《红楼梦》时，也觉得已毫无必要再去读经毛泽东关切和推崇的李希凡先生与蓝翎先生合著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了。故对《陈丕显回忆录》谈及的这一史实表示过强烈置疑，现在看来不乏很有些武断。
去年有幸读到了《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一书。全书达五十余万字。虽然作者是从个人视角对自己八十余年生命的回眸和对所经历的某些历史事件的回眸，作者的描述难免不从个人情感出发的，但总体上感觉还是是公允的、平和的，可信的。反思是理性的。对于“文革”中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作者也能以客观、平实的文字予以记录，体现了知识分子自知、自省与自信的精神。特别是记述了江青对作者的“赏识”以及作者的“不识抬举”；以及“四人帮”对作者的拉拢等种种细节。以亲历者详实的叙述佐证了《陈丕显回忆录》中所被披露的那一段史实。
《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中记述；1964年下半年京剧现代戏会演之时，当时作者在《人民日报》文艺部评论组任职也参与了会演观剧和发表评论意见。作者在会上发言后的两三天之后开始，就先后两次被江青请到中南海丰泽园谈话，头一次谈了三小时并请吃晚饭。第二次谈话，谈了未几、作者看江青两次接连接电话太忙就自行告辞退场。在江青每当谈及《海瑞罢官》时，作者便不接话茬或保持沉默。“她说让我注意《海瑞罢官》，说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态，装糊涂。隔了一个月，她又叫我去，我不好反驳她，心想我不说什么就是了。”这样李希凡就被戴上了不听江青话的大帽子。等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当时《人民日报》社里就流传“不是党中央没找我们，而是我们没写啊。”的风言冷语。李希凡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一批被点名贴了大字报的“黑帮”分子。
其实江青早年间对李希凡和蓝翎曾有“知遇之恩”的。近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涉及对李希凡蓝翎1954年4月所著《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有如下记载：“九月中旬，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
暂且不论如何评价李希凡先生的一生，当年李希凡先生被江青“赏识”却偏“不识抬举”地对批判《海瑞罢官》不理茬和装糊涂之举实属敢于与江青较劲，敢于独立思考，敢于不随波逐尘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坚持自己立场的独立精神。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体现了知识分子敢于直面权势淫威不屈不饶坚持真理的勇敢精神。可视为中国知识界在“文革”浩劫中的一抹亮色并不过誉。
在李希凡先生恕不识江青赏识和抬举敢于坚持独立思考的独立人格面前在下实属白丁很为羞愧。实乃1949年后实施臣民教育成功造就的顺从无奈的臣民而已。可怜的我等虽口口声声自诩完成了十二年完整的小学至高中教育，但却未曾接受过完整科学正规的基础教育人文历史教育。我等接受的不是国民教育，亦不是公民教育，而是货真价实的臣民教育！
按理说文革初期最早响应号召投入文革运动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可以说是全体中国人中的佼佼者，本来更应该趋近“君子”和“淑女”，而事实上恰恰背道而驰。文革初期出现的大量暴戾事件就竟全都起源于大中学校，曾经参与的人群至少受了六年以上的教育，这最能说明的问题就是这些学生固然学了不少数理化的知识，但在如何做人上，如何认识社会，如何真正了解中国历史也就是在掌握历史人文知识上，竟与文盲或无知者并无二致。或许就是长期接受了臣民教育和臣民文化之故，难道“太上老君”的“最高指示”真有能把无知稚子们顷刻变幻成孔子所云之“君子不器”的伟大功力不成？！
其实文革与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大中学生，特别是发动利用中学生，无知幼稚大部分为未成年人的中学生被利用作为文革开路先锋和文革初期的骨干力量而已。再加当时全国只有一种声音的各种宣传工具舆论兴风作浪把“革命”渲染得等同于暴力时，宣传工具打着“革命”旗号的明言暗示使大部分青少年失去理智，一度丧失了分析和判断能力，使他们都想方设法以为以更激进更越轨的方式参与文革就是证明自己是最最革命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培养“君子”和“淑女”目标就是远离“暴力”，要文质彬彬。而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被解释成“造反有理”和“暴力革命”，对僭越法律行为、造反武斗这些公然挑衅社会秩序的行为赞赏有加。而如同当时中国赞赏暴力鼓励青少年崇尚暴力的言行在任何一个理性有序的社会里都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
曾有些文革历史研究者把红卫兵现象的出现理解成为一个难解之谜。红卫兵都被他们看作凌空出世、不可理喻的妖怪，甚至还有人将红卫兵与义和团或德国纳粹冲锋队相提并论，将悲剧归罪于青少年邪恶的天性或本性。凡那个时代经历过来的并能认真深入独立思考的人都明白，这种认识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形甚是荒谬之论。在文革爆发的几天之前，学生们还在校园里孜孜学习备考和学习雷锋，积极争取入团入党，很是温良恭俭让的，极大部分青少年都是令老师和家长放心的好学生和好孩子。他们在一夜之间竟然就变成“拿起笔作刀枪”攻击老师和“黑帮”分子的急先锋或继而成为无法无天的“破四旧”和“打砸抢”的暴徒，这固然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我们应当可以在当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指导思想中找到确切的答案。
这主要是文革前中小学的政治和道德教育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和人格塑造的问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对教育政治功能的确定是极其错误的、不适当的突出和不符合实际夸大教育的政治功能，逐渐达到了登峰造极极其荒唐的境地。教育先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开局，发展为到文革之前的“阶级斗争应当成为学校的一门主课”，最后发展为文革中提出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特别要指出万万不能忽视学校政治课和政治教育对学生反复灌输潜移默化关键的致命影响，必须要指出学校的政治课并非从1966年才开始的。文革前几年起当时学校政治课教育的显著特点，一是开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政治思想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培养大敌当前、勇于斗争的精神，“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感情”和政治立场。二是将突出政治、提高革命觉悟的教育变为培养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极端地步。三是在组织措施上，将培养接班人与贯彻“阶级路线”紧密相连，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致使“血统论”甚嚣尘上。
因而，红卫兵并非“凌空出世”的。其出现的根本原由，这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泛政治化的“接班人教育”的恶果。它塑造了一代青少年被强迫灌输的共同的极左的政治价值观、群体人格和社会心理基础：景仰暴力革命和造反有理，崇尚斗争哲学，急切期待伟大使命降临，热烈期待“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狂热地崇拜领袖，无条件服从领袖不惜牺牲自我，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路线”。红卫兵一代的典型人格，被研究者称为是一种“权威型人格”。其基本特征是：“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要求别人屈从他自己”。 当文革开始，主流政治鼓吹造反和纵容破坏时，红卫兵的“应运而生”和“大闹天宫”的胡作非为便是顺理成章和不足为奇的了。谁之罪的问题也就引刃而解了。
黑格尔说过：“政治与环境是上帝的魔法，它可以使人是淑女也可以使人是荡妇。”在邓拓先生夫人丁一岚女士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回忆录曾经痛苦地写道：“在孩子们心目中，毛主席和党是至高无上的，毛主席的话是不会错的。叛徒当然是最卑鄙的了。你想想，当孩子们听说他们自己的父亲是叛徒时，那种心理。我能想象他们心灵上所受的打击。在邓拓去世前几天，孩子们放学回家不进他的屋子，谈话里也不叫他爸爸。另一方面，我更担心孩子们因为他的问题，而对党、对群众、对运动表示出不满。……这是我一生中最感无助的时候了。”
真切地希望丁一岚女士经历过的这一幕绝不能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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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旧澜拾零之二：再向杭高曹文趣老师道歉（一）
四十三年后第一次向曹文趣老师道歉
自1969年3月离开杭州一中去黑龙江同江县三村插队后，四十多年来一直在外地生活及工作未曾有机会回过母校。曾有机会回杭探亲或出差开会时也都是急匆匆地往返两地。有时偶尔有机会路过杭高迫于无奈也往往只能把对母校和老师们的思念和对曹文趣老师的愧疚化作穿越校门、掠过布满浓密林荫的贡院校园长甬道向一进教学楼久久眺望的目光。在外地工作生活四十余年没有能参加过在母校校园里举行的老同学聚会活动。感到遗憾和很内疚的是有一两次同学聚会活动因临时公务不能抽身而食言没有应约前来参加。感到特别遗憾的是没有能参加2006年5月14日在贡院校园举行的杭高1966届高中毕业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在班级召集人通知我时当即欣然应诺参加，随即调整安排了有关日程。可临到动身前两天、突然受命要我去沪处理紧急事宜。只得打电话再三向班级召集人解释致歉。事后长时间感到十分不安和抱疚。
2009年5月16日是举行杭高校庆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日子。我已退休后回到杭州定居，看到报纸上杭高校庆活动的消息便早早的与老同学田兄、陶兄等约好一同前往。
2009年5月16日杭州高级中学一百一十年校庆的校门照片
母校杭高有着一百余年厚重历史遗存的贡院校园、已被各种现代化教学设施及许多新建筑重造早已今非昔比自不必说。唯有“一进”行政楼和“三进”、“四进”和“五进”等始建于上世纪初叶清末仿日建筑如今亦披上新装的两层教学楼群，以及完好保留历史原貌已有近八十岁“高龄”的老“科学馆”楼等老建筑物尚能使人辨认出历史遗存的细微之处。还能让我们汲取历史遗存细节中的许多信息。尚能使人感悟到昔日江南“四大名中”之一杭高校园的依稀遗韵，更能使人在对往日校园风采追忆中再一次警醒地感受到曾经徜徉流淌的风雨沧桑……
跟随着年轻的杭高同学志愿者的引导、我与老同学田兄等来到接待历届校友的二进新教学大楼。在三楼还是四楼的一间教室门上贴有“六十年代校友”的标记，那教室用人声鼎沸，川流不息、人满为患等词汇来形容并不过份。我不了解除“老三届”学生以外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各届校友确切的总人数。只知道“老三届”（1966-1968届）高、初中共42个班级就有学生共计2101人。
杭高一百一十周年校庆之六十年代校友接待处照片
由于接待六十年代校友的教室小人太多、参加校庆校友们的热情高涨使教室内温度骤升，再加上与陆陆续续前来的各班老同学打招呼都来不及很怕失礼。便与老同学田兄急流勇退地下楼到新建的校史馆浏览起来。
我与老同学田兄正兴致淋漓地漫读着校史馆中民国时期和抗日战争期间的杭高校史陈列，不时的还与田兄议论或争论起来。不一会儿，热心的老同学陶兄跑来告知王祖勋老师（我班语文老师，当年杭一中教导主任、曾任杭一中校长）等离退休老教师正在小会场开会，邀我一起去看望王祖勋老师。
2009年5月16日上午杭高校庆老教师会场照片。前排右起第一人为王祖勋老师。后排右起第一人为厉玉书老师。（老同学陶兄所摄）
我与陶兄来到小会场时，会议还未开始。看到了王祖勋老师，他胸前戴着校庆贵宾的鲜花贵宾卡，精神和气色相当好。坐在王老师后面的是厉玉书老师（曾任杭一中副校长）。我俯身向王老师请安和交谈时竟发现曹文趣老师就在前一排就座。我马上与王老师说，想请他为我引见一下曹老师、使我好向曹文趣老师道歉。不料我的话还没说完，曹文趣老师从前排回转身看到我以后，就问王祖勋老师：“老王啊，这位同学好面熟啊，是你们班的吗？”王祖勋老师一边回答一边就松开了与我紧拉着的手、还看着我的眼睛用力把我的手往外推了一下。我立刻从右边走到前排附近向曹文趣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就上前对曹文趣老师说：“曹老师，我是66届高三（7）班的王凯，我向您道歉。我是参与了在1966年6月初给您贴大字报的学生，我当年做错了。今天我向老师道歉，虽然道歉有些晚了，还请老师能原谅我。”曹文趣老师迅疾地从座位里走出来与我紧紧握手说：“谢谢，谢谢啦。老师知道当年不是你们的错，老师原谅你，老师原谅你的。没事的，你看老师都好好的。”听着曹文趣老师的话，我情不自禁地有眼泪流淌出来、话音也有些哽咽起来。这是事发四十三年第一次向曹文趣老师道歉。诚然这个道歉确实是有些晚了。我是出于内心并经过认真思考后的道歉。但愿曹文趣老师能真的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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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8 01:36:06
ersonality)，又译为性格，指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组织。并在不同时间、地域下影响着人的内隐和外显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西方语言中"人格"一词，多源自拉丁文的persona，即"面具"，暗示了"人格"的社会功能。人格更是体现了一个人的特点和与众不同。大千世界，自然有不同的人格元素组合成了著一个个性格迥异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