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凡：老李头儿的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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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头儿的革命史


　　　　　　　　　　　　　　　　·张　凡·


　　“……同学们，解放前苦……也没六一年（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２年，中国大陆遭到天灾人祸，农村千千万万的人饿死）苦呀！”台上的老李头儿忽然哽咽起来，冒出这么一句，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本该是“忆苦思甜”大会引向高潮的节骨眼儿，他这么一句算是怎么回事？台上、台下几百革命师生，贫下中农们都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打个激灵，一个个瞪着眼珠子，张口结舌，茫茫然。您想呀，“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要的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年轻一代“革命小将”成为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这儿让解放前的革命老交通员老李头儿好好地忆一下“阶级苦、民族恨”，好极大地激发同学们“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热情，加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坚定“彻底砸烂帝、修、反”的革命钢铁意志，更加深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要胜利”的信念，可他说“解放前苦也没六一年苦”。六一年确实受到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可那仅仅是“干扰”！无论如何，“解放后”也比“解放前”好呀。


　　怎么没头没脑的？时间、地点！


　　１９６８年十月，北京东方红一中（“文革”中改的名字）的同学们到远郊的山区下乡劳动两个星期，在当年时兴的“忆苦思甜”大会上，解放前的老长工老李头儿这么哭喊。台上坐着的大队革委会的头儿赶紧捅捅老李头儿，急促地小声道：“哎哎哎，怎么扯到六一年去了？让你说说解放前怎么受苦，解放后怎么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过好日子，你……”


　　“不是！”老李头儿大喊一声。


　　革委会的头儿赶紧也喊：“对！他说不是那么回事，刚才他说错了。”


　　“不是！！”这老雇农简直是怪叫。


　　一位带队的东方红一中的年轻老师算是机敏，“腾”地站起来带着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台上、台下一通乱喊，算是把老李头儿的“不是”盖住。再以下，村里革委会的人们把老李头儿扶走，几百师生们乱哄哄地排队领“忆苦饭吃（据说是模仿解放前贫下中农的吃糠咽菜）”，事情就这么过去。


　　几天后，学校组织“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几个同学又找到老李头儿。本来嘛，人家是老交通员，抗日战争就给共产党、八路军送信。


　　“……那天我给八路送信，过（国民党）傅作义军队的封锁线的时候，眼瞅着一伙（国民党）当兵的在山粱上过来，我赶紧趴在草棵里不敢动。猛听的上面喊：‘嘿，看见你了，出来吧。’我当时心慌得什么似的。上面喊了几嗓子又叫道：‘不出来可开枪啦！’我赶紧站起来，‘别开枪，别开枪！我是给八路送信的！’”


　　听到这儿同学们都一愣，怎么投降了？这不是叛变革命嘛。老李头儿不管那个，继续信口开河。


　　“……就这么着我被几个当兵的带走了，到他们那儿闹哄哄地还审问，正要把我放了，一个当官儿的过来说：‘别走了，过几天部队行动，我正缺个马夫。’我想我没家没业的，就干了。也就是夜里给喂喂马，白天跟着队伍走，给（当官儿的）背着饭盒子。头天我看见那饭盒子里装的是米饭红烧肉，就给吃了。歇着时，当官儿的问我要饭盒子，我说给吃了。他笑笑没说话，第二天让我背两个饭盒子，一个我的，一个他的。‘这回别把我的那份吃了。’……我就怎么跟着走了小半个月。忽然听说要和日本鬼子打仗了。我一怕就跑回来了。……”


　　“那是什么时候？”同学们满腹狐疑。


　　“打日本（鬼）子的年月。”


　　“后来呢？”


　　“后来还是给东家（地主）扛长活，给八路送信呗。”


　　“那您是共产党吗？”


　　“咋不是？”


　　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什么觉悟？还喊“我是给八路送信的”。国民党让跟着走就去，一听要打日本鬼子就吓跑了。怎么国民党还和日本鬼子打仗？回到村里他仍去给地主老财当长工，到时候还给八路军送信？他这要在北京城里定是个叛徒，天天在“牛棚”里挨斗。可老李头儿的话已经刹不住了。


　　“东家人好。夏收拔麦子、打场那些天，我们（长工）每天都吃白面烙饼、摊鸡蛋。那是，龙口夺粮，夜里就起了，一干就是一天，不吃点儿好的顶不下来。……我这媳妇儿也是东家给张罗的。……赶上灾年粮食接不上了，东家全家连我们扛长活的都一起喝野草糊糊。嘿，那天我说六一年苦，确实。六一年我们全村连野草糊糊都喝不上。……‘忆苦思甜’时你们的忆苦饭都是糠呀！那猪都不吃，人要是成天吃那个还怎么活？再苦也没人吃那个。……”


　　同学们面面相觑。贫雇农得和恶霸地主做斗争呀！他这儿怎么敌我不分。“解放后‘土改’您怎么办？”不知谁冒出这么一句。


　　“可也是，叫我斗东家我怎么下得了手？后来政府让我们村的人到别的村去斗地主，别的村的到我们这儿来。这地就分了。不过后来（地）又叫政府给收走了，公社了。……哎，党我也退了。”


　　“怎么？您现在不是共产党员？”


　　“解放不几年，上边说党组织要正式啦，得交党费。我一听，‘咋？入党还交党费？’退啦。……五七年让给党提意见。我就提了，还到县政府去提的。说共产党不该收党费。结果他们说我是右派。”


　　“革命传统教育”到此结束。有好事者到村干部那儿汇报了老李头儿——漏网的阶级敌人。村干部们先是愣了一下。马上道：“老李头儿不几年就摘帽子了，不是右派了。再说都是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那也是‘摘帽子右派’呀！这样的人怎么是老革命？”


　　“这个……这个，我们不如你们城里人懂得多。不过他确实给共产党、八路军当了十来年交通员呀，他过去的确是给地主扛长活的呀。你们说要找这样的人的。”


　　可他！看来这是“天高皇帝远”，北京远郊区的山沟沟里毫无“阶级斗争观念”。同学们都有些愤愤然。好在半个月后就又回到了毛主席身边的北京城里。这事也就淡忘了。


　　三十多年后，作为当事人的那几个同学聚会，少不了又提及那个老李头儿。对那个荒谬的时代当然是感慨，但对那革命老交通怎么会被打成“右派”还是啼笑皆非。对那些村干部呢？噢，他们是些质朴的人，不象那时“城里人”，陷在失去自我的昏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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