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评价文革的尺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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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书屋李老师、刘老师邀请我来讲一次。最近我关注的头绪比较多，比如杨支柱副教授生二胎受处分，王彬彬批评汪晖引发争论，我都发表了一些看法。但是到三味书屋演讲，还是应该讲与读书有关的话题，与大家交流学术性比较强的问题，所以我就选择了文革研究的几个问题，这是近些年我一直在关注，在思考的事情。
　　我是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大家看我的博客就会知道，里面的文章与文革研究有关的相对多一些。今年在一份杂志开了一个专栏，每一篇谈论的几乎都是和文革年代有关的人和事，我还写过一些和文革有关的书评，想编一本文革书评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版。
　　有关文革的书籍说多也多，说少也少。说少，是因为有关文革的出版物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一直被从严控制。现在大陆的出版社要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必须履行送审报批的手续，必须向新闻出版署打报告，转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审稿，通过了才能出，不通过就不能出。所以这些年国内有关文革的公开出版物比较少，有分量的更少。说多是因为和文革相关的文献件数量非常大。文革毕竟发生了十年，文革期间产生的海量文献是有关文革的第一类文献。文革结束三十年，又产生了很多回忆录和研究性的著作，这是第二类文献。还有第三类，文革前的一些文献实际上和文革的发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文献也是研究文革的重要线索。普通的读者要从这样多的文献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了解文革，很不容易。我就想精选一些我认为有关文革的最值得阅读的书，来做一些评介，向有兴趣了解文革的朋友做个推介。书评的对象，有的是文革的通史，到目前为止有关文革的通史，国内、国外出版的品种并不多，大陆已经出版的加上国外出版的，不到十种。还有关于文革的专题研究方面的著作稍微多一些，传记、回忆录、口述史、有关文革的史料集、个人文集，这些著作的作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的是历史当事人、有专业的研究者，也有业余的研究者。我把这些书分类，大陆出版的比较少，香港出版的比较多。因为在大陆出版有关文革的著作的审批太难，而且就是审批通过后好多著作都失去了特色，必须按照官方的结论规范过、剪裁过，史实的取舍、褒贬，必须服从于官方的结论和官方的政治需要，所以国内公开出版的书多数是千篇一律，引不起读者阅读、研究的兴趣。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去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问史求信集》，作者是阎长贵、王广宇，我认为这本书有独立思考精神，很严肃，很有个性，有不少独家史料。出版社履行了送审报批手续，这个过程很不容易，有几篇文章被拿掉，许多文章被删节了，即使这样，现在出版的文本还是很有价值，很有分量，建议对文革感兴趣的朋友，关注《问史求信集》。阎长贵当了一年江青秘书，在秦城监狱关了7年，王广宇当了一年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也在秦城监狱关了7年。他们两人对历史的态度非常郑重、严肃，不随波逐流，对自己的经历非常坦诚，该反思就反思，该检讨就检讨。他们两人既是历史的当事人，也是文革的研究者，两重身份合而为一，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最近两年，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有关文革的书，最值得推荐的就是这一本。
　　今天，我主要讲关于评价文革的尺度问题。现在关于文革的出版很难，但是在国内关心文革的人很多，现在网上对文革的争论也很多，无论国内、国外、官方、民间对文革有不同的看法，民间本身也有不同的看法。存在不同的评价尺度，衡量文革的结果就不一样。
　　在国内，官方评价文革的尺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从文革开始，到华国锋时代。这个时代评价的尺度是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就是《5.16通知》、“十六条”、中共九大报告、十大报告。毛泽东对文革的基本看法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晚年说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三分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他心里很清楚，对于后一件大事，就是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对文革只能肯定，不能否定。文革前期教育干部“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后期是批林批孔，重点就是批判否定文革的思潮，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实际是要批评当时否定文革的思潮。毛泽东自己可以说文革有三分错误，别人是不可以说的。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名义上是整顿，实际上带有否定文革的意味。1975年，毛泽东想让邓小平出面主持一个肯定文革的历史决议，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用一个典故推辞了这件事。毛泽东不放心，接着就发动批邓，让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华国锋1976年10月6日当中共中央主席。一上台就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在宣传上肯定文革，但是在具体政策上也不想继续搞文革，所以他宣布，“胜利结束”，想划个句号，翻过这一页。但是，他想划这个句号，实际上也没划好。从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华国锋结束文革，这一段官方的主调就是肯定文革。
　　第二阶段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文件就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产生的背景，是最高领导权从华国锋向邓小平转移。邓小平是文革中受批判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华国锋是文革中上来的，他在文革以前是个省级领导干部，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省里的一个副职，经过文革十年，成了中共第一把手。文革给他提供了上升的机会。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就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合法性。但是，邓小平的合法性又要以共产党的合法性为基础，所以在讨论这个决议的时候，邓小平拒绝了党内一部分人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意见。这个决议要在维护毛泽东旗帜和否定文革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现在看，这个决议启动了中国大陆反思文革的语境，如果想在毛泽东时代公开检讨文革，那是不可能的。有了邓小平主持的这个决议，对文革的否定性意见才有了表达的空间。所以，这个决议的历史作用还是应当给予恰当的评价。但是，这个决议到今天又过去三十年了。还停留在这个决议的认识上够不够？我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我今天对这个《决议》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四点思考。
　　第一点，这个决议把毛泽东的责任都归到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人的头上，实际上，这与历史事实本身是不吻合的。
　　今年《炎黄春秋》第四期发表了郭道晖先生的文章，《四千高级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纪略》。当时，四千多名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参加了对历史决议的讨论，讨论过程中畅所欲言，这些高级干部发表的意见，互相之间是知道的，因为当时有简报，但是一般老百姓不知道。郭道晖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在讨论中担任秘书，所以他手里有简报。这期《炎黄春秋》打头第一篇就是这篇文章，介绍了很多高级干部讨论决议时的观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高级干部不赞成把毛泽东和江青这些人分开，不赞成把毛泽东说成是被利用，受蒙蔽。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很清楚的，林彪、江青不可能利用毛泽东，只可能是毛泽东利用江青、林彪、康生，《决议》里说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提法和历史事实是不相吻合的。毛泽东是不可能被利用的，只可能是他利用别人。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泽东要是不用她，她不可能站到政治上舞台那么突出的位置。
　　第二点。《决议》回避了江青、林彪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
　　文革期间，党内高层有几拨人，林彪和他提拔的人是一拨，江青、中央文革或者后来的“四人帮”是一拨，文革前就处于领导层的老人是一拨，文革中提上来但和江青无关的是一拨。这几拨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决议》是把林彪和江青两拨捆在一块儿，凡是坏事都是他们互相勾结的产物。但历史事实是这两拨人在文革初期时间并不长，从1967年初林彪和江青就发生了冲突。“庐山会议”，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其实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冲突。毛泽东支持了江青，抛出了陈伯达。因为陈伯达和江青不和，投向了林彪一派。当时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关系比较近。香港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详细回忆了林彪、江青两派冲突的来龙去脉，并且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高层斗争细节。比如1967年2月，中央文革插手中央军委事务，抄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家，林彪和江青当面发生了冲突。2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家里，火冒三丈地说，我没法干了，要向毛主席辞职。叶群苦苦相劝，跪下来求林彪不要跟江青发生冲突。江青对林彪还是怕三分，当面向林彪赔了不是。吴法宪认为，这次江青和林彪当面冲突的裂痕很深，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和庐山会议，延续到9.13事件。
　　庐山会议的导火线是称天才问题的争论。据吴法宪讲述，1970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执。宪法修改小组成员不只他们三人，但是那天在场讨论的只有他们三人，在讨论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提出不设，吴法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争执不下。康生说，各自保留意见，以后交政治局讨论。当讨论到国家机构问题时，吴法宪提出国务院这章应当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他们说，再写上就重复了，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说，其实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张春桥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句话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张春桥接着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吴法宪非常敏感，他认为张春桥说这句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在前言中，林彪就有“天才地、创造地、全面地”的说法。吴法宪就问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谁说的？请解释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哪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那一篇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吴法宪和张春桥吵了一通，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就把这事告到陈伯达、周恩来、黄永胜、林彪几人那儿，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九届二中全会议程里没有林彪讲话，但是在开会之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个常委在休息室。毛泽东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泽东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林彪讲话以后，吴法宪感到替他出了气。林彪虽然没点名，但实际是冲着张春桥的。开幕式完了以后，政治局开扩大会研究会议，吴法宪提议分组讨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陈锡联、汪东兴、许世友都响应。周恩来也同意。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时，不少中央委员情绪激愤，要揪人，有的人知道内情，是冲着张春桥的，有的不知道内情，也站出来表态。其中不但陈毅这样的老帅，就是身为候补中央委员的钱学森，表态的调门也是很高的。江青就带着张春桥、姚文元找毛主席求援，张春桥、姚文元抱着毛主席的腿哭，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这对毛泽东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事，他为什么不能容忍这些人跟着林彪一拥而上把张春桥攻倒？要是容忍了，左右中央政治格局的就不是他而是林彪了。所以，毛泽东就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先把陈伯达抛出来。说二百多位中央委员上了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把陈伯达拿掉了。毛泽东说，我和林彪都认为如何如何，实际上他没有取得林彪的共识，等于是先拉着林彪，把陈伯达拿掉，再“掺沙子、搬石头、挖墙脚”，一步一步向林彪出击。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到1971年的9.13，用了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向林彪步步紧逼，林彪只好坐三叉戟仓皇出逃，死在温都尔汗。　　这件事在文革中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冲突的起因是什么？老百姓其实被蒙在鼓里。当时传达的是“天才论”问题，是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其实都是表面现象。实质是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最后毛泽东坐到了江青一边。要想真实地描述文化革命的历史，只讲林彪和江青两拨人在文革初期合作的一面，不讲他们后来的冲突，很大一部分历史真相就没办法说清楚。
　　第三点，这个决议还回避了文革初期，刘少奇和各级党委按照反右模式领导运动整人的后果。
　　我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学生，学校就在和平门外，文革那年我是初中二年级。刘少奇的二女儿刘平平是我们学校高一的学生。刘少奇直接插手了师大一附中的运动。1966年6月，北大陆平倒台，跟着师大一附中的校长也打倒了。北京市的中学由团中央派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是从四清工作队临时抽调的，对文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完全不适应，搞了几天就控制不住局面，被轰下去。第二个工作组的组长是团中央的一个副部长，组员吸收了5个学生，其中之一就是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等于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和刘少奇接上了热线，刘少奇在1966年6月份下旬接见了工作组，和他们谈了话。当时倡导“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学生的造反精神上来了，第一个工作组被学生轰下去，第二个工作组虽然有刘平平参加，也不行，别的学生照样还是要造反。高三二班七个学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揪出钻到我们肝脏里的牛鬼蛇神”，矛头指向了刘家，刘少奇接见工作组，亲自部署，不光这七个学生打成了反革命，还有二十几个学生也打成了反革命。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在北京领导文革，想复制1957年反右运动的模式，引蛇出洞，谁跳出来就把谁打成右派。我当时是初中二年级学生，虽然是个旁观者，但也亲眼看见刘少奇收拾青年学生是毫不心慈手软的。
　　和刘少奇有直接关系的另一个学校是清华大学。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当时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组长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而更重要的人物是组员王光美。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二年级学生，不服从工作组的权威，结果被王光美批了一个多月。人们都知道蒯大富后来成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在清华开大会斗过王光美，给王光美带了乒乓球项链。但往往忽视一个事实，是王光美先整蒯大富。要说批斗的次数，还是王光美批蒯大富的次数多，蒯大富批王光美就那一次。我当面问过蒯大富，清华大学那次批斗王光美大会是谁批准的。因为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以后，认为各校工作组都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其他学校的工作组都要回学校做检讨，蒯大富就要求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做检讨、受批判，蒯大富请示戚本禹，戚本禹说我决定不了，你请示江青；他找到江青，江青年让他请示周恩来；蒯大富找到周恩来，周让他打报告中央研究。当时中央的日常工作的领导班子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是当时北京层次最高的批斗会，虽然主要批判对象是王光美，但是陪斗的有很多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开这个会，让这些人在清华大学接受批判，是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过的，把王光美送到清华大学接受批判，用的是周恩来的汽车，批完以后，周恩来给蒯大富打电话：“会开完了，把王光美送回来。”蒯大富还不想立即放人，江青在旁边说了：“赶快让她回来吧！”，蒯大富惹不起江青，这才把王光美送回来。现在叙述这段历史，都是说蒯大富如何作恶性，如何丑化王光美，但是没人讲述背后的决策过程，也不讲蒯大富批王光美的前因后果。所以我认为决议把刘少奇主持工作50多天整学生的情况回避了。当时说，总结历史宜粗不宜细，决策者也有难言的苦衷。因为在1966年6月、7月把文革当作反右来搞，邓小平和刘少奇的意见是一致的。
　　第四点，这个决议没有正视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曾经在文革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追随毛泽东，支持文革的事实。
　　因为起草决议时已经否定了文革。获得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说起文革，就千方百计地讲他们对文革如何抵制，如何不满，这方面的事实挖掘得很细。但许多人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前期他们在台上的时候，支持过文革，就不讲了。实际上文革的过程不是这样的。毛泽东搞运动，不是在同一个时段，把党内的老干部全部打倒，而是剥笋政策，每一阶段打击的都是少数人，拉拢团结的是多数人；下一波又有某些人会成为少数人，整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叶剑英在文革发动阶段，在打倒罗瑞卿的过程中，受到毛泽东的重用，是相当积极的，有诗为证。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刘少奇、邓小平当时的讲话都是嘲讽罗瑞卿，邓小平说就像跳了一个冰棍。毛泽东收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党内有很多人是支持的。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探讨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为什么重用陶铸和李雪峰？文革以前，中国分成六个大区，华北、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华东，其中李雪峰是华北局书记，陶铸是中南局书记，两人在文革初期都受到了重用。陶铸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排名第四位；李雪峰是当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排名虽在二十开外，但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很重要的角色。毛泽东重用这两个人，我认为原因之一是看中了他们和刘少奇的某些分歧，把他们两人当做同盟。
　　李雪峰和刘少奇的分歧是1964年的“四清”运动。一开始是刘少奇主持，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思路，“以县为单位派工作团，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四清”，当时刘少奇的这套方案中南、西南、华东都支持，华北李雪峰却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知道后，就对李雪峰说“你们南北开战吧”。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又提到华北局李雪峰的看法，“派一万多人的工作组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当时中央还是按照刘少奇的部署，一个县派一个大工作团，推广“桃园经验”。现在对于“四清运动”研究多了一点，实际上，四清运动对基层干部的伤害相当大，很多都是冤假错案。刘少奇让一个县派去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扎根串连，后果很严重。
　　历史学家李新的遗著《流逝的岁月》在山西出版，讲述了他到甘肃张掖县搞四清的感受。按照“桃园经验”，把农村看成是一团漆黑，工作组先入为主，看见村干部就不顺眼，总以为他们是“四不清”干部，工作组的权力很大，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的农村干部不少。1964年夏天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高级干部开会，要求各部门干部下去搞“四清”，学习“桃园经验”。李新说，当时大热天，把那么多高级干部召集来训话，人们非常不满，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我走近时，他们回过头来看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由此可见在文革前，刘少奇搞“四清”的一些做法，在党内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六个大区六个一把手，只有李雪峰敢于提出不同的看法，现在看，李雪峰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虽然李雪峰和刘少奇是工作上的分歧，毛泽东看出他敢于和刘少奇顶一把，所以毛泽东要重用他。
　　陶铸在“四清”问题上与刘没有分歧，中南支持刘少奇的做法，但在另一个问题上，他和刘少奇有分歧。前一段出了一本书，讲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脱稿作报告，讲了三个小时，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党内公开否定了大跃进。“七分人祸”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大家都知道指谁，这句话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现在来看，有一个层面的情况被掩盖了。当时一些军队干部对刘少奇是不买账的。香港出版了《半截墓碑的故事――高岗在北京》，作者之一是高岗的秘书。这本书告诉我们，高饶事件的背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冲突。当时高岗联络一些部队干部，要求刘少奇靠边，高岗联络的对象就有林彪、陶铸等四野的军队干部。在七千人大会上，也有人对刘少奇表示不满，据吴法宪回忆录介绍，“军队和地方的一些人鼓动林彪出来讲话”。林彪出来讲话挺毛泽东，并不是林彪一开始就特别想讲，而是有人鼓动林彪，最后林彪想想，还是要讲。吴法宪说“据我所知这些人当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讲，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怂恿林彪出来讲话”。吴法宪的回忆录没有说明军委领导是谁？我推测总是一位老帅吧。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很没面子，不得已做了自我批评，这时候林彪出来讲，我们的困难全是因为没有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造成的，这个讲话给了毛泽东极大的支持，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个讲话水平很高，你讲得出来吗？这也是后来毛泽东选林彪做接班人的重要的原因。看了吴法宪的回忆录，再看高岗秘书那本书，可以从更深层上理解林彪的背景。林彪是代表军队的，刘少奇是搞白区工作的，军队干部要考虑大跃进搞得对不对？饿死人的问题如何解决？也要考虑另一个维度，就是白区出身的干部，和刘少奇关系比较密切的干部，地位在上升，天下是军人打下来的，他们内心有这样的情结，所以要推林彪出来讲。林彪挺毛泽东，背景之一是一些人对刘少奇的势力上升有意见。
　　以上，我从四个方面讲了《决议》的结论值得要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决议》的形成，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历史研究的需要。邓小平主持这个决议最重要的收获是让华国锋下台。四千个高级干部通过讨论《决议》，要求中央变更领导人，这是邓小平陈云做《决议》最直接的收获。邓小平要通过这个历史决议，证明在他和毛泽东不一致的地方，在毛泽东整过邓小平的问题上，邓小平是对的，毛泽东是不对的。但是在其他的问题上，还是要维护毛泽东的旗帜。这个《决议》是高层政治博弈的结果，不是历史研究的产物。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对这事要有自己的思考。这个《决议》形成三十年来，已经成为国内当代有关历史，特别是有关文革出版物的基本准绳，大陆有关文革的史论、史述、高级干部的个人回忆录，都要按照这个决议的结论来调整、剪裁、取舍，这就出现了原则和史实之间错位，这个错位已经成为国内有关文革出版物的常见病，那些明显与这个决议的结论不相吻合的回忆录和研究著作，只能在香港和海外出版，当然网上也可以发表一些和《决议》结论不吻合的意见。
　　现在研究文革，已出现了第三种尺度。从毛泽东肯定文革的尺度，邓小平否定文革的尺度，现在有了民间的独立尺度。这种尺度认为，文革研究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历史学的目的是揭示历史真相，不是按照某个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的需要来剪裁历史，而是要呈现历史真相本身。服从于政治权力的文革叙述不可能接近历史真相，服从于商业利益的文革表达也不能接近历史真相，只有本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研究文革，才有接近文革真相的可能性。民间对史料的占有、研究的水平有局限，但是只要定位不是依附于权力，而是独立的，就有可能比官方更好。我更看重一些学者基于普世价值对文革的再反思，很看重一些文革当事人不受官方结论的束缚，把恢复历史真相作为第一宗旨的文字。有了国际互联网，香港还存在更加自由的出版空间，这出于独立价值判断的著述越来越多。这些著作未必完美，有的只是一家之言，一面之词，一得之见，但是在呈现历史真相方面，在表达严肃思考上有独特的努力，我们应当给予重视。
　　我把担任过高级领导干部的历史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身居高位，离休后仍然享受优厚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历史当事人，他们写作回忆录仍然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有专人和专门的班子协助，他们有权查阅档案，但是他们的材料只能按照中央决议的结论来组织和取舍，避讳和掩饰相当普遍，有的回忆录在某些问题上说出个别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就很难得，我对于这种晚年享受荣华富贵的高官的回忆录整体的评价不高。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政治失败者，类似吴法宪，早已从政治高位上跌落下来，成为政坛斗争的失败者，写作回忆录完全是个人行为，没有机会查阅档案，但是其内心的动力就是想给世人留下自己的历史见证。这两种回忆录，哪种史料价值更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后者。过去有人常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在中国，我认为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受到史家重视的不是那些官方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精心出版的高官回忆录，相反是吴法宪、徐景贤、王力这些政坛失败的个人回忆录，对于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者而言，他们除了说出内心保留的记忆之外，已经没有其他资本。他们写作时虽然已经刑满释放，但实际上还是受到某种控制，如果刻意造假，无中生有，舆论对他们十分不利。他们在多年接受审查，一些细节反复交代，所以记忆十分清楚。我认为这些回忆录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受到国内外史家的特别重视。最近，美国出版了麦克法夸尔和沈麦克合写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沈麦克来中国时，我和他交谈过，他也认为回忆录中《吴法宪回忆录》、《十年一梦》、《王力反思录》这些书史料价值比较高。
　　
　　我准备的讲稿就说到这里。下面我愿意和大家交流。
　　
　　提问1：我对你前面讲的没有不同看法，但对最后评论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对回忆录的评价不应该看它是否由官方出版来做评价，每个作品要单独评价。我拜访的何兆武老师有一句话，“现在还没有一部真正的文革史”。我认为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使是当事人，往往所了解的也是片面的，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发掘与收集。我的问题就是不赞成根据作者的地位来判断，要根据史料的性质来判断，只要有价值的信息，我认为都是应该支持和鼓励的。
　　
　　丁东：我与何兆武先生也很熟，我们也讨论过有关文革的研究。他讲有关文革研究的著作至今没有一部让人特别满意，我是理解的。何兆武先生也是研究历史哲学的。我认为在有与无之间，不能作绝对的判断。具体的文革研究成果，往往处于两极的中间。我们只能进行比较和分析。我不认为吴法宪、王力、徐景贤的回忆十全十美，但是从比较的角度看，这些政治失意者的回忆录给我们提供的第一手的史料，比晚年在政治受到优待的高官、将帅的回忆录，所提供的历史真相要多。他们的回忆录，也有写文章质疑，吴法宪他们写回忆录也没法查档案，记错了的地方肯定有。我今天提出这个观点，是和朋友们交流，就现在的已经呈现出来的史料，寻找一些规律性的特点。所以我提出这些政治失意者在刑满释放后写的回忆录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提问2：有人说毛远新是“五人帮”，你对这个提法有什么看法？请谈谈毛远新在文革中起到什么作用？你刚才提到回忆录分两类，一种是处于高位的，一种是民间的，汪东兴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那么汪东兴的回忆录要归到哪一类？史料价值有多少？汪东兴起到什么特殊的作用？
　　
　　丁东：汪东兴的回忆录史学界评价不高，因为他的回忆录是根据中央的已有的结论来重构史实。但是他作为历史当事人，经历和了解的事情太多了。他有他的难处，我们不想苛求汪东兴。但是和汪东兴处境类似的吴德有口述史《十年风雨纪事》史学界评价较高。他的回忆录从头到尾不能说没有毛病，但是毕竟披露了不少别人没有披露的事实，有些关键的史料不同于官方已有的结论，所以在公开出版物中，吴德这本口述史，大家评价较高，比汪东兴的回忆录价值高。我只讲一个例子。大家知道王海容是毛主席的亲戚，王海容的姑姑王曼恬也是毛主席的亲戚，她当过天津市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的成员，粉碎“四人帮”后自杀了。她被认为是“四人帮”帮派集团的成员，但是吴德的回忆录没有简单否定王曼恬。1970年要成立国务院文化组。当时中央文化工作没有领导机构，旧的文化部被打倒了，中央文革文艺组成员也被抓起来了。吴德本来是北京市第二把手，让吴德来兼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认为，文化是江青的势力范围，和江青不好共事，不想干。当时万里已经解放了，万里给吴德出了个主意，找一个跟毛主席说得上话的人，最好是毛主席的亲戚，建议吴德去天津，请王曼恬进文化组。吴德趁王曼恬来北京开会时，就和王曼恬说，让她进文化组兼职，照样当天津市委书记，一周开会来北京一次，王曼恬就给毛主席打了报告到文化组兼职，毛主席同意了。国务院文化组江青安排的是于会泳、刘庆棠、浩亮这些人，不把吴德放在眼里，在一次冲突中，王曼恬帮助吴德说话，于会泳他们知道王曼恬的背景，不敢得罪她。吴德的回忆录实事求是地说，在国务院文化组，王曼恬还是做了一些好事。找她是万里的建议。这个说法和官方的主流观点是不吻合的，因为王曼恬在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被否定了。吴德的口述史还是说了一些真话。可是汪东兴的回忆录里缺少这样的东西。
　　我对毛远新没有多少研究，我认为毛远新当时也是毛泽东的工具，他是尽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做事，不论是作为辽宁省的负责人，还是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他在文革中肯定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我最近有一篇文章《辽人忧地》，讲到他的另一方面，就是1975年的海城地震。海城地震前就有小震，地震部门汇报了省委。当时辽宁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是曾绍山，李伯秋是常委书记，毛远新是省委书记。当天早上，是毛远新和李伯秋听的汇报，毛远新主张广播，让老百姓出来躲地震。李伯秋说要是广播了有地震，结果没有地震，岂不是闹笑话。毛远新建议开紧急会议通过组织系统层层往下传达，通过有线广播，让老百姓到室外。这次海城地震避免了十万人的死亡。毛远新在这件事情上，应当肯定有他的功绩，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绩，是他和李伯秋共同做出的决策，取得了曾韶山的支持，各级领导部门千方百计让老百姓出来，这可以说毛远新做了一件好事。关于张志新被枪毙的决定，这件事我只是看到间接材料，毛远新是不是主要的决策者？因为我掌握的史料不够，所以没有能力说毛远新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提问3：我是毛远新的同学，毛远新调动装甲师到北京这件事我和他聊过，他实际没有调过装甲师到北京。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辟谣，毛远新说，没有说话的权利，我和他通电话也是被监听的。关于张志新，毛远新没有说过“杀了算了”的话，当时死刑是经过最高法院江华批准的，但是省里报死刑是要经过省委研究再往最高法院报，他参与研究了，因为张志新当时反毛，毛远新说：“已经判了无期了，还这么猖狂。”，下面那句“杀了算了”四个字不是毛远新说的。现在我非常感谢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文革，文革那几十年我全都参加了，在天安门我都见过毛主席，不管你们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我是有感情的。我希望研究文革就要像你刚才说的要实事求是，如果现在的年轻人要研究文革，最好到图书馆看当时的人民日报，研究事实，尊重事实。如何看待文革？我们应当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来看待文革，当时我们说文革是第三座里程碑，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提出来的，要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是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如果说文革错了，是全党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错误，不能说是某一个人。全盘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否定了阶级斗争，不能孤立地来看这些事。
　　
　　丁东：我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都可以反思，这些理论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究竟是主流还是插曲，我们要进行文明的比较。到目前为止，人类文明在制约公权力方面，已经有更好的探索，制约权力也有更好的办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做了实验，波尔布特也做过实验，不少共产党掌权国家都做过实验，这些实验全都失败了，实验的后果都很不好，给无数人造成灾难。人类文明中还有另外一种办法，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就是用民主宪政的办法、用舆论监督和权力制衡的办法，制约公权力，民权制约官权，这个办法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办法高明。
　　
　　主持人：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由于在座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对文革的历史，我们掩盖的比较深，虽然从上到下早就定性文革是一场浩劫，不是一场革命，文革造成的后果却一直被设为禁区，不准研究，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属于没有亲身经历，又没有相应的客观材料了解文革，参与过的人由于立场不同、当时角色不同，我想如果问了大多数在文革当中丧失性命的、家破人亡的、受到各种冲击的，尤其是只是因为出身缘故，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只是因为血统，就遭遇像遇罗克一家那样的命运，我想他们对文革就不会有其他想法。
　　当前我们的禁区还很多，都需要我们逐个去冲破，我们在冲破禁区的时候首先要充分收集禁区的材料，充分了解当时的客观现实，尽量少带有情绪化。我想这话题继续讨论下去可能会有冲突，我希望大家保持讨论秩序，今天主讲人是丁东老师，丁东老师作为文革研究者之一，由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有其他的看法我们可以会后交流。
　　
　　提问4：提两个问题，第一，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谁先发难？第二，是文化革命的起因。现在多数人的看法，文革是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结果是毛泽东取得了全胜。毛泽东可以发动全国的力量，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发动一场全民运动，后果是全民族的大浩劫，毛泽东个人的能力和责任怎么能发起全民的这场运动？我希望你能以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角度谈一谈。
　　
　　丁东：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是向张春桥发难，他不敢主动向毛泽东发难。以后，主动权一直在毛泽东一边。
　　第二个问题，是很有深度的问题，也是国内外研究文革不能回避的问题。文革发生的原因是高层的权力斗争，还是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不是文革前积累的社会矛盾、官民冲突必然导致文革？我的看法是，将文革发展成一场持续时间这么长，卷入人数这么多的运动，自然不能归结为单一的原因。文革的导火线是党内的权力斗争。毛泽东认为身边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是毛泽东自己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在睡在我们身边”，他指的是刘少奇。但毛泽东把火点着以后，能够引起这么多连锁反映，使得毛泽东自己也不能完全控制局面，一再改变计划，最后想停也停不下来，我们就不能忽视当时中国已经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发生着作用。文革中参与过造反的很多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益受损的群体，或者是以前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人，在现实政治经济格局中受到压抑的人，在某些环节、某些时段，他们参与文革更积极，这也会被上层所利用。还有对毛泽东的崇拜，历次政治运动的惯性，文革前已经形成的社会心理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文革持续十年，闹到这么大规模的原因，我不能用三言五语概括。这个问题我主张多因论，但其中又有轻重之分，主次之分。研究这段历史，我侧重于还原史实。任何一种单因论，都可能遇到别人拿出其他的史实向你挑战。综合地分析各种原因的作用，可能比较接近历史本身，我不知道这样回答是否合适。
　　
　　本文为作者在三味书屋的演讲整理稿，感谢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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