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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3 09: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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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16日 星期四 晴
关于“1.26”夺权
目前南京有两派意见冲突：“1.26”夺权①好得很，“1.26”夺权好个屁，我们串联会是同意后者。
“1.26”夺权到底如何？
我认为，作为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权如早②要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文记抢印委员会》③的大方向完全错了的，没有“三结合”，没有搞大联合，风头主义，山头主义。
为什么“1.26”夺权后，南京武斗事件不断发生，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打成“新老保”、“反革命”？为什么不敢开辩论会？为什么公安人员对武斗事件不示态度？为什么周总理叫文凤来④“1.26”夺权暂不见报？为什么中央首长不表示态度？为什么？------？？？
这不是很清楚吗？
我觉得“1.26”夺权大方向错了，路线也错了。看吧！以后会证实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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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从被窝中起来集合，说是可能有人来砸，结果安然无事，一点钟才睡觉！
今天早晨又紧急集合，结果闹了误会。本以为是炮工的⑤又在砸什么组织，结果是十四所⑥的（因为也是穿黄衣服的）⑦，这个情报真糟糕！
七点，要在水（101）⑧听赴京代表汇报，不知如何，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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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1.26”夺权，指1967年1月26日那天，南京造反派对江苏省省委、省政府夺权，苏州市的造反派派华林森参加了这次夺权。② “如早”，笔误，应为“迟早”，为保持日记原貌，由“注解”更正。③ 《文记抢印委员会》，造反派中对夺权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对文凤来为首一伙人夺权的调侃，戏称。④ 文凤来，“南京大学”的“红色造反队”的头儿，政治讲师，在南大是少数派，据博友邹金芬女士（当时南大物理系1968届学生）讲，此人“外香骨里臭”，后来坐牢而死。“南大八·二七”的头儿是曾邦元，遭遇同样下场，前几年已死去。⑤ “炮工的”，原文如此。“炮工”，原军事学院“南京炮兵工程学院”，1965年下放地方，改名“华东工学院”，即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⑥ “十四所”，南京的一个军事研究所，记得离华水不远。⑦ 原有括号。⑧ 华水的一所教育大楼，“水利馆”101至401教室，是上大课的阶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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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967年1月3日，发生了南京“江苏饭店”武斗事件后，江苏省造反派在打垮了保守派组织“黑字兵”，造反派实行了“大联合”，却在省“1.26”夺权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内部已经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好派”和“屁派”（即“P派”），2月12日发生了“南京炮兵工程学院”的“好派”打、砸“华水革联”的事件，这日记说“本以为是炮工的又在砸什么组织”，谁料，第二天17日，他们真的又来砸华水了（见将挂出的下一篇日记：“砸吧！狗日的------”）。最后，终于“兵戎相见”，发生了1967年7、8月份的流血冲突。
1967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怀仁堂召开，谭震林、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了斗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谭震林在会上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挨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说着，拿文件，穿衣服，要退出会场，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谭震林气愤地说：“我三不该：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跟着毛主席，三不该活到六十四岁！”（据说后来毛泽东当面对谭震林说：“你现在可以去死了！”）周恩来要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陈毅接着说道：“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李先念在会上说：“我们党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康生竟说没看过。周恩来气愤地责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谭震林还说：“我看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指1966年），消极面是主要的。”
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按照江青的意见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姚，听取了汇报。2月18日晚，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讲话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叶群代替林彪出席会议），他的地位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在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毛泽东还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毛泽东说完后退场。康生在会议上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七次“政治生活会”，对这些老同志进行批判。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将老帅们的这次抗争诬为“二月逆流”。
此后，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党和国家大事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决定。
毛泽东快见“见马克思”时，认为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二、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他要做的打倒刘少奇及其追随者的第二件大事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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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文革”剪纸。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18vda.html
1967年2月17日 星期五 晴
砸吧！狗日的-----
昨天晚上“东方红野战军”①混蛋们来要房间了，下场是不妙的啰！可是那个“干屎”②却叫嚣道：“再过几分钟就有好看！”狂妄至极！
果然不久，炮工③的混蛋们又来砸了。他们的宣传车狂叫“砸烂华水串联会！砸烂华水串联会！”狗日的真赖！
我守在指挥部中，可他们人多，约几千人，抓自来水管④上来了，若发狠的话，手一推就可叫他下去，可我们没有这样做。
进来像疯狗一样打着、砸着，弄个稀巴烂。我知道不行了，于是出去了⑤。
事后，他们炮工的、南师的、南体114⑥的逃窜了，东西当然给拿了跑了。
我们迅速地集队，上街示威游行，高呼：“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文凤来⑦向毛主席请罪！”、“文记抢印委员会⑧滚他妈的蛋！”、“------”一路上前进到“南大”绕了一周，又往“南工东方红公社”⑨，他们热烈欢迎，并说，下午五点多的江苏台广播“1.26好得很”没通过中央！
文凤来罪责难逃！！！------直到17号四点⑩才睡觉！
今天上午八点起身。
十一点又集合去“南医”⑾，因为他们抓走了我们的人，去要人，冲上一、二、三、四楼，胜利地微笑了，这仅仅是轻轻地碰了他们一下！
十二点吃了点面条，后来炮工的又来了。那里交通堵塞，进行大辩论，他们讲不过我，只要用⑿“反对1.26就是立场问题，是新老保！”真是哈！哈哈！
五点回校。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捍卫三结合⒀”，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为江苏“1.26夺权”没有大联合，没有三结合。
我坚信：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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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东方红野战军”，华东水利学院的一个造反派组织，持省“1·26”夺权“好派”观点，人数不多，能量很大，其中有个（河川系？）戴眼镜的高个子福建籍68届学生，凶狠、气力很大。据说他妈妈知道他的情况后，严厉斥责他，不准他参加武斗。他居然很听话，是“孝子”，从此不再参加任何派别活动。② “干屎”，指另一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司令部”，他们自己简称“革司”，我们就叫它“干屎”。③ “炮工”，即“炮兵工业学院”，南京的一个军事学院，1965年下放地方，改名“华东工程学院”，即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④ 他们抓着外墙的水管爬上来，那栋房子应该是学生一舍（三舍？），是“华水革命联合指挥部”的所在地，我当时在三楼。⑤ 我很识相，赶快逃走。⑥ “南师”，即“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那时的造反派组织叫“南师八·三”，因为他们在1966年8月3日晚上打死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夫妇，竟以“八·三”来命名自己的造反派组织，这些未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实在血很腥啊！“南体114”，是“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造反派组织，个个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⑦ 文凤来，南京大学教政治的讲师，南大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头儿，文革后坐牢，死在狱中。当时南京大学的“南大八·二七”是“P派”观点，头儿曾邦元（四人帮”完蛋后也坐牢），和我们是“盟友”。⑧ 指文凤来为首对省委夺权的那帮人。⑨ 南京工业学院（东南大学）的一个造反派组织，持“好派”观点。⑩ 17日清晨四点。⑾ “南医”，即“南京医学院”。⑿。原文如此，应该是“只好用”才通顺。⒀ “三结合”，由造反派、军队、革命干部组成的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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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华水的武斗，是从1967年2月12日开始的，那天“南京炮兵工学院”首次来华水打、砸、抢，17日又来了，“革司”是“内奸”，里应外合。当时我在“串联会”总部，只好逃走。南京高校各造反派组织由于对“1·26夺权”的观点不同，竟你砸我，我砸你，读书人蜕变成一介武夫，可悲！
有意思的是，那天当我在“南京医学院”横冲直闯，冲到“南医”教育楼的楼梯上时，遇见了“二初中”的同班同学、班长黄峻同学（我的邻桌，当时一人一个课桌。因为他是“好学生”，在“继续跃进”的1960年，被留在“二初中”自办的“高中”了，不久“高中班”被解散，学生全部并入“市二中”。1963年他录取“南医”的通知书后，立即来我家打听-----），我俩此时都愣住了，我赶紧和他交谈起来，叙说衷肠------都是好朋友啊，“相煎何急”？唉，一别已经四十多年，就再没见过面。听说黄峻后来去美国留学，回来后在南京省人民医院当院长，现在也退休了。
1967年2月17日，谭震林致信林彪，对江青等人进行强烈抨击。信中说：“昨天碰头会议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上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毛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来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群丑图》出笼后，上海、北京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经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林彪将此信送毛主席阅，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主席，谭震林同志最近的思想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主席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谭震林在2月16日和陈毅、李先念、叶剑英等元帅，冲着江青、张春桥一伙，大闹怀仁堂，“谭老板”喊道：“我三不该，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跟着毛主席，三不该活到六十四！”，谓之“二月逆流”。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组问题的通知”。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确保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安全的几项规定”。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同日，国家计委向李富春报告“当前煤炭生产、供应情况”报告指出，当前工业生产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煤炭生产下降。
全国武斗逐步升级，毛大爷他老人家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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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梅德韦杰夫，曾任俄国总统，现任总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191g6.html
1967年2月19日 星期日 晴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斗争是剧烈的。这几天，白色恐怖笼罩着紫金城①！砸！砸！
昨天，夺权委员会②的张建山③从北京滚回来，在南大开会说：“‘1·26夺权’没有大联合，没有三结合，以后广播台、新华日报，不准登有关‘1·26’的文章。”下面的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张建山说：“不理解也得执行，这是总理的指示”。呜呼，张建山还算清醒。
我们胜利了！
下午在五台山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保卫‘1·26’胜利果实”的大会流产了，军区表示不派代表④。
我们在串联会关键时刻挺住了。我在这场斗争中明确感到，只要努力站稳立场，才能有信心。
我今天高兴极了！
总理对代表说：“这算什么夺权？”、“双方谈，谈不成拉到！”还单独接见了统战部长-----
昨天，任秀兰、唐奇⑤等一批政治扒手、老保，高兴极了，在叫“‘1·26夺权’就是好”，疯狂透顶，企图捞稻草。
红二司总部（水）、东野⑥，绝没有好下场！
让我们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哈哈哈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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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紫金城：指南京。② 夺权委员会：指参加江苏省“1·26夺权”的造反派核心人物。③ 张建山，可能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应该是造反派“红色造反队”的核心人员，和文凤来是一伙。④ 南京军区不派代表，说明军区是反对“1·26”夺权的，南京部队后来成了“1·26夺权好个屁”的“P派”，所以“华水革联”在南京是拥军。可是我们后来7月逃到苏州来却支持了反军的“踢派”，一切都“乱了”。⑤ 任秀兰、唐奇，是华水新党委（因为老党委“烂掉了”，江苏省委批准华水成立的新党委，可能全国就此一例）成员，据说任秀兰是电影“风雪大别山”中主角“秀兰”的原型，后来这位任秀兰不堪批斗，跳楼自杀，可是不巧，坠入化粪池，真是“遗臭万年”了。任秀兰自杀，是我到了刘家峡水电站不久听说的，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当时她丈夫是南京军区史景班少将。⑥ 均是造反派组织，“东野”即“东方红野战军”，不是“革联”属下的组织，应该是华水后期成立的组织，人员较少，能量很大。⑦ 好像我当时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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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自从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夺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大权后，由于分赃不均，刚刚联合起来的造反派立即又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好派”和“P派”，武斗从此开始。
日记中显示，俺们敬爱的周总理否定了江苏的“1·26夺权”。所以日记最后我发出了狂笑，可能当时我的确是高兴得“疯了”！
现在对周恩来应该重新评价了。
“一个国家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而他的国务院总理却是一个圣洁的完人，这应该是一个神话”，他“是知识分子的偶像，又是侮辱学者梁漱溟、给义女孙维世开死亡通行证的主事人；是怒杀叛徒家属威震江湖的红色恐怖主义者，又是风靡海内外的统战大师；拥有温文多情的迷人风度，又有对老战友刘少奇、彭德怀见死不救的冷酷心肠；是人民的好总理，又是昏君的总参谋长。”（Chief Minister of the Red Dynasty 红 朝宰 相）（《开放》杂志2011年7月第一版）
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江青等人参加，叶群代表林彪列席。毛泽东从几天前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突然转向严厉怒斥谭震林等人是“翻案”，是“复辟”。他认为，这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他愤然发怒道：“你们要否认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主动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毛泽东还要叶群（林彪的代理人）转告林彪，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要和他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还说：“（中央）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毛泽东说完愤然退出。康生解释道，毛泽东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显然，这是毛在胁迫裆中央，他要坚决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决不允许其它领导人在裆内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这是毛泽东愤怒的根本原因。当天，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位政治局委员停职检查，他们三人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被迫作了检查。
同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2月18日“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作出批示。批示说：“一，此两件立即发转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在军训的20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超过4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4小时；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 ，“通知”内容是：“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夺权斗争的宣传报道问题，中央做如下规定：一、各省、市、自治区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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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世界著名的美国《时代周刊》（TIME THE WEEKLY NEWSMAGAZINE）。周恩来成为1951年6月18日的封面人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19amk.html
1967年2月20日 星期一 雨阴
吾又开始骂人了
昨天晚上我把王希俊①恨恨地轰了一下，这个人早就较量过的②。他现在又蠢蠢欲动了，跟着高呼：“1·26夺权就是好！”、“气死华水新老保！”、“砸烂华水串联会！”
自己一个光杆司令，从独立大队的称号进行活动，我在大字报上已经抨击了他，《严重警告一王希俊为代表的一小撮混账老保》③，撕开了他的画皮！大快人心，我又骂了他！
下乡下厂组④可能派我去江苏各联络站调查情况。这样也好，但目前我又不想离开。
好好干吧！
与人斗，其乐无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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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华水农水系70届学生。② 见博文：“DIARY 19660902 把姓潘的揪出来 &《提审茨冈》(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66年8月的一天，王希俊在楼梯上拦住我，要我去学生饭厅“辩论”，因为我反对“破四旧”，反对禁止女同学穿裙子，但他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就回宿舍了。宿舍对面的辛忠礼先生劝我千万不要去，会有麻烦的。我屈服了，在饭厅外贴了一张大字报，对上次贴出的大字报《警告一批混账东西》表示骂人是不对的，躲过一劫。③ 记不得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内容了。④ 造反组织“华水革联”的一个小组。⑤ 老猫嘴喷毒液，我中毒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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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中的王希俊，农水系70届学生，好像就住在七舍二楼，贫农出身，属于“翻身户”。
我当时的作为，应该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了。日记中那句“与人斗，其乐无穷”，被认为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据说“毛泽东思想”是共产党们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实这种文章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独草！那时无知的学生都中独了，是被狼奶喂大的群体。近来，童话大王郑渊洁先生说：“现在的小学教育就是在培养汉奸”，振聋发聩！
1967年2月20日，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各地新建政权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他们将“毛泽东思想贵州革命委员会”的名称“一律改过来”。
同日，中央文革小组不经任何授权（包括毛泽东的授权）的情况下，批准把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抓起来。同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向林彪汇报了情况，林彪听了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到毛家湾来一趟。林彪怒斥江青：“你们（指陈伯达）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中央军委所在地）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我不干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了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林彪明察秋毫，早已看穿了毛泽东。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信中号召他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信中说：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信中还建议考虑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不知春耕生产工作。并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
同日，新华社青岛二十日电：“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关于在全市革命造反组织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说青岛市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左派大联合，加强革命左派大团结，胜利进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新政权，青岛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决定在全市革命造反组织中进行全面整风运动。当天，该委员会还向全市革命造反派发出一封题为“打倒私字，整顿作风，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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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文革“二人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0aa20e01019fnd.html
1967年2月21日 星期二 晴
“205”支队
“串联会”①的“205”支队②在“1·26”夺权③以前就一直与“串联会”闹对立，目前已经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上午在“工人战斗队”④开会，给它一个“留会察看”⑤的处分。
刘瑞友⑥也是“串联会”的，可窝藏黑材料⑦，大家把他轰出去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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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那时“华东水利学院”的造反派组织：“革命串联会”，不久改名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② 华水的“205”支队是“串联会”中的一个小组织，经常“犯上作乱”，有颠覆、分裂“串联会”之嫌。③ 所谓的“1·26”夺权，指造反派在1967年1月26日夺了江苏省省委、省政府大权的事件，造反派分赃不均，立即又分离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好派”和“P派”。④ 华水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归属“串联会”领导。⑤ 可能是“串联会”对“205”战斗队的处罚。⑥ 刘瑞友先生，68届海洋水文五班同学，个子将近2米高，可是动作迟缓，反应慢，否则早就是院篮球队队员了。⑦ 可能是1966年“文革”运动初期，院“工作组”整学生的材料。⑧ “轰出去”，大概是把刘瑞友先生开除出“串联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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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自1967年1月26日江苏造反派夺了江苏省省委、省政府的大权后，刚“大联合”的造反派由于“分赃不均”，开始闹分裂，武斗逐步升级，从初始阶段对不同观点的对方办公设施进行打、砸、抢，进入了“肢体碰撞”阶段。由于毛泽东的长远打算是把江山交给江青，最后传给毛远新，成为毛家天下，就纵容武斗，浑水摸鱼，不到半年时间，就酿成了1967年7、8 月的大规模流血武斗事件。那时的中国，就像一只被摔碎的熟透了的西瓜，满地血水，山河已经“一片红”了。
1967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强调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通知”说，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它各条都适用于地方。“通知”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规定：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级银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
同日，新华社二十一日电：“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贫下中农和农村各级干部“抓革命、促生产”，“绝对不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挑动宗派纠纷。他们必须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认真地继续进行劳动改造。在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改造自己，不许反攻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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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文革”剪纸，八个样板戏：《白毛女》、《红灯记》、《沙家浜》、《交响音乐沙家浜》、《海港》、《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1967年5月9日至6月16日，八个样板戏同事在北京上演。后来的《龙江颂》、《平原作战》、《杜鹃山》未列入“样板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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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22日 星期三 阴
炮轰中心组
下午，终于写了一张大字报给中心组①贴在一舍三楼。
主要内容是因为我们的战斗组成了个大杂烩，老保〤〤〤、〤〤②之流也挤进来了。
对中心组提出三个要求：
（1）、老保（没做检查的）③一律开除；
（2）、加入人员一定要本班造反派成员审批；
（3）、要中心组好好检查错误。
现在形势很复杂，四班④越来越复杂了。
《新华日报》已经停刊⑤，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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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中心组，指华水造反派“革命串联会”的领导核心人员，有点现今“常委”的意思。一舍三楼是“中心组”成员活动、“办公”所在地。② 隐去名字。③ 原有括号。“老保”指1966年文革初期“出身好”的一批学生。④ 即我所在的班级，水文68—4班。⑤ 为何停刊，记不得了，可能报社造反派分裂成了两派：“好派”和“P派”，一时无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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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给“革命串联会”（华水最大的造反派组织）贴的大字报，具体内容没留底稿，大概就是日记上所说的那三点，有点鲁迅笔下的阿Q兮兮，不准别人革命，真可笑！
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它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第三司令部等组织联合组组成。一万多名红卫兵举行了成立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出席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大会上讲了话。周恩来说：“你们这次大联合实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我相信你们这个大联合是会日益巩固的，是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我相信你们的联合会影响中学的革命小将们。他们也会和你们一样，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实行像你们的大联合。我们相信，你们的大联合会推动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的夺权斗争。”大会通过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宣言”。“宣言”说：“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工、农、兵、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我们的代表大会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作为常设工作机构。”大会还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和“告全国红卫兵书”。
同日，国家计委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由于上海受一月夺权的影响，国家计委的工作一度陷入无人负责的状况。周恩来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指出，国家计委的计划大权不能夺，群众代表只能搞业务监督。按照这一指示，国家计委立即成立了有领导干部产假的业务办公室。同时由群众推荐人员组成业务监督小组。此后，计委多次开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和其它业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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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文革中，毛泽东塑像林立全国各地，在一阵衰落之后，近年来，新的造神运动又沉渣泛起。现引述一段胡 适大弟子唐 德刚先生的文字消遣一下：
“毛泽东主席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在北京病死时，大陆上曾流传一记幽默的评语，说：毛如死于一九五六年，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于一九六六年，还不失为一个‘中国的斯大林’，不幸他死于一九七六年，那他就只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当年在湖南那批毛头小青年中，毛是个年纪较大的已婚老童生。这种老童生在当时学生会里往往都是‘老大’。有权的老大，很多都习于颐指气使，小弟们也乐于听从号令——这是笔者在二、三十年代所亲历的经验，四、五十年代就逐渐不同了。现时代的初级师范里，哪有什么已婚的老大呢？这种老大气息，便是毛后来一直做‘主席’的基本功。邓小平的经验与毛恰恰相反。邓做了一辈子聪明活泼、乖巧伶俐的小鬼、小老弟，不习惯做形式上的头头，到老了，那个现成的‘主席’，还要让别人去做呢，朋友，毛老大控制的办法，就不是这样了。”
《毛 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2010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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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年2月23&24日 星期四&五 晴→雪→阴→化雪
到苏州去调查
几天以来，又开始摸当权派的情况，昨天下午去严凯院长①。
严院长讲了许多，大约只有胡叔度②、郑镇③、谭长跃④比较好。
对任秀兰⑤特别反感，改了个新党委，把水院水搅浑。
------周少然⑥革命意志衰退，只顾家庭。
严凯的架子是很大的，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很重，说自己也没有什么打算云云，不过总的看来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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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决定去苏州，把一些情况反映给“联络站”⑦，是不是“P派”⑧，要乘“红总”⑨开除我们之前去轰一下，教育大家。
明天上午动身了！
下图：
严凯先生。
时空隧道 <wbr>19670223&0224 <wbr>到苏州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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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原文如此，应该是“去严凯院长办公室”。严凯先生（1912年-2006年5月4日）是中国著名水利工程专家，两院院士。严凯的本家伯父是近代名人、著名学者严复，除了翻译《天演论》外，严复还曾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凯先生，于193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1938年获荷兰德尔夫特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师学位。曾任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教授，历任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教授、院长、名誉校长、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水利学会（第三、四）届理事长、中国海洋工程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国际水文政府间理事会（第三、四）届副主席、九三学社社员。② 胡叔度先生，华东水利学院党委书记，文革初调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他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畏是亲弟兄，两兄弟的夫人是两姐妹。③ 郑镇先生，华水党委副书记，我的专案对象，郑镇先生在延安时期有“托派”嫌疑。④ 谭长跃，华水工程力学系总支书记。⑤ 任秀兰，原是华水党委成员，自称是电影《风雪大别山》中秀兰的原型，她丈夫时任南京军区少将。文革初期的“鬼胎”，造反派认为“老党委烂掉了”，就成立了以任秀兰为首的“新党委”，由江苏省委批准运行，当然，不久“新党委”也“烂掉了”。1968年底，我被分配在刘家峡水电站劳动不久，传来了任秀兰跳楼自杀的消息。⑥ 周少然先生，华水图书馆馆长，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的弟弟，我家房客谢先生的女婿。⑦ “联络站”，指“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驻苏州联络站”，设在“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院内，应该是造反组织“华水革联”派我去苏州的。⑧ “P派”：对江苏省造反派在1967年1月26日夺权（简称“1·26”夺权）持“好个屁”观点的一派，另一派认为“好得很”即为“好派”。⑨“红总”，即“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内部也成了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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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记得我在那天早晨去院长办公室，和严凯先生一个人谈话，关于其他几个院领导人的情况是严凯先生泛泛而谈，也谈不出什么具体情况。那时找任何院领导谈话都易如反掌，他们昔日的威风不再，完全听命于造反派学生，“反动学术权威”更是如此。华水有三个“一级教授”：严凯（严复的侄子，两院院士，学部委员）先生；徐芝纶先生（科学院院士、力学专家，学部委员。据说在美国和钱学森住一寝室）；刘光文先生（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首创将美国的“水文系”引入大陆，从此，华水水文系号称“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因为苏联没有“水文系”）。刘光文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每天早晨就在院内打扫卫生、拔草，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现在想起半个世纪前，能和严凯先生“面对面”，实在是我的造化，我的幸运！不过是我自己去的还是有人要我去的，记不得了，可能是后者，那时人们的神经系统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之中，我很愿意当“马前卒”，冲锋在前。严凯先生个子不高，瘦骨嶙峋，那时已经五十六岁了，却满头乌发，听不出福建口音。当时严凯先生就站在办公桌椅子旁和我谈话，我紧挨着他，也站着，好像他以为我询问一下就要走的，所以他一直站着，一问一答也足有二十分钟。虽然周少然先生官不大，只是图书馆主任，但他是苏州老爸的房客谢伯伯的女婿（我没告诉严凯），所以我主动问他有什么看法，严凯先生说：“啊，你说周少然啊，他是党委委员哩，（1961年）结婚后连党委会也不来参加了，忙于小家庭------”在我印象中，“文革”时，严凯先生没受到冲击，没去拔草，该出国考察就出国考察，该做啥就做啥，蛮自由，好像他身在“桃花源”无事一般，记得他还是“三结合”对象哩。
郑镇副书记也一直没有被打倒，这位福建籍矮个子大概平时没得罪什么人，后来华水造反派要在水院革命委员会中“三结合”他时，我是专案组成员，专门调查郑镇先生的“托派（前苏联反斯大林的托洛斯基派，延安整风时托派要被枪毙滴！）嫌疑”，因为他档案中有“此人不可重用”的“结论”，从1967年6月至1968年8月走“北上南下”，活动了一年多，没查出任何问题。可是，1968年9月“工宣队”进校后，认定我们的专案组是搞“右倾翻案”，我非常担心被留校审查，毕业不了。还好，专案组头儿林炳章先生承揽了全部责任，当他笑着对我说：“没关系，你放心好了，我来承担责任，准备去‘老虎桥’（南京监狱）！”我差一点要哭了。结果林炳章先生被审查，推迟三个月毕业，去了青铜峡水电站，文革结束考上母校研究生，不久去了荷兰，现在定居美国。我写了《文革专案初探延安整风》和《提审茨冈》，已于2011年在博客先后挂出。
196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说，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必须按照毛泽东一贯提出的党的干部政策，来正确对待干部，才能建立夺权斗争的领导核心成立一个真正的有领导能力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同日，青海省发生开枪流血事件。青海省驻军为执行中央关于解放军支左的决定，协调西宁地区支左工作，建立了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任办公室副组长。稍后，中央要求对报纸、电台实行军事管制。当时，《青海日报》已被“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控制，他们在报社内大搞打、砸、抢、抄、抓，用暴力把来社军官的解放军驱逐走。驻军联合办公室决定强行对报社实行军管，并确定“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这次活动由赵永夫组织，任现场总指挥。23日，驻军调动武装部队夺占报社时，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开枪射击，共伤亡377人，其中，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死4人，伤26人。青海军区将情况向中央军委和林彪作了汇报。同日，叶剑英听赵永夫电话报告后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中央文革小组最初对事件保持沉默。几天后他们利用《简报》刊登红卫兵控诉武装镇压的来信并由张春桥等人联名给猫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毛泽东于3月11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间，调查了两次，林彪、江青将青海事件说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的表现，极力上纲上线扩大事态。不久，少将赵永夫被铺，此流血事件诡异、反复。（1979年赵永夫获释，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级离休。）
全国武斗开始升级，荒漠的偏远青海首见血腥“红色”，1967年7月开始抓“军内一小撮”！那时我还没想到以后会去那“遥远的地方”，去“放羊”！1984年初，“青海省水利学会”成立那天，副省长班玛旦增到会祝贺，开场白第一句话竟是：“青海，自古以来就是充军发配的好地方！”会场顿时掌声雷动，我也激动的热泪盈眶，拍起手来！原来，藏族同胞和我们汉人百姓是心连心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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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世界著名杂志《时代周刊》（TIME THE WEEKLY NEWS MAGAZINE）1954年3月10日的封面人物周恩来。
“对周恩来，毛泽东曾有‘一个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评语”——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2010年7月第一版第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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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25日 星期六 晴 阴
四班必须大乱
大家都陆续回来了，老保①也灰溜溜地来了。于是，开始了正常生活。
李天常叫着要黑材料②！这当然③是理所当然的事啰！司马④却还有点随便，其实内心是很空虚的（事实如此）⑤。
四班，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规矩了，应当大乱，整同学的黑材料应彻底交出来！！
四班必须大乱！
今天105次车去苏州，任务很重⑥，要细心，有敢闯精神才行！
高隆远⑦在苏州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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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水文68—四班(共29人)部分同学。(摄于1968年10月，校门口巨大砼塑像于八十年代初被彻底摧毁)
后排左起：张孟春(济南籍)、马萍章(南京)、沈其莉(长沙)、“今心”、辛忠礼(成都)、王蘅传(兴化)、刘铁猫(南京)、高隆远(广汉)；
中排左起：黄忠祥(如皋)、李天常(洛阳)、刘铁僧(洛阳)、司马均德(常州)、蒋齐之(长沙)、许翼正(温州)；
前排左起：大桥工人师傅、谢水泉(邛崃)、贾德胜(许昌)、孔宪宏(杭州)、靳书源(赣州)、孙义财(上海)。
时空隧道 <wbr>19670225 <wbr>四班必须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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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老保，指原先保院党委的一派。② 李天常先生是班长。“黑材料”指“文革”中整人的书面材料，主要指1966年5月7日至7月3日，“华水”三年级同学参加江苏省委在苏北高邮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学生插入“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工作组”，教育农民。6月初“文革”爆发，我们在乡下“造反”，社教工作队说我们是“反革命行为”，甚至说有些人是“反革命”。本来要参加半年的社教工作，仅一个多月，大学生们就被省委召回参加学校“文革运动”。我们怀疑有“黑材料”被塞在个人档案中，李天常先生“叫”的应该就是此事。③ 原文如此，这“当然”两字应该删去才通顺，为“原汁原味”，不再改动。④ 司马均德先生，是我班也是我年级的唯一的一位党员学生（据说年级后来还发展了一个，不知是谁。）“文革”中没有参加任何造反组织，所以我说他“内心是很空虚的”。其实他实在是高，“高家庄的高”！1968年8月“工宣队”进校之际，我“专案”在外，司马先生悄悄地用锉刀把我那皮箱铜质锁扣上的国民党党徽（十二角太阳）搓掉了。那皮箱是1963年我去南京上学时老爸给我的，皮箱的年龄比我大得多。我返校后，司马赶快跑来寝室给我耳语：“因为工宣队要来了，觉得这你箱子上有点问题，就锉掉了。”我不置可否，心里很感动，让我避免了可能的灾难，但我一声未吭。不久我去了西北，司马去了昆明，从此渺无音信。当我获悉司马已经调回常州退休在家，赶紧拿起电话，送去“谢谢！”两字，尽管迟了半个世纪，但也不晚。⑤ 原有括号。⑥ 那时我代表“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去检查“驻苏州联络站”的工作，自以为有点“钦差大臣”的韵味，竟遭到冷遇。⑦ 高隆远先生，同寝室的四川广元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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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日记题目“四班必须大乱”，老人家说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当时的思想很“毛 左”，时下的“五 毛”是无法望我项背的！是“五 毛”的“n”次方（n→∞）。
关于怀疑黑材料被塞在学生档案中之事，是有根据的，那时就有“食古不化”的人警告我们“不要走邪路”。现将1966年7月1日的日记抄录如下：
1966年7月1日 星期五 晴
我们是走对的
整个一天，为了水院学生在前天开了声讨黑帮分子大会一事，在高邮集训的老队员连夜赶回，进行阻止这一运动，说要有步骤、有计划，不要走邪路，说什么战斗小组是“非法”的，“乱来”，不服从分团党委的领导等一系列大帽子。
事实正相反：
灯塔的文化大革命学习冷冷清清。当我们听到院党委的黑线被揭出来后，怎么按捺得住心头的怒火?怎么按捺得住革命的激情？连夜写大字报，还怕什么身体会不好，会搞垮呢？战斗小组是临时的，且还在准备请团部批准，有的会议都经指导员同意的，难道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吗？
反正压制群众运动是不对的，吾们的成绩大的，缺点很少，可忽略不计。
一切都是运动的开端，怎么没有错误呢？如一点错误都没有，则到奇怪了。而常荣华却污蔑吾们“非法”的组织、“打着红旗反红旗”，真岂有此理呢！
还提出几点规则：① 不许乱跑，上任何地方要申报队长；② 其它队来的人要告知队党委；③ 联络要由指导员去------。
反正是压制！压制！认为我们是错的。这件事说明，吾们已经走在运动前列了，比队党委、分团先走一步了。
让吾们高呼：
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保卫毛主席！
保卫党中央！
注：文中常荣华是高邮东敦公社灯塔大队社教工作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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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华水（现“河海大学”）水文68——4班同学两派的对立情绪非常严重，可以说，被“文革”造成的伤害很深很深，心中的疤痕至今仍还在隐隐作痛，我们学会了“仇恨”，失去了“人性”，我们不愧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
这次回苏州，我没在家住，在“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内一幢小楼二层住了几天，那是“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驻苏州联络站”所在地。
日记中说“高隆远在苏州等着吧”，因为那时高隆远先生早被“红总”派往苏州“联络站”，高先生还去过我家，还给我老爸送过戏票（开明戏院的文艺演出），老爸很高兴。后来老爸在我面前对高先生大为称赞，说高先生有能力、有水平。这次我去苏州“红总联络站”，高隆远先生不在，已经离开苏州，但又不在学校，也许回四川去了。
同日，新华社播发“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文章：“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
同日，新华社播发1967年《红旗》杂志第四期短评：“推荐两篇好文章”，即“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体育战报》评论员“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的文章，说“是两篇很好的文章”，说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的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普遍性的，他们提得及时，切中要害。”
1967年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而中央政治局（包括中央书记处）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原有周恩来主持、各级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人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由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变为党中央之上的特殊机构，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还不是中央委员。会上，对七位中央政治局成员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政治局常委）、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最愤怒，她攻击说，他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康生最阴险，他将“二月逆流”定性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一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陈伯达更是借题发挥，他称，这场斗争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继续。
现在梦醒了，这个体制是一架 绞 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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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文革剪纸：样板戏“红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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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26日&27日 星期日、一 晴
这样的联络站，真是------
25日晚上兴冲冲来到联络站①，遇到的却是一盆冷水。我自以为可以动手来搞“1·26夺权”②的问题，可是他们把我当作“钦差大臣”③------
刚来到这里，潘根④却问我什么时候走------
他们等了半天，却是以前曾被潘根撵走⑤的我。
哈哈哈！
我动手贴大字报。老瘪三、高、老广东⑥却无动于衷，支持的只有李纪人、小苏州、马祖强⑦。
嘻嘻，嘻------
我总算感到万分幸运了，这里呆不下去，快走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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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江苏省高校造反派联合组织“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原“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一幢西式房子的二楼设置了“红总联络站”，约七、八个人，全是“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的学生。② “1·26夺权”，指1966年1月26日江苏省造反派夺了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权，苏州也是同日夺权。苏州造反派派出华林森参加了南京江苏省的夺权。③ “联络站”的人以为“红总”派来了一个指导工作的钦差大臣，一看是我，他们很失望，所以在钦差大臣四字加上引号。④ 潘根，记不得他是谁了，可能是河川系或水港系学生。⑤ “长征串联”回苏州后，我曾去过联络站，不认识那个潘根，可是他对我很不友善，有点下“逐客令”的意思。⑥ “老瘪三”、“老广东”这两人记不得了，前者好像是个精明的上海人，“高”是我同班同学高隆远先生，那时高先生已经在联络站工作了数月。上一篇2月25日的日记最后一句：“高隆远在苏等着吧！”这篇日记说我在苏州遇见了高先生。那么，上一篇日记的“评注”中说“高隆远先生不在，已经离开苏州，但又不在学校，也许回四川去了。”记忆有误，抄写时没有看下一篇日记。⑦ 李纪人先生是水文系67届学生，1965年被“华水”作为英语师资后备力量，转入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文革”时返回“华水”；“小苏州”是农水系70届的朱宗海先生；马祖强先生，“工程力学系”66届学生。⑧ 我住了几天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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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回到苏州，就去“江苏师范学院”内的“红总联络站”驻地，反映一下南京两派的情况，摸一下“联络站”人员对“1·26夺权”的观点，统一认识，可是联络站的人对我很不友好。后面的日记显示，南京来电话要我“坚持一下，在苏州轰一下”，真有意思。
196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规定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和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应一律移交给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1967年2月27日，“新华社”播发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2月23日的“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草案”：“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和鼓舞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了大联合，集中全力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英勇奋战煞住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在党政机关和经济、文化的要害单位和部门，自下而上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了权，从根本上扭转了局势，从而把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草案”洋洋洒洒数千字，最后是“三呼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日，“新华社”播发1967年《红旗》杂志第四期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张日清的文章：“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章开头说：“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最后指出：“目前，山西形势大好，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挣扎。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战斗员，绝不可以稍微松懈字迹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迎接新的战斗，夺取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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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我当时佩戴过的“红卫兵”袖章。
史学家唐 De刚说：
“‘红卫兵’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怪胎，吾人虽著书百万言，也是说不完的了。笔者在个人论史的拙著中，曾有论述清末‘义和团’的长篇。在该书中，我曾反复强调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便是六十六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红卫兵’。今日吾人来谈红卫兵，则反之亦然。毛主席的红卫兵，便是当年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一个‘闹教’，一个‘闹革命’。毛主席有个‘四人帮’和‘文革小组’，巧的是西太后也有个‘亲贵四人帮’，和指挥义和团的御前小组。两者都是让读史人苦笑皆非；正反两面，永远说不清的大闹剧。只是论规模，则后者要比前者大出一百倍以上吧。被西太后请进北京‘闹教’的义和团，大致不过十余万人，可是毛主席在北京的八次检阅前来‘闹革命’的红卫兵，据说总数在一千一百万人上下，真是不可想象。这两位，一个是无知的老女人，一个是强不知以为知的老男人。为此，几乎都把国家民族弄到万劫不复的程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历史问题，还是‘气功师’说得好：‘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你说它复杂，则万卷书，岂能尽意？你说它简单，也最简单不过了。那就是一个充满不平的社会里，人心动荡，身受不平的人都蠢蠢欲动，也可以说是民心思乱吧。清末的社会不平，人民中国在解放后的社会不平（Social In justice）并不比解放前，有什么太多的改善。因为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是国贫民穷，孙中山所谓‘大贫小贫’是也。中共在解放后，杀了几百万‘小贫’（地主、富农），但是并没有解决几万万‘大贫’的问题，加以多年搞公社化的恶政，死人数千万。做土皇帝的地方干部、党员的仗势凌人、为非作歹，黎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青少年就有思乱之心了。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参加造反了。在这传统帝制时代，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共产党管得紧，暴动不了，他们就只有寄望于朝中的包公和海瑞了。如今有海瑞、包公，甚至皇帝和娘娘都来领导造反，造反有理，也就管不得是造谁的反，和造反的头头是老几了。造反本身就是对社会不平的发泄。”
————《毛 泽东专政始末—一1949-1976》2010年7月第一版
注：
唐 De刚，1920年生，安徽合肥人，胡适先生的大弟子。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育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李 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 适口述自传》、《晚 清七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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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28日&3月1日 星期二&星期三 晴 晴
去灵岩山
昨日的一天没什么事干，高和老广东①去灵岩山②了。
今天上午吾和马祖强、汪有康③骑自行车去灵岩山，九点多到的。
一切的一切，凡是菩萨、神庙都完全没有了，大雄宝殿里挂有即长条大字报，揭发的妙真④各种罪行。妙真确实是一个坏蛋，解放前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后后剥削农民------
里面没什么展览会，这个展览是毒草，所以封掉了，因此没什么看的了。
到木渎镇去吃了顿饭。
又到天平山⑤，我到了一线天⑥就没有上去，他们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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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高”，即高隆远先生，和我是同班同学，“老广东”是谁，记不得了还可能是“河川系”的学生。② 灵岩山，苏州郊区的一个旅游景点，是吴王和西施的避暑之处，大雄宝殿里有乾隆皇帝的“脚印”。灵岩山是印光大师和妙真法师主持念佛道场之处。③ 马祖强先生是华水工程力学系66届学生，汪有康先生可能是水港系67届学生。④ 妙真和尚，是印光法师后继之人。妙真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灵岩山後，即苦心经营规划，建造殿堂僧舍，塑造佛像、法器，接众安单，领众修持，灵岩净土宗风为之远播，名闻中外。妙真法师于“文革”初期自杀身亡。⑤ 天平山，是国家太湖名胜区木渎景区主要景点之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苏州城西约14公里，西距苏州古城8．5公里，东南为金山，南连灵岩山，西北通华山、天池山，北接寒山岭和观音山，占地面积77公顷。山高海拔201米，为天平、灵岩景区诸山中最高峰。⑥。“一线天”是通往山顶的必经之路，是只能容纳一个人的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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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那时我住在苏州“红总联络站”，联络站设在“江苏师范学院”（原“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院内的一栋小楼二层楼内。去天平山玩是什么情况，只有日记那点东西可以参考，只记得那顿饭是“劈硬柴”（即“AA制”）。 日记中说：“妙真确实是一个坏蛋”，这是不对的，是不实之词，在此，我向妙真法师在天之灵表示道歉、深深地忏悔！！
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居然是介绍贵阳一家棉纺厂的事情。社论说：“在当前的斗争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组织革命队伍呢？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对革命和生产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贵阳棉纺厂的经验好得很，值得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和研究”。社论最后说：“贵阳棉纺厂无产阶级革命派说得好：毛泽东思想是大联合的灵魂。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像贵阳棉纺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实行‘开门整风’大破‘私’字，纠正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到了1967年3月，参加中央碰头会议的大部分成员已经被打倒，只剩下周恩来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把情况向猫作了详细汇报，经猫的批准，取消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同时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合并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一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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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题图为灵岩山印光大师。印光大师（1862～1940），法名圣量，字印光，号常惭愧僧。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大师系陕西郃阳县赤城东村人。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及其文化陷入空前劫难中，以四大高僧为首的一大批大德菩萨应劫而生，力挽狂谰。印光大师早年遍参南北众多丛林，更在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闭关阅藏数十载，深入念佛三昧，通宗通教而专修净土。民国19年（1930），赴苏州报国寺闭关，指导创办灵岩净土宗第二念佛道场。民国26年（1937），移住灵岩，至29年（1940）农历十一月初四日五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坐化，享年80岁，僧腊六十载。其舍利子分置各寺，被尊为佛教净土法门第十三代莲宗世祖。一生著述甚丰，遗著有《印光法师文钞》四卷、续编《文钞》二卷、《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妙真法师（1895—1967.1.14）俗家姓万，名正财，出家後法名妙真，字达悟，湖北省枣阳县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岁十一月初四日生。念及生死之苦，出家之念油然而生，乃投入随县 潭镇嵩山寺出家，同年往普陀山法雨寺受戒，时为民国肇建之年（1912年）。妙真法师在上海太平寺真达和尚的支持下，全权负起了修建苏州灵岩山寺的责任。他於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首建念佛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大雄宝殿开工，香光厅、关房诸工程亦相继兴建。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大殿和全堂佛像建成，翌年天王殿竣工，此外添配寮房等百馀间。在这段时间内，妙真法师还著手清理山场，植树造林，培植风景，将西花园的吴宫遗迹吴王井、智积井、玩花池、玩月池等一一恢复。
印光大师於1940年十一月初四日，凌晨一时许，端身正坐，念佛等待往生。三点钟许，妙真和尚至。大师吩咐他说∶“你要维持道场，你要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自後即不复言语，只唇动念佛而已。延至五时，笑容宛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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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2日&3日 星期四&星期五 晴&晴
联络站取消了
红总①来了通知，联络站在3—5日内撤销。学校②长路电话来要叫我们坚持一下，在苏州轰一下，宣传江苏“一·二六夺权”③。我赶刻了三份蜡纸④：《访问南京军区纪实》、《一·二六夺权大方向错定了》、《关于一·二六问答》。
又赶印了各三百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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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红总，即“江苏省红色造反者司令部”，在苏州的“联络站”设在“江苏师范学院”（原“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内。② 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③ 指1967年1月26日，江苏省造反派夺取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权。④ 用一种钢针的“钢笔”刻画蜡纸，写成文字后油印，写字小心些，每张蜡纸一般可油印六、七百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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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设在“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的红总联络站撤消后，“华水”的学生就回校了，我在3月5日回到南京，大家开始为“1·26夺权好个屁”鼓与呼，江苏省一场环绕“1·26夺权”是“好得很”还是“好个屁”的辩论、争吵，武斗的序幕拉开了！
1967年3月2日“新华社北京电”：“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告全国红卫兵书’”。说：“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庄严地向全国红卫兵战友宣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风暴中诞生了！首都红卫兵三个司令部的革命派联合起来了！我们热烈欢呼毛------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妄图使我‘和平演变’的幻想一定会破灭，谁敢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就造谁的反、夺谁的权！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未来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全国红卫兵联合起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高度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1967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阻止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自发赴越抗美的通知”，“通知”说，自去年11月以来，发生多起我红卫兵越境到越南要求抗美的事件。由于这些行动涉及中越两国关系，处理不好容易使我处于被动，请通过革命组织予以劝阻。“通知”指出，抗美援越行动，应当在党中央和我国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我国人民去越南必须取得越方同意，私自越境外出是非法的犯罪行为，也是对兄弟国家的不尊重。因此，这种行为必须坚决制止。
“文革”后，有资料披露，当时有红卫兵去了越南“抗美援越”：
“------1966年11月9日上午,有四位北京中学红卫兵小将到达河内。第四天，在朱大使的办公室,一个意外的消息让他们高兴得跳起来,国务院来了电报。他们几人围上来,看见上面写着：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越境,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援越抗美的精神可嘉。建议先到我援越部队锻炼一段时间,待部队轮换时回国。如果范文同总理接见革命小将,应由大使陪同,请将四人的姓名、年龄、出身、家庭及住址等情况一并报上。此事下不为例。后来得知,电报是周总理拟的,“此事下不为例”是林彪提的。
“1966年11月12日,援越高炮部队某师长来到大使馆,亲自将这四个红卫兵：赵建军、武烈河、孙智忠、瞿绍东接到部队。在越南宋化一座大山里,赵建军等四人在部队准备集训1个月再下连队,起初大胡子副师长还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好好当兵,不能胡来！但他们很快都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一个星期以后便下连队了。赵建军和孙智忠分在第16团第2连,武烈河和瞿绍东分在第2团第2连。从1967年1月中旬开始,美国飞机连续不断地对越南谅山战区、宋化、温县、太原一带轮番轰炸。1月19日是个晴空万里的日子,这样的天气往往是美国飞机出动的最佳时机,果然在上午8时前部队接到了指挥部的通知。第16团各连早已严阵以待。第2连第1班的炮位上多了一名新手,他就是赵建军。
“一颗子母弹钢珠穿进了赵建军的胸部,赵建军在自己的衣兜里始终放着一张父母的合影,钢珠正好穿过照片上父亲的胸膛进入他的体内。
1967年的清明节,在越南的中国烈士陵园,武烈河、孙智忠、瞿绍东一大早分头来到了谅山战区的中国援越部队烈士墓地。三人在赵建军的墓碑前脱帽伫立良久,没说一句话。”
——摘自“凤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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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终于找到灵岩山妙真法师的遗像，弥补上一篇日记“时空隧道19670228&0 3月01 去灵岩山”的不足。
妙真法师（1895—1967.1.14）俗家姓万，名正财，出家後法名妙真，字达悟，湖北省枣阳县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岁十一月初四日生。念及生死之苦，出家之念油然而生，乃投入随县 潭镇嵩山寺出家，同年往普陀山法雨寺受戒，时为民国肇建之年（1912年）。妙真法师在上海太平寺真达和尚的支持下，全权负起了修建苏州灵岩山寺的责任。他於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首建念佛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大雄宝殿开工，香光厅、关房诸工程亦相继兴建。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大殿和全堂佛像建成，翌年天王殿竣工，此外添配寮房等百馀间。在这段时间内，妙真法师还著手清理山场，植树造林，培植风景，将西花园的吴宫遗迹吴王井、智积井、玩花池、玩月池等一一恢复。
印光大师于1940年11月初四去世后，由妙真法师继承印光大师的衣钵，主持灵岩山道场。
注：妙真法师的遗照引自《老苏州——百年历程》（江苏省古籍出版社）。照片下方文字为：
“妙真（1895-1967），湖北枣阳人。18岁出家，1940年任方丈，秉承印光法师、真达和尚教导，兴办灵岩山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解放后曾任苏州佛协会名誉会长、市政协委员。“文革”中遭到迫害，于1967年1月14日自缢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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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4日 星期六 阴 风 晚上雷
努力干吧！
苏州人真是缺乏反抗精神①，一面倒，是非分不太清，眼界太小了。
苏州夺权根本没有“三结合”②，夺权后却大补漏洞，补得又似很巧妙的。H6和“铁司”③的革命小将起来反抗了，而“苏革会”②1却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要“砸烂狗头”、“谁反对‘苏革会’，谁就是反革命”，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搬了出来，真岂有此理到极点了！而H6又气馁下去了，真是草包！
为此，我们要轰一下“苏革会”了。
昨天，我刻了三份材料，今天已印好装订成册，出去和汪友江④去散发了，李纪人⑤去看足球赛了。
红总⑥的宣传队私自又搬到苏昆剧团⑧那里去住了，结果被他们赶出来（活该！）⑦，说要他们回去，因为他们是工人，应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又据说他们住到三清殿⑨那里去了，反正没有什么好处给他们的！
小陆子⑩还没有来，可能今晚会来的。
我预备六号回宁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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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吴人本是崇尚“尚武精神”的，还出了军事家孙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害怕南方人作乱，就关照东吴人读书、做生意。不料宿迁人项羽率领八千东江子弟在苏州（三元坊孔庙苏高中）孔庙起兵，灭掉了秦王朝。苏州人本来已经进化得不错了，吴侬软语滴，凶不起来了，可是毛泽东掀起的“文革”运动，充分激发了人类残存的一点兽性，苏州人变得凶神恶煞，马勒戈壁，不再文明。② “三结合”：由造反派、革命干部、驻军代表，三方组成的“革命委员会”。②1 “苏革会”，即苏州市造反派夺权后成立的“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的简称。③ H6，记不得是什么组织；“铁司”即“苏州铁路司机学校”。④ 汪友江，上海人，“华水”水港系67届学生。⑤ 李纪人，苏高中校友，“华水”水文67届学生。⑥ “红总”：江苏省红色造反者司令部。“红总”驻苏州联络站设在江苏师范学院（1949年前为“东吴大学”，现为“苏州大学”）一栋小洋楼二楼，我那时就住在联络站。⑦ 原有括号。⑧ 那时“苏昆剧团”好像在尚书里。⑨ 即观前街玄妙观三清殿，那时“破四旧”了，大殿内住人了。⑩ “小六子”、小陆子，即陆宗玉先生，苏州人（住在北寺塔附近），华水（现“河海大学”）1960届毕业留校当助教，工程力学系数学老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⑾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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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华水”大部分造反派包括我在内，秉承“红总”的旨意，在苏州刮阴风、点鬼火，从此和苏州的“踢派”结下不解之缘，直到1967年10月，苏州血腥武斗告一段落，才发现自己支持“错了”，应该支持城外的“支派”才“对”，却跟城里的“踢派”搞在一起了，因为苏州“支派”是和解放军连在一起的，而华水的“P派”和南京军区是一丘之貉。南京军区为此专门派人来，要我们“重新站队”，可是为时已晚。我们不得不对苏州的“踢派”说明不再支持他们了，“踢派”很生气，小六子竟对他们解释说：“这是革命的出尔反尔！”看来只要加上“革命”两字，“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为所欲为、通行无阻了，且时下仍是这副德行。真是卑鄙、可笑、可悲！
血腥的1967年，始作俑者是毛 泽东他老人家。
史学家唐〤〤说：“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病死时，大路上曾流传一记幽默的评语，说：毛如死于1956年，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于1966年，还不失为一个‘中国的斯大林’，不幸他死于1976年，那他就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这项评语对毛说来，虽是谵而虐矣，却颇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因为它评得公平合理，恰到好处，也入木三分。毛在其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其所作所为祸国殃民的程度，也确实是每况日下。毛泽东曾经的工业秘书、水电部部长李锐先生评毛泽东：“功高盖世，罪恶滔天”，前四字说猫在1949年前，后四字则指1949年以后。其实毛一辈子都在作恶，杀人如麻、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毛死后，留下的遗产是三堆至今还没清除的政治垃圾：毛乃伊、广场画像、凶文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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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美国著名刊物《时代周刊》（TIME THE WEEKLY NEWSMAGAZINE）1956年3月5日的封面人物。左下角文字为：红色中国警察头子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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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10日 星期五 晴
代表兵团发言的我
上午，兵团①决定我去发言。
于是在下午三点许，我在“揭开全院阶级斗争盖子”的大会②上发言了。在我前面么发言的是“红尖兵”，他代表“205支队”③等老保组织发言，竟然攻击我“造反联合指挥部”④。
我跑上去就讲：“首先让我们高呼：‘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给“红尖兵”予以有力回击！真痛快⑤！！！
发言全部精神都拿出来了！大约还不够劲的，我确实很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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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梁宗南先生在大饼摊购买久违的苏北烧饼。
下图：烧饼是个兴奋点！
下图：大嚼烧饼不亦乐乎！
要知道，当年（1966年）我们“四清工作组”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整天“饿的慌”。和我同住的资深社教老队员、当地武装部现役军人贾美喜教我（和同住的谢水泉同学）：乘“社教工作组”不定期在东敦集训时，买点烧饼藏口袋，但千万不要让贫下中农看见。原来社教队员同病相怜。我们当时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亩产“双千斤”（生产队办公室墙上挂有国务院的奖状）的高邮地区，农民兄弟竟大多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三天两头向生产队长要粮食，我在老贫农王广卿家竟没吃到过一顿米饭，一日三餐稀汤粥。“解放”十七年了，还有数亿贫下中农挣扎在饥饿、贫困线上。既然“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选），为什么还要把“知青”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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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应该是年级的兵团，记不得是什么名称了，是否“虎啸”、“延安”？② 可能是在某个阶梯教室开的会，也许在学生饭厅。③ “红尖兵”在学校人不多，是1·26夺权的“好派”，能量很大，有几个湖南辣妹和川妹子很厉害。“205”支队好像是年级后来出现的造反队，日记中这个“他”没注名字，可能是年级里的人，也可能是班级的人。④ 即“华水革联”——华东水利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⑤ 真可笑！
下图：
“今心”和蒋中正先生“合影”（摄于2014年9月2日上午 台北“中正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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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我已经记不得曾到台上“发言”，而且是在“揭开全院阶级斗争盖子”的大会上发言。看到近半个世纪前的文字，自己也惊诧万分。就是说，我当时不再“温良恭俭让”，已经疯狂得不一般。正如萧乾所言：“文革期间，当是非整个颠倒，人们争先恐后为自己安个尾巴加入妖精一伙时，我就------当狼群在外边狂嗥时，最保险的是跟着牠们一道嗥------”（萧乾【1910-1999】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
1967年3月9日至10日，在解放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谢胡、卡博、巴卢库的谈话。陈伯达在会上揭露从1962年以来刘少奇“反毛主席的罪行”。“当前的斗争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967年3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发表毛泽东关于夺权后建立的机构叫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军委发出关于军内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支工的有关问题的通知：
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以两三周时间进行整风学习，学习文件，提高思想，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尔后集中精力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律不再到外地串连，也不要同本地区外单位或地方组织搞串连。所有外出人员一律收回，地区性的和几个单位组成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能到军队串连。支左、支农、工业工作，是毛主席交给军队的光荣任务，是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信任和鼓励，一定要切实作好，努力完成。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各地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不得各行其是。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凡是未经上级批准撤职或停职的干部，除应在群众帮助下，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努力改正外，应该站出来做工作，把本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和行政管理工作管起来，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帮助和支持他们领导好这几项工作。
同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这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这里的“三结合”是指革命委员会要有军队的代表、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参加）。
同日，中共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程子华向周恩来、李富春等提出报告。报告说，渡口市造反派夺权，市委瘫痪，严重影响建设。本年1月份，生产任务完成不到一半。
同日，新华社报道：1966年到1967年的粮食年度的全国粮食征购计划已经提前超额完成。自然条件较差、历年多灾的北方，粮食征购计划也完成得很好。
看来，毛泽东有条件好好折腾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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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图片说明：
2014年5月10日至14日，水文68-4班部分同学在母校“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聚会。5月13日上午11时许，来到苏北高邮东敦镇。可惜，我们已很难寻找当年“东敦公社灯塔大队灯塔小队”的踪影，更难觅当年的足迹，只能在带有“东敦”两字的“东敦供销社”那富有“标志性”意味的现代建筑前留影。从左至右：
“今心”、张孟春（济南）、蒋齐之（长沙）、靳书源（赣州）、梁宗南（福州）、王蘅传（兴化）、许翼正（温州）。
1966年5月7日，“华水”部分高年级师生投入了农村“四清（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工作组”，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教育农民”。原计划半年，由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临，一个月后，我们戴着“反革命”的帽子（“黑材料”如是说）“造反”回到南京，竟“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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