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印象武汉“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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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武汉“老三届”

徐海亮


据悉，电子刊物《史实与求索》准备刊登一组武汉市原老三届同志（老三届：指文革前招生进入中等学校，文革开始后尚未毕业离校的高、初中学生）提供的文革回忆。我读了由他们组织的这组文稿，想起一些似乎早已流逝的事。






文革时期武汉铁路分局产中学生

武汉市在1950、1960年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商业大都市，也是一个大中学校相对集中的文化城市。截至1965年，武汉市中等学校（含中等专业学校、技术学校、职业学校）达到359所，其中普通中学165所，学生163813人；中专、技校、职校194所，学生48037人，1966—1967年小学毕业升入中学的的初一学生（称为六九届）约7万以上，文革初期在校学生达到28万人（为1965年武汉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当年，这一批中学生的大多数，热忱、积极地投身运动，活跃在学校、厂矿、街道上。1967年春夏的运动主要集中在造反派为工人总部翻案上，触及体制，也触动了全社会。相比之下，中学生比在校园区里的大学生更直接接触武汉的社会上下，特别接触到底层社会和体制外的人群，他们往往比大学生更感性、纯情，更忘我地投入了春夏的全社会运动。1968年底他们绝大多数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或留城到工厂与街道，有少数高干和军干子弟参军）。1972年后，他们中部分人被招工、招兵、招生回城，或者在不同时期被召回审查，或者回城探亲，或个人回汉参加后续运动。与当年曾经在汉的老五届大学生相比，他们是亲历了武汉文革运动全过程的一代人。






武汉电力学校

我在文革初期，有过数次机会接触到武汉市一些各派的中学生，乃至与有“特动”倾向的稚嫩少年促膝谈心。特别在社会传闻纷繁、运动徘徊不定时，老三届同学那真诚、忘我、勇往探索的精神风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在文革运动大幅度拉锯、人群对峙，甚至出现腥风血雨局面时，中学生比老大学生更为敏锐，激情、冲动，热诚、奉献，真是义无反顾啊；且女同学又更胜于男同学。1966到1967年复课闹革命时的武汉运动（特别是街头运动），老大学生呼风唤雨、上下游走（当时武汉地区大专院校24所，学生3.5万人），是运动的先锋，有时也被中学生讥笑为“策略派”。






中等学校学生数量大，能量不可小觑，有一些中学和中专、技工学校，甚至在运动全局的节点上发挥了异样作用。他们坚持在第一线（如下厂矿、到机关、上街头，宣传、串联、办联络站，与外地串联学生结合，默默从事具体事务），勇往直前的则是中学生了。和北京早期运动不同的是，此阶段武汉基本没有较为独立的中学生运动，两大派别倾向主导了一切，工人学生密切结合，大中学子水乳交融，不管哪一派别，中学生多以跟随高校学生，或者直接和大学生在同一跨区跨校组织中（如地区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二司设置“中学部”分管中学与中专运动），或间接参加某大学某组织活动（如华工、华农与其附中、周围一些中学部分学生参与），到1967年春就有了联合的中学生造反组织形成（如“中学红联”）。



文革后期，当老大学生已经毕业分配、领取了每月四十多元的见习工资、以干部身份逐渐融入体制时，中学生除少部分人得到参军机会外，老三届和六九届的绝大多数同学还在农村和厂矿从事体力劳动，尚未进入体制，同时也更真切地体验到武汉地区文革后期的社会变化和底层生活。一批在基层阅读了大量文史书籍、期刊，钻研理论和社会问题的佼佼者，就在他们中间。他们中一些学生骨干，曾返汉参与后期的运动反复，有多次机会与新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军政领导干部以及进入政权机关的群众代表接触，互动，观察到鲜活的政治变动。特别是，其中一部分文革活跃分子，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了不同类型的审查、监禁，甚至判刑。当文革退潮，绝大多数高校师生业已退出文革并从事科技与文化活动时，由于历史的原因，老三届和六九届的青年还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基本确定位置，除招收工农兵学员得到受教育机会和恢复高考后部分人报考上高校外（含研究生），部分人回城进入工厂、街道、机关，在重新寻找自我，部分人因参与文革政治（持续被审查追究）或学历不足，滞留在退潮的泥泞海滩上——他们和一批青年工人积极分子、一些亮相干部，在为武汉文革历史埋单。


武汉一直是一个工商业发达、文化兴盛的城市，也是一个思想者和行动者的城市。文革前的青年工人，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的不少，许多人还成为文革的骨干分子。文革后一大批过来人也在思考问题，从事文史创作。但他们不一定都在伤痕文学和伤痕史学位置止步。到1960年代的文革积极分子陆续进入退休、养老阶段的本世纪，原老三届和六九届的学生和七八十岁的工人、小干部，还有那么些人在忙武汉文革回忆，做口述史记录与整理。在全国业已出版的群众文革回忆著作中，武汉地区是最多的（近20部），作者涵盖了当年参加文革的工人、小干部、学生、个别军人，也有一些机关、学校的中层干部和普通知识分子的自印本回忆录在极小范围流传，涉及各个层面和各派。因年龄和文化表达的优势，原老三届和六九届的朋友则是研讨群体里的先锋和主力，他们除了亲自撰写老三届和六九届的历史外（如《流逝的记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也鼎力帮助其他身份的老人做文革的口述记载、考证、整理、出版，以及系统历史回顾、集成。这里《史实与求索》选择刊登的几则仅仅是他们记忆中的文革片段。


我在武汉高校校园6年，在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就毕业离开了湖北。我记忆中的文革，仅仅是武汉特色的群众运动为主体的疾风暴雨的现象文革。现在人们传闻的也基本是这一时期。


其实，1968年以后的武汉运动，才更深刻地反映出当地文革的社会动因和政治内在问题。


现在地区文革全史的研讨，老五届的人似乎已难以胜任，主要靠老三届和六九届的文革亲历者和自觉者，关键的还不在于年龄差异，而是经历。同时，我在回顾武汉六十、七十年代历史时，越来越觉得如果不探索武汉的社会史，这个文革历史可能是不会真正明白的。但是当年身居高校大院者，主要是从经典理论、社论、首长讲话、中央文件和省市机关院校干部人事，从体制本身来投身和思考文革的，尽管当时大学生与重点厂矿工人交往颇深，甚至得到周恩来的点赞，但我们对于武汉的工矿企业、市民和社会历史，对于武汉市民群众的心理建构，所知甚少。而这才是群众持续参与绵延、跌宕起伏运动的奥秘所在。现在不要说寻觅原始资料，就是对于武汉城市与社会生活的某种感悟，也很难找到。


当年大学生对于清末民初、开埠的武汉三镇的了解，对于码头文化、租界文化和工商文化的了解，对于大革命和工人运动历史的了解，除个别武汉出身者，可能皆基于极其浅薄的书本知识。但武汉出生的老三届和六九届，他们对武汉社会历史的感悟，可能来自土生土长——来自于家庭和街坊，来自耳闻目濡。他们有着极为珍贵的感性知识。


老三届和六九届一代人，除了当年身居机关、部队大院的子弟外，绝大多数是武汉的平民子弟，他们当年参加运动，有青少年追求和探索真理、跟进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纯真一面，也是当时武汉社会各阶层思潮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启发和反映。他们与普通工人和市民的接触渠道，乃至与新旧两个社会的精英人物的接触，要比大学生宽广畅通得多。这也可能是武汉老三届的文革回忆很不类同于北京老三届，而他们的研讨文革活力奋发的原因之一。


我发现自己一些当年想问题、写东西——又生活在武汉的同学，仅在网络文字和地摊小报和知识界沙龙中寻觅与关注社会，而武汉的老三届、六九届和工人，知晓和参与着一个完全的社会生活。读者看了同样是回忆历史的这几篇文章，会感觉到因生活实践和底蕴不同，武汉老三届文革研究的特色。

正因如此，我期待读到更多的出自老三届和六九届朋友手笔的文革实证和回忆，以至他们的系统整理的著作。

20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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