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壮（diyihongyan）：论蒯大富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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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论：好心抱不平——反击迫害有理——判刑冤枉


《流沙》太长，引不胜引。岁月如梭，伟人已逝。

但蒯司令恶习不改，还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把自己打扮成比小炉匠栾平还冤枉的冤鬼。

实际上，他倒是具备了毛接班人条件中的一句话：把一切成绩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

所有事情的开始，都是好心——敏锐的知道了毛的意思，或者说暗合；然后，按猜到的毛的意思办。

受到工作组批评迫害，当然要反击，绝食就是反击；89风波的先驱就成了蒯大富。

【蒯大富后来说：这些人（王丹之类）和我当年比，水平太低了！】

工作组有个王光美，所以恨刘少奇，以至于发出狂话：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

【12.25大行动前，唐伟不同意捅到社会上去，蒯说的这个话——他也不掂一掂，你算老几！】


到了刑满释放后，又讲起法律来了，说自己不承认反革命罪；

那你当年动员50000人把“打到刘少奇”的大标语贴满北京城，那是什么罪？

污蔑国家元首是什么罪？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是什么罪？

还说是毛的意思，证据呢？！

当年的事情，已成历史。大家心知肚明；

老蒯又何必拉上罗××来陪绑，好像他实际上是和你一伙的；还把段××说成是你的秘书，

这岂不是太卑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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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他虽然又在15年的校长任上不断寻求突破，但在脱离了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清华附中，只能在行政体制中得到“模范中学校长”、“五一劳动奖章”的称号，却离教育家渐行渐远。……影评家方位津有一段描述：“万邦儒的精英教育加上他的个人魅力色彩，当时造成了一种对他的盲目崇拜……‘文革’后，他依然生活在往事中，清华附中就是他的血肉和生命。失去了它，他就成了一个絮叨的老人。”……“他去世后不久，散布在海内外的各对立派的老三届校友会聚在一起，为他们的老校长塑了一尊铜像，放在新实验大楼的前厅。不知他是否理解他推崇理工的清华附中，何以产生了一个作家群：张承志、史铁生、章立凡、陶正、周舵、骆小海、仲维光、甘铁生、胡瑞民（赵介轩）、谭甫成、宋柏林……
从上篇转摘的博文中摘出了几段，对万校长的“含蓄的忏悔”实际上含着三点判断：1.文革后，万校长离教育家渐行渐远。2.万校长后来令“老三届”很失望，“成了一个絮叨的老人”；3.不知万校长是否理解清华附中为什么出了一个作家群？



1.万校长从没有当教育家的愿望。封他为“教育家”只不过是老三届学生对他的一种愧疚，一种补偿。因此，根本谈不上“渐行渐远”。而之所以清华附中后来脱离了清华大学管理，不再是“实验区”，不再有清华大学预科这种“直通车”，那真是拜文化革命所赐，或者说拜清华附中红卫兵所赐。因为万校长乃至蒋校长，培养目标本是红色工程师，清华附中的学风更接近美国而不是苏联，更和抗大不是一个类型。所以，万校长在美国参观中学的时候，和一个出过得诺贝尔奖的中学比较，清华附中的历史比他长，怎么就不能培养出诺奖获得者？

    而当时的红卫兵头头，多是干部子弟，都想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没有想当工程师的。所以，象蒋南翔万邦儒这些正常的校长，是不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这理所当然的就归为“修正主义路线”了。加上当时批苏联，说他们的现任领导都是工程师，结果搞了修正主义。暗含着我们的干部多是大老粗，可以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这也就是迟群所提的“工农兵学员要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口号的由来。

2.   青年学生崇拜校长老师很自然，万校长当年年轻有为，出身一般的学生肯定崇拜。至于高干子弟，始终在崇拜老子还是崇拜校长之间徘徊。文革初始，突然都明白只有崇拜毛（或者说表现得崇拜毛）才能战无不胜，或者说立于不败之地。最起码可以自保（这才会有把主席像章别在胸前的壮举）。后来发现，出身不好的这样做没用，人家反而会怀疑你别有用心。此外，人到老年，都喜欢回忆过去辉煌一刻，都絮叨，尤其老师见学生，不仅是万校长，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领袖凡人都一样。“宿将归山不论兵”。象三论造反精神万岁说的“当了官还要反，造一辈子的反”，那时石猴孙悟空，不是正常人。

3.   最后一条最可笑，为什么出了作家群？这个答案就更简单了，中断了理工科的系统训练，不当作家当什么？何况文革中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就比北大人大的有生气，水平也高，比如，周泉缨就是学工的，在文革中劳动毛主席他老人家出面批判的大学生，只此一个（搞得他现在五迷三道的）。这是因为，建国后，从领袖到百姓，都觉得学文没用，空谈误国，学工实际，符合建设国家的潮流。所以，干部子弟优秀的去哈军工，不行的才学文，留苏学生中学哲学的毛都不和他握手！因此，一流人才学工，二流人才学理，三流人才学文是当时的潜规则。清华附中自然也不能免俗。何况老的语文老师，都受过基本的国文训练，教语文自然驾轻就熟。

4.   前几日见了李湘鲁（文革时四中高中），聊起文革，他和历朝的风流人物都很熟，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清华附中在文革中如此走红，为什么现在政坛上不见踪影？我反应很快：文化革命就中学生来讲，是清华附中陪四中的“太子”读书，瞎起哄。比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头头王铭就是从四中来的，为他入团问题还产生了班级内的“对决”。很多消息也是从四中来的，停止高考也是四中高干子弟发难，人民日报公布。甚至连“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也是薄家三兄弟署名的支持红卫兵的大字报传到清华附中的。但四中高干子弟太集中，而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了组织，又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毛正好用的着，所以写了那封信。

5.  回家我想了一下，恐怕还不止这些理由，下列因素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从未中断的老学校和复校的新学校相比，底子好，适于长跑。清华附中当时在中学中领先是因为靠了清华大学这棵大树，靠蒋南翔的“一条龙”设想。比较适于“短跑”，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第二、正因为成长迅速，使清华附中的学生产生了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第三，正因为文革，因为第一支红卫兵，因为谁都不吝反到底，以天下为己任，所以，把老三届的风气搞坏了，主要是

“革命”靠抢跑，平等没大小，败也不服气，天下我最傲。

哪个单位哪个领导喜欢这样的下属？只能靠“隔辈亲”。

比如丁爱笛在小悦追思会上所说，“插队伊始，就想着篡党（大队）夺权”。他的确也篡权成功了，上了报纸编了歌，——但抓了四人帮你瞎叨叨什么？这不和当年红卫兵说要揪出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一样了吗？（晚上谁睡在毛身边你知道？真是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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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烟样深”关于当年校长万邦儒的文章，也是步入花甲的老红卫的典型心态——含蓄的忏悔。也就是只说老校长的伟大，不谈自己的过失。这很像一个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领导人陈绍禹。可见领袖心态。怪不得一些知情校友如仲维光、郑光召等老挑毛病。在他们那里，有着另一个不同的清华附中，也有着不同的万校长。
1992年6月7日早晨，万邦儒因心脏病在家里悄然无声地去世。他的履历也不惊人：1928年生于四川眉山的地主家庭，1948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1960年出任清华附中校长共32年。这是一个常见的中学模范老校长的一生。人们把他的骨灰埋在学校的一棵松树下，也算是对“百年树人”传统理想的尊崇了。

1965年，清华附中重点大学升学率跃居榜首，高考各科平均成绩90分以上的考生占了北京市的1/4；在竞争白热化的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清华附中一举拿到了四个组别团体冠军的三个。

在若干年前的一天晚上，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在深谈后对笔者说：“万校长啊，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教育家。”注意，不是一个行政意义上的中学校长，而是一个实践教育革新的思想家。正如万邦儒自己说的：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

原预科651班的骆小海回忆道：“校长万邦儒，四川人，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人称‘卡斯特罗’，常作长篇演说，不过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带动下，清华附中在北京异军突起。催促共青团员上跑道，食堂里多了肉菜和牛奶。在中学运动会上直到逼倒101中跃居魁首。教学上创办大学预科、自编教材、突出数理外语、强调生动活泼、每周一次电影课、参观新技术展览、参与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在文艺上开发了自己的音乐舞蹈史诗。这一系列举措带着新兴力量的创意，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奋发有为的性格。”

从以上内容中我们已经知道，1966年，万邦儒已经或接近完成了他1960年制定的 “三级跳”蓝图的前两跳：头三年到1963年，第一批毕业生就要达到北京市一流学校；再三年到1966年，以预科毕业生争当全国名牌学校。“文革”的爆发，使他的第三跳成为泡影：再三年，到1969年，以奥林匹克科目竞赛成绩跻身世界名校行列。

“文革”后，他虽然又在15年的校长任上不断寻求突破，但在脱离了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清华附中，只能在行政体制中得到“模范中学校长”、“五一劳动奖章”的称号，却离教育家渐行渐远。所以说，他也是生逢其时，撞上了20世纪60年代。

影评家方位津有一段描述：“万邦儒的精英教育加上他的个人魅力色彩，当时造成了一种对他的盲目崇拜……‘文革’后，他依然生活在往事中，清华附中就是他的血肉和生命。失去了它，他就成了一个絮叨的老人。”

“文革”岁月中他备受摧残但顽强不倒，或许因为批斗他的都是他精心培育的学子。1992年他卸任数月便撒手人寰，肯定是因为上苍赋予他的使命已经完结。但那个“万邦儒时代”留给清华附中人的印记却是终生的。他是当年清华附中教学改革的绝对权威和全体师生的偶像。

他去世后不久，散布在海内外的各对立派的老三届校友会聚在一起，为他们的老校长塑了一尊铜像，安放在新实验大楼的前厅。不知他是否理解他推崇理工的清华附中，何以产生了一个作家群：张承志、史铁生、章立凡、陶正、周舵、骆小海、仲维光、甘铁生、胡瑞民（赵介轩）、谭甫成、宋柏林……不知他能否听到他以往得意门生的扪心自责：“这不仅表达了我们对老校长的敬意，也表达了我们这一代含蓄的集体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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