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松青：湖南师范学院1980年“十九学运”始末与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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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遗忘的“共和国首次民主竞选”


——湖南师范学院1980年“十九学运”始末与评析


范松青











1980年10-11月间，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名闻中外、震惊中央高层的“大学生民主选举运动”（又称“十九学运”）。这场“学运”的起因是为民主竞选长沙市西区人民代表而引发，它是共和国首次进行县级直接民主选举而爆发的大规模的“民运”，可以说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民主运动的先声。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没有手机微信，没有互联网络，这场影响深远的“校园民主选举运动”，在外界却鲜为人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发生在35年前的“十九学运”早已“被遗忘”，渐行渐远。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敢面对，似乎“谈虎色变”，仍然是个言论禁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当年是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七八级一班党支部书记，带着工资上大学，不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这场“校园民主选举运动”的全过程，而且我当时还用写日记的形式，把“十九学运”的前因后果，以及场面、情景、对话等过程比较详细地记录下来，并保存至今（笔者当年有记日记的习惯）。为使后人不要“被遗忘”，我把自己所亲历、亲闻、亲见的资料整理下来，以作历史见证。这些原汁原味记录的历史片段或许不完整、不很全面，或许我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角度的不同，但回顾与总结那一段几乎被尘埃淹没的珍贵史实，或许我所整理的这些“三亲”史料，能为推动中国民主法制化建设的进步，留下一些可供参考借鉴的记忆与反思。对“十九学运”的功过是非，且留待后人评说。


一、“共和国首次民主竞选”的时代背景


在“文化大革命”满目疮痍的废墟上，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18-22日），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幕，标志着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是派”的黯然退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登上了历史舞台。


面对“文革”后百端待举，百废俱兴的局面，国家迫切需要打破坚冰，排除万难；人们迫切需要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中国政治形势尚不明朗，党内外各种力量都处在胶着的状态，社会上各种思想十分活跃，不同政治理念、政策主张的人们，展开了一场场公开的思想解放和政策辩论，呈现出短暂的、前所未有的民主化、透明度。中国新一代的青年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把加强人大建设、修订选举法、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我国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


新的选举法的改革：一是扩大了普选范围。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直接选举扩大到区县级。也就是说，区县级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三是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四是代表候选人人数较多时通过预选决定正式候选人；五是正式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人的名额；六是在投票方式上，一律实行无记名投票方式；七是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


而在此之前的30年里，我国实行的选举法是：“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阶级分子”没有选举权；乡镇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区县级以上人大代表采取间接选举；代表候选人由上一级领导机关提出；各级人大代表选举采取等额选举；在投票方式上，举手表决和无记名投票一起实行。


对于长期遭到破坏、名存实亡的人民代表选举制度来说，新的选举法的改革，确实有着深远的意义。1980年9--11月，在选举法的激励下，恢复高考后先后参加1977年、1978年、1979年三届高考进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们跃跃欲试，他们酝酿并发动了这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的“大学校园竞选运动”，掀起了一场直接竞选区县级人大代表的风潮，并且“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新一代的“新三届”（老三届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毕业的高中生和初中生）大学生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先觉意识，空前热情地投入到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去，以实践他们内心里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法制社会的美好理想。


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北京地区高校的学生对此次大学生竞选区县级人大代表的运动是尤为积极的。不仅参与竞选的人数众多，关心的人数也多，竞选的具体形式也多种多样。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北京共有17所高校近百名大学生参加竞选，竞选的结果则是一共有11名学生成功当选为区人大代表。平均每位代表获得了约数千张选票。


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的刘源，在父亲刘少奇刚刚被平反不久，他就在学校率先贴出了《竞选声明》，成为北京师范学院此次竞选活动的第一个候选者。在多次举行的民主讨论会、答辩会上，刘源发言称“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在最后投票的时候，刘源以微弱劣势不敌教师候选人化学系副主任施浴谷。


在北京各个高等院校中，以北京大学的竞选最为激烈，竞选过程最为充分。11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胡平、王军涛、张炜、杨百揆等人宣布参加竞选，并展开了极有声势与活力的竞选活动。他们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中立刊物。答辩、测验的话题交织着理想与现实，他们关心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校园，投向整个社会都关心的领域，发出了许多在今日看来仍然极为“解放思想”的言论。


与此同时，在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全国各地的高校，也都先后出现了大学生竞选活动，在湖南还引发了学潮。其中，湖南师范学院的竞选运动不仅比北京大学的竞选运动早了一个多月，而且更是把校园民主竞选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湖南师范学院青年学生的民主先觉意识及其行动，广泛地影响了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在长沙学生运动规模和震慑力的影响下，各地学生运动中，官方都未轻易处分过学生，而多以尽力解决学生所提问题的方式尽快平息事态。北京大学生们的有利形势，直接得益于长沙学生运动影响。


对于大学生校园民主竞选人大代表，官方的各种反应显得既被动，又矛盾，不支持。11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有学生发表“竞选宣言”；10日，北京市委下达《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宣布“竞选是资产阶级形式”；人大党委立刻作出党员不得参加竞选的决定；北京有的高校党委宣布：“候选人的一些话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要据理力争”，各高校党组织相继召开党员会，统一思想，并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动员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准备反击。


在对校园竞选的不同态度的背后，隐含着1980年党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应该说，学生运动最终都会触犯到中国政治那根最敏感的神经，1980年如此，此前的1957年的“反右”如此,此后的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发生的“六四政治风波”，也都同样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980年10月—11月的校园民主选举运动，是中国在1957年之后的又一次自下而上的民间民主运动，是民间民主力量抓住邓小平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利用新的选举法试图再次推动上下结合的中国改革运动的自觉努力。中国的改革历史进程证明，民间民主力量推动中国改革运动的悲壮努力，如果得不到官方自上而下改革的支持，其结果就会引发形势的急转——历史必然会再一次地重演。


二、湖南师范学院1980年“十九学运”的前因后果


1979年7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新的选举法以后，从1980年9月起，各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重启，其中发生在湖南师范学院因直接选举长沙市西区人大代表而引发声势浩大的“十九学生运动”，在国内外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是共和国历史上首次为捍卫和争取公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合法权利而引发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进而带动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们掀起了一场争权益、争民主的学生运动高潮。


湖南师范学院“十九学运”，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9月9日—9月19日）：动员、预选阶段；第二阶段（9月20日—10月8日）：竞选、论战阶段；第三阶段（10月9日—10月24日）：绝食、静坐阶段：第四阶段（10月25日---11月14日）：请愿、上访阶段；第五阶段（11月15日---1981年上学期）：整顿、教育阶段。


第一阶段（9月9日—9月19日）：动员、预选阶段。


在这一阶段，湖南师范学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依法确定了直接选举长沙市西区人民代表的工作程序、方法，及候选人与正式代表的名额，明确在师院选区经过5轮投票预选，选出6名最终候选人，参加正式代表差额选举，最后投票选举出4名正式代表。在动员、预选阶段的那几天，全校的选情静悄悄，大多数同学采取观望态度。然而在平静的湖面下却涌动着一股股激流。


第二阶段（9月20日—10月8日）：竞选、论战阶段。


从这一阶段开始，民主选举进入白热化的竞选、论战。9月20日晚，学校在大操场放电影。影片放映之前，中文系77级学生梁恒、陶森两人大胆地站了出来，并向数千名电影观众们公开发表了竞选演说。


梁恒说道：“我不信仰马列主义，不信仰社会主义，也不崇拜资本主义，我要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要‘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将尝试这次民主选举，拥护胡（耀邦）赵（紫阳）体制。假如大家选了我，我将代表人民的意志，为你们说话……。”陶森在演讲中说：“如果我当选人民代表后，要同邪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为民请愿……”。


梁恒、陶森两人的竞选演讲，在同学们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争论不休，各持己见，有的表示支持拥护，有的给予批评反对。之后，校园里到处是发表竞选演说的大学生，到处是充满火药味的论辩舌战的人群；到处是张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竞选演讲观点、竞选宣传墙报，竞选宣传传单。竞选气氛浓厚激烈，论战也达到了高潮。一场激烈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第三阶段（10月9日—10月24日）：绝食、静坐阶段。


学院民主选举按照预定程序完成五轮预选投票，全校师生静待6名最终候选人名单的公布。10月9日晚9点50分，学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校区广播站宣布选举结果：根据大多数选民的意见，最终候选人确定为7人，并宣布了正式代表候选人七名的名单。


当广播宣布完毕后，许多大学生顿生疑惑，选举之初候选人就定为6人，如今怎么变成了7人？怎么说改就改了？为什么要增加一个人，增加的那个人是谁，他得到多少选票？于是乎，上千名大学生自发地聚集到学院办公楼去探个究竟，并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要求查询第5轮选举的原始选票，7名最终候选人的得票数是多少？第二，要求解释为什么最终候选人由6名变成了7名？


但是，大学生们的要求，受到了学院选举工作负责人的冷遇，群情激愤的2000多名大学生当即涌向街头，呼喊着诉求口号，高唱着革命歌曲，于10日凌晨2点到达湖南省委请愿。民主选举的导火索终于点燃，震惊全国的“十九运动”由此爆发。


大学生在湖南省委的请愿遇到阻拦和冷漠，10月12日，三名大学生代表候选人宣布退出选举，以抗议校方违法擅定候选人名单，意在推迟原定的10月14日“大选”。10月13日，院方坚持按照七人候选人名单，不改变选举正式投票日。当晚，上千名大学生再次前往湖南省委请愿。随后，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有少数大学生加入请愿队伍。


10月14日凌晨4时20分，在省委门口请愿的大学生中，有58名大学生联名发表《绝食声明》，宣布绝食静坐。上午，绝食学生增至87名。其中，湖南师范学院79名，湖南大学8名；男生82名，女生5名。当天，湖南师范学院继续举行人大代表候选人正式投票选举，因投票人数未能达到法定要求而流产。


10月15日，湖南师院大学生请愿代表团就绝食静坐发布《告全市人民书》，成立了湖南师范学院总罢课委员会，号召全校师生大罢课，放弃选举投票。长沙各大专院校进城游行声援，工人前往慰问和救助绝食静坐同学，学生民主运动进入高潮。


10月16日上午，一场倾盆大雨把绝食静坐队伍冲散。为避免危及身体虚弱的绝食同学的生命，抗争队伍不得不宣告解散绝食静坐。中午12时，湖南师院总罢课委员会发布《复课声明》，宣布下午复课，同时解散总罢课委员会。


10月18日，湖南师院学生代表20人再次赴湖南省委请愿静坐。


19日及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办来人调查，与静坐大学生代表见面，并分别谈话。


10月22日，请愿学生代表公告面见全国人大常委会选举办来人调查的情况，代表同学们提出三点要求：1、要求湖南师院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作出检讨，并撤消其组长职务；2、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接见绝食大学生代表，明确表态肯定大学生的行动；3、宣布湖南师院选区10月14日的选举非法，并择日重新投票选举。


第四阶段（10月25日---11月14日）：请愿、上访阶段。


由于大学生们的要求未能得到答复，10月25日晚，湖南师院23位同学组成赴京汇报请愿代表团赴京上访请愿。湖南师院赴京汇报请愿大学生到武汉、石家庄、保定时，湖南、湖北、河北省委先后派人劝阻大学生赴京，请他们下车被谢绝。


10月29日，湖南师院赴京汇报请愿大学生到京，连续两天，中央信访办负责人与湖南师院学生代表面谈，听取大学生情况汇报。大学生们提出五点要求：（1）查处湖南师院选举中的违法行为；（2）核实湖南省委关于学生运动的汇报；（3）经有关方面纠正外台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4）处理湖南省委负责人对绝食大学生的无人道的官僚主义作为；（5）要求面见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随后几日，北京各界人士纷纷到旅馆看望湖南师院学生代表，并与之交谈问题。湖南师院学生代表还考察了北京大学竞选人大代表情况，并观摩了北大学生的竞选答辩会。北京大学有学生认为，湖南师院的学生运动，有利于北京各高校大学生正在进行的人大代表的竞选活动。


湖南师院赴京汇报请愿大学生陆续向全校大学生发出 “赴京情况通报”7期，并在校内张贴公布。11月上旬，部分当初领导学生运动的同学聚集召开会议，认为不宜再发起运动，以保护同学。11月10日，湖南师院赴京学生代表中12名同学先期回长沙，最后10人于11月17日回到长沙。


第五阶段（11月15日---1981年上学期）：整顿、教育阶段。


11月15日，湖南师范学院向全体师生传达三个文件：一、全国人大选举办公室关于湖南师范学院选举中发生的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二、中央办公厅信访办负责人和湖南师院赴京学生代表陶森等人的谈话记录；三、湖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秋枫在院系干部会议上对我院前段选举工作的回顾与检查。


11月以来，湖南师院校方及学生会关心学生的事多了，而且办得也快。如公布伙食账、改进开水房、装日光灯、办画展、开业余性的艺术文学辅导讲座、开舞会、印发考研试题资料等等。


1981年上学期开学初，全校师生停课三天举办学习班，对大学生们进行整顿学习，集中开展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人人表态，个个过关。后来，湖南师院学生学年鉴定时对大学生个人在“十九运动”中的表现进行甄别，并记入本人档案，部分学生在毕业分配时受到影响。当初参选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之一暨“十九运动”和赴京请愿学生代表的”学运”领袖陶森毕业前夕被拘捕，判处三年劳教，被送往湘东某劳改农场实施劳动教养。听说后来，陶森因病死亡。梁恒毕业后跟妻子去了美国。


至此，湖南师院“十九”学生民主运动,在轰轰烈烈中爆发，又在悲悲切切中消亡。


三、湖南师范学院1980年“十九学运”的反思与启示


历史是人民写就的，历史终究会还原其本来面目。湖南师范学院1980年“十九学运”，至今已过去了35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语}。回顾与总结当年的那场影响深远、声势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它对于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如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总结与反思。


第一，民主的实质就是真选举。


民主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基本定义是指，人民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而采取的行为，人民有自主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具体来说，民主就是人权至上，主权在民，权力民授，政府民选，权力和政府必须充分体现民意、民心、民生，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质疑和批评。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自由、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可以说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代表着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的一种制度。在人类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按照我们教科书上的正统说法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与自由。但是，如何才能确保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人民通过直接选举和产生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管理者(如县长、市长、省长)，从而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的实质就是真选举。民主与法制都不能单独存在。缺少了法制的民主，会导致暴政；缺少了民主的法制，会产生专制。民主与法制只有紧密结合起来，两者相得益彰，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人民当家作主。


早在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答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然而，新中国建立30年来，我国实行民主选举的办法是：区县级以上人大代表采取间接选举、等额选举、举手表决通过的方式来产生。各级人民代表选举虽然也有自下而上提名候选人的程序，但最后几乎都清一色由上级领导机构自上而下地内定候选人名单，候选人之间缺乏公开竞争，人民“被代表”，选民没有真正的自由选择权，群众不能投票选举代表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代表。显然，这种选举形式是很不合理、很不民主的，甚至比延安时期中共的选举办法还倒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选举法作了重大改革。新修订的选举法规定：区县级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通过，还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等。尽管新修订的选举法离“真选举”还有很大的差距，然而, 它毕竟比起过去的不民主来说还是有着较大的进步。1980年开始的区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史上，第一次由官方自上而下的改革和民间自下而上的民间民主运动相结合，共同推动我国民主政治进步的一次大改革、大动员。


在新的选举法出台的背景下，1980年下半年，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及时发动了一场“校园竞选运动”，掀起了直接竞选区县级人大代表的风潮，并且“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大学生们用自己的热情、见识和行动，努力诠释了什么是新一代青年学子的民主自由思想。人们无不欢欣鼓舞：民主的春天来临了！


第二，民主的馅饼不会从天而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揭示的这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要牢牢记住：不要对“救世主”抱有任何幻想，要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努力争取得来。人民的民主、自由、平等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和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制度是分不开的。民主法制社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有谁给予恩赐，民主从来不是等来的，盼来的，骂来的，民主从来就是一个不断抗争，不断进步的过程。


总结西方社会民主法制的历史，民主首先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成员通过群众运动、街头政治、罢工罢市,甚至激烈的革命来迫使统治者尊重法律，并给予中下层人民一定的政治权利，能够诉求自已的政治经济利益要求，改善生活生产条件的政治行为。例如，英国早期的“宪章运动”就是建立在这种民众支持，以下抗上的民主斗争基础上，从而争取了宪政民主，并走上了民主与法制的轨道。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民主。为了争取民主权利，多少志士仁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自由、平等的大旗，得民心，顺民意，领导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团结奋斗，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中国。时至今日，中共仍然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培育和践行。


然而建国60多年以来，执政党承诺给予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等权益，真正落到实处的又有多少？虽然《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违宪、违法、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频频发生，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遭遇危机，甚至一步步滑向独断与专制。人民群众越来越失去更多的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自由与民主的权利。


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当家作主人。在湖南师范学院“十九学运”中，大学生们热情饱满地推选自己的代表，真正行使自己的民主选举权利，却为少数官僚者视为“资产阶级的竞选”，并进行了压制。这是无视国家宪法，践踏选举法的行为，由此而激起大学生们的强烈义愤。这场大学生民主选举运动从开始单纯的请愿，发展到游行、示威、罢课、静坐，甚至以绝食为代价来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大学生们维护宪法和民主的大无畏的气概。纯朴的大学生们冀望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警醒社会，警醒同胞，警醒官方，换来他们对民心民意的重视和敬畏，并表达青年学子们对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


到底是要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还是当权者垄断的假民主？在“共和国首次民主选举”过程中，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选民的人格，行使人民民主选举的基本权力，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挺身而出，爆发了“文革”后人民群众追求精神解放的第一仗。这是民主与反民主的一次大搏斗，是大学生们勇于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与违法行为的一次大抗争，是人民群众力求改革不完善的民主法制体制，要做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的一次大尝试。这也是为什么新一代有知识的青年学子，要冲破旧势力、旧体制的束缚，以牺牲自我，付出人生的代价，一往无前地追求民主与法制的根本原因。


第三，民主不是洪水猛兽。


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也有人说，民主是个坏东西；还有人说，民主是个不好不坏的东西。对于民主的看法和评价，长期以来都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和解释。其实，民主本身无所谓是个什么“东西”，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是人们参与社会管理的一种行为方式。只要有人用，民主就是个有用的东西；好人用，是个好东西；坏人用，就是个坏东西；没人用，那就是个没用的东西。


原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曾经写过一篇“好东西”——《民主是个好东西》，并被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官方媒体争相转载。俞可平先生认为，一方面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因此，俞可平先生提出，中国民主政治的理想状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内容是基层民主，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道路是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


俞可平先生强调，在中国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如果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其实，“大道理”人们都是“你懂的”。民主确实是一柄双刃剑，民主不是万灵药，民主不能包医百病，民主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的民主理论与实践总是有那么一段距离。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甚至有的是“打着民主反民主”。发扬民主一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就往往会走样。就拿湖南师范学院“十九学运”来说，为什么大学生们依法选举、追求民主的大胆探索和实践，会被官方认为是“搞资产阶级竞选活动”而受到打压？为什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选举运动，最后却以悲壮的努力，痛苦的代价，无言的结局而告终？


尽管这不是民主选举本身的过错，尽管这里面的主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1980年10月的湖南师范学院的“十九学运”，触犯了中国政治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的不允许争论的四个议题。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要触犯了“四项基本原则”这根“高压线”，不管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民主也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自从1980年10月爆发湖南师范学院“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以后，全国性的“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再未以运动的形式在各地高校全面展开。


在湖南师范学院“十九运动”中，有两位 “学运”领袖特别值得一提。他们是中文系77级的“带头大哥”陶森和梁恒。陶森的父母亲都是老红军，而且是唯一的一名由毛泽东批准的解放后解甲归田的老红军，他的父亲是当年与王震一起闹革命的赤卫队员，有着不寻常的关系。他上大学前在湘潭市一家军工厂当工人，也许是他父亲的革命基因，根红苗正造就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在这场为民主自由而战的学运中，陶森毫不畏惧地冲锋在前，显示出一代学生“领袖”的风范。他在竞选演说中说：“如果我当选人民代表后，要同邪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为民请愿……”。


梁恒在湖南师范学院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入学不久，他几近疯狂地追求外语系的美国籍外教夏竹丽，并与之热恋结婚。这在当时，涉外婚姻是很难批准的。但梁恒就是有这“通天”的本事。听说还是邓小平亲自批准了梁恒的中美联姻。梁恒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区人民代表，他的演说更为大胆犀利。例如，他向全校教职员工和大学生们发表竞选演讲时公开宣称：“我不信仰马列主义，不信仰社会主义，也不崇拜资本主义，我要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要‘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将尝试这次民主选举，拥护胡（耀邦）赵（紫阳）体制。假如大家选了我，我将代表人民的意志，为你们说话。”


在“十九学运”中，湖南师范学院民主墙上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许多大字报触及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话题。有的大字报尖锐地写道：“马列主义是宗教，不能强迫我们信仰”；“建国三十年一无是处，还不如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为好”。陶森在大字报中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非常严重，其腐朽化、庸俗化、官僚性，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要严重得多……”。


很显然，大学生们搞民主竞选的做法与“反党”言论，已经令官方很为反感，十分恼火。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大学生们竟然“得寸进尺”，把一个过去简简单单的民主选举形式，发展到请愿、游行、示威、罢课、静坐，甚至以绝食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要挟官方，把事情闹得大大的，闹到满世界都知道，还有20多个大学生跑到京城去上访，告御状。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在当今的中国，天下只能是共产党的，谁也别想翻这个天。学生们与当权者对抗，能有他们的好果子吃吗？这就为后来的“枪打出头鸟”及“秋后算账”埋下了伏笔与悲情。


第四，民主的旗帜永远飘扬。


湖南师范学院“十九学运”发生的那年，我正担任政治系七八级一班的党支部书记，带着工资读书（1972年12月我在广东惠州42军当兵，1977年4月退伍，并分配在零陵地区宁远县物资局工作），年龄25，在七八级同学中属于不大不小居中。我的搭档、班长姜同学是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已经有着两个儿子，班长比我整整大了十几岁。我们政治系78级三个班130多位同学，入学时年龄最小的才16岁，年龄超过30岁的“老三届”的高中生有二三十人之多。他们中大都有着不同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实践。有的是干部子弟，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下过乡，当过兵，当过工人农民。他们大多都已成家，有着沉重的后顾之忧。


在“十九学运”中，由于不同的思想意识、观点立场、个性及表现，同学与同学之间因“左右之争”开始产生了隔阂和站队，很快就明显地分化出了所谓的“激进派”、“稳健派”、“逍遥派”。一般来说，冲锋在前的绝大多数同学是激情燃烧、血气方刚的年轻一辈。在“十九学运”参加绝食静坐的87名同学中，其中我们班就有4名青年学子参加。那些年龄偏大的同学，思想里则有着对强权的惧怕，经历过无数次残酷的政治运动的深刻教训，使得他们骨子里已经少了政治斗争的勇气和血性。也有少数一些胆小怕事的同学，仍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怕是天塌下来了也会不闻不问。


在那个青春激荡的年代，面对着“共和国首次民主竞选”，我也和许许多多热血沸腾的同学们一样，渴望国家繁荣富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渴望执政党开明包容，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然而，我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干部，特别是担任班党支部书记，党性要求我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必须始终“与党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始终“与学校党委保持一致”。一方面，我对那些具有高涨的政治热情，负有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和同窗好友们的大胆行为举止表示同情和钦佩。但另一方面，我也只能压抑着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不得不按照官方旨意劝说同学们要冷静不要冲动，不厌其烦地给同学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和说服教育工作。然而，在当时的情景下，这些做法往往被同学们视为“官方派”、“保守派”，甚至成为“对立面”。结果是事倍功半,事与愿违，自己遭遇两面夹击,两头受气,左右不是人。同学们指责学生干部不支持学生运动，充当“傀儡”；校方则认为学生们闹事，学生干部要站在官方一边。因此，在这场学生民主选举风波过后不久，我便辞去了班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不再担任任何学生干部。从此以后，我是专心埋头于学习和写作。


虽然“十九学运”早已成为历史，并且被刻意尘封至今，不为社会公众所知。但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为捍卫和争取公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合法权利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将载入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史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个真正的热血沸腾的民主洗礼，那是一个真正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一个真正的青春无悔、可歌可泣的年代。只可惜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如今青年学子的政治热情之火早已磨灭，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然而，我们也处在一个艰难变革的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在于青年。新的一代，必将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回望中国民主发育进程，我相信，“共和国首次民主竞选”而引发的“十九学运”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新一代青年的民主自由思想，是不会石沉大海的，它已经在我们这个神州大地上播下了新时期的精神种子，未来将在合适的社会环境和时机的催生下，重新爆发出新的生命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民主与法制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流，是人类社会前进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人民不会忘记争取民主的先行者，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的悲壮努力。
历史应当记住发生在长沙市的湖南师范学院1980年“十九学运”!


改革开放后全国最早的赴京上访团——1980年湖南师范学院“十九运动”赴京上访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第3排左1为陶森），蒋援民供图。


范松青自画像1981年12月
（写于2015年10月9日，本文13000字。湖南师范学院“十九学运”的详细情况，请看《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尘封日记——湖南师范学院1980年“十九学运”实录》，全文7万多字，系第一次公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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