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忆血统论对联

yangharrylg

补充八卦 (2007-05-08 06:11:48)


诸位看官，前面粗略讲了讲，当时的社会背景。以便大家知道对联出台的八卦情况。在这里我还得补充两点：
其一：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会认为主席和总理是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者呢？孩子们的判断很直接，刚我党刚进城不久，大概是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就听说了主席发话要“取消干部子弟学校。”
“至于入学、助学金、入团和戴红领巾这些问题，要一视同仁，只看条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他甚至还说：
“：“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并对他们严加管束，要求他们“夹着尾巴做人”。”我听到这些话感到特别亲切，为什么？
这和我妈妈从小对我说的话一样。
也许是因为我妈妈经过延安的抢救运动，她对当官和当官的特权非常反感。我们从小就知道她鄙视那些“职业官员”或者“职业党干”，她说话非常刻薄，叫他们“愚昧小官僚”或者“党棍”。我老爹在她的影响下也多次辞官，但组织上不批准。
我妈知道，为了维持这个家庭，也不能全家去森林里去隐居。但，她至少要求我们永远不走仕途。叫我们最好在学校也不要当官，就当一个普通百姓，更不准我们为争取学校的“政治地位”，而溜须拍马或欺上瞒下。
当然，也不要求我们故作清高之类，一切顺其自然。比如在小学、中学、大学我也被带上两条、三条杠，也当过什么团支部副书记之类的，都不是自己争取的。同时，也不必认真去干什么。
但，心里要清楚，她不断重复凯撒大帝凯旋归来的庆典场面，凯撒大帝要求在那个辉煌庆典的时刻特别安排一个人不断在他旁边对他不断耳语说：“这一切光荣与辉煌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了而已”。
即便如此，最后他也没逃过悲惨的结局。
妈妈也让我们常看《红楼梦》里“好了歌”的解说，还常常说王熙凤在荣国府最兴旺的时候在寺庙周围买了坟茔子地，按照当时的法律，抄家的时候不抄这些地。当年贾家落难以后，幸亏有了这些地方才得以苟延残喘。这是在我们家最兴旺的时期，我当时觉得很有趣，可是，我想新中国难道还会出现抄家的情况吗？没想到，这居然是个远见。
主席和总理当时非常清楚尽管人人都认为从此我国就万岁万岁万万岁了，而王侯子弟将来照样会“五世而斩”。当然，即便如今不至于真的被斩，也照样会从压迫者变成被压迫者的。
不仅主席这么说，总理到我们101中讲的也是这一套话。我相信他们那时候是真诚的，所以他们和我们是一类人。我更天真的地认为，只要是理想主义者，一定是会有这种的平等思想。因为他们是发明者，是创造者，一定有这样的思维框架。
尽管主席在五二年左右就这样说了，然而我们的育才非但没有被取消，还在不久以后仅北京就扩展了育英、十一、八一、北京以及后来的景山等等等等特权子弟学校，尽管表面上已经有了各种“平民化”的包装，而实质上，还是特权贵族学校。而且，后来扩大的这些学校，比招牌最大最老的子弟学校育才，要阔气很多，更贵族化。
主席刚进城，就把女儿李敏送到育才。而李纳就被她妈妈送到育英。在我们眼里，育英是少爷小姐学校，而不是育才、101 这种斯巴达式的学校。老刘、老杨、老邓、老陈、老林、老贺等这些人的孩子则都被送到育英、附小、八一这些条件更好的学校。
看来这是因为，这些老人工作太忙了，这些事情都是太太们的安排。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和安全，妈妈们自然会安排孩子们去上那些新扩建的贵族学校。
看来，那时候就已经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觉得主席太忙了，他的决定到下面就变样了。况且，这些事情比起国家大事毕竟是小事。难怪，他老人家常常说：我最大的痛苦是下面的人不理解我的意思。
其实下面人不是不了解他的意思，而是清楚地知道：他的这种理想主义在中国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到了美国才发现，美国的基本思想和法国是不一样的。法国讲的是 ：博爱、平等、自由。美国讲的是：公正、民主、自由。
法国大革命是这种平等理想的第一次社会实践，如果，你要社会上的富人自愿把财富分给穷人，简直是天方夜谭。要均贫富,只能采取暴力革命，才能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和权利。“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被消灭了，这就是历史，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美国从来就承认社会是不可能平等的，只是所有的人都有公平的竞争机会而已。社会上普遍的不平等状况，被认为是自由竞争的结果。人们的私有财产永远受到保护，富人可以祖祖辈辈富下去。

我国以前的理想主义，那个美丽的乌托邦估计是源自于欧洲的理想主义和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理想。所以要杀富济贫，改朝换代。主席要让社会主义万万年，就要事先灭除不平等的根源。可惜，当初他没有做到，后来是不可能做到的啦。
您想，当时我是这样理解主席的，那我怎么会赞成那个粗陋的对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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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背景补充之二 (2007-05-10 05:45:07)转载▼

其二，我前面大概说了说，我们学校当时的情况。在城市社教运动之前，我们在学校一切正常。可是在这个运动之后，我在学校的处境十分尴尬。
这运动一开始，和任何地方的群众革命运动一样，一定会出现一批率先冲锋陷阵的人。因为在那个时代，每次运动就是一次社会重新洗牌，一定有人会冲到最前面，争夺先机。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学校当时冲在最前面的是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冯女士---她也是我们的艺术理论老师，还有油画系的绘画教师李先生和政治教研室的哲学老师宋女士。
当时，被称为我们学校的政治运动三前锋或者三剑客：冯、李、宋。当时，我很不明白，他们都是对政治游戏十分精熟人。那会儿在我们系，关于群众运动的政策文件，都是冯女士给我们传达讲解的。难道他们不知道，运动初期的先锋，到后期组织建设阶段未必会落个好。
有一天，冯先生出于对我政治生命的爱护与负责，就找我谈话。把我叫到大操场旁边的，我们就坐在那里的木头堆上。在我印象里，我们学校的大操场边总会有个木头堆，否则我们还能坐在哪儿聊天呢？
冯女士当时也住在美院在北京站后身的宿舍里，和王画家同一个院子。也就是说是王小妹他们家的邻居。她告诉我，王家非常资产阶级化，家里有若干只猫、若干只狗云云。而且，在家里画许多“形式主义”的画。在那个年头，形式主义在美术界和“资产阶级”、“反动派”都是同意语。所以，必须对这种资产阶级文艺作品进行严肃地批判。
她对我说，听说我爸爸在他们学校，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我说：因为我住校，对他们学校一无所知。
其实，我早就听说过这件事。当时，文化部和北京市委，想把北京市的商业橱窗---王府井大街，两边商店的橱窗布置要提高一个档次。我老爸就让几个教授带着学装潢绘画和装潢艺术的学生，带到实地进行现场调查，然后协助这些商店设计出更现代、更时尚的布置设计。不久以后，整条王府井大街的橱窗就焕然一新。在这个阶段真是达到了总理的期望“专家点头、群众鼓掌”。然而，有一天某位我军干部乘车路过王府井，看到这样的“时髦橱窗”勃然大怒，真不敢相信这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吗？随着，许多觉悟高的工农兵干部群众都“自然”地发现了，这是不止是一个思想问题，这是一个路线问题，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虽然，我老爸代表学校也作了检查，把那些“现代派”的橱窗重新布置成“广大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样子。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冯女士认为没那么简单，她对我说：革命在不断深化和发展，革命的对象也在变化之中。你父亲，49年八路军进城的时候，他是个革命战士。可是现在如果不悬崖勒马，就很危险了。如果可能，你要尽量帮助他。否则就走错道路了。而王画家在这次运动里肯定是重点中的重点。我知道你们两家的关系很好，你一定要和他们家划清界限。你还年轻，组织认为你还是年轻、单纯有革命朝气。你千万要小心，不要给那些资产阶级代言人当殉葬品。
尽管我对她的这番话十分反感，可是，我那时还不至于那么天真。她是代表组织和我谈话，她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得违心地对她表示感谢，也表示回家的时候尽量做老爸的思想工作。心里话：这简直太可笑了，在家里老爸老担心我政治上不成熟。现在，组织叫我帮助他。这是革命时代，一切一定乱套。
在那个阶段，中宣部派到我们学校来庞大的工作队。曾几何时，学校的党委整个靠边站了。冯、李、宋三剑客成了学校里最火的人物，谁都没想到，没等到运动后期，工作队在打趴下原来头头们以后，突然掉转枪口把冯、李、宋为首的所谓“勇敢分子”们，也全都被拉了出来。指控他们属于“个人野心家”。他们明白，如果承认了，他们这一宝就押错了。不只是这次运动他们将一败涂地，而且他们的“政治生命”将走上一条绝路。他们觉得自己那么革命，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轻易地从革命者变成革命的对象。于是就横下一条心“负隅顽抗”。
也许你知道，在运动中不甘心灭亡者。至少还有个翻身的可能性，如果认罪就板上钉钉了。

其实，中宣部的工作组也不知道，到底如何给他们定性。甚至，他们也不清楚如何给院党委的领导干部们如何定性。他们似乎在等中央的意思，而中央似乎无暇顾及我们学校这点儿小事。估计，上边最后决定干脆先挂起来，等中央新的决定下来以后对那些干部再进行定性和处理。

所谓挂起来，就是把我们学校全都发到邢台去参加四清运动。全校师生还在乡下四清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校都被召回北京。
这是对联辩论前，八卦背景的两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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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八卦背景之三 (2007-05-11 14:22:44)转载▼

前面我给你讲八卦背景的时候，也许你不知道，那时我在思考什么：
当冯书记一本正经、满腔热诚、对我进行劝导那时，夕阳正和暖地普照着我们学校的大操场。远处的展览楼、宿舍楼都在金红的背光映照下成为剪影。几抹晚霞斜斜掠过蓝天，那时候的北京每天都蓝天白云、空气新鲜。

我们俩随便地坐在散着松木清香的木方上，谈着对我说来是沉重的题目。现在想来，文革前人和人的关系还是有人情味的。虽然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口是心非，但谁都没想加害于谁。似乎，文革以后就很难见到一位党书记会和一个学生，坐在这里放松地谈心了。

平心而论，冯书记当时她对我并无恶意，甚至可以说因为她很欣赏我，所以才来和我推心置腹，一心要把我拉出危险境地。我感觉得到她的善意，我也很清楚她的苦心。可是，她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曾几何时，就在几个月之前我在系里姥姥也疼、舅舅也爱。我本来是个团小组长，也是系里指定的。让我组织活动，就和大家去北海或者故宫去滑冰。或者去颐和园游泳。没多久说我工作的好，就糊里糊涂跃升为系的团支部副书记。其实，我心里很知道，只要我不出格，一切会顺风顺水。这全是我老爸的功劳。当然，他从来不会过问这些，这里的领导都是他的战友或者学生。
冯书记他们都是他的学生，这些老学生对我老爸崇拜得五体投地。我虽然自由散漫，但当时还没犯过什么大错。同时，我的学习成绩从来都名列前茅。只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这门课，我得了八十分，这是我最差的成绩。原因很简单，我考试那天正好发烧，再说，我对这门课真是没兴趣。
我得了八十分也就算了，当时教这门课的孙老师觉得不应该。因为我老爸是参加过这次座谈会的老前辈，居然我没考满分。孙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重考一次，因为那天确实我发烧39度5。我说，算了。八十分也就行了。孙老师，非常惋惜地摇摇头，也拿我没办法。当时，我们班男生里的所谓三才子是穆头儿、小眼镜和我。我们仨的学习方法不同，各有千秋。那个阶段，我被系里认为是“又红又专”。

然而，我老爸的“形式主义”问题上了内参以后，我在学校的处境就急转直下。在那个时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要是“一人出事，全家株连”。这是人人知道的公开秘密。
我老爸上内参，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而是整个文艺界已经陷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有一种说法是朦胧诗人顾城他爹，军队诗人顾工。参加了全国文联的春节晚会，就和另一位解放军的文艺干部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当时这个晚会，已经充满了资产阶级情调和主席说的“低级趣味”。主席当时正委派江青女士调研文艺界情况，于是这封信就成了一个导火索。
主席写了这个著名的批示：文联各团体“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当时，在中国裴多菲俱乐部的意思是：这些人就是要推翻我党，并且残杀我党干部群众。
就在这个批示发表以后，文艺界的各界领军人物纷纷倒台。从文联负责人阳翰笙、邵荃麟等等都纷纷落马。这种情况，给冯书记他们一种信号“文艺界的老革命将被历史淘汰”。年轻有为的干部们，在这次洗牌后，前程无边。她看我还属于“孺子可教”，才找我谈心，让我认清形势，走上正途。

我看她兴奋热情、振振有词，可是心里想，过去你对我的态度和现在反差这么大，自己都不觉得可笑吗？是啊，她自我感觉这么良好，不会觉得自己的态度急转弯有什么可笑。我又想，这就是妈妈所说的官场世态炎凉不过如此，人们总要在此表演一番。这是必然的，这是大势所趋。
我又想，难道她不知道，运动初期的“勇敢分子”是风险很大的赌博吗？可能是跃升的候选，也可能是后期的牺牲品。她难道有那么大的把握吗？即便她如愿以偿，这次运动之后，她升了官。这并不保证你会，一辈子会青云直上。我老爹在延安抢救运动之后，被我党关押教育之后，从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也逃不过这次的风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次冯书记您升了，下次呢？您怎么今天这么在乎，这么放不开，将来苦日子在后面呢。这次运动以后，我大不了撤职，不当什么书记之类了。我更轻松了。我就当个普通学生，我们班的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的日子比我们苦的多呢。
人生不过如此，我怎么会回去“劝说”我老爸，他比我明白多了。他的升迁或贬谪，那都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一切随遇而安，我妈妈没准儿还很高兴，就让我老爸回家自己画画罢了。
当时我也想到，也许她以后也会有政治上的坎坷，在官场上的起伏，所以，看她那么兴奋与高兴，不免有些可怜她。心想，也许她没好好读过安徒生的全部童话故事。

很小的时候，妈妈就介绍给我看了《母亲的故事》，她告诉我，故事里面母亲的心情和她一样。早知道人生如此苦难，何必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正如那位母亲最后对死神是这样说的：
“它们哪一朵是我的孩子呢？请您告诉我吧！请您救救天真的孩子吧！请把我的孩子从苦难中救出来吧！还是请您把他带走吧！把他带到上帝的国度里去！请忘记我的眼泪，我的祈求，原谅我刚才所说的和做的一切事情吧！”

我知道，聪明的冯老师，毕竟是个入世的人，她不会想到，我在如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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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对联辩论前夕 (2007-05-12 23:49:31)转载▼

一天，当我们学校的革命健儿，背着背包唱着革命歌曲，在学校大操场整装待发。我们经过了一场精神和灵魂的痛苦洗刷，今天，我们将以工作组队员的身份奔赴邢台农村。说明，这回在政治游戏中，我们刚刚当被别人在滚烫的热水澡堂里用思想改造之鞭痛打过了。革命的群众运动不过如此，现在又轮到了我们要去运动别人了，要鞭打他人了。换句话说，我们刚刚当完了愤怒而无能为力的木偶，现在又变成了木偶的操作者了。昨天，我们的政治生命在别人的手中，如今我们也要开始定夺别人的命运了。我站在初升的阳光下，心里想，到了邢台，遇到同样情况，我应该怎么做？

    突然，我们系的新书记---程永江先生，似乎很不好意思地把我从队伍中叫了出来。把我拉到操场边，支支吾吾地对我说：“组织上考虑到你的身体不好，所以决定这次四清你就不要去了，而是留在学校里做战备工作。”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恢复了原来那样洪亮而自信了：“郎郎，组织上还是信任你的，战备工作也很重要。千万不要胡思乱想，现在你的团内职务不是还没变吗？”
我什么都没说，心里不但没有感到难过，反而踏实起来了。至少，我不用去裁决别人了。不必在那种尴尬处境中煎熬了。

    我心里再明白不过了，在这次运动中，我父亲有惊无险，并没有被罢官。所以我也还挂名在所谓“岗位”上。在这个官本位的地方，只要我老爹不倒，我就还有生存的空间。这都不是我自己所能控制的。但，我也是难以定性的“有争议”的人物。所以，不适合代表我党去农村当法官。再自然不过了，难受的是做这个决定的人，而不是我。

程先生是个好老师，可以说他们家和我们家是世交。他父亲是程砚秋先生，而我父母恰恰是程派粉丝。在程先生生前，我跟着父母看过几场程老先生的名戏。
程老先生过世以后，程永江先生从苏联留学回国。他学的是西洋美术史。1962年，文化部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美术院校教材编写项目。正好在我父亲的麾下工作，和我老爸一聊天，他知道了老爸原来是他爸的粉丝。后来，他请我爸去看李世济的《锁麟囊》。后来，又带李世济来我家，要拜我爸为师学习书画。我爸说，不用拜师，随来随学就可以了。

在运动中，冯老师一勇敢不要紧，暂时还得挂一段时间。所以，程先生就被提拔为我们系的书记了。

我留在学校，就在图书馆开始上班。工作很简单，就是帮助两位老师把我们学校国宝级的书画、照片和珍本印刷品进行分类、编写目录。然后分类装箱。为了战备，要把这些国宝运送到大山里去埋藏。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和我一起工作的老师其中一位就是冯老师。好在，我们俩的心理素质都不错，我们好像过去什么都没谈过，好像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运动，好像我们都没有什么难以解决的定性问题。我们只是恰巧分在一个小组里工作的临时同事而已。和睦相处，不远不近。

整理这些国宝，也是一种享受。我们组整理的不是国产的国宝，全是欧洲的美术作品。许多都是早年留法的徐悲鸿、吴作人等等先后带回来的，以及在四九年以前作为国立艺专收藏的。虽然，许多只是柯罗版的印刷品。但是，印制的非常讲究。比画册里的画精美得多、逼真得多。许多画，我都是从来没见过的。因为，这里的藏品非常纷杂，虽然有些作品在美术史上并没有名，可是也画得动人肺腑。我的工作就是用打字机，给这些作品做留存目录，和说明卡片。

正当我天天一边工作，一边享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烽火，开始燃烧起来了。各个学校的学生开始陆续私下运动起来了，按照各自对运动的理解开始行动了。我已经听说了，在一些中学出现了地下组织。很快地就发展到了一些大学。

有一天，我去食堂吃早饭，就见到两个陌生的大学生。站在食堂门口，那里贴着一张大字报，那个标题似乎是《革命的后代组织起来！》文章的内容是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在这场革命中必然将会发生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这红色的江山不能在这场大革命中，落到阶级敌人手里。所以，我们革命后代必须立刻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在运动中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奋斗到底！署名是：北京电影学院红卫兵。

那时候，我们学校本来就没有几个干部子弟。而邓琳他们几个那时候都下乡去四清了，留在学校的这些学生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复合这个标准。还有一个刚刚毕业留校的就是油画系的吴小昌。他爸爸在八路军时代就是个有名的摄影家，好像叫吴化学。他激动地跑过来找我，问我参加不参加这个组织。

我苦笑地对他说：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自己的组织问题还属于挂着等政策呢。我去参加这个搞不清背景的组织，那这边的组织就有足够理由把我给严办了。

小昌小声告诉我：“你不知道吧，各个中学都成立红卫兵了。听说主席支持他们。”我说：“小昌，你白参加了那么多次运动了。主席运动初期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参加运动，当然会支持这些自发的群众组织。尤其这些中学生，都是小孩。他们怕什么？咱们算是国家干部，又是团干部，他们就算将来秋后算帐，最多是‘年幼无知、勇敢分子’，咱们可就没那么便宜了。”

小昌笑了笑自己去和他们陶瓷去了，他没有我这些负担。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给我父亲带来麻烦。

大概就在这天晚上，中央美院的四清大队，全都被调回北京了。文革大大旗开始招展。我就和学校的一些留守人员一起，去车站去接大队。车站上春风呼啸，没有几丝暖意。

火车缓缓进站了。各系下车和部队一样井然有序，看来他们在四清战场已经军事化了。各系的教授都排在最后，他们每个人都面色沉重、灰头土脸。看来，他们已经在乡下从报纸上闻到了浓厚的火药味道。

几个积极分子，在整队、呼喊指令。似乎他们是军事指挥官。国画系的几个头头凑在一起嘀咕了几句。然后高声宣布：到学校以后，放下行李以后，不要解散。全校师生都去国画系，要开一个现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现场会。

然后，在嘹亮的革命口号和歌曲声中，整队出发回校。

那时，我已经清楚地感觉，这时各路豪杰已经开始摩拳擦掌、磨刀霍霍了。以后的风暴，肯定会大大超过以前的任何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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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辩论前夕之二 (2007-05-16 22:39:43)转载▼

    从阶级斗争第一线回来的战士们，精神面貌的确和我们不一样，似乎身上的硝烟气味还没有退去。战斗带来的激情，如暗涌般在他们心底翻腾。这，我是感觉得到的。这些战士先后参加过了城市社教和邢台四清的两次战役了。不过，那些毕竟是进行间接的斗争，可以说做了实战演习。
     现在，他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东风来临， 战鼓齐鸣：要动真格的了。他们处于战前那种极度亢奋状态中。
     三通战鼓已经敲过了，他们立刻就要奔赴第一线。他们，在城市社交洗心革面了，他们的灵魂已经变成了纯净的白纸，在邢台四清运动中，打了一个结实的素描底稿，现在就要开始正式创作革命人生的真正作品了。

       不知是那位指挥决定的，告诉学校的司机班把车开回去。战士们要高唱着战斗歌曲，整队行军回校。我们这些留校的老弱病残或者挂着的、没定性的，也加不进人家的队伍。就跟在大队的后面。我们也不好意思自己坐车回去，那不是自找让人看不起吗。
      
     美术研究所的队伍压在队尾，黄铸夫老先生走得慢，就落下来和我走在一排了。后来我才发现，他老人家是成心的。黄先生和我认识多年，在东北的时候，他就和我爸一个单位上班。按说他的资格很老，也曾经是鲁迅时代的革命版画青年。然而，这些年来他在革命的队伍中的位置始终没能跃升，甚至还每况愈下。

    我干爹已经朱老丹（就是黄永玉先生写的那位张老闷儿的原型）和他一样，也是官运不佳，从文化部艺术局局长那一级现在给降到这个研究所当头儿。
    他也无所谓，这是个闲职，也在美院院党委挂个委员。即使这样也比黄老先生混的好些。黄先生好像那时候，已经落到只是这个所里的一个普通研究员而已。虽然，级别还不低，也当过党委委员什么的。可是没有什么实权。
   
    他看左右没人注意，就小声问我：“郎郎，我们走的这一段时间，北京的形式变成什么样啦？”
    我小声回答说：“您老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听说，文化部及其下属单位都要犁庭扫院，很快就要军管了。不过，您的结论也许还好一些，我干爹他们更够呛。现在，他们都是当权派呀。属于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啊。”
     前面，有人回头看我们。我们赶紧闭嘴，什么都不说了。

     这支革命的铁流很快就从北京站涌入了我们学校。学校大门早就打开了，那里灯火通明。这些战士高唱着革命歌曲列队进入学校，在大操场整队、停止前进。
    然后，有人高喊道：把行李就地放下，立刻到国画系参加批斗会。这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战斗，一定要打得好，打得漂亮！

         五分钟后，全校的人都挤在国画系的走廊中间的十字交叉处，只有那里可以站得下这么多人。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前面的站在地下，后面的站在椅子上，最后面的都站在桌子上。形成了一个斗兽场似的人群碗形。
   为什么选在这里，因为这儿的走廊里。已经贴满了国画系留校师生们，批判叶浅予教授的大字报、和漫画。
    我心里格登一下， 看见叶浅予先生，已经被革命群众围在中间。因为，这时候学校的党委早已经靠边儿站了，组织虽然在，其实是群龙无首。不过，这时候总会有能干的人站出来。似乎他们胸有成竹，似乎他们有后台，他们在指挥和运作中。
    我心想：冯老师、李老师和宋老师，他们三位勇敢的早了一步，现在才是发挥他们能量的好时机。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被挂起来了。

         那个时代，在政治的大风大浪中的弄潮儿，除了机灵、勇敢还得看运气。他们仨老师，就是运气不好。要不，这会儿他们就会自然成为群众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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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之一 (2007-05-20 18:39:28)转载▼
   火羊兄，您真说对了。我前面说过我国文化承传中，儒家思想中就有“劳心”和劳力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精英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这话的多数都是读书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在朝在野，都是儒家在积极折腾。

  在我这段故事的这个阶段，连我们这些小读书人，在风云诡秘的运动初期，都有这样的双重心态。
   一个是自保。差不多每个人，从个人的出身、经历、思想等等方面到家庭情况或社会关系，都有把柄在组织手里。为了自保，各有不同的表现。折腾起来花样翻新。

   第二个是翻身。万一自己在政治上押宝押对了，至少给自己买了个长远的政治保险。

   我本来还算冷静清醒，那都是我妈妈长期给我灌输的“远离权力”的思路。到底还是年轻，在被老宫发展成扎根的阶级弟兄了。自己也会犯晕，以为自己又被新的善恶标准界定好了，可以从“政治盗窃问题”（就是我把哥们儿袁运生的毕业创作《水乡的回忆》偷回家。在“太阳纵队及其他”一文中有所记叙）的阴影中走出来。

   按照老宫的说法，我就是新运动的依靠对象。虽然我也没那么傻，没有忘乎所以。可是心里也希望借着这个运动的东风把我的这个历史问题，也来个一风吹走。当时，这些想法并没有成型，还处于潜意识状态。在老宫和系里的几位团干部的安排之下，召开了全校参加的《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程永江大会》。

    这在当时，让全校师生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人们争先恐后，奔来参加，这可是没想到的事情。在第一个发言批判之后，群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也就是说，把人类本性中让文明压制下去的残酷心理，给调动起来了。好在，这时候运动还没升级呢，体罚还算可以接受。有位女生高喊：“程永江不老实！”让他站在凳子上。于是，有人推过来一把椅子。程先生就低头站在那椅子上接受批判。
    老宫在我身后推我，轮到我发言了。我大概一共就说了两句：“程永江，你要把我们写大字报的学生打成右派，这不是压制学生运动吗？你是站在哪一边儿？”说到这儿，我突然停了下来。好在，马上有自报奋勇的上来接着批判，我就算完成任务了。

    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说不下去了？另一个我在看自己的表演，真是一种非常拙劣的表演，非常难看的表演，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变得这么丑恶。我那时就对自己说了，今后任何时候，任何批斗会议绝不再发言。太让我自己感到恶心了。

   为什么组织当时会再度启用我，我当时没来得及细想。后来才知道，这时候其他大专院校尤其是艺术院校都组织了红卫兵，都是干部子弟。虽然，中央的态度还不明朗，至少人们知道，这样的组织至少在运动初期，会起一个先锋作用。因为这些人身上的包袱少，让他们去冲锋比较容易。后来才明白，我们系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正宗的延安娃，人又相当的傻。这些人那时候，就是拿我当枪使。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穿着拖鞋在那儿看报呢。我们系的大姐过来叫我，说他们代表我们系给系里的一位孙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我代表系里的革命群众到系里去宣读。我知道，昨天我们系这一炮算是打响了。这位大姐要再接再厉。她本来是我们系的团书记，后来升到院里去了。从组织上来说，她是我的顶头上司。当时，我连想都没想，就和系里的同学一起去本系的教员办公室。几位积极分子把那张大字报，就张贴在教员办公室的中间，把我推到前面，让我去宣读。在读之前，我连看都没看过这篇大字报，原来是说昨天的批斗会上，从孙老师的表情来看，她对这个批斗会是不满的，对程永江还充满同情。大字报最后警告孙老师，要悬崖勒马。我一边读一边生气，自己昨天已经发誓不再批判老师了，没想到，第二天就又来了。虽然，大字报不是我写的，可是是我读的，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人在江湖。我出狱以后，回到母校去教书，也先后给程先生、孙先生道歉了。我在文革中对自己的老师做过这两次批判。此后，我再没有对老师进行过一次批判。

   这几天，我们又去北大看大字报，感受到那里的“局部民主气氛”。同时，让我们大为惊讶的是，看到了北大附中到北大去点火的记录文字。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对联的记录，也就是彭小蒙在发言以后引用了这个对联，而江青接口说：“基本如此”。我当时理解，江青的意思还是按照我党一贯的阶级路线政策。强调基本如此的意思是，不是绝对如此。总理在讲话中，还是继续重复我党是“有成份论但不是唯成份论”。最让我意外的是，江青在北大控诉北大历史系当时的负责人郝斌先生，迫害主席的女儿李納。我一看就觉得非常可笑，在我国谁敢迫害主席的女儿。除非他是疯子，或者是国外派来的间谍。估计是郝斌先生遵照主席的意思不要让自己的女儿特殊化。江青居然认为自己女儿生病，学校没有及时照顾好，就是迫害。同时，她在发言中还控诉她的儿媳妇也迫害她，这更是荒唐，家里的婆媳之争居然到高等学府来哭诉。简直太可笑了。本来我就对她没什么好感，这时候，就觉得这人的水平实在太低下了。当时，以为这个对联也不过是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弟在胡闹而已。回到美院大家都在写大字报，每个人在北大看到的东西，都有不同的感受。

   老西、老李几个人过来找我，说要一起去美院附中去串联。他们几个都是有经验的运动员了，回来这两天已经听说他们那边的运动情况了。附中的干部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和其他同学形成对立，他们对运动理解的太肤浅了。我们应该去给他们讲讲道理，听说他们在附中宣传那个对联呢。

  我们一行到了附中，当时守门的就是附中的红卫兵。好在把门的是郝强，他一直和我是好朋友，他是革命版画家力群的二儿子，他哥哥郝明是我哥哥的同学，也是美院旁听生。后来转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去读书毕业了。分到了学部，给刊物《新建设》当美术编辑。他们家和我们家在延安就挨着住，现在还有那会儿的照片呢。
    郝强见到我很高兴，问我：你们是美院的红卫兵吧？
    我说：不是。
    他很惊讶，说：老哥，你可别站错了队啦。
    我笑着反问他：我有那么傻吗？
    附中对我们的到来相当重视，因为这是运动中第一次，学院来附中串联，宣传主席思想。那天，我们这群人主要讲的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不要当躺着工作组怀抱里的阿斗，要自己思考问题，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从北大那里趸来的思想。第二个是：要发动群众，不能只依靠少数红卫兵，这里的运动和农村的运动不一样。也难怪我们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大学生，觉得自己对主席思想理解的更深刻。这些中学生让我们的口舌如簧给镇晕了，在他们的热烈掌声和热烈口号声中胜利归来。带队的老李非常高兴，非常兴奋。告诉我，今天我讲的有政策水平。肯定会给附中的运动带来新的气象。他们还在继续高兴地策划，兴奋考虑下面运动的计划。

   谁知道那时候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那时候，任何人都不应该高兴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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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辩论之二 (2007-05-21 09:04:39)

正当我们一伙人弹冠相庆的时候，美院附中的红卫兵高唱战歌，全体军装，整队进入美院。说他们也来我们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真是突如其来。
   我们全校的同学和部分老师都来到美院的大礼堂。一位附中红卫兵的女将，已经把头发剪成了小分头，她头一个冲到了讲台上。高声喊道：“昨天，美院的一伙人到附中来放毒，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我们来和你们辩论！”
      美院的多数同学莫名其妙，同时，也都还不知道当时中学的红卫兵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觉得无论从形象到发言都很幼稚可笑。于是，就有人问道：美院什么人到你们那儿去，放了什么毒？
    一位高高瘦瘦的红卫兵，据说是司令。他倒是很稳重，一字一句很清楚地说：“今天到附中来的那帮人，是以张郎郎为首。他是什么人，他是中央工艺美院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张某的儿子。”他说到这里，一顿。那几位红卫兵齐声高呼：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时候，跳上来一位又高又胖的红卫兵，据说他爸爸是装甲兵司令。他高声说：“张郎郎在附中说：不要当躺在工作队怀里的阿狗。他把我们红卫兵小将说成小狗，他是什么阶级感情？”
    他说到这里，美院的同学都哄堂大笑起来了。因为大家都到北大去看大字报，当时都记得这是中央文革号召北大学生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名言：不要当躺在工作组怀里的阿斗。附中这帮孩子，一来没听过这个提法，第二根本没听明白。
    这时候，几个红卫兵恼羞成怒，就高呼：张郎郎滚出来！我正要站起来，几个我们系的同学把我按住。说：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
    国画系的一位同学就说，至于昨天去附中串联的同学，说了什么话。我们还不清楚，以后我们会搞清楚的。不过，你们现在宣传的这个对联，我们不能同意。
    红卫兵那位司令想了想，说：
    “好，今天晚上正好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辩论这个对联。你们不同意欢迎你们来辩论，好，我们到音乐学院辩论现场见面。”
      当时，我们学校的同学都觉得这个对联非常幼稚可笑。既然要辩论那最好，看谁的主席思想学的更好。我们学校经过两次运动以后，个个都变得能言善辩。正好有了个练手的机会。
    吃完晚饭，我们学校的同学，上了学校的大轿车。在开车之前，国画系的一位积极分子，要我们和他一起学一条毛主席语录。他高声朗读道：革命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一路上这些人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在中央音乐学院整队入场的时候，我的老弟李小护走了过来，小声问我：“哥，你们是赞成对联还是反对对联的？”
    我这个弟弟是干弟弟，他是朱老丹的儿子，和我从小就以兄弟相称。那时，他正在音乐学院学声乐。他小声说：“你可得留神，最好别上去发言了。”我点点头。看来，这个辩论会形式险恶。

     辩论会开始，上去发言的人都得先报出身，我觉得这就乱套了。如果这样做，就等于同意这个对联了。可是，中学红卫兵占多数，只好同意这个办法。再说，那时候我已经没有权力了。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
    赞同的发言完了，主席台就问有没有反对的。这时候，一个中学生走上了舞台。他说：我反对这个对联。
    这就是后来主办《中学红卫兵报》的牟志京。这就是我所说的我和他的一面之缘。其实，他根本没说两句，几个红卫兵就冲上舞台，把麦克风抢了过来。当时，会场就乱成了一团。根本没法子进行正常的辩论。

    我们学校的那几个带队来的积极分子这会儿就泄了气了。本来要在这个辩论会上大显身手，看来计划错误，找错了战场。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撤退。于是，我们学校就整队离开会场。
    走到学校门口，门口的红卫兵就对我们喊道：“怎么？认输了？别走啊。有本事留下来辩论呀！”我们整队的人一声不吭，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学校的车已经回去了，以为至少要过两三个钟头结束，到那时候才回来接我们。
    领队的那几位，就让我们唱着歌，喊着口号，像军队一样齐步走回学校。有几个红卫兵的侦察兵，骑着自行车前前后后地绕着我们骑。其实，这时候我们这些同学，心气可没有出发的时候那么高了。发现这是个无法开始的战斗，对方根本不按我们熟知的规则出牌。我们完全被搞糊涂了。

    我们从中央音乐学院一直走回了，王府井帅府园。我们的校车就停在胡同里。学校里留守的同学在胡同里等我们呢，叫我们先上了汽车。原来，我们离开以后，红卫兵的大队人马已经赶到我们学校，现在已经占领了我们的礼堂。等我们回来辩论。

    这时候，领队的同学走过来对我说：“红卫兵点名重点来抓你。你先不要回学校了。你也不能直接从胡同走，咱们这个队伍已经被他们包围了，我们得先集体进校。你趁着夜色从教员宿舍那边撤走。”我点点头，心里想也好。
    这时候，司机发动，把校车开进了学校。
    下车以后，同学们整队的时候，一些老师就零零散散往宿舍区走。我就混在其中，一闪就让建筑物挡住了我的身影。

      我们系的彭老师看见我正在逃亡中，就对我说：“那你先撤退到我们家躲一阵。现在，帅府园里都是红卫兵，你一出去十有八九就把你抓走了。”

     那时候，在我们僵化的思想里，认为我党、我团以外的组织都是非法组织。所以，那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同学对红卫兵没什么好感。尤其看到他们那么蛮不讲理的样子，就都断定这个组织肯定长不了。

    所以，这时候老师和同学都还相当同情我，都还愿意帮助我。我在彭老师家的客厅里休息了一会儿。冯真老师悄悄地跑了过来，说：“可能有人看到郎郎到彭老师家了。可能过一会儿他们会来人搜查，你现在趁着没人看见，你来藏在我家里。”

    冯真老师的先生是李琦先生，就是他画了当时最有名的宣传画《主席走遍全国》。那时，李琦先生也被调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了，当时所有文艺界的“三名、三高”人士都集中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我爸爸也在那里学习，每个星期回来一次。

   冯真先生当年也是革命小鬼，所以对于掩护革命同志早有心理准备了。她的女儿也兴奋地爬了起来，看看这个和电影里逃亡的革命者差不离。家里有了这么惊险的故事和镜头，她哪儿舍得闭眼哪。

     我在她家的沙发上靠着，闭着眼睛打盹。心里想，这几天怎么都找不着北，还没开局呢，我就变成了追捕的对象。真是够刺激的了。
    我迷糊了一会儿，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是冯真老师轻轻摇醒我。说：已经早晨了。现在天已经亮了。我刚刚去看了看会场，附中的红卫兵没抓到你还耿耿于怀呢。我看天亮以后，他们来挨家挨户搜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趁现在早上上班人多的时候，你就赶紧找个地方去躲躲，然后给我们打电话。
    她家小姑娘假装去买早点，帮我望风。我们学院的宿舍有一个边门直接就在全聚德旁边儿。我和那个孩子跟玩捉迷藏似的，离开了宿舍的院子，一下子就混入了王府井的人流中了。我马上窜上了一辆无规电车，一直坐到了宽街。在宽街我换了上13路无规，一直坐到了三里屯。那里有一个公共澡堂，我买了一张票进去。在那个小床上，倒头便睡。在梦里梦见自己伶牙俐齿地舌战群儒。
    说实在的，我那时候还是少年气盛。其实，江青神经质和我有什么关系，我那么瞧不上她干嘛？分析起来，我这个人，从小养出来个毛病，见不得“小人得志”或者“小人作恶”。即便和我没有任何干系，我还会去强出头。这就是不成熟的表现。
    我要是不讲那些对江青不敬的笑话，还不至于，后来被人家把我算计到死刑号里去了。过了耳顺之年之后，就没那么大的火气了。其实，火羊说的对，江青也不是一无是处。常言道：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又及：
因为我打不开自己的文章，所以没法点评各位留言。
在这里告诉鱼兄，他提到的几位朋友，现在都已经信主了。他们的心灵都安宁了。阿门。如歌兄有自己的网页，你可以用链接找到的。不过，您说的那首诗不是她写的，她写了不少散文和小说，您有空时可以读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ea5d9e0100095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