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关鸿、李逊：工人造反派代表“上海工总司”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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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标本
——工人造反派代表“上海工总司”的兴亡

萧关鸿，李逊


　　在整个文革期间，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场，唯独上海工总司是整人的打手和唯一的既得利益者。分析这个文革的宠儿，就可解构中国工人造反派从兴起到悄然退出政治舞台的历史。

　　一九四九年以后历次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领导下，自上而下，层层发动，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群众运动的主体是党组织。而文化大革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则是抛开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由毛泽东直接发出号召，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冲击原有的领导体制。群众运动的主体是自发性的群众组织。

◇　工人造反派结束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是第一个登上文化大革命舞台的群众组织。它表现出年轻人疯狂的热情和理想的追求，体现了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理想。工人造反派却把人们从理想的梦境拉回现实的泥潭，使大革命很快便失去了浪漫色彩，显露出血与火的本质。

　　红卫兵运动的黄金时代只有几个月，这段乌托邦理想的蜜月随即变成痛苦的回忆。到一九六七年初的权力再分配中，工人造反派已独占鳌头，红卫兵则成了可怜的点缀。一年以后，随着“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红卫兵运动便成强弩之末。有意思的是，工人造反派是在红卫兵榜样的鼓舞下产生的，最后却由工人造反派来结束红卫兵运动。

　　如果说，全国红卫兵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红卫兵，那么全国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总司。

　　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而且在全国造反派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它控制上海局面达十年之久，推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毛泽东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上海工总司的兴亡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缩影，上海工人造反派有一些重要特征是其他造反组织没有的或者说不可能有的。

◇　全国性动乱的发端

　　全国群众造反组织中没有一个象上海工总司这样完整地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工总司初期作为自发的非官方的群众组织崛起，两年以后当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或者归口合并，或者被人砸掉，或者自行解散时，它却在合法的外衣下将原有的组织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从一个特殊时期的造反组织演变为长期合法的具有一定行政权力的机构。用王洪文的话说：“工代会即工总司，工总司即工代会。”直到策划武装叛乱失败，工总司才走完它全部历史的最后一步。也可以说它是全国最后一个被迫退出文化大革命舞台的角色。

　　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相比，不仅存在时间短而且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和破坏也相对表层化，虽然轰轰烈烈，但并没有真正触动社会的结构和基础。但工人造反派一旦行动起来，就会牵动全局，影响整个社会。工总司在它成立的第二天就卧铁轨拦火车，造成半个中国铁路运输瘫痪，这是全国性动乱的真正开端。

　　文化大革命中最活跃的力量是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没有主动参与过运动。文化大革命对农民几乎没有触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在城市。学生和知识分子在骚动了一阵之后即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被赶下舞台，只剩下工人造反派唱独角戏，他们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名义进驻上层建筑，控制了全部权力。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工人造反派是整人的
打手和唯一的既得利益者。

◇　上海工总司独占鳌头

　　并不是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有这种幸运，上海工总司是文化大革命的宠儿。工总司的特殊地位凭借了它与中央文革的特殊关系，在中央决策层活动的几个极左派与成为他们社会基础的群众组织直接勾结起来。这种情况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从未出现过的。他们的勾结不是一般意义上领导和群众的互相结合，而是结成一个政治帮派。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准备时期已经勾结起来
了，但只有在王洪文加入之后，这个帮派才真正形成。

　　王洪文的加入不只是增添一个帮派同伙，而是使这个帮派从党内小集团变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王洪文这个角色是不可轻视的，也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这个帮派的形成使工总司不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群众组织，使工总司的政治能量为其他群众组织所无法比拟。所以，全国造反派唯上海工总司马首是瞻就毫不奇怪了。

◇　四人帮缺王洪文不成

　　在王洪文加入“四人帮”之前，工总司已经形成以王洪文为头头的帮派体系。工人造反派中的帮派意识与这支队伍的政治文化结构有关系，也与传统的民间造反模式有关系。还有，文化大革命中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状态，使得原来只能在地下隐蔽的帮派活动变成公开的旗帜，帮派斗争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

　　文化大革命前期主要表现为群众中的派别斗争，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则主要表现为上层的权力斗争，在造反派中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帮派体系并且保存十年之久，全国唯有上海工总司。而工总司能够在十年中聚而不散，帮派性是它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如果说要象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制作标本的话，上海工人造反派无疑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标本，它在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的典型性和重要性是独一无二的。

　　工人造反派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代表并非偶然，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

　　和中国任何一次社会大变动一样，知识分子总是敏感的先知先觉者，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主角是极左派知识分子和以红卫兵面目出现的小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构成一场运动的主体。当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安亭车站事件（明报月刊编按：指一九六六年底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赴京上诉被阻于上海市郊安亭火车站）崭露头角之后，立即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因为它符合毛泽东头脑中的构思。

◇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

　　毛泽东从韶山冲走出来，与中国农民血肉相连，他打天下率领的也是一支农民队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并且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寄予极大的期望。因此，当他发现上海工人中有那么一些他所期望的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时，他在感情上和理智上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他与王洪文的私下谈话中几乎肯定了工总司造反初期的一切越轨行为。他公开以党中央的名义发表贺电支持工总司是文化大革命中
唯一的例外，他派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更给工人造反派“领导一切”的权力。他希望工人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使文化大革命真正赋有无产阶级的性质。

　　任何真正意义的社会变革必然有一个作为推动者的社会中坚力量。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把这个重任寄托于工人阶级。但是毛泽东显然不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变化。工人中的落后分子和受压制者成为毛泽东赞赏的造反派，这些工人造反派并不具备现代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素质，许多人沾染流氓无产者的习性。他们只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当要冲破旧体制的罗网时，这股力量的破坏性是可以利用的。但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应当及时地淘汰他们，而毛泽东则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新生力量的代表。显而易见他们是无法承担毛泽东赋予的历史任务的。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战略上的失误。

◇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毛泽东这个政治上的失误与他理论上的失误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所理想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先进阶级只是工厂里的体力劳动者，而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是需要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不属于先进阶级。从这个理论失误出发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应当由工人阶级来占领上层建筑，改造知识分子，即由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由没有文化的人去领导有文化的人，文化落后的人去改造文化先进的人。当世界已经进入科学技术成为最伟大的生产力的时代，这样的占领不能不是一种破坏和倒退。

　　毛泽东的理论失误给他自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

　　上海工人造反派崛起时只有几千人，在工厂里是绝对少数派，但他们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在当时颇有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的气势。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们迅速发展成为多数派。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不是夺权，而是它赢得了群众的大多数，这使它成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有些研究者无视或者否认多数这种痛苦的事实，但历史事实不是任人涂抹的。


◇　从多数到少数

　　自然，形成这个多数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正是这个多数无情地揭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作为胜利者，工人造反派没有能够保持这个多数。他们被自己夺到的权力所腐蚀，迅速暴露出他们本来掩盖着的种种致命的弱点和不可克服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亿人参与的群众运动逐渐蜕变为少数人的权力斗争，暴露了它的本质还是少数人的政治。

　　因此，那些曾经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的斗争逐渐使人们淡漠疏远，那些越来越频繁的斗争甚至脱离了他们最基本的造反派群众，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只是少数造反派头头。

　　这个蜕变过程决定了工人造反派必然失败的命运。

　　工人造反派的必然失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当工人造反派刚从安亭崛起时，大多数人对他们抱有成见，还难以预料他们会干出什么事业来。当他们横冲直撞、大刀阔斧地突破现行的政治规范、思想规范和道德规范，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时，人们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了。

　　大多数人曾经虔诚地相信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人们以为将要看到一个崭新的体制、崭新的秩序和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即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宣称的“红彤彤的新世界”。人们耐心地等待奇迹的出现。但是，奇迹只存在于宗教式的梦幻之中。

◇　平均主义要求与封闭意识

　　原有的体制被打破了，新的体制却没有建立起来。毛泽东声称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其实，破与立是两个过程。当这两个过程完全脱节时社会必定陷入大混乱。

　　工人造反派是具有破坏力和爆发力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冲破罗网时可以叱咤风云，但他们却没有创造和建设的能力，即使在他们能够有所建树的经济领域里也无所作为，他们只是重复一些现成的流行的口号，他们批判“管卡压”，反对大工业的科学管理；批判“利润挂帅”，反对基本的经济规律；批判“物质刺激”，反对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批判“洋奴哲学”，反对开放国门。这些口号实际上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要求和反现代化的封闭意识，这是工人造反派最本质的思想特征。

　　工人造反派这种反现代化的思想特征是在毛泽东“五·七指示”勾勒的那种自给自足、平均主义、小而全、封闭式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中孵化出来的。打着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号在当时却有极大的迷惑性。

　　但是，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伟大的奋斗目标，这是不可遏制的历史要求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任何反现代化的努力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归根到底要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也会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中国经济在一九七六年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偶然的，这是工人造反派最终垮台的最深刻的原因。

萧关鸿——上海作家，李逊——中国大陆留美学者

□　原载《明报》月刊１９９６年６月号　输入：叶森树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专集（十一）　增刊　第九十七期　——~
（一九九五年八月廿九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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