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运：青春期写作与革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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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写作与革命情结——评《我今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


文/赵思运（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生）


　　很久没有人写文革了。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狠狠地写完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之后，就几乎没有人写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了。近日忽然读到春树发表在《芙蓉》2002年四五期合刊上的诗歌《我今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不禁惊讶起来。春树这个名字中学生和大学生都非常熟悉。当卫慧的《上海宝贝》遭封杀之后，北京一个从高中退学的所谓“问题少年”以春树为笔名写了长篇小说《北京娃娃》，网上网下炒得纷纷扬扬。其实我的眼光是很先锋的，里面的叛逆、逃学、早恋、性生活、忧郁、疯狂等都是我很喜欢的题材。但我读了春树的《北京娃娃》之后，感觉她浅薄得可怜。现在读了她的诗歌《我今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之后，惊讶有二：一是小小年纪好厉害，竟敢写文革；二是该作竟然如此醒目地凸出了青春期写作的硬伤。


  这首诗全文如下：


我今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
是一个反映文革的电影
我要拍出那些年轻人的阳光一般的手和脸
那样纯洁的笑容
数万人聚集在广场和街头
红旗随风招展
这是红色和绿军装的海洋
那些年轻的生命
洁白的牙齿
那些耀眼的青春
虽然我不是导演也不懂摄影技巧
但我仍然下定决心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拍这么一部这样的电影
来记录我从未经历过的火红的年代和心灵
我在梦里曾看到他们被幸福和痛苦所折磨的身躯
我看见那些脸上的躁动和眼泪
我也哭了
为了没有经历过的年代
为我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法接近他们的心
我今生最想拍的这部电影和历史无关
我只关心这些少年的青春
2002，4，17


　　所谓青春期写作，不仅仅指创作意识的非自觉性和模仿性，更是指缺乏成熟内涵的情绪宣泄。这首诗虽然表明“与历史无关”，但其核心是年轻一代对革命的浪漫想象。在她们的眼里，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春树“有生之年一定要拍这么一部这样的电影/来记录我从未经历过的火红的年代和心灵”，而她所虚构出来的火红年代，是非常诗意非常唯美的画面：“年轻人的阳光一般的手和脸”、“那样纯洁的笑容”、“年轻的生命”、“洁白的牙齿”、“数万人聚集在广场和街头”、“红旗随风招展”、“这是红色和绿军装的海洋”。结果“他们被幸福和痛苦所折磨的身躯”成了偏义结构，“痛苦”被无限膨胀的“幸福”冲淡了。由于她“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法接近他们的心”，所以，文革在她的内心成了悬置起来的风景，这片风景被误认为革命神话。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不再倡导革命观念，但是革命情结还是往往潜伏在相当多的青年心里深处。青年人富有生气与活力，但过多的libido无法得到尽情的发泄。当我们的社会不能为它们提供创造力充分发挥的自由空间时，被压抑的libido就会产生较大的反弹，激烈的反弹很容易形成革命性因素。而且越是具有创造力的人，越是容易将革命性因素转化为革命情结。这种情结一旦爆发出来，就会形成破坏性力量。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而且那么众多的青少年卷入进去，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为它们提供自由而健康的发展空间，使得它们被压抑的力量以恶的方式非常激烈地发泄出来。钱理群先生在《青春是可怕的》一文引用了一个事例：


　　1966年8月18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从天安门游行回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红卫兵狂叫着，把出身于旧军阀家庭，因画过裸体像、又因“侮辱女同学”等罪名判过刑的美术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遍体鳞伤的陈老师在污泥中挣扎着，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通——”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身上，“通！”又一块石头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刚刚触到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入水底时，水花息了。这正是下午4时 14分（请永远记住这历史的一刻！）他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


　　据说这是“第一个死在红卫兵手下的人”，当时把“八·一八”这一天称为“红卫兵的革命盛大节日”。在青少年狂欢中完成的这场残酷虐杀在今天看来都会毛骨悚然，那时毕竟发生了！但是，谁又能保证历史不再重演呢？春树在她的另一首诗《我的冲动有道理》中写到：


我就是一个典型 一个靶子
少年风华正茂
总有一天 你们会知道我有多反叛


　　那么，假如真的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她们会不会继续对社会唱“为你冲动一次不后悔”？东欧有个作家说过这么一句话：“ 一个人在20岁，假如他不神往革命，不为革命的口号所激动，他就是没有血性；但是一个人到了40岁，仍然陶醉于革命的口号中，血还在沸腾，说明他没有头脑。”意思就是说，革命不是情绪的宣泄和libido的放纵，革命是有理性的，也就是说，革命是需要革命理念的。所以，当一个中学生写文革的时候，关键的问题是：他能否穿越他面对的？尤其是他未曾经历过的东西。成熟的写作不是青春期的自动写作，而应该在作品中有一个足以形成结构力量的基点。春树的《我今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一诗的基点是“这些少年的青春”，但她理解的青春是抽象于历史之外的青春。她声称“与历史无关”，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一样，是不切现实的。


    与春树的《我今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类似的一首诗是翟永明的《军装秀》（见翟永明诗集《终于使我周转不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全诗如下：


满大街都是 俏生生的
迷彩女孩
她们又想帅 又酷爱
她们把美丽变成危险


每个女孩手里
都拿着一根导火线
她们知道自己离残酷不远


那些离战争很远的
男孩 那些梦想过硝烟的
男孩 那些
打小就爱弹药的男孩


全都离得远远的
全都不如她们有型


满大街都是
爱武装的女孩 她们
响应谁的号召？
绿军帽 小斜兜
军绿A字裙 是今年的重点
她们是一群 战争的隐君子
红尘变数中的野战排
她们把致命的炮火
变成烟花温柔


不管是不是置身于
一部二流影片
我都曾经挂过彩
擦过枪
摸 爬 滚 打
和 成为有一个特殊时代的象征
它们被拍成黑白照片
放大到橱窗
1999，8，20


　　在这首诗里，翟永明表现出非常成熟的理性与写作智慧。她没有从时代的所指游离出来、抽象出来，使对时代误读的能指无限膨胀，而是紧紧围绕“一个特殊时代的象征”来展开，并以此作为形成诗歌结构力量的基点，历史与今天形成对位思考：美丽与危险、残酷与温柔、战争与和平，诸种因素纠结一起。她既没有抽离于历史，又没有过于认同历史，诗歌与历史是一种磨擦的、互文的关系，她在证明着历史与现实的双方“在场”，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去重新审视那幅革命时代“岁月的遗照”。她不是青春期写作的那种情况：“我们爱是因为从未爱过，我们所思想、所信仰和所追求的都是从未有过的。”翟永明所体现的是对个体生命轨迹和心灵痕迹的反刍，也象王家新《持续的到达》所写：“传记的正确作法是/从死亡开始，直到我们能渐渐看清/一个人的童年”。这是对个体历史深情而理性的解剖。翟永明的写作状态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与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与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转引自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这种心境更象中年或老年。如果我们按照“知识分子写作”所要求的“中年写作”来要求那么生动活泼的春树去做老态龙钟状，无疑太残酷了，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作者也确实需要反省一下：对于我们所写的东西，我们是否能够有足够的理解力与诗写智慧去穿越它？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2/14/content_7295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