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平 读书札记：胡乔木谈“文化大革命”的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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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胡乔木谈“文化大革命”的小注
　　
　　在全国范围内，由党中央亲自发动批一个剧本，搞得规模那样大，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1]（吴晗是根据胡乔木的建议，响应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的精神才写了《海瑞骂皇帝》，又应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接受友人蔡希陶意见改名《海瑞罢官》。据苏双碧、王志宏著的《吴晗传》说：“此剧上演后，毛主席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2] ）
　　
　　“文化大革命”从来就没有一个目的，毛主席说不出一个目的。如教育革命就没有一个目的，究竟怎么搞是个无产阶级的教育，他答不出来，只是觉得这也有毛病、那也有毛病。文化也是同样。结果只搞了八个样板戏。究竟文化如何搞，也没有提出一个前景。为什么提不出前景？因为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所以提不出。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个致命的弱点，形成了许多混乱的、自相矛盾的思想。一九七四年的理论问题指示，提出要对资产阶级专政，怎么专政？究竟资产阶级是谁？也说不清楚。[3] （在1966年8月的《十六条》里说：“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4]到了1976年，毛泽东仍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5] 确实，毛泽东一直觉得“这也有毛病、那也有毛病。”）
　　
　　毛主席闭目塞听，没有几个人同他来往。 就是江青在那里煽动。批判《海瑞罢官》时，毛还说要保留意见。后来的变化，同他一九五七年以后思想不断向“左”的方面发展有关系。引火物是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没有这篇文章，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来了。[6]（1967年，毛泽东曾说过：“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此话不假，发出信号是为了观察。还说：“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毛泽东认为这些事实更证明了他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担心和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看法的正确性。[7]）
　　
　　他是一种矛盾的性格，一碰到有些事，火是非发不可的，如七、八、九三个月，搞了文化教育方面的整顿。看到刘冰的信，又下决心批邓。但是也不放心，所以还留那么一点尾巴，实际是走钢丝。迟群、谢静宜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象征。他指示解放蒋南翔，而蒋南翔是迟群去打倒的。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没有搞成功，但不能讲。[8](1975年毛泽东批示：“清华大学刘冰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9]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远、王海容等人，对他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0])
　　
　　毛主席是在追求一种东西，追求一种社会主义。这种东西是现实的社会所不容许的。这个东西要说得很完整也不容易。
　　有个现成的办法，仔细研究一下一九七六年四号文件，一九七四年理论指示，一九六六年五七指示，可见这三个文件确实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相当带乌托邦色彩。[11]（后来他还进一步追溯到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在北戴河会议讲进城后实行工资制没有理由，认为那时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意思没有写成成熟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写了一点，也写得不多。是一个有待讨论的理论问题。[12]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也提到五七指示和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是打开“文化大革命”的两把钥匙[13]）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应当看作只是出于个人关系，只是由于他对少奇、恩来小平不满意引起的。他是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并不是毛主席所独有的，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中，是一种思潮。这种思潮从来就有，现在也还有。
　　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法？世界的工人阶级、左翼的知识分子以前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后来失望了，又把希望转到中国，现在中国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其中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很拥护，另外一些人因“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对中国也失望了。对苏联也失望，对中国也失望，于是发生一个问题，对社会主义感到一种失望、迷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的决议要恰当地答复这个问题，虽然不能充分地全部地一劳永逸的答复。[14]（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到“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程恩富在答记者问时谈到，从事管理的经理人员，同时拥有企业的大量财产及其收益，那么，他就具有双重身份：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创造了商品的新价值，产生了剥削职能，客观上又占有了他人的剩余劳动。[15]）
　　
　　对历史评论是一件事，解释是另一件事。如果不能答复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决议就等于不作。“文化大革命”这种历史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千年不遇的。如果连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决议就没有价值。
　　像瑞士那样的小国，讲民主，居民一年要用很多时间来投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很难工作，人大不是常设机构，人大常委、国务院是常设机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很难工作。
　　党确实是人民的公仆，这是天公地道的，不宣传这个事实是不对的。党的作用在国家生活中什么时候可以减少、缩小？什么时候可以把一些活动社会化？也许要一百年。[16]（毛泽东也说过一百年，但它说的是革命：“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17] ）
　　
　　 “五一六通知”不是政治局准备的，[18] （1966 年4月第二次杭州会议期间，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19] ）
　　
　　而且对党内国内形势作出那样一种估计，在党中央不作充分的民主的实事求是的讨论，是不能允许的。[20] （根据我们多年来的实践，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好甚至遭到破坏时，常常是集中出了问题。例如，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毛泽东在1957年就断然推翻了。到了60年代，由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权力过度集中在毛泽东个人身上，终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面灾难性的大悲剧。[21] ）
　　
　　实际上应当召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只有这种会才能决定。（说得是对。）
　　当然，即使当时召开，也可能通过，（猜得也准。）
　　所以民主的形式也不能过于相信。[22]（“形式”二字费解。） （毛泽东晚年常有“要硬着头皮顶住”，“让人把话说完，天塌不下来”一类的话。我认为这些说法就不是真正抱有发扬民主、尊重多数的诚意了，那是不愿听、不耐烦的情绪表现。[23] ）
　　
　　而后来找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理由（所谓派工作组的错误）来搞刘邓。工作组是代表学校多数来制止少数人的错误，说它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没有根据的。[24]（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讯：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这个电讯的送审稿经毛泽东阅过，他表示同意。[25]当有人谈到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人中有四五个人现在不赞同聂元梓时，毛泽东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他打了第一枪。”[26] ）
　　
　　毫无理由地改组政治局、书记处，使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凌驾于整个中央之上的机构。这是党章所不允许的。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说过，等于政治局加书记处。
　　凭空搞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也是党章所不允许的。
　　然后，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大书特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多数服从少数。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27]（在毛泽东八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有无数的辉煌和胜利，有无数值得称颂的史诗般的伟业和功绩，可惜不幸的是，到了晚年，他却越来越固执，越来越迷误。他置他一生中的无数伟业于不顾，偏偏把“文革”这个最大的错误，作为评价他的整个政治生涯的两大生命线之一。这个错误，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人生悲剧，更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中的一大政治悲剧。）[28]
　　
　　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然后说这个错误为什么发生，原因说三条：
　　一、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怎样估计、认识，这个问题是在马列主义历史上新的问题，没解决的问题。
　　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还有非阶级性的斗争，还有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这种斗争不能说成是阶级斗争，如说成是，只能把事情搞乱。这种政治斗争，自一种特殊条件下可以造成政治危机。
　　二、由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胜利，长时间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在人民中的威信愈来愈高，把功劳、荣誉愈来愈集中在个人的身上。
　　三、整个社会历史条件是，中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在各方面遗留的传统，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里还是一个新的制度，还不成熟，还没有完整的经过考验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
　　所谓无法无天，就是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这是毛主席多次表示的，这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了唯物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29]（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我说他这个人不复杂，真是简单不过了。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罢了。[30]这句有些符合毛泽东晚年孤独的境遇及超凡不俗的个性的话，被斯诺公诸于世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但这都是一种误传。国内毛学专家龚育之1991年1月7日特致信《人民日报》澄清此事，公布了毛泽东所说的原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31]）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这不是革命，而是内乱。[32]（很费苦心做出来的新论断。它叫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可是，他不但在文化上、政治上不是什么“革命”，在任何意义上也不能叫“革命”。那么，能不能说是反革命？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但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好说是反革命。否则，置毛泽东、周恩来于何地？也不能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斗呢？只好叫内乱，是一个特殊的局面。[33]）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党员中，可能有很少数人还有一些思想不通，甚至于还有野心，我们要同他们斗争。但是，他们要想复辟，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睡觉，我们不是死人。[34]（十年“文革”，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特殊的一页，也是足以让千秋万世去研究去回味的一个年代。十年“文革“，是发展到极端的错误的爆发性的大宣泄，是一个跌宕起伏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客观发展阶段。“文革”所留下来的，不只是沉痛和创伤，更有可以思考可以以兹为戒为鉴的重要历史教训。
　　这场20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政治大劫难，早已化为一个遥远的记忆，沉淀在了人们的回忆里。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岁月渐渐流逝，光阴一去不复返，但那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情感烙印，却永远不会消失。[35]
　　
　　注[1]《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注[2] 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0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
　　注[3]《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57页；
　　注[4]《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第30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
　　注[5]《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第450页；
　　注[6]《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62页；
　　注[7] 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3页；
　　注[8]《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63页；
　　注[9]《百年潮》第42页，1989年6期；
　　注[10]《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第456页；
　　注[11]《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2页；
　　注[12]《百年潮》第11页，2001年6期；
　　注[1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
　　注[14]《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6页；
　　注[15]《联合时报》第一版，2001年7月20日《当今我们如何看“劳动价值”》；
　　注[16]《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7页；
　　注[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4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注[18]、[20]、[22]、[24]《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9页；
　　注[19]《百年潮》第17页，1998年4期；
　　注[21]《百年潮》第21页，1998年6期；
　　注[23]《百年潮》第23页1998年6期；
　　注[25]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2页；
　　注[26]《百年潮》第24页，1988年12期；
　　注[27]《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0页；
　　注[28]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注[29]《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3页；
　　注[30]、[31]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73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
　　注[32]《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11页；
　　注[33]《百年潮》第11页，2001年6期；
　　注[34]《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6页；
　　注[3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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