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回忆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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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忆董老


    董必武同志是党的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也可以说是党的元老。他毕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披肝沥胆、鞠躬尽瘁，在党内有口皆碑，堪称共产党人的模范。董老长我近两轮，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我都从他那里获益甚多，是我十分敬重的长者。


    我和董老初次共事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1947年5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我在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邯郸主持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目的是更好地推动华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那时我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董老自抗战以后，长时间在长江局、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一道工作，此时刚到华北，担任中央工委常委，4月，又担任刚刚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一职。接到通知，他立即赶往邯郸，在会上就统一财经问题和各解放区负责同志交换意见。会后，他就和华北财办的同志一起，深入调查华北各解放区原有的经济工作状况，研究制定统一财经工作的办法、措施，批评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协调各战略区之间的财经关系，对统一华北的财经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948年3月，中央根据刘少奇同志的建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两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北局。这是少奇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一个很有远见的战略决策。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诞生在即，少奇同志是想以华北为基础，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实现“从华北走向全国”。5月，华北局正式成立，实行党、政、军、财统一，少奇同志兼任第一书记，我和聂荣臻同志分别任第二、第三书记。8月，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9月，董老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我和蓝公武、杨秀峰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指定我为政府党组书记。在华北人民政府干部就职大会上，董老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华北人民政府的任务是：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从各方面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董老和大家一起，在政权建设和财经统一工作上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尤其是财经统一工作。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和建国的需要，必须在统一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基础上，迅速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几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以减少军队在迅速行进过程中的种种不便。为此，董老首先从统一货币入手，先是将原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解放区银行发行的钞票，固定比价，互相通用，并成立华北银行；接着，又将华北币与山东、西北各区原有货币固定比价，互相通用。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这是实行财政统一很关键的一着。很快，华北、西北和华东三区财政实现了初步统一。那时候，董老已是60多岁的人了，在延安时就被称为“五老”之一，却总是不辞辛劳，调查，开会，常常工作到很晚才休息。其景其情，至今想来仍感人至深。


    新中国成立后，董老主要从事国家的民主法制工作，是新中国法制工作的奠基人。我则主要在财经战线。八大后，他是政治局委员，我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作内容不尽相同，遇到问题，我仍经常向他请教。不知不觉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9月，我在家里卫生间跌了一跤，造成尾椎骨移位。我原来就患有脊椎肥大症，经这一摔，腰腿疼痛不堪。我向中央写报告，请病假一周，中央批示我“休假六个月”，实际上是靠边站了。10月2日，我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到了广州，住在小岛宾馆。当时，董老正好也住在小岛宾馆。知道我来了，一天，他专门来看我。了解了情况后，他缓缓地对我说：“一波，看来事有诖误，迟早会说清楚的。作为一个老同志，我的话只能说到这里。我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那时，董老实际上已被冷落。在那个已经开始混乱，让人十分揪心的日子，听了这样的话，心中不觉感到阵阵安慰。


    1966年末，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来看我，并告诉我说：清华大学和国家经委机关的红卫兵30多人，已经从北京来到广州，要揪你回北京去。中央文革也给省委打了招呼，要你回北京。你看怎么办？果然，1967年元旦，我正在整理借阅的文件，一大帮红卫兵涌进我的住处，逼着我立刻跟他们上车。我对他们说：“我借阅的文件要交回去，也还有些事需要向家属讲一下。”红卫兵嚷道：“还要讲什么，要进行反革命串连吗？文件我们替你还！”我想，文件我绝不能交给他们。正在激烈争执之中，我看到董老正在窗外草坪散步，急忙冲出门，高喊：“董老！董老！”红卫兵追出来，把我抓住。年已八旬的董老闻声拄着拐杖走过来，看到我被红卫兵扭倒，难过地流下了泪水。我把文件交给董老后，转向红卫兵说：“现在可以走了。”随后，我被拥上汽车，又被拥上火车，来到了北京。从此，我便没有再能见到董老。


    时光流逝，历史已跨入到21世纪，董老离世也将近30年，我也是95岁的人了。每当回忆往事，当年的情景仍宛如昨日。作为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董老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人民日报》 (2003年08月24日 第四版)



董楚青忆董必武：像册的劫难


    我们家的人都不大喜爱照相，所以家里的照片也不多，像册也没有几本象样的。翻开像册，里面的照片也大多没有贴，像册成了相片夹子。本来，妈妈也曾多次唠叨要把照片整理一下，买相角回来把照片贴起来。但是，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中期，这事才由哥哥揽下来，把照片贴上像册。


    记得我上中学那阵，家里还只有两本很旧的像册。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照片，看到照片上不熟悉的人或陌生的环境，我总爱问爸爸：这是谁呀？这是在哪儿呀？爸爸呢，只要他记得起来的，都一一回答我，还叮嘱我在相片背面写上拍照的时间、地点，免得时间隔久了又忘记。


    像册里收存爸爸最早的照片，是许多人见过的爸爸头戴瓜皮帽的那一张。这张照片还是爸爸的老同学翻拍了送给爸爸的。妈妈的最早照片，大概是生下我之后不久，抱着我和哥哥一起照的那一张。这也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了。照片中，也有爸爸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和国民党高级官员会后留影的几张照片，只是当时我对照片的人物、历史背景并没有加以考究。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从中南海搬到了六部口内居住。１９６８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妈妈在地上铺开地毡钉被子，做入冬的准备。我在一旁帮助着妈妈。这是一床大红底上撒着几朵黄花的被面，很有喜气。我和妈妈一边穿针引线，一边闲扯。这时爸爸走进来说：“你们在做什么呢？就听见你们的嘴巴子说个不停。”我仰着头对爸爸说：“爸爸，你看这被面好看不好看？”爸爸不经意地看一眼被子，说：“妈妈说好看不？妈妈说好看就是好看。”――自弟弟两次无故被抓走之后，妈妈常常唉声叹气地不高兴，所以爸爸有时特意逗一逗妈妈。妈妈笑笑说：“好看。”爸爸站在一旁，目光随着妈妈抽针送线的手一起一落。我说：“爸爸，这是妈妈特意为你们俩做的。”我故意把话头打住。爸爸摇了摇头：“我们盖这么红的被子做什么？”我忍不住笑起来：“这是你们的结婚纪念呀！”爸爸双手插腰，哈哈地笑着，转身走了。妈妈的脸上也荡开了笑纹，但很快敛住，转了话题：“楚青，听说外边又传要广泛抄家了，你想想看，我们家里还有什么不值得留的东西吗？”


    当时哥哥在外地工作，弟弟被关押着，家里只有爸爸、妈妈和我。此外，就是几位工作人员了。不消说，有的同志也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其中一位思想颇为“革命”的同志，自离开爸爸调到别处工作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坐一坐了。而其他在爸爸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只要有空闲，总常常到我们家来转一转、看一看的。这位“革命”同志为了显示他的“革命”精神，曾和爸爸吵了一架。那是“四个伟大”正脍炙人口的时候，我们家挂的一幅毛主席像下，也出现了林彪手迹的“四个伟大”。“四个伟大”十六个字刚刚挂上去的那天傍晚，爸爸领我在前院散步（“文革”开始后我们便被限制在小院子里散步了），看到影壁上新挂起来的“四个伟大”，爸爸就对那位同志说：“我看‘导师’就可以了。‘伟大导师’这已经包涵了其它‘三个伟大’的意思。我们称马克思、恩格斯，也只是称导师嘛……”。我觉得爸爸说得有道理，所以也点头赞同。这可激怒了那位“革命”同志，他力竭声嘶地喊着“捍卫”的话。爸爸试图说服他，但他以粗大的声音压倒了爸爸。爸爸也激动了，断然说：“用一个‘伟大导师’就好了，如果有人来盘问，就说是我讲的！”后来事实证明，“四个伟大”的提法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当然，毛主席不一定知道爸爸与这位“革命”同志争吵的事，但我想倒是验证了“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格言。妈妈重新提出外间关于抄家的传闻，引起了我的警觉。我想到了爸爸在国共合作时期那几张照片，就说：“那些有国民党党旗的照片可能碍眼吧？”妈妈抬头看了看我一本正经的脸，喃喃地说：“那是历史呐……”我愤慨了：“嘿，要是承认历史，党内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呀？！”妈妈叹了口气，折叠好被子，收拾好针线。随后，妈妈便到房里把像本抱了出来。我和妈妈便又坐在地毡上，翻查起照片来，并且一下子就搜到了“嫌疑犯”。爸爸这时甩着胳臂走了过来，指着清检出来的照片问：“找这些照片干什么？”我仰视着爸爸，说：“烧呗。听说又要抄家啦，这几张照片可能会被误会呢！”爸爸冷冷一笑：“这千真万确是历史啊！”我把照片一张一张摊开，又慢慢收拢，艰难地“开导”爸爸：“难道为了几张旧照片让人家打倒，还牵连照片上的人吗？！”爸爸抖了抖肩膀，冷冷一笑：“照片上还有主席呐！”他顿了顿，又说：“好，烧就烧吧。照片本来是为着留念的，既然不需要留念了，留它何用……”爸爸走开了，我却有些凄然。妈妈催促我说：“快去烧吧。看到烧完了再走。”我走到锅炉房，打开炉门，把照片扔进了火里。照片在炉火中曲卷，发黑，燃烧。我又用大通条把纸灰挑开来，纸灰便翻飞着、升腾着。有的纸灰落在炉边发黑的地方，还在一闪一闪地亮着，似乎又获得了生命“涅ｐáｎ＠①”了。我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安全感，为爸爸，为妈妈，也为照片上的不知名的人……


    这件事已过去十多个年头了。按道理，我应该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把它忘却了。但是不然，我内心感到不安。尤其是打倒“四人帮”后，我格外觉得自己目光短浅。我做了一件懊悔莫及的事！


    （按：此文节选自《忆我的爸爸董必武》）

董良翚：父亲是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

    父亲从不向我们炫耀自己的辉煌经历
    忆及董老，话题自然首先从“一大”谈起。在记者想来，董老当年亲身参与了那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大事变”，必然会对儿女们津津乐道地忆及当时的种种情景，但董良翚的回答却令记者吃惊。董良翚说，父亲这个人从不跟子女谈及包括参加“一大”在内的他的种种辉煌经历，父亲的一些经历她都是从旁人那儿得知的。
    为了说明董老从不谈及自己的辉煌经历，董良翚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件小事。在北京第一次有了有轨电车时，第一天，兴奋的董良翚就去痛痛快快坐了一次。回家后她就向董老“炫耀”：“我坐过电车了。”本想董老会问问她坐电车的感觉，未料董老竟淡淡一笑：“我也坐过。”当时董良翚是打破脑袋也不信，直到董老告诉她那是1945年董老作为解放区惟一代表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时坐的，董良翚才对父亲的这一段经历有了些了解。
    父亲把自己比作一块抹布，随时等待着为党做贡献
    “父亲从没对我们子女有什么特殊要求，也没限制我们必须在哪个领域发展，但父亲却常常教导我们必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董良翚在回忆董老对自己的教诲时总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一次，董良翚在董老办公室缠着董老聊天。聊着聊着董老茶壶内的水没了，董良翚忙拿暖瓶续水，但一个不小心把水洒在办公桌上。董良翚忙又取来一块抹布，擦桌面上的水迹。这时，董老瞟了一眼抹布，抬头盯着董良翚：“我常说我是一块抹布，你看?”董老稍稍一扬下颌，示意董良翚注意自己手中的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见董良翚依然不以为然，董老又说道：“你看不起它？你现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吗？抹布也是有用的哟！”
    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这就是董老一生的光辉体现。
    董良翚兄妹三个名字中都带羽字，意寓父亲渴望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早日飞上蓝天。
    初一见到“翚”字，记者心里一惊，这个字怎么念呢？待听到董良翚的一番解释后方知其中的深意。原来董老一生特别关心中国的科技发展，早在解放前，董老就一直梦想着中国可以自己造飞机上天。于是他便给他的3个子女均取了个带“羽”字的名字，意寓他的这一愿望早日实现；于是，董老3个子女的名字就分别为董良羽(老大)、董良翚(音“huī”，老二)、董良翮(音“hé”，老三)。
    建国后，董老更是极力关注科技的发展。他关心当时人民币含金量低，提出要加强开采金矿；后来又拖着年迈之躯去找有关科学家谈如何发挥超声波的作用。
    自寿诗中蕴含父亲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永不动摇
    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的董老写得一手好诗，据统计，董老一生留下的诗作达1000余首，而这其中最为人们所熟识的就是那首自寿诗了。
    1975年3月5日，为董老虚岁90诞辰。此时董老已沉疴不起，他谨遵七届二中全会党内禁止做寿之规定，仅于床榻赋《九十初度》一首，为一生写照：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写罢此诗，董老将董良翚兄妹3人叫到床前，细细解读每句诗中蕴含的深意。尤其在讲到最后一句时，董老感慨万千，他一生深信：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前途一定会无限美好。
    父亲没有八小时以外
    记者非常关心董老在业余时间都有什么爱好，但问及董良翚时，她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几年前，《八小时以外》杂志社曾向董良翚约稿，要求写一下董老“八小时以外”的生活，但董良翚婉言拒绝了这次约稿，理由很简单：董老根本没有什么“八小时以外”。
    董良翚回忆说，董老就是平时闲下来出去散步，也要手拿拐杖，待半路坐下来休息时就拿拐杖在地上比划着写写字；即使是在北戴河海滩度假，他也不停地用手指在沙滩上写这写那。
    “父亲像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我却只看到了花和草。”
    采访即将结束时，董良翚不无遗憾地说道：“我就好像在一座大山旁边，只能看见花和草，但山中贮藏的丰富矿藏却没怎么看清。”
    的确，董良翚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是董老那辉煌壮丽革命生涯中的几片浪花，但从这些小事中我们更能深深感受到董老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董良翚最后认为本报采访“一大”代表后人，借此弘扬“一大”代表革命精神的活动搞得很好，并鼓励本报将这组报道做好。


董必武 长征路上一长者


    董老临终自寿诗


    公历一千九百七十五年三月五日，为董老虚岁九十诞辰。此时已沉疴不起，又谨遵七届二中全会党内禁止做寿之规定，仅于床榻赋《九十初度》律诗，为一生写照：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中，最长寿的就是被称为党内“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在那个时代里，他与李大钊、陈独秀走过同样的人生道路，由读私塾、考秀才、任教到赴日本留学，了解到共产主义思想，再回国革命。此后几十年急风暴雨中，当战友和同道者纷纷倒下或落伍后，董老作为硕果犹存者站到新中国最高代表的位置上，又格外令人敬慕。


    生平


    ■湖北颇有名气的教育家、律师，


    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随后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1905年到武昌考入中学堂，接受近代教育，五年后毕业赴黄州任中学英文教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1913年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入日本大学读法律。当时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只有几百人，董必武加入其中。


    1915年潜回原籍组织反袁起义被捕，袁世凯死后出狱，回日本完成学业。留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1917年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成为湖北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董必武的思想转向共产主义，翌年夏通过李汉俊与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小组接上关系，随即和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7月，董必武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此时35岁，在代表中仅次于何叔衡为第二年长者。


    ■长征时，他拉着马尾巴爬雪山


    拄着拐棍走出草地


    “一大”后董必武返鄂，公开职业是主持武汉中学，并在湖北一师等校兼课。他在校内秘密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从而在省内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党团员。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董必武成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并兼农工厅长，积极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推动工人运动。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反共后，因他已遭通缉且目标太大，由党组织安排赴日本，再转往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江西苏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等职。


    1934年董必武以近五十岁的年龄和体弱之躯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其间拉着马尾巴爬过雪山，拄着拐棍走出了草地。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他重返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迁往重庆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7年从国统区撤回后，主管华北财政工作，翌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极“左”环境应邀题词


    只写“群言堂”三字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领导过司法工作。后因年岁已高，主要担负名誉性职务，1959年任国家副主席，“文革”中还代国家主席。


    因惟有他与毛泽东在党内资格最老，受命主持党史编写，在极“左”环境中却难下笔。他在毫无实权的情况下，洁身自律，应邀题词时总大书“群言堂”三字，种种心曲尽在不言中。1975年4月2日，董老以89岁高龄因肝癌去世，病榻上的毛泽东闻讯连续几日伤感不已。开天辟地一代英杰虽相继凋零，党的事业却后浪推前浪，不久神州巨变便足慰英灵。


    背景


    ■黄安籍出了两位国家主席、200多位军级干部、首次授衔50多位将军


    黄安县48万人口在战火中先后有12万死难牺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过英雄反过来也可以推进时势的前进，董必武与他的家乡黄安县，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提起湖北黄安，在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此处位于鄂豫皖三省要冲，近代为多战之地，民风勇悍。董必武从小就受到群众反洋教斗争的影响，既看到周围贫苦之状，又能到武汉上学接触到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因此萌生出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志向。董必武出外求学有成后，马上为故乡兴办学堂，培养出县里第一批共产党人，并在大革命的风暴中促成了民众精神面貌巨变。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曾将当地称为“红安”，解放后又正式定名为红安县。这里是人民军队的几支主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新四军五师的诞生地。黄安籍人士中，曾出了两位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在残酷战争中走出了200多位军级以上的干部，解放军首次授衔时便有50多位将军，是全国名列第一的“将军县”。


    后人还应看到，为这些辉煌奠基的数字更惊人―――全县48万人口，在战火中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南下的刘邓解放大军，先后共有12万军民死难牺牲。从1927年黄安、麻城暴动至1949年最后解放，大别山上战斗红旗长达22年不倒，与海南岛的琼崖并列为全国坚持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讲起艰难的中国革命，人民总要念起毛泽东走上的井冈山，同时也要提到董必武的家乡―――以黄麻为起点的大别山！


    故事


    ■本可就高职、赚大钱


    却穷得一条长衫与他人轮流穿


    董必武从日本大学法律系毕业归国后，武汉的故旧们提供了收入丰厚的律师职位，他却志在办报和建校。此前因看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差，他深感需要先做两件事：一是用报纸宣传民众，二是办学教育新人。


    1920年初，董必武同几个好友筹办私立武汉中学，却因原先答应出资的人反悔，经费无着。他倾其所有，虽正值冬季也将身上仅有的一件皮袄脱下，送到当铺，才使中学得以开办。由于办学投入多，收费少，董必武和身边的同事几年中生活一直很窘迫。天凉后就将蚊帐典当，有时只剩下一条裤子，只好晚上洗了早上再穿。由于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需要着长衫，董必武就与他人轮流穿着。一个本可就高职、赚大钱的归国留学生和社会名流，为理想追求甘愿过这种生活，也作为无声的教材感染教育着身边的青年。


    董老从来不抽烟、不喝酒，饮食简单且有规律（体质不好却能长寿与此有关），直至晚年在办公桌上不许浪费一张纸，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堪再用的时候才更换。董老在非原则问题上，总是与人无争，工作和生活上却自比老牛，说除了“吃点草料”外就无他求。


    ■以解放区代表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


    赴旧金山路上让国民党领略学识


    逝世时联合国秘书长发来唁电


    董必武长期是一副忠厚长者的风范，又以学识渊博著称。他自幼古文便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且留学国外多年，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自抗战开始后，他长达十年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战工作，广泛交友，以学识和风采感动各界。


    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经中共努力争取，国民党政府被迫在中国代表团的五名成员中让出一个名额，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起初，代表团中许多人认为共产党都是粗俗的农民造反者，一路上与董必武接触，才知道竟是这样有学识的人。


    到美国后，他向华侨、新闻界、友好人士和部分上层官员大力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扩大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时，董必武又用毛笔苍劲地在旧金山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姓名。


    他逝世时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来唁电，称其为参与创建者之一。（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3/05/content_7708258_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