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从文革少女杀人凶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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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女儿是凶手


寓居德国的文革反抗者王蓉芬2013年8月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层终于捅破了的窗户纸》，披露了争论多年的一个问题，文革初期打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老师的凶手是谁。实际上打人的凶手有多人，多年没有人公开指证。王蓉芬的文章指出，凶手之一就是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证人是去年去世的该校老教师林莽（陈洪涛）。刘婷婷当时是该校的初中学生红卫兵，也是学校文革委员会成员，其他成员还有她的姐姐刘平平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以及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作为领导，他们都对暴行负有重大责任。刘婷婷用她穿的军用皮靴在卞校长身上践踏，卞校长因伤重不治而死亡。王蓉芬的文章还说，刘婷婷的哥哥刘源也是当时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红卫兵宪兵队）的打手。西纠的法西斯暴行血腥无比，令人发指。


刘少奇、邓小平转嫁危机


国内的宣传长期强调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尽迫害，在开封凄凉病故，夫人王光美被关押十二年，子女横遭歧视。邓小平也被赶出北京，下放农村，长子邓朴方被打成终身残疾……这些都是历史真实的一面。但是，国内宣传隐瞒了真相的另一面。刘少奇夫妇和邓小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都曾经扮演了主要打手和急先锋的角色。刘少奇是土改委员会主席，邓小平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或反右办公室主任）。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四清运动中，刘少奇把夫人王光美推到前台，到河北抚宁县桃源大队蹲点，写下了桃园经验，推广全国，发明了喷气式批斗和逼供方法，比毛泽东的手段更加残酷无情。文革开始后，毛泽东逐渐挑明，文革所要打击的对象就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实刘邓并无夺权阴谋，是毛患独裁癔症疑神疑鬼）。刘邓惶惶不可终日，决定把矛头指向基层民众，号召各单位批斗阶级敌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安全，不惜牺牲人民（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大批中小学教师、新闻出版、科技和医护人员遭受审查、抄家、批斗和关押，全国自杀人数猛然上升。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八月（类似纳粹1933年3.18虐犹水晶之夜）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高干子女公然在街头、校园打人杀人，卞仲耘、老舍、陈梦家是死者中的名人，还有大量无名的百姓被打死打伤、勒令遣返原籍。


这些在党和政府指使和纵容下的法西斯暴行从来没有在国内报刊上公开得到谴责和批判。四十多年过去，最近刚刚有人开始对自己的暴行表示忏悔，安徽张红兵曾经检举母亲批评毛泽东，竟招致母亲被枪决，如今痛悔不已；北京前外长陈毅之子陈小鲁也对当年批斗老师同学表示忏悔。


人斗人的惨剧


那位敢于反抗文革的母亲被人捆绑时肩胛骨发出的咯咯声时时回荡在儿子耳畔，多少年眠不安枕。世代以来，同窗共学是人际关系中最纯洁、最真诚的宝贵时光，因为没有金钱、世故的干扰，只有学习和友谊的互助。师生关系本来也是人生美好的经历，启迪、教诲、理想、奖掖学风、人品薪火相传……可是文革的所谓阶级路线，在同学和师生之间划分所谓的阶级成分，根据家庭在1949年以前的经济政治或职业情况，划分成互相斗争互相监视的群体。干部子女成了天生的英雄好汉，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和资本家子女就是混蛋和狗崽子。前者可以任意打骂后者，红色出身的学生可以参加红卫兵，可以组织队伍到出身不好的老师和同学家里去抄家。狗崽子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家庭的反动历史。对女老师和女同学来说，剃掉她们的头发（光头或阴阳头）几乎跟杀害他们的性命一样酷刑。打死的人太多，火葬场不得不编号排队。我的同班同学段中义到北京串连回沪，介绍北京见闻时告诉大家，红卫兵打死人太平常了，送到火葬场，编号费只要付两分钱。杀人如同儿戏，令人毛骨悚然，难以忘怀。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就是这样一段恐怖而非人的历史。


走资派和造反派的厄运


毛泽东要打倒的是极少数党内政敌，刘少奇、薄一波、陶铸这些人撞在他的枪口上，倒台了。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自杀，刘源被关押，刘涛想叛逃出国被抓回，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也曾下狱，习近平则短期关押后下乡去延安插队。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跳楼自杀未遂，从此不能站立，终身依靠轮椅。但绝大部分干部都逐渐回到领导岗位，反而倒是那些造反派的人物，因为曾经斗争过走资派，当这些干部官复原职后，又将造反派一网打尽送入监狱，蒯大富、聂元梓无一幸免。


文革中，毛只打倒了少数他不喜欢的领导人，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家属好比纳粹脚下的犹太人，任人宰割。在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和广西各地被无辜虐杀，其余的长期受虐；而绝大多数听从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反对走资派）的造反派则是彻底上当受骗，尝尽铁窗风味。


惩治了刘少奇、彭真等人之后，毛泽东并没有消停的意思。从1968年开始，他又把矛头对准人民群众，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完全是继续挑动人民斗人民，无端乱折腾。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数再创新高，上海中山公园里天天都有躲在树林中投缳自杀的不幸者。党政军高官阶层文革短暂受苦之后，继续享尽特权，随着改革开放，他们的子女亲属无不利用权力之便，积攒大量财富，成为中国官僚资产阶级。


冤冤相报


文革是一场非常无聊的冤冤相报。毛泽东挑动人民去斗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其实刘邓彭都是看准毛的手段高强而卖身投靠的追随者。


1945年七大上，刘少奇率先提倡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然后呼喊毛主席万岁。在七大的决议中，还为毛泽东提供了更加违反民主的条例，在党的决议之上允许毛泽东还有最后决定权。这种个人专断的内容不仅为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也为刘少奇的政治命运掘下了坟墓。斗争刘少奇的时候，刘终于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手持宪法要求保护国家主席的权利，旁边竟然没有一个人理会。无独有偶，彭真在即将关入秦城监狱的时候，质问那些捉拿他的干部：是谁第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是我！可是也没有一个人理会。专制和反宪政就是这样无情，逢君之恶，到头来却被打入死牢，万劫不复。


接着就是林彪，也是一个专门只说逢迎好话的奸佞人物。三年饥荒饿死人太多，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和彭真忍不住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点批评毛泽东的真话。林彪却继续吹捧，明明是毛的疯狂冒进造成了大饥荒，饿死人民几千万，林彪反而说“出现问题正是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违背良知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林彪进一步把毛思想吹捧成马列顶峰。曾几何时，当毛泽东要驱遣他下台的时候，林彪夫妇和林立果叛逃失事，葬身蒙古荒漠。接下来是四人帮，歌颂文革，突然覆灭。


从1945年七大以后，中共中央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封建小朝廷。毛泽东越来越把主席当成了龙椅。大约三十年（1945-1976）时间，全党几乎重演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宫廷闹剧。诛杀功臣，听信谗言，文字狱，清君侧，阉宦干政，宠妃弄权，宫廷政变……只因毛岸英早夭，毛岸青弱智，没有发生太子立废或兄弟争储的血腥丑剧而已。由于华国锋、叶剑英的“帝党”霹雳出手，抓捕江青、张春桥的“后党”四人帮，人民才唾弃了毛泽东的文革陷阱，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路。国家的政治生活离开北朝鲜的状况依然基本不远。


抢夺权力，也抢夺财产


借助追查卞仲耘凶案的机会，继续深挖凶手，要把党政太子党的面目揭露出来，还死难人民一个公道。党政高官和他们的子女曾经无法无天，血腥打杀，事后从未经受到司法刑究。反而还哭哭啼啼，把自己打扮成仅仅是受害者。红八月（中国水晶日）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林彪、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叶剑英、谢富治等领导人，直接凶手和责任人是北京和各地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头目。刘涛、宋彬彬和陈小鲁都是成年公民，刘、宋文革前已经入党。刘婷婷和邓榕等人当时尚未成年，但都已年满十四岁，参照中国刑法条款，十四岁以上犯有故意伤害罪或杀人罪者仍然必须负刑事责任，交付青少年法庭。由于党政高层的袒护和包庇，所有红八月的犯罪嫌疑人几乎都没有被追究，反而参军、入学、出国、考研、升职，摇身一变全部成了党政高官、外籍华人、巨商大款。


还有一些当时的红卫兵狂热分子炮制了许多红卫兵造反精神的文章、对联、口号，乃至拙劣的歌曲、诗词，传播全国城乡，谩骂、侮辱校长、老师、同学和市民，造成人民严重的心理创伤。这是一种毛泽东时代特有的语言暴力犯罪。对于上述文武两种历史性罪犯，虽然没有司法绳之以法，至少应该在文字历史上将他们捉拿到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思想和法治等多方面加以谴责和审问。并敦促他们主动认罪，表示忏悔。共产党人冤冤相报不断地把人民牵扯进去，揉搓折腾。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冤冤相报不仅要分权力，而且要抢钞票。早在邓小平六四杀人之前，邓小平、李鹏等人的子女都已经开始官倒发财。六四开枪以后，腐败进一步深化，如今已经到了无官不贪的境地。薄熙来受审的过程告诉我们，贪污受贿的金额绝不止于呈堂诉状的数字，还有大量的房产和天价的学费、旅游、投资开销。


薄熙来倒台了，还有没倒台的呢？他们的子女呢？谷开来下毒杀人，薄瓜瓜也参与受贿。人民没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力量，好歹还有揭秘、观察、追踪、谴责、抗议、传播的能力。共产党是一个不受制衡，不认宪政的独裁党，就不会是一个民主的党，廉洁的党，它膝下的公主党、太子党，或者太孙党如果参与犯罪，人民和舆论绝不容情！


陈小鲁还有重罪没有忏悔


北京八中的校友会公布了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2013年8月发出的道歉信，对于他在文革时期作为红卫兵领袖和学校革委会主任批斗老师和同学、责罚他们劳改等罪行做出了忏悔。并且还对自己“恐怕别人指责他反对文革而没有制止红卫兵的暴行”做出了检讨。中国的党政高官子女中有很大比例都参与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暴行。陈小鲁能在有生之年清醒之日，站出来表示忏悔和检讨，实在是一件值得称道的难得好事。


不过，在称道之余，还是要提醒大家，陈小鲁还有更严重的罪行没有彻底忏悔。那就是他出面组织了比一般红卫兵更加野蛮的暴力团伙“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并担任主要领导。他还主持了一件比较重大的举措，就是冲击北京八大民主党派的全国总部，宣布解散。西城纠察队实际上是一支受党内高层暗中支持的红卫兵宪兵队，它的暴行血腥恐怖闻名全国。“西纠”所发出的通令表面上似乎掌握政策界限，实际上扩大专政打击面，造成的暴力伤害从西城区扩大到全北京市，乃至到全国各地城乡，受害人不仅是当时已经毫无人权保障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对于这些公民实行长期专政并剥夺人身安全也是法理不容的暴政），而且把矛头对准一些资本家、小业主和大量有过旧社会经历的人员及其子女，造成的人身和精神伤害极其血腥，至今无法统计。


西纠红卫兵打人和虐待的暴行也是红卫兵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如率先在天安门用铜头皮带打人，私设劳改所和刑房，打人致死。陈小鲁虽然不一定直接参与打人暴行，甚至还可能保护过个别老师和同学，但他作为西纠的组织领导人和思想指导者，当时已经是高三学生，年满20周岁的成年公民，对于下属的殴打、酷刑等暴力罪恶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八大民主党派虽然有名无实，没有参政议政的功能，但毕竟属于合法存在的人民团体。而且说到底，民主党派多少还能实施对党派成员的管理和照顾，比如组织学习参观，安排义务劳动或观看节目，甚至发放补助和处理某些婚丧和子女问题。遭到西纠的冲击和解散之后，一些民主党派名义下的知识分子和统战对象失去了最后一层保护。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本来就是党和政府派来管理民主党派的。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西纠是不是代表党中央毛泽东的旨意，北京和各地民主党派的人员受冲击受伤害而毫无保障，造成这一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就是陈小鲁。当时的打杀都相当血腥，《汤姆索耶历险记》的译者、著名翻译家、民盟成员张友松没有挂靠单位，时年六十三岁，他的右眼被红卫兵打瞎，照理应该由民盟总部出面，结果竟无一人人出手救助！


陈小鲁明令手下冲击合法人民团体的行为分明是违宪的非法举措，造成的损失应当负有重大的刑事责任。他不出庭接受审判，至少主动向人民、向八大民主党派说一声道歉总是应该的吧？


有人说，陈小鲁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陈毅元帅之子，能够主动站出来承担罪责，公开道歉已经相当了不起。没有必要再穷追缠斗。这种说法不对。既然承担罪责，就应当彻底认罪。不能吞一半吐一半。白纸黑字铁证如山，陈小鲁自己承认他是红卫兵宪兵队西城纠察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并且下令解散八大民主党派（参看《陈小鲁回忆录》米鹤都主编）。校内的罪责愿意承担，比一所学校更加广泛的全区全市全国全社会的罪责为什么就不肯承担？历史上的国际战犯多半都没有亲手杀害过人民，可是反人类罪行逃不过历史的审判。所不同者，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受到了国际法庭惩办，而文革期间的西纠联动红卫兵嫌犯因为党政体制的偏袒，几乎都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宋彬彬、刘婷婷、谭力夫、贺鹏飞、邓榕、彭小蒙、刘涛、刘源、宋柏林等人全都逍遥法外，还挂着学者、高官或高管的头衔。据说清华文革斗老师、斗干 部的恶棍贺鹏飞已患癌症病死，其余这些人都没有公开为自己在文革初期的人体暴力或语言暴力向人民表达歉意。本文提出陈小鲁的其他罪责问题，也是向所有这些尚还健在、尚未痴呆的老西纠、老联动人员发出警号，希望他们抓紧时机给历史留下一点忏悔的亮点，免得日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遭谴责。以上的名单应还很长，希望被害人和知情人继续核实扩充，以儆效尤。


此外，作为上海市长，陈毅在残酷推行三反五反运动的时期曾经把凶残当有趣，戏称被逼跳楼自杀的上海工商业者为“空降部队”。一时传遍全国各地，工商业界和文化界无不色变震恐，口不敢言。上海著名食品工业巨子冼冠生就是上述跳楼自杀殒命南京路的牺牲者。此后不久更有重庆航运业巨头、抗战功臣卢作孚服毒身亡。陈小鲁脱离军界转涉商海，应该知悉创立工商业民族品牌（如冠生园食品、民生航运等）的艰辛与坎坷。这些工商业精英本属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材，不幸竟在运动中蒙冤自戕，而且死后更遭党政高官的轻佻讥讽，难道不是国家民族的深切悲哀和耻辱？陈毅生前在保护知识分子和抵制文革极端政策方面也是有某些有利于人民的行为，在上海市长任内迫于中央命令，强行贯彻亦尚可原宥。然而以玩笑揶揄死者，则太昧乎人性，于心何忍！陈小鲁和陈氏兄弟姊妹如果良知未泯，或许可以籍此机会向人民（尤其上海市民）做一点交代？ /彭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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