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第二集 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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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专题电视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第二集  震撼世界的年代



本片由人民日报社华闻影视中心、南京信业文化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知青专题电视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


   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了。　　
  无论是亲身参加了这场运动的数以千万计的老知青，还是经历了这个年代的知青亲友，至今没有中断对于这场运动的反思，都想从中总结出潮起潮落的经验教训，以馈后人。　　
  人民日报社华闻影视中心、南京信业文化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摄制,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完成的20集知青专题电视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结合历史、现状与未来，把以“老三届”为主要对象的一代知青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的人生与社会价值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老三届注定与当代中国共命运. 老三届是共和国诞生前后出生的一代,与国外"战后的一代"属同代人.
  老三届是在五星红旗下被共和国精心培养而极富理想的一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经受了社会动荡与人生变化,特殊的环境又磨炼出了他们吃苦耐劳并经得起打击的顽强精神以及处于劣境下仍然奋发向上的意志.
《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的摄制人员,在总编导翟和平的带领下,历时两年,走访了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深入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对300余名曾经有个上山下乡,参军入伍,进厂留城等各种不同经历,而今现状各异的同龄人及其下一代两代人进行了采访,拍摄了大量翔实、丰富感人的素材,并收集了大量资料.
  《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将在长达二十集的篇幅中,以纪实手法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画面,结合历史、现状和未来,把一代人的生活经历、人生与社会的价值,真实、生动、深刻地展现给观众.
  现将全片20集的深刻感人的解说词辑录于此，以志纪念。






   第二集  震撼世界的年代


解说词


      解说: 毫无疑问,公元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场数以亿计的人直接参与的、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使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中国“老三届”正是这场人类大动乱初始阶段的急先锋,他们自称为新一代造反者和“毛泽东的红卫兵”.
采访
   徐浩渊: 在脑子里能够使他(们)兴奋的事情就是革命,全是那些革命图景,而且好像似乎确实有些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因为在“文化革命”前,在毛要发动这场运动前,已经开始发动批判“三家村”,种种东西(标志)前奏曲都开始了,所以小孩儿感到特别兴奋,在教室里上课已经很不安稳了.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有一个小孩强烈要求自己要组织自己的组织.一看《 造反精神万岁》 ,毛泽东也高兴了,所以他一来支持,孩子们更不得了了,只有毛主席才懂我们,你看看这可对了.孩子们高兴了,打了两个月反革命,一下子翻过来,整个就刹不住了.
   解说:  这一年的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地支持”，并且在八月十八日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在中国“老三届”的记忆中是永远不会忘却的,这使整整一代虔诚少年陷入疯狂.直到许多年以后,他们才明白这种行为不但在毁灭着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同时也在毁灭着自己.但是,即便当时他们有良知的本能萌生,也无法中止这一切,因为在这场历史的偶然事件中有着太多的必然因素.
采访
   郭永军: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首(红卫兵)《组歌》,其中也有错误的地方,比如说什么打倒刘邓这样的话也有.我觉得那是出于我们自己政治上的一种幼稚,今天可以冷静地来分析.但是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我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我始终认为是革命的人,我们是抱着这种心情参加这场我们也没有预料到,我们也不知怎么发展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包括我们当时喊的一些错误的口号,也都融入到《红卫兵组歌》中.我觉得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管它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的,它是当时我们自己真实思想和真实感情的一种表露.
    钟 秋:“文革”一开始,(我们)就以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去响应当时毛主席的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当时是真诚的、全身心的去投入那样一场革命.我们十三个人组成了一支长征队,做了一面红旗,叫女红卫兵长征队,提着两盏马灯,几把砍刀,打着绑腿,背着行李,就上路了.我们的长征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也是很大的锻炼和考验.
    骆 苗: 从现在回过头来看,从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当时的所作所为,可能是不可理解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可当时确实是付出过,确实是用真诚的感情来对待了自己那一段人生,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是积累了很重要的一笔财富.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否认你经过的这一段人生,没有这一段,你的人生就缺了一块,历史不能割断.
解说: “老三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暴力行动仅仅用盲目崇拜、青春冲动、破坏欲膨胀、对旧秩序憎恶、对法律蔑视、对社会一部分人敌视来解释是不全面的,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在历史大环境的作用下超越了革命的本来意义蜕变为一种对民族的罪责.
采访
  徐浩渊: (受许多)革命理论的宣传,他可要表现革命了,这种东西很容易就被推到一种极端,变成一种行为的暴力。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在8月被打死了,她的丈夫王晶垚老人头发都白了,他拿着这些东西,特别不能理解,问了一句:“我就不明白这些孩子,我等了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孩子走过来,跟我说一声对不起?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是错了吗?”这些打人的孩子,当时也就十几岁,我相信他们心里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非常非常罪过.今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我的反思》 ,把这一段情况又说了一下,文章公开发表以后,就接到了从美国、从中国、从欧洲好多当年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打来的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哭,说他们从来就说不清楚这一段是怎么回事.
    印红标: 我们自己参与的人也是有自己的过错,当然,大多数中学生都是未成年人.但是,我想作为“老三届”人来讲自己应该有个清醒的看法.对于日本人来讲重要的是接受侵华战争的教训,他不接受这个教训,就很难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那么,“文化革命”是对中国人的一场内乱,如果中国人不能接受这个教训,也难免再出现动乱.我相信,”老三届”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但是,“老三届”有责任把犯错误的教训告诉下一代,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解说: 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老三届”，还试图把革命理想与对人类的责任感向国外输出,他们牢记毛泽东的一段教诲:你们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在他们心中,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生活在被侮辱、被损害、被压榨、被剥削的水深火热之中,需要由他们去解救,从而实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推断.而这段绝大多数年轻一代毫不知晓的历史，被一个年轻军官开掘出来,并公布于众.
采访
  纪晓松: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建国以后一段不平常的历史,或者客观地看是一段很悲惨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老三届)对自己在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这种事,这种行动,他们那种认同的价值,深深感染了我.我们这一代人来看那一代,我觉得,这一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代人,尤其是我书中几位人公,他们与电影电视中的打砸抢完全不同。
解说: 1997年l月19日,人们为一个在三十年前被美军飞机炸死的人举行了首次纪念会.这个年轻人就是“文化革命”中偷越边境投身抗美援越战斗的“老三届”人赵建军.
采访
  孙晋文: 建军,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你的英雄事迹一没有登报,二没有广播,只是在我们空军的史书中有了一个小小的记载.但愿这个小小的记载,能够同其他英雄人物一样,成为我军前进中的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
　 武热河: 我们当时作为中学生“老三届”,都积极参加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毛主席“8.18” 接见了我们以后,我们都感到心里很激动,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可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又在学校斗老师,和我们想象的革命不一样.我们想的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到越南去参加战斗,这样来搞革命。我们这个行动应该说是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背叛,一种反动.
　　孙智忠: 我们这个思想基础有了,(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这种机会,而且主席当年(讲过)“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们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上,对照了越南南方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感到作为一个红卫兵战士,应该把一切献给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李小倩: 跟美帝国主义打仗,我们这样做，觉得过去以后还能对社会有一点贡献.那时候,热河他们提出到南方去做妇女工作,缺女同志.这个事情一提出来,我虽然没有他们考虑那么多,但是一说这个我就很激动,因为那时我还很年轻,觉得这是一条正路,所以二话没说,也没跟家里讲,跟着热河他们就走了.
解说: 在那场公开的越南战争中,有着一批不公开的中国军人将自己的生命和理想永远地埋葬于异国他乡,形成了无字墓碑群这样一道奇异的风景线.直到1997年清明节,人民日报才公开披露中国人首次到这片墓地祭奠的消息.而后，被总政治部誉为烈士的赵建军的亲友来到这里,他们用死者的诗谱写的歌曲来缅怀他们共同的、无法诉说的青春和悲壮.
  解说: 在缅甸的丛林中,曾经活跃着一批中国“老三届”.第一个越过边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是昆明红卫兵梁晓军,而最后正式脱离暴力革命队伍并归国的中国红卫兵是吴庭正,以缅共名义向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发出给毛泽东唁电的就是他.在一封四十七名准备越境投身战斗的老三届人给战友的信中,用“牺牲换人类幸福,革命乃吾辈生涯”的诗句来张扬自己“世界一片红”的坚定信念.
采访
  梁晓军: 当时过边境的第一个就是我.因为父辈也是一生干革命,我过去的时候父亲还没有解放.为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不辜负父辈,我们还是要革命到底,还是要共同走上这条路.我十七岁生日是在缅甸过的,是4月2日。6月21日我就负伤了.我们经受了那么一段磨难,这段经历现在没有任何人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机会来经历了,所以我们对我们这一段是很珍惜的.不管社会上怎么看我们,国家、政府怎么看我们,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这段走得对,没有错,给我们以锻炼,给我们今后生活的道路提供了很好的锻炼和教材.
　　林东海: 我们下去以后还有一颗火热的心,总觉得年轻人总要有抱负.特别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那种思潮下,支援世界革命,搞世界一片红,这是很自然的.当时都有这种想法.抱负还没有实现,总觉得想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刚好有这个机遇,也就毅然跨过(边境)去了.但作为个人的思想,想用充分行动证实自己.
　　吴庭正: 以前“解放牌”的思想、理想主要就是有世界一片红,解放全人类,这个思想处于单纯的搞革命的思想.这一批人到了国外,打仗非常玩命.后来我看了自卫反击战,我们这伙人不比那些差.我们几个战友之间是可以抵命的,为了他可以把自己的命抵上,这是整体的观念,还有比较单纯的革命理想.有时候翻翻十八、九岁的日记,看起来非常可笑,可那时候就是那么真诚，解放全人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一做个非常伟大、最可爱的一个人.
  解说: 有些至今还留在缅甸的老三届人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面貌，如谢斌,他今天的身份是缅甸联邦的官员和商人.
采访
  谢 斌: 当时出去参加缅甸共产党的时候,想的是参加世界革命,受了一些中国革命传统教育,所以才到那边去.在这中间参加战斗次数比较多,可以说身经百战,有上千仗了.大小战斗参加得记不清楚了.我自己本身负过四次伤,从头到脚都是.有一个北京中学生, 当时北京搞数学比赛第二名,这些同志都牺牲了,我们心里很难过.从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对这些东西看得比较清楚了,一个国家革命不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只靠搞输出,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体会就深一点.
　　周培猷: 我们回来以后,通过外办政审,算作国际支左的退五战士.


　　梁晓军: 我们的思想是双重的,不但为了我们中国国内,在缅甸我们流血战斗过的地区,我们还愿意为他们作点贡献.我们十六七岁过去,二十几岁才回来,我们整个最精华的年代已经留在那里了.现在年轻人他们愿意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形象,在银幕上能看到我们,在书里面能够看到我们,但是为什么出不来,看不到,他们不理解.


　　林东海: 关于这段经历的是与否,对与错,我想现在我们也不好评价,随着历史的推移,将来总有一天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评价.


解说: 时至今日,人到中年的“老三届”依然不为真诚而懊悔,也不为少年时代的荒唐而沮丧,他们绝不否认那必然成为人生经历组成部分的年代,他们有时宁愿永久地背负着灵魂的苦难.而实际上,生命的困惑又无时不在缠绕着他们,因为他们的重要体验尽管被作为个体的存在所肯定,但又毫不留情地被打上历史烙印的事实、被穿越过灾难黑洞的全体所否定!


采访
  甘铁生: 我们受了十七年的教育,小时候就唱“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接着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毛泽东讲的.十七年的教育,血液里完全融合了共产主义信念.“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能一呼百应,(因为)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我由于是清华附中的,就非常能理解红卫兵为什么能在中学产生而不在大学诞生,就是中学生没有经过1957年反右(等)所谓运动,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再加上革命传统教育,使得自己已经有一种特别饱满的革命锐气,一种特别强烈的批判精神.


　　严 彬: （不要）一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就是打砸抢分子,或者是什么不好的人,实际当时是对主席、对国家那种热爱,一种热血,这个东西不要否认.


　　李冬民: 我觉得现在回忆,谈这个问题,可以更冷静、更系统地来看一看.从这些中学生来讲,当年都是满腔热情,特别是在最初,1966年到1967年这一段,大家的思想围绕着政治谈的比较多,其他的从利益上和个人前途考虑得并不是很多.从他们往前、往后,我觉得可能没有他们成系统地那样受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抱负在年轻时是比较纯真,也为此做了一定的努力,再以后就分化了.但不管怎么样分化,他们的特征和特点,当时就是60年代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对他们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集中的表现.


　　郑佳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一段时间之内我都想不通.我们当时抱着很虔诚的态度,“三忠于四无限”,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到后来我们都变成错的了,我们作为年轻人,到底错在哪儿?我当时有一种被欺编了、被侮辱了的感觉.但是后来经过慢慢冷静的思考,如果我们只是陷于个人得失这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也想不通.当时我们的热忱和虔诚里面机会主义东西太多,我们如果真正当初是热忱的,是虔诚的,是为民族、为国家、为老百姓的,那么现在既然对了,为什么不承认自己过去不管谁给你带来的所失,不管是谁造成你的这种痛苦和错误。这些东西都应该能够丢掉.


谢大毛: 不管怎么说,这个东西是文物,三十年前的文物.小时候咱们上学时,老师或父母亲给咱们讲长征时候的故事和抗日时候的故事.三几年到六几年,也就是三十年.现在一想,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到现在,也是三十多年啊.（妈妈插话:他干这个投资了,还借了别人的钱,把别人的钱还了以后,我们本身不是要拿这个倒出去来赚钱,要留下来,作为一个历史材料,也是文物）.将来国家能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都是文献,现在都扔了,卖破烂了,没有了,以后研究就没有真实材料了.


  解说: 作为有过红卫兵经历的谢大毛来讲,收集毛主席像章并非是一种时髦的文化消遣,这其中更有着一种无法摆脱的“文革”情结，更准确地说,这是中国“老三届”无法摆脱的“文革”情结在他身上的突出体现.这是一种想去忏悔,又忧虑触碰社会伤疤;想去否定,又惧怕丧失个人经历;想去记忆,又惟恐引起集体梦魇的复杂情感导致的死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绝不会用谎言书写历史,同样也不会用“真诚”二字来为“文化大革命”披上美丽的外衣.他们将不停地反思下去,直到获得人类和历史的认同,直到那死结被彻底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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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专辑《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1－10）解说词

知青专题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1—10集）解说词








第一集 谁是“老三届”


站在全人类的视角来看，这批在中国拥有几千万人的组合应该与国际上统称为“战后的一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降临于世的一代人相吻合。“战后的一代”在全世界各个国度和民族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战后的一代”这个国际整体中的一部分，中国“老三届”自然在中国历史中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画面:高山、大海、长城、黄河、辕庙）

解说：
　　1997年4月26日，曾经在陕西省延安插过队的部分北京知识青年怀着虔诚之心来到黄帝陵祭奠中华民族始祖.乾隆皇帝、孙中山先生、蒋介石总统、江泽民主席都在这里留下过祭文。

采访：
　　梁和平：“巨人挥手，下乡上山，告别北京，播队延安，三万知青，血沃荒原，花开花落，酷暑严寒… …”

（画面：黄帝庙前老知青合影，“老三届”欢聚一堂）

解说：
　　这些纯粹的炎黄子孙是一群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他们是当今中国最具群体意识的部落，通常被中国社会称为“老三届”人。“老三届”是一个极其中国特色的称谓，这里面包含着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世俗的、以至于政治的概念。单从字眼的表层来诠释，这其实仅仅是一个年龄和学历的综合表述，它通常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中、高中应届毕业生，而这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大致出生于1946年至1954年左右。站在全人类的视角来看，这批在中国拥有几千万人的组合应该与国际上统称为“战后的一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降临于世的一代人相吻合，“战后的一代”在全世界各个国度和民族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战后的一代”这个国际整体中的一部分，中国“老三届”自然在中国历史中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画面：魂系黑土地展览，万众如潮，各种出版物，大型演出）

解说：
　　中国“老三届”虽然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融入国际上“战后的一代”所掀起的反越战活动、绿色和平组织、女权主义、嬉皮士、摇滚乐、新新闻主义等一系列影响人类的文化、亚文化浪潮，但他们的人生经历也颇为世人瞩目。时至今日，他们依然是中国最活跃的一群，在各大城市举办知青回顾展，出版有关“老三届”的读物，组织各类民间演出，以至于更年轻的一代时常带着惊奇的口吻说：“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中国哪一代像他们这样喜欢聚会。”

采访：
　　北大荒知青：“我离开兵团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今天心情格外地激动，为了纪念这个漫长的岁月，我今天特意带着孩子来参观，为了使孩子知道我成长的故乡北大荒，你说说，我跟妈妈来参观北大荒。”
　　北大荒知青：“我们虽然都离开这儿了，但是我们心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我们这个第二故乡，办这个展览我们也很高兴。很多人都问，都很愿意回来看一看。回顾过去，当然也是为了未来，北大荒反正在我们这些人心目中是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北大荒知青：“这次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知青的聚会，看看这个展览，很激动，也感受到我们知青对北大荒的一片痴情。”
　　于兰：“提起“老三届”，我的心情很不一般，也许因为“老三届”，对我有着很不一般的亲子之情。因为我的两个儿子、我的侄子、我的侄女，还有我的战友、我的亲属，他们的孩子们都是曾经用自己狂热的青春去拥抱这场史无前例的洗礼。你们坚强地站着，而且是跟广大劳动人民在一起，经受了许多从来没有受过的严寒酷暑，冰雪寒冬，在祖国的大地上受着各种各样的磨炼。”
　　邢仪：“就因为凑着今年这个时间，又是插队三十周年，然后我就想用这个画纪念这个日子，也是为了献给我们插队的这些插友和我们同龄的、同代的人。我想激励我们以后吧，不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有什么控(诉)，以前我们并不认为(是)什么，磨难也是一种财富,对于画家来说更是那样子。”
　　男生：“这个画展我想确实还是体现了一下“老三届”学生的一些精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说得很简单，一方面它是个历史，它表现了我们走过的这么一个历程，从脚步来看也还是挺凝重的脚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觉得它是显示了我们是在向前看。从这个角度看，里边也含着我自己的感觉，是有它的轻松的成分。所以呢，一方面有过去的凝重的东西在里边，同时又有一种向前看的精神，我想对“老三届”的学生来说，这种向前看的精神可能应该说更重要一点。”
　　老师：“我就感觉到,我们共和国同龄的人，这些“老三届”，他们的确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本来可以在学校里头受到很好的教育，然后走向社会，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那么由于历史原因，他们没有在学校按部就班地去学习，但是他们走向了大社会以后呢，他们用自己的经历感受到了一些学校里没有学到的知识，甚至我觉得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如他们。”

（画面：战火硝烟.毛泽东走上******.五星红旗在飘扬，“老三届”少年时代的图片）

解说：
　　中国“老三届”有着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战后的一代”不甚相同的发展轨迹，他们几乎或完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培养起来的一代。他们从小就立志建设共产主义，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他们这样评价自己：“我们是在五星红旗下被精心而严厉培养过的一代，顽强、勇敢、集体主义、服从原则、责任感和牺牲精神贯穿于我们青少年时期的全部生活中。”正由于他们是极富革命理想的一代，因此，在后来的岁月中，尽管他们经受了正常年月一个人一生都难以经历的社会动荡与人生变化，但少年时期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却很少磨灭。

采访：
　　何艾美：“我们这个团的成员呢，从小有很多人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成员，从小在一起唱歌，在一起录音。大家有这个童心在一起，所以到现在这个情意还在。我就觉得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能表达出那种思想，那种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当队鼓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全身都好像在颤，因为当初唱的那些歌，其实都是我们的首版，我们小时候唱的，马上我们就觉得又回到了童年，马上就沉浸到了回忆中去了。每年几乎我们唱完了以后，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说我们唱得最好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唱的这一组歌，什么《金色的童年》啊、《让我们荡起双桨》 啊，可是这些歌我们从来都不排练，到临上场以前，大家在一起唱一遍，熟悉熟悉歌词就上去了，这些歌已经深深印在我们的心目中。”　　

刘君奇：“这一代人它是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他们的一生也是共和国历史，在他们身上可以摸到共和国的脉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他这么说：‘这一代人是中国一千年所出现一次，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出现的一代人，这一代人(是)真真正正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期的一代人。’有时候有些人跟我这么说：‘我们要是年轻几岁多好啊。’我跟他说：‘我们一点不羡慕年轻,我觉得我现在所有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太宝贵了。’”

（画面：少先队员与解放军联欢、大课堂、少先队员课外活动、雷锋的照片）

解说：
　　革命传统的熏陶、英雄主义教育和一系列政治风云的变幻，使中国“老三届”在与世界发展截然不同的特殊环境中磨炼出了惊人的毅力。这种毅力不仅仅是吃苦耐劳，更是一种经得起打击甚至摧残的精神境界，一种处于劣境下仍然奋发向上的人生意志。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非凡年代所铸造出来的韧劲十足的性格和群体的凝聚力，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亲身感受了中国底层社会生活的艰辛和矛盾，从而使他们最了解中国国情，不会再盲从某些政治口号，也不会再屈从某些政治压力，这一切成为了这一代人独有的宝贵财富。

采访：
　　闵维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特殊的一代人，所以我想，我们有很特殊的历史使命，每一代人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都有他自己应负的责任。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应负的责任，像我们在文化革命以前接受了那种可以说净化灵魂的教育。那个时候，我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真是有一种非常纯真的理想。上公共汽车的时候，你就愿意把座位让出来，看到一位年纪好像不是很大的人，你也要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他。学雷锋、学习毛主席的着作，这些是一种非常真诚的、净化灵魂的教育。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仍然是一种令人怀念的理想主义精神。从一种真诚的信仰，真诚的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所追求的那种发展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然后就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场运动，又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郑文斗：“我觉得我们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命运几乎差不多，该经历的不该经历的都经历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的变化、折腾，我们都经历过来了，包括我们企业的发展也和我们国家这些年来改革的变化与起伏变化基本上同样差不多，经历的过程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命运还是和整个国家的(命运)在一条线，一条磨，基本上是同样的一个经历。”

（画面：礼花怒放、“老三届”少年时的照片、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红卫兵步行串联）

解说：
　　中国“老三届”性格的形成，从政治上来说，应该是领导中国二十七年之久的伟人毛泽东塑造的结果。这位年轻时留着长发，以造反着称于世、以打破旧秩序为生命惟一原动力的职业革命家和诗人刻意以他的人生模式培养着一代他理想中的新人。他要求“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老三届”便在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下乡去收割麦；他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老三届”便函以毛泽东式的“造反有理”精神介入社会，揪斗老师、校长、市长、省长以至于国家主席和一切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人物；他在一个深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老三届”几乎全体成为农民，只有一小部分去做工或当兵。毛泽东的批判精神和浪漫主义色彩深深感染和激励着这一代人，使他们在很长时期内真诚地信奉和敬仰他的某些观念。

采访:
　　钟秋：“对于那样的经历，其中最可宝贵的就是我们的热情，我们的理想主义。我记得有一个知青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诗意和理想将终身缠绕着我们。”他说得非常好。我觉得有这样一种感受。有这样一种热情，对我们来说是一笔非常宝贵的人生财富。人们常常谈到什么是幸福？我认为幸福是一种感受，一种对人生的感受。当我们经历了那样多的事情，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包括一些错误，我们现在成熟了，我们有那样多的感受，那样丰富的人生经历、人生感受，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笔非常丰富的人生财富，那么我感到我是幸福的。”
　　竹林：“当时我们的这种下乡上山，不管怎么说，还是抱有一种很美好的愿望、一种理想、一种热情去的，那么这种热情、这种理想，我想到底这种理想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现在也不能够很简单地就是下一个结论：你当时的理想、你的目的就是错误的。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地说。当时我们想到的是有一种终极的理想，要实现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人类。现在也许可能有人觉得很可笑，但是我觉得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理想本身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错误，而且这种热情也还是很可贵的。所以我后来在80年代中期我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代知青下乡去追求人生价值，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足迹。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理想。不管他这个理想你后人看起来怎么样评价，但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我现在还是一直这样的想法。”

（画面：简陋的农户、留在农村的女知青、下岗的“老三届”在卖报纸）

解说：
　　中国“老三届”是背负着沉重十字架的一代人，尽管上帝在他们心中已经由毛泽东变为了人民，但他们的内疚感仍然不会消失。他们永远在替父辈、替自己，甚至替后代偿还债务。于是,他们身上有一股涂抹不掉的悲剧色彩。他们自嘲：该懂事时闹“文革”，该学习时去插队，该成家时晚婚晚恋，人到中年又要下岗。但是，无论面对任何逆境，他们始终不会自暴自弃，不会怨天尤人。责任感、义务感、自强自立构成了他们终生的生活原则。

采访：
　　杨卫：“他们在社会上往往处境不是很顺，但是他们有一点是非常共同的，他们干什么事情都是不折不挠的，是有一股韧劲的。我自己是搞断裂力学的，就是要研究材料怎么能够韧一些。所以我想，“老三届”这一代人就有点像很抗断裂的特殊的材料，那么他们在成长中所遇到的许许多多事情，也为他们今后的发展为他们今后的做人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秦天行：“现在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叫作发扬“老三届”的精神。那么究竟什么是“老三届”的精神？这个“老三届”是我们国家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这批年轻人依然是痴心不改，他们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一条，就是他们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对工人、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广大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工人和农民的一员。第三。就是他们愈受挫愈奋斗，有着一种顽强的拼搏精神。在这样一个新的时期，我觉得这种“老三届”精神它还是非常珍贵的，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画面：大字报、知青漫画、村落）

采访:
　　翁敏华：“我觉得在老与不老之间正是我们今天“老三届”的真实写照，你说老吧也不老，你说不老也已经有一定的年纪。我是1949年生人，5月25日很巧，上海解放的那一天。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我这个生日的选择是解放前的日子一天也不想过，解放后的日子一天也不想少过。”这是专门的一种选择了。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和新中国同龄，“老三届”在各个单位其实是顶梁柱，承上启下，起的作用不可忽视的。我们这些人我觉得有一种“老三届”的精神，那就是打不死，就是锲而不舍。”

解说：
　　中国“老三届”即将和共和国一道迈入一个新的世纪，回忆着戴红领巾的童年，戴红袖章的少年。挥锄、抡锤、扛枪的青年时代。在人到中年的今天。他们有理由感慨万千。他们曾怀着童真的梦唱出一首《再过十年》的歌。而他们却没有预见到一个十年后中国所发生的动荡和变化。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坚信无疑的。那就是:“老三届”永远做历史的主人！(歌曲《再过十年》)

采访：
　　危大苏：“不要讲无怨无悔，也不要讲什么青春无悔。我们的青春有悔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青春又值得歌颂的更多。因为我们没有在那种荒唐中间，没有在那种风雨中间垮下去，我们顽强地顶着，而且在现在默默地(奉献)。我常常说，从千家万户中走出来是一个知青。我们有时候活动，我们有时候去唱歌跳舞，去慰问下岗职工。去到底下自己第二故乡去演出。但是一回来，我们又回到千家万户中间，就是这样一代人默默地撑起了这个共和国的大厦。”

（片尾曲《我们这一辈》）

我们这一辈

和共和国同年岁

有父母老小

有兄弟姐妹

我们这一辈

和共和国同年岁

上山练过腿

下乡练过背

我们这一辈

学会了忍耐

理解了后悔

酸甜苦辣酿的酒

不知喝了多少杯

嗨呦

我们这一辈

和共和国同年岁

熬尽了苦心

交足了学费

我们这一辈

真正地尝到了做人的滋味

真正地尝到了做人的滋味

人生无悔



第二集 震撼世界的年代


中国“老三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暴力行为仅仅用盲目崇拜、青春冲动、破坏欲膨胀、对旧秩序憎恶、对法律蔑视、对社会一部分人敌视来解释是不全面的，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在历史大环境的作用下超越了革命的本来意义蜕变为一种对民族的罪责。

（画面：******、人民日报社论、群众大会会场）

解说：
　　毫无疑问，公元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场数以亿计的人所直接参与的、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使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中国“老三届”正是这场延续了十年的人类大动乱初始阶段的急先锋，他们自称为新一代造反者和“毛泽东的红色卫兵”。

采访：
徐浩渊：“在脑子里能够使他(们)兴奋的事情就是革命，全是那些革命图景，而且好像似乎确实有些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因为在文化革命前，在毛要发动这场运动前，已经开始发动批判“三家村”，种种东西(标志)前奏曲都开始了，所以小孩儿感到特别兴奋，在教室里上课已经很不安稳了。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有一个小孩强烈要求自己要组织自己的组织，一看“ 造反精神万岁”，毛泽东也高兴了，所以他一来支持，孩子们更不得了了，只有毛主席才懂我们，你看看这可对了。孩子们高兴了，打了两个月反革命，一下子翻过来，整个就刹不住了。”

（画面：中共中央会议、毛泽东、林彪在******接见红卫兵）

解说：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在中国“老三届”的记忆中是永远不会失却的，而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所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的话，再加上他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则使整整一代对“和平演变”有着强烈恐惧症的虔诚少年陷入疯狂。直到许多年以后，他们才明白这种行为不但在毁灭着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同时也在毁灭着自己。但是，即便当时他们中有清醒者，有良知的本能萌生，也是无法中止这一切的，因为在这场历史的偶然事件中有着太多的必然因素。

采访：
郭永军：“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首(红卫兵)组歌，其中也有错误的地方，比如说什么打倒刘邓这样的话也有。我觉得那是出于我们自己政治上的一种幼稚，今天可以冷静地来分析。但是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我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我始终认为是革命的人，我们是抱着这种心情参加这场我们也没有预料到，我们也不知怎么发展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包括我们当时喊的一些错误的口号，也都融入到红卫兵组歌中。我觉得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管它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的，(它)是当时我们自己真实思想和真实感情的一种表露。”
钟秋：“‘文革’一开始，(我们)就以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去响应当时毛主席的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当时是真诚的、全身心的去投入那样一场革命。我们十三个人组成了一支长征队，做了一面红旗，叫“女红卫兵长征队”，提着两盏马灯，几把砍刀，打着绑腿，背着行李，就上路了。我们的长征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也是很大的锻炼和考验。”
骆苗：“从现在回过头来看，从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当时的所作所为，可能是不可理解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可当时确实是付出过，确实是用真诚的感情来对待了自己那一段人生。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是积累了很重要的一笔财富。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否认你经过的这一段人生，没有这一段，你的人生就缺了一块，历史不能割断。”

（画面：街头拆除有封、资、修色彩的招牌）

解说：
　　中国“老三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暴力行动仅仅用盲目崇拜、青春冲动、破坏欲膨胀、对旧秩序憎恶、对法律蔑视、对社会一部分人敌视来解释是不全面的，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在历史大环境的作用下超越了革命的本来意义蜕变为一种对民族的罪责。

采访：
徐浩渊：“(受许多)革命理论的宣传，他可要表现革命了，这种东西很容易就被推到一种极端，变成一种行为的暴力。师大女附中卞中云校长在8月被打死了，她的丈夫王京遥老人头发都白了，他拿着这些东西，特别不能理解，问了一句：‘我就不明白这些孩子,我等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一个孩子走过来,跟我说一声对不起？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是错了吗？这些打人的孩子，当时也就十八岁，我相信他们心里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非常非常难过。今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我的反思》，把这一段情况又说了一下。文章公开发表以后，就接到了从美国、从中国、从欧洲好多当年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打来的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哭，说他们从来就说不清楚这一段是怎么回事。’”
印红标：“我们自己参与的人也是有自己的过错，当然,大多数中学生都是未成年人。但是,我想作为“老三届”人来讲自己应该有个清醒的看法。对于日本人来讲重要的是接受侵华战争的教训，他不接受这个教训，就很难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那么，文化革命是对中国人的一场内乱。如果中国人不能接受这个教训，也难免再出现动乱。我相信，“老三届”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但是,“老三届”有责任把犯错误的教训告诉下一代，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画面：北京群众示威大会、世界各国革命斗争、美军空袭越南）

解说：
积极参与国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老三届”还试图把革命理想与对人类的责任感向国外输出，他们牢记毛泽东的一段表达了其宏愿的教诲：“你们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在他们心中，除了中国、北朝鲜、北越、古巴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外，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生活在被侮辱、被损害、被压榨、被剥削的水深火热之中，需要由他们去解救，从而实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推断。而这段绝大多数年轻一代毫不知晓的历史正在被一个年轻军官开掘出来,并公布于众。

采访：
　　纪晓松：“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建国以后一段不平常的历史，或者客观地看是一段很悲惨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老三届)对自己在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这种事，这种行动，他们那种认同的价值，深深感染了我。我们这一代人来看那一代，我觉得，这一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代人，尤其是我书中几个人公,他们与电影电视中的打砸抢不一样。”

（画面：纪念会）

解说：
　　1997年l月19日，一群人聚到了一起，为了一个在三十年前被美国空军炸死的人举行了首次纪念会。这个死去的人就是文化革命中偷越边境投身抗美援越战斗的“老三届”中的一员赵建军。

采访：
　　孙晋文：“建军，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你的英雄事迹一没有登报，二没有广播，只是在我们空军的史书中有了一个小小的记载。但愿这个小小的记载，能够同其他英雄人物一样，成为我军前进中的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
　　武热河：“我们当时作为中学生“老三届”，都积极参加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毛主席在“8.18” 接见了我们以后，我们都感到心里很激动，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可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又在学校斗老师，和我们想象的革命不一样。我们想的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到越南去参加战斗，这样来搞革命，我们这个行动应该说是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种背叛，一种反动。”
　　孙智忠：“我们这个思想基础有了，(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这种机会，而且主席当年(讲过)“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们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上，对照了越南南方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感到作为一个红卫兵战士，应该把一切献给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李小倩：“跟美帝国主义打仗，我们这样做觉得过去以后还能对社会有一点贡献。那时候，热河他们提出到南方去做妇女工作，缺女同志。这个事情一提出来，我虽然没有他们考虑那么多，但是一说这个我就很激动，因为那时我还很年轻，觉得这是一条正路，所以二话没说，也没跟家里讲，跟着热河他们就走了。”


（画面：炮战、空袭、一群中国人在越南公墓）

解说：
　　在那场公开的越南战争中，有着一批不公开的中国人将自己的生命和理想永远地埋葬于异国他乡，形成了无字墓碑群这样一道奇异的风景线。直到1997年清明节，《人民日报》才公开披露中国人在越战后首次到这片墓地祭奠的消息。这批人就是偷越国境的红卫兵赵建军的亲朋好友，他们用死者的诗谱写的歌曲来缅怀生者与死者共同的、无法诉说的青春和悲壮。


（画面：缅甸山林、公开信）

解说：
　　在缅甸的丛林中，曾经活跃着一批至今仍无法统计出准确数字的中国“老三届”。第一个越过边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是昆明红卫兵梁晓军，而最后一个正式脱离暴力革命队伍并归国的中国红卫兵是吴庭正，以缅共名义向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发出给毛泽东唁电的就是他。在一封以四十七名准备越境投身枪林弹雨之中的人给一个战友的信中，他们以“牺牲换人类幸福,革命乃吾辈生涯”的诗句来张扬自己“世界一片红”的坚定信念。

采访：
　　梁晓军：“当时过(边境)的第一个就是我。因为父辈也是一生干革命，我过去的时候父亲还没有解放，为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不辜负父辈，我们还是要革命到底，还是要共同走上这条路。我十七岁生日是在缅甸过的，(是)4月2日，6月21日我就负伤了。我们经受了那么一段磨难，这段经历现在没有任何人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机会来经历了，所以我们对我们这一段是很珍惜的。不管社会上怎么看我们，国家、政府怎么看我们，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这段走得对，没有错，给我们以锻炼，给我们今后生活的道路提供了很好的锻炼和教材。”
　　林东海：“我们下去以后还有一颗火热的心，总觉得年轻人总要有抱负。特别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那种思潮下，支援世界革命，搞世界一片红，这是很自然的。当时都有这种想法，抱负还没有实现，总觉得想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刚好有这个机遇，也就毅然跨过(边境)去了。但作为个人的思想，想用充分行动证实自己。”
　　吴庭正：“以前“解放牌”的思想、理想主要就是有世界一片红，解放全人类，这个思想处于单纯的搞革命的思想。这一批人到了国，,打仗非常玩命。后来我看了越战(影片)，这伙人不比那些差。我们几个战友之间是可以抵命的，为了他可以把自己的命抵上，这是整体的观念，还有比较单纯的革命理想。有时候翻翻十几岁的日记，看起来非常可笑，可那时候就是那么真诚。解放全人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做一个非常伟大、最可爱的一个人。”

（画面：签字仪式）

解说：
有些至今还留在缅甸的中国红卫兵们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面貌，如谢斌，他今夭的身份是缅甸联邦的官员、商人和地方武装的首脑。

采访：
　　谢斌：“当时出去参加缅甸共产党的时候，想的是参加世界革命，受了一些中国革命传统教育，所以才到那边去。在这中间参加战斗次数比较多，可以说身经百仗，有上千仗了，大小战斗参加得记不清楚了。我自己本身负过四次伤，从头到脚都是。有一个北京(兵)， 当时北京搞数学比赛第二名，这些同志牺牲了，我们心里很难过。从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对这些东西看得比较清楚了，一个国家革命不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只靠搞输出，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体会就深一点。”
　　周培：“我们回来以后，通过外办政审，算作国际支左的退伍战士。”
　　梁晓军：“我们的思想是双重的，不但为了我们中国国内，在缅甸我们流血战斗过的地区，我们还愿意为他们作点贡献。我们十六七岁过去，二十几岁才回来，我们整个最精华的年代已经留在那里了。他们愿意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形象，在银幕上能看到我们，在书里面能够看到我们，但是为什么出不来，看不到，他们不理解。”
　　林东海：“关于这段经历的是与否，对与错，我想现在我们也不好评价，随着历史的推移，将来总有一天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评价。”

（画面：纪念册、红卫兵合影、林彪讲话）

解说：
　　时至今日，中国“老三届”已经是中年人，但他们依然不为真诚而懊悔，也不为少年时代的荒唐而沮丧。他们绝不否认那必然成为人生经历组成部分的年代，他们有时宁愿永久地背负着灵魂的十字架。而实际上，生命的困惑又无时不在缠绕着他们，因为他们的重要体验尽管长久地被作为个体的存在所肯定，但又毫不留情地被打上历史烙印的事实，被穿越过灾难黑洞的全体所否定！

采访：
　　甘铁生：“我们受了十七年的教育，小时候就唱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接着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毛泽东讲的。十七年的教育，血液里完全融合了共产主义信念。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能一呼百应，(因为)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我由于是清华附中的，就非常能理解红卫兵为什么能在中学产生，而不在大学诞生。就是中学生没有经过1957年反右(等)所谓运动，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再加上革命传统教育，使得自己已经有一种特别饱满的革命锐气，一种特别强烈的批判精神。”
　　严彬：“一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就是打砸抢分子，或者是什么不好的人，当时是对主席、国家那种热爱，一种热血，这个东西不要否认。”
　　李冬民：“我觉得现在回忆，谈这个问题，可以更冷静、更系统地来看一看。从这些中学生来讲，当年都是满腔热情，特别是在最初，1966年到1967年这一段。大家的思想围绕着政治谈的比较多，其他的从利益上和个人前途考虑得并不是很多。从他们往前、往后，我觉得可能没有他们成系统地那样受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抱负在年轻时是比较纯真，也为此做了一定的努力，再以后就分化了。但不管怎么样分化，他们的特征和特点，当时就是60年代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对他们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集中的表现。”
　　郑佳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一段时间之内我都想不通。我们当时抱着很虔诚的态度，三忠于、四无限，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到后来我们都变成错的了，我们作为年轻人，到底错在哪儿？我当时有一种被欺编了、被侮辱了的感觉。但是后来经过慢慢冷静的思考，如果我们只是陷于个人得失这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也想不通。当时我们的热忱和虔诚里面机会主义东西太多，我们如果真正当初是热忱的、是虔诚的、是为民族、为国家、为老百姓的。那么现在既然对了，为什么不承认自己过去不管谁给你带来的所失不管是谁造成你的这种痛苦和错误，这些东西都应该能够丢掉。”

（画面：成片的毛主席像章、歌声）

采访：
　　谢大毛：“不管怎么说，这个东西是文物，三十年前的文物。小时候咱们上学时，老师或父母亲给咱们讲长征时候的故事和抗日时候的故事。三几年(到)六几年，也就是三十年。现在一想，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到现在，也是三十多年啊。（插话：他干这个投资了，还借了别人的钱，把别人的钱还了以后，我们本身不是要拿这个倒出去来赚钱，要留下来，作为一个历史材料，也是文物）将来国家能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都是文献，现在都扔了，卖破烂了，没有了，以后研究就没有真实材料了。”

（画面：红卫兵汇聚******广场、毛主席走向红卫兵、红卫兵照片）

解说：
　　作为有过红卫兵经历的谢大毛来讲,收集毛主席像章并非仅仅是一种时髦的文化消遣，这其中更有着一种无法摆脱的“文革”情结。更准确地说，这是中国“老三届”无法摆脱的“文革”情结在他身上的突出体现。这是一种想去忏悔，又忧虑触碰社会伤疤；想去否定，又惧怕丧失个人经历；想去记忆，又惟恐引起集体梦魇的复杂情感导致的死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绝不会用谎言书写历史，同样也不会用“真诚”二字来为文化大革命披上美丽的外衣，他们将不停地反思下去，直到获得人类和历史的认同，直到那死结被彻底解开。



第三集　不惑之年的沉思

中国“老三届”当然不会用真实的记忆来伪造历史,他们也不想用革命动机的纯洁性来粉饰亲手铸下的灾难。因而，他们才有勇气在检讨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盲从，批判自己不成熟年代的荒唐之外，对于本能地反抗黑暗政治、剥夺极权者利益等一系列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举措从不懊悔和自责，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从中发现了新时代的曙光正在到来。

（画面：红卫兵的海洋、毛泽东、林彪检阅红卫兵、江青演讲）

解说：
　　即使在最疯狂的年代，中国“老三届”中的一批人也没有放弃怀疑的权利，也许当时他们还没有以世界发展和文明进程作为思想的参照，但纯粹以客观审视来评判世事的态度已属难能可贵。“文革”初期传遍大江南北的“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拜倒茶花女”的诗句就是“老三届”人沉思的结晶。

采访：
　　徐浩渊：“我在文化革命中住了两次监狱,一次是1968年的夏天,一次是打倒“四人帮”以前,1976年5月,直接的原因是我写了一首诗,叫作《满江青》。陈毅元帅是我心里在老一代人中最尊敬的一个伯伯,特别正派,给中国人民做了好这么多好事情,他怎么能被(江青)这么一个坏女人斗争?这我简直完全不能接受,当时特别愤怒,就发泄自己愤怒的情绪。我也没想传播它,只是一个个人发泄.因为符合了当时好多人的情绪,就一下子传得全国到处是。1967年的事,1968年开始调查,有人来问我,我跟他实说就是我写的,不久就把我抓起来了。我相信这些丑恶的东西最后还是不行,还是要消灭掉。可能我也不行了,可能我也被他们杀掉了。但是最后我不相信,这么一个国家被这么邪恶的东西,而且水平如此之低的邪恶的东西最后给战胜了？不可能相信这些东西.到最后也就验证了(我的想法),打倒“四人帮”后,老百姓有多高兴。”

（画面：“文革”时期报纸、《出身论》文章）

解说：
　　“文革”初期被作为异样声音推出并广泛流传的文章《出身论》尽管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种以牺牲为代价发出的正义呐喊。

采访：
　　刘国荃：“对我后半生影响很大的几个事,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很好的师长、兄长遇罗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写《出身论》，被当时“四人帮”的爪牙谢富治枪决了。枪决他以后,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非常难过,我觉得非常不公平,而且觉得那种压抑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也可能因为用当时的话讲我的出身也是不好的,可是我觉得遇罗克的《 出身论》写的恰恰是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正常要求。人的思想意识不是由出身决定的,是由后天,特别是社会给他以影响,他们世界观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所以我当时很想写一首诗纪念他,但是我想不出更多的话,我只写出了一句：‘你把带血的头颅放到生命的天平上,使我们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我觉得他的死对我的震动和对我思想上、对社会上的一些认识和觉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画面：林彪讲话、毛泽东在列车上、林彪被烧焦的尸体）

解说：
　　1971年9月13日，已经在中共九大上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与儿子林立果等亲信乘三叉戟飞机摔死在蒙古沙漠上，这使得中国“老三届”在与世人共同震惊之余有了进一步的醒悟。

采访：
　　闵维方：“对于政治问题，对于国家发展的思考，究竟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什么间题？文化大革命中在不断地思考，内心世界所经历的复杂过程，我想如果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难理解的。一次一次的运动，比如林彪事件，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但又)必须理解它、去消化它。去重新认识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这些问题，这使得我们更成熟，这使得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更成熟，使我们的思想更深沉。”
　　印红标：“‘老三届’这一代人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曾经是文化革命热烈的拥护者和参加者，到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到1976年清明节的时候，那时候“老三届”中的主流思想整个转过来了，变成是批判文化大革命，是批判江青、“四人帮”。那些人的这种转变，就我知道有时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当时接受那些“左”的东西，接受文化革命的主流思想时是很真诚的，后来发现和现实有矛盾的时候，到底是坚持哪一个？这个痛苦的转变过程，对于大多数知识青年来讲是在文化革命没结束之前就完成了，所以才有了1976年清明节时的时候那么大的群众对“四人帮”的抗议行动。”

（画面：******广场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恩来，花圈、诗歌和文章）

解说：
　　在中国现代史上，******前有过许多次的群众聚会，其中一部分甚至是历史的见证。而1976年4月5日******与其说是对周恩来的怀念，倒不如说是当代中国人又一次本能地、自发地对极权政治的大规模抗议。这次波及全国的行动中，中国“老三届”又充当了急先锋，这应该不是1966年红卫兵运动的惯性所致。但他们固有的对民族的责任感、对人类的义务感、对政治活动的先天热情依然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全国上下所熟知的“人民总理人民爱”，“扬眉剑出鞘”等文章、诗歌均是出自于“老三届”之手，事件发生后被当局逮捕的所谓反革命中的相当多数也是这一代人。当时郑州二七广场贴出的一首署名“钟声”的悼总理长诗，刺中了统治者的痛处,作者就是原郑大附中的三名学生。

采访：
　　黎子正：“我们回忆当时二十五六岁，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我们的小孩也提这个问题。当时这首诗写出来以后，影响更大一些，情绪更强烈，语气更肯定。这样当时就把我们定为反革命，反革命大字报，就把我们三个人都抓起来了。我们当时还有一个信念，这件事情我们没有错，哪怕就是关我们十年二十年，就像杨春林当时说的，咱就像谭嗣同那样流血牺牲，早晚有一天会给我们平反，历史会承认我们是正确的，民族会承认我们，这一点我们当时是很有信心的。”

（画面：首都人民庆祝粉碎“四人帮”集会、冰河开化、宫墙映雪）

解说：
　　经过深刻反醒和严酷自我批判的一代人，必然地会继续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们所放弃的只是幼稚和盲从，而不会中止的是对人民大众的忠诚。曾经在文化革命中担任过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长的李冬民，在1977年寒冷的岁初，带人率先在长安街贴出了为“******”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反对两个“凡是”的标语。

采访：
　　李冬民：“在“四五”事件当中来表现人民的意志，再现党的正确的主流这方面，我觉得冲锋陷阵的还是这一代人，是他们最早做出一种正确的反应，也是一种积极的反应，而且他们是最早的先声。粉碎“四人帮”以后，逐步开始对“文革”反思。在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上，我们也是走在前面的。我自己本人是在1977年1月份，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表达了我们这种愿望。走上长安街，走上大街，用大标语、大字报表达了我们这种愿望。要给“******”平反，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对毛的一些事情正确的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要否定。
　　张锡民：在党和国家一些重大历史时刻，包括邓小平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积极支持他起来的，可以说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这一代人还是站在潮流的前头。”

（画面：惊涛拍岸）

解说：
　　对于中国“老三届”来说，大彻大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但他们敢于探索、敢于实践、敢于修正自己错误的强烈意识普遍存在，这必将导致他们走上一条真正符合人民意愿，真正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想之路。

采访：
　　徐浩渊：“要看书，大家要一块讨论问题，谈天说地，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哲学的，这些东西看得比较多，(还有)经济学的，反正是要念，谁的讨论会我都愿意去。我大概思想变化得比较早，在1966年底的时候，由于一些复杂的、其他的思想变化，看到遇罗克那个东西。我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挺支持“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的，可是我到乡下去看到农民生活得那么苦，又看了遇罗克写的《 出身论》以后，我的一个感觉是别人眼里的世界跟我不一样。出身不好的孩子在过去的十七年里精神上受到很多痛苦，受到比我们更多的压抑，所以我就企图去了解他们。讨论会不管是哪个派别开的，我一定去，我知道我的思想不会被大家所接受，但是暗示，暗示当时那种翻“忠”字的举动是很愚蠢的，不对头，很机械化，人的积极性这样根本就不能发动起来，得变着法的说。所以大家一再讨论社会问题，中国往哪儿去？应该怎么弄？大寨的路行不行？大寨的路显然是不行了。”
　　印红标：“很多同学都谈到，上山下乡以后，刚开始是努力地去动员贫下中农搞天天读，去读报纸，去贯彻当时“左”的路线，后来发现贯彻不下去。到基层以后发现很多问题，就重新思考，对当时批判的“三自一包”，后来我们的责任制都有了重新的认识，对人民公社化运动有了自己批判性的认识。比如我们在工厂的时候，就曾经讨论过奖金制度的作用是好还是不好，还有物质刺激原则、物质利益原则等等，都曾经讨论过，读过很多书。在讨论的过程中，很多青年还因为思想的问题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这有不少。对文化革命的重新认识也有，这方面的活动曾经是很活跃的。”

（画面：冰河、探讨“老三届”的文章）

解说：
　　他们应该属于坚冰下的潜流，随着官方正统的文化革命理论失去光泽，更为关键的是这一代人曾奉为生命的某种信仰在他们心中崩溃，他们在批判社会的同时进一步剖析自我，用以为自己寻找新的信仰支撑点和思想坐标。从而，他们获得了心灵的解放和业已成熟的理想自由。

采访：
　　叶淑珊：“有人问我，文化大革命很多人都(认为)是伤痕文学，好像都是有多少苦，多少怨言，把我们的功课都耽误了，把我们的学习都耽误了，我们这一辈子都被埋没了。我觉得完全不是，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惰性，这个惰性就是上边告诉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爸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有一点是不能抹杀的，我们这一代人，“老三届”的学生学到一个没有一个人能拿走的东西，就是敢说、敢思想、敢疑问。所以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一个武器，一个思维的武器。”
　　钟秋：“我在课堂上当代文学，十年“文革”我也并不回避，我用了很多篇幅讲十年“文革”。有时候还脱离文学，就是讲“文革”的背景，同时我也讲当时“文革”的地下文学。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应该让年轻的一代了解历史。这段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文学是跟社会紧密联系的，不可能回避社会，不可能回避政治问题。我们讲它的时候涉及到很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敢讲的。我作为一个老师，一方面应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应该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还是应该向学生传授真理，我认为是真理的，我要坚持和捍卫，还是要避免偏颇、避免片面，不能对学生产生一种误导。”　

孙天同：“回过头来看待这一段历史，这些人为什么要参加“文革”，并不是当时对毛主席一味地崇拜，不是这个原因。你求得自身的解放，别人一号召为什么就能起来，这并不是一味地盲从才干这个事情。”
　　赵树森：“在邪恶势力面前，在黑暗势力面前，不合作可以，各走各的路可以，低头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这种阅历，没有这种风云，要体验关先生那“我是那一粒砸不烂、煮不熟、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是不可能的)。关先生在他认为比较黑暗那样一种状态下发出这样一种体会也好，感叹也好，有过阅历的一些朋友们会有这种体会，而且会把这种阅历变为一种武器。”

（画面：红卫兵旗帜、红卫兵队伍、******广场、中共中央文件）

解说：
　　中国“老三届”当然不会用真实的记忆来伪造历史，他们也不想用革命动机的纯洁性来粉饰亲手铸下的灾难。因而，他们才有勇气在检讨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盲从，批判自己不成熟年代的荒唐之外，对于本能地反抗黑暗政治，剥夺极权者利益等一系列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举措从不懊悔和自责。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从中发现了新时代的曙光正在到来。

采访：
　　黎子正：“我们不后悔，做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实际上换了别人，过了几十年、几百年，我们的民族又出了什么问题，还会出现这样的人，还是要为这个民族呐喊。有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的关注，这个好像是当时那个时代给我们的一种精神，打下了烙印，什么时候都抹不掉。我现在一天到晚都为国家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操心，有时候我这个方面的议论多于对医学的议论，现在我搞的医学。”
　　郑佳明：“文化大革命中央有结论，老百姓也有共识，从它的客观效果并不好，动机上应该说里面有好的部分，它要铲除修正主义的温床。按现在的话说，要解决腐败问题。但客观上效果不好，效果不好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主观和客观分离了。我们真正用科学的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一代人，对待这一段历史，对待我们的是非得失，我觉得是应该能够把过去这一段历史变成今后往前去的一种财富，一种基础，一种力量。”

郑秋：“我觉得这样一段经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我们是和国家、是和民族共同走过来这样一段路程。我们的国家经过这样的曲折，现在成熟起来了，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轨道，我们自己也经过这样一段坎坷的经历，从中汲取了很多人生经验教训，自己也成熟起来了。”

印红标：“实际上，文化革命对于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它开始是一场内乱，后来人们接受这个教训，才开始走上改革的道路，所以文化革命的教训是改革的起点。”
　　徐浩渊：“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有机的联系，不是在那个时候有这么一段把传统的好多思想给破坏掉的过程，也难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它们连不起来。而且对这一批人，就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文化革命中所谓的红卫兵，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批人还是洪水猛兽，还是破坏性最强的一批人，而且以后还有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恰恰相反，就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些人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稳定的支柱，因为他们受了这么多苦难，经过了这么多动乱以后，绝对不希望这个国家再这么乱，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经受这样的苦难了。而且他们也长大了，在乱中、在苦难中长大了，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了，愿意造一个非常和平、安稳的环境了。”
　　苏荣：“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我一个，是我们真正的一代人。(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毁于斯，也成于斯。我就想谈谈这个，毁于文化大革命，也成于文化大革命。确实我们正在上学的年龄，突然学校的大门关闭，那种痛苦我想没有经过“文革”的人是绝对体验不出来的。但是，我们又确实成于文化大革命。就是说在经过了痛心的、艰苦的磨炼，经过了许多对事物的再认识，这一代人都是比较成熟的。”
　　田雁宁：“(经过了)彻底的大破坏和大认识，没有“文革”就没有邓小平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没有“文革”，邓小平就不会在江西思索这么多中国的问题，也就没有今天，不会出现一个改革家。所以“文革”对邓小平来说，是他一次机遇，“文革”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来讲,对中国政权来讲，都是一次很好的反思，大破坏、大反思、也是大革命。”

（画面：邓小平接受记者采访，毛泽东、林彪、江青与红卫兵在一起，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集会）

解说：
　　时至世纪末，即便是最极端的红卫兵领袖们，也不再反对“文化革命是人类一大灾难”的说法。“老三届”中的思想者，甚至还会自觉地将此时期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相提并论。但同时，，，，他们经过深刻沉思所得出的“文化革命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催化剂”这一结论正在被相当多数的人认同。可以预见，经过十年动乱和苦难而被激发出来的改革热情必将影响中国“老三届”整个后半生，并促使他们竭尽全力地推动中国的发展和历史的车轮。





第四集 时代不能选择



可以肯定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老三届”可以谈论到下个世纪并注定影响他们一生乃至下一代的独特经历，对此经历，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和认识。
（画面：报纸、北京火车站挤满上山下乡的人群、码头）

解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发布的这段“最高指示”。使三千万以上太中小城市的中学生加入到被称为人类史中最大的一次迂徒行动，而其中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是中国“老三届”。可以肯定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老三届”可以谈论到下个世纪并注定影响他们一生乃至下一代的独特经历，对此经历，他们有著截然不同的体验和认识。

采访：

朱安妮：“我觉得下农村也好，进工厂、当兵（也好），这一段经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是上帝善待我们，确实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彭永臣：“应该说还是有悔的，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来看，我觉得悔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就是造成了生产力的闲置。因为大量的有志青年在那个阶段去做一些很筒单的劳动，按马克思的说法，我们修地球的工作都是简单劳动，生产力的浪费是很大的。由此而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的人材断档，第三个就个人来讲就是学业荒废了。”

赵树森：：“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觉得，“文革”也好，上山下乡也好，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种千载难逢的锻炼。如果要没有这种机会，可能我们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说做大事，连见大事也见不到。这种对政治眼光的开拓和对中国国情的切身体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都是千载难逢的，实在是很幸运，应浚说是一代幸运人。”


（画面：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在天安门前宣誓）

解说：

任何社会运动对于个人来讲都带有某种强制性。有时是不能躲避的，不管那运动的结果是辉煌还是灾难。因而，面对6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为了革命理想还是无可奈何，上山下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不同的只是主观的差异。

采访：

王自正：“1968年11月20日，一个晚上11点多钟，我只身一人下决心要到内蒙去。我当时学生气很足，就带了一本地图，一个小小的书包。带了简单的一些行李，就登上了火车，一定要参加我们南京知识青年在内蒙参加边疆建设的队伍里去，这么一个洪流里去。当时的热情现在想想可笑，我觉得也确实是当时我自己性格的体现。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目标就矢志不渝地去追求，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讲也是一种锻炼。”

骆 苗：“‘文革’完了以后下农村，这种反差，这种落差很大。像我们第一次刚一到农村就遇到大风、太雨、下雪，非常泥泞（的）道路，大家背着背包，扛着行李，在乡间小路上走，时不时就摔跤。当地农民在旁边+没有任何那种感觉贫下中农是我们的亲人，根本就没有那种感觉。（他们）就完全看笑话，就像看动物园的动物，在那笑。你摔一跤。就哄堂大笑。之后。包括在农村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给我们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群之间的这种矛盾，这种冲突。”

（画面：餐馆、林福达在炒菜）

解说：

为躲避上山下乡的苦难而多次逃港现在则在珠海经营餐馆的林福达这样回忆往事。


采访：

林福达：“（偷）鸡请朋友吃，给（连长）查到了鸡毛，就说一定是我们这个班搞的。各个不敢说，都怕，我就说是我搞的，后来抓去斗。我说现实的，女孩子要回城，要通过连长批的，要通过连长这一关。我那时年龄小，好奇，偷看。两关，一关是连长，一关是团长。我能走就好，当时我也不想什么，也不想结婚，能跑掉就好，跑掉我就最伟大！”

（画面：决心书、座谈会、上山下乡通知书、黄土高原）

解说：

毛泽东曾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论断。揭示了中国落后的关键要素，而几十年后。他却把千万年轻学生送进了农民的怀抱，因而。陷入困惑和盲然是中国“老三届”必然产生的精神状态，在对主流政治产生怀疑的同时，对主流文化的背弃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采访：

任 毅：“1969年5月份，正是收割麦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天不亮就起床。很晚很晚才回去，沉重的劳动已经使我们真是苦不堪言，当天晚上我就在煤油灯下写下了后来那首（知青之歌）。当时我的名字叫怍《我的家乡》，以后，被大家传为《知青之歌》，由于得到大家的共鸣，反映了知识青年的心声，不胫而走，短时间内，最多只有半年时间，传遍了全国，以至美国之音和奠斯科广播电台都广播了。”

（画面：批判《知青之歌》的文章、报道《知青之歌》作者的文章）

解说：

任毅，南京市第五中学高中六八届学生，因为创作了一首知青自己的歌而被当时的政权认为有罪；那时他没有辩解的机会，但他始终也没有认罪，结果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采访：

任 毅：“我从进监狱以后，我就意识到这一点，我可能会坐牢，但不会一辈子坐牢。“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就开始上诉。回想这段历史，好像是在做一场梦。我总觉得我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这-代人，做事比较认真，受过正规教育，（和）个人素质以及自己的心理素质比较好是分不开的。也与当时我们插队农村所经历的那些大风大浪。经历的一些波折（分不开）。（我）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心理承受能力是很强的。”

（画面：任毅唱《知青之歌》、广阔的草原、知青在劳动）

解说：

个人青春年华的流失并不会使整整一代人的经历被时间和空间所淹没，不可选择的时代同样不会使个人的选择失去价值，也许群体的回忆会使生命的意义得以现实的再现。

采访：

王晓梅：“当时成都搞“青春无悔”这个活动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书名和展览的名称都取了这个名字。当然这个名字在现在来说还是比较高昂，当时搞的时候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认为该取这个名字。当然这个展览说来说去知青还是为自己办的，主要是为了怀念自己那个时代的青春，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留下很难忘的回忆，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办的，所以来的知青是最多。”

（画面：知识青年回顾展盛况）

解说：

青春有悔或无悔的争论也许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这一代人确实付出厂自己宝贵的青春。

采访：

王晓梅：“我觉得青春无悔的含义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绝对不赞成上山下乡运动，像这样一种运动是对民族和对国家的毁灭。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间，没有办法的时候，被迫走的一条路中间，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生活情况下，在艰难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种生活的体验，这个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一种财富了。”

（画面：知青在写大批判文章、知青在开批判大会）

解说：

数千万青年学生以永久性插队落户为指导思想离开城市，除了自毁青春外．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心态的破坏也是空前的，它使整个国家发展滞后的代价可能要影响几代人，这是用任何浪漫的想象也无法抹平的民族伤痕。

采访：

王自正：“（在）很好的一些草场、一些良地、山坡上面去开荒，种庄稼，现在看来都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但是我们当时认为牧区学大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第一年我们就去开了几千亩的草场，整个沙化得非常厉害，草场退化得非常厉害，尤其到春季的时候，畜群，牛、羊，特别是牛群，还有马群，成批成批地在沙滩上死掉。我们在那儿做了这些事情，现在我心里觉得对内蒙、第二故乡做的这些事情。我感到非常内疚。”

迟有志：“看同学，说想家，就造成了煽动知青思乡情绪，破坏国家屯垦戍边政策，我就沦落成了现行反革命这种地步。肉体上的痛苦其实还可以忍受，关键是精神上的痛苦。比如说吧，自己一块儿从北京来的同学拿枪看着你这种羞辱。一夜之间和同学这些友谊荡然无存了，这种感觉、精神上的折磨比较痛苦。”

（画面：鲜花在牧场开放）

解说：

社会形态的恶化并没有使人性完全泯灭。知识青年从被认为落后的中国农民那里领略到的关怀和亲情使他们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采访：

李雨芳：很“多描写知青生活的书里描写的环境跟（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那个环境好像充满阳光，农场那些老工人对我们无私的关照，不仅因为海南岛一年四季如春。主要是心里感觉到温暖。”

（画面：草原上的石堆、洒酒于地）

解说：

当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的北京知青周俊伟和他的伙伴曾在一个风雪之夜冻僵于荒野，他们面临死亡之际，被好心的牧民救回蒙古包。虽然后来他离开了草原，但每年仍与妻子女儿回到死里逃生之处，按当地风俗，加上几块石头，洒下几瓶酒水，以示纪念。

（画面：乌苏里江、珍宝岛上的坑道、挺拔的太树）

解说：

乌苏里江、珍宝岛，这里曾牵动中国“老三届”的心灵，即使在插队的岁月，当祖国领土受到侵犯时，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因而，他们今天有权力流泪，有权力感慨。

采访：

任金鸿：“我现在心情特别激动，当时到珍宝岛自己想的就是保卫祖国，没有别的什么想法，我们现在都戴着帽子，看到这照片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都是剃秃了头的。当时就是为了祖国的一寸土地不丢失，豁出去了，该死该活就是他，反正就是为了祖国的土地。现在想起这事就非常激动，现在我回来了，这块土地对于我们过来人还是时刻在心里激荡。”

常空军：“如果说现在回忆北大荒，从我自身来讲，我对北大荒的认识非常深刻，而且也是震撼我心灵的，我一生所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我在北大荒这段生活。那么最代表我生活的就是我参加珍宝岛战役，珍宝岛战争对我一生当中，包括我现在事业也好。性格也好，从珍宝岛以后我这几十年昕走过的路起到很重大作用，对于我性格的形成起到很重大作用。因为我在北大荒时间比较短暂，所以现在让我回想起北大荒来，我觉得对我记忆最深刻的，也是最容易震撼我心灵的。什么时候提到这段事情我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画面：担架队员、知青绐妈妈的信、知青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解说：

不管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不管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当一个人群流向一个陌生地区的时候，其固有的文化形态和文明方式都会被随之带去，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如此。

采访：

黑 明：“头一天上学，就是一个北京知青给我当班主任。他头一天教我们上课，知青就给我印象比较深。因为那时候他们带来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那时候带来的塑料布啊，拖鞋啊，糖啊，我们从小就没有见过的。虽然我那时候小，但也懂事了。北京知青回一趟北京，回来以后围了好多的当地人，他们给讲故事，讲北京的事。知青对陕北的文化、经济真的有很大促进，陕北真的最先知道外面的世界就是北京知青给传过去的。”

王萍萍：“在海南当了十几年老师，现在再回过头来和那些学生关系很融洽。今年过年的时候，电视台的那个学生徐友光，他就说； ‘文化大革命可能对其他的人来说是个灾难，对我来说是个幸运的事。’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文化大革命送来了你们这一批知青老师，让我接触到了文化，读到了书，才得以有今天这个地位。’我觉得他这个话说得好像挺实在，听了他那个话觉得心里也值，这么十几年，感到一种很欣慰，很欣慰的感觉。”

（画面：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光、老知青又回到蒙古包中）

解说：

大批知识青年进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使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得到融通和交流，而虽然数量不多，但不可忽视的知识青年与少数民族通婚的事实使人类繁衍得到了一种意味深长和影响久远的解释。

（画面：斯琴与吴家铎合唱蒙古歌曲）

采访：

斯 琴：“我和家铎认识是在1975年的时候，怎么认识的呢？那时候知青基本上都走了，找工作的找工作，到旗里、县城，都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他自己再苦再累，他都能忍，受再大的委屈。他也能忍受，所以，我心目中他应该是能够靠得住的，所以我就决心嫁给他。”

吴家铎：“浪漫的爱情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没有，共同的就是相互怜悯，为了生存，她不容易，我也不容易，这样就相互地产生了感情。”

斯 琴：“想回南京，你能不能去？你说你不走，那我也不走了。我想，你要走，我肯定会走，我跟你走。我已经跟他生活几年了，我对他已经心中有底，我跟他做事很放心。第二天早上弄车子走的时候。好多人都不敢出来，好像舍不得，在围墙边上偷偷地看。我们走到大队的后边，走了七八十里路以后，当地牧民赶着羊到了路边，拦住车子，哭着走到车子跟前，（说）：‘哎呀，老吴，你不能走啊，舍不得你啊。’（难过得）话都说不出来。”

（画面：知青电影、知青电视剧、知青文学作品）

解说：

人们恰如其分地把中国“老三届”中有过知青经历的一群至今无法摆脱的心态和情绪命名为知青情结，大量脍炙人口的知青小说和影响颇大的知青影视都是知青情结的反映。人的生命之短和人在历史长河中的默默无闻的确使个人难以忘记青春的遭遇，以至于只要有人让那一段历史浮出海面，就会撤起他们心中的波澜。

采访：

王小鹰：“我们做过知青的人这种感情总会有的，对那段历史不管人们怎么评价，我也评价不来，到底好还是不好？反正对我们个人来说，我觉得总归是很重要的一段。我在上海的时候，我和陆星儿两个人写了一部关于老早的“老三届”的知青在现在生活的长篇，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我们就在文艺出版社读书服务部的门口摆了两个桌子，在报纸上登了很小一条消息，也是托朋友帮的。到时候，我们想可能没人来，后来那天一下子来了很多很多“老三届”，我们讲好是下午1点钟开始赠书。到上午十点钟绍兴路上排了很长的队。我们在签名售书的时候，场景是非常感人的。（有人）穷哭，说：“你们终于有人想到为我们‘老三届’写本书了。”然后送很多东西绘我们，人参啊，好像很感谢。 “总算还记得有‘老三届’，有我们。”他说，一直从一点签书签到六点，街上都黑了，把读书服务站书库里的书全都弄完了，（人们）还是不走。”

曾庆喜：“1995年他们找到我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专业出版社能够想到我们知青这一代，拿我们知青的生活，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来比较系统地收集我们知青年代的文化，我感到很幸运。拍摄所到之处，都受到农场的热情接待和热烈欢迎，我们的住、吃都不要钱。其实我是想投资一点，作为感情投资，也是对海南岛一种关怀、一种关心这种感情回去的。随后我们的作品还是比较顺利地，经过合成以后出版了。我们先后在潮州、揭阳、澄海、汕头举行知青歌曲珍藏版<自己的年代>首映式，还是搞得比较隆重的。这个曲子是我创作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很单纯，有一段时间创作了很多曲子，我一共发表了大概有七首。”

张宝贵：“事情不大，但给了我一种特殊的感觉，1970年记得是在山西临县插队，生产队长让我看瓜地。因为每天都跟西瓜和菜瓜打交道，所以很想吃一碗面食。那么一个叫陈百乐的老先生、老头给了我一碗面，实际上我们俩没有特殊的交往，现在我想起来这碗面有多么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当时饥饿，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很普通人对另外一个普通人无目的一种理解和爱，我把这种无目的理解和爱认为是人世间一种永恒的爱，最真实的爱，最最值得推崇的一种爱。所以它就像母亲对孩子的一种爱，因为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回报的一种设定的爱。它可能不是什么高雅艺术，因为我的艺术源于民间，源于传统，所以无可摆脱我的痕迹。（我）一直在模仿传统，但这些造型是创造的。它的文化和精神是源于生活的，所以生活给了我一些特殊的想象能力。下边三个支撑的东西表达我的感情是什么呢？当初成千上万的“老三届”人奔赴了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它又像坚硬的石头。”

（画面：沙漠）

解说：

也许，一个叫肖云的内蒙古知青写下的一段话会让大多数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心绪平衡：我并不认为自己不幸，并不觉得我们那一代人就生不逢时。因为，人无法选择生活本身，但可以选择生活态度。我的青春诚然是在内蒙古的沙漠里度过的，但我年轻的心没有哪一天不是认真的、诚实的，我没有辜负自己的生命。



第五集 需祭奠的年华

面对着用年轻生命拱立起的坟墓，面对着广阔的田野，那些幸运的生者有什么理由不在死者面前跪下呢？中国“老三届”必须要集体地跪下，不是为了某一阶层的人，而是为了一代人被荒废的青春，为了整个人类的一切苦难，也为了他们不可推诿的、曾经犯下的过失。

（画面：无边的田野、清澈的河水）

解说：
中国“老三届”蜂拥而至农村和边疆地区，固然是因被政治模式塑压出来的整体性格所致，然而，人性中永不会泯灭的对大自然的憧憬和童趣也是吸引他们奔赴田野的因素之一。当一些人将年轻的生命永久地留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同时也留下了一代人永不会卸下的十字架。

（画面：金训华宣传画、知青墓前）

解说：
当年被政府推崇为知青典范的金训华是为了到洪水中捞一根木头而献身的，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死亡降临到成百上千知青的身上，从而汇成了一代人的悲壮。

采访：
杨红：“特殊的年代里头，我们一批城市里的少男少女来到这里，荒无人烟的地方，是这些牧民把我们给接纳了，对我们像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对待我们。我这次回来有一种归心似箭的感觉，一是来看看这里的老乡，看看这片可爱的大草原，再就是看望最要好的同学。这个同学和我一个学校出来，来到这里以后又住在一个蒙古包里头。1970年的时候，就在她二十岁生日刚过的时候，一次不幸的事故把她的生命奉献到了这里。我们把她埋在了白音乌拉山的顶上一，白音乌拉山是最富饶美丽的山，因为她最美好青春奉献在这儿，我们就把她埋在最美好的地方，我们这些知青隔几年就来看她一次，为她修修墓，来祭奠她，来寄托我们的哀思。”

（画面：一座又一座知青坟墓、秋天的落叶）
解说：
面对着众多早逝的生命，一个知青这样书长吟：“应当枝繁叶茂的时候却过早地凋落了，布满伤疤的躯干支撑着坍塌天空的一角。”这样的悲叹是必须要被理解的，知识青年景玉海来到北大荒的当年就永远地躺在了黑土地上，如今，他们安葬处没有墓碑，甚至连坟头也几乎找不到了。

采访：
姚河春：“有一次，也就是他牺牲那天，伐了五棵树，结果这五棵树全搭挂了，搭在一棵树上，结果为了摘挂，摘挂，摘一棵就等于五棵或六棵。摘挂的过程当中比较危险，一般人有的还不敢去，但是他为了完成任务就去了，没想到摘挂以后他没躲及，“哗”从上面就落了下来，四棵树落下来了，一下子就把他拍在底下了，当时那树最细的都这么粗，一般粗的都在四十到五十公分的那种大杨树，就给拍底下了。当时都没想到会能出现这种情况，听说以后，特别感到难受，赶紧跑到现场，但是这么粗的树都已经压底下了，他根本说不出话来了。当时他父母来了以后，也没有提出其他条件，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也不允许，也没有提出过多过高的要求，就说：“既然他已经为北大荒做出了贡献，做出牺牲，就让他留在北大荒吧。”为了纪念他们，怀念他们，咱们到这来给他添把土，表示咱们的哀思吧。”

（画面：黄土高原、张大力坟墓、碑文）

解说：
张大力，在陕北插队的知青，当时是一名“赤脚医生”, 为了给农民治病，他夜晚出诊，失足沟崖，不幸身亡。在自发地给他召开追悼会时，一个孕妇为表示哀思，不听劝阻，前来参加，结果在散会回家的路上产下婴儿，当场给婴儿起名继力。与张大力同葬一处的两个女知青是在劳动时突遇雷雨，被闪电击中而死的。

采访：

当地干部：“此时此刻，我们以沉痛的心情悼念原北京市知识青年。”
张大力妹妹：“今天是清明节，我们在这里为长眠在这里的我的最最亲爱的哥哥张大力，我的最亲密的姐妹银淑珍、王艳丽，为他们所建成的知识青年烈士陵园进行落成典礼，为他们扫墓。”

老知青代表：“站在三位战友的墓碑前，我们百感交集，他们短暂的人生在这里被无情地画上了句号。牺牲时，张大力同志年仅二十岁，银淑珍同志、王艳丽同志年仅二十一岁，他们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没有光彩夺目的光环。”

张大力妹妹：“安息吧，我的哥哥，安息吧，我的好姐妹，我们永远永远怀念你。”

（画面：闪电、暴雨、海南知青墓群）

解说：
三十年前海南岛的一场特大洪水，一下子就吞噬二十六名如花似玉的少女的生命。宁可没有壮烈，宁可没有史诗，中国“老三届”也不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代价！

采访：
迟有志：“团里死了好多知青，去了好多知青给他们上坟。他们在坟前哭得死去活来，这种感情太复杂啦。想自己的，想死去的人的，那个场面，我至今不忘。北京台跟了我一个摄像（师），比我们小，不是知青，他一直一路上不理解，（说）: “你们这帮人有毛病吧？这么大老远的，开着车去北大荒。”后来呢？他越拍越明白，最后在我们给知青上坟的时候，他肩上扛着机器，我回头一看，我当时非常感动，他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再拍下去了，他已经泪流满面了，满脸是泪，拍的，知青直往坟上撞，想起那段感情来。”

（画面：茅草屋、冲天大火、知青墓）

解说：
死神对待知识青年是那样的残酷无情。云南省某农场不慎失火，十名女知青被烧死在一间茅草棚中；海南岛黎母山割胶班十三个知青半夜割胶，走进山林后迷了路，再也没有走出来。他们也许可以逃避死亡，但他们无法逃避那个时代，那个和死神一样残酷无情的时代。

采访：
任春魁：“草场着大火，后来要求大家都去打火。当时在宿舍的同学都骑马就过去了。草原的火非常厉害，着起来以后一股热浪就过来了，当时谁也没有特别多的经验。后来马惊了，一下子就从马上掉下来，掉下来以后身上穿的衣服就着了。当时那种场面谁也顾不得谁，当时都在打火，后来有一个男知青等火都基本灭了，火都过了以后，就发现地上有一团东西在烧，是一个人还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后来过去一看，是一个女知青，衣服什么的都烧得很不像样了。当时那个年代思想的禁锢是很多的，其实当时他们说把衣服扒下来就行了，但谁也不敢扒，扒完了以后说你是流氓还是什么东西，男知青不敢扒，眼睁睁看着她，就那么看着烧。现在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在忙，但是知青还是仍然没有忘记你。长眠吧，大家鞠个躬。”

（画面：巨浪翻滚、死去的女知青的遗照）

解说：
1969 年夏天，黄山茶林场遭遇洪水，十一名上海知青为抢救集体财产与洪水进行搏斗，最终沉入水底。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轰轰烈烈又平平凡凡地结束了人世间的生活。他们死得场荡而真诚，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比活着的人幸运：没有懊悔，没有痛苦的自我批判，没有忍受被历史强求忘却过去的屈辱。

（面面：肖柯摘下一朵又一朵鲜艳的花朵）

解说：
肖柯，原北大荒兵团战士，1996年金秋，她回到了生活多年并险些丧身于此的黑土地，心情沉重而又急切地要去看望永远留在这里的同伴。

采访：
肖柯：“跟你们比，我实在算不得什么，我没有什么好献给你们的，只摘了一把野花，把它献在你们的墓前，我会告诉大家，在北大荒这块土地上，曾经有一个忍辱负重的北京姑娘。”

（画面：荒草、女的照片、烈士墓)

解说：
在1969 年抢救一场荒火时，肖柯和同伴李晓军、张梅玲一同倒在火海中，同伴们再也没有站起来，而她在医院里醒过来面对镜子那一刻，无论如何也认不出自己了。那一年，她们二十岁，由于种种原因，在多次有关北大荒知青的展览和出版物上都没有披露这一事件。

采访：
肖柯：“我的同学、朋友张梅玲、李晓军就这样去了，她们同生于1949 年10 月，与我们的共和国同龄。当时，贫农出身的张梅玲荣立二等功，追认共产党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遗憾的是，李晓军却因她的家庭出身，无声无息，她渴望着理解，可理解却不属于她。她静静地长眠于地下，白桦林成为她永恒的背景，她不知道，死后社会是怎样不公正地对待她。”

李晓军父亲：“孩子牺牲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兵团并没有通知我。当然，虽然我处于那个历史条件下，我总是她父亲啊，我根本就不知道。直到她妈妈从东北回来以后，我才知道她苦苦地给我写信。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不太了解，我总感到，孩子是受了我的株连，能够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这是她应该做的。也因为受了我的株连，（她）受了很大的委屈，一拖拖了这么多年。”

李晓军母亲：“心里难过，可又没有泪，有一拨孩子来看我，他们不让我接近。孩子已经牺牲了，再闹出别的事，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

（画面：死去的女知青的一幅幅遗照）

解说：
用死来证明自己的第二种忠诚，可能是阶级斗争年代中众多“老三届”人惟一的选择。今天，历史默认了那种选择。而那些依然活着的同代人在默认的同时还有着更深的感触。

采访：
魏连义：李晓军的母亲那时已经没有眼泪了，欲哭无泪。那时候咱们还很年轻，虽然很难过，但体会不到（她的心情）。

温凤仙：“她妈妈说的那句话，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她死后给抚恤金，家长去。她妈妈去的时候军代表还跟着去了。当时给她妈妈抚恤金的时候，她妈死活不要这钱，她说了这话：‘我的女儿是为国家牺牲的，我不能在女儿身上沾光。’所以这句话这么多年了一直给我印象特深。”

叶东生：“这一幅一幅的画面，也使我联想很多，我觉得，今天不管是肖柯这张脸也好，还是刚才她念的这篇文章也好，我觉得仿佛是历史的见证人，在说着我们当年这些北大荒兵团战士他们内心要说的话。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兵团战士，愿意拿出自己的一点钱，去给她修一座墓，我想这是一种最起码的对英雄的一种缅怀的形式。”

肖柯：“1983 年2 月1 日，黑龙江省政府授予李晓军烈士称号，这虽然对于死者已经没有意义，她早与所热爱（的）黑土地融为一起。我不知用怎样的语言描述一个十九岁风华正茂的少女当时复杂的心情，但我从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也不乞求人们对那个时代行为的理解和同情。忘不了这一切的是我们这些共同生活和共赴火海的知青，因为无论是生者、逝者，同样魂系着黑土地。”

（画面：狂风暴雨、修补墓碑）

解说：
有过知青经历的中国“老三届”们永远也解释不清，在他们接受过再教育的地方的农民和孩子们记住的是知识青年这个群体，还是作为生命的个体。但是，那些宽容善良的人们确实难以忘怀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体的知青，终究，知青奉献出了青春和汗水，甚至生命。

采访：
卫富华：“这块陵园，是延长县人民政府为当时1969 年在这里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在延长这块黄土地上献出自己生命的几位同志建设的陵园。当时有四个知青在东卓，还有在念沟几个地方。张大力是赤脚医生，还有两个是东卓在劳动的过程中间牺牲，后来延长人民为了长期铭记这些知识青年在这块黄土地上的壮举，缅怀他们的业绩，延长县人民政府决定修建这块陵园，以作纪念。”

肖柯：“他回头一看我，说：‘我知道你。’我说不可能。因为当时我觉得他非常年轻，我看他也就是三十岁左右的样子。我说你不可能知道我。我说你今年多大？后来他告诉我多大岁数。现在我想不起来了。我说那着火那年他多大，他说：“我才一岁。”我说那要这样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他说：‘我知道你。’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他说：‘一个是从农场的有关记载里读到的，二是听父母说的。’所以我觉得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就好像那么小的年轻人，当时一岁的孩子还能记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感动。”

老职工儿子：“我家原来是74 的，肖老师当时（因）那场火到74 做报告，我从小就认识她。所以今天一来我就看着她，我就跟肖老师说：“你是肖柯。”我一说，她就说是，那感情，那没法说。我老师很多是北京知青，李大燕，从小打过我，我记得很清楚。还有张军东，很多是我老师，都是北京青年。还有刘小丽，我很想见他们一面。今天肖老师来了，有机会代我向他们问好。我今天献上一首《年轮》（插曲）《天上没有北大荒》给肖老师，也是给我的老师、北京青年和知青表示我的感情。”

（画面：晨雾、野花、小草）

解说：
在英雄崇拜的年代，因着生产劳动和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的知识青年当然被敬仰。但是，其它非正常死亡的知青们就不应该被一代人祭奠吗？正是由于有了这些非正常死亡者，历史才显得沉重和完整，“老三届”也才能证实自己经历的复杂和独特。

采访：
郭晓鸣：“那天下午，她出工以后，我们回来。因为我们很累，每天在那个地方劳动以后一身都是泥水，也很累。没有热水，就到村边的小河去洗澡，女孩子在上游，男孩子在下游，中间隔着个小树林，拐个弯，看不见。她当时跟两个女孩去洗澡，结果两个手牵手往河中心走的时候，不小心掉到一个比较深的洞里面，折腾几下她就淹没了，另一个女孩就拼命叫。当时我们男生听到叫就赶去救她，等把她捞上来以后就已经死了。我们当时不相信她会死。这个女孩很可怜，她当时没有父母，只有一个哥哥，一个嫂子。后来通过当地政府把这个消息传到湖南，传到长沙，大概三天以后她的哥哥嫂子才赶去了。这三天我们都为她守灵，烧了很多香的植物，避免臭气。后来三天以后她的哥哥嫂子去了以后，见了一面，然后就把她埋在我们村子旁边的小树林里。当时我们都感到很遗憾，她本来马上要这首歌，她要唱这首歌的，但她没有来得及拿到，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掉了。当时我们全村的知青就围绕着她的坟墓，围绕着小树林打圈，我就拿着琴，大家唱，都唱这首《一支无字的歌》，唱个不停，来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在前两年回到村子里，给她竖了一个很大的碑，在碑上刻下这么几行字：你的一生是一支无字的歌，女知青高飞凤之墓。拍了照片，登在（刊物）上面去了。寄托怎样的哀思呢？我们作为知青来说，她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你说她算什么呢？算烈士也不算，但确确实实她是为了上山下乡运动献出了她短暂的生命和宝贵的青春。”

（画面：荒原、纪念文章、牧场）

解说：
内蒙锡盟西乌旗宝的格斯台牧场在1972 年5 月5 日突然荒火，在救火的行动中，六十九名来自各地的知青集体蒙难，他们中最大的二十四岁，最小的仅仅十七岁。这当然是悲剧，然而，人类更大的可悲之处在于逃避不了经过努力本来可以逃避的灾难。正因为如此，中国‘老三届”面对少年时代伙伴的墓穴才会如此的痛苦与哀伤。

采访：
赵承德：“( 19 ) 75 年6 月7 日那天，我们连队的井因为水打不上来，大家为搞一场友谊足球赛，我当时是负责烧水的，大家说把水多打一点，给大家洗洗身上。我负责把机井的水打上来，我发现机井的水泵坏了，我就找了另一个北京知青，我们一块携手下去修，刚下到不到六米的地方，就发现出事了。我不知怎么好，我急忙跑到连部去，打个电话。学文碰到我，问我怎么啦？我说黄翔出事啦。（他就）顺着井绳爬下去了，谁也不知道井底有沼气，夺人命的沼气，（他）从六米多的地方掉到四十米深的井底下，当时就摔死啦。”

（画面：知青墓群、橡胶树、大海、蓝天、白桦林）

解说：
面对着用年轻生命拱立起的坟墓，面对着广阔的田野，那些幸运的生者有什么理由不在死者面前跪下呢？中国“老三届”必须要集体地跪下，不是为了某一阶层的人，而是为了一代人被荒废的青春．为了整个人类的一切苦难．也为了他们不可推诿的、曾经犯下的过失！





第六集 青春自己评说

上山下乡运动对于民族的破坏也许比任何知青的个人体验还要巨大得多，但中国“老三届”仍固执地认为这个运动是个人生命中浓重的一笔，在将坏事变为好事的逻辑推理下，他们始终无法切断今天与昨天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他们永远是有机的和内在的。

（画面：红叶、北大荒知青回顾展）

解说：
“有人说，那属于历史的功与过，是与非，还是让历史来评说吧。我们说，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还是让我们自己来评说。”这是1990年初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魂系黑土地》大型回顾展前言中的一段话，这次展览是该馆继周恩来生平展之后参观人数最多的。

（画面：小说封面、广东知青回顾展、纪念文章）

解说：
中国“老三届”抚慰着上山下乡留给他们精神和肉体的伤疤的同时，仍不愿意让世人忽视他们的过去。自九十年代起，他们自发地在不少城市大规模集体亮相，举办知青回顾展，出版回忆录、画册，对自己进行评说。

采访：
赵发元：“当我们提出想办一个“老三届”征文的时候，有人支持，也还有人表示担心，表示担心也是出于好意，害怕弄成控诉会。征文启示发表以后，可以说是一石惊起千层浪，一发而不可收拾。咱们编辑部每天都收到二三十份稿子，打电话的，送稿子的，热情很高，征文搞了160 篇文章，结集出版了两本书，我们在西安钟楼搞了个签名售书，当时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也有好多“老三届”的孩子，对他们爸爸妈妈们（关注），这两本书可以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

白描：“知青作为一幕时代的大戏，它已经落幕了。但它对于一代人命运的影响，它远远没有结束。知青感受的生活当中有它一定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美好的东西。由此我同意这么一种说法，把知青运动和知青精神应该区别开来。我们不能（不）说知青运动是一场灾难，一场劫难，那么这场劫难是不是就是不堪回首，没有什么东西可留恋的，没有什么可值得回味的，全部否定，一钱不值？在知青心目当中，在这一代人心目当中，好像不是这种感觉，不是这种感受。这应该区别开来，就好像一场地震，一场洪水，它是一场灾难，但是在这灾难当中，这人和外部世界的这种关系，人和人关系的重新组合，人情、人性当中好多东西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来了。”

吴金诗：“对上山下乡我有这么一点体会，四个字，有失有得，失去的是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换句话说，那就是剥夺了我继续学习的机会，但是，我认为还是得到了好多，对我来说，今天回到了上海以后，有很大的帮助。”

秦宜：“对我们个人的成长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比如像我这样，在单位里面，我们的领导对我们这些上山下乡回来的知青，很乐意把一些比较艰苦的工作，或者需要独挡一面的工作交给我们干，他们很放心。”

张志刚：“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信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这种信念。我们觉得，不管在什么艰难困苦下，我们有个承受能力，尽管有过后悔。现在回来以后，我觉得现在的青年还赶不上我们那个时候。”

叶新华：“上山下乡这个话题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确实在每个人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或者不同程度的伤感，也许这部分伤感在我们刚回到城市的时候更多一些。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失去的太多，而获得的太少，但是当我们这一代人经过到了城市十多年以后，今天能够团聚到了一起，我们的感受又和当时回来时候的感受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感到很充实。而且我们这一代人喜欢把自己的孩子甚至都带到第二故乡去看一看，对第二故乡有一个很大的依恋和留恋的心情。”

颜夏根：“在这十几年当中体会很深，关键的关键还是在干，北大荒人的精神给我们当时走上社会以后心灵上受到很大触动，也就留下很深的烙印。”

（画面：山野、漫天风雪、羊群）

解说：
上山下乡运动对于民族的破坏也许比任何知青的个人体验还要巨大得多，但中国“老三届”仍固执地认为这个运动是个人生命历程中浓重的一笔，在将坏事变为好事的逻辑推理下，他们始终无法切断今天与昨天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他们永远是有机的和内在的。

采访：
宋达莉：“我们好多知青（回）去那里，（遇到）很多以前老工人，有的老工人曾经抓过我们知青的某一个人去批斗过、打过，因为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因为是兵团，正气非常浓厚。但是知青看见这些老工人根本就没有仇视的感觉，有的（老工人）生活非常困难，（我们）都会自己把衣服捐出来，把钱给他们。那些老工人看到我们回来，家家户户都扯着原来那些知青，（说）去我家吃饭，大家轮着去吃饭。那种感情，那种非常浓重的感情在那里。我记得我先生在那里被蛇咬了，被青竹蛇咬了，马上老工人，我忘了姓什么啦，没有东西去把它搞出来，很毒的那种蛇，马上用口对着他的脚去把毒吸出来。知青和老工人的情结一直在保持延续，这是忘不了的。”

邵煌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到了北大荒，一干就是十一年，到1979年才回到上海。我对我们过去艰难的历程从来没有反悔，因为没有当时那段经历，也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个奋斗的结果，因为人在艰苦的时代积累的东西是非常宝贵的。”

马小君：“世界观是通过劳动锻炼中得到的提高，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使自己有一个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且受了苦，或者受了委屈，或者受了挫折，一般来说不会栽倒，因为那个苦受的太大了，不会因为现在这点苦就后退，就畏缩不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它也能够达到满足，对欲望的追求不是很奢侈的，很高的，不是追求高级享受，对事业的追求还是想有所成（就）。”

（画面：牧童骑在水牛上、田野、知青和农民们在一起）

解说：
尽管上山下乡运动与中国“老三届”的早期理想完全背道面驰，致使他们的信仰产生动摇乃至崩溃，但同时给他们心灵打下的烙印却使他们得到了另一种启示和重新选择生活态度的权利。在审视自己、审视自然、审视社会的时候，不管是留在农村还是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土地、人民、责任、义务作为人生的参照和原则。

采访：
阎晓明：“离开（甘肃）兵团以后，我到了省委宣传部，一直担负着起草大报告、大的材料这些工作，完成的也都还是不错，后来我自己还是更喜欢沉醉于自然的生态当中去，所以我就决定去搞影视工作，把甘肃的大地几乎都跑遍了，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了，非让我回来，回到城市，回到天津。当时我还是不太情愿，觉得西北那种景观，那种生态，那种雪山、大漠，那种辽阔的视野，好像可以改变我们人的这种心胸，甚至带来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回到天津以后，我们这些经历也还是对我们有作用的。可能是因为我过去一直是从荒漠变良田，变绿洲，一直在从事这种拓荒工作，所以在影视方面呢，也总是走一个能够创新、能够开拓这种思路去发展电视剧。我想今后在为人民大众、为社会怎么样提供更多更好的电视剧这方面，我想我们总还是要拿出那种拓荒精神，去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梁和平：“我从1968年底到延安地区插队，先后在陕北延安工作生活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中不论我在任何岗位上工作，我都一直和当地老百姓生活工作在一起，喜怒哀乐融为一起。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历史的否定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作为自己今后一生的奠定基础，可以说受益匪浅。我们和老百姓在一起，真正经过了磨难，经过了奋斗，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困难的困惑，但是毕竟我们认为：艰苦奋斗一辈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寄托。”

（画面：火车奔驰、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会场、陈永贵和知识青年在一起）

解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是不少中国“老三届”的口头禅，为此，他们追求苦难，但又绝非以此为目的，他们需要困境以作锤炼，但又绝不仅仅为了活着，当他们中有人成为时代的宠儿时又必然成为不幸时代的更为不幸者。当年著名的知青先进典型蔡立坚就是这一类人中的一员，她人生大起大落，1997年5月24 日，在带研究生班外出考察时，她不幸遇难。

采访：
王和平：“（为了）向蔡立坚学习就去了（农村），去了哪派都不参加，咱们就是建设山区学大寨，后来慢慢就和蔡立坚同志成了一家，一直生活了二十多年。初中毕业她就要求插过队，要求去北大荒，那时家里不太同意。后来又考上高中了，结果当时她就想，串联的事迹报纸都写过了，我就不说它了。她就步行，先到狼牙山五壮士那看了，看后又进了娘子关去看了大寨，最后从大寨出来半夜路过杜家山，从杜家山就又走到刘胡兰烈士陵园，在刘胡兰烈士陵园听到了广播，最后就下定一决心，说：‘咱们长征是为了啥哩，不光是为了走一走。’就决定回杜家山当农民。”

（画面：蔡立坚生产劳动，周恩来、蔡立坚和知青的合影）

解说：
这一代人的悲剧和重负之一，就是为了理想和荣誉过多地参与了政治，而最终又被残酷无情的政治加以惩罚，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苦干赢得了周围人们的拥戴，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摆脱政治风云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阴影。

采访：
王和平：“斗她的那会儿，把她的一切职务都免了，免了以后她当时说：“你尽管把我的职务都免了，但是不能不让我参加劳动，不能不让我建设山区。”当时我那大姑娘都怀上七八个月了，（她）还扛着一百多斤的化肥，地里追肥去。当时村里的老乡都感动得哭着拉着她不让，就那她都坚持干。都（怀孕）七八个月了，还坚持干，平常就更不用说了。我那二儿子刚生下十几天，县里就派人叫她去参加批斗，斗她时贫下中农对她也可好。县里连县委书记、武装部长，什么公安局长、宣传部长都上山宣布她是三反分子，把一个老大爷、贫下中农、老党员，三八年的老党员让他坐在会议当中。结果，他一听是这么一个会，宣布蔡立坚是三反分子，四人帮（爪牙），老汉就回家了。蔡立坚没有参加会的资格，连党籍也停止了，回来一会儿，（老大爷）拿大海碗端来一大碗鸡蛋，还有羊肉，蔡立坚一见就哭开了，说：“大爷，说啥也不能要。”大爷说：“你放心，你成不了坏人，你要成了坏人，天底下就没有好人了。我也不是给你的，我是不要让孩子断了奶，我是照顾这孩子，你可不要哭。”最后平反，一个是李先念主席给她作了批示，再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信念、理想，一个是口上说，一个确实是干出来的。（杜家山）土地是一百多亩，最后到四百多亩；粮食去的（时候）一万多，后来打十几万，人均最高的一千七百公斤，都快过长江了。”

（画面：蔡立坚与华国锋、李先念合影。蔡立坚深入农户、田间）

解说：
历史可以宽恕一切有过过失的人，但绝不宽恕他们曾经犯下的过失，而不管其是有意还是无意。因而，上山下乡中的一切风云人物都必须也只能怀着深深的负罪感，在坦诚地面对过去的面对现在的同时，去迎来新生，去迎来社会对他们新的认同和接纳。

采访：
蔡醒民：“立坚同志应该是我们省里党校班主任里面的标兵，班主任的模范，也是我们山西省委党校选送的出席全省党校工作会议表彰的模范党校工作者。上山下乡期间，她也成为全国一个比较有名气的上山下乡的一个杰出代表。由学生到党校进行培训，又成为一个在我们党校比较优秀的党校工作者，她带出了好多班，许多学员对她都有十分的敬仰和爱慕的心情，所以她的不幸，也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

（画面：蔡立坚遗照、纪念文章、田野）

解说：
只有亲身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代人和那些愿意了解并试图理解这代人的人才能为中国“老三届”曾有过而至今尚存的真诚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种结论可以或多或少地宽慰这代人受过伤的灵魂，可以使他们还得不到历史认同的委屈得以安抚。

采访：
范小静：“我们那一代人，就算是不下乡也好，总之是经过了一番大折腾。但是我觉得这样折腾一下，应该说本质上不是好事，它使我们国家这一代人知识等等方面很多事业中断了，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世界史上都少有的，应该说它本质上是一件坏事。但是正如毛泽东说的，在某种条件下，它又变成了好事，只是从某种条件下来说，它转化成好事。我们这代人通过这些政治上的折腾，或者人生经历上的这些折腾，我觉得首先我是丰富了人生经历，还有一个就是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应该说在这个后来的人生经历上，人家都说我比较坚强，真的是比较坚强。我觉得这个坚强就是那个时候打的底，锻炼的结果。吃过苦，经过折腾，真的比较坚强，而且在工作上有什么波折也好，也很坦然地去对待它。我觉得这就是那一段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思想性格。所以，我是很无愧地说，我们这种人是不会（有）太多的患得患失。”

杨卫：“我们“老三届”既然已经有了“文革”期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也好，那段期间所受到的非常曲折的经历，这个既是一件对自己发展可能不是太好的事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它又从另一方面更加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包括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能够更全面地看待各种各样的情况，对各种不同事物有很好的宽容心等等这方面都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些也为以后自己的发展铺下了基础。我现在还很怀念我当年在农村的这些时间和当地的这些老乡。我也看过很多描写知青的小说，我觉得小说里面好像都是阴暗面讲的比较多，实际上从这个过程中这些知识青年们他们所能够得到的锻炼对他们今后好的方面、正面的影响可能还是发掘得不大够，这可能要经过更长的一段时间反思的时候，可能觉得那段时间也不是虚度的，也还是有所收获的。所以我想我的“老三届”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我在“老三届”里年纪比较小，将来也会很平和地看待自己那段经历。”

王福石：“‘老三届’失去了很多，但是得到的也很多，首先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失去了城市生活，城市和农村就是不一样，失去了家庭幸福，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农场，确实失去很多，从我内心讲是觉得有点亏本。但他们得到很多，在艰苦环境锻炼下，思想应该得到很大锻炼，这些人当然现在回去了，回去我相信这些人在城市都应该是骨干。”

（画面：知青展宣传画、知青照片、广东知青回顾展）

解说：
中国“老三届”不需要欺骗，他们在反省和展示自己的同时，力求还历史一个公正、客观的本来面目。他们不停地谈论过去，仅仅因为过去并没有过去，仅仅因为过去的阴影还时时笼罩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广州市老知青举办的大型知青回顾展《海南不会忘记》以其轰动效应使人们记住了不应忘记的历史。

采访：
陆基民：“这个展览应该体现一种什么样的主旨，也就是取得一种什么精神。光是客观陈列历史有关资料，我们认为还不够，还应该挖掘一点什么东西。我们觉得应该挖掘一种我们搞四化需要的精神，当年奉献精神、自我牺牲精神。除了我们知青和他们知青家属、子女很踊跃以外，包括很多大学生、中学生也被他们老师组织起来了，当时新华社记者王志刚还作了很好的发言，他说：“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很值得研究的人文现象，特别知青留给人们的思考非常丰富，是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外国人、台湾人都跑来（参观），官方也是表示赞赏，说了一些比较热情、赞颂的话，觉得这一代人的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后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活生生的材料。”

（画面：牛羊成群、胶工在割胶、铁犁翻开土地、叶剑英到胶园）

解说：
没有任何一代人愿意在历史、现在和未来中自觉自愿地消失，中国“老三届”之所以不休止地集体亮相，只不过是在人到中年时谋求和每一代人共有的展示自己或苦难或辉煌的权利，同时，他们在继续总结着上山下乡经历对他们的命运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和怎样铸就了他们永生不变的集体性格。他们尚在燃烧的残梦中间对青春的追忆，对农民的怀念以及解不开的情结，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现在与未来的生存，这同样是任何人不能剥夺的权利！



（第七集解说词暂缺）

第八集 生活不相信眼泪

中国“老三届”以凤凰涅槃的精神将拥有与失去，将激情与疯狂、将死去与活着、将过去与未来变为哲学定义的时候，他们那注定永不会彻底消失的时代的使命感、人类的责任感、民族的义务感及改变命运的强大能力才会再一次展示出世界性的意义。当然，这不再是某种政治给他们打下的烙印，这仅仅是经历过整体苦难的一代人的本能！

（画面：麦浪翻滚、锻件通红、士兵拉练）

解说：
　　中国“老三届”尽管经历了理想破灭的痛苦，但他们中的智者还是理性地看到了文化断裂给个人带来更大痛苦的同时，这种质和量的断裂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新的、毁灭性的灾难，在这一代人即将被湮灭的关头及时奋起，对那已经出现的断裂进行强焊接，对中国和个人的前途重新审视和定位，是中国“老三届”而立之年所建立的新的理想坐标。

采访：
　　孙慧莲：“我从小就想念好书，因为这个我就想不通，当时为什么要牺牲这么一代，这些（代价）有点太大，对于个人。”

陆伟鑫：“本来我想学校毕业以后，开始想当数学家，后来想当医生，从我的个性来讲，在业务方面、在技术方面有所发展，假如那个时候考上大学，现在可能也是工程师，甚至高级工程师，这个很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我从事了二十多年打工工作。”

雅执中：“我在小学当了四年大队长，从当时来说我一直是想当教师，也没想做（别的）。但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就停止上学了，就把我们原来谈的理想或什么东西一下子都改变了。”

孙慧莲：“小时候一进学校，想的是好好念，考上一个大学之后，我愿意搞土木工程。那时候想干那个，所以咱们好好念吧，就这么一点点心愿。在现在觉得不算是什么，反正你好好念，有机会嘛，那时候就没有这个机会，真是一辈子一辈子都不能忘记这件事情。”

（画面：诗人郭路生的照片、裂开的泥土、高高的井架）

解说：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停滞不前，甚至大规模倒退，至少有八十万青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更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失去受中等专业教育的机会。当中国“老三届”刚刚发现了重新选择的权利和摆脱苦难命运的曙光初露之时，他们便和投入“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一样义无反顾地利用各种方式寻找增加生存能力，用知识报效人民的机会。

采访：
　　杨惠：“在下乡的时候，开始是去放羊，放羊呢又想看书，所以每次就背个书包，里面搞上两本书，把羊赶到山坡下面，我就挑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坐着，这样就居高临下，羊随便往哪边跑我都看得见。“四人帮”打倒了，可以上学了，可是那时我的孩子才两三岁，我也没办法，孩子大小，我也舍不得把他一个人拴在家里边，所以只好一边带着他，就参加厂子里面的夜校上学。每次去就带着他，给他一张小板凳，带张纸带个笔给他，他就站在那自己瞎画，我就听老师上课，然后记笔记，做题。后来，可以参加自学高考了，为了早点通过，我就把那些重要东西全部做成卡片，做成小卡片，一边洗衣服，我就把卡片放在旁边，眼睛看一眼，然后嘴巴就叨咕叨咕背一遍。在厨房的时候，我就把卡片夹在夹子上面，也可以看看，大专花了一年时间，就把它全部都通过了。”

吴家铎：“回南京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初中生，所以我当时就补习高中，考大专。考上大专以后，我就上了中央党校函授。在整个工作期间感到不够用，我又去上了大学本科，又去考了硕士研究生。学习的课程是比较艰苦的，但是，我总感到我们这代人最缺的还是现代管理知识，尽管你对生活过程了解了，但是下一步怎么办？不是凭你的感情、凭你当时的阅历就能解决的，一定要去充电。单个就是单个，学习现代管理知识这么一个实践。这代人应该讲其中不少人都很有远见，一旦有条件的时候，自己创造条件，或者争取条件，学习现代管理知识，想争取赶上时代的潮流。”

杨卫：“我原来在陕北插队的那个村里，有三十多个知识青年，有二十多位上了大学。那么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呢？因为我们大概是在农村以后第二年年底以后开始自发地自学。拿我自己来讲，在农村的后三年，原来我只有初一的文化水平，把高中的课程都学完了。像我这样的情况在我们队还有很多个，所以他们以后能够或者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或者还有一些在恢复高考招生以后也能够上大学，或者有些大学没有上，直接上研究生的。这就说明人在处于困境的时候，他有一种非常旺盛的、想要挣脱这种困境的能力。从现在生物学的观点，这个人的头脑处于激发它，它能够非常有效地、高效率地，而且是能够很有理解性地学习问题。”

李小江：“在工厂的时候开始学习《英语900句》，那时候开始偷听敌台，《900句》没有书怎么办？每天听了以后抄写下来，然后其他工人以为我是不是在偷听敌台，在这种情况下我把《900句》学下来的。因为有了这个起点，在考研究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始恢复（高考），我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没有上过，我原来是初二，大学没有上过，由于自学，我学了那些社会科学知识是有的，外语就是一种强烈的想去通过外语能直接阅读外语，来阅读不是别人给我翻译过来的书，我能接触到更多。但是当时没有想到，我学了外语给我考研究生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当时像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都是在下乡、在工厂都认真地自学，这不是我一个人，这是我们一代人。但是恢复高考以后，有很多人已经结婚了，那么一结婚有很多女的就不得不像我一样。高考的时候我也有孩子，我孩子1977年生的，1977年开始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我也去参加了，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才不到半岁，我记得我在考场上，当时那个乳房胀得就是要流奶，根本没法下去，特别特别痛苦，可是还是得去参加。有一门没有过关，什么没过关？就是数学。可以说是时代剥夺了我正常学习的机会，又恰恰是这个时代给了我这一次机会，这次机会是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可并不是给每一个人。”

（画面：校园、教学楼）

解说：
　　学历和文凭至今仍然是使中国“老三届”困惑的难题之一。作为对中国“老三届”有着强烈偏见的人们来说，使用学历和文凭这柄利剑，可以使社会的大门尽早地对这一代人关闭。而对于轻视中国“老三届”的人们来说，将学历和文凭变为衡量人社会能力的惟一尺度可以使后者获得按正常历史淘汰规律而不能获得的机缘。这种现象对于非个人因素而被剥夺受高等教育的一代人来讲，无疑使他们陷入困境。

采访：
　　郭永军：“文凭引起我极大的反感，我觉得一纸文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这个不是革命，这个不是。那要是这样，那长征的时候怎么讲？井冈山时期怎么讲？我绝对不否认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知识不等于文凭，一纸文凭只能说明你学过什么，不能说明你能干什么。我们现在社会定位，中国人是要定位的，你定在什么位置上，你就在什么位置上工作，你应该凭能力去定位，而不应该凭文凭去定位。因为我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我脑子里怎么想，我嘴上一定怎么说，我实际情况一定是这样去做的。”

朱安妮：“有一次，南师大帮助我们做电镜，就是非豆科植物根瘤中间电子显微镜下菌的照片。当时很多老师很兴奋，说我们拍了这些照片很不容易的，这些照片学术价值是非常高的，我一直在听，后来出来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要送我，我说不用送了，我自己走。当我穿过南师大的校园林荫道的时候，怎么也忍不住了，当时泪水就流出来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十几年来，一直在想象中，幻想中那种状态，被电子显微镜证实了，拍下来了，很不容易。”

雅执中：“从我们来说吧，就等于三十一岁、三十岁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等于像人家新走上工作岗位一样的，等于要重新做起。我学了高等财务专业，不是拿学历，它叫大专课程进修，后来我等于是在1990年搞审计搞了一年，后来才搞了新的专业。”

陆伟鑫：“1985年我也去上了上海电大，开始是党政专业，后来搞了行政管理专业，后来文凭变了。这养成这么个习惯，感到念书确实不容易，我们这一代人，所以念书也比较刻苦。我们电大二十几门功课吧，我平均分数是93 分，当时洪口区八百多人我是第一名，一般人家电大有个六七十分，一般都这样的，我能及格就行了。但是我不是这个想法，你要叫我念书我就念好，所以平均分数93 分。一直到现在为止，厂里面每次考试，包括市里面的电脑考试，全面质量管理这一系列考试，到目前为止，根据我知道，最高分都是我保持的。”

王源：“在教学上有一定成就之后，高级职称也评上了，省教学能手也获得了，在学校、社会上有了一定声誉。在这期间，听说北师大要在山西办一个研究生班，很多人都觉得我这样一个年龄的人来讲，而且高级职称已经到手了的人来讲，这个研究生没有多大意义，而且这种研究生仅仅是研究生进修班，将来也不发文凭。但我总觉得，作为一个教师，特别是外语教师，他总得要跟上语言发展的路子和教学发展的路子，不然的话就会落伍，所以为了这一点，我自己经过很大的努力。因为我是那个学年班年龄最大的人了，所以当时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这么大岁数啦，家庭也挺好，孩子也上大学了，你还干什么呀？都觉得非常不可理解。我觉得我就是想再继续深造一下，我觉得既然要当老师就当一个好老师。”

（画面：薛喜梅照片、教学大楼、科研楼）

解说：
　　怨天尤人是对社会不公正的一种无奈抗议，而若真想改变不公正还需与命运抗争，脚踏实地去争取自己与生俱来又被人为剥夺的权利。当年在河南省广阔天地人民公社插队落户而一度颇有影响的薛喜梅的经历便能说明这一代人在获取知识和使用知识方面的艰难历程。她上了大学，而因政治却又要勒令她退学，她和校方共同顶着压力延长了半年学习时间，拿到大专文凭。她到河南科学院工作以后，发表数十篇论文，主持七个科研项目，而这些项目研究方向全与农业有关，她始终不会忘记农民。

采访：
　　薛喜梅：“有了那么多年在农村工作的经历，使我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中国广大的农民、农村更加富裕，当地的乡亲们生活得更好。经济发展靠科技，所以现在我从事这项工作也是我的选择，我将继续走下去。农民要致富不懂科技不行，要懂科技信息不灵也不行，所以我们这项工作就是收集更多的农业科技方面的信息，使它能够更快更好地传递，帮助农民致富，也是我们老知青的一点心愿。”

（画面：阅览室、家宴、新生入校）

解说：
　　尽管那些有幸进入大学的“老三届”被称为幸运儿，而他们表现更多的绝非沾沾自喜，因为他们委实已经错过了人生最佳接受基础教育的年龄。由于机会来之不易，他们也越发刻苦，更为可贵，也更能表现一代人性格的是他们在为个人前途努力的同时，依然没有忘记社会责任感，因此77 、78 级大学生才会深获赞誉。

采访：
　　蔡鸿生：“大龄青年高考要求比较高一点，当时写了幅对联，很能反映那个时代我们的心理状态。上联叫不考白不考，下联叫考了也白考，横批是还要考一考，就是体现这是进一步学习非常好的机会，也许是我们人生一个转折点。当时没有想到那么多，也没看到高考以后就是人生一个转折点。实际上考了以后，大家都考得很好，后来几个人都进了大学了。实际上，应该说这个机会也是党和政府给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小平同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际上给了很多青年人学习的机会。我们经过，有些人长一点，十年八年，甚至十几年农村生活的锻炼，又有了一次重新学习的机会，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把我们失去的时间、失去的青春夺回来。这个确实是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拼命地学习，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成家了。”

翁敏华：“我们被允许可以开始我们真正的事业的时候，其实都是已经是三十或者三十以上了，三十而立，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立起我们的事业。我考上研究生那年，正是我三十周岁那年，刚刚开始学习怎么爬出故纸堆，怎么从史料里面发掘我所需要的文学研究的资料那个对象，怎么定题目，老师手把手地教我们搞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那么这两年不断有学习、新的学习，比如学外语，为了去看看国外外部世界，扩大自己的眼界，或者学电脑，为了让自己有一个现代化的武器，掌握一个现代化的武器。每一次有这种新的学习、有新的天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老三届’人还是不管是蠢蠢欲动也好，还是跃跃欲试也好，总归心还是不死，我也是在近两年才拿到电脑初级证书的。”

范小静：“那年没考上，真的很灰心，结果完了以后第二年又考第二次，78 级嘛。我认真的哭，回来以后第一次没考上真地哭，我想怎么那么傻，没搞清考试和写论文的界限，没搞清这个，没考上。后来我就咬着牙来第二次，那时我女儿一岁多，没想到第二次又考上了。心里就是一个想法，自己为了对得起自己。真的，我就这个念头。到时候我自己考过了这一次，我考不上，那我一辈子回过头我不会后悔，当时我要再考一次，没准就考上了，当时我就是那样想，后来就是再考那一次，果然我就考得（分）很高。”

乐黛云：“我觉得这一代人他们有很多的特点，比如我觉得在北大教书吧，我认为最优秀的一届或者两届，就是78 届、77 届考上大学的，他们绝大部分是从兵团来的，从农村来的，从工厂来的，都是那个时候下乡的知青。那么他们都是最有社会经验、最有奋斗的能力，而且是最有理想的人。你像现在我们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他也是知青，还有好几个都是知青，比方说原来的中文系主任温如林教授，都是知青，他们都有比后来的80 届以后的学生更有社会经验，更有丰富的知识，当然也是长期的积累啦，不是像从学校到学校那样一届一届上来的，有相当丰厚的知识和生活基础。”

（画面：地铁列车、办公楼、天安门合影、北大分校校门）

解说：
　　1977年，北京市一大批“老三届”在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中仅仅因为差几分、十几分而面临望大学门兴叹的境地，他们不甘心就这样被淘汰掉，于是组织起来进行请愿，与政府部门对话，考虑到历史造成的特殊情况，政府决定成立若干所大学分校，将这些本来已经失去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人们接纳进大学，这些分校后来成为著名的北京联合大学。曾严重烧伤后再次返校的李林琢的经历能够说明这一代人为了完善自己是怎样的呕心沥血

采访：
　　李林琢：“经过很多挫折，能够进人中央美院，不巧又赶上当时批黑画，最后美院乱得都没法上课，在这种情况下到首钢去开门办学。我自己开玩笑讲：‘我是在劫难逃。’因为当过六年的炼钢工并没有受伤，可是到首钢之后呢，反而在一个星期一天的劳动当中赶上一次特大事故，当时四个人受伤，我是惟一活下来的。当时躺在医院里，自己很大的一种信念，当时自己刚刚25 岁，可能是一个人一生中最要脸面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种烧伤对自己的触动并不是很大的。因为自己想到自己最主要的东西，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没有坏，还可以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自己真正回到美院上学呢，是1978年，当时通过三年的治疗休养，然后插到78 届的学生中，这是美院招来的最强的学生。当时自己面临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在学校里搞艺术这个行当没有什么残疾人运动会这种照顾，只有在同一起跑线上大家开始竞争。我自己通过一年左右的恢复，后来被评为三好生也罢，后来被选为学生会的干部，我觉得都是因为自己没有把这种挫折、把个人的悲苦放在眼里。我记得我在做唐山雕塑的时候，我带我原来的老师到加工厂的工地上去看去，他非常感慨，他是从加拿大回来的一个老师，他说：‘李林琢，你今天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雕塑，你可能沾了你当了几年炼钢工的光。’他说的不是完全虚构的一句话。”

（画面：焊花四溅、不锈钢雕塑屹立、炼钢工浮雕、旭日）

解说：
　　不能说中国“老三届”忍受屈辱、磨难而无休止地挣扎、奋斗是完全无私的奉献，当儿时的信仰在步人中年时破灭以后，个人价值的寻求和生存需要的选择越来越凸现出来。但是，他们以凤凰涅槃的精神将拥有与失去、将激情与疯狂、将死去与活着、将过去与未来变为哲学定义的时候，他们那注定永不会彻底消失的时代的使命感、人类的责任感、民族的义务感及改变命运的强大能力才会再一次展示出世界性的意义。当然，这不再是某种政治给他们打下的烙印，这仅仅是经历过整体苦难的一代人的本能！



第九集 世界大串联

不容否认，中国“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出国是为了逃避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制约和不公正待遇，但更不容否认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没有把外国当成享乐的天堂和纵欲的乐园，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挣扎，再次煎熬，用以磨炼自己，完善自己并实现真正的愿望。

（画面：山林、大使馆门前签证的队伍、签证处、欧洲风光）

解说：
　　中国“老三届”从70年代末开始，没有大张旗鼓，没有像以往一样先发布宣言，而是静悄悄地拿着合法有效护照，飞出国门。他们这次潮涌当然不是为了世界一片红，抛弃众多个人因素，他们身上潜在的责任感使他们想通过另一种不同方式来为祖国和人民做出贡献，并用另一种价值观来催化中国改革的日程。有人将历时至今的这种现象称为“世界大串联”或“洋插队”，不管哪一种说法，都与中国“老三届”早期的行为联系起来，说明这代人影响力的经久不衰。在知青时代颇有影响的孙立哲在美国的感受也许能显示出一种苦涩的魅力。

采访：
　　 孙立哲：“到了美国以后才明白，我们这些“老三届”在插队的这些年代里喝的是一碗苦酒，也是一碗烈酒。”

　翟延路：“我在饺子馆打过工，在台湾人办的公司打过工，送货，在牛肉加工厂打过工、给那些美国公司老板做过院子工作，还在农场打过工。我在美国洋插队的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虽然在那个地方从生活的角度讲当然比中国好，挣的也比在中国多，实际上总是在困惑和痛苦之中，感觉资本主义并不是像天堂一样。在美国的时候也经常想到农村，虽然我们在海外，总是想到怎么样帮助他们。”

（画面：蓝天白云、外国街道、病房、徐浩渊在课堂上）

解说：
　　1996年1月，当年“红卫兵”著名人物徐浩渊乘坐波音747 飞机降落于北京首都机场。她是回国用中医疗法来治疗在美国受伤的颈椎，更为关键的是她迫切地要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及她所从事的心理研究做出贡献。住院期间，她还从医院跑出，参加心理学讲座。

采访：
　　徐浩渊：“我回来以前就问他：‘方方，妈妈回中国去，你要我带点什么东西？’孩子想了想说：‘妈，我就要一个东西，老想要，老没有。’我说：‘什么没有？’他说：‘我在美国找了半天，我想找一面中国的旗，有五个星星的那个红旗，你能不能给我带一面来。’我说：‘你要那个干什么？’‘我要挂在我宿舍。’他住校。‘我要挂在我宿舍床上，人家国家的人，或者人家别的州的人来都有一个他的旗，我也要我的旗呀！’我才明白过来，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特别自豪。”

（画面：吊灯、徐浩渊在演讲、儿童绘画）

解说：
　　在美国时，徐浩渊参加一个聚会，每个与会者都拿出一件有自己国家特色的礼物，徐浩渊画了一张戴红领巾的女孩儿的画像，贴在墙上，作为礼物。她觉得，许多东西破灭了，只有儿时的幻想还缠绕着她。当一个导演问她是否还有理想时，两行泪水从她眼中流淌出来。

采访：
　　徐浩渊：“这个苦难，我认为如果说是苦难的话，是‘老三届’最主要的一个苦难了。因为它是本来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时代造成的这么一些人，一下这个理想没有了，这个打击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最基本的东西造的非常深的东西在支持你去承受这个苦难。现在我一下未见得说得完全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跟我们民族本身那种特别的坚忍和特别纯朴的一些东西，实实在在的，和你亲身在大自然中和老百姓在一起有一种东西是结合在一起、融和在一起的。它支持你还能够不断往前看，即使否定了自己过去相信的一些什么东西，你还能够瞻见到前面。”

（画面：古老的院门、欧美同学会横匾）

解说：
　　不管少年时代有过什么样的遭遇，中国“老三届”中出国的男女总是思恋着祖国，希望祖国能够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缺少民主和自由的阴影。

采访：
　　羡锡标：“我是1981年去的美国，在美国念了一段时间书，我出国的目的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为了上学，就是为了学习。我们这些人受的还是一些比较正统教育，这是第一。第二点呢，我觉得当时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你受到的社会影响都是比较正，各个方面那种正派东西还是比较多，比方说社会风气等等、等等。所以像咱们这样的人出去还是想着这个国家，确实这样，还是想着这个国家。有的时候我跟别人讲的时候，别人也不太相信，当时我记得我是在办公室里头，大使馆一人送一份报纸，一段时间可以得一份《人民日报》，我在办公室里看《人民日报》，看到国内一些好的消息的时候，我自己坐那儿流泪，我真的是在哭啊，真是特别激动。”

周耘：“鲁迅在五十年前，多少年前写到，那时候留学生跟咱们西学一样。后来我就想，我们学识上比老一辈我觉得好像差一点，因为他们是严谨的一个时候。可是除了这个，大家还是艰苦奋斗、实践中得来的知识，那也是很牢固的。可是从学科的严谨上来说我觉得比老一辈他们从小就学、没有断根的这么学好像要差，可是又比年轻的，又不像他们直线这么上，我觉得有很多缺陷。可是我觉得‘老三届’是在实践中磨练的，就有一种韧性和一种追求，这是‘老三届’的特点。可是我们受的苦比起来，比起以前来，不说以后吧，总觉得以后的小孩享福，可是享福也有他们很大的问题，可是我觉得比起老一辈来，他们都还没有到报国的时候，咱们至少回来报国了吧。”

马胜利：“90年代初，中国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北京你几年不来就不认识了，但是法国二十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去学校看我的老师，二十年前的老师，甚至比二十年前还年轻了。因为1970年那时候，1968年以后，嬉皮士影响很大，男老师都是大胡子什么的，其实他才二三十岁，现在都是西装笔挺的，显得更年轻了。也就是说，他们西方社会的变化要比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小得多，所以我就感到自己经过了‘文革’期间出国留学，然后改革开放以后也到法国进修过，短期出去，深切地感到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可以从咱们这一代人身上，从咱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感受上，能够写出很多像史诗一样的作品来。”

（画面：外国超市、欧洲艺术市场、广场）

解说：
　　不容否认，中国“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出国是为了逃避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制约和不公正待遇，但更不容否认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没有把外国当成享乐的天堂和纵欲的乐园，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挣扎，再次煎熬，用以磨练自己，完善自己并实现真正的愿望。他们从不会抛弃祖国，他们惦念着故乡的人民，苦恋着流淌过青春、初恋和血泪的土地。

采访：
　　吴乃平：“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满怀信心，觉得要学习，要奋斗。所以我觉得一直在国外十四年，这每一天我做的工作都和祖国的事业有关联，和中国有关联。我等于是一座桥梁吧，或者说我是一个使者，我自己的这种使命感始终没有淡漠过。‘老三届’这一代确实大家都在努力，都在学习，跟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说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在国外接触的年轻中国画家不是很多，他们也活跃在日本，活跃在各个领域，也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我觉得他们觉得自己和祖国息息相关，或者和最普通的人息息相关，经常谈到故土，谈到自己过去的经历，我很少听到他们谈论这个，他们对于国外的新生事物接受得非常决。这一代人特别能吃苦，到国外不论做什么，有的刷碗，也是从刷碗开始，有的刷出研子，最后刷到大学生，刷到大学的先生，反正能够吃任何苦。因为我们感到，自己过去即使在农村的时候，包括吃过糠，咽过菜，甚至被虱子咬，睡在炕头上，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在十五年去日本中间只有两天休假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女儿回到我曾经耕作过的土地上，让她体验农村的生活，让她睡在农民的炕头上。”

胡南：“说起来，在美国也待了十来年，这是头一次返回自己的祖国，心情也很激动。我不知道国内现在状况如何，也许大伙都向钱看，就是金钱，我当然也想多挣钱，但是我还有我自己的目标，我觉得“老三届”都有自己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我的追求当然是，我现在是学教育，又是干教育行政管理，所以我认为我是要在教育方面，教育事业上，在教育研究上要做出贡献。特别是我亲身感受上，国家从小学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都是在中国上的。现在我学成了，在美国有一个初步的开始，一个比较好的开端，那么我想人到中年应该做一些事情，特别是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开始着手于跟国内的各个院校和教委进行联系，这次我回来就是作为美方的代表，参加一个美中教育交流会。那么跟我随行的都是美国各个州的大学校长和教务主任，以及其他一些专业的专家。我感到自豪的是我能够和美国的比较高级的教育专家平起平坐，在一起共同研究中国的教育改革情况，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在这中间起一个桥梁的作用，我感到非常自豪，而且感到很欣慰，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一点贡献。”

（画面：轮船甲板上、外国街道）

解说：
　　中国，这是地球上一块神奇的土地，也许因为某种历史性的人为灾难，使你背井离乡，你为此诅咒发誓再也不会踏上归来路，而一旦你身在异国，却又魂牵梦萦、柔肠寸断般地思念着它，这就是祖国的魅力，这就是中国“老三届”刻骨铭心的爱。以至于一些有着外国血统、在中国与“老三届”一同长大的人都因这种文化的熏陶而产生出对中国土地和中国人民的热恋。

采访：
　　叶淑姗：“我们决定走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帮助我们组织了一个旅游，在中国。他说让他们走的时候也知道中国还有大好河山，还有好多特别好的人民。这个我们也是确实是深有感触。带我们去的一个老工人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跟总理汇报，他说：‘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他们太热爱中国人民了。’我走的时候，是跟北京市外事局、外事警全部说完：‘我是跟中国完了，永远不再进这个门。’过两年就回来了，不管怎么说吧，这是家，这是根啊。所以每次在我最累的时候，得找个休息的地方，我就跑回来了。跑回来的时候，一下子就马上可以进人中国的社会里头来。我一开始是办一个老人院，我们这儿特别需要，咱们是不是可以办一个老人院。我今晚上其实就是找几个人，还有中国红十字会的，还有几个别的外国人，还有几个做慈善事业的外国人，说：‘你要是想做这个的话，我们还有钱，因为这个是做慈善工作，不谋赢利的话，我们可以在中国做起来。’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对我来讲，人家有人问我，是哪儿好，美国好，中国好？我说：‘家再穷，也是家。’我想到美国去留学的中国人也会有这种感觉。不管怎么样，家再穷，还是家，这感情是很深的。而且，我那么多同学都在这儿，我想我所认识的或者记得我的所有同学都是一股热情，每个人都想为他的祖国做一点好事。”

（画面：火车奔驰、自由女神像、外国广场、飞机降落）

解说：
　　由于丧失过选择的自由，因而中国“老三届”格外珍惜选择的权利，当“世界大串联”和“洋插队”使他们在品尝了另一番滋味之后，终于学有所成的时候，他们面临人生的又一次重要选择，是走是留？走或留都有其合理性而不会被评判为此是彼非，但许多人选择了归途。

采访：
　　阂维方：“1988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1988年上半年。大概也是我们这批中最早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完成博士后研究就回到祖国来工作。我回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一步学习和了解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情况，希望能够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做一点事情。当时的情况比较迫切的就是一些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希望去看一看，因为在国外，在发达国家，在美国留学，然后去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去了几十个国家，对我们自己的情况刚回来的时候就想看一看，了解国情。当然也去大城市，也去贫困地区，看到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我想一种责任感吧，希望参与这个事情，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

陈晋南：“因为我是自费出去的，没有任何人规定我非要回来，但是我从出去的那一天我就和我许多朋友讲：‘我总有一天要回来的。’当我回来之前，我的同学都笑我说：‘大姐，你这个脑子是有病，中共产党的毒太深。’因为在美国回来的人比较少，大家都可以生存下去，在那里可以找到工作。有些同学还跟我说：‘你不该挣钱的时候你挣钱。’因为我刚开始出去的时候就带了几十美金，全部的学费、生活费，读硕士的时候都是我自己挣来的，当然后来我读到博士以后我是有了奖学金，然后我读完博士以后在赫鲁斯金大学作了两年博士后，作完博士后我就回来了。按说我应该是挣大钱的时候，我放弃了那些，把孩子一个人留在美国，就回来了。我们同学都笑我：‘你家也没了，孩子还要一个人丢在美国，你就一个人回来，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跟自己的国家特别相通，希望自己的国家强盛，希望自己的国家好。回来之前，我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怎么能得到别人的理解，怎么发挥作用。我说我就是只身回来了，我不是来捞什么名堂，我只想把我学到的东西直接交给中国学生，因为我认为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我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我认为我知识不比老一代差，也不比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差，我认为我很有水平，我只是希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直接用于中国的教育。没有什么别的愿望。我说我也就能工作几十年了，我希望能为国家做点什么，我说我想过就是奉献，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奉献的人，我普普通通的做一个人，做一个好教师，做一个学生欢迎的老师。”

（画面：山脉连绵、大河奔流、乐队演奏）

解说：
　　现已身为美国某州政府官员的徐午踏上曾插队落户的黄土高原，面对壶口瀑布时深情地说：“我找到自己的根了。”在加拿大和美国生活了十八年的作曲家黄安伦把他创作和指挥的、被评为20 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一的《敦煌梦》带回了故乡，他们都是“老三届”。

采访：
　　徐午：“我的工作也没那么多假期，像我们回来，当时我也担心，去年回来三次，今年回来两次，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然后我就问我的老板：‘有人开我的玩笑，说我又要走一个长假期了，对我的工作会不会有影响？”他说：“是不是这件事对你特别重要？’我说：‘对我特别重要。’他说：‘那你就走吧。’到陕西以后，我拍了很多照片，我就回去给他们看，他还特意给我写了一份传真，讲：‘你为生养了自己的土地做事，我很羡慕你。’1993年以后，差不多年年回来，‘世妇会’我也回来了。回来以后，在会议上，匆匆来匆匆去，都是在大城市，看着中国很快高楼都起来了，觉得和世界差距少了。但有点车太多，乱哄哄，没什么太多感受。但是我回到高力园以后，我觉得特别触动，我回去以后和翟延路说：‘我第一次觉到我留在美国特别内疚。’我以前觉得应该回去，因为我出国的时候我父亲说：‘（你）四十岁以前一定要回来。’我当时三十四岁出国的，他也是原来留学生，他回去了，所以他跟我说你一定要回来。开始我一直打算要回来，但最后没有回来，觉得也有点内疚，但是想得不多。我当时回去陕西以后，跟翟延路老说：‘觉得那儿可能才更有意义。’这也是为什么1997年以后我们特别集中在进行扶贫方面找一些资源，扩大些联系。我们做不了什么事，但是我们能把这联系加强的话、把国内情况传出去，我觉得还能起到一点作用，也只能起到这么点作用。像我这次回来，一直在飞机上做事情，准备资料，我旁边那个人问我：‘这位同志，你工作很勤奋，你在做什么？’我说：‘这是我业余爱好。’他特吃惊，说：‘怎么是业余爱好？’ 我说：‘因为这是我不拿钱的（工作），我第一份工作在州卫生部工作，八小时，第二份业余工作是晚间在犹他州的社会学系教书，这是我的第三份工作，不拿钱，所以这只是爱好，但因为是爱好，所以我就不能丢舍它。’”

黄安伦：“我是作曲的，就怕出去以后就变了味，这次有机会回到母校能开作品音乐会，对我最要紧的就是我特别想知道我的父老乡亲对我的作品究竟有什么感受，如果说：‘这小子成了一个假洋鬼子。’我真是痛苦万分。我和咱们中国青年交响乐团的年轻人合作，我看着他们年轻的脸，感慨万分。你看这帮年轻人，我看他们的业务水平，比我们那会儿高出来不是一倍两倍的问题，他们所吸收的知识也不是一倍两倍的问题。他们接受的东西，改革开放给他们所看的东西，是完全不能比拟的。但是我并不觉得惭愧，我们那些年代，风风火火，血和泪的那个年代所经历的人性的扭曲和你说英雄主义也好，悲观主义也好，咱们酸甜苦辣是全都吃过了。这可是现在的这一代他们所没经历过的，咱们就算摆平了吧。不过，我觉得，由于我们经历过中国人的历史上最有特点的、也是最划时代的这么一段时间，我们确实有责任为咱们中华文化做出我们自己独特的贡献。出国那么多年，我一直在告诫自己，我要写中国的音乐，为中国的音乐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我写的音乐要被外国人说：‘嘿，黄安伦，你写的音乐真像中国音乐啊。’我就会非常的愤怒，就好像有人说：‘黄安伦，你长得真像男的。’我不就完蛋了吗？我是一定要创作纯纯粹粹的中国音乐，所以我这次回来，如果大伙、父老乡亲说：‘黄安伦，你没变，你还是咱们中间的一员，你还是中国人的儿子。’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荣誉。”

（画面：外国建筑、广场、街道）

解说：
　　 当人类潮流越来越趋向于和平、民主、自由、进步的时候，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地域观念及小丑般地说“不”也越发显得可笑。因而，当中国“老三届”试图为古老的中国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先进科技、先进教育、先进管理等人类文明的结晶，以奉献赤子之心时，任何对他们的偏见和排斥都是对历史的反动。确实，中国“老三届”不懂得什么叫安分，无论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他们的灵魂永远躁动着，那种创造的欲望像大海一样时时在喧嚣，这就是中国“老三届”的基本性格，而祖国至上、人民至上则是他们的基本人格！





第十集 面对涌动的大潮

大浪淘沙是每个时代变革过程中的规律和后果，而中国“老三届”在人到中年时还不应该被淘汰。因为他们丰富的经历在新形势下成为了一种极有价值的资本，他们的创造欲望和能力因此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们的自我批判精神和责任感被民族认同。革命，尤其是和平方式的革命，是这些成熟了的人们生活的原动力！

（画面：大爆破、邓小平画像、深圳新城）

解说：
　　一个民族不可能长久地沉沦，也不可能容忍自己长久地被世界鄙视和嘲弄，更不可能长久地自暴自弃。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最后一个年头的春天，中国民众要求全面改革中国现状的心声由一个叫做邓小平的老人呼喊了出来，他在中国政治舞台几起几落后提出改革开放的口号无疑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民族生存的必然。而中国“老三届”在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民族生存的必然当中又一次焕发出本能的热情，也又一次付出个人甚至整体的代价。

采访：
　　曹远征：“工作十六年了，对改革应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像我们这一代人对改革是抱着非常高的热情的，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插过队，上过山，下过乡，对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发生更深刻的变革（有认识），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才投身改革的。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讲，跟着改革进程不断发展成长，从农村改革，到企业改革，到金融体制，财政体制，到社会保障，这些方面，都参与了许多。在我身边的很多同代人，都做了类似的工作，而这种工作又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但随着体制的改革，社会上金融体制的建立，给中国发展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体制基础和依托，使经济能面向现代化。”

（画面：轮船航行、汽车飞驰）

解说：
　　中国“老三届”长久以来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使他们面对改革大潮时不可能成为观潮派。社会实践证明，在改革的高层智囊团中，最为活跃的一股力量就是“老三届”人。他们在对保守势力进行挑战的同时，也迎接着时代变化对自身的挑战，因为这次波及中国每一个角落的改革将是他们人生中对个体利益触动最大，对灵魂最为震撼的事件。

采访：
　　徐斌：“中国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确实走这路子太难了，我跟他们经常在一块儿，太了解他们了。有的电视剧写国营企业的厂长、搞文艺的编导这些所谓老板，胡说：‘我不是干不成乡镇企业，如果给我实权，我也干得好。’确实那话里有他的道理，确实我们需要有一支商业队伍。那么通过这么多年来的实践，我还是有收获的，最起码有一个小队伍，咱们称这是黄埔军校，一期两期。日本人讲：‘你们成天就是谈明天，社会主义明天会更好，我们跟你们不同的就是说今天。’对，我说有道理，体会很深，资本主义就是谈今天，今天不好明天也好不了。化工界我十几个品种，中国第一。”

安智海：“有许多国有企业，被计划经济一个观念束缚，老是等、靠、要，等待政府给你安排生产节约计划，等待客户，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我们的产品相当畅销。作为我们具有插队经历的这一代中年干部，最重要的是更新观念，比如我现在不适应企业决策层，作为领导成员之一，你应当有成效地参与重大决策，那么你必须不仅有参与决策的意识，还必须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如果你不具备这种常识，你就会‘认识比天高，能力比地低’，眼高手低。所以，为此，我从四年前开始，有意识地给自己设置学市场经销基本常识、股份制基本知识、企业管理基本常识，管理重点围绕决策，因为重大决策是管理的龙头，我还是不甘落后。”

过小江：“现在搞经营的时候也是幸运，遇上了市场经济这么一种拼搏，竞争非常激烈，压力也很大。现在我经营这个企业，我觉得，虽然我们企业也很好，在南京的合资企业里面来说属于比较好的，我们的品牌芭蕾系列化妆品是江苏省的著名商标，是江苏省的名牌产品，而且我们今年准备申报中国驰名商标，也力争去争中国名牌产品。同时我们又在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们是国内的品牌，虽然我们是合资企业，但是合资不合牌，又是中方自己经营，我们感觉到差距非常大，和市场竞争要求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我感到负担很重。”

（画面：街道、人流、一张张面孔）

解说：
　　从下乡到下岗，这是中国“老三届”必经的磨难，前者因为理想主义色彩而带有自愿的成分，后者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无情而无奈和被迫。然而，被淘汰出一个岗位并不意味着被淘汰出时代，中国“老三届”在为国家作出又一次牺牲的同时重寻新的生存方式！

采访：
　　李和芬：“不能说改革不好，改革给能力特别强的人给他创造更好的环境。不好的，那就组织起来，搞一个合作社，自己自救吧。必须自救，靠人家救是假的。”

付女士：“随着体制的改革，国家慢慢会完善。作为我们下来的人，不能坐吃山空，等待着改革体制完善了以后再干，那我们的孩子就没法养了。伸手跟国家要，这是不可能的，必须得让个人适应市场，不能让市场来适应个人。人家干得了，我就干得了，我就看看外面世界到底有多精彩。”

任志强：“我觉得，作为一个重大改革，在管理一个国家过程中总会有牺牲，也可能有一些人就做了牺牲品。这不是他自找牺牲的问题，而是时代在运转过程中不会把所有的都背在身上去前进，自然会有取舍。我们这代人我称他为脊梁，就因为他们做了一些被别人舍掉了（的牺牲），被舍掉的部分恰恰是这个基础中所有人都看不见而真正起到作用的，这些人不但在过去付出了牺牲，而今天还在作出牺牲，同时他们为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

（画面：市场、货运站、餐馆、商店）

解说：
　　“下海”经商也许是改革开放中最具色彩的一页。尽管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面对的是一个被计划出来的市场经济，但中国“老三届”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了合格的商人。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商贾的成分因为以往对“孔孟”之道的批判而在他们观念中相对淡漠，他们在变换社会角色方面由于有过曲折的经历而得心应手。

采访：
　　杨占华：“为什么下海走这一步，考虑到在那个年代失去一些东西，随着改革大潮自己检验一下究竟能做哪些事，究竟能有多大能力。我五十来岁了，又上山上岛，上孤苦伶仃的岛上，第二次上山下乡。发扬那个年代的精神，借着现在的好政策，继续往前走。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还是当年知青，还是我一无所有那个时候。有人问：‘台风来了怎么办？’大自然的东西我们抗拒不了，刮到海里去，重新再建起来。有人说：‘你经营不景气，赔了怎么办？’赔了再回北大荒，怎么来再怎么回去，无所谓。只要我现在抓住了机遇，将来五六十岁再给我一次机遇，我还会继续干。”

牛佑文：“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我就下来了。说得文明一点，就是被别人招聘。我这些年觉得劲头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我下海的时候跟自己说：“不行了就讨饭吃。”但是我觉得不会，有能力，而且现在中央到地方政策上允许你干，在商品社会的大海里去拼搏吧。”

卢明浙：“老是觉得社会对自己不公平，老是怨天尤人，也不应该。路毕竟是自己走的，虽然机遇不好，但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改变它。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干一段之后，放不开，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搞。另外一个，总觉得国家改革开放了，有这个能力了，应该发挥出来，自己能够做好一点，应该下来做。比如说在单位做得不顺心，或者下岗了，你就可以去搞。我的看法不管做什么，都是从小到大，哪怕出来卖饺子，也比闲着强，比整天闷闷不乐好。关键要去干，要发明飞机就要整天想着它飞起来，不能想着它掉下来，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都能成功。”

宋达莉：“到了广州我有过许多选择，我做过婚纱，我到过石油厂，做细工，我画过图，绣过花，我晒过相片，我到火车站，一大篓一大篓相片送人家上车。后来搞了健身房，一大群热爱体育活动的人搞了健身房，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体育，我以前在业余体校干过几年。我选择了一个不赚钱的事情，但是我喜欢它，我就干下去了，一干就是七八年，这七八年中有失败，折了几十万，到长沙搞健身房失败了。我觉得讲出来没什么，人生肯定有失败，一个人没有失败就不知道胜利是怎么来的。”

郝教达：“那个时候受的教育就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还有与人奋斗，和现在的竞争意思相同。”

（画面：饭店、餐厅、大厦、收割机）

解说：
　　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利益驱动，当一个社会的变革正好迎合了多数民众基本利益的时候，这些变革就受到了集体的拥戴，而各行各界中的中国“老三届”之所以以成熟的、理智的态度投身改革的洪流，也同样因为他们将在这场变革中获取利益，而他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更要为民族做出贡献！

采访：
　　武虹光：“搞体改搞了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政府机构改革，一直也是我们多年呼吁的事情，今天改到自己头上来了，也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支持这个事情。希望这次机构改革能够更好地适应今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能够真正地把政企分开，支待企业自主权，这方面有所发展。至于我本人呢，十年改革的工作使我比较喜欢这项工作，我还愿意今后在这个机构里工作，如果可能的话，留下来继续在这里面工作，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愿望。很可能今后会面临其他一些选择，包括到院校去教书，包括到企业去工作，到公司去工作，这方面，我有一个比较充实的思想准备，因为作为‘老三届’，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可以说很难有哪一件事让我垂头丧气，或者说打击很大，这是很难的，基本上面对任何一种现实都能接受。”

刘国荃：“我经常跟职工讲，我们要时刻有危机感，作为一个大型零售企业，我觉得我们这个商店里面每十平方米每十分钟就会出问题。不管是商品的质量问题也好，价格问题也好，卫生问题也好，服务问题也好，保安问题也好，诸如此类，每十平方米每十分钟就会出问题，这是我们内部的一种危机。要想把自己的商场办好，我们确实要亲历亲为，不辞辛苦的，不断进行巡视，进行监督，进行纠正，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使我们的服务水平逐步提高。那么从外部讲，现在商业企业兴办的越来越多，大规模的也越来越多。这种大型商厦林立，确实给我们外部造成很大竞争。我们怎样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要不断加强自身改造，提高自己，以适应竞争。”

戈卫：“鸡场是一个股份合作制。本来在农村和农民合到一块儿搞事情非常困难，但咱们合作得非常好。在一块儿搞十年了，越来越有发展。原来靠贷款，贷二三万，现在积累资产有六十多万了，养一万多只种鸡，品种都非常好，是目前世界一流品种。目前能不能发展，就是把农民和市场联系起来，没有什么大学问，我就愿意在实践中做一些工作。”

周平：“我们时常分析，采取一些措施，争取留一些资历比较高的人员，能够让他安安心心研究一些具有我们自己民族知识产权的项目。像这种收入方面的差距，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抵挡的诱惑，我们最近就在酝酿搞股份制合作改造，能够创造出接近或者相当于外企的收入水平，能够吸引更多的我们自己的科技人员，从事我们自己的科技事业。”

朱程功：“改革德国有德国的实际，我们有我们的实际，但是我们的改革好艰难。我们1993年就去广东考察招生制度的改革，1993年就一直呼吁，呼吁到今年还不见成效。虽然大环境动不了，但我们力求能够促成这个改革，因为这个改革不改，其他的都没的可说，更别说我们国家教育体制要变的。”

王自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使我们对国外一些基础医学的接触、交流更多，所以对国内继承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以后我在1987年、1988年的时候，经过两年工作实践锻炼，建议医院成立中心实验室，开发新的科研项目和临床科研，进行基础试验，在1900年，再次被评为重点医学实验室。”

（画面：修车、办公、图表）

解说：
　　中国“老三届”的群体意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依然残存，尽管这其中时而显露出商业色彩，但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凝聚力无疑描绘出新时期一道颇有意义的风景线。

采访：
　　郭文义：“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奋斗，由于我们既是同学，又是志同道合，就走到一块儿来了。我们“老三届”企业集团最早是从1988年开办。”

王克良：“在当时起陕西“老三届”企业集团这个名字，主要考虑到为了让下一代人，为了以后子子孙孙记住曾经有这么一代人在艰苦奋斗过，成立一个“老三届”互助基金会，将来赞助、扶助一些下岗的老三届，为“老三届”做出一些贡献。”

（画面：文章、厂房内）

解说：
　　勇气、魄力、拼搏是中国“老三届”固有的性格之一，他们抹去的只是盲目的狂热，而在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机遇中改变自身命运、真正体现自身价值的冲动更为强烈。

采访：
　　孟建新：“（老三届）有一种不安分守己，不安于现状，或者叫创新。在我接触的‘老三届’当中，或者自己的体会当中比较深，所以做一些常人不可理解的事。如果安于现状，我自己可以在部队干到退休，可以进干休所。现在白手起家，来的时候只有几千块钱的转业费，现在（经营）的高档木材是全国销售量最大的几家公司之一。”

王志江：“‘老三届’这些人总觉得自己能干点什么，或者说能干成点什么或者说能对社会对国家做出更大一点的贡献，也是出于这些思想，自己在今年年初从政府岗位上主动投身到副食品有限公司，面临的是市场经济的大的情况，这样对一个企业生存发展，它的方方面面的风险和激励就都在里面了。”

（画面：五星红旗、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

解说：
　　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就越凸现出来，权力出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地腐蚀着一大批官员，已经进入政府部门的中国“老三届”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

采访：
　　武虹光：“关键是转变职能，作为这些机构中相当层次的官员，或者说负责人员，就能够面对自己手中权力的丢失，在下个世纪中国社会真正出现一批领取纳税人的钱为社会服务的中国的公务员。我觉得这样的话，机构改革的目的就达到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对‘老三届’有什么要求的话，就是他们的经历很丰富，他们的见解很广泛，应该比其他人更能够正确对待，应该能够带头把机构权力的转换实现。”

（画面：壶口瀑布、港口、大厦、高速公路）

解说：
　　大浪淘沙是每个时代变革过程中的规律和后果，而中国“老三届”在人到中年时还不应该被淘汰。因为他们丰富的经历在新形势下成为了一种极有价值的资本，他们的创造欲望和能力因此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们的自我批判精神和责任感被民族认同。革命，尤其是和平方式的革命，是这些成熟了的人们生活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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