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床花影A：析宋彬彬的道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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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宋彬彬的道歉书





2014年1月12日，文革名人宋彬彬回到她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北师大女附中），在安放着卞仲耘副校长铜塑雕像的会议室里，向当年的老师、同学以及老师的后人道歉。此事一出，网上顿时热闹非凡，称颂、叫好者有之，抨击、非议者也有之。一部分人将宋彬彬道歉一事当作文革罪恶的再一次证明，另一部分人却认为她的道歉是惺惺作态。但无论是持哪方面意见的人，却似乎至今都没有很好地研读一下宋彬彬“道歉书”的原文。其实，宋彬彬的这份“道歉书”是一份文革当事人提供的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只要略加分析一下，就可能从中找到许多有关文革真相的信息来。


我们试来分析一下宋彬彬的这篇“道歉书”（原文附后）：


一、“道歉书”的主题：我不是卞仲耘血案的凶手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宋彬彬这个名字就跟文革中的一桩血案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有一位名叫王友琴的女士（也是文革时与宋彬彬同一所学校的学妹），向全世界揭发，文革中第一位被打死的女教师——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老师，是宋彬彬领着一帮红卫兵打死的。从那时起，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可怜的宋彬彬就被迫一直不停地在全世界人的面前为自己辩护：我没有打死卞老师！


这次在网上看到宋彬彬在母校“道歉”的照片，笔者也不禁对宋彬彬产生了同情：算来应该不到67岁的年龄，却头发花白，面容憔悴，比起同龄人显老多了。30年多年的这份精神压力确实不轻啊！


这份道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維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这就说明，宋彬彬回到中国已经10年了，她回国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道歉”，道个歉哪用得了10年这么长时间？她是为了参与“刘进、叶維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参与调查，谁也想得出来其原因，想在全世界人面前还自己一个清白。


所以，只要仔细读一下她的“道歉书”原文，就可以一目了然，这是一份以“道歉”为名而以“辩白”为实的辩护书，她真正的目的是要借此向全世界人辩白：我不是凶手！所以，这份“道歉书”中的最关键一句话是“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至于宋彬彬在卞仲耘血案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道歉书”里只有一句话涉及到了：“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也就是说，宋彬彬声明自己当年不但不是打人者，还是劝阻者，不仅无罪，而且有功。





2、谁是卞仲耘血案的真凶？





其实，还自己清白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就是：说出卞仲耘血案的真凶。那末，宋彬彬知道卞仲耘血案的真凶吗？肯定知道。那末，为什么要在30多年的时间里承受那么大的精神压力，一味只是辩解自己不是凶手，却死也不肯说出真正的凶手是谁呢？其中的难言之隐究竟又是什么呢？蹊跷就在这里。


还是上面引述的“道歉书”里的这句话：“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话不多，但其中包含的信息量很大：（1）打人的地点至少换了两个，一个是“大操埸”，一个是“后院”；（2）打人的过程持续时间很长，换了两个地方，阻止了两次，“以为不会有事了”，但还是接着打，直至打出严重后果；（3）打人现埸有“围观的同学”，有大量的目击证人；（4）宋彬彬和刘进两次“阻止”过打人者，说明不但跟打人者照过面，还跟打人者说过话，即使与打人者不是同一个年级的学生，或许叫不出名字，但至少事后见面认得出来。


宋彬彬的“道歉书”里说：“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实际上刘进也是。刘进是正的，宋是副的。既然如此，在卞仲耘老师宣告死亡后的第二天，她们就可以很轻而易举地查出参与打死卞老师的几个学生的姓名。其实，刘进在一份材料里也提到过，就在卞老师死后，她就找到该校高一（三）班的一个学生，了解了那天打人的全过程。或者说，假如宋彬彬和刘进在卞老师死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假如公安机关派人到学校来，集中全体学生排查，宋彬彬和刘进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人群中把那几个打人的学生认出来。又或者说，在卞老师死后的几个月里，宋彬彬、刘进，还有当时现埸的围观者们，与打人的学生在同一所学校里进进出出，完全有可能与那几个学生相遇、照面，并将其认出来。要是说，那几个学生因为打死了人，从此躲在家里不再到学校来了，那就更欲盖弥彰了。


从刘进、宋彬彬在其他地方所发表的各种相关资料中，她们已经透露出不少关于卞仲耘血案真凶的信息：（1）是当年该校高一（三）班的学生；（2）是家住“东边大院儿“（三军总部大院）的：（3）初中时没在该校上学，是初中升高中时从其他学校考进该校的。试想，一个班级的学生一共有多少？根据上述条件筛选后还能剩几个？加上有包括刘进和宋彬彬在内的许多目击证人，卞仲耘血案还可能是一桩找不到真凶的无头案吗？


值得玩味的是：宋彬彬为什么要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顶着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始终不肯说出真凶的名字？


更值得玩味的是，从2003年起，到宋彬彬道歉时止，宋彬彬和刘进、叶维丽等人从美国回到中国调查“学校文革初期事件”，共调查了10年之久，“道歉书”中还提到：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调查文章重的是事实真相，全世界人都想知道的事实真相就是：“究竟是谁打死了卞老师？”，只要说出这一个或几个人的姓名及其家庭背景就行，用得着对调查文章作“逐字逐句审核批改”吗？而且，这篇调查了10年之久所写出来的调查文章为什么至今不能公开？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还有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最早一口咬死宋彬彬是打死卞老师的凶手的王友琴女士，原来当年也是北师大女附中高一（三）班的学生，打死人的真凶与这位王女士原来是同班同学。那末，只有两种可能：（1）打人的那天王女士没在现埸，但如果王女士没在现埸，她又凭什么一口咬死是宋彬彬打死卞老师的呢？（2）打人的那天王女士在现埸，那末，她没有理由不知道真凶的姓名，已经是同窗读书一年多的同学呀！如果王女士明知道真凶的姓名而偏要一口咬死是宋彬彬打死的，那就要考虑她的动机和目的了。





3、文革中学生打老师是毛泽东教唆的吗？





宋彬彬在其“道歉书”中借一位朱学西老师之口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道歉书”中还说：“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她把她这些年来所遭受的巨大精神压力痛苦的原因归结为40多年前在天安门上毛泽东对她说过“要武嘛”三个字。连跟宋彬彬同时道歉的刘进也向宋彬彬道歉说：“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总之，一切灾祸的根源来自于“要武”两个字，而这两个字是毛泽东说的。


当初王友琴女士为什么要一口咬死是宋彬彬打死了卞老师？实际上就是因为举世皆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宋彬彬说过“要武嘛”。王女士想借此建立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毛泽东的天安门城楼对宋彬彬说了“要武嘛”——于是宋彬彬带着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老师——以此为开端，文革成了一埸全国范围内学生打老师的运动。王女士想借此推论：毛泽东是文革中教唆学生打死老师的罪魁祸首。但是，王友琴女士的逻辑关系里有一个不可弥补的巨大破绽：卞仲耘老师被打死发生在1966年的8月5日，而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宋彬彬说“要武嘛”发生在1966年的8月18日，毛泽东在8月18日教唆宋彬彬在8月5日打死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的。


但是，宋彬彬还是觉得毛泽东害了她，如果当年她不上天安门向毛泽东献红袖章，如果毛泽东不对她说“要武嘛”，王友琴也不会咬死她。所以，她恨的不是平空诬陷她的王友琴，她恨的是对她说了“要武嘛”的毛泽东；平空制造“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的，不是王友琴之流，而是毛泽东，或者说，只要毛泽东对她说了那三个字，不管她有没有打死卞仲耘，她都成了“文革暴力符号”。


所以，为了“说明真相”，也为了撇清自己，宋彬彬在她的“道歉书”里又写了这么一段话：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问题就在这儿，毛泽东的“要武嘛”是只对宋彬彬一个人说的，从“要武嘛”三个字及其相联系的上下文中，绝对找不出要宋彬彬回学校去打老师的意思，而在现埸唯一听了毛泽东这句话的宋彬彬也绝对没有产生要去打老师的念头，何况宋彬彬在“道歉书”中声称：“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这句话最好地证明了，毛泽东对宋彬彬说的那三个字，在宋彬彬身上绝对没有产生“教唆”她去打人的效果。那又怎么会对全国成千上万的学生构成“教唆”呢？


那末，问题是否出在那位《光明日报》记者身上呢？据宋彬彬说，她当时压根儿就拒绝了那位记者的采访，是那位记者盗用了她的名义擅自写了《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发表在报纸上，还擅自将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甚至将她的学校的名称改为“红色要武中学”。如果宋彬彬所言属实，那位记者的行径确实可恶。但是，宋彬彬说：“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这就是告诉我们，原来文革中的这么多暴力行为，造成无数家破人亡、生灵涂炭，都是那位记者的一篇文章煽动起来的！原来那位记者才是文革暴力的源头？1966年8月20日的《光明日报》和1966年8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不是中央绝密档案，应该可以在全国许多图书馆查得到，我们不妨查查当年那位记者写的这篇文章原文，看看原文中是否具有煽动学生打老师的任何文字？如果没有，宋彬彬上述的这段话是否构成了对那位记者的诬陷？


当然了，还可以查一查，文革红八月里全国发生的那么多打伤、打残、打死人事件，都是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宋要武”那篇文章以后才发生的吗？至少卞仲耘血案就不是吧？


还是刘进在她的那篇“道歉书”里遮遮掩掩地透露一点实话：“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刘进没有说清楚的是：这些施暴学生不是一般小干部的子女，而是父母的官职级别非常大的高级干部子弟，打死卞老师的学生来自“三军总部大院”，就透露了天机。毛泽东向宋彬彬说了“要武嘛”，他们就打人？那末，后来毛泽东通过江青苦口婆心地向他们的老子讲《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他们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我们知道，如果发生了一桩杀人案，公安人员首先要做的是全力找出杀人的真凶，只有找出了真凶，才能进一步顺藤摸瓜，详细追查其作案的过程、动机、目的，再进一步追查其背后有无教唆者。自古至今，世上决无不知道谁是真凶却能抓出真正教唆者的案例。现在就有这么一个怪现象：都说文革中打死了多少多少人，但30多年来连一个打死人的真凶也没有曝光出来；“教唆者”却早已定下了。





4、宋彬彬应该道什么歉？





宋彬彬既然是来“道歉”的，那末，她的这份“道歉书”中多少得有点儿“道歉”的内容，换句话说，40多年后，她经过长期的对文革的“反思”，她觉得她当年的哪些事情是做错了的，需要来“道歉”呢？


查遍了“道歉书”的全文，宋彬彬认为她当年做错了这么两件事，是需要道歉的：


一是为她参与贴出了1966年6月2日该校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二是她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没有保护好卞仲耘副校长，“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 ，“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其实这两件事都是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事。那个年头，全中国写过大字报的人即使不上一亿，也得有几千万（这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中还有许多不识字的人，否则写过大字报的人可能更多）。那个时候，甚至中国的宪法和不少相关法律本身也有许多地方尚未完善，何能苛责一个女中学生“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所以，如果要为这类事情“道歉“，真是大可不必。


那末，宋彬彬（也包括与她同时“道歉”的刘进等人）真正做错了应该道歉的事情有没有呢？有。在我想来，应该包括这几件事情：


1、卞仲耘副校长在被打死以前，就已经被工作组划入了“四类人员”，所谓“四类人员”，即是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时被工作组划为“四类人员”的还有另一个副校长胡志涛）。那末，宋彬彬和刘进作为“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有没有参与过工作组将卞仲耘、胡志涛划为“四类人员”一事？有没有为此事向工作组提供过关于这两位老师的定罪材料？有没有参与过将其他一些校领导和老师划为“三类人员”（准右派）的活动？如果有，她们应该为此道歉。


工作组是上面派来的，不了解本校情况，工作组如果要将本校的老师或学生打成右派，一般得依靠本校的积极分子提供材料，而宋彬彬和刘进正是积极分子中的为首者。如果卞老师和胡老师没有被工作组划为“阶级敌人”，她们后来能遭学生打死、打伤吗？


2、宋彬彬和刘进既然承认她们曾两次到打人现埸进行“阻止”，为什么不在当时就把卞老师和被打的其他老师带回校办公室保护起来，或者另外指定学生送这些老师回家？因为她们俩人毕竟在工作组走后是这所学校的最高负责人。说什么：“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这不是严重失职又是什么？轻描淡写地一句“没有保护好”，就能敷衍了事吗？40多年后难道不该为此事道歉吗？


3、卞仲耘老师死后，为什么不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为什么不立即向上级领导机关汇报？虽然卞仲耘老师当时已经被工作组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但是，即使是真正的坏人，被活活打死了，也是要报案、要汇报的吧？战争年代，如果有哪个八路军战士打死了日军俘虏或国军俘虏，也是要受到上级严厉处分的吧？其实，根据其他资料，宋彬彬和刘进确曾连夜找北京市委汇报此事，是当时北京市委某位大领导（此人在文革后又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指示将此事“压下去”，而具体回学校执行“压下去”指示的，总是你宋彬彬和刘进吧？为什么不为此事道歉？


4、卞仲耘老师死后，死者的丈夫一次次地到学校来讨说法，要为死者申冤，是你们这些当时学校的负责人为了执行那位大领导“压下去”的指示，一次次地将死者的丈夫从学校轰走的吧？为什么不就此事向死者的家属道歉呢？


当然，最应该道歉的是：四十多年来，你们始终咬紧牙关，至今不肯说出打死卞仲耘老师的真凶的姓名，令死者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


所有这些真正该道歉的事情，我们在宋彬彬的“道歉书”中找不到踪影。


http://cul.club.sohu.com/chuyush ... uid=7a3140c9a3c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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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谈《宋彬彬身后的人们》，这篇资料至少漏掉了一个大人物：邓小平。文革初期，北京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亲自自抓的一个点，（1）1966年6月2日刘进、宋彬彬等人贴出矛头指向该校领导班子的大字报后，是邓榕将此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立即让人安排接见了刘进、宋彬彬等人，对她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进行了肯定和鼓励；（2）1966年6月23日，卞仲耘老师在工作组组织的批斗会上，受到个别教师和部分学生的极大污辱和殴打，会后，卞老师给“上级领导”写了一封申诉长信，该信抄成一式三份，一份寄给北京市教育局，一份寄给共青团中央（该校的工作组是共青团中央派出的），一份寄给邓小平，但信寄出后，无收到任何回音，卞仲耘老师却被工作组从“三类人员”改划成了“四类人员”。（3）据刘进、宋彬彬提供的资料，该年7月初，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人还带着该校工作组组长和刘进等人进中南海当面向邓小平汇报师大女附中文革运动进展情况；（4）文革运动中，邓榕曾写过一张大字报，揭露其父在文艺工作者初期插手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推行资产阶级以动路线”的事。

yangharrylg

老兄，别介意，这是王子的戏言。我也只是诚心诚意地希望跟大家探讨。

而且，文革期间我在杭州，根本不知道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事。最早知道卞仲耘血案是在1967年看到北京政法学院编印的那张印有死者惨状照片的传单（可能是杭州造反派复制的），长期以来，我也一直认为卞仲耘老师是宋彬彬打死的。而且，在当时的文革小报上还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是卞仲耘老师惨遭毒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也狠狠地在卞老师头上踩了一脚，我当时也信以为真，现在看起来也是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