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韵：“八·二三”五十周年了- -说说那天我身边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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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助威着山呼海啸的欢呼——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嘱红卫兵“要武”的“八·一八”，催生了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在上海，在武汉，在全国各地，摧毁文化、践踏人权、邪恶血腥的“八·二三”。一代文豪老舍、傅雷自尽、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了这个血腥的日子。五十年过去了，我那劫难里出生的儿子还差两个月就满50周岁了，我也由青年步入老年。但是，五十年前“八·二三”那天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天，骄阳似火，柏油马路都晒软了。下午上班后，我接到通知，待在办公室，哪也不许去。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两眼直瞪瞪的望着墙上那飞扬跋扈的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心空荡荡的，空气里只有我的呼吸气息和窗外的蝉鸣。我向窗外望，政治处的干事们交头接耳，神神秘秘，革命群众都随他们开会去了。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暴风雨前的寂静十分恐怖。


不一会，院长冯，总工程师陈，会计杨老太太等人，被政治处主任的爱人押进来，她高声训话道：牛鬼蛇神们听着，待在这里不许乱说乱动。她是一个非常“革命”的、近五十岁识几个字的农村妇女模样的“革命群众”。可能是因为嫁了一个专司政治的丈夫，她的语言行动一向很“左”。她的脸很宽，每当操起批判的武器，那宽宽的肉便横起来，几乎没见过她的笑容。她一直负责监管我们几个院机关的“牛鬼蛇神”，我们称她“左派大娘”。


我记得一次斗院长冯的会上，“左派大娘”煞有介事的指着院长冯的鼻子发难：你算什么地下党员？！把党的电台不设在劳动人民家，设在你的官太太姐姐家。你这是什么立场？不是叛徒才怪呢！ 院长冯的爱人被她的单位揪出来，斗争折磨的得死去活来，在最难熬的时候，冒死稍信给冯，院长冯一连几次请假，都不准。后来听到院长爱人自杀身亡的消息，一位姓宋的难友说：若是院长能请准假，也许他的爱人不会走绝路。


我更是被她批得见了她就不寒而栗。印象最深的是她特能上纲上线。大批判武器被她玩的已虚假到匪夷可思的地步。她仍面不改色的声称：“绝无个人恩怨，响应毛主席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了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我不知道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颜色，也不明白我一个小老百姓怎么会和社会主义江山的颜色扯在一起。


一次批斗会上，她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生完孩子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反党。”我不知其所云，懵懵懂懂的望着她，便回应了一句：“我在家休产假，什么事也没做。”她嗓门声高八度：“你是没有干事，你在家写反党日记。你看你这个美女蛇毒不毒，刚生完孩子就向党和社会主义喷毒液。什么宝贝长宝贝短的，要你的孩子当科学家，呸，你这是在向社会主义进攻，向党争夺下一代。”


我终于明白她指的是我为女儿写的成长日记，我实在气不过，说：“你们就拿它定我的罪好了。”语音刚落，拍桌子，挥拳头，辱骂象炮弹，一发一发的打了过来。我真后悔写什么成长日记啊，我不能做到“当狼群狂嚎时，最保险的办法是和它们一起嚎。”，至少可以当个哑巴白痴啊。倾注着母爱写给女儿的成长日记，充其量有点小资情调不合时势，连这都是反党，还有什么能是清白的呢？


但是，在政治淹没了所有一切的年代，连母爱也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倡导说：“爱是有阶级性的，要马克思主义的母爱的教育，不要人道主义的母爱教育。”“母亲给儿女的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伪装。是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方向、要不要给孩子身上打上无产阶级珞印的问题”。在他们眼里，仁爱，正直，善良，真诚，作为独立人格存在的所有有价值的宝贵东西都要统统消灭，保留哪怕一点点属于个人的，与当朝政治不相容的东西，不仅不行，还要治罪，这就是“文革”。


窗外的蝉扯起嗓子，聒噪个没完没了，室内几个大活人都象死了般无声无息、形影相吊、菩萨般端坐不动，眼神惶惑惊骇，无言的压迫把他们变成一个个虚无飘渺的空壳，成了活人世界里的会呼吸的死人。唯独院长冯似乎处乱不惊，背靠沙发闭目养神。


总工程师陈是个温文善良的老头，他慈祥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已怀孕八个月，在劳改的日子里，无论是烈日下修路还是诸多花样翻新的折磨里，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尽力照顾我——惨淡的摇了摇头，怜我何堪，关切的问：“快要生了吧？” 我点点头告诉他还有两个多月。


他是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几十年乡音未改，一口黄陂口音的普通话。说得如歌似吟，一板一眼。他的那张特大的办公桌，几乎占去我们这特大办公室的一半，设计院大量的工程设计项目都要经过这张台子审定后交给施工单位。 在政治第一的年代，主管技术的他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往往是施工单位催图纸的电报连连，他这里的技术审查会议在政治学习冲击下一拖再拖。实在拖不下去了，他轻声叫我去问问能否把政治学习时间调换一下，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他和他要召集的技术负责人只能无精打采的在各自的政治学习会上，聆听着政治专业人士和官场积极分子们的长篇大论。


他是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揪出来的，“专家治院”“白专道路”“压制新生力量”“反对学毛选”等等，罪虽不轻，并非重至当诛。最严重的是：“别人不回来你为什么回来，是不是美国特务？你在美国搂着洋女人舌头对舌头的跳舞多舒服，为什么回来？”你们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来，有什么目的？


这个问题，对于他们这帮以政治为职业、骨子里对富裕生活溢满贪婪、又从来没有过过富裕日子的人，是无解的。我认识的一个熟人，文革期间在大连某大学工作，他对我讲过，1968年“清理阶级队”他们大学的英语女老师和她的丈夫萧光琰——留美化学博士、曾任职美孚石油公司、1950年回国并带回大量技术资料———也面对过同样的问题：“你们在美国能挣那么多的钱，生活那么好，为啥回来？有什么目的？”“您能够把美国的资料带回来，也就能把中国的资料投给美国”，这位为我国石油工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老海归”死于刑讯逼供。当权者通知女教师说你爱人是敌我矛盾，畏罪自杀。当晚女教师紧紧搂着他们十五岁的女儿一起诀别人世。


在这些骨子里满是阶级斗争的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看来，革命是无产者的专利，有吃有穿还革命一定别有用心。从能挣那么多钱的美国回来不是特务还能是什么。一大部分出生于名门望族和来自白区的老干部，文革中被整也是蒙难于这一逻辑——流氓无产者的无赖逻辑。


总工陈说他是为了报效国家回来的——除了这个理由，又能有别的什么理由呢？官场积极分子们嗤之以鼻：“你那么进步为什么还站在这里挨斗？”他最怕那些“左”的出奇的官太太们，象秀才遇到兵，和她们说不清道不明。每次他挨斗回来，脸铁青铁青的呆坐不语，我想宽慰他几句，真想对他说当初你何苦要回来啊，又不敢说。在阶级斗争悬顶之剑下，勇气、真诚等于找死，只有怯懦和虚伪才是安身立命的通行证。人们已失去了面对真诚的勇气，说真话，哪怕是几句无关痛痒的宽慰的话，都要屈从于骨子里的不敢，彻骨恐惧罩着每个人，这就是“文革”。


院长冯依然闭目养神，他微微下弯的嘴角透着执拗不屈的人格力量。大象无形，大音希音不过如此吧。解放前他负责的地下电台，白色恐怖中向党中央，向延安发出无数红色电波。就因为他把电台设在国民党官员姐夫的阁楼里，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们围攻斗争他多次，要他交代叛徒特务罪行。在那些跌破人的底线又有着充分想象力的官场积极分子眼里：“他不可能不叛变，没理由不叛变，为什么不叛变，他叛变合情合理”。因为既然能向延安发报，也同样能为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姐夫提供情报。


院长冯的批斗会声势都很浩大，一轮攻势开始，必是大字报大标语先行，地上斗大的字大得人站在上面竟认不出字来，歌声、口号声人声鼎沸，伴着一声高喊；把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冯**押上来，人们声声高喊着；打倒叛徒冯**，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冯** ，有两个官场积极分子甚至站起来高举拳头声嘶力竭。面对千夫指，院长冯依然出语温文而雅，他毫不急促的说：“我们是提着脑袋干革命，随时准备牺牲。为了活着工作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随后便静立噤声不语，含而不露，双目炯炯，激荡着自信。说他是叛徒完全是牵强附会，他被揪进牛棚，是因为他重业务、重用知识分子的执政理念与热衷阶级斗争的政治处主任水火不相容。


如果说政工干部热衷整人那是职业需要，那官场积极分子则是投机、迎合。中国多年阶级斗争的衍生物——官场积极分子，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深受其害，知道都这些人大多是业务不行嘴巴行，他们最恨重业务的领导干部，他们最紧跟官话连篇的政工干部。斗争院长给了他们表现的机会，他们一次次摁下他的头，他天生傲骨，头总是低不下去。坐在角落的我，望着他投射到窗口外天空上的高大身影，和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官太太和官场积极分子的张牙舞爪，我心彻骨的寒。这是关乎人身家性命的政治运动。那些大权在握的政工官为什么不管管自己的老婆，听任他们疯狂的“煮豆燃豆萁”呢。他们明明知道他们和院长冯本为同根生，同是共产党人。有什么意见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非要出手如此狠毒？如此“相煎何太急”呢？——当时，我太年青幼稚，尚不知共产党就是一部绞肉机。


杨老太低头呆坐着，看上去疲惫不堪，两眼红肿红肿的，象是又哭过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一定记得，曾经有一次全国性地大游行——支持多米尼加，会计杨老太写了一手漂亮地毛笔字，一大堆五颜六色地三角旗堆在她面前让她写出六七种口号。队伍要出发了，急着用，她写一张拿走一张。神差鬼使，老太太老眼昏花，竟然把一副“打倒美帝国主义，支持多米尼加”的旗帜给写反了，而且上了街才被人发现。


文革一开始，老太太就因此被揪出来。她是民生公司旧职员，很要面子，她想早点解脱，拼命以糟践自己来救赎自己。把自己骂得一次比一次厉害，上纲上线一次比一次深刻，低头走路，低头做是事，低头劳动。非但过不了关，每天还出现新问题，倒不是她真的有什么新问题，而是她的检查总能鸡蛋里挑到“骨头”。例如，她检查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从小娇生惯养，有“娇骄”二气，人家说她留恋旧社会的剥削生活。她检查自己粗心写错标语是破坏行为，人家说她不是粗心是故意。有意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她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只是哭，两眼总是红红的。每每站在批斗会场上，总是泪水汗水浑为一体。她近视加老花眼，泪水蒙了眼睛越发看不清，便摘下眼镜鼻子碰着稿纸一边抹泪一边念。弄的白皙的脸脏兮兮的，她越是哭官场积极分子越是骂她：“装可怜相，委屈你了吗？简直是在控诉文化大革命”。


苦楚无告的她在履行清扫厕所劳役时，在楼梯口恰逢正在看大字报的新来的党委书记刘，她像落水人抓住救命稻草般，迫不及待，哭哭啼啼向书记刘倾诉自己的冤枉。书记刘初来乍到，见是个老太太哭得泪人似的，便好生劝她：“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总会搞清楚的”。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句话，书记刘无可指责。但这一切均落入政治处主任的一个官场极左分子眼中，当天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质问书记刘想和老妖婆干什么？侮辱性的、最能臭人的字眼充斥于字里行间，不知实情的人乍一看来，还真的以为书记刘和老妖婆有点什么呢。可怜书记刘好好的一个老头，十三级高干，给轰的昏头转向找不到北。杨老太太的批斗也升了级。


书记刘单枪匹马闯入别人经营好的领地，不给你点厉害尝尝行么？按经年政界行规来说，是不是一个单位的权力顶峰，不取决于地位级别，取决于势力和是否跟随潮流，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央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没有抗衡制约的参照系，基层谁取得了权力顶峰，谁就是组织，谁就代表领袖，代表执政党，谁的话就是法律。给你写上几条，盖上公章，存入你的档案，要翻身就难了，那是一生一世跟着你的惩罚。


一阵骚动，随着走廊匆忙杂乱急促的脚步声，高音喇叭响了：“全院人员到办公楼前集合，勒令牛鬼蛇神必须到场。”反复的播送这句话，叫人十分恐怖。 我从窗口往下看，院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两边摆满密密麻麻的打着红叉的绘图板和纸箱板做成的“黑牌子”，大小不同的“高帽子”。明明知道残酷的羞辱就在眼前，还是忍不住问：他们要干什么？众人纷纷走到窗前，屏声凝息，茫然无助的望着那堆将要临头的刑具，满脸凄惶。


院长冯看也没看，对大家挥了挥说：走！大步昂首而去。那样子就象是共产党人赴刑场般悲壮。后面跟着的人，低头畏缩着身子，象是去屠场待宰的羔羊。一路上我的心突突的狂跳，跳的可怕。 在楼梯上巧遇楼上下来的二室的大罗二罗。他们被谑称：设计院“两面破锣”。两人均是上海交大毕业，皆为对苏联有微词，在反右运动中罹难。一曰：苏联芭蕾舞功勋演员乌兰若娃，长满胡子象妖怪。一曰：苏联是朋友，为什么从东北搬走我国那么多物资设备？1957年，在交大划为右派分子。可能是划右的理由太牵强了，也可能是院长冯爱才心切，他们到汉口院很早被摘掉帽子。这次首当其冲作为院长冯招降纳叛的证据以“摘帽右派”的罪名揪出来。


二罗中规中距，不声不响，反正就这一堆了，大学同班同学都有孩子了，他连老婆都找不到，邋里邋遢到了极至，索性沉到底了，敬听尊便。戴帽原不要什么理由，想戴就戴了，摘帽更不需要什么理由，想摘就摘了，反正摘了帽还是右派。随你怎么样了啊。大罗被激怒了，到底是解放初曾参干进军大西南——一次谈起“红岩”，他告诉我当年他和部队到达渣子洞《中美合作所》时，那里还在冒烟——他不肯轻易就范，竟然敢问：


“摘帽右派是什么帽子？”
答“摘帽右派就是摘了帽的右派。”
问：“为什么摘了帽还是右派？”
答：“摘掉了右派帽子的右派不是摘帽右派是什么。”


此举，被定性是反攻倒算，再加上这位老兄在学习毛泽东的“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讨论会上，突发奇想问“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更是罪加一等。“反革命分子”“摘帽右派”双冠加冕。叹他人品学识卓而不群，硝烟炮火投身革命，却落得个顶风臭十里，年近不惑，仍孑然一身。桀骜不驯的性格铸成了他人生的沉沦和悲剧。


大罗慢条斯理的在我前面走，借他的光我不必步履匆匆，到底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一点也不慌张。引吭高歌着“牛鬼蛇神一扫光”的高音喇叭嘎然声止，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出奇的静；恐怖的静；令人毛骨悚然的静。办公楼前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我躲在人群中的一个小树旁，本能地想离开那些呲牙咧嘴的黑牌子高帽子，远一点再远一点。突然一个人高马大的女人窜上桌子，又是一位官太太，她原在北京卖酱油，随夫迁院武汉，丈夫是院党委成员，夫贵妻荣成了办公室的收发员。


她振臂高呼：“‘牛鬼蛇神’统统滚出来”，没容我艰难的从人缝中移步往前行，刹那间，革命群众争先恐后退步向后，和我们之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环状开阔地，把我们几十个“牛鬼蛇神”孤零零的晾在了中间。我们象被扔在岸上的鱼，挣扎着，本能的把求生的眼神投向革命群众。此时我是多么奢望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啊！


我惊魂未定，政治处主任的两个官场积极分子，窜上桌子，挥动双臂，声嘶力竭的狂喊着：我们参加了北京斗“三胡”的大会，看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耀邦“坐”了“喷气式飞机”，被斗的满头大汗，狼狈不堪。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望着讲演者滔滔不绝的嘴巴，不知自己身置何处，是恶梦么？我问自己。白花花的阳光叫人睁不开眼睛，哪里是梦。我脑子一片空白，只有“胡耀邦倒了”几个字交替闪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胡耀邦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名字在青年学生中如雷贯耳，他倡导的“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感染激励教育了一代人。我们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会是共和国第二代领袖。


我是草头百姓，不知国家发生了什么，只是感到恐惧颤栗。从少年时代起，在民族传统的尊神心态对领袖的宣传定势影响下，毛泽东超越我自己的心灵，支配着我的一切思想、行为。此时我分明感到这感性的支配在动摇。我被自己这刹那间的理性感知吓了一跳，不敢再想下去。高高在上的演讲者越来越被自己的激情感染陶醉，几乎是跳起来高呼：


伟大的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好的很！
我们要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桌子在他脚下咯吱咯吱地哀鸣。


我们象是站在孤岛上，周围是深不可测的泛着黑浪的大海，海浪借风势，滚滚逼人。被煽情的演说激动起来的人们，群情激昂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横扫“牛鬼蛇神”，在“左”得出奇的官场积极分子派的裹协下，向我们冲了过来……对人性、人道、人的价值尊严的践踏，就发生在明亮的太阳光下，而且是官办的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这就是1966的“八，二三”。


那恐惧痛入骨髓，我真是怕啊。漠漠糊糊看到，我的一个曾经过从甚蜜的朋友，好像是端着碗水走来。她和我丈夫在一个设计室工作，我三岁的女儿叫她“长脚阿姨”。她是从工农速成中学进入大学的“调干出身”的大学毕业生，给人印象为人很正直。她说她看不惯原北京院领导貌似马列主义，实际上拉一批打一批，手段恶劣；她说讨厌那些积极分子不学无术，虚伪霸道，她还说她敬重我丈夫的人品学识。她比我大几岁，和我很要好。丈夫出差时她顺理成章住在我家，身在异乡，有这么个可人的大姐姐，给我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温馨。可能是我们罹难吓坏了她，唯恐城门失火央及鱼池，她竭力开脱与我们的关系，救赎自己。抄家那天，在她的指证下，官场积极分子从我家的书架上抽走了我的日记本。


我的朋友走近了，我看到她满头大汗，笨拙地端了碗墨汁，来到我们面前，别出心裁的肆虐已被强行戴上黑牌子高帽子的弱者，她一路执笔挥洒下来，院长冯，副院长钟，总工陈，会计杨老太……一个个便成了白日魍魉。忽然一阵骚动，我听到大罗的声音：“你们是法西斯，我就不让你画。”“啪”的一声，打翻了朋友手中的墨汁碗。我的朋友自己倒成了鬼脸，白衬衣溅了一抹黑汁，象黑血点点滴滴往下滴。一群人一轰而上，喊着：反了，往死里打。对大罗拳脚相加，


大罗痛苦的跌倒在地。有人高喊：绳子，快拿绳子。刹那间，大罗被捆的结结实实。请示坐镇指挥的政治处主任后，扭送大罗去派出所。大罗挣扎高呼着：我抗议！我抗议！满身伤痕，面色苍白，两眼发光，向真理正义发出了凄厉的哀鸣。但是，在强大的阶级斗争搅肉机轰隆声中，在狂欢氛围中进行的全民性迫害浪潮里，这声音太微小了。


感谢大罗的反抗，没轮到画我。回头看，我的朋友象个为讨好主人不慎打破器皿的小猫，可怜兮兮，不知所措的木然愣在那里。一个官场积极分子鄙视的瞪她一眼，骂她帮倒忙。一阵怜悯油然而生。我突然从内心原谅了她。在过去的日子里，她对自己良知不能认同的当权者没有趋炎附势，与无权无势的我们成为为朋友。在官场积极分子眼中，我们同是卑微的生命，其苦其悲，何堪怜！


我们已经“死”定了，已经沉入漆黑的深渊。我们是牛鬼，非人，原有的价值坐标已彻底砸毁。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身份人格尊严消逝殆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她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刻唯恐祸及自身。连夫妻同林鸟大难临头还各自飞，我怎能苛求一个为避厄运而略施小计保护自己的弱女子呢？她蹒跚离去的身影牵扯着我的心。她也够可怜的了。当全社会每个毛孔都涨满了恐怖，保护自己便成了人们唯一的欲求。大批判走入家庭，精神控制伸向床笫，燃萁煮豆,噬友诛朋，逼人跌破底线，这就是文革。。


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的牛鬼蛇神被勒令去游街。在院长冯那高高的拖着长长飘带子高帽子引导下，一团龟缩在一起战战兢兢的牛鬼蛇神们，渐渐走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蚂蚁般蠕动。我不敢左顾右盼，眼睛只盯着我前面科研所的曹工程师的后背，我看到那肮脏的系黑牌子的草绳把他雪白的衬衣领子弄得黑糊糊的。几个半大不小的顽童高喊：看牛鬼蛇神游街了。随后把路边的碎石子撒向我们。


天，蓝蓝的。太阳，明晃晃的。我却分明感到天要塌了，世界到了末日。


我们设计院位于一所大学校园里，两个单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游街一定要穿过校园。要面对那些比狼还要凶的红卫兵。我丈夫的同学是这个大学的老师，前不久刚割腕自杀身亡。校园内比比皆是被揪斗的“反动学生”（他们1967年成了学生造反领袖，1968年后结局很惨，大多都挨了整，有的还进了牢房），跳楼的、跳江的、上吊的时有发生。大学里阶级斗争火药味更浓更残酷。没有经历过、亲身体验过那个时代恐怖的政治氛围的人，是无法理解想象的，那恐怖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强权政治，是把人不当人，叫人生不如死。


游街队伍里怀着八个多月身孕的我最吸引人的眼球，我一定会成为狼孩们攻击肆虐的对象，在他们眼中我只不过是个带“崽”的牛鬼蛇神。在文革倡导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论淫威下，对牛鬼蛇神无论怎么“扫”都不过分。人群里没有一个人有理由、或者觉得有理由去怜悯一个牛鬼蛇神，哪怕她是一个正在孕育着生命的母亲。


我怕极了，我怕那些被“扫四旧”的快感陶醉，被伟大领袖接见踌躇满志，长着“左”眼四处寻找猎物，要砸碎“牛鬼蛇神”狗头的老少爷们红卫兵——连五十多岁的老头都是红卫兵，他们爷们是贵族、日后官场高官中常见他们的身影———。我本能的双手护住胎儿，我不信鬼神，此时真希望有神能保护我母子平安，给我的孩子出生的权利，放他一条生路。


突然我的邻居大姐走到我的眼前，凶狠狠的对我说：你态度太坏了，你昨天说什么了？说说清楚！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她硬把我往办公楼里拖。直到游街的队伍走远了，她对我使了个眼色，转身而去。望着她的背影，我热泪盈眶。我强忍住泪对自己说：不能落泪，千万不能落泪。万一被周围，不要说左的眼睛，哪怕是一只怯懦的眼睛、一只虔诚的眼睛看穿，都会给她惹祸上身。怯弱的眼睛为保自己会去告密，虔诚的眼睛为表忠心会去邀功。人性阴暗的怯懦和人性闪光的虔诚，均已化为这场全民大迫害的动力，这就是文革。


五十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世事难料，唯一不变的是天理——善恶有报。政工干部整人那是职业需要，他们不整人，就没事可干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报应于他们不明显。那些为政治投机，多次整人无不用其极的官场积极分子，就没能逃脱报应，而且是“现世报”，有早早的到阎王那里报到去了，有犯罪进监狱了，剩下的也因子女没出息，正被儿孙使劲地啃老。当年牛鬼蛇神的子孙，真的个个都很成功，这难道不是天意。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二四期（cm160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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