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采访 宋以敏整理：刘英回忆晚年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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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采访 宋以敏整理
2016年第6期 炎黄春秋杂志

文革中近代史所开始斗刘大年，李新、黎澍叫我参加，我就坐得远远的。要我写大字报表态，我就写了。他们说我写得不痛不痒。斗我时批我过去讲长征情况，把长征说得很惨，他们就说我是反党分子。他们有时不让我回家，还来抄过家。文革时收走了我们的存折、富春的信、主席给我们的信。这时还没有斗闻天。斗闻天之后，接着就是我被抓去陪斗，又叫我到学部写大字报。
文革开始，学部召开大会，我参加了。陶铸以文革小组顾问的身份讲了话。他说，经济所批孙冶方，要知道孙冶方背后还有后台。关锋在旁边插话说，是张闻天。我回家后，没敢告诉闻天。第二天，就是1966年8月9日，经济所就通知闻天开会，闻天还挺高兴，拿了一个包就去了。这是学部和经济所造反派第一次联合揪斗闻天和孙冶方。闻天没有精神准备，到了之后有人喊：把张闻天揪出来。批斗中他昏了过去，被人架下去的。他醒过来就听到有个很远的女人声音，骂他：你装什么？闻天回来就说，是一个女的，好厉害！孙世平（张闻天的生活管理员）说，她就是周志昂。从此以后，学部联队就经常批斗他，批的理由就是说他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闻天起先还想辩论，一说话就被人讲态度顽固，后来就应付应付：“是，是！”批斗时他总是把眼镜拿下来放在口袋里。
闻天在挨斗和谈话时还沉着。他说还是要尊重群众。我说，什么群众！
他挨了斗也不告诉我。文革时晚上被抓走，都不惊动我。是小倩叫了我，才知道他被抓走。回来他就用冷水洗脸洗头。问他怎么样，他说没有什么。接着就伏在桌子上写。他还被弄去拍过电影，身体就搞垮了。
闻天有一次被斗后，身无分文，吃完饭连两毛钱的饭费也交不出。当时李昌同志（也被斗）给付了。分手时，他轻声跟闻天说：“注意保重！”闻天很感动。
那时候好多地方来外调，排着队来。有一天又通知说有人外调，非去不可。他从车上摔了下来，是孙世平再把他推上车去的。人家斗他，他总是那几句话：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讲的那些，我不知道。他统计来外调的大概有300多次。闻天总是自己写证明，由孙世平和老黄（关祥，炊事员）抄清，一式三份。对于造反派要他写材料，不管哪一派，他都是根据自己知道的，实事求是地写，决不乱写。造反派看了总是不满意，说他“顽固”。闻天觉得这样搞法不对头：为什么要他写材料总是得按照一个调子来说呢？别人要闻天揭发，他从不讲别人。闻天不揭发人的，自己承担。
外交学院斗闻天那次，是跳墙进来把他抓走的。外交学院斗了他两天，我都不知道。他利用空隙打打电话，还问小倩脚烫伤好了没有。我叫孙世平把毛衣送去，造反派都不让进。外交部斗得很厉害。在姚登山当权的时候，闻天和我也被外交部造反派弄去批斗，牌子被挂在门上。“大喊大叫队”几个女的把我们藏在档案室的小房子里，关起来。第二天，一人交两角钱，吃一点稀饭。闻天劝我一定要吃一点，说里面还有点辣椒。上午拉我陪斗，我也坐了喷气式，他们还说我东张西望，想干什么。下午开斗争大会。回到家后，他摸了摸我的手，说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也不敢看他，我说我还顶得住。他总是不希望我去陪斗。他把房门锁上，叫我在造反派来时不要起床。

张闻天刘英1972年在肇庆和家人在一起

北航揪斗彭老总，是在1967年7月26日，闻天那次也是陪斗的。周总理叫不许武斗，不许侮辱。但是大会之后，在会场的出口站着两排红卫兵，个个都是彪形大汉。在彭老总和闻天通过这行夹道时，几乎每一步都遭到这些人的毒打。闻天当场就被打昏了过去，幸亏被警卫人员拉了出来，否则将不堪设想。等到醒来之后，解放军又把他拖上汽车游斗。在卡车上彭德怀被打得惨叫。后来造反派把闻天送回来。回来一进家门，我看他简直就不成个人样子了。一问情况，他却首先说彭老总怎样挨斗，说彭老总那样硬的汉子都大声惨叫，对他们喊：你们究竟要把我怎么样？他不谈自己。我一边听着，一边朝他仔细一瞧，他被打得满头都是包。我心里十分难受，可他却心里惦记着彭老总。他这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什么时候也都是想着别人的。当天晚上，我给他头上擦了些酒精，按摩了一下。他满头是伤，睡觉时无法挨枕头，我就找了个游泳圈，给他做枕头，他才勉强躺了下来休息。

张闻天承担“61人案”责任

1967年2月，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搞起抓叛徒来了，抓出了所谓“61人叛徒集团”，也就是1936年薄一波等61人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南开大学两派一次一次地找闻天。抓闻天有时晚上来，他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要出来就叫孙世平开锁进门。有一次还把他和杨述一起抓到天津去了。当时我以为他不能活着回来了，是周总理通知经济所把他弄回来的，他凌晨1时才回到家里。我说你是怎么回来的？他说这是不幸中之万幸。
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组”来追查。他们说康生指示，你们可以立一个功：刘少奇交代，这件事是经张闻天批准的，情况究竟如何？他们说，是中央书记处有电报叫放人的。闻天记得，确有一年刘少奇写信来，说这些同志可以履行手续争取出狱；信大概是交通员王林送来的。但据说王林后来交代，说他没有当过交通员，没有替刘少奇带过信。其实交通员不只是王林，还有一个鲁本，但他已经牺牲。闻天只好说，他收到刘少奇信这件事，是直接向毛主席说的还是在中央的会议上说的，已记不清，刘少奇是带信来的还是有电报来的，他也已经记不清，要请示组织。其实当时这类事情都是要向毛主席说的。他就给康生写信，康生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嘛！第一封信写得很短，只说刘少奇那里来的东西是有文件还是电报，希望查一下档案，以便答复学生。我认为康生是不会回答的。过了两天不见康生回音，红卫兵又逼得很紧，闻天就给康生写了第二封信，说：刘少奇为了救这批同志有请示来，要中央批准他们履行手续，此事是否经过中央批准我已记不很清，但是我应负责。他在括号里说明：我是在中央负责的。当时闻天跟我讲，这件事是毛主席批准的，但是不能让毛主席或中央承担责任，那就由我自己来承担吧。
然后就在那儿等。闻天还是每天“上班”。有一天闻天从经济所受审回来后很紧张，对我说，今天来了两个穿军服的干部，很凶，一来就叫我站起来念语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我交代问题。说：他们是康老那儿派来的；61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说是你代表中央批准他们出狱，这是把水搅混，包庇刘少奇；你要对你的子孙后代负责；你应该很好地考虑考虑。他们威吓闻天，但他还是老样子。
他这天的情绪不好，说：这两个人是有来头的，要做好准备，可能要抓起来。我以为会是吓唬一顿。但是不久经济所就来电话了，叫我们不要出去，下午3时在家里等着。我们两个人都很不安。
到了5点钟，他正在写东西，来了几个军人。我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从卫戍区来的。一个营级干部宣布三条，一是你们被监护，不准出房门；二是一切听从战士指挥；三是不准同工作人员和家里的任何人联系。闻天后来跟我说：我还以为你没事，想不到你也被看管起来了。1968年5月16日开始把我和他分开看管，一直到1969年10月20日我们才又见到面。

受到隔离监护

他们派了一个排来监护，日夜派人站岗。他们把我叫到老孙的房子里，一个军官跑来宣布：由卫戍区来的两个战士对我实行监护，叫我不要动，由他们把我用的东西搬过来。房子小，又不见阳光。他们搬走房子里的东西，换成木凳、木床。他们到处检查，钱收走，牙签收走，笔也收走。写东西的时候发一支钢笔，写完交回。闻天那里也是一样。他的牙齿不好，吃完饭后，总要用牙签剔牙。但是他放在脸盆架上的牙签给收走了。怎么办呢？他利用放风的时间，偷偷地捡一根小树枝，把皮剥掉弄尖。他就用这种土牙签剔牙。为了不再丢失，他把牙签放在《毛选》里，这总可以保险了吧？可是，土牙签还是不见了。闻天后来非常气愤地对我说，他们是什么都翻遍，什么东西都搜光呀！说：“我是个文化人，我又不是江洋大盗！”
他们在门上挖一个洞，吃饭就在洞口放上饭菜，都是凉的。我在长征时胃就不行了，这种饭我吃不进，胃痛。我想我还要活下去，想起当年，就勉强吃下去。
被监护后，我和闻天见不了面。两个人合用门口外面的一个厕所。后来听到他的咳嗽声，我就高兴。战士就骂他为什么老咳嗽。有一回去厕所，我看见了他，他没有看见我。这下子他们看得更紧了。放风也把我们两个错开，先放他，再放我，生怕我们见面。放风的地方是一条很窄的小道，还见不到太阳。有时审得时间长了，放风也就取消。而且闻天在放风时，总是低着头，哪儿也不看。他没有力气，拖着地走。他就是沉默地表示反抗。多年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老孙（世平），一家人都很想念我们。他的小女儿小红，在我们放风时，故意从院子里跑过来看我们一眼，但也要被他们赶跑。
我们从来是轮流拖地板、扫厕所的。后来我发现他不扫厕所了。这使我很担心。因此我在打扫厕所时，也特别留心一点。有一次，我发现藏在地板下面比较深的地方有个痰盂，拖出来一看，竟是一痰盂血。我一下子就紧张起来，知道他的病很重了。后来知道，闻天那时心脏病很严重，有一次鼻子大出血，流了约1000CC，严重影响心脏。他们把他送到北京医院去看病。他血压高，流血不止，不能出院。闻天要住院，他们如临大敌一样，窗户马上糊上纸，密不通风，房门口还派人站岗。闻天开始时不省人事，当他苏醒之后，就跟护士、医生说话，但是她们都不做声，护士还老换人。闻天知道，这是上边不准她们和他说话。于是他也就不讲话了。住院大约一个月，我都不知道。后来，门响了，我心里想，他又活着回来了。闻天回来时，他们也紧张得很，赶紧关好门，还喊着：快，快，快！他回家后就提出要见我，他们不理。第二次又要求见一见刘英，经请示后，回答说：“时候没有到，不能见。”闻天这时身体那么弱，但是他们还要他天天写交代材料。
是周总理提出监护我们，实际是保护起来，同时进行审查。审问的房子里贴满了标语，今天审他，明天审我。审问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师长，一个是政委，是沈阳军区的，还有一个姓孙的秘书。每次审问前，他们总要我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要我念什么“花岗岩脑袋”这些语录。我真是念烦了，说字小看不见，他们就要我拿眼镜；我念的声音很轻，有时还乱念一通。他们就批我。你批我，我不做声。你批你的，我就是一声不吭。他们首先交代政策，说我不是主犯，交代好就有出路，还可以出去，可以分配工作。他们要我揭发闻天，说什么“反戈一击有功”。但我讲来讲去还是那一套：不知道！他们也没得办法。他们要我老实“交代”。我说，我是老干部，不能编造事实，最后还是要落实政策的，我乱讲了对不起党，60多岁了，革命九死一生，现在也差不多了。他们说，谁叫你编？你这么顽固！说我是沉默抵抗。他们说，五次以后还是老样子，就不让我交代了。

审查闻天的重点还是“里通外国”。和郭肇唐究竟是什么关系，又成为一个重点。他们说，郭肇唐是赫鲁晓夫派到中国来搞情报的。闻天和郭肇唐是中山大学同学。郭肇唐当时也和康生在一起，但是他们不让闻天讲这个。斯大林肃反有问题，整过郭肇唐，使他坐了12年的牢，我们同情他是有的。他们问，拿给郭肇唐什么文件看过没有，我说不知道。郭肇唐这个人是“左”的。1958年来中国，对“三面红旗”是赞成的；但是他认为小家庭生活受到破坏是不好的。那时闻天给他看过一般的报纸杂志。闻天1959年4月出席华沙条约组织外长会议路经莫斯科时，见过他一面。情况大体上就是如此。
他们还追问在东北和苏联人接触的事和带电台这些具体问题。我们自1945年11月从延安动身，经过沈阳到哈尔滨，陈云把我们分配到合江省委。陈云考虑闻天的俄文好，让他同驻哈尔滨的苏军打交道，要物资。为了方便来往，陈云给闻天弄了一份证件——通行证。闻天带着一个电台和一个机要员，他们就问电台是否能同苏军联系，还问苏军的名字。我说这个电台是苏联人从日本人那里缴获后转送给我们的，陈云交给我们，专门用来和他联系，根本没有密码，不能同苏联联系。苏军同我们联系，一是送我们一些枪，是在暗中送的；二是提供一些物资。在合江、哈尔滨，苏联方面把仓库移交给我们，是叶季壮去接收的。他叫苏联人把放东西的地方告诉我们就行了。他们不相信，还说我们搞小额贸易，出卖过黑瞎子岛。当时东北和苏联有贸易往来，是因为我们还有支援前方衣物等任务，需要从苏联那里买这些东西。李范五、李延禄他们同苏联搞点易货贸易。他们通过留在佳木斯的老关系，和老毛子做生意。审问的人说，这就是“里通外国”。李延禄是民主人士，他可能瞎讲了一气，说什么把土地出卖给苏联，黑瞎子岛划给苏联，等等。实际上没有这些事。（李延禄是“九一八事件”后在佳木斯的东北义勇军领导人。1939年日本人扫荡后方，李延禄在东北待不住了，跑到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我当时看到写着“欢迎抗日英雄李延禄！”的标语。）在东北，同苏联人交往，是哈尔滨的中苏友协管的。
他们还叫我交代：说罗申见过我100次，罗申反映，洛甫不好活动，总理要我告诉闻天。我说，闻天的活动不多也不少。他们说我包庇闻天。
他们说我谈的没有内容。我说我是一个老战士，就只能实事求是。接着叫我写历史，我说我问心无愧，没有脱过一天党。他们又说我只入了团，没有入党。我说，我1925年入党，是湖南省委候补委员，我还是少共中央宣传部长。我入党是李维汉批准的，朱端绶可以证明。我那时叫郑杰，曾和朱端绶在同一个支部，她比我稍晚一点入党。还有一个黄宇也可以证明，是他介绍我入党的。
他们“审问”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所谓“刘（少奇）张（闻天）勾结阴谋篡党”的问题。他们要他作检讨，他就检讨庐山会议问题。他定下这个框框，我没有框框。

流放肇庆和无锡

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上讲话，说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是有功的，第二次王明路线时，也是站在我这一边的，王稼祥、张闻天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九大以后，就宽松了一点，缓和了一点，我们的情况就有点变化了。闻天后来对我说，上午还讲我写的检讨通不过，下午就要我缩短，可能是要拿给主席看，我们可能快出来了。他当时就是这样分析的。
1969年10月20日那天，中央办公厅的王良恩来了，宣布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放出去，但是林彪一号令说因为备战的关系，不能留在北京，要到中小城市。我们给安排到广东肇庆。
我们这才从被关的小屋子里放了出来。王良恩把我们叫到审讯室。先找闻天，后找我。我见到闻天，已经病得不像样子，浮肿、苍白、胡子很长，一点精神也没有，是犯心脏病造成的。他不知道我也在屋里，低着头没看我。王良恩从头到尾谈了一通《毛选》，当着我们的面宣布：中央决定解放你们，现在战争紧急，要备战，把你们送到中小城市，到肇庆去，有人护送；张闻天不能叫原来的名字，不准与外人联系，通讯只能用刘英的名字，否则出了事由你们自己负责；张闻天错误严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毛主席宽大；你们三天之内就走。闻天听后一句话也没讲，就离开了。我单独留下来跟王良恩说话，我喊毛主席万岁，说战争也不是马上能打起来，我不愿意去肇庆。王良恩说，这是中央决定；你要去，政治上、生活上要帮助他；医生讲他的病很重。我说，服从组织决定。问我们是乘火车还是坐飞机去。医生检查闻天身体，说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第四天，我们就走了。
王良恩派车让人把我们送到广东省军区，交给保卫部副部长王奎显，由他管。住了几天，王奎显派人送我们到肇庆的牛岗，也叫龙顶岗。这是军分区的驻地。军分区管理实际上是实行软禁。给了四间土房子，交给分区的政治部保卫科。我们来到之前，他们召集附近住的家属开会，说有个张老头有病，来这里休养，谁也不能到他家去，去了要受处分。这是一位家属跟我熟了以后告诉我的。我们的身份还是后来军分区的政治部副主任的老婆给捅出去的。她嫌老黄钉木头家具时弄出声音，就骂他，还大叫大喊：他们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老黄养的鸡叫了，她也干涉。还有一次，闻天起得早，起来之后就扫院子。他把树叶一堆一堆地放好。这位副主任的老婆又嫌扫树叶的声音太大太吵，也骂我们。我就去跟她讲理。她大吼起来：“毛主席都不要你们了，你们都迁到这里来了，还这样‘神气’！”这时，洛甫走过来，拉着我的衣服叫我走，又对副主任说，你有意见就向领导提。他对我说，倒了霉就倒了霉吧，和这种人争什么呀！
开始到肇庆时还叫搞点什么轻微劳动，事实上闻天的身体根本不行。后来又说是可以作一点调研。这样他就去工厂调查，还做一点笔记。
工资解冻前的六年，生活费他是120元，我是60元，小倩25元，就是这每个月205元，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油票、肉票，得到自由市场上去买高价的，所以生活比较苦。后来同意派老黄来，有时闻天想吃肉，老黄就到食堂买些肥肉。

1975年张闻天离开肇庆前留影

到肇庆之后，闻天常对我说，中国经济是个大问题。这是他文革之前就一直注重探索的一个问题。在肇庆调查工厂时，他总是仔细地问人家这方面的问题，边问边做笔记。可惜这些笔记本后来都给弄丢了。他看《资本论》，还做笔记，再就是听外国广播。那里政治部的陈主任，是个很坏的家伙。我后来又去过肇庆，警卫员告诉我，他们天天都要去汇报，看我们在做什么。一个贾政委，14级，比我低一半，懂什么呀？他很严厉地对我们说，我要警告你，你们在听敌台，部队里不准听敌台。闻天沉得住气，说我《参考消息》都看不到，我要知道国际消息。这个人讲，以后不准听了。闻天还是听，我放哨，见卫兵来就喊，太阳出来了，散散步啊。闻天是个书呆子，不会应付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的组织生活没有恢复，他每个月去交党费都没有人收。1974年恢复了我们的党籍，我们归市委管了，这才对我们客气了点。闻天多少年没有党籍了。恢复党员组织生活，他很满意，每个月亲自去交党费。工资发回后，闻天都拿去交党费。他说，工资应该交党费，这些年都没有做工作了。我说，是不让你工作嘛！这有什么内疚啊。闻天说，还有积欠的党费，也要补交。他自己算了算，两个人这些年一共欠党费4000元，他也交出了。这个人一直到死，心都想着党，没有想着个人。
林彪叛逃事件传达之前，有一天闻天对我说，林彪为什么老不在报纸上出现，这里面可能有问题。我当时还说，可能是病了吧。他却说不会，可能有问题。后来开展批林，他很高兴。这时他就不停地写文章了。他身体不好，可是我劝他不住。除非犯病，他总是不休息的。即使犯病，只要精神一好就写起来。批林后不久，他就对我说，反“左”恐怕还会转到反右，因为再把“左”反下去，就要弄到上面了。后来果然就从批“左”很快转到批林彪的所谓极右了。林彪倒台之后保卫部长来找闻天。闻天写了一份材料，他们不满意。其实闻天是实事求是的。
在肇庆时，闻天因为心脏病两次住院抢救。那是部队医院，叫广东陆军总医院。这个医院一位姓梅的副院长是心外科专家，他亲自负责给闻天治疗。这位梅大夫人很好，常和闻天聊天。闻天病养好之后，他还到肇庆来看闻天。据说他后来听到闻天在无锡逝世的消息很惋惜，说就闻天的病而言是不该死的，因为他认为闻天的心脏病在肇庆时已经有所好转。
我们在肇庆那里一待就是6年。这中间闻天给毛主席写了几次信，都让汪东兴和“四人帮”给压下来了。他的信里面有些话，譬如我想看看可爱的祖国，过几年我就成了废品这些话，我建议他删掉。
1974年，邓小平批示给刘彬开追悼会，给他平反，冶金部通知我参加。我利用这个机会回到北京，住在冶金部白楼招待所。追悼会后，我去看王震，对他讲闻天的情况：他心脏病很厉害，没有办法医疗，氧气都没有，只能吃硝酸甘油。老的医生都搞掉了，年轻的对他倒很好，但是没有技术，拿不出办法，也没有抢救的条件。王震说：“到北京来！去写信给毛主席。记着，要像王稼祥那样，写对过去的错误绝不翻案。毛主席怕他翻案。”我回去告诉闻天，他说：“那不行！”我说：“你写了怕什么？回去治病，不好吗？”他说：“我的事怎么能不翻案？那是错的。”我说：“你真是个书呆子，策略一点嘛，骗骗人家不行吗？”他还是讲，怎么能不翻案？我再三做他的工作，说你不写就走不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只要人在，将来有机会还可以申诉，他最后才同意写了。信里还给王震写了几句：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你。这封信是起了作用的。这个周转的过程，是后来汪东兴写了个材料说出来的。

我在“四人帮”倒台后对人说过，闻天同志过去向中央写过那么多信都没有回音。汪东兴后来说明，信送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是张玉凤同志批的：张闻天的信毛主席看过了，批的是：来北京不合适，可到其他的地方去住。汪东兴这个人很坏。他在三中全会后还有个声明，把责任一一推掉了。闻天本来想到上海，没有回复，说只能到中小城市，于是就到无锡。
到无锡之后，我们是比在肇庆时期自由了一些，因为到无锡就脱离部队管理了，也没有专案人员跟着我们了。但是医疗条件比肇庆差了。
医生和市委同志根据他的病情都主张把闻天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去治疗，但是汪东兴说不行。老市委的几个人：组织部长、书记和市长，都是原来在苏北，同刘彬、项南、韩培信在一起的。这些人都靠边站，没有被打倒，但也不能起多大作用。跑上海，他们不能去，只有管闻天的常委周锡麟能去。他跟上海王洪文有联系，经常到上海去请示王洪文。王洪文管周锡麟，周锡麟管张闻天。张闻天要去上海治病、周锡麟不批。周锡麟是个造反派，工人出身，人还比较厚道，没怎么整闻天。毛主席死后，周锡麟被赶走了。
在无锡的时候，邓小平出来了，他“抓革命，促生产”。闻天说：有希望了，要搞经济呀！经济搞成这样，国家都垮台了。政治是口号，主要得搞生产。不久又搞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闻天很反感的。周锡麟来看闻天，闻天就当面问他，邓小平怎么错了。周锡麟说，他没有强调阶级斗争。闻天就说，我看“三项指示为纲”没有什么错，并且说，“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
那时闻天已经病重，他对当时逆转的形势，心情十分沉重。只要病情稍有好转就常常发表意见，劝他少说几句都不行。他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说法很有意见，他说这样岂不是把共产党给否定了。他看到胡耀邦同志1975年关于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认为很对，说“讲得好”。对于当时批判这个提纲是非常反感的，说：“现在不要真理了。”又从报上看到批判《论总纲》，他也很不以为然。他说：“《论总纲》写得很好，切中时弊，很符合形势的需要。”特别是当他听到一点“天安门事件”和全国其他地方类似事件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振奋，亲口对我说：“人心不死，中国是有希望的。”他病重后还是听广播，听后说社论没有新的东西，又很失望了。
晚年他就怕我生病。对他自己，在病中就是关心在组织上没有结论。
他的病一天天加重，有一天对我说，恐怕没治了，工资解冻后，我们有些存款，把存款交了吧！使馆买公债他带头，叫我也带头。我们存的钱多，就是因为买的公债多。我说不能都交，是否买点冰箱、电视什么的。他说，那就把我的4万元交掉。他说，长期没有工作，拿工资于心不安。最后写了个字据，他要我签名。我说，你还不信任我？就按他的意见写了。这4万元都交到中央特别会计室了。
上海不让去，得不到好的治疗。这是他过早去世的一个直接原因。闻天平时身体是好的，比我大5岁。发病时找南京医生来会诊，路上就要3个小时，而且还得预先通知。他们来了，看看有什么情况，会诊完就走了，没有做什么医疗。无锡没有治疗条件，根本没有解决治疗问题。既不能出去治，又不能拿东西来这儿，药又没有。实际上是要把他整死。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这样的。最后，闻天是1976年7月1日早上5点逝世的，南京医生晚上11点才到。

得到平反

闻天去世后，毛主席不久也不在了！我给汪东兴写了好多信，要求回北京，汪东兴一直不批。我得到批准回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住到了陈琮英家里。她对我好，是老战友嘛！她说：你住在这儿没问题，我不怕。在她家里知道把“四人帮”抓了起来，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一直到胡耀邦批了，我到1978年才住进南沙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去看陈云，说会开得好。陈说，到时候了，再下去我们都老了。陈云自下台后一直不说话。谁去看他，他都不谈政治，只谈病。后来要陈云出来，汪东兴反对，拿出主席录音，说陈云一贯右倾，不可信任。

张闻天刘英国1976年在无锡

耀邦一当组织部长，我就给他写了封信：耀邦同志，你现在担任组织部长了，现在我们干部有了家，我非常高兴；我们已经多年没有家了；你给郭玉峰打电话，郭玉峰是组织部军代表嘛，他不理，不敢找他，他手底下的也没人理；后来我去找叶帅，他批了，要宋任穷、我，还有几个人一起去找郭玉峰，这样他才见的；组织部要注意清查，清查那些整我们的造反派；组织部非常重要，要挑一些正直的人来组织部工作；因为要做大量的平反工作，我推荐了几个人。
耀邦看到我的信，知道我住在南沙沟，就来我家了。他的秘书跑到二楼，说胡部长来了。我说什么胡部长？一看他就穿着一件黑大衣，站在门口。他说：大姐，我来看你了！我说：你这个部长怎么跑来了？以前见都见不到你。他说：大姐，我回来第一个就看你！你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给你解决！我说：那好哇。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把张闻天的骨灰迁到北京八宝山；现在骨灰盒在无锡，锁在一个破箱子里，放在一个破房子里边，很潮湿；我想还应该纪念他一下。我不敢提开追悼会，只说骨灰寄存放在八宝山好一点。他说：那没问题，你写个信。我后来就写了封信。
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和他谈了我自己的处分问题。我对胡耀邦说，张闻天是张闻天，我是我，我不反党，但是到现在外交部还说我态度不好。住到南沙沟后，林中、杨清华、朱霖来谈我的结论，说取消处分，又说我态度不好。我不同意。胡耀邦说，我也态度不好，如果乱说，那才是真的态度不好呢。他叫我写个报告，我说已经给外交部写了。胡耀邦说，那他就去催一下。
我又对胡耀邦说，我现在岁数也大了，70多岁，不能做什么工作了，只准备把张闻天的东西搞一下。他说：那好，你就不要搞什么工作了，你就是休息，健康最重要。我说：闻天写的文章我想争取出版。他说：那以后都是可以的。
其他问题我就都不讲了。那时三中全会还没开，他只是个组织部长，没有多大权。胡耀邦催了外交部之后，张海峰（外交部副部长）马上跑到我家来了，给我看结论，还是留了“态度不好”这个尾巴。我说，我的态度是对的。张海峰说，不留尾巴不好结案。我不签，他没有办法，只好把结论又拿回去了。后来我被选为中纪委委员，住到京西宾馆，这时他们才派人来叫我在结论上签字，当然是不留尾巴了。

张闻天刘英和内侄女刘海燕1973年在肇庆

胡耀邦走后，我就给组织部写信，组织部批了我的信，后来又通知我，说胡部长叫我等一等，因为汪东兴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他讲骨灰“不必迁动了”，他们把汪东兴这封信拿给我看了。“四人帮”已经垮台了，这个人不识相呢！
三中全会以后，我就提了几条意见：把闻天的骨灰移回来，给他做结论，他写的文章要出版。王震、陈云都批：应该。通过了以后，耀邦又通知我：还要开追悼会。
骨灰这才迁了回来。耀邦派了老干局副局长陪我去无锡。我们是坐火车去的，虹生也去了。回来时是邓力群来车站接的，当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我把小倩也接回来了。她在无锡学无线电，学完了。
老干部局郑伯克来通知我，要给闻天开追悼会。没想到能开追悼会，我很高兴。他告诉我：本来中央决定，要给几个人合在一起开追悼会，由耀邦同志负责，让组织部安排；陈云表示，由他主持、要他致悼词，都行，但要给闻天单独开。这样一来，追悼会推迟了三个月，本来是5月开，结果到8月才开。写悼词的是胡乔木、邓力群。闻天当过总书记，还有个规格的问题，商量来商量去。写不写总书记？关键的地方是乔木把关的，历史决议也是他参加起草的嘛。
彭德怀、陶铸是放在在一起开的，张闻天、刘少奇是单独开的。开始的时候我说：会由邓小平主持，陈云致悼词。后来陈云说：还是邓小平致悼词，规格更高一些。邓小平也同意。我说：那就好。结果那天那么多人都来了。那时的中央领导全部出席。见到了李先念、谭震林。有人说，刘英在追悼会上怎么还笑了。那是在同李先念握手的时候。他们两个和闻天有共同的思想，意见是一致的，在庐山会议以后来过我们家。这事我从来没有对人讲过，不说他们当时都和闻天谈了什么。他们非常怀念闻天的。见到邓小平，他说：好多年不见©溃∥颐潜928年就认识，中央苏区时在一起，长征时又在一起，1959年以后就再没见过。
安子文和刘竞雄夫妇通过女儿和女婿，他们是父母被打成黑帮时结婚的，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一家人都感激您，是张伯伯救了我们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安子文同志的儿子也打电话来，他说：“我爸爸病了，不能来看您了，他要我告诉您，他感激您。张伯伯伟大。张伯伯敢承担责任，不然我们都完了。”我说，不要你们讲，闻天同志不过是实事求是地讲出真实情况嘛！
后来薄一波看见我的时候老是感谢：“要不是闻天，我就是叛徒了。”薄一波对大跃进是有意见的。他说，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但是这一个指头也不简单，问题严重。贾拓夫讲真话，就给整死了。讲真话不是时候，不够策略。我多亏没有去庐山。后来人们来查，我说我没在庐山，而张闻天又没跟我说，我有我的主张，他有他的主张，两个人的经历也不一样。

张闻天文稿的编辑整理

在“四人帮”还没有倒台的时候，形势墨黑。1974年我回北京把闻天写的稿子带回来，也是提心吊胆的。我去见王震，他说：张闻天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者，他写的东西最珍贵了，不能烧掉。我说：烧是不能烧掉，可是写的东西放在外头，有危险哪。他说：放在我这里！于是就把稿子放在他那里了。后来胡乔木当了社科院院长，邓力群当了副院长，王震就把稿子交给他们两个人，对我说：我现在把那些文件都交给他们两个人了，叫他们给你出版。后来胡耀邦批：成立（张闻天）文集组，很顺利。如果现在再搞，会好难的。现在博古，还有好些人要再搞文集，都弄不成了。
王震对洛甫很好。1952年洛甫去新疆，王震陪他参观。他认为王震有成绩，给中央打了报告。总理为这件事找我谈，说王震反对习仲勋，洛甫支持王震，不好，要我告诉洛甫。我回家后告诉了洛甫。洛甫说，我在新疆看到，王震是有成绩的嘛。

1974年回北京在医院见到胡乔木。他问起洛甫，他关心呐！我说：他的病很严重，没有办法医疗，请求没用，不批。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回来，又在医院见到乔木，乔木悄悄问我：“洛甫同志怎么样啦？”我告诉他已经不在了。他一惊，说他自己现在也神经衰弱得很厉害，简直不能睡觉。那时正在反右倾，批三项指示为纲。乔木正在挨整，灰溜溜的。乔木对闻天的印象很好，曾对我说，闻天同志那些文章（指在肇庆写的文稿），他是写不了的。后来他在北戴河找我谈过两次，专门谈闻天。
胡乔木有时有些偏。一个人矫枉过正，就有些偏。邓力群有一次跟我讲，他去看邓小平。邓小平问，乔木呢？邓力群讲，他现在没事了，也挨整了，想来看你又不敢来。小平讲，为什么不敢来？邓力群讲，三项指示为纲，揭发了，也批判了，他对不起你。邓小平讲，那没关系，那时的事管不着，叫他来。邓小平还要用他哩。邓小平有气魄。邓力群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他写的，是他的思想，邓小平不知道。所以，邓小平一个时候是很重视邓力群的。邓小平很客观的，说自己还不是一样，庐山会议也批了，不批不行，是立场问题，不但批彭张他们了，还要自己作检讨。周恩来也是左一次右一次检讨。
真正组织搞《张闻天文集》的是邓力群，他出了好大的力。邓力群讲，要把徐达深、何方搞回来。乔木也很支持。成立文集组，曾彦修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他是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身体也好。先出了些小册子。他很积极，说：先出版再说，在报纸上登登。胡华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到我家来对我说：要给张闻天写传记。我说，没有人搞。他说：在人大（人民大学）搞，我负责，我有研究生。施松寒、张培森都是他找来的。可惜不久施松寒就得癌症死了。

张闻天这个人

一个人的出身是很有关系的。闻天是搞学问的，是搞文学的。革命后还是搞学问。他是个真正正直的人，是个学者，不是政客。闻天是知识分子出身，一个人搞文化工作，是单干户。他就是读书，研究问题，写东西，别的事情不管。
闻天是个书呆子，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做人。他这个人是非常清高的，和别人没有什么私人交情。他从不和人开玩笑。别人和他开玩笑，他总是很被动。他处理事情也太讲原则，太机械了，没有灵活性。别人来找他，他就是谈工作，谈学习。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关向应来找他谈工作，他正在写东西，说等一等。关向应等了半个钟头，不等了，走了。我提醒他，他才抬头，可是人已经走远了。别人来聊天，他从不搭白，常常是别人还说着话自己就走开了，去搞他自己的事情去了。他的时间宝贵啊。他不可能同人聊天，只好由我接着张罗。闻天不请客。我是太了解他了，但是没有办法影响他。
南京有人来向我了解张闻天搞新文化运动的情况。闻天早期搞新文化运动，是从这起家的。茅盾、鲁迅都很尊重他的。他同茅盾和茅盾的弟弟沈泽民这些文化人搞到了一起，所以后来不在河海学习那些东西，而是到美国去，到日本去。沈泽民介绍他入党，他从此不搞文学，不写文学作品之类的东西，去搞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哲学这些东西去了。他到了苏联，就搞起了哲学，新文化运动不管了。他连高等数学也懂啊。茅盾讲：如果张闻天不搞社会主义而搞新文化运动，是可以坐一把交椅的。他写《旅途》这篇长篇小说时，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写过长篇小说。闻天一直保存着这部小说。后来在延安，乔木要把他过去的文学作品登出来，找了一篇《飘零的黄叶》。闻天说这是年青时写的。乔木说青年时写的有青年时的风格，对青年是有影响的。
闻天的文学作品从反封建、反旧式婚姻开始。要搞自由恋爱，所以他和家庭从此就脱离关系了，直到解放了，他家里的人才找来。他跟我讲过，他问他母亲：你要儿子还是要媳妇？他母亲说，儿子媳妇我都要。他说：只能要一个，你就要媳妇吧，媳妇照顾你。这样闻天就走了，再也不回去了，连地址也不告诉母亲。要是告诉了地址，她就会把媳妇送去，让她再生个儿子。媳妇已经生了两个女儿，先是维英，后来是引娣。母亲是个农村妇女，种地的。他的媳妇也是农村妇女，也在家种地。闻天从苏联回来做秘密工作，地址就更不告诉家里了。后来闻天母亲去世，他父亲找了个后母，年龄比闻天还小，也比我小，生了个女儿秀琴，年龄同闻天的孙女差不多。闻天把他的弟弟妹妹都带出来了，秀琴一直跟着他读书，后来和我的堂弟结婚了，生了两个儿子。
他是历来反对个人迷信的，说学毛主席主要是学他的思想。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不挂像。他说：我连马克思的像都不挂。王震很好，他了解闻天。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去，说他不敢来我家，怕来后交代不清楚。他让我带给闻天一句话，对毛主席要迷信，这样事情就好解决了。我把王震的话告诉了闻天。闻天说，不能迷信。文革开始，还是孙世平给买了张毛主席画像挂在门口的。
他是很节俭的，不晓得为什么那么节约。我买床单，他就说用钱多啦。衬衣坏了不肯买，领子坏了要国泰（陈国泰，生活秘书）换个领子，袖子坏了换个袖子。老黄笑话他：领子袖子不是一个颜色，时髦啊！到使馆上班先关电灯，到仓库时见灯亮着也去关掉，到处关灯。我笑他“农民意识”，他说我“地主意识”。
他讲留了钱给子女亲戚没有好处。子女一个人给3000元，说给多了会腐败，乱用，他们有本事自己去挣。妹妹来看他，他给个三百、五百的。我说，太少了。但他说，给多了有什么好处？我就用我自己的钱，给她补2000元，说：她家孩子多啊，过去我们都是常常接济她们的。闻天说：孩子大了不能挣钱呐？老补助她，她就老去生孩子！■

（责任编辑　冯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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