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望说文革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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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通知燃火把 毛哪有「良好動機」



持「動機良好」說的人，稱毛於1959年退居第二線（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大權旁落，出現資本主義道......
專欄：今天與時光隧道 作者：丁望 日期：2016-06-17




封面圖片說明：解密檔案：「516通知」原件影印本，影印自美國的大學圖書館。

毛文革發動50周年，北京等地的網絡爭論多。頌毛派與反思派的爭論，涉及「516通知」和6月紅色風暴。

50年前的5月16日，毛澤東下令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一份通知（俗稱「516通知」），釋放毛文革全面發動的訊號。

這是正式發動文革的總動員令。文革從黨內清算事件擴大到全社會。黨內的大清算，包括羅瑞卿事件、楊尚昆與中央辦公廳事件、陸定一與中央宣傳部事件、彭真與北京市委事件。

5月底「彭陸羅楊反黨集團」定案後，毛指令陳伯達接管《人民日報》，發表「61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又指令廣播北大聶元梓大字報（後來毛稱它是「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黨內鬥爭的公開化，衍生「破四舊」和批鬥的暴力行動，形成6月紅色風暴。這是強制型的「群眾運動」雛型。



批二月提綱　責彭真周揚



「516通知」正式文件的名稱是〈通知〉，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由汪東興接管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原主任楊尚昆已撤職）下發各部、各省和軍方總政治部（發至縣、團級）；文檔編號為「中發﹝66﹞267號」。



這份267號紅頭機密文件（「中共中央文件」六字套紅，故稱紅頭文件），在一年後的1967年5月才公開發表。文件約長5,000字，主要內容可歸納為三類：

一、撤銷彭真主持草擬的關於學術討論的二月提綱（1966年2月），重設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文化革命小組」（後改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文革小組，陳伯達任組長、毛妻江青為副組長）；

二、點名批判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主管政法和思想宣傳系統），清算二月提綱的十大錯誤；

三、確定「社會主義革命」（文革）的方向和「指導理論」。所謂二月提綱，是毛、江在上海清算吳晗的〈海瑞罷官〉（吳是明史專家、彭真手下的北京市副市長）、揭開文革序幕之後，彭真、陸定一、周揚等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毛呈交匯報提綱，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界定於「學術討論」範圍。

毛最初同意二月提綱主調，但不久翻臉，稱它「反毛澤東思想」，開闢一條「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竟稱彭真是「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鬥牛鬼蛇神　黨內走資派



「516通知」的「政治要害」，是確定文革的鬥爭對象：

一是所謂黨內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二是社會上的牛鬼蛇神。

「516通知」聲稱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它更提出必須清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赫修」：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虛假第二線 非大權旁落



北京等地網媒有毛文革50周年的話題，醒悟者徹底否定毛文革，並反思體制弊端、表達對亞文革的憂慮；不少未醒悟者雖承認毛文革的社會浩劫，卻仍未走出「毛神話」，稱發動文革的「本來動機是良好的」；極毛派（毛左）、極左派則仍高舉毛紅旗，肯定毛與文革的「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

所謂動機良好，是指毛下達「516通知」和發動文革，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和防止現代修正主義，確保社會主義道路和接班群「不變色」。

持「動機良好」說的人，稱毛於1959年退居第二線（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大權旁落，出現資本主義道路和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毛因此而發動文革，把權力奪回到「無產階級司令部」。「516通知」因此確定文革的鬥爭目標，是黨內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毛雖不再兼任國家主席，仍握黨主席、軍委主席實權。國家主席只是「虛君」，劉少奇不因掛國家主席之名提升了權力含金量，仍是居於毛之下的黨副主席，沒有超越毛的實權，更不可能使毛大權旁落。

從官方解密檔案、毛年譜和「內部發行」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收入大量決策批語），可發現毛大權在握的「場景」。連美術學院可否續聘裸體模特兒，都由毛批示定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頁399），重大決策權怎會落到「走資派」手裏？



一人說了算  劉周不知情



「516通知」出台，足以說明「大權旁落」說與政治現實脫節；「動機良好」說遠離常識，不合邏輯。

「516通知」雖有政治局擴大會議（1966年5月4日至26日）討論的「外在形式」，卻無集體討論、集體決定的實質，全是毛一人操控，實為極度集權下家長制一言堂的產物。這就是「一人說了算」，即「一黨領導」體制下的一人聲音、一人決策、一人拍板模式。

1965年冬的政治大清洗和「516通知」的擬草，中共高層幹部未必有事前的知情權。

1964年，毛與妻子江青在上海部署清算《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發表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對彭真和北京市委造成大壓力）。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不知情，政治局委員彭真更無「探聽消息」的機會。

1967年2月，毛接見阿爾巴尼亞高層人物時透露，批《海瑞罷官》由江青在上海策劃，未告知周。他說，文章發表前如給周看，就得給劉和彭真看（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99160501.htm）。

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則「蒙恩」知情。1965年11月25日，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到上海，陳向他「洩密」，並由他轉告了周恩來。《陳丕顯回憶錄》透露，在上海錦江飯店見到周時，他「熱情地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你讓羅總長轉告的那件事，我已經知道了。」（頁29）

據彭真60年代機要秘書張道一的回憶錄，姚的文章發表後，打聽此文的政治背景不得要領：「彭真要北京日報社社長范瑾（按：現任政治局常委俞正聲之母）找上海的熟人打探，又要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打電話問中宣部。打探的結果，竟然是毫無所得。」（《中共黨史資料》雜誌2003年第2期，頁148）

在批《海瑞罷官》的同一月，楊尚昆被撤中央辦公廳主任貶到廣東，由毛侍衛官汪東興接替，事前知情者不多（《毛澤東傳》頁1397）。

1965年12月，毛突然召開「上海會議」整羅瑞卿。會前，只有周恩來知情，沒有人知道會議的議題。劉少奇問軍委副主席賀龍，為什麼開會？賀答：連你都不知道，我怎麼知道？



文革動員令 家長制產物



「上海會議」後，毛在上海、杭州、長沙等南方城市，部署黨內鬥爭，劉、周等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執行）。

1966年3月、4月，毛在杭州召開所謂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常委並未全部出席，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陳伯達和連中委都不是的江青，卻是活躍人物。會議是「我說你聽」的訓政模式，主題涉及部署「516通知」。

政治局的5月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名義是討論「516通知」，實際並無討論、溝通。因為「516通知」是毛主導擬草並最後修改定稿（加了很多「重話」），與會的康生、陳伯達傳達「聖旨」：不能改動一字。

儘管會上有人提到，有一些句子和標點不妥應改正，卻未被接納。主持會議的劉少奇（毛避開未回北京）百般無奈，說：

「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 ... 121/18166213_1.html）。

胡溫新政時段（2003年月3—2013年3月）的官方出版物《中國共產黨歷史》，透露：「黨內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很難接受這種極端的做法和不符合實際的看法。」（第2卷下冊，頁763）

「516通知」編造黨內走資派、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至為荒謬。它並非「黨中央的集體決定」，體現的是家長意志。權力運行的神秘化與江青干政，折射毛文革「動機良好」說是扭曲了事實。毛文革的浩劫，暴露了「一黨領導」體制的極權主義弊端。最大的弊端，是社會遠離法治之道，黨大於法、權大於法，家長高於一切，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

（封面圖片：作者提供）



   






批《海瑞罷官》周恩來不知情


原件時間：1967年
上網時間：2016.5.24



　本網編者按：1965年11月10日，毛澤東、江青指令上海黨報《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文章，批判吳的歷史劇《海瑞罷官》，向彭真主持的中共北京市委、陸定一主持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動攻勢。文章發表前，毛封鎖訊息，連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等都不知情。
　　1967年2月3日，毛接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高層官員卡博、巴盧庫，談到周不知情的事。文革時的白頭文件特輯（無編印出版者名稱），收錄了談話的「節錄」，本網以複印圖片的的方式上網，供讀者了解毛文革史。
　　對照官方的《毛澤東年譜》第6卷45頁，「節錄」是可信的。





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991605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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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牛鬼蛇神，並非毛文革時才有的「鬥爭對象」。早在50年代，罵牛鬼蛇神就是政治常態。

毛文革（1966—1976）發動50周年。北京等地的網絡議論「文革教訓」，有思考型文人觸及「六月火」，即「橫掃牛鬼蛇神」的宣傳攻勢和社會動亂。

50年前的5月30日23時，北京中南海下達毛批示：派工作組接管《人民日報》。毛親信、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於31日主持接管，6月1日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同日，毛指令新華社全文廣播北大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後來稱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揪鬥走資派 破四舊亂局



「六一社論」和「第一張大字報」，是毛文革的重要標誌，釋放的政治符號是：文革從批鬥走資派的黨內鬥爭，擴大到全社會，是毛控制下「群眾運動」的總動員。

在「六一社論」之前，毛修改七次加「重話」和定稿的「516通知」，是毛文革正式發動的「宣言」，主調是宣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反修正主義鬥爭論；確定的文革鬥爭對象，一是黨內走資派，二是黨政軍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又稱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三是社會上的牛鬼蛇神。



陳伯達修改審查定稿的「六一社論」，主調可歸納為三點：

一、宣揚毛的階級鬥爭論，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正是這個鬥爭的繼續發展。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二、編造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n
三、對文革定性：「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反對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革命」。它聲稱「這種文化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破除「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六一社論」提到「億萬工農兵群眾」以毛思想為武器，正「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

它預告文革的勝利：「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和勝利，敲響了中國土地上殘存的資本主義勢力的喪鐘，也敲響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喪鐘。」

《人民日報》的六一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六一社論全版圖。

引蛇出洞術 捉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指那些階級、群體，「六一社論」並未解釋。筆者的解讀是：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的政治運動、社會管控中，所謂牛鬼蛇神有兩種意涵，一是泛指管控、鬥爭對象，即專政對象「黑五類」（地、富、反、壊、右）等。專政的手段，是關（押）、管（制）、殺（頭）；二是指「壞事物」如鬼戲等「文藝毒草」。

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六一社論」，稱「橫掃」牛鬼蛇神是要鞏固專政，「保證……勝利地過渡到偉大的共產主義」；6月1日廣播的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則高喊「堅決、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

「六一社論」和「第一張大字報」最大的傳播效應，是連老人和兒童都熟悉政治術語「牛鬼蛇神」，許多人由此產生恐懼感。

「六一社論」等造成的災難，是造反派以「橫掃牛鬼蛇神」之名「破四舊」，演變成暴力侵害；8月以來紅衛兵大集結，造成無政府主義的大動亂。官員、軍人介入黨爭和武鬥，更導致社會浩劫。


50年代提出 三個凡是論



所謂牛鬼蛇神，並非毛文革時才有的「鬥爭對象」。早在50年代，罵牛鬼蛇神就是政治常態。

1957年3月，毛召開宣傳工作會議並發表演講，演辭四次提牛鬼蛇神，首先是提「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他的指令是：「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氾濫。」

「三個凡是」後來成為必須絕對服從的「聖旨」。毛修改定稿的「516通知」，就寫入「三個凡是」；陳伯達審定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則順着「三個凡是」點火。

1957年3月後，毛經常訓話罵牛鬼蛇神。1957年4月，他在中共黨內的杭州會議說「鳴放」，提到「知識分子像驚弓之鳥」不敢「鳴放」，「怕（黨）放長線釣大魚」。他說：「就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我們專政了這麼多年，讓人家罵一個星期也可以。」（《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01）

毛一邊公開說，誠意邀請知識分子「批評黨」；一邊在黨的內部高幹會議，稱敢講話的文人是牛鬼蛇神，暴露「鳴放」是打算整人的「陽謀」。\n

反右時就說  三年一焚燒



1957年7月，「鳴放」已轉為「反右」。毛的「上海講話」稱：「要定期放火，以後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放火是要讓牛鬼蛇神暴露出來。
在九年後的1966年7月，毛在湖南韶山滴水洞部署黨內鬥爭，給江青密函（毛自稱有「近乎黑話的話」），又有相似的話：「在七、八年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這是針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暢想」，在八年後的1974年，毛、江果然發動「批孔批周公」，向周恩來等老臣下手了。

毛關於牛鬼蛇神的一系列講話，暴露他清黨整人的亢奮。每隔一段時間「放火」，引出牛鬼蛇神，然後再以「發動群眾橫掃牛鬼蛇神」之名整人，這就是他很得意的「引蛇出洞」術，暴露他玩弄權術、呼風喚雨。

毛文革期間，毛更常說牛鬼蛇神，時有殺氣騰騰的「場景」。在「六一社論」發表兩個月後，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他在會上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導致「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官方出版物《毛澤東傳》，頁1428），這就是極度集權下家長制一言堂的弊端之一：恐怖。

文革期間的宣傳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附錄：牛鬼蛇神笑話錄



按：毛文革期間，人人要學毛語錄、向毛像崇拜或「請罪」；在日常生活中，還要以毛語錄「套話」。這是毛文革期間造神的「奇觀」。

以下是北京網絡平台刊出的民間流行的笑話：

「為人民服務，同志，我問點事。」「要鬥私批修，您問什麼事啊？」

「滅資興無，我照相。」「破私立公，照相幾寸？」

「革命無罪，三寸的。」「造反有理，你拿錢吧。」

「突出政治，多少錢？」「立竿見影，六毛三。」

「批判反動權威，給您錢。」「反對金錢掛帥，給您票。」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謝謝！」「狠鬥私字一閃念，不用了。」

笑話中的為人民服務，鬥私批修、滅資興無（或興無滅資）、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突出政治、立竿見影、批判反動權威、反對金錢掛帥、橫掃一切牛鬼蛇、狠鬥私字，出自毛語錄或毛文革的流行口號。「票」是指發票（收據）。

（圖片：作者提供）


http://master-insight.com/%E6%AF%9B%E6%96%87%E9%9D%A9%E5%85%AD%E6%9C%88%E7%81%AB-%E6%A9%AB%E6%8E%83%E7%89%9B%E9%AC%BC%E8%9B%87%E7%A5%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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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園暴力 工人揪鬥教授


50年前的「516通知」，是毛文革全面展開的訊號；6月至8月的校園紅色風暴，是毛文革從黨內鬥爭「殺向社會」的一個標誌，是文革社會災難的開始。

在校園紅色風暴中，北京大學618事件最為轟動。事件的背後，有中共高層的意見分歧和權力鬥爭。事件的煽風點火者，是毛妻江青和陳伯達、康生，他們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操控者。

北大紅色風暴，有工人揪鬥名教授季羨林的暴力「場景」，它深深刻入歷史的記錄屏幕，是抹不掉的「存在」。尊重「存在」的人，沿著時光隧道回顧這些「場景」，會感受到「文革浩劫」。


三大催化劑　掃牛鬼蛇神



6月至8月的校園風暴，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風暴，是毛煽動大中學生和社會青年造反的批鬥活動和暴力行為。



毛式「造反」可歸納為三類。一是衝擊大學校園，揪鬥幹部中的走資派、教師中的學術權威即牛鬼蛇神類；二是參與知識界的大批判；三是衝擊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主要是黑五類和資產階級），藉口「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習俗、舊習慣），任意抄家、搶掠私人財物，凌辱、毒打、折磨受害人。




校園暴力事件的催化劑，是毛的「516通知」、六一社論和「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516通知」傳達毛的文革動員令，把黨內走資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稱為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或階級敵人，列為文革的鬥爭對象。

六一社論等系列社論，則煽動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響應毛的「偉大號召」起來造反，形成社會的恐怖氣氛。

6月1日廣播北大聶元梓（註1）等7人大字報（後被毛稱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是編造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集團、修正主義勢力的政治宣傳攻勢，直接指向北京市委管控的北京大學，為校園文革衝開一個「缺口」；6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指責「陸平等一小撮保皇派」，是向北大學生、工人煽風點火。

校園紅色風暴，是毛主導的「大批判」浪潮。《人民日報》6月8日社論〈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稱以毛思想為「武器」，「在空前未有的廣闊規模上發動了對舊世界、舊事物、舊思想的批判」；強調批判剝削階級、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一切反動派、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地、富、反、壞、右（黑五類）。

6月上旬，校園造反之火先從西安交通大學點燃（66事件）；隨後，是南京大學612事件，學生揪鬥校長匡亞明；稍後，還有武漢大學揪鬥校長李達（中共創建者之一）。6月18日，則有北大的618事件。

北大鬥鬼台　流氓打教授



6月18日，北大西語系、中文系等文革「積極分子」（學生和工人）在學生宿舍區「橫掃牛鬼蛇神」，揪鬥「反動」的學生和教師、幹部。六月初出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在九十年代寫的回憶錄提到「場景」：

「在39樓（按：另有38樓之說）設了鬥鬼台，將墨汁倒在被鬥人的臉上，拿廁所的紙簍作成高帽子戴在被鬥人頭上，罰跪，少數人還扭打被鬥者。」

1980年，北大官方的〈點火北大禍及全國〉一文，也敘述618事件： 「被頭上戴高帽，臉上塗黑墨，身上貼大字報，罰跪，揪頭髮，撕衣服，拳打腳踢，遊街、遊鬥......還發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618事件。」（紅旗雜誌1980年19期，頁33）



618事件後，北大和其他大學校園有後續的暴力潮，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副書記彭珮雲等，都受到侮辱和毒打。

　　北大東方語文系主任、教授季羨林吃盡苦頭：在陪鬥時「挨了耳光，背上挨了重重的一拳，腳上挨了重重的一腳」，「又被卡住脖子，反剪雙手，押去遊行示眾」；示眾完後，他的遭遇是：「一腳把他踢下汽車，他跌了一個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來。一個工人走上前來，對著他的臉，猛擊一掌，他的鼻子和嘴裏，立即流出了鮮血。」

　　西方語文系名教授俞大絪被迫當眾下跪。事後不堪羞辱而自殺亡故。她是民國名人俞大維之妹、今政協主席俞正聲之姑母，丈夫為化學家曾昭倫（曾國藩後人，曾任教育副部長，1957年列為右派分子，後為武漢大學教授）。

　　還有人受到酷刑折磨：

　　「被用釘子釘穿膝蓋骨、用竹籤刺進十指指甲縫、用鉗子鉗斷手的指骨，還把人裝進麻袋中從樓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陸平被用鋼絲纏捆著兩隻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訊。」（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 ... 4/22431262_all.html）

圖3，被揪鬥的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左）、副書記彭珮雲。

　　 以紅色恐怖　推展大清黨
　　校園暴力和社會上的「破四舊」、抄家，在毛思想「指導」下，由陳伯達、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組遙控，幫兇有戚本禹等。

　　618事件是由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派妻子曹軼歐插手，煽動「造反領袖」聶元梓衝擊學校。江青的公開演講，讚揚西安交大和南京大學的造反，又稱618事件「完全是一個革命事件」（《江青同志論文藝》，頁150）。

　　6月風暴的暴力化，是毛製造社會恐怖的一種手段。改革家葉劍英的「十一講話」（1979），提到林彪和四人幫以「極端野蠻殘暴的恐怖手段」，使各族人民遭受「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他們煽動打、砸、搶，製造大規模武鬥，「赤裸裸地宣揚爭權奪利和流氓政治」（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99160601.htm）。校園的暴力事件，正是林彪、四人幫的恐怖主義產物，他們是受毛「指導」的。

　　原籍波蘭的經濟學家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1921—2007），在《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Socialist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Systems）論析斯大林的「大規模恐怖」，提到他的打擊對象往往有對他絕對忠誠者（毛文革時被整殘的羅瑞卿、被整死的陶鑄，本是十分忠誠於毛的「專政執行人」），以此製造恐怖，達致「先期的防範」。

　　6月風暴對現實政治中的「警示」，且套用唐太宗（599—649）的話：「睹治亂之本源，足為明鏡之鑒戒。」

　　6月風暴的恐怖主義，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社會不在法治軌道，高度集權下的家長制，沒有權力邊界，形成一人決策、一人聲音的一言堂；只有家長意志，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更沒有民意。這正是毛文革釀成巨大社會災難的一大原因。


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99160601.htm

葉劍英說文革 野蠻殘暴恐怖 —葉劍英〈十一講話〉（1979.9.29）﹝節錄﹞

本網上網日期：2016.6.1 文長：全部2,560字 　　本網編者按：在中共第一代中，葉劍英（1897—1986）是較早批判毛文革的改革家。早在1979年9月29日，他代表中共中央發表的〈十一講話〉１，就有系統地批判文革的極左禍害、提出應汲取的「深刻教訓」，比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全面否定文革的決議早了21月。 　　這篇講話，由改革家胡耀邦主持起草。當時胡氏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黨校副校長。 　　〈十一講話〉表達了葉劍英對文革的觀點，也有胡氏的改革理念，兩人有很多共鳴。後來，胡氏的演辭有些話與〈十一講話〉的口氣相似。 　　〈十一講話〉原稿經第一代鄧小平、陳雲和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同意發表，顯現中共中央「初步批判文革」的共識。 　　全文約24,000字，本網節錄約1,700字。10個分題為編者依據講話文句標出。 　　這篇講話有助於讀者了解毛文革的災禍和「歷史教訓」。 葉劍英發表演講，1977。 　　1 投入血腥恐怖　遭一場大災難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出發點是反修防修。……問題在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黨內和國內的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麼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並且離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採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２。 　　陰謀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幫」之流……，製造和推行了一條極左路線。……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使我國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 　　2 句句都是真理　編造階級鬥爭 　　 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的主要特徵是什麼呢？ 　　在思想上，他們完全顛倒了主觀和客觀、精神和物質的關係，極端誇大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認為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對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進行所謂變革或改造。 　　他們宣傳天才決定論，把革命領袖當作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每句話都是真理、都要永遠照辦的神，否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斷言在已經消滅了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充滿著並且永遠充滿著他們所說的階級鬥爭，這種所謂階級鬥爭仍然是並且永遠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要用它來決定一切，代替一切，衝擊一切，打倒一切。 　　3 重用投機分子　行法西斯專政 　　 在他們權力所及的範圍內實行……法西斯專政。他們所依靠的骨幹力量，是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險分子、出賣靈魂的投機分子、蛻化變質分子以及一些破壞成性的社會渣滓３。 　　這一小股……勢力的聚集和滋長，正是他們製造的所謂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 　　這一切就形成了他們……向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實行鎮壓的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造成……由他們少數人強制大多數人的極端反常的局面。 　　在經濟上，他們反對發展社會生產力，用他們所謂的階級鬥爭代替生產鬥爭。 　　4 文化專制主義　消滅文化遺產 　　 在文化上，他們打著文化革命的旗號，大規模地毀滅文化，在我國文化事業的許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他們在各個文化領域實行所謂「全面專政」，……借口「反對封、資、修」，鼓吹「知識愈多愈反動」的奇談怪論，任意消滅歷史文化遺產。 　　他們的文化專制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教育、科學事業倒退了許多年。 　　5 使用恐怖手段　形成流氓政治 　　 林彪、「四人幫」竭力煽動無政府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煽動「打、砸、搶」，製造大規模武鬥，嚴重地破壞社會政治安定，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 　　他們公然鼓吹「有權就有一切」、「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赤裸裸地宣揚爭權奪利和流氓政治。 　　他們裝出「最最革命」的姿態，……煽動宗教式的狂熱，把自己說成什麼「舉得最高」、「跟得最緊」、「永遠忠於領袖」、「永遠按既定方針辦」。 　　由於他們當時在黨中央擁有合法地位，也由於他們的這種手法，他們確實在一個時期內迷惑過相當一部分缺少政治經驗和分析能力的幹部和群眾。 　　他們又不可避免地把欺騙手段同極端野蠻殘暴的恐怖手段結合在一起。……這的確是我國各民族人民遭受的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 　　6 實行幫派統治　人民長期貧窮 　　 他們口頭上也講社會主義，那是一小撮人窮奢極欲、絕大多數人長期普遍貧窮的假社會主義；他們口頭上也講無產階級專政，那是最腐朽、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專政……幫派統治。 　　7 要發展生產力　改善人民生活 　　 林彪、「四人幫」的橫行，從反面給了全黨和全國人民極其深刻的教訓。這些教訓主要是什麼呢？ 　　第一，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就是要解放生產力，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滿足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必須堅定不移地把工作重點放在經濟建設上，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8 不能人為製造　社會階級鬥爭 　　 第二，對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後的國內階級狀況和階級鬥爭形勢，必須作出合乎客觀實際的科學分析，採取正確的方針和方法。 　　不能人為地製造所謂階級鬥爭。一定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決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更不能用對敵鬥爭的方法來進行黨內鬥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長期保持安定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面。 　　9 不能神化領袖　不能搞一言堂 　　 第三，必須正確理解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之間的相互關係。 　　任何領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沒有缺點錯誤，都不應當加以神化。決不能貶低集體，貶低群眾，任意誇大領導者個人的作用。 　　不能少數人說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許任何個人凌駕於組織和群眾之上。 　　10不能享受特權　須受法紀約束 　　 第四，在黨紀和國法面前人人平等，絕不允許有不受黨紀約束的特殊黨員和不受法律約束的特殊公民，絕不允許有凌駕於黨紀國法之上的特權。 註釋： 　　 　1． 〈十一講話〉的原題是〈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2． 胡耀邦的演辭、文稿，多次論述毛「晚年錯誤」。1985年，他在中央黨校演講，說： 　「他老人家晚年的嚴重失誤，根本原因之一，也在於對形勢作了錯誤的判斷。……1962年中央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專門就『形勢、矛盾、階級』問題講了一篇話，使『左』傾的東西進一步系統化。到了『文化大革命』，不但說黨裏面有『走資派』，而且說『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結果是十年大動亂！路線政策為什麼錯呢？對形勢的分析估計錯了，顯然是一個主要原因。」 　3． 所謂社會渣滓和「流氓政治」，類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流氓無產者和暴力政治。在毛時代，「階級鬥爭積極分子」多為流氓無產者或投機鑽營者。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于華說： 　「土改當中，最積極、最暴力的都是些不正經的人，村民們稱他們為『黑皮』、『野鬼』、『混種子』，也就是『雜種』，這些人什麼都沒有，屬於流氓無產者，也就無所顧忌，他們成了農村土改之初的積極分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013092592598_2.html） 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991606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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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文革和紅衛兵運動50周年。50年前的8月18日，毛首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9月15日第三次檢閱的規模更大。檢閱後，紅衛兵的暴力「造反」更加瘋狂。

日前，北京的極毛派（毛左）發表紀念紅衛兵運動的文章，頌揚毛文革和揪鬥牛鬼蛇神的「革命氣概」。反思文革者則認為，紅衛兵運動加劇毛文革的左禍。\n
本文疏理紅衛兵運動脈絡，述評起源和兩個「毛拐點」。

紅衛兵50年　涉毛81函



有人稱紅衛兵誕生於50年前（1966年）的8月。事實是：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成立於1966年5月29日的清華附中紅衛兵【註1】，組織者是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十幾個學生。清華附中、北京四中（又稱男四中）是高幹子女密集地，後來的紅衛兵活躍分子，不少是紅二代。

繼清華附中學生之後，許多大學、中學也出現紅衛兵組織。

紅衛兵5、6、7月的「造反」活動，大致在校園之內，主要是揪鬥校內的牛鬼蛇神，其中北大的618事件是校園暴力的標誌【註2】。



大、中學生「殺向社會」、形成大規模的紅衛兵運動，有兩大拐點即毛拐點，一是毛的8月1日函，二是毛的818大檢閱。

8月1日函，是指毛澤東覆清華附中紅衛兵函。他修改於1966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印發此函的日期署為8月1日。

覆函是針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張大字報〈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6月24日）和〈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7月4日）。毛表示支持他們宣揚「造反有理」。此函雖未寄出，但列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1966年8月1日至12日）的參閱文件，內容很快擴散到社會上。

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11期，刊出此兩張大字報，分別改題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造反精神萬歲〉，並另加7月27日的大字報〈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大字報自稱是「最最忠實」於毛的紅衛兵，「最忠實地」執行「最高指示」，將做「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的造反派：

「我們就是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一起投過去，來一場大搏鬥、大廝殺。什麼『人情』呀，什麼『全面』呀，都滾一邊去！」

「造反有理」，文革宣傳畫。

毛寫大字報　炮打劉少奇



8月1日函傳開後，毛於8月5日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把北大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已在6月1日廣播）稱為「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它的「政治要害」處，是稱中共中央和地方領導層有人「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他「炮打」的「司令部」，實指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司令部」。

8月1日函和8月5日的大字報，是紅衛兵運動熱起來並走向暴力化的政治催化劑。

各地大中學生紛紛「響應號召」組織紅衛兵，小學的少年兒童則組織紅小兵。

他們出版紅衛兵報紙，宣傳「造反有理」；又以「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之名「殺向社會」，到處抄家和揪鬥所謂牛鬼蛇神、走資派，形成「全面造反」的紅衛兵運動。這就是8月1日函的社會效應。


818大檢閱　殺向全社會



第二個拐點818大檢閱，與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息息相關。

毛迫使與會者通過關於文革的決定（俗稱十六條），文件由包括毛妻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組起草，毛審核拍板，是家長意志產物。文件把整黨內走資派定為文革的重點。

會議期間，毛改組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會，常委由7人增至11人，劉少奇降至排名第八的常委，原排名第六的常委林彪上升為第二位，僅次於毛成為副統帥。高層的權力再分配、中央文革小組實際取代原來的政治局和書記處，是毛清除劉少奇、彭真勢力的重要訊號，毛聯合林彪控制了全局。鬥爭劉少奇的初勝，使毛有檢閱紅衛兵、鼓動全面批鬥走資派的亢奮。

8月18日，毛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和其他造反組織，以鼓動他們「橫掃牛鬼蛇神」。九月，他指令外地紅衛兵到北京參觀文革、北京紅衛兵到外地「傳經」，形成「大串連」活動。

從818大檢閱到11月中旬，毛接見紅衛兵八次，「朝聖」者超過1,100萬。

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揪鬥黑幫」，網絡圖片。

文革野蠻化　焚書坑黑五



大檢閱後，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機關造反派全面「殺向社會」的「造反特色」是：揪鬥走資派、牛鬼蛇神的暴力化，「破四舊」的野蠻化。暴力化和野蠻化可用打、砸、搶、燒、殺概括：打人，砸四舊、文物，搶掠、侵佔被抄家者的財物，燒（焚）書，殺（坑）人，特別是殺害黑五類（地、富、反、壞、右）。

胡溫新政期間（2003.3—2013.3）的官方出版物如《毛澤東傳》，相對較能面對文革的紅潮左禍，提到紅衛兵「政治上很幼稚，處於狂熱狀態，……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他們中間迅速氾濫起來，做出許多荒唐的舉動。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號下為所欲為，造成駭人惡果……普遍地發生強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野蠻行為……一些被任意指責為黑五類的人員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強行遣送回鄉。」

再如《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評說紅衛兵「簡單、粗暴、蠻橫的行動」和「大串連」，「使個人崇拜、懷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極左思潮，在全國迅速擴散開來」。


註1，毛澤東年譜（1949—1976），頁589。 註2，http://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7897



本文原題〈紅衛兵50周年 幽魂仍然遊蕩〉，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http://master-insight.com/%E6%AF%9B%E6%96%87%E9%9D%A9%E5%85%A9%E6%8B%90%E9%BB%9E-%E7%B4%85%E8%A1%9B%E5%85%B5%E6%89%93%E7%A0%B8%E7%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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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8—12月，紅衛兵狂潮席捲各地。「跟著毛主席鬧革命」的「革命任務」，一是揪走資派，二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三是反修正主義，割資本主義尾巴（如「破四舊」和剪掉長辮子）；他們喊得最熱的口號是：「敢把皇帝（指劉少奇）拉下馬」，「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這些口號突顯毛文革和紅衛兵運動的暴力化。\n
八一八檢閱　殺向全社會



50年前（1966）的8月18日，北京百萬人遊行，慶祝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文革的決議（十六條）。毛首次接見紅衛兵，讚揚敢想敢說敢幹的「造反精神」。

這次有數萬紅衛兵參加的集會和後來七次接見紅衛兵，是毛鼓動紅衛兵反修、鬥走資派、揪牛鬼蛇神的政治大動員，被視為紅衛兵全面「殺向社會」的重要標誌。

在天安門城樓，毛對發動紅衛兵運動、掌控大局顯得很有自信。令人聯想他在《沁園春．雪》對帝王的調侃及文革時的個人英雄主義（稱發動文革將從大亂走向大治）：「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鵰）。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他又何嘗不是嘲諷「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劉少奇（1898—1969）：「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沁園春．長沙》



毛挑選的接班人、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1966年8月）從「黨老二」降至「黨老八」，1969年被整死於河南開封（北宋等八朝京都）。整劉的政治衝鋒隊，就是紅衛兵。

從劉少奇冤案、紅衛兵的折磨不難判斷，毛發動文革和利用紅衛兵有良好動機嗎？



聽主席指揮　充當炮轟手



適值毛文革發動50周年，極毛派以「反歷史虛無主義」為名，替文革翻案，稱文革動機良好、紅衛兵對反修和鬥爭走資派有貢獻。

所謂中共黨內的現代修正主義（指欣賞或回應赫魯曉夫批斯大林、反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實行面向改革的解凍政策）、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或「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都是毛編造出來的罪名，藉這些罪名虛構其整人的正當性；把反修和鬥走資派，說成是發動文革和紅衛兵運動的良好動機。

事實是：毛發動紅衛兵運動的第一個動機，是組織紅衛兵充當政治鬥爭工具，類似20至40年代德國納粹黨的黨衛軍（親衛軍）、衝鋒隊，是參與監控社會和政治鬥爭、絕對服從於領袖的暴力組織。

工具的功能是「文攻武衛」。一方面，以大字報、紅衛兵小報「炮轟」被清算者；另一方面，是暴力的揪鬥和參與派系武鬥。

最早於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紅衛兵組織，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受毛「熱情讚揚」。毛的「81函」【註1】，表示支持他們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精神。所謂反動派，是毛的政治鬥爭對象黨內走資派【註2】、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特別是黑五類，是隨意編造的階級敵人。

毛讚賞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大字報，聲稱聽從毛教導無限忠於他，「最忠實地執行……最高指示」；表示會「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

大字報還宣揚暴力化的「造反」：
「我們就是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一起投過去，來一場大搏鬥、大廝殺，什麼『人情』呀，什麼『全面』呀，都滾一邊去！」

八一八大檢閱時，被接見的紅衛兵稱毛是統帥，說他參加了紅衛兵，「對我們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給我們撐腰，我們什麼也不怕。」（《毛澤東傳》頁1436）

所謂撐腰，關乎毛接受北京師大附中女生宋彬彬給他別上的紅衛兵袖章，毛要她改名「要武」（宋彬彬之名有文質彬彬之意，她的父親宋任窮當時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



江青發指令　傳鳳姐語錄



高幹子女即紅二代是紅衛兵的骨幹，毛的女兒李敏（賀子珍生）和李訥（江青生）、林彪（1907—1971）女兒林豆豆（葉群生），都是紅衛兵領軍人物，1967年分別成為國防科委和軍方《解放軍報》、《空軍報》造反派頭子。

北京、上海的不少紅衛兵組織，由毛及其妻江青、文革小組直接控制，如北京的清華井岡山、北大新北大、北師大井岡山、北航紅旗和北地東方紅。

1966年，江青和文革小組廣泛傳播毛語錄。毛引《紅樓夢》鳳姐王熙鳳的話「捨得（併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成為對紅衛兵的最熱、最高指示。所謂皇帝是指劉少奇，傳播「鳳姐語錄」是號召紅衛兵「炮轟」劉少奇，配合毛把他「拉下馬」的政治鬥爭。

在江青和文革小組策劃、鼓動下，北京五大紅衛兵組織承擔「鬥爭任務」：

聶元梓（女）率領的北大新北大，主攻北京市委、北大黨委及其後台彭真；

蒯大富領隊的清華井岡山領先「炮轟」劉少奇、綁架和羞辱劉妻王光美；

譚厚蘭（女）率北師大井岡山，到山東曲阜孔廟大造反，搗毀大量歷史文物；

韓愛晶指揮的北航紅旗和王大賓的北地東方紅等，到成都捉彭德懷（1898—1974）回京揪鬥。

北京女紅衛兵揪鬥范瑾（1966）。范氏在文革前是北京市副市長兼北京日報社長，為現任政協主席俞正聲之母。（作者提供）

西糾和聯動　保周與倒周



北京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簡稱西糾），是八一八後成立的以中學（北京四中、二中等）學生為主的紅衛兵，主要成員是紅二代，與國務院、北京市委關係密切。它以政治血統論組合高幹子女，排拒或打擊黑五類者。

名為「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的紅衛兵組織，以北京八一學校、北大附中、清華附中、農大附中等校的學生為主，不少成員是紅二代。他們支持國務院老幹部，因而受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打壓，1967年定為「反革命組織」。

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紅衛兵（簡稱五一六兵團，原稱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紅衛兵團），是直接受命於文革小組戚本禹、林杰等的極端暴力化組織，以「打倒周恩來」為鬥爭取向。

北京五大紅衛兵組織執行文革小組的指令，揪鬥走資派的手段殘忍。

中共三十年代總書記張聞天（1900—1975）的夫人劉英（曾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在回憶錄中提到文革初期北航紅旗揪鬥彭德懷的場景：

「在會場的出口站著兩排紅衛兵，個個都是彪形大漢。在彭老總和聞天通過這行夾道時，幾乎每一步都遭到這些人的毒打。聞天當場就被打昏了過去，幸虧被警衛人員拉了出來，否則將不堪設想。等到醒來之後，解放軍又把他拖上汽車遊鬥。在卡車上彭德懷被打得慘叫。後來造反派把聞天送回來。……說彭老總那樣硬的漢子都大聲慘叫……」【註3】。


地方當權派　利用紅炮灰



毛不僅利用紅衛兵和機關、工人的造反派，揪鬥黨內走資派，也鼓動他們「殺向社會」，以「破四舊」為名，隨便揪鬥牛鬼蛇神，使許多平民受到傷害。

胡溫新政期的出版物《毛澤東傳》不迴避紅衛兵之亂，寫道：「紅衛兵到處揪鬥……被揪鬥的，……通常都要戴高帽、掛牌子，遭到『噴氣式』的殘酷鬥爭」（頁1439）。

地方當局、各部門的掌實權者，也利用紅衛兵揪鬥政敵和民眾。1967-1968武鬥高潮時，紅衛兵成為各派的炮灰，他們在武鬥中殺死、折磨許多人，不少紅衛兵也因武鬥致殘或失去生命。

重慶沙坪公園「文革墓群」，就是1967、1968年重慶815造反派與反到底派武鬥喪生者的墓地。經歷文革苦難的一位重慶老人說：「裏面所有墓碑都是文革的恥辱。」【註4】

廣東、廣西的武鬥者、被「五花大綁」的受害者，有些浮屍漂至香港海面。

絕大多數的紅衛兵，既是幫兇者又是受害人。在個人崇拜的造神下，他們被愚弄、被利用、被犧牲。

紅衛兵揪鬥地方當權派（1966，哈爾濱），攝影師李振盛。（作者提供）

註1，http://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8503註2，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60526.htm
註3，http://www.yhcqw.com/html/50/2016/622/166221046489BAGB1018311229F0075171…
註4，南風窗（半月刊，廣州）2006年1月下，頁85。 http://master-insight.com/%E7%B4 ... %E5%B0%BE%E5%B7%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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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強亮劍 何來動機良好

丁望 原題：1 五一六通知 掀文革風暴 　　　2 五一六強亮劍 何來動機良好 原載：1 信報〈中國21〉專欄，2016.5.16，A20版 　　　2 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6.5.26，A13版　　 上網：2016.6.9 字數：原文2,898，上網3,150 　　解密檔案：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267號， 俗稱「516通知」，影印自美國的大學圖書館文獻收藏室。 　　關鍵詞：516通知，走資派，牛鬼蛇神，鬥爭對象，動機良好，大權旁落，場景，一黨領導，體制弊端，家長制，一言堂 　　相關人物：毛澤東，江青，陳伯達，康生，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賀龍，陳丕顯，范瑾，張道一，李琪 　　50年前的5月16日，毛澤東下令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一份通知（俗稱「516通知」），釋放毛文革全面發動的訊號。 　　這是正式發動文革的總動員令。文革從黨內清算事件擴大到全社會。黨內的大清算，包括羅瑞卿事件、楊尚昆與中央辦公廳事件、陸定一與中央宣傳部事件、彭真與北京市委事件。 　　5月底「彭陸羅楊反黨集團」定案後，毛指令陳伯達接管《人民日報》，發表「61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又指令廣播北大聶元梓大字報（後來毛稱它是「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黨內鬥爭的公開化，衍生「破四舊」和批鬥的暴力行動，形成6月紅色風暴。這是強制型的「群眾運動」雛型。 　　五一六通知　批二月提綱 　　「516通知」正式文件的名稱是〈通知〉，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由汪東興接管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原主任楊尚昆已撤職）下發各部、各省和軍方總政治部（發至縣、團級）；文檔編號為「中發﹝66﹞267號」。 　　這份267號紅頭機密文件（「中共中央文件」6字套紅，故稱紅頭文件），在一年後的1967年5月才公開發表。文件約長5,000字，主要內容可歸納為三類： 　　 一，撤銷彭真主持擬草的關於學術討論的二月提綱（1966年2月），重設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文化革命小組」（後改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文革小組，陳伯達任組長、毛妻江青為副組長）； 　　 二，點名批判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主管政法和思想宣傳系統），清算二月提綱的十大錯誤； 　　 三，確定「社會主義革命」（文革）的方向和「指導理論」。 　　所謂二月提綱，是毛、江在上海清算吳的〈海瑞罷官〉（吳是明史專家、彭真手下的北京市副市長）、揭開文革序幕之後，彭真、陸定一、周揚等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毛呈交匯報提綱，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界定於「學術討論」範圍。 　　毛最初同意二月提綱主調，但不久翻臉，稱它「反毛澤東思想」，開闢一條「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竟稱彭真是「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定鬥爭重點　黨內走資派 　　「516通知」的「政治要害」，是確定文革的鬥爭對象： 　　一是所謂黨內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二是社會上的牛鬼蛇神。 　　「516通知」聲稱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它更提出必須清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赫修」：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虛晃退二線　非大權旁落 　　北京等地網媒有毛文革50周年的話題，醒悟者徹底否定毛文革，並反思體制弊端、表達對亞文革的憂慮；不少未醒悟者雖承認毛文革的社會浩劫，卻仍未走出「毛神話」，稱發動文革的「本來動機是良好的」；極毛派（毛左）、極左派則仍高舉毛紅旗，肯定毛與文革的「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 　　所謂動機良好，是指毛下達「516通知」和發動文革，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和防止現代修正主義，確保社會主義道路和接班群「不變色」。 　　持「動機良好」說的人，稱毛於1959年退居第二線（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大權旁落，出現資本主義道路和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毛因此而發動文革，把權力奪回到「無產階級司令部」。「516通知」因此確定文革的鬥爭目標，是黨內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毛雖不再兼任國家主席，仍握黨主席、軍委主席實權。國家主席只是「虛君」，劉少奇不因掛國家主席之名提升了權力含金量，仍是居於毛之下的黨副主席，沒有超越毛的實權，更不可能使毛大權旁落。 　　從官方解密檔案、毛年譜和「內部發行」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收入大量決策批語），可發現毛大權在握的「場景」。連美術學院可否續聘裸體模特兒，都由毛批示定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頁399），重大決策權怎會落到「走資派」手裏？ 　　一人說了算　劉周不知情 　　「516通知」的出台，足以說明「大權旁落」說與政治現實脫節；「動機良好」說遠離常識，不合邏輯。 　　「516通知」雖有政治局擴大會議（1966年5月4日至26日）討論的「外在形式」，卻無集體討論、集體決定的實質，全是毛一人操控，實為極度集權下家長制一言堂的產物。這就是「一人說了算」，即「一黨領導」體制下的一人聲音、一人決策、一人拍板模式。 　　1965年冬的政治大清洗和「516通知」的擬草，中共高層幹部未必有事前的知情權。 　　1964年，毛與妻子江青在上海部署清算《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發表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對彭真和北京市委造成大壓力）。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不知情，政治局委員彭真更無「探聽消息」的機會。 　　1967年2月，毛接見阿爾巴尼亞高層人物時透露，批《海瑞罷官》由江青在上海策劃，未告知周。他說，文章發表前如給周看，就得給劉和彭真看（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99160501.htm）。 　　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則「蒙恩」知情。1965年11月25日，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到上海，陳向他「洩密」，並由他轉告了周恩來。《陳丕顯回憶錄》透露，在上海錦江飯店見到周時，他「熱情地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你讓羅總長轉告的那件事，我已經知道了。」（頁29） 　　據彭真六十年代機要秘書張道一的回憶錄，姚的文章發表後，打聽此文的政治背景不得要領：「彭真要北京日報社社長范瑾（按：現任政治局常委俞正聲之母）找上海的熟人打探，又要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打電話問中宣部。打探的結果，竟然是毫無所得。」（《中共黨史資料》雜誌2003年第2期，頁148） 　　在批《海瑞罷官》的同一月，楊尚昆被撤中央辦公廳主任貶到廣東，由毛侍衛官汪東興接替，事前知情者不多（《毛澤東傳》頁1397）。 　　1965年12月，毛突然召開「上海會議」整羅瑞卿。會前，只有周恩來知情，沒有人知道會議的議題。劉少奇問軍委副主席賀龍，為什麼開會？賀答：連你都不知道，我怎麼知道？ 　　文革動員令　家長制產物 　　「上海會議」後，毛在上海、杭州、長沙等南方城市，部署黨內鬥爭，劉、周等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執行）。 　　1966年3月、4月，毛在杭州召開所謂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常委並未全部出席，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陳伯達和連中委都不是的江青，卻是活躍人物。會議是「我說你聽」的訓政模式，主題涉及部署「516通知」。 　　政治局的5月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名義是討論「516通知」，實際並無討論、溝通。因為「516通知」是毛主導擬草並最後修改定稿（加了很多「重話」），與會的康生、陳伯達傳達「聖旨」：不能改動一字。 　　儘管會上有人提到，有一些句子和標點不妥應改正，卻未被接納。主持會議的劉少奇（毛避開未回北京）百般無奈，說： 　　「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 ... 121/18166213_1.html）。 　　胡溫新政時段（2003.3—2013.3）的官方出版物《中國共產黨歷史》，透露：「黨內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很難接受這種極端的做法和不符合實際的看法。」（第2卷下冊，頁763） 　　「516通知」編造黨內走資派、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至為荒謬。它並非「黨中央的集體決定」，體現的是家長意志。權力運行的神秘化與江青干政，折射毛文革「動機良好」說是扭曲了事實。毛文革的浩劫，暴露了「一黨領導」體制的極權主義弊端。最大的弊端，是社會遠離真正的法治之道，黨大於法、權大於法，家長高於一切，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 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605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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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是江青（1915—1991）倒台40周年，北京極端毛派有懷念江青的活動，宣傳戚本禹寫江青的文章；反思文革者則呼籲，記取江青唆使紅衛兵暴力造反的左禍，正視文革遺毒。

毛文革或紅衛兵運動的爆發，是家長制一言堂的產物。毛組織紅衛兵發動「造反」運動，有錯綜複雜的動機。除了9月16日已論析的第一個動機（充當鬥爭工具）【註1】之外，還有另一動機：擴大他控制的「群眾運動」，製造社會恐怖，威迫官員、民眾順從，以強化家長制一言堂的「權威」。

紅衛兵的暴力造反被稱為「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留下遺毒甚深。

未建立共識  造恐怖氣氛



製造社會恐怖，關乎整合「一黨領導」的秩序文化。

文革之前的「一黨領導」秩序文化，是權力運行在各級黨委控制的軌道；在權力金字塔頂，是實行全權主義的大家長。



毛發動文革，疏離原有的軌道，打亂原來的權力運行秩序。1966年6—7月，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維持原本黨委的權力運行機制，派工作組到大中學「引導」文革，以防失控失序。毛卻出爾反爾，稱是「鎮壓革命」的資產階級路線，於7月下旬下令撤走工作組，讓紅衛兵造反亂一陣子。

毛執意另起爐灶，建立極度集權的「新秩序」，是因為發動文革、確定鬥爭方向是整黨內走資派，並未建立黨內的共識。胡溫新政期（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的官方出版物《中國共產黨歷史》，尚能正視文革的左禍，稱毛「犯了主觀主義錯誤」：

「他把不贊成他的錯誤意見、提出某些正確主張的一些中央領導人看成是搞修正主義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看成是黨內存在獨立王國或資產階級司令部，因而必須發動群眾加以批判、打倒」（第2卷，頁779）。

它透露：「黨內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很難接受這種極端的做法和不符合實際的看法」（頁763）。


利用紅衛兵  建暴力權威



面對阻力，毛採取非常手段發動和推進文革，建立絕對權威的「新秩序」。

另起爐灶的非常手段之一，是成立由他絕對控制、由其妻江青負責的中央文革小組，並組織「大批判」的筆桿子班底（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林杰等），架空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和宣傳部，形成新的權力核心和「輿論陣地」。

非常手段之二，是發動紅衛兵運動。\n
非常手段之三，是與林彪緊密合作，自1967年起對黨、政、學校、工礦實施軍管；接著，在各部門、各省及省以下地方，成立革命委員會。原來的黨政機關全面癱瘓，幹部「靠邊站」，只有極少數列為「革命幹部」者，才有機會參與革委會。

毛以非常手段，更全面製造社會恐怖氣氛，以配合其個人崇拜的造神。

八一八大檢閱後，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機關造反派等，響應毛的「革命造反」號召殺向社會，以政治恫嚇和暴力行為擴大揪鬥活動，以建立震懾民眾的暴力權威。改革大家葉劍英（1897—1986）的「十一講話」（1979），提到文革時林彪、江青集團「極端野蠻殘暴的恐怖手段」，造成一場浩劫【註2】。

北京等地出現紅色恐怖潮，即反思文革者所稱的「放火殺人潮」。


破四舊噴氣  黑五類受害



紅衛兵和其他造反組織以「破四舊」為名，隨意抄家和揪鬥牛鬼蛇神，焚燒黑五類、知識分子的「毒草」圖書和「四舊」文物；又以毒打和「噴氣式」揪鬥方式折磨受鬥者，甚至打死人（如北師大附中紅衛兵打死副校長卞仲耘）。

各地的牛鬼蛇神特別是黑五類，受到的暴力迫害特別重。三十年代親共政客、1957年的「右派分子」章乃器，留下的回憶錄提到北京紅衛兵八月風暴：

「每天都有幾批人來拷打、凌虐我。……有人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容易消退。還有人劃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槍射擊我的頭面。此外，如用冷水澆頭，如用水壺灌鼻孔，如硬要我吃骯髒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輕微的了。」【註3】

在鄉村，早被監管的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更是經常受到折磨甚至喪失生命。1967、1968年清查黑五類或「清理階級隊伍」時，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等地的掌權者和造反派，隨意砍殺、活埋早無「剝削」他人的地主和富農及其家屬，連嬰兒、幼童也不放過。


以暴力整人  斯大林模式



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暴力行為，「取經」於毛的「階級鬥爭論」，或受其「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的煽動。1968年7月，毛對北京紅衛兵說：

「現在發明了一種噴氣式，這個罪魁禍首就是我。我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講戴高帽子遊街。」【註4】

封建專制社會或號稱社會主義的「一黨領導」體制，常有專權者借事立威，以暴力建立「絕對權威」。如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以廷杖羞辱官員甚至在廷上把人打死。《明史．刑法志》謂：「刑法有創之自明，……廷杖、東西廠、錦衣衛……」。廷杖和「秘密警察」的政治功能，以當今流行的政治術語陳述就是：「強（敢）亮劍、震懾力」。

在斯大林專權（1924—1953）的蘇聯，極權政治的一大特色，就是利用告密、誣陷、清洗、關押等手段，形成社會恐怖氣氛，以防範不崇拜領袖或抵制極左政策。波蘭學者布魯斯（W. Brus, 1921—2007）精研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體制，稱斯大林的極權統治，是大規模的「防範性的恐怖」，在恐怖中威迫官員、民眾服從。毛的文革和紅衛兵運動，相似於斯大林模式。\n
註1，http://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8582
註2，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99160601.htm
註3，炎黃春秋（月刊）1997年4期，頁62。
註4，《毛澤東思想萬歲》頁697。




作者筆誤更正：10月7日拙文內，第3分題「破四舊」之後第3行之「清華附中」，表內2，引題之「清華附中」，均係「北師大附中」之筆誤（「北師大」指北京師範大學），特更正，並向讀友致歉。

http://master-insight.com/%E5%92%8C%E5%B0%9A%E6%89%93%E5%82%98%E7%8B%82%E6%BD%AE-%E7%B4%85%E8%89%B2%E6%81%90%E6%80%96%E7%81%BD%E9%9B%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