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琴心（刘欣欣）：被赶出文革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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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赶出文革政治舞台

剑胆琴心

      大串联回京后，随着冬季北京的气候渐渐变得寒气凛然，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空气也开始令人窒息。运动的发展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原先最早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总是把继承先辈的革命事业做为己任，在我们眼中的敌人，就是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就是“地富反坏右”，就是胆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毛主席说北京“旧市委”是“黑帮”，我们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奋起将“黑市委的爪牙”——学校党委打倒。毛主席说工作组压制革命，我们又把工作组赶走。社会上的“四旧”，“封资修”也让我们扫荡的差不多了。随着大串连，各地“彭罗陆杨”的“余党”纷纷落马。但是运动的延伸开始没有了边际。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唆下，全国各地所有的中央局，省市委，国务院各部委，无不成为火烧的对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为最时髦的口号。几乎所有的老革命，老干部，都成为运动对象，纷纷被打倒。


      我记得在广州串连时就看到一篇北京红卫兵写的大字报。内容是“党内第四号人物陶铸同志，被陈伯达，江青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就给打倒了，接下来会轮到谁？——周恩来总理！国民党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干着！”


      在我们回京之前，“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已被宣布取缔，海淀区纠察队也自动解散。原先名不见经传的“北京高等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和他们的头头蒯大富，完成了由乌鸦变凤凰的迅速转身，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红人。“首都中学红卫兵团”也跟在“三司”后面上窜下跳。转眼之间我们由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变成了“绊脚石”。中央文革小组要打倒老干部，自然不会依靠我们这些人，而朴素的感情又让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产生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出现了“联动”（以下简称）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抗争。这种抗争是一种很自发的行为，它也是之后“二月逆流”的前奏曲。


      “联动”组织是如何形成的我不知晓，只是在我们刚串连回来的某一天，外校几个红卫兵，其中有我们学校的校友，来到我们学校。说是已经分头找过我们学校各个组织，他们简单介绍了当前运动的形势，形势需要老红卫兵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对抗“三司”，因此成立了“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在外地串连时，我们经常关注北京的运动形势，而且对当时的形势感到非常郁闷，心中总有一丝彷徨和忧国忧民之感。在与那些来访者的一番交谈之后，我感觉明确了方向，当即表示百分之百支持，有行动一定随叫随到！这些人姓什名谁我始终不知晓，但共同的语言使我们一见如故。一提起“蒯大富”，一提起“江青”，“陈伯达”，“戚本禹”气就不打一处来。就像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革命同志，只要一唱起“国际歌”就能找到知音一样。当时我本人并没有从组织上加入过“联动”。但是从思想上，行动上却称得上是“铁杆”。


      我们上街扯了些红绸子，每个人做了个全红的大袖章。冒着严寒到天安门广场以“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贴打倒“三司”的大标语。以后“联动”组织的每次行动，我们都闻讯而动。北京展览馆剧场的几次“联动”聚会也场场不拉。记得当时石油附中几个哥们在台上高呼反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号时，我们在台下激动的把帽子往天上扔。在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个朋友，是在广州串连时认识的，他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没想到斗争形势转变得那么快！”我们当时的感觉好像真的取得斗争胜利一样欢心鼓舞。可惜高兴得太早了。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冲击公安部大院。因为一部分老红卫兵相继被中央文革小组点名，谢富治派人大肆抓捕。其中有许多我们熟识的人。为了要求释放被抓的人，公安部门前总聚集了一群老红卫兵，即文革史中所说的“六冲公安部”。六次中我去过三次，但之前几次只不过是“示威”的形式，无非是喊喊口号，与排成人墙的警卫战士们对峙。谈不上“冲”。其中有一次在对峙中，公安部院里有一个小子，隔着人墙与我们对骂，他喊到：“你们不就穿了身黄皮！”当即把大家激怒了，我身边的同学“LHS”（隐去姓名），个子高，冷不丁隔着人墙，一把拽住那小子的脖领子，生把他提溜出来，同时也把一个小战士拉了个跟头。大家扑上去好一顿拳脚。一群战士冲出来把他救回去了，不然会有他好受的。最后一次真正冲进去，是在一天夜晚，日期记不清了。冲到礼堂后，我因为太困了，坐在台下的座位上睡着了。以后听说有人洗劫了公安部餐厅，吃掉厨房的香肠。可惜我没那个口褔。


      之后，我自己编写，自己刻板，自己找来油墨印刷机，在邻居家印刷了许多传单，内容大义是，质问中央文革小组，拥护军委“四个副主席”（陈，徐，聂，叶）出来领导运动等。我和几个人连夜骑车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不过我发现不管是公安部门前还是天安门广场上，都聚集了人数众多的造反派，而且已经不只是大学和中学的造反派，好几个工人造反派组织也加入进来。真是人山人海，大高音喇叭呼喊着“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打倒“联动”之类的口号。我们赶紧把传单散发完，不敢逗留。当时我就产生大势已去的感觉。


      很快中央文件和报刊上都把“联动”列为反动组织。一场新的镇压很快就开始了。“联动”的各个巢穴——各个学校的老红卫兵相继被抄。我们在屋里挂了块小黑板，每天都在黑板上写上某月，某日，某时，某学校红卫兵被抄，时刻提醒着我们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人大附中红卫兵被抄时，我们一行人还专门赶过去，只不过人少势单，没敢扎刺，只是在旁边兔死狐悲地看着。人大附中红卫兵少数几个坚定份子撤到楼顶上，其中一位吹起一只小号，曲调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声音断续，却更显哽咽。只听得我不由潸然泪下。


      此时我们完全处于被动防守的地步。垒球棒，木头枪等武器不离手，我们也搭梯子上房顶，把一些需要的东西搬上去，以备坚守时使用。到晚上，我还别出心裁，把幻灯机搬到房顶，一接电线，俨然就是探照灯，照得学校院子里雪亮。以后学校造反派办的“联动”展览上，还提到“联动份子”使用探照灯。但却始终没有找到“探照灯”的下落。


      正在我们积极备战，准备挨抄的关头。我接到家里来的电话，放下电话二话没说，登上自行车往家赶。原来头一天晚上我们家被造反派抄了。回到家中，一片狼藉，有的屋门被封了，墙上，地板上，楼道里，院墙上刷满了“打倒三反份子”的大标语。父亲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被造反派绑走了。我当时心中非常乱，也明白我不能有任何抗争的举动，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还可能害了我父亲。前些时候，我们邻居一位北京铁路局的副局长，老红军，被一群外地造反派揪走了，我们纠集了一帮人跑去抢人，当时那位伯伯气的脸都扭曲了，狠狠地把他儿子臭骂了一顿，气急败坏地把我们赶回来了。事后，老人家告诉我们，你们这样干只能适得其反。


      正在我为家中的事六神无主时。第二天一早，有同学来电话告知：八一学校，这个“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已于昨晚被抄，抓走了好几十个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你能设想，家刚被抄，紧接着学校也被抄了，那是一种什么心情？我当时杀人的心都有。倒是值得庆幸的是，阴差阳错，抄学校时，正赶上我离开了。否则“进局子”恐怕在所难免。


      学校刚被抄的头几天，还不敢回去，以免被当做漏网之鱼。听说严江明就是第二天回学校时，说了几句对抄“八一学校”不满的话，被当场抓走了。那情形真和“白色恐怖”似的，“宁可错抓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随着清查“联动”的势头来势凶猛，我虽逃过学校一劫，却逃不过我父亲单位造反派这一关。祸起在我印制传单一事，当时正赶上一个邻居串门，随手拿走了一份，正是这张传单被交到我父亲单位造反派手中。印制反动传单，罪名不小，造反派认为传单内容不是我这个十几岁孩子能写出来的，自然要抓后台。专门抽出两个干部把我审了个底儿掉，并整理了一大堆黑材料，说是要报公安局将我绳之以法。


      过了些时候，风声不紧了，我试探着回到学校，也是走背字，正好碰上学校造反派头子黄永生，那小子冲着我皮笑肉不笑地说：“海淀纠察队时你是头，联动时你还是头，怎么让你给漏网了?”我急忙陪笑脸说“黄老师，您积点德，别这么抬举我，像我老实巴交的，再抓一百个也轮不上我。”说这话时我心里都虚的慌。更可怕的是，我表弟听李亚宁的弟弟（他们是小学同学）说，他在家看到的中央文件中点了八一学校“联动”骨干，其中有田耕，还有我的大名。我赶紧向李亚宁求证，他告诉我确有其事，是一份内参。听得我脑瓜皮发凉，心想“有你李亚宁也不应该有我呀。”不过我早已做好随时“进局子”的充分思想准备。为此我还死猪不怕开水烫地专门跑到北京市公安局接待站去主动自首。人家回复：“先回家等着去。”看来想“进局子”还得排队耐心等候。好在两个月后，毛主席指示将被抓的红卫兵小将全部无条件释放。我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这一劫终于躲过去了。其实我去公安局自首主要考虑的是为我父亲脱干系。那帮造反派整我，并非对我感兴趣，摆明了是“项庄舞剑”。好汉做事好汉当，把我抓起来，就别再打我父亲的主意了。


      学校被抄后，学校造反派提出要“砸烂高干子女集中住宿制”。对此我们始终抗争，没有屈服。随便抓人的“雷子”们撤走之后，很快纠集了一批同学，返回学校。当时学生宿舍都不让住，我们就住在小学教室，天寒地冻，房间没有暖气，那夜晚是真难熬。夜深后，乘“联总”的人不来骚扰，我们找些废报纸，木柴在教室里点把火，聊以取暖。我们在黑板上写上“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用以激发斗志。学校食堂停伙。我们全都成了“海顺居”的常客，只不过囊中羞涩，经常用酱油伴米饭果腹。生活苦些没啥，最可恨的就是学校造反派办的“联动展览”，竭尽造谣生事之能事。让人看了把肺都气炸了。江青为了达到打击老干部的险恶目的，四处忽悠，逼着别人都来看展览。当时中央军委正在开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与会的老将军们被逼迫来参观，我记得他们从展览室出来后，有好几个学生家长见到我们后，用手指着自己的孩子或认识的战友的孩子，表示出愤怒的样子。意思是“瞧你们干的好事！”有一天半夜，周恩来总理也来到展览会，还做了一系列指示。


      这个黑锅我们可背不起。但此时我们浑身上下都是嘴也辩不清楚。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向来参观的中央首长诉诸我们的意见，必须让中央首长明白事实真相。听说第二天还有中央首长要来参观。我们几十个同学聚集在展览会门前“守株待兔”。卫戍区的部队来清场。大家齐心协力，谁也不肯走。要把这几十个人全赶走，不是件容易事。于是临时决定让我们呆在展览会（校务处）门前的假山前。战士们把我们团团围起来。中央警卫师的一位师长亲临指挥，同学中有的认识，说是某某的爸爸。刚开始师长还笑呵呵地和同学们搭茬，还不时指认“这不是某政委的丫头吗？”我们要求师长转达我们要向中央首长反映问题的请求。他满口应承。没过一会又立刻变了脸，恶狠狠发出地命令，“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出这个圈，否则出来一个，抓一个！”


      我们知道这意味着首长快来了。只见陆续有小轿车停下来。我们仔细辨认车中下来的角色。“这是戚本禹，王八蛋！”来了辆灰色基姆车，肯定是上将级的干部，“是肖华”，有人认出来了。最后一辆“大红旗”停下来，车里下来的是康生。


      “我们要见中央首长反映问题！”同学们一起发出呼喊。康生开始以为是夹道欢迎的，下车后还下意识地向大家挥挥手。发觉不妙，三步并作两步，钻进展览会大门。对康生这个人老红卫兵刚开始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反感，毕竟是资格很老的前辈，满希望陶铸从中央文革小组被清除后，“康老”能主持公道，替老干部出头。没成想他与江青，陈伯达是一丘之貉。


      我们的呼声并没有得到“中央首长”的理会。等首长出来后，总不能还对我们视而不见吧。大家继续耐心的等待。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参观完毕，却不见有人从大门出来。眼巴巴苦等的同学们，突然发现包括康生乘坐的“大红旗“，以及“灰基姆”等小轿车都开始发动马达，而且徐徐启动。“他们要从后门溜！”同学们的眼睛是雪亮的。看来规规矩矩呆在圈里只能被人耍。“冲出去，拦住车！”大家不约而同地行动，初中二年级的女生蔡丁（著名独臂将军蔡树藩烈士的女儿）头一个冲出“包围圈”，初中二年级男生张彦来，一头扎向“大红旗”车轮下。车不得已停下来。大批卫戍区战士冲过来把他（她）们拧胳膊抱腰地制服，李镇美个子大，最后六七个战士上来才把他按住。在战士组成的人墙护卫下，轿车一溜烟从西门跑了。我们向中央首长诉求的希望也彻底泡汤了。


      后来经毛主席指示被释放的同学们陆续返回了学校，学校原有的红卫兵组织需要重新洗牌，一是为了团结的需要，去除原有的派别。二是原来的三个组织，都“被”参加了“联动”，需要避嫌。于是新的红卫兵组织应运而生。我参加了“新八一红卫兵”。


      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与造反派“联总”围绕“八一学校”是否解散，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联总”的阻挠，学校既不能“军训”，更不能复课。连曾一度恢复的学校食堂也停伙了。当时在学校坚持斗争的学生数目并不很多，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家做逍遥派。不少动摇的学生和家长，开始陆续办理转学和转户口。照此下去，学校解散早晚酿成既成事实。那时我们的抗争和努力全白费了。


      鉴于这种情况“新八一红卫兵”内部商量采取何措施来应对。我极力主张来硬的，快刀斩乱麻，武力枪出学校全部学生户籍，学籍资料，釜底抽薪。让谁也别想转学转户口。并设计了全套行动方案。——派人先去假意办理转学转户口手续，后面的人冲进去，顺势制服办事人员，抢出全部资料。抢出的资料隔着校务处大门递到门外，在门外接应的人迅速将全部资料转移到校外，并妥善间壁。因意见不统一，争论了很长时间，没有形成定论，暂缓执行。得亏没有实行，否则真要照此办理，必将引来公安部门干预，那可是说大可大，说小可小的刑事案件。本人做为主犯必将难逃牢狱之灾。


      因为一场与“联总”的武斗冲突，“新八一红卫兵”彻底失败。主要原因是人数上无法与“联总”匹敌，几百教职工，都家住学校，人员齐整，召之即来。而“新八一红卫兵”等组织本来人数不多，再加上学校食宿条件不好，许多学生无法长久在学校坚持，人数一天比一天少。更可恨的是“联动”展览会的数百“工作人员”，全部是“三司”和中学红代会派来的。与“联总”穿一条裤子，始终与我们为敌。那一次武斗本来正与“联总”对峙中，“联总”还吃了点亏。展览会那帮人突然加入进来，我们寡不敌众，就只有撤退一条路可走。


      正赶上周六，乘学生大部分离校之际，“联总”对在学校的部分外地学生搞了个突然袭击，实行反攻倒算。先是点名要抓李全福，因为武斗撤退时是李全褔喊的口令，认定他是主谋。接着又找茬打架，把钟平和于平绥扭送海淀公安分局。我们这些人当时在社会上本来就是政治上的“另类”，脑袋上扣着“联动”“保皇派”之类的帽子。公安部门没事都想找茬抓，再赶上送上门来，立马就收监。接着黄永生又把李长久（大渡河英雄李德才烈士的儿子），张彦来等几个人抓到“联总”，一番痛打。张彦来被逼迫写了一篇悔过书，其中点了李旦生和我两个人的名字，把我们策划抢户籍和档案的事情曝了光。配上武斗中的一些照片，做为“联动”罪证，印发了宣传品到处张贴和散发，扬言捉拿凶手，惩办主谋。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学校。从此我好长时间没敢回学校。


      此时中学红卫兵造反派之间，就“军训”问题分歧，也分成了“四三”派，和“四四”派两派。“四三”派相对极左，属“反军派”。其典型代表北京粮食学校的一帮亡命徒，组织名叫“飞虎队”。这帮人扬言与“联动”血战到底。永定路，五棵松一带军队大院集中的“育英”，“翠微”等几个学校的老红卫兵曾与他们发生过武斗。我也去过现场，那帮人全戴柳条帽，手持锋利的梭镖。我们只能围在校门口，扔扔砖头，骂几句大街，听说之前有人吃过亏，没人有胆量再冲进去。后来这帮人更加狂妄起来，不管是与“四四”派还是与“联动”的冲突，都能看到他们戴柳条帽，持梭镖，乘大卡车招摇而至。而且真下狠手，血债累累。也就是这帮人，不知为何与我们学校过不去，扬言要来“血洗”八一学校。八成是“联总”那帮小子钩来的。


      曾经被抄过一次的同学们，大有“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心理感受。警察和解放军来抄，虽说也打也抓，但总还有个分寸。“飞虎队”那帮小子可……。想到这里，大部分同学赶紧收拾铺盖卷，该回家的回家，该躲难的躲难。一时学校里看不到几个学生的身影。有几个石家庄的外阜学生，本来都是些老实巴交的主儿。自认为与世无争，没离开学校。结果被黄永生那帮人好好捏了把软柿子，把哥儿几个押着到海淀街上游街，每人挂着牌子，扛着自己的自行车，硬说他们是偷车贼。


      自此八一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基本退出了——不对，是被赶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
      回顾这段历史，不管是“联动”也好，“新八一红卫兵”也好，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中仅是一波小小的涟漪，甚至只是一朵浪花。我们当时与中央文革小组，与造反派的抗争，注定是徒劳的。“联动”本身有着许多自身的弊端和瑕疵。被人称为“保爹保妈派”其实是非常贴切的。和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动组织”，“保皇派”的群众组织一样，都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不满情绪，对老干部有感情。例如武汉市的“百万雄狮”，就都是些基层干部，党团员，老工人，复员军人组成，都是文革前党的各级组织的依靠力量。这些人和我们相同之处就是不同意把各级领导干部一概打倒，不满那些中央文革小组的走卒，爪牙们（实际上大都是文革前各单位的痞子，混混，以及形形色色对党和新社会充满阶级仇恨的人）的胡作非为。自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打击对象。


      当时政治力量的对比是十分悬殊的，之后的“二月逆流”依然无法扭转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就像历史的长河不可能直线似的一泄千里，必然有曲折。黄河还转过九曲十八弯呢。当然不管曲也好，弯也罢，都不影响她最后流入大海。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要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最后还不是“拨乱反正”了吗。在这“十年浩劫”中我自认为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同流合污，虽然其中不乏幼稚可笑，不乏青涩无知，不乏少年莽撞，但面对人生，我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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