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毒也!?——郑兆南事件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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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毒也》南京“八．二七”工厂二分会、南京八．二七五四印刷厂革命串联会　1967.4翻印，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前记

　　这是贴在团中央的一组大字报。原题为“李淑铮是害死郑兆南的罪魁祸首”。(李叔铮是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崇文区中学工作队长。) 十一月底又把它印成传单。散发出去，反响很大。很多革命群众纷纷来电话、来信、来访，对郑兆南同志表示吊唁，对郑兆南同志家属表示慰问，对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许多同志还转抄翻印传单、组织调查、写大字报，组织控诉会，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典型事件的政治影响。因此，这个大字报已不只是为郑兆南同志个人平反和恢复名誉的问题，而且是激起革命群众起来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一个精神武器。

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德同志给唐锡阳同志写了一封信，通过调查，对迫害郑兆南同志的事件做出了政治结论，并表示市委要严肃处理这个事件。现在重印这份传单时，特将这封信一并辑入。



唐锡阳致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中央文革小组：
　　这是我妻子郑兆南的两封遗书。她重伤后于九月三日回家，九月八日在第六医院吐血身死。前一封信寄给了李雪峰同志，后一封信交给了吴德同志。
　　我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严重反映，因此抄寄一份给你们，作为研究情况，指导运动的一个参考，并请敦促市委正确处理这个问题。
　　革命的敬礼
北京日报 唐锡阳 十月十九日



郑兆南第一封遗书

　　雪峰同志：
　　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什么学术权威，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工作组右倾路线错误下的一个牺牲品，被监禁了四十七天，被毒打得遍体鳞伤，昨天刚被放回家来。我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的安危问题)要向党说，我应当自己到市委来，无奈我下不了地，浑身浮肿，创伤疼痛，又有其它病症，我恳切地要求你派一位同志到我家来，和我谈一次话。我的这个要求是否过分，我的心情是这样急迫。
　　此致
　　革命敬礼
　　东方红长征中学(原五十二中)
　　语文教员 郑兆南 九月四日
我家地址：继红胡同(原东城区府学胡同)二十二号



郑兆南第二封遗书

　　雪峰同志：
曾于九月四日给您写了封信，我因伤势太重，不能亲自来市委向党反映情况，要求您派一位同志到我家来和我谈一次话。看情况市委不会派人来了，我只好再写这个书面汇报。我被监禁了四十多天，很少接触外界事物，很少听到党的声音，加上自己思想改造很差，这些意见可能是片面的，错误的，仅供您参考。

是点革命之火 不是点反革命之火

　　学校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语文组教师是比较活跃的(也有一两个按兵未动)，但当时党支部压制很厉害，连大字报都不让贴、特别是在新市委成立前后，斗争十分激烈。我跑过新市委，请过工作组，因此就招来了更多的冷遇和压制。六月初，全体教职员听了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负责人的一个动员报告。现在来看，这也是一个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报告。我们被压制的教师听了，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我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现在我还记得大字报是这样写的(学校存有原稿)：
　　“请你们根据新市委报告精神，回答以下问题：
　　(一)你们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站在后面拉群众的后腿，还是站在群众的对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
　　(二)你们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一个政治态度还不明朗的党支部?
　　(三)你们是支持群众向黑线开火，还是组织保皇派围攻革命群众?
　　(四)你们是和修正主义的前市委一刀两断、划清界限，还是继续千丝万缕、依依不舍?
　　(五)你们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路线呢，还是坚决执行前市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六)你们是属于第一类党支部，还是第二类或第三类党支部?
　　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太尖锐，太严重，有点吓唬人吗?不，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在以后的大字报里，逐条地向你们摆事实，说道理的。不过还是希望你们自觉革命，转变立场，认识错误，真正站到革命群众这方面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郑兆南”

这是当时面对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了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因此也招来了他们的更大不满。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因为工作组当夜进校，他们就没敢拿出来。)后来，借“六．一六”事件来陷害我和打击革命群众，更是他们的一枝毒箭。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关于“六．一六”事件的性质

　　工作组来到学校以后，学校领导公开镇压群众的气焰被压回去了，应该说学校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很好的。没料到突然发生了六月十六日的打人事件，反而破坏了这个有利形势。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也是不愿意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的。但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不妨从政治上来分析一下，它到底是革命的事件，还是反革命的事件?因为这涉及到对工作组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的认识问题。
这个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是从学生要给李静背上贴大字报、王文俭在会上不喊口号引起学生不满开始的。但这是现象，真正原因是以党支部为首的保旧派(我还没有想出更确切的概念)压制学生起来革命，学生早就蕴藏了不满，再加上受到外校的一些影响，不免就采取了一些过火的行动。到后来，事态的急剧扩大与恶化，原因就复杂了，在冲破压制的革命学生中，混杂有好打成性的流氓(我是后来领教他们最深刻的一个受害者)；和党支部站在一起被打的一方也不都是不革命的，他们中有不明真象的师生，还有许多就是为了保护党的不让打人的政策的好老师好学生。(从这点认识出发，我们还给受伤同学写过一封慰问信，也成了区工作队长李淑铮给我们定的罪证之一。) 据说在事件过程中，还有个别教职工暗中使坏或无理还击，更是起了添薪加油的作用。这样就发展成一个群众斗群众的不幸事件。
不管事件如何复杂，我还是认为事件的主流是革命的，它的基本性质还是反对学校领导压制群众运动的斗争，不过武斗，打人、破坏公共财物是十分错误的。正如第二天区工作队长李淑铮来校向全体师生(当时以党支部为首的被打的一方还在团中央“避难”)所讲的，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事件，是革命的行动，但是打人是不对的，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从以后事态的发展，学生是接受了这个正确的分析。

工作队(组)态度骤然变化

　　最初一段时期，工作组对待这个事件的态度还是正确的：一面调查研究；一面说服双方，让在团中央“避难”的师生回来，并教育他们不要揪住“六．一六”事件不放，应集中火力炮打司令部，并布置我们给支部书记、校长、两个主任出大字报专栏。到月底，从李淑铮开始，工作组忽然来了一个急剧变化，推翻了自己原来对“六．一六”事件的分析，突然把它打成反革命事件。经过七月九日、十日两天两夜的紧急动员，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突然袭击，从积极写大字报的教师中揪出了四个“牛鬼蛇神”，一口咬定我们是“六．一六”事件的“肇事者”，并且把我排在首恶者的地位。(关于别人，我没有发言权；关于我自己，我可以明确地回答：这是政治陷害。)不仅我们成了众矢之的，连和我们一起写大字报的教师，全部成了围攻的对象。参加“六．一六”事件的学生更是一片检讨，在此同时，又逮捕了两个流氓学生。顷刻之间，学校乌云密布，几百张大字报不外乎两种内容：一种是揪“假左派”；一种是检讨。革命师生人人自危，而“避难”师生却趾高气扬，甚嚣尘上，立即全部夺得了革委会领导权。
　　对这样一个突然变化，我一直非常纳闷，当时只认为是工作组偏听一面之辞，主观武断。后来经过学习十六条，听到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精神，听到一些外校同学前来革命串连的谈论，知道外面运动的一点情况，我才明白过来，我被揪出来，弄到如此地步，学校出现白色恐怖，运动被引上邪路，其根本原因是工作组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时间表，就会明白事态的这种突变，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六月十六日发生了事件；六月十七日李淑铮亲自宣布是革命的行动，但武斗不对；六月二十三日以后，普遍传达了您的一个过分强调运动阴暗面的报告；同时在工作组中普遍传播了北大工作队张承先等镇压群众的反革命经验。六月二十四日李淑铮就完全换了一个口气，在全区学生会上说：“……有一些假左派真右派企图把我们的运动搞乱，以左面目出现，制造混乱，混水摸鱼。”同时明确地点出了我们学校的“六．一六”事件。六月三十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矛头指对群众的社论，于是七月初前后，许多学校工作组放弃了对黑帮的斗争，转而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大搞其“反干扰”、“抓游鱼”、“逮流氓”的罪恶活动。据来校串连的一位女十五中同学告诉我，崇文区就有十几个中学揪出了“干扰”运动的“牛鬼蛇神”．后来又从团中央的大字报得到证实：从他们那里派出来的工作组，大都是一批破坏运动的打手，而李淑铮就是其中的一员重要干将。
　　当时，我们学校除了中间观望的不说，的确存在两派：一派是“避难派”。他们是保皇势力、保旧势力、折衷主义势力、以及一些不明真相，一心跟着班主任或领导跑的人的混合。另一派是积极投入运动的革命派。是谁在干扰运动呢?肯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十六条讲得非常清楚：“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而工作组偏偏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对群众运动怕得要死，分不清主流和支流，甚至发展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不革命的捧成革命派，把革命的打成反革命。为了顽固地推行这条反动路线，他们甚至在工作队内部采取组织措施，在调出工作组员的同时，“加强”了工作组．从他们以后对不同势力的态度来看，问题就更清楚了。对积极参加运动的师生，前面已经说了，对“避难派”中的教职工，他们许多人都是学校党政领导的知情人，迟到七月中旬就是不给领导写大字报(有的一张也没写)。工作组又是怎样解释的呢：“他们对党支部有感情，不贴大字报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这样地给他们涂脂抹粉，并轻易地把领导权交给他们。对当权派呢，运动还没有真正搞起来，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对当权派的问题还没有经过充分鸣放，工作组就放出了空气：“你们党支部顶多是个二类支部。”难怪工作组一直到撤出以前，没有斗过当权派，却在临别前夕，给我安排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斗争会，而且李静就是这个会上的主要火力。
所以问题不在于揪出四个教师和逮捕两个学生，如果仅仅如此，就算不得什么方向路线的错误，何况这四个教师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拿我来说，家庭出身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其它人也各有性质不同的问题。把我们的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后来果然听说工作组作了这样的检查：“这些人是可以揪的，只是时候不对。”这个检查未免有点羞羞答答，却也道出了关键所在：他们所以选择这个“时候”，问题不在于这几个人，而在于“杀鸡给猴子看”，以达到镇压群众，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的目的。从学校以后运动的发展来看，这个罪恶目的是完全达到了的。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

　　一、打击了不应该打击的人。我被打、受尽非人凌辱的时候，工作组虽然已经撤退，不能负直接责任，但这个错误的决定是他们做的，反革命帽子是他们戴的。他们不根据中央精神作必要的检查，对我们的问题作妥善的处理，一甩手就走了。遗留下今天这样严重的后果，他们是不能辞其主要责任的。
　　二、压制了革命左派。凡是运动前期积极参加斗争的教师，凡是与“六．一六”事件有关的学生，至今翻不了身。他们不仅谈不到参加运动，还时刻面临着被揪被斗的威胁。
三、从三个月的情况来看，五十二中运动一直是不健康的。学校很小，代价很大。发生丁“六．一六”事件一起，自杀事件多起，打死人事件多起，学生斗学生事件多起，抄家的面过宽，学校财物损失巨大，违反政策的事情大量存在，而学校内部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却一项也没有实现，严格地说，一项也没有开始。林彪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两个月来，就重点斗了我这样一个既非当权派，又非学术权威的普通教员，后来大概感到实在离题太远了，又陪斗了党支部书记李静，其实也丝毫谈不到“充分揭露，深刻批判”，她也和我一样，只是被“打透”了，现在正在抢救，死活不知。真要死了，还不知将来怎样定案呢。

对学校运动的建议

　　这些恶果，在毛主席和党的十一中全会提出批评，特别是公布了十六条以后，理应很快可以得到纠正和扫清的。听说从北大开始，许多单位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五十二中老也翻不了身，反而愈演愈烈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作组虽然走了，但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的阴魂未散，他们所留下的领导班子不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敢引导群众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坚决按十六条办事。再是我们学校新建不久，只有初一、初二学生。他们岁数比较小，领会政策精示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比起高年级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来，是要差一些，慢一些。可能我这个估计是保守的，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我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六．一六”事件的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的，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定要清算的。运动的错误方向终究要扭转的。但是，我们不能坐等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应当把党的精神迅速交给群众，使运动及早走上正轨。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应当就“六．一六”事件的性质和工作组的错误展开辩论，澄清事实，辨明是非；同时，造成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正常政治气氛。
　　(二)结合总结前一阶段的运动，在全校开展大学十六条的活动。合十六条的，就继续照办；不合十六条的，就要改过来。对那些抵制十六条的负责人，就要揭发和批判，井在此基础上，改选出一个忠实执行十六条的革委会。
(三)在斗争的基础上，求得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把火力集中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关于我自己的申辩

　　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特别是在运动中我还犯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我虽有积极投入斗争的愿望，但由于自己人生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李静等的压力下表现过动摇；在武斗的威吓下，有过企图自杀的行为，这是背叛革命的严重错误。另一个是在“六一.六”事件中，我也有错误。当时我认为打的是“保皇派”，有过幸灾乐祸的情绪；同时又顾虑别人反咬我和打人有关，就躲在本班做了一点消极阻难工作，而没有挺身而出，到现场去帮助防止事态的扩大，更不应该的是我还劝阻了别的老师也别去“招事”。这些错误和过去其它错误我已作了详细交代，并准备在运动后期进一步清理自己思想。
　　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这个结论，现在不仅我自己可以下了，党和革命群众也可以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在工作组的反复动员下，全校师生大揭大议过我的问题。几百张大字报帮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更不是“六．一六”事件的阴谋策划者。(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 第二，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几百名师生查抄过我的家，没有查出任何反动物品，却翻出我的大量文字材料，从我的高中作文、来往书信、日记、听课笔记、教学笔记、我在北京日报工作时的采访本及见报稿件、一直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经过挑选以后，抬走了整整一筐。这是我的全部“私人档案”，也是党和革命群众客观地了解我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同样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所以说，经过这样两次猛火烧、细筛过，党和革命群众有足够的客观材料给我下一个客观的结论。
有人会说，你自己不是也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假左派”“阴谋家”等等吧，你不是还交代了许多“阴谋”材料吧。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这是武斗的结果，是逼供信。有点政治经验的人只要一看我所“交代”的材料，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责任一一经不起武斗的考验，但主要责任不在我。

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

尽管我成了被斗争的对象，但革命同学特别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能不使我深受感动。他们猛扫“四旧”，移风易俗，干着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就是骂我打我的红卫兵，尽管我不喜欢他们的简单、粗暴、不按政策办事，但是他们那疾恶如仇，对阶级敌人的愤恨，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不能不使我从肉体的痛苦中受到深刻的教育。这种思想感情正是我所没有的，正是我所需要学习的。还有一些红卫兵日夜不离地看守着我，夜里连被子都没有就躺在我的旁边。在我拉痢疾、满屋脏污的时候，他们也从不擅离自己的职守，那时正是满城革命风暴的吋候，他们又多么希望出去闯闯啊。有些红卫兵还从党的政策出发，劝阻了一些学生来打我，否则，我早就活不到今天了。当我怀着敬佩的心情说起这些红卫兵的吋候，不得不同吋指出，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他们撕掉我家的毛主席象，造我女儿自杀的消息来刺激我，抢走我的手表，逼我吃烂水果，因此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我在盆里拉痢疾，要我给两块钱(给了一元五)，九月三日发工资那天向我“借”钱(实际没发我工资)等等。这些流氓不是把我看作政治思想上的敌人，而是把我看作玩弄的对象和勒索的对象。我建议在运动后期，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分子，不能允许他们玷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够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个别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我有两点要求

　　第一，要求允许我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目前我没有这个权利，只要我稍有异议，就立即会被打死。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死我并不怕，我已经经历了比死更严重的毒打和侮辱。我怕的是没有发言权，没有申辩是非，参加革命的权利。
第二，要求给我医疗条件。目前我没有这个条件，大夫请不到，医院又不给我看病。

　　******
　　这两个月，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两个月，真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毛主席说的：“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从这短短两个月的经历，我体会到先烈创业的艰难和苦楚，我体会到建设共产主义的光荣和伟大。我个人吃了点苦，是好事，不是坏事。我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到底!
　　此致
　　革命敬礼
　　五十二中语文教员 郑兆南 再上
九月四至七日






唐锡阳致团中央革命同志们

　　团中央的革命同志们：
　　我心中有很多很多的话，不得不跟你们说几句。
　　郑兆南是一个革命者，最近我才知道，她在五十二中是第一个站出来给党支部贴大字报的人，对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点火作用。就在她与死亡搏斗的日子里，还留下了这两封毫无个人怨艾，却充满革命激情的遗书。这实际上是给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客观的鉴定：尽管她有过错误和缺点，觉悟较慢，革命还不够坚定，但她始终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的。
　　但是，在李淑铮工作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酷统治下，革命是有罪的，而且是死罪，是永世不得翻身的死罪，郑兆南死的那天，十二岁的女儿唐桦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死得轻如鸿毛。”第二天我向组织汇报郑兆南被打死的经过的时候，哭了。走出办公室，碰见了女儿，她又说：“爸爸，你又哭了，你看我就不哭。”过一天，她又对我说：“爸爸，我怎么立场老不稳定，一会儿我恨妈妈，一会儿我又想，妈妈怎么会仇恨毛主席呢?她临走以前不老跟我说，要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吗?”为了不使年青一代对文化大革命产生误解，我咬着嘴唇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有一天，她指着满街的红卫兵，无限羡慕地问我：“爸爸，将来我可以当一个红卫兵吗?”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回答她：“可以的，只要你和妈妈划清界线，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同志们，什么叫做“永世不得翻身”，这就叫做“永世不得翻身”!不仅郑兆南本人要戴着“假左派”的帽子被群众打死，连知情的爱人也要嘱咐女儿和她革命的母亲划清界线。wengewang.org
　　直到亲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召以后，我才把这两封遗书给女儿读了。这天晚上她哭了，第一次哭了，伤心地哭了。是党和毛主席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妈妈的权利!对她的哭我是有准备的，我当即给她读了毛主席一家有六位亲人英勇牺牲的大字报。她不哭了，再也没有哭过了。我们商量好，等我们安了家(她妈死了以后，我们就一直借住在别处)以后，把这张大字报贴在我们房里，我们天天读它，天天想念毛主席，踏着妈妈的血迹干一辈子革命!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中说：“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它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从目前情况看来，给郑兆南平反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党中央毛主席实际上早已给她和一切受反动路线之害的同志平了反，但是，要恢复名誉却还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李淑铮工作队出于他们反动政治的需要，为了要把革命的同志打成反革命，采取了各种荒唐的手段，更为恶毒的是他们利用了学校当权派及保皇派企图报复革命群众的仇恨心理，互相结成一伙，在政治上抓不住郑兆南的辫子，就从她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生活作风等问题上大做文章，捕风捉影，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就这样把一位积极要求革命的同志在群众中造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形象。再加上后来连斗带打，以及各种惨不忍闻的折磨，学生们连喊她“假左派”“右派分子”“阴谋家”的兴趣都不大了，却喊她“老头”(剃光了头)“胖猪”(内脏受伤后所引起的全身浮肿)。所以，郑兆南在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搞得很臭，连形象也非常可怕。就是和她一起战斗过，观点一致的老师现在也是有保留地对我说：“郑兆南大方向是对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错，但是她过去有什么言行，我们就不知道了。”由此可见，要把郑兆南恢复到她本来的面目，还必须经过一场艰巨而细致的斗争．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彻底揭露、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参与者把陷害郑兆南的经过原原本本毫无隐瞒地告诉群众，群众明白了郑兆南由革命“转化”为“反革命”的真相以后，才能信服郑兆南确实是个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
　　解铃还得系铃人。十一月十一日我访问了害死郑兆南的罪魁祸首李淑铮。参与其事的陆雨村同志也在场。一开始，我就给了他们三个底：一、人死并没有灭口，郑兆南还在战斗；二、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重视这个事件；三、从维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出发，我决定参加这场战斗。李淑铮凭着她那三寸不烂之舌，跟我说了许多。我无法全文抄在这里，权且给她概括为这几点：
　　第一、动机还是好的。她说：“当初我主观上还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实际上却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二、抽象承认错误，表示要给郑兆南平反，但不交代具体问题。如为什么要揪郑兆南?怎样揪出来的?七月底党中央提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怎样看待这个事件?中央紧急批示至今一个多月了，为什么不给平反?等等，却躲闪不敢谈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真实思想。
　　第三、遇到关键问题，就说自己官僚主义。我举一个例子。李淑铮说：“校长看见几个老师给他写大字报，当天就自杀了。自杀前写了个大字报，说是这些老师陷害他。我就怀疑这里面有人别有用心。这也是揪郑兆南的一个原因。”(大意)当场我就问她：“贴校长的大字报专栏是谁布置的?”她说：“不知道。”我立即给她指出：“是你们工作组布置写的!”她心虚了，赶紧说：“哎呀，我不知道，我官僚主义。”
　　第四、原则问题不敢正视。如我提出：“‘六．一六’事件到底是革命的事件，还是反革命的事件?”“当时学校有两派，一派以郑兆南为首，一派以党支部书记李静为首，到底哪一派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哪一派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郑兆南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等等，她都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第五、往上推，往下推，企图解脱自己罪责。说路线是从上面来的，具体情况要“问”工作组同志。
　　我原准备再找李淑铮谈一次，但是感到她的态度太不象话。现在我向李淑铮提一个要求：必须写一篇题为“我是怎样诬害郑兆南的”的检查。现在她想躲掉这个题目是不行了，至于她将写成一个什么样子，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在这里我可以告诉李淑铮，这篇检查能不能通过的标准，就是看她能不能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时再告诉李淑铮，她是害死郑兆南的罪魁祸首，但我没有把全部罪责都放在她一个人身上的意思。比如说，在揪郑兆南的前前后后，以李静为首的学校当权派到底干了些什么!?在抄我们家(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破坏，除衣被、票证、书籍等撕毁较少以外，我家全部财产几乎连筷子也没剩下一根。)以及打死郑兆南的过程中，以王文俭为主的革委会到底干了些什么!?这些都需要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不断深入而彻底揭露。是他们的帐，他们赖不了；是你的帐，你也赖不了。你们可以为了投降真理而互相揭发，也可以为了逃脱罪责而互相包庇。这对你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团中央的革命同志们，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严重、尖锐和复杂，为了昭雪郑兆南同志的寃枉，还需要进行艰巨的斗争，在这方面我殷切希望你们的支持。同志们，让我们一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有说不完的话，只有一句话最能表达我的心情：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北京日报 唐锡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告革命同志

　　你是革命派么?那你就必定会毫无畏惧地向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锋陷阵!
　　你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一一《红旗》十五期社论指出：“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并且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来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
　　你知道这条反动路线在中等学校里是怎样疯狂地残害我们的同志么?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你们介绍这份材料。我们吊唁郑兆南同志。我们压抑不住满腔的革命怒火，向大家疾声呼吁：
　　紧急行动起来，为郑兆南同志和所有被迫害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和恢复名誉!
　　向资产阶级反动略线猛烈开火!
　　责令一小撮顽固不化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缴械投降，低头认罪!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一切受欺骗受蒙蔽的同志赶快猛省!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全国中等学校革命教工联合战斗总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吴德同志给唐锡阳同志的信
　　锡阳同志：
　　你的女孩和你给我的关于郑兆南同志的一些材料，我都看过了。读了这些材料，我很沉痛。经过了解，郑兆南同志是革命的，是一位好同志。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悼念郑兆南同志，一定给郑兆南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这一案件，市委要严肃处理。望你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
　　顺致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吴德
　　十一月二十九日


《何其毒也》南京“八．二七”工厂二分会、南京八．二七五四印刷厂革命串联会　1967.4翻印，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血泪控诉----死难者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女儿唐桦同学发言稿


　　按：这是血泪的控诉，是阶级斗争的活教材，也是声讨刘邓路线的檄文。他曾在五十五次不同规模的会上讲过，每次都引起了革命群众的强烈震动。许多单位需要这个讲稿，广为传布。因此根据大会录音，整理成这份材料，供同志们参考。


　　南京市中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南京八．二七中教分会
　　1967年3月15日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革命的同志们，允许我----一个受害的家属，在这里控诉万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掌声)
　　郑兆南同志的这两封遗书，很多同志已经读过了。这是她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五天里，用自己的鲜血和满腔的革命激情写下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宣战书!(掌声，群众高呼：“坚决为郑兆南同志平反!”“向郑兆南致敬!”“向郑兆南同志学习!”)这两封遗书印发以后，在革命群众中，反响很大。听说不只是在北京许多的单位，而且在天津、在佳木斯、在成都、在上海，都出现了这两封遗书的油印传单。听说还有一些同志把这近两万宇的材料，全部抄成大字报，贴在大街上。同志们，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这样需要它?这是因为这两封信说出了所有受害的革命同志的心情和愿望，它长了革命者的志气，帮助许多受害者站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它唤醒了许多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蒙骗的群众，帮助他们逐步辨明方向，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它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愤慨和申讨。一句话，它用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万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以到死也要革命、也要造反的精神，捍卫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掌声群众高呼：“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近两个多月以来，我每天要接到很多的来信，每天要接到很多的电话，每天要接待很多的来访，特别是这几天，一连参加了许多次控诉大会，从我听到和看到的许多热辣辣的出自肺腑的言语中，我深深地感到：郑兆南同志虽然死了，但她并没有停止战斗，她还在战斗!(掌声)今天，她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共同战斗!(热烈掌声)
　　郑兆南同志是革命的，是一位好同志。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刚开始，六月八号，她就第一个站出来，给学校当权派贴出了大字报。这个大宇报不长，已经记录在她的第二封遗书里，我给同志们念一下：
　　题目是：“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
　　“请你们根据新市委报告精神，回答以下问题，
　　(一)你们是站在群众前面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站在后面拉群众的后腿，还是站在群众的对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
　　(二)你们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一个政治态度还不明朗的党支部?
　　(三)你们是支持群众向黑线开火，还是组织保皇派围攻革命群众?
　　(四)你们是和修正主义的前市委一刀两断、划清界限，还是继续千丝万缕、依依不舍?
　　(五)你们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路线呢，还是坚决执行前市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六)你们是属于第一类党支部，还是第二类或第三类党支部?
　　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太尖锐，太严重，有点吓唬人吗?不，请你放心，我们会在以后的大字报里，逐条地向你们摆事实，说道理的。不过还是希望你们自觉革命，转变立场，认识错误，真正站到革命群众这方面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志们，现在请你们评论一下，这个大字报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齐声回答：“是革命的!”)贴这样的大字报是有罪，还是没有罪?　(齐声回答：“没有罪：”)和同志们的回答相反，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下，它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大字报，贴这样的大字报就是有罪，而且是死罪!同志们，我们能答应吗?　(群众齐声回答：“不答应!”)不能，这是一个革命的大字报。它冲破了压制和围剿，点燃了五十二中革命运动的熊熊烈火，同时，也吓破了当权派和保皇派的胆。从这里开始，他们就准备对郑兆南同志下毒手了，企图把她和一起同她贴大字报的老师打成“假左派”“真右派”，“反党集团的后台老板”。不过，这还只是一个企图，真正实现这个企图的，还不是他们，却是刘少奇、邓小平派来的工作组，而具体指挥这场政治谋害的是崇文区中学工作队长，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淑铮。他们是怎样把郑兆南同志打成反革命的呢?六月十六日，学校部分革命学生为了冲破学校领导的压制，在和当权派保皇派的斗争过程中，发生了武斗现象。也就是所谓“六．一六”事件。第二天，李淑铮就坐着小汽车去了，给全校师生做了一个报告。我看过郑兆南同志的详细记录，现在我也认为，李淑铮当时的分析是正确的。她说：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事件，是革命的行动，但打人是不好的，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可是，没过几天，李淑铮突然推翻了自己的分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六．一六”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而且硬把与“六．一六”事件无关的几位老师说成是这个事件的阴谋策划者，而且硬把郑兆南同志说成是首恶分子，是后台老板。这样的罪名最严重，而且不需要什么证据。这正如郑兆南同志说的，这纯粹是政治陷害。同志们，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干什么呀?(气极)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是因为刘少奇、邓小平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通过李淑铮、胡克实下达了一条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就开始了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血腥镇压。(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李淑铮听了当权派李静的哭诉和诬告，于是撒开了毒手，亲自上阵，周密布置，政治动员，施加压力，完全颠倒黑白地提出：“谁反击假左派最坚决的就依靠谁。”谁反击“假左派”最坚决呢?那就是以政治教师王文俭为代表的保皇势力，工作组就把他们捧成革命派，把革委会的领导权交给他们，这就为郑兆南同志的被害埋伏下组织班子。而对当时真正的革命派，他们却采取所谓分化瓦解的政策，提出谁不揭发“假左派”谁就是“假左派”的“追随者”。一时弄得乌烟瘴气，黑云乱翻。为了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推行这条反动路线，李淑铮甚至在工作组内部采取组织措施，排挤那些知情的又不愿意昧着良心干事的工作组员，派去自己的心腹还不够，甚至动用了专政工具，把公安人员化装成工作组员，到学校去镇压群众，在揪“假左派”的同时，又拘捕了两名学生。他们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何其毒也!(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再摆一个事实，是关于这个学校校长自杀的问题。校长自杀，主要应当由他自己负责．如果说别人也有责任的话，那首先是工作组的责任。是工作组布置语文组老师搞四个大字报专栏：一个是党支部书记李静，一个是校长；两个是党员主任。在这四个人里面，校长是非党群众。也许因为胆小怕事，也许真有什么问题，他一看当时这架势，当天晚上就上吊死了。当然，他不知道这是工作组布置的。他以为是这几位老师跟他过不去，于是留下了一个大字报。说是这几位老师陷害他，其中也包括郑兆南。如果工作组是光明磊落的话，这个问题可以解释清楚的，即使工作组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人死了，大字报已经写了，贴也是应该的。李淑铮工作队恶毒就恶毒在这个地方，他们出于自己反动的政治目的，利用死人整活人。这个大字报早不贴，晚不贴，校长是六月三十晚上死的，他们七月一日不贴，二日不贴，三日不贴……，一直到八日，在揪郑兆南他们高潮的时候，贴出来了。(拍桌子)同志们，请你们设想一下，不需要任何罪状，只要这一手，就完全可以置郑兆南于死地!　(群众高呼“为郑兆南同志报仇!”“为郑兆南同志彻底平反!”“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志们，郑兆南表面看来是被群众打死的，能够怪群众吗?不错，在群众里面是有个别流氓，暴徒，特别是王文俭这样的保皇分子借机发泄私愤煽动群众把郑兆南打死，但总的说来，是不能怪群众的。说到这里，我再跟你们说一件事，郑兆南同志死了以后，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是同志们难以想象的，其中最大的一个困难是每逢星期六，我们去托儿所接我的小女儿小南的时候，小南总要问：“妈妈上医院，怎么还不回来呢?”孩子还太小，而且对妈妈的感情很深，我们不敢告诉她，总想多拖一些时候，等她对妈妈的感情淡薄一些，再跟她说。谁知这样过了两个多月一个灾难性的问题，又面临到我们头上。有个星期六我去接小南的时候，她急着问我：“小朋友吓唬我，说我妈妈被红卫兵打死了。”同志们，我怎样解释呀。郑兆南能说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吗?不能!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郑兆南打成反革命以前，这些红卫兵的绝大多数，是赞成郑兆南的，是和郑兆南观点一致并肩战斗的，认为郑兆南同志是革命的，是一位好同志，就象现在吴德同志所做的政治结论一样；当时不赞成她的，只是全校一千人里面的一百来人，就是在“六.一六”事件以后，以党支部书记李静为首的到团中央去“避难”的一百来人，就是这一百人里面，主要是受到当权派的欺骗蒙蔽，一时还没有辨明是非，当时除了李静等少数当权派对她的革命行动怀恨在心以外，其余的人也不认为她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帽子，百分之百是李淑铮按着刘邓路线的意旨，瞪着眼睛硬给戴上去的，而且是在党一再把正航行方向以后，在群众风起云涌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他们一直不收回自己的毒手，进入七月底，郑兆南同志就失去了自由，经历着各种非人的待遇。到八月底，少数暴徒在个别保皇分子的唆使下，就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扬着鞭子，象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候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口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以后，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六日，八月二十七日，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二十六号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郑兆南同志听到这话以后精神很紧张，而且感到自己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在第二天当暴徒和被蒙蔽的群众抓她游街的时候，她就往汽车底下跑，结果没有死成，反倒招来了一阵毒打。暴徒们喊：“你不是想死吗?我们打死你!”打晕了，用凉水泼过来再打。而革委会的负责人却站在一旁说：“对这样的敌人就是要狠!”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在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我这里说的只是从会上听到几位老师和同学的揭发和控诉。(会场上许多人在抽泣。群众愤怒高呼：“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反对武斗!”“武斗就是犯罪!”)
　　郑兆南同志自从被关押以后，有四十多天没有回家。最初在监视的情况下，我们还通过三次电话，我给她写过一封信，没有给她，是念给她听的。我送过一次衣服，听说是经过一件一件详细检查以后，才转交给她的。直到八月二十四日，学校几百名师生在革委会的带领下来我们家抄家的时候，把郑兆南带回来了，我们见了一面。那次看来还没有遭到毒打，脸色有点苍白，有轻微的浮肿，头发剪得有点乱，脑后面贴着两块纱布。当时我们没有机会说一句话。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九月三日是星期六，我们机关领导小组告诉我，五十二中来电话了，说郑兆南病了，问我同意不同意接回家。我当然愿意。这时候，学校为什么要放她回家呢?这是因为她吃了杏核、葡萄皮、痰桶里脏水，得了痢疾，他们怕传染上，才让她回去算了，而旦他们知道她也活不长了，革委会有个负责人说：“反正她活不了几天啦。”他们要知道她到死还革命、还造反，他们就不放她回家了。我跑到学校，一看见她，都不敢认了。头剃了，浑身浮肿得非常厉害，她挣扎着爬起来，赶紧和我把被子一抱，就被赶出了学校。我扛着行李，她提着包，挣扎着从学校走到三路公共汽车的起点站。幸亏我多了一个心眼，给她带去一顶帽子，才混上了车。满车都是红卫兵，我又怕别人看出来，就把雨衣给她盖着。到东单下了车，她在墙根等着，我又跑到同仁医院叫了一辆三轮，把她送到家里。我又怕她这样子吓了孩子，要她在外面等一下，我进去叫孩子，让她们母女在比较黑的门道里见了面，进屋在灯光底下一看，小女儿吓得哭起来，她们两人就抱头痛哭了一场。唐桦还比较沉静，没有哭。她的想法是我们好好照看她，等她伤好了，再好好帮助她认识错误，改造思想。回家以后，首先是安排她洗一个澡。我担心孩子们看见她身上的创口，跟她们说了许多好话，才让她们两人出去。我帮助她脱衣服的时候，里衣和肉都粘上了，脱不下来，但是她还是很沉静地安慰我：“你别害怕，现在已经好多了。”衣服一脱，我真吓了一跳。全身不仅浮肿得不成人样，从肚子以下，几乎全是紫的，膝盖上，脚上还有几处明伤。特别可怕的是在背上，两个碗口大的伤口、一边一个，这时我用10公分宽的纱布，要横着盖两条，才勉强把伤口盖上。我含着眼泪，咬着牙，慢慢把已经带腐烂味的纱布撕下来，四周结了一些黑疤，中间大部分还是烂肉和浓泡。孩子没有在跟前，她才跟我说：“我想见见市委的同志。”她这样子怎能到市委去呢?我们商量给市委写封信，请市委派个人来。所以第二天，当唐桦出去买菜的时候，她从床上爬起来，给李雪峰写了第一封信。写完以后，她就问我：“你说市委会来人吗?”我说：“我看不会。”我想运动中这样的事很多，不一定能受到市委的重视；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对市委也不那么相信了。因为我已经知道市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市委给我们北京日报派去的新总编辑翟向东，就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给我们派去的工作队，也是一个镇压北京日报革命群众运动的打手队。她听了我的看法，就说：“要不来，我再详细写一封，即使市委不处理，将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用大字报贴到学校去，也表明我对市委革命的态度!”我说：“这样好，如果市委真来人，你说话也有一个提纲。”现在我体会到，郑兆南同志所以要写第二封信，不仅只表现了她到死也要革命，到死也要造反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她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革命群众，相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有垮台的一天，相信她总有要发言的一天。正如她在遗书中所写的：“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我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六．一六”事件的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的，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定要清算的，运动的错误方向终究要扭转的。但是，我们不能坐等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应当把党的精神迅速交给群众，使运动及早走上正轨。”
　　不过，她写这第二封信是不容易的。她已经没法写了，她的伤势很重，不仅创口痛得厉害，而且她感到胸口闷，感到一种想喘又喘不出来的感觉。特别是在晚上，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在一个椅背上放一个枕头，把头搁在枕头上坐着。就由她来说：我给她记。而且当时我们白天不能写，我们怕引起孩子思想上的混乱，这些事情不应当让孩子知道，只好等到晚上，孩子睡觉了。或者孩子出去买东西了，我们才开始写。即使是说，她也是很困难的。有时候，她说着就说不下去了。幸亏她事先酝酿得比较好，连这几个小标题也是她事先安排好的。有一天我就跟她说：“你这说得还顶有条理呀!”她说：“哎，这封信我已经写了四十多天了。”那几天我们都很艰苦，白天我要去替她打听医院，找大夫，买药，做饭洗衣服，晚上要写信，还要给她传达中央首长的讲话，读《红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到她临死的前一天晚上，她实在支持不住了，那时我正在给她读革命左派的大字报。念着念着，唐桦在旁边睡着了，她也把头低下去了，没有读完。半夜里我还给她提了个意见：“你应该再坚强一些，右倾路线能打坏你的身体，不能打坏你的革命意志。”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她距离死亡只有十四个钟头了，但她还是没有辩解，只是不停地点头。她死了以后，我一想起这情景，心里就难过。那几天，我跑了景山医院，跑了中医医院，跑了几十个门诊部。医院问：“病人是什么出身?我说：“是黑帮。”医院的同志就摇摇头。找出诊的中医大夫，更是没门了。没办法，找到报社医务室要了一些一般的药，给她吃了。到第六天我正在报社参加辩论会，唐桦来电话，说妈妈病重了。我赶紧回家。这次我也不去打听了，就把她送到附近一个门诊部。大夫看了以后说：“她肿得这样厉害，可能是内脏受伤，这里缺乏检查没备，最好送大医院。”我们出来一趟不容易呀，后面跟着看热闹的小孩就一大堆。我们求大夫给一点药。最后大夫建议我们先买点土霉素，先稳住。我把她送回家，赶紧去买土霉素。等我回家来，她正在咳嗽，而且咳出来的痰带淡红色，我知道坏事了，赶紧叫唐桦去叫三轮，立即送到第六医院。这时第六医院还不看，就和学校打电话，联系好久，通了，同意先处理。这才开始抢救，就在打强心针的时候，原来是坐着，把她一放倒，吐了口带血的痰，就死去了。(全场叹息)
　　她被打的时候也好，在家养病的时候也好，她很少哼哼，可是在第六医院的时候，她很不安静，老哼着喊着。我们劝她：“大夫答应看了，你放心吧。”唐桦还在一旁说：“妈妈你学学麦贤得，刘英俊吧。”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她是在向死亡作最后的搏斗。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是很克制的。当大夫在听她的心胸的时候，要她停止喊一会，这时我看见她眼睛已经失去了光泽，她的嘴唇已经发乌了，可是她还听懂了大夫的要求，紧咬着嘴唇，就有那么一会儿没有出声。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了她那临死时的面孔。(更多的人在哭泣)我们在急诊室等了一刻钟，大夫最后告诉我：“已经不行了。”我就搂着唐桦出来了。走到医院门口，唐桦对我说：“妈妈死得轻如鸿毛。”听了这句话，我心里跟刀割一样。不过我觉得她能说出这句话来，也是可贵的。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我就告诉她妈妈有哪些缺点，有过什么错误，我们两人就坐在学校门口，等了半个小时。这时候我忽然想起，我给她记的第二封信还在她裤兜里，田为我们怕学生再来抄家，就把信放在她裤兜里。于是我们又去找护士，工友，找到钥匙，打开太平间，从她遗体的裤兜里把这分草稿拿出来，还掏出了一毛钱和一条手帕。那几天，我就抑制着自己沉痛的心情，帮她整理了第二封信。现在同志们看到的这封信，表面看来很完整，其实还有好些话她并没有说完。譬如：原来有一个小标题“六.一六事件的经过”。她就没来得及说，我只好把这题目删去了。还有有关革委会的问题，她也要淡的，结果没有谈成。不过这没关系，五十二中的革命群众已经起来了，他们已在把郑兆南没有说完的话说完。
　　这第二封信为什么没有立即发出去呢?当时我是有私心杂念的。我想，两个孩子刚刚失去了母亲，我不能再犯错误，让孩子又失去了父亲的照顾。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我对五十二中的运动毫无所知。这两封信只是她的一面之辞，尽管我很相信她，但我也不能担保她说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万一有主观、片面或者有的隐瞒呢?我当时的处境也无法和五十二中任阿人发生联系，而且我也不熟悉他们，再说，五十二中的群众运动被镇压得非常残酷，革命师生连郑兆南都不敢见面，更不敢见郑兆南的家属了，何况当时，我不仅是反革命的家属，我自己也因为对工作组提了点意见，有所怀疑，也被北京日报工作队打成了反革命，还没有平反。发还是不发?我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参加路线斗争的问题，这是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当时只是认为，如果从坚持真理，辨明是非出发，就应该发，如果从个人考虑，最好还是不发。当时我遇到的问题还不只这一个。在我给团中央革命同志的一封信里面曾经记下了我和我女儿唐桦的一些对话。听说很多同志读到这里哭了。当然我比同志们哭得更多。她妈妈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死，我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折磨得够呛，可是我还是受过毛泽东思想抚育多年的大人啊!一个又懂事又不懂事的孩子莫名其妙地受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委屈，这是最令人揪心的事。唐桦很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她的想法很简单，妈妈既然被群众打死，那妈妈就不是好人；可是她又是最了解自己妈妈的。那些日子她知道我心里难过，不在我面前提妈妈的事，可她又憋不住还是要问我：“爸爸我怎么立场老不稳定?一会儿我恨妈妈，一会儿我又想，妈妈怎么会仇恨毛主席呢?她临走以前不老跟我说，要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吗?为了不造成孩子思想上的混乱，为了不使她对文化大革命产生误解，我咬着嘴唇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有一天，我带着她路过东单回家的时候，她看见满街的红卫兵，无限羡慕地我：“爸爸，将来我可以当一个红卫兵吗?”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回答：“可以的，只要你和妈妈划清界限，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同志们，这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所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给我，强加给郑兆南，强加给我女儿的一种处境!　(群众高呼：“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帮助我们摆脱这种处境的，不，真正挽救我们一家的，是党，是毛主席!(万分激动!)毛主席万岁!(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十月六日召开了“全国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同志和周总理讲了话，会上宣读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和中央批示。我含着眼泪读了一遍又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亲爱的党，亲爰的毛主席，我们全家得救了，成千上万受苦受难的革命兄弟得救了。(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时候我才把郑兆南同志的两封遗书，给唐桦读了，帮助她解开思想上的扣，妈妈是好人，不是坏人!这天晚上，她到底哭了，第一次哭，伤心地哭了，是亲爱的党，亲爱的毛主席，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革命妈妈的权力!(群情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对她的哭，我是有准备的。我当即给她读了毛主席一家有六位亲人英勇牺牲的大字报。我跟她说：“毛主席的六位亲人死得比妈妈还惨、还英勇、还可贵，可是毛主席还为革命做了这样伟大的贡献，今天还亲自领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我们建设共产主义。唐桦不哭了。她再也没有哭过。现在我们就把这张大字报贴在我们家的墙上，我们天天读它，我们天天想念毛主席，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群众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没过几天，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批判李雪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我带着唐桦去了，同时也带着这第二封遗书。在大会主席团的帮助下，唐桦走到台前，亲手把妈妈的这封遗书交给了吴德同志。
　　第二天，我把这情况跟我们领导小组况了。他们说，这事应当让中央知道，于是我又抄寄一份给中央文革小组。这就是同志们从大字报或传单上所看到的。当时我想，市委是这个案件的当事者，又是责任者，一定会认真处理这个案件；中央文革小组要领导全国运动，一定很忙，所以我只要求他们作为指导运动的一个参考。谁知和我所想的相反，第一封信寄给李雪峰已经半年了，直到我为了制版去找这封信的时候，才发现这封信仍然压在区委的卷宗里，而中央文革小组却很快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就是从对这一案件的具体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到底谁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的；谁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边的。wengewang.org
　　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在北京日报、五十二中、团中央以及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鼓舞下，我就参加了，参加了这个路线斗争!为郑兆南同志和许许多多被迫害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和恢复名誉而战斗!(掌声。群众高呼：“为郑兆南同志平反!”“为所有被迫害的革命群众平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们家失了一个亲人，是很大的不幸，但这样的不幸不只是发生在我们一个家里。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酷统治下，不知有多少个活的和死了的郑兆南，今天是郑兆南说话了，革命群众帮她说话了，中央文革小组帮她说话了，党和毛主席帮她说话了。可是，还有多少个郑兆南，至今还不敢说话，或者是不能说话。最近因为郑兆南同志的问题，我有机会接到了很多革命群众的来信，接触了很多革命的同志，其中就有很多是被迫害的革命群众或者是他们的亲友，有的还在劳动改造；有的被打断了腿；有的急坏了眼睛；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流浪在外，至今不敢回家。这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革命兄弟姐妹们，至今还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着，折磨着，到现在也还不敢说话；或者是已经站起来了，要说话了，却仍然还没有冲破反动路线的压制和围剿!
　　同志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统治了五十多天，就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后果，要是执行了一年半载，十年二十年，统治了全中国，那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同志们，象今天这样的会开得好!非开不可!这是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会!是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同时，也是挽救革命阶级弟兄的会!如果我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温情主义折衷、调和的态度，那就是说我们对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还不够坚决，对受苦受难的革命兄弟的阶级感情还不够深厚。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那些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并没有完全缴械投降。他们还在策划更大的阴谋：只要谁真正靠近毛主席，他们就暗算谁；那一小撮坏蛋还在挑起更严重的武斗，企图害死更多的郑兆南；企图用武斗来冲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更恶毒的是他们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对着林彪同志，对着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同志们，我们能答应吗?(齐声回答：“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谁要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群众高呼：“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谁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谁要反对林彪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谁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同志们，现在我们又面临着大联合、大夺权这个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革命造反派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把印把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里，我们要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彻底打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挖掉一切赫鲁晓夫式人物，我们誓不罢休!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唐桦同志的控诉

　　(唐桦是郑兆南同志的女儿)
　　叔叔阿姨们，红卫兵哥哥姐姐们：
　　今天我代表我们一家，同时也代表在文化大革命中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妈妈，在这里向大家说几句话。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五个多月了，我和妹妹年纪还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一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难过。但是我越来越懂得，我们没有了妈妈，但我们有党，有亲爱的领袖毛主席。(掌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千百万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在关心我们，爱护我们，支持我们站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最近一些日子里，一连参加了五十多次控诉会，成千上万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把鲜红鲜红的红卫兵袖章戴在我的胳膊上，我心里特别激动，我多么想当一名毛主席的红卫兵啊。我决不辜负党和群众对我的期望，我在这里表示决心，我一定好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踏着妈妈的血迹干革命，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当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掌声。“毛泽东思想万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我妈妈是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搞阴谋诡计的，不是我妈妈，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也不是我妈妈，而是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认为革命是有罪的，而且是死罪，要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不但我妈妈翻不了身，我们全家都翻不了身!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妈妈出了什么事，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爸爸也没告诉我，妈妈走以前，她告诉我说，她去集训，二十天后就回来，我就天天数着数，盼望她早点回来。可是二十天过去了，还是没听说妈妈回来的消息。我心里很着急，怎么还不回家呀!有一次，爸爸去给妈妈送衣服，我就偷偷塞了封信给她，信上写我很想她，并要她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好思想，里面还有我的一张相片。
　　八月二十四号那天，我正在家抄毛主席语录。突然闯进两个学生。我告诉他们：“妈妈不在家。”他们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是来造反的!”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赶快给爸爸打电话，爸爸叫我到报社去。爸爸问了问是怎么回事，他让我在报社等着，自己先回去了。我在报社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过了会儿，我也回家了。我们住在一个死胡同里，这时胡同里挤着满满的几百人。我正往大门口挤，就听有人骂“这是郑兆南的狗崽子。”当时我听了心里真难过，这是骂坏蛋的话，怎么安到我头上来了呢?原来干净的小院，变得不象样，衣服扔了一地，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在上面随便踩来踩去，屋里两块大玻璃也给砸了，有的人正翻开床板检查，有的人把墙挖了洞。米撒了一桌子。我们家的东西能砸的都砸了，能撕的都撕了，连根筷子都没剩。这时有个学生叫我说：“你妈妈叫你。”听说妈妈也来了。我赶快去找。一看，她坐在厕所门口，头发很乱，身上穿得很脏，还挂着“黑五类”的布条，旁边站着好几个女学生，手里拿着皮带，样子很凶，妈妈对我说：“你要站稳立场。”旁边的女学生摇着手里的皮带，气势汹汹地说：“不许你说话!”我给吓了一跳。有个同学对我说：“你妈妈反对毛主席。”我想：她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当时我就质问她：“你为什么仇恨毛主席?”妈妈只回答了我两个字：“我改。”看了她这样子，我很难过，也很生气。难过的是妈妈挨打了，生气的是，谁让她反对毛主席，就应该有这样的下场。
　　当时还有个学生对我说，以后开斗争郑兆南的大会，你也去参加，你写材料揭发，事后我特意上街买了纸，开始写材料。想了半天，总觉得妈妈从没让我反对过毛主席，她不但没有说过反对毛主席，还经常让我学习毛主席著作，报上登了好人好事，画上圈儿，交代给我读，还让我写心得，我想来想去，实在写不下去了，就把刚写两句的材料又塞回抽屉里。
　　九月三日是星期六，我和妹妹来到报社，爸爸正在打电话，打完了，他说：“妈妈病了，他上学校去接。”妹妹听说去接妈妈，非要去接，一边说一边哭。我和爸爸好说歹说，她才勉强跟我回家。大家想想，妹妹离开妈妈那么多天，怎么会不想呢?听说妈妈回来，我也很高兴。门终于开了，爸爸走进来，说妈妈在后头，我和妹妹赶快去接，妈妈的头发被剪掉了，脸上还有伤，全身肿得很厉害。妹妹和妈妈抱头痛哭。我看着妈妈的样子，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我想：妈妈反对毛主席，我不能哭。我去买药，一边走，一边想，先让她把病养好，然后让她好好写检讨。wengewang.org
　　妈妈的伤很重，晚上疼得睡不着觉，但我从没听她哼过。她全身肿得很厉害，有一次我买菜回来，看见桌上摆了纸和笔。后来听爸爸说，妈妈手都拿不住笔，还坚持给李雪峰写信。到了第六天，妈妈的伤更重了，我打电话把爸爸叫回来。中午，病更重了，马上把妈妈送到第六医院，还不看，跟学校打了半天电话，才开始抢救。可是已来不及了。妈妈就这样被反动路线折磨死了。
　　妈妈死后，我脑子里想不通。她在平常经常让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看报纸，让我爱劳动，她为了教好学生，几乎每天一两点才睡觉，她几年前教过的学生说：“那时候，她就用毛主席的话来批改作文。”学生病了，有时间她就亲自去看。她还领着同学去访问过去受过苦的老工人，让同学们时刻记住阶级斗争，不忘过去苦。
　　我脑子里，一会儿觉得妈妈做得对，一会儿觉得群众做得对。我向爸爸说过自己的想法，他也没有解答我的问题。那时候，爸爸很难过，我怕他伤心，就不跟他提妈妈的事。后来，又过了好些天，爸爸把妈妈的两封信给我读了，我才知道：妈妈不是坏人，是好人，她是要革命的，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让她革命，还把她打成反革命。我从前以为妈妈反对毛主席。她死了以后，我没有哭过，这时候我知道妈妈没有反对毛主席，想起平常妈妈对我慈祥和蔼的面孔，想起了她对我的教导，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在我哭的时候，爸爸马上绘我念了毛主席一家六位烈士牺牲的大字报，我就想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事是经常发生的。”毛主席一家牺牲这么多亲人，还是坚持搞革命，我有什么可哭的呢?以后我再也没有哭过。
　　我从前不懂得什么叫阶级斗争。自从党中央提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以后，我才懂得：妈妈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死的!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彻底把他们的靠山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
　　妈妈死了，是件坏事，我们生活上遭到了很多困难。但是，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也经受了风雨，见到了世面，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温暖。
　　我以后一定更听党的话，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做毛主席的红小兵。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南京中学教师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南京八．二七中教分会




录自 《血泪控诉－－死难者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女儿唐桦同学发言稿》来自于南京市中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南京八．二七中教分会1967年3月15日翻印的同名材料，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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