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一一个摘帽右派的文革历险

bluesky

按：曾国一，1956年作为调干生进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读书，1957年在校被打成右派分子，1961年被判劳动教养，1963年遣返原籍四川省自贡市，在街道工业缝纫店挣扎求生中迎来了文革。本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右派生涯》。

险遭镇压：一个摘帽右派的文革历险

曾国一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自贡市和全国一样。当群众被“发动”起来之后，无论十个八个人、百个千个人，都可以自由组成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而且上面都得冠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的头衔。还得用“向东”、“卫东”、“永红”、“风雷激”等等“路线”鲜明的命名来突出自己的革命性。一时间“革命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战斗队”、“造反队”、“造反兵团”、“造反司令部”多如牛毛。
“揭竿而起”之后，每个人得戴上个印有“毛泽东主义卫东革命造反兵团”之类的红袖章。出外“战斗”，犹其是举行批斗“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大会之类活动的时候，绝对不可少的是得高举一杆“革命造反”的红旗。开始的时候限制很严，需要持介绍信，市里专门指定了一家名叫“先锋”的甲级服装门市部制造，而且还特意从工艺美术公司调了两个书法家去为之写字。全市只此一家，绝无分店。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制造，当然也没有人敢于去冒险为造反派制作大红旗。
一天，三门市部的保管徐正容突然领着一个造反派头头来到了我们那个篱穿壁漏的旮旯，向我介绍说；这是兵团的一号“勤务员”。那时的造反派，头上大多戴一顶草绿色军帽，左臂上一个红色臂章。那是那时候的“时装”，如果还有一套草绿色的军装，那就是顶级的“时装”了。一号“勤务员”不来这些。穿了一套很合体的深灰色毛服，头上也是像那种往后疏的大背头。看了我一眼，拿出了一包好香烟（大前门之类，市面上是买不到的），递给我一支。这时我看见他身后还有两个人，他的保镖之类。一号“勤务员”说：找你帮个忙……
原来这些造反派们合并成立了一个“总团”。“总团”没有旗子。过几天全市要斗争市委书记李唐基，几十万人的大会。这么一个上万人的大“兵团”，岂能没有一面红旗？所以一号“勤务员”为了完成这样的重要任务，才亲自出马，来找我“帮个忙”。因为他找了好几家缝纫店，一是不准许制作，二是太深奥，没有人制作过，更怕做坏了生出些是非，所以没有一家敢承揽下来。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听说我们这个街道工业小缝纫店有个“大学生裁缝”。便找到了这风雨飘摇的小旮旯来，先去了解了一下情况，才邀着保管徐正蓉一齐来求我。
说明来意之后，我考虑了一下，怕惹麻烦，想推脱，便说：“我们做这种红旗不合适，上头也不许可。听说只准许‘先锋’独家制造，是不是请你们拿到‘先锋’去做？”一号“勤务员”说：“这些我们都知道，在‘先锋’去做一面旗子，要两个月才能取货。那里要做的旗子堆了几间屋，我们因为急着需用，才从那里去退出来的。所以才请你帮忙……”
我说：“这怕……”一号“勤务员”说：“明白了，你有顾虑，怕，怕什么？现在形势不同了，李唐基我们都要斗争！”他后面的人说：“现在一切都是咱们造反派说了算，有问题咱们造反派负责！”一号“勤务员”说：“你这是为革命造反作贡献，也算立功嘛。谁敢来难为你，我们完全负责！”后面那人说：“一号‘勤务员’都这么说了，你还能说不？”
徐正蓉说：“这样好了，这个活算是我接的，我分配给你做的，一切责任由我来负。”那些人说：“太好了。你什么责任也不用承担。”一号“勤务员”说：“但是（又递给了我一支大前门），一定要做好啊，这是革命任务，要出色完成。”我说：“既然答应了，就绝对会做好的。”后面那人说：“大学生嘛，相信你所以才来找你。”
徐正蓉说：“曾师傅收多少工钱呢？”我说，“这可不知道。”后面那人说：“要多少给多少。只是要开张发票才行。”徐正蓉说：“发票有，只是收多少钱合适？”我问：“‘先锋’他们收多少钱一面？”一号“勤务员”说：“十来块吧。”徐正蓉说：“他们是甲级门市部，我们，最多收七八块。”我说：“就收七块吧。”
临走，一号“勤务员”把那剩下的大前门递给我，算是一点小“奖励”，又叮嘱说：“帮忙了！三天，三天一定来取货！”
等这些人走后，我牵开旗子一看，是用最好的红绸做的一面大红旗。有4米长，3米宽，上面用金黄色的绒布剪成的字，已经匀称地粘贴好了。字是三排。上面一排是“毛泽东主义”5个字，每个字30公分大小，下面一排是“革命造反兵团总团”8个字，每个字有25公分大小，这两排字用的是艺术体。中间是“风雷激”3个大字，用的是毛体，龙飞凤舞，每个字有85公分大小。好一面气派非凡的大红旗！
我要做的事，就是把那些已经粘贴上的绒字，用缝纫机把它扎好。这应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其他裁缝们大都没有多少文化。对之望而生畏。所以一号“勤务员”才特意来找我这个“大学生裁缝”，而且还费了那么多的唇舌。我既然很欣赏这面红旗，于是便花了大半夜功夫把它扎好了。居然几个钟头就完成了7块钱的营业额，回过神来，不由得又惊又喜，高兴得傻了！
当时做一件中山服，营业额是8角到1元。这7块钱营业额，相当于制作七八件中山服，要完成七八件中山服至少得七八天的时间，而今只花几个钟头就找了七八天才能找得到的钱，这不是在“捡”票子吗？
这种“刺激”不能不使得我突发奇想：既然已经做了第一面红旗，那何妨再做它个十面、百面，既然已经开了禁。还怕什么？
第二天清晨，我特意把这面大红旗高高地张开悬挂在那旮旯小店的大门前面，实际上这是最好的宣传广告。果然不出所料，引得过往行人驻足。消息也就不胫而走，“大学生裁缝”在做造反派的大红旗！
于是从全市只此一家变成了只此二家。“先锋”要两个月才能取货，我这里只要几天，霎时间“勤务员”们蜂拥而至。许多人从“先锋”去退了活拿到我这旮旯来。一时真是门庭若市，真怕来往的人把那吊脚楼压塌了，只好借了几张高凳，把门板铺在上面，放在大街旁边的屋檐檐坎上来接待众多的来人。为了能够最快地得到那面红旗，“勤务员”们对曾师傅当然客气异常，首先客气地先递一支烟，然后才进入下文。不两天，红绸、红布、黄绸、黄布在我这旮旯也很快堆起来了，也得等“轮子”了。你要想尽快把旗子做好，能对曾师傅不客气吗？
我们门市的曾三姨很精，她提醒我：“曾师傅，来做旗子的要他们一起做袖章，你做旗子，我们做袖章。”我说：“好啊！就这样，有饭大家吃。”我心里想这不仅是饭，这简直就是肉就是糖！当然得大家吃，我岂能独吞？
做一个袖章1角钱，做1000个就100元营业额，可得工资43元。以往他们拼命干，一个月也只能挣到20多块钱。1000个袖章也就两三天的活。也就是说，做袖章一天相当于平时做十多天的收益。这难道还不是肉不是糖？
既做红旗又做袖章。这小旮旯立即红火起来了。每个夜晚都挂起了300瓦大灯泡，挑灯夜战！把小旮旯照耀得如同白昼。那曾三姨、雷三姨实在疲倦了，便伏在那缝纫机上打个盹，她们自然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此渡无好舟，拼着命干一回实在是值得的。我自然也得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熬下去。
不仅是我，我妻子伍淑华也“入伙”了。当此时也，小学也已“停课闹革命”。课停了、学校可以不去了，然而她没有去“闹”，迫不得已之时，偶尔才去“闹”一回“革命”。那时候我们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名之曾焰，已经两岁多了。此前找人带白天，给人一个月8块钱工资。而今停课了，为了省下那8块钱，伍淑华便挪用了这“闹革命”的时间偷偷把小孩留在家里自己带。干起了做旗子这营生，她一看许多活她都可以干，而且干起来比我快比我好：比如用剪刀剪旗子上那些字，她是得心应手。“批量生产”那“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兵团”之类字。因为每一面旗子上面都少不了的“毛泽东”、“主义”、“思想”、“革命造反兵团”这些字的。她把那些黄绸叠起来三五层。一次剪下来就是三五个，工效一下子提高了几倍。当然中间那几个大字，那是不同的兵团的各自不同的命名，比如什么“风雷激”、“向东”、“卫东”、“千钧棒”、“永红”……当然只能一个一个地剪。而且那些团名，字体巨大，大多要求使用龙飞凤舞的毛体。必须由我去临摩、放大，干这活还颇有点费时间、费功夫……
旗子已经接了许多，堆集有如小山，然而我已经养成认真负责的性格，再忙我也绝对不粗制滥造，每一面旗子我都精心设计。无论从字体配置、字形大小比例、架构布局，都不断推敲，希望能一面比一面好。每完成了一幅红旗，就把它挂在那小旮旯外面，临着大街，迎风招展。我制作的所有红旗绝对毫不逊色于市里指定的“先锋”甲级服装门市部制作出来的。没有一幅次品。
在这大街旁边一片美观的红旗迎风招展，当然引得不少行人驻足，自然成了宣传广告，越传越远，接的活也越来越多。我们只有天天熬夜，有时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饭没法自己做了，全家人去吃馆子。距离那小旮旯十多米远近，有一家名叫“合力”的小店，三顿都在那里吃。早上浠饭、馒头、咸菜。中午有白萝卜烧牛杂、红萝卜烧猪大肠、豆花。晚上有点卤猪头、豆腐干之类。这实际上是家低级的饭馆，裹腹而己。可是此前，我们是从不敢问津的。目前主要是要忙于赶活，没有时间，同时“量入为出”，预计干完这些活计能挣到不少钱。
我这小旮旯天天宾客盈门，夜夜灯火辉煌，通宵达旦。不仅使得对面一门市部的大大惊讶而且急红了眼，这样的活计他们连一样也捞不上做，根本没有谁去找他们，真乃气煞人也！更叫他们气煞的是发工资的时候，第一个月我进了100多，第二个月我进了200，曾三姨、雷三姨都进了100左右。太惊人了！那年月市委书记李唐基月工资有100来块钱，章伯钧当了大右派分子，国务院的正部长垮了，降了三级，从四级降到七级，月工资只有150元，溥仪皇上特赦以后当了公民，被安排在国家文史馆做文史研究员，月工资才100元。而我的工资比溥仪皇上还多。如此的高收入，使得一些人不仅眼红甚至气忿。上下都知道了，有些人又去“反映”。于是惊动了街道办事处，来人一查，确实有那么多工单，确实干了四五百块钱的营业额，就是应该得那么多的工资，其奈我何？
小旮旯灿烂辉煌了好几个月……
造反派“雄”了几个月，我看见他们高举着我制造的那些美丽的红旗，招摇过市。冲过来、闯过去，雄赳赳，气昂昂，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千万之众喊着口号，高唱歌曲，似乎这世界真成了他们的了。
造反派雄起的时候，造反派求我为之制造造反大红旗；造反派被战斗军（保守派）打倒了，战斗军把造反派的旗子全部都焚毁了。战斗军雄起来的时候，也求我为之制造大红旗；战斗军又被造反派打倒了，战斗军的旗子也随之被造反派焚毁了。造反派重新又来求我为他们制造大红旗……在造反派和战斗军争夺厮杀、起起落落、反反复复的这几个月里，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一会儿为造反派，过一会儿又为战斗军先先后后制造了几百面大红旗。几个月里，找了相当于一个“鸡干部”（指普通干部，当时因黑市上一只鸡要卖到三四十块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的月工资。所以民间把普通干部戏称为“鸡干部”）一两年才能挣得到的工资。从而能得以暂时摆脱那饿死人的困窘。
造反派群众组织奉命解散之后。我自然就失去了这桩业务。
有一天下午，住在我旁边小院里的几个年轻人，站在我那小窝旁屋檐下吹牛。平时他们吹他们的，我远远地在我那小窝的屋檐下，“井水不犯河水”，互不相扰。那天真有点“鬼使神差”，我手中没有活干，无意识地凑过去听他们吹些什么。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几年前被招工去了云南。这回是回来休假的。他忽然对我说：我从昆明带回来两段灰色卡叽布。想做两件衣服，不知道哪里做得好些？我说：正街几家甲级门市部啊。
闲谈间，我发现那姓李的年轻人身上穿着一件很是新颖而别致的上衣，我审视有间之后说道：你身上这件衣服还不错嘛！在哪里做的？姓李的年轻人说：不是做的，是买的。昆明买的。哎哟！太不好买啰。那天听说昆明大百货公司只到了一百件，很多年轻娃儿都去买，拥挤、抢购，把柜台都挤翻了，我好不容易才买到了这件。这种卡克衫只有上海一个地方会做，全国没有任何地方会做。所以也只有大城市偶尔才能够买到。
姓李的年轻人身上穿的，是一件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这在当年确实是非常稀罕的，新颍而又别致的服装。当年所有男性穿的，全部是清一色的中山服亦称毛服。全部清一色的青、灰、蓝三种颜色。所以姓李的年轻人穿上这么一件卡克衫，十分引人注目。我说：“就照你身上这种样式做两件嘛！”他说：“谁会做？开玩笑！全国都只有上海一地会做。”我说：“正街上那些甲级门市部高级师傅有的是啊！”他说：“我去问过啊！没人敢做。他们都说根本做不出来。太复杂了。我倒是真想照着这种式样做两件，没有地方能够做啊！”
我突发奇想，说：“我照着这式样给你做两件……”
他有些惊愕而又惊喜地瞪着我说：“好啊好啊！太好了！我马上去给你拿布来！”说着一溜烟跑回家去，拿来了两段质量色彩俱佳的灰色卡叽布。那在当年确实是很难以买得到的。大家在鉴赏之余。又打量那件卡克衫。还叫他脱了下来，翻过来、翻过去地仔细审视。这确确实实是一件别具一格的卡克衫，其制作之难，之精细，设计之巧妙，之精心，款式之新颖别致，之美观大方，在当年毛服一统天下的“时装”界，尤其是在年轻人的眼中，不只别具一格而是鹤立鸡群。年轻人早已经厌倦了毛服这种一统天下的格局。不少人都已改穿卡克衫，然而一般的卡克衫式样也太泛泛了。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无论从设计构思、工艺制作，即使在21世纪的现在而今各式服装万紫千红、鲜艳夺目、奇装异服遍布天下的情况之下，也绝对是堪称第一流的。
我把那衣服翻过来、翻过去认真审视，其难度之大，真令我有点望而生畏、望而却步！我连最起码的裁剪知识都没有，连一件上衣都没裁剪过，而只会踩缝纫机干最低级的活计，实在是还没入门的“裁缝”，稍稍凭一点点理智，都应该知难而退。然而能退吗？大丈夫，一言既出，能说不吗？真是骑虎难下！
我说：“你把衣服先放我这儿，我看一看，我一定给你做好，做坏了我赔你。”然而我心里想，这么好的卡叽布买也买不到，真的做坏了，我怎么去赔呀！
姓李的年轻人却说：“赔啥子啊！你大胆做，做坏了就算了。”另一个年轻人说：“大学生，不用客气，相信你才舍得给你做，过几天我还来做一件。”
这几句很平常的闲谈却使我极为感动，本来是很珍贵的卡叽布，却突然给我说“做坏了就算了”，能不令人感动吗？使我感到这世间“狗”还是少的，人还是多的，
把这件卡克衫拿回家里，我仔细研究了一番。认真解剖了一番，总结出其能以单层布而却能双面穿，翻过来、翻过去都同样显现出是“正面”的诸多奥妙。
当时的上海服装研究所是全中国唯一的服装研究所。文化大革命完蛋以后，服装研究所在全国各地才如雨后春笋般地花开满地。这件以单层布而能双面穿的卡克衫，不知道花费了上海服装研究所的师傅们多少心思，多少实践，才得以成熟定型。这绝对可以称之为服装史上一次创造性的成果。然而60年代的中国没有“专利权”，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之类，我只不过以“反向”探求的手段，从成品去追朔出它的初始状态。先认真“解剖”它的工艺制作，再仔细地一一比量了它衣片各个部位，有如把一架钟先拆卸成零件，再把它组装起来。心中有数之后，便麻起胆子下刀动手……
整整两天。哎！当然，少不了许许多多的周折，第一件做出来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我所说的“成功”，并不是仅仅指模仿那件卡克衫，能够依样画葫芦比照着大同小异地做出来了一件。我所说的成功，其含义要更为深层次得多。在那样严峻的生存环境里，我连去寻求犬彘之食以求吊命、以求生存，都是那样艰难。我曾经寻求出卖、最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和技能都不可得，现在能在生计无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杀”开了一条血路，并因此而改变了我的生存条件。虽然辛苦劳累，然而较为安定地在这人间最底层生存了下来。我更加坚信，人，作为万物之灵，在任何险恶的境况里，你都必须不屈不挠，利用上天赋予你的万物之灵的灵、勇、智去“杀”开一条血路！在我这样充满血泪的生存奋斗史上，呼喊一声：我成功了！！这是一声充满自信、充满欢欣、也充满酸辛的呼喊！
有了这第一件的成功制作，从此揭开了我“摘帽右派生涯”一段崭新的历史。为我这小旮旯的窝，谱写了一页“灿烂辉煌”的篇章！不久前制作那造反派的红旗，那是从全自贡市只此一家，变成只此两家。而那制作没有多少奥妙可言。而今制作双面穿拉链卡克衫。1969年，全中国就只有上海一地会制作。现在是从全国只此一家，变成了全国只此两家。我是使用了（不能说是剽窃吧？）上海服装研究所的师傅们花费了大量心血而得以成功的研究成果。当然他们不会知道在偌大个中国还有这么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落魄者，使用了他们的此一研究成果而得以生存了下来。
我制作的这第一件与上海那件比较而言，实在是太差劲了。然而就其工艺而言，却与上海的那件完全一致，就这一点，我取胜了。
没有几天。第二个顾主来了。来人名叫史五。在自贡市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地头蛇，貌不惊人。一副笑脸。丝毫看不出什么地头蛇的形状。客客气气地称我师傅，递上好烟。客气地说：麻烦师傅，给我做一件李五穿的那种双面穿卡克衫。听说只有你会做，太好了。
我很快就给他做了一件，比较给李五做那两件又长进了不少。这史五本来就是有名人物，穿在身上，就是宣传广告。
于是，问着找着上门来的日益增多，当然都是些年轻人。先是市中区的年轻人，然后贡井区、大安区……先是市内，然后市外。当时各地的学生还没有复课，学生们还在游荡，他们来来往往的所到之处。穿在身上就是宣传广告。而那时候能够买到一段卡叽布已很不易，制作一件称心的服装就更难。尤其是这种卡叽布，因其耐磨，故而耐穿，以前只能单面穿。面子的颜色已经洗旧了、洗白了、洗得褪尽色了，而不能翻过来穿的里面颜色还是新的。而今可以翻过去穿，翻过来穿，而且两面的式样又“各有千秋”，似乎一件当了两件。加之我收的工钱非常合理。街上做卡克衫工资收1元一件，拉链卡克衫收1元3角5分一件。我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只收2元一件，其实就当时情况而言，我收的价格也定得太低了点，从其制作之难度，工艺之高度而言，我即使收3元、4元、5元，都是合理的，也一定都有人来做的。然而我这人生性不贪婪，给李五做的第一件我收了他两元钱工钱。从此之后。我仍然每件只收两元，再繁荣、再忙碌、再疯狂的时候，都只收两元一件，从未多收。而在制作上，却力求精益求精，一件比一件更好。如此一来，自然生意日益兴隆，逼得我又只得熬夜了……
我租用的那台旧缝纫机用来制作这种服装，实在是太不相称了。机械太破旧，转动速度太慢，针脚效果太差。生意日益兴隆后，一次有个百货公司的年轻人来做衣服，看见我使用的缝纫机如此低劣便说：怎么不换一台？我说：买不到啊！有钱也买不到啊！他说：是啊，这好几年都没有卖过缝纫机了。不过，我们公司最近要到30台、说是上海的缝纫机厂“抓革命促生产”才恢复生产的、听说还是新产品。不过，可能我们公司里的头头，“后门”开得都差不多了。——那年代，一切物资紧缺。许多东西公开拿出来卖的没有，暗地里卖，卖给有关系的人、有权势的人、亲朋好友等，叫做“开后门”。
那年轻人说：你想要的话，我去想想办法，无论如何也给你搞到一台。我说：得多少钱？他说：听说160多块，但是还要30张工业票。我说：钱可以借（因为那时候一般人家要想拿出这么多钱来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怕“露富”，我只能说钱可以借），只是这30张工业票难找！太难找！——你想想，一家人一年只发两张工业票，30张得15家人的，哪里去弄？他说：买得到。1块多钱一张，不就是多个三四十块钱嘛！加起来也要两百多块钱。你还可以叫那些娃儿去给你想想办法嘛。
那时候，来做卡克衫的娃儿们，已经与我朋友相待。四面八方闻风而来，我那旮旯本不好找，真乃“酒好不怕巷子深”，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成都、重庆、南充、宜宾……这些地方的年轻娃儿凑集三五件、七八件的衣料，专人“不远千里”而来。然后预定好时间，再专人来取。我自然不能失信于人。正因为我的诚信、我的认真、我的不卑不亢，得到了这些娃儿们的友善和尊重。有好些个都对我显出真诚的平等的友谊。这是很不易的。我更加感到这些娃儿人性是丰富的，当然也遇到过极少数的“狗”，那是他“娘老子教的”。对于这类“狗”，我是“去你娘的”，把拿来求我做卡克衫的布扔将出去，老子不给你服务！其奈我何?
新缝纫机买回来了，真是如虎添翼。有了它，工艺质量大大提高了。制作速度大大加快了，旧缝纫机一天做两件得熬到深夜，新缝纫机一天可以做三四件。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制作也日益熟练，熟能生巧，加上我精益求精的秉性，成品越来越精美。一年多两年的含辛茹苦，我的产品与上海买回来的产品已经达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我可以无愧地说：全国只此二家！
我家里堆积的货越来越多，来我这里制作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至少得等待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取得到衣服。平均而言，我一个月最多能制作100件，我那窝到处都堆垒着等待制作的卡叽布。约定了的取货日期我必须无条件遵守。不能让那些娃儿们白跑（特别是一些外地的，要跑千里之遥）。我那窝实在太小了，我便在那小窝的屋檐下放置缝纫机。门前有一块一二十平方米大的小小地坝，那是几家人共有的。在我那小窝里面自然摆不下一张案板。只得在那小小地坝的露天下面，借几张高板凳，借一张门板铺上去权当案板。这些东西都是向隔壁一家叫缪松银的工人师傅借的，缪松银是自来水厂的工人，富人性，以前对我娘也平等相待。每隔四五天，我必须在那露天坝摆上门板，去裁上一天。我也就必须去向缪松银师傅家去借。每一次去借。他们家都从无怨言。
每当我在那小院坝里裁剪的时候，常常都有一群群年轻人来围观，说说笑笑，小院立即热闹了起来。当然其中不少都是等着轮子取衣服的。为了能够提前得到衣服，便有来套近乎的。我儿子曾焰转眼好几岁了，送他玩具枪、玩具车、零食之类的不少。
距离我家那小门两三米的地方，这一两年间真是“一晃”长出了一棵“参天”大树。这里本来是个光坝坝，什么也没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旁边一家人砍了一根黄葛树棒棒，像打桩一样钉在地上，本是想用来晾衣服用的。棒棒上端留了一个枝丫，晒衣服竿竿一头搭在那树棒棒的枝丫上，另一头搭在屋檐上。曾几何时，棒棒长成了一棵大树。先是长得来高过了屋檐，然后再高过了屋脊。越来越茂盛，树冠越来越扩展，长得来有如一柄大大的绿伞，绿荫荫的把那院坝掩盖了一大半。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绿伞就像是特意为我而长出来的，我在那绿伞下制作、裁剪，免去了烈日侵扰，最令人叫绝的是在那棵黄葛树茂盛的枝叶间，迎来了“百鸟朝凤”。每当黄昏时分，一群群麻雀叽叽喳喳、热热闹闹地投向那黄葛树上。密密麻麻不下千百只。在这城市里稠密的房屋丛中，如此一个不起眼的小坝，如此一棵不起眼的黄葛树，竟引来了千百只麻雀，如此热闹，如此兴旺地聚集在这里，人们都认为是非常稀罕的吉祥事情。
制作一件卡克衫收取工钱两元，一个月熬更守夜精疲力竭制作百来件就可以换来两百来块钱。在那年月实在有点“吓人”，真是非常“吓人”，因为这两百来块钱相当于四五个“鸡干部”的月工资；相当于两个市委书记的月工资；接近予中央一个司级以上副部级以下的月工资。相当于溥奕皇上被特赦当了公民之后，被安排做国家文史馆馆员两个月的工资！这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的年代，不是反常的“骇人听闻”吗？至少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罪名。一个被打入了“另册”的只应该苟且偷生去“享受”犬彘之食的“人”。竟也可以拥有去买那高级的“黑市肉”，“黑市粮”的能耐！当然使得不少人眼红，更使得特权拥有者所不容。就当时的“政策”，社会理念，思想观念等等。都是不能容忍、不能容许的。
我这样含辛茹苦、熬更守夜、凭籍我的知识和劳动，为谋求生存而挣这么几个钱，却犯下了弥天大罪！我制作的那种美观、大方、新颖、别致的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被自贡市的某些文革头头定为了“奇装异服”。制作“奇装异服”的我，属于予以严厉打击的对象。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作为市里的“大案”，轰轰烈烈地来抄我的家，把我抓起来，大张旗鼓地游街示众，许多人说：这回死定了！
也真是咄咄怪事，当我被抄家，被那千百之众鼓嘈喧天来围观抄家之际，那种“煞气”定然冲犯了这小坝子里那颗黄葛树上的“灵气”，当我被抓走关起来之后。那千百只可爱的麻雀，那千百个神奇的小精灵竟全部飞走了！一去而不复还！我可爱的神奇的小精灵啊！你们去向何方？那美妙的音乐般的叽叽喳喳的动情倾诉！多少个黄昏、多少个长夜、真令我魂牵梦绕啊！
当我听到要挨整的风声后，照做不误。没有办法，满屋都堆满了等待制作的卡叽布，每天都有人来取衣服。我很讲信用，再熬到夜深也给人按时取货。当然制作一件就能收入两块钱，有了这钱才能活命。这是最主要之点。我必须照样加班加点，不能停歇下来。有一天，一个亲戚特意来告诉我。她的儿子在市公安局，昨天，全市公安部门在市里开会，通报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被在全市公安系统大会上公开点名，其罪名是：“右派分子进行阶级报复，专门制作奇装异服毒害青少年”。这是弥天大罪，罪可至死的现行反革命罪。我感谢她的通报。但我能怎么办呢？我上有老娘、下有妻儿。都得靠这点营生来活命，我能扔下他们不管吗？我能逃跑吗？
1960年，学校当局要“宽严结合”，准备摘去两个右派分子的帽子，送两个右派分子去劳动教养。我这个“反党集团头子”，又拒不认罪、顽固不化、毫不低头，理所当然地被当局归入了杀鸡给猴子看的对象。赵德华（右派老师，民主同盟的盟员）不知怎么获悉了此“情报”，一天下午，很神秘地来到了我们那间右派分子的大寝室。这是他第一次“冒险”光顾此处。他跟大家随便聊了几句，悄悄把我叫了出去。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僻静的一处树林间，如此谨慎小心，我想恐怕有什么重要的话要通报于我。赵德华怕把我吓着了，转弯抹角地说了一阵，最后终于给我通报了。听到后，我非常坦然，丝毫没有惊恐的表现。我的坦然反而使得赵德华诧异了，他怕我没有完全明白他说的，没有完全明白我面临的可怕处境，只得更直接了当地说：“这是绝对可靠的消息，学校当局要送两个，两个！去劳动教养三年，材料已经上报了，很快就会批下来……”我说：“这能怎么办呢？逃跑吗？跑到哪里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知道有许多“西北盲流”，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冒着艰难险阻逃亡到大西北、新疆、青海等生存条件极端恶劣艰辛的不毛之地去挣扎。但那是一条不归路啊！我还牵挂着我那老娘呢！当时我那个“反党集团”的一个女右派王舜中，本来是在一个县团委工作的干部，调干上大学的。在“帮助整风”的“反党活动”中很能干，右派分子而又身为女性，鹤立鸡群。那日子实在过得艰难。低头抬头都难以躲避群众“雪亮的眼睛”。无可奈何，终于跑了，跑得机智而勇敢，跑了两天才被监视她的革命群众发现。也不知道跑去了何方，几十年迄今杳无音信（祝愿她还活着啊！）。我能怎么办呢？我说：“赵老师，太谢谢你了，你是耽着风险来告诉我的，但是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除了逃跑，我能怎么办？可是我不能逃跑啊！我还有一个老娘呢……”结果只得以蒋介石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等待着挨宰……
这一次，我照样不能逃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活计照样干，钱照样收，生活照样改善。这两年，我是真正地孝敬了一下老娘——不时买几斤高价的黑市猪肉，给她个一二十块钱，买十来斤黑市高价粮票去看望她一下。能力也就仅此而已。然而这对于她那处于农村里的最穷困的生活却是非常难得的补偿。
这个可怕的情报，我没有向伍淑华通报，怕她承受不了。只是买了一台新缝纫机放在她娃儿们住的那个家里。给了几个钱叫她存放起来。以防不测，能够采取的“应变措施”，仅此而已。
疯狂而残酷的暴风雨终于来临了。
那是公安局、市管会、税务局组成的一个专门小组。经过精心策划，先来了个“调虎离山”之计，一清早有人来通知我去市管会开会，把十几家的缝纫单干户都一起通知去了，还指定我作组长，布置了一个学习文件，叫我读了，还要领导大家讨论。吃过午饭，正在讨论。市管会一个人到学习会上来叫我：你家里说有你的电话，赶快回去接。这个谎撒得太有点蠢了。那年月的电话非常稀罕，一般干部家没有电话，老百姓更没有。市级头头家里才有。我家没有电话，谁会给我来电话呢？要抓为什么不在这里把我抓起来呢？叫我回去干什么？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对，抄家，一定是抄家！抄家我倒不怕，我那样的家，还怕你抄？我只担心那野蛮的抄家，会吓倒老婆和孩子。他们什么世面也没有见过。孩子才几岁，汉子做事汉子当，我只想赶快回去承担那一切野蛮的压力。
从市管会到家有20多分钟的路。我判断一定有人尾随，便加快了步伐，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当我走到原来下牌坊的旧址旁边，距离我家还有三四百米远近，只听见大喇叭不停地呼叫，成千上万的人把大街压断了。我那小窝在光大街的坎上。坎高有十多米，有一条之字形的石梯坎往上走，那梯坎有20多梯，石梯坎上布满了警察，不让人群再往上面挤。那小坝周围也已经站满了几百人，引颈踮脚在向着小坝中间观看，一些警察站在小坝子四周不让围观的人再往前面挤。我走入那压断街的密密匝匝的人群中，一边往前挤，一边喊：请让，请让……远远地就听见有人在大声嚷嚷：“抓美国特务啰！”当年在老百姓的概念中，“美国特务”是穷凶极恶青面獠牙，如此大的阵仗必然是抓美国特务！有认得我的人在人群里说：“就是他，就是他……”有人说：“抄了十几支枪……”“还有金条……”
我终于挤上了坎，小坝子上已经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各种物件，那准备制作卡克衫的100多段卡叽布堆了几大堆。缝纫机放在那黄葛树下面，一个市管会的头头叫宋什么的人，借了一张凳坐在那缝纫机前在登记。果然有十多支枪放在那小坝子中央，不过那都是年轻娃儿们送给曾焰的玩具枪。还有一辆军用小吉普车，当然也是儿童玩具车。那年月，儿童玩具十分稀罕，能够有一支玩具枪已经很不易了，而今竟堆积了这么一大堆，自然十分使人惊讶，其实这些玩具枪一支也不是我买的，全是从重庆、成都等地来找我做衣服的年轻人送给曾焰的。因为知道我很金贵这个儿子，乃联络感情之物也。对于那100多段布料，那头头登记不下去，所以叫我赶快回来。因为对于那100多段卡叽布，他满以为每一段布料中定然有一张纸条写着姓名、尺码等等“私制发票”之类——抓着私制的发票，那是重罚的依据。然而打开一看，什么也没有，他大惑不解，不知道该怎么登记。
那头头问我：“这些布干什么用啊？”“做衣服啊。”“这些布谁是谁的啊？做什么啊？什么时候取活？你凭什么分辨清楚？”我说：“凭记忆。”他说：“记忆，你记得那么多吗？你少说也做了几千件嘛。你没有搞错过？”我说：“从来没有，一次也没错过。”确实如此，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什么条子之类。几千件往来定货全凭记忆。当然在那每段布上面还是用画粉画上尺码、符号之类他人不知所云的“天书”。来做衣服的娃儿们从来不向我索取什么凭证，我也从来不给。可从来没有任何人来冒领过。确实从未出过任何一次差错。一是我的记忆力实在不错。二是年轻娃儿们绝大多数人性为本，狗性的极少。曾经发生过想冒领的，但逃不出我的精明。往来已成“君子之交”。他们对我客客气气我对他们和和气气，相互尊重，要想得到一件高质量的称心衣服，能对曾师傅不尊重吗?
那头头无奈但又必须登记。他说：“这么多布怎么登记呢？”我说：“那是你的事。”他无奈，便叫人数多少段，又叫我数。我说：“我不用数，数了也没有用。有用吗？”他又登记那些玩具汽车、玩具枪、小人书之类。我说，“这些你也要吗？”那头头怒视了我一眼，狠狠地说：“你放老实点，谁要？这些都是赃物。”我心平气和地说：“娃儿的东西怎么也是赃物？”他有点恼羞成怒，吼一声：“你还这么嚣张！”这时候他看见我手上带着那块金表，又对我吼一声：“把表取下来！”我说：“这块表是我在凉山剿匪负伤住院买的，算是革命流血的纪念，一直就没有取下来过，你也要？”他又吼道：“取下来！”旁边一个警察恶狠狠地站过来吼道：“快取，取不取？”我心里想，他妈的，真是土匪！当然只敢于“腹诽”了。谁还敢还嘴？横眉冷对说不定也会赏赐你一拳头。那警察又吼叫，我慢条斯理地取下了那块在任何艰难困苦之下都没有丧失过的纪念之物。就这样，这纪念之物被无理地吃了！
折腾了几个钟头，围观的人还是那么多，耐心地坚持着在欣赏这场抄家的闹剧。最后，一群警察把全部抄家之物抬下坎，抬上了早已停在下面的一辆大卡车。一个警察叫我：“你也上去！”我说：“去那里？”警察说：“去就知道了。”
我被挂牌游街，弄到十字口（那时候叫英雄口，专门斗争、示众的地方）去示众，示众之后又弄上汽车在全市大街绕行，大喇叭开道，宣称抓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然后我被关进了凉水井。
我被抓到凉水井的时候，不知道那地角叫个什么名目，监狱？看守所？“牛棚”？或许就没有名目。里面被抓进去的有近百人。抓进来的人从来不兴什么拘留证之类，要抓就抓，我这样的“五类分子”，本来就是“专政对象”，早已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随时都可以再踏上另一只脚的……
我被塞进去时已经天黑了，押解我的警察把我交给里面的警察。里面那警察便搜身，身上有好几十块钱，搜去了，一切搜光，还有一包没有抽完的好烟。那两年因为做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能找钱，便买些黑市上的好烟来抽。我又渴又饿。跟那警察讨吃的，没有，要点水喝，没有。就这样渴着、饿着被关进了牢房。近百人关在一间三四十平方米的大屋里，左、右两排大铺，上、下两层密密匝匝挤塞着近百人。那警察胡乱指了个旮旯叫我挤进去。又渴又饿，加上满屋里污浊恶臭令人发呕的尿臭、汗臭，潮湿、缺氧，令人窒息难耐！
此情此景，往往会使人蓦然回首。20岁那年当五通桥市团委宣传部长，30岁那年以“拒不认罪，拒不接受改造”，实乃“莫须有”的罪名，在重庆被判劳动教养关进了成都监狱。今年40岁，却因辛辛苦苦、规规矩矩地自食其力劳动，而莫名其妙地被塞进了这不明不白的地方！
我必须顽强地活下去，不能够不明不白地冤死，我既无法像诸葛亮那样“躲进隆中”，我就只能也必须不屈不挠地韧性战斗下去。在这无法无天的文革时代，我也要寻求“合法斗争”、“合理斗争”的机会和途径。即使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势之下，也不能坐以待毙，也必须挣扎抗争！像贝多芬那样“扼住命运的咽喉”！
我被关之后，那些娃儿们天天去找市管会、找公安局，找抄我家的那些人闹，去要他们的卡叽布。当局本来打算结案以后再考虑如何处理，娃儿们闹得无法，也没有任何理由敢于“吃”得下这些娃儿们的东西，怕“影响不好”，几经研究才决定退还给那些娃儿。但每段布料上没法分辨谁是谁的，所以只得叫我自己去发。
一个警察把我押了出去。100多个娃儿等在那里。市管会那姓宋的头头先讲话，然后叫娃儿们对我的“罪恶”进行批判斗争。竟没有一个人发言！那头头说，不批判斗争今天就不发了，依然没有一个人发言！那头头恼羞成怒走了。娃儿们哄嚷起来。另一个下属的，说声不许闹，等一下。跑出去又跑回来，叫我：发！我拿一段布，问一声，哪个的？下面的娃儿都在审视，有人说：我的。我一打量，认识的，眼熟的，立即给了；眼生的，便问一两句。我凭记忆、回忆、判断便给了。不多时候，那100多段布，100多个人，打发得清清楚楚，散了。
那头头很不放心地来问，发没发错？我说，不会吧？那头头又很不放心地问，你的记忆不会有错？我不屑于回答他，便沉默着。我看出来那头头怕出错，错了那些娃儿肯定是去找他而不是找我。但我还是很自信不会出错。我还是相信娃儿们的人性，他们不会、不能、也不敢糊弄我。事后证明确实毫无差错。
每天早晨7点，被关押的这100多号囚徒，全部被赶到坎下一个小坝子去排队跑步。要跑上半个钟头，然后才给早饭吃。很清的一碗稀饭和一盘老叶子“菜”，八个人蹲一圈，自己分着吃。三顿都是如此，犬彘之食。都叫饿，饥饿难忍，被囚禁在那“大墙”之内，难忍也只能忍，给你吊着命呢。年轻娃儿占了大半。都是知青，不愿在“广阔天地”里“修地球”，跑回城里来，生活无着，便干起了偷摸扒窃的勾当。于是结了帮，有了头……一个叫汪癞壳的知青，在自贡市当时的扒手群中颇“知名”。文化大革命那年月，大街上天天发生的新鲜事颇多，经常都有拥挤看热闹的时候。遇到这种场合，汪癞壳一挤进人群，一霎间就能掏走一二十个包，一边扒一边抠出心（钱），扔掉皮（钱包），热闹还没有完，汪癞壳已经满载而溜也！还有好几十个，他们全认识我。因为不少在我那里做过卡克衫。以前只知道他们是知青，还不知道乃扒道中人。因为他们来和我打交道的时候，都从来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的。因为国庆节将临，那时候的常规，凡国庆、元旦、春节之前，都得大抓一批偷模扒窃、杀人放火之徒。在节日前夕来个杀、关、管，威慑一下，以儆效尤。所以汪癞壳之流被抓了一大堆进来。
我被塞进去了一个多月，根本就没有人来过问，真乃度日如年。有天，我问汪癞壳：要关好久？怎么问也没人问？汪癞壳说：你才来好久啊？在这里“泡”一年半载的都有！
把人关在这里，不闻不问叫做“泡”。我说：我怎么遭得住“泡”啊？我还有老娘，还有老婆孩子。我得供养他们，难道就只能任他“泡”下去？汪癞壳说：听那些娃儿说，你是大案，是“一打三反”运动抓的“现行反革命”典型，搞得不好这个国庆节怕跑不脱（意思是要挨枪毙）。过了一会儿，汪癞壳又好心地悄悄给我说．你该考虑一下“后事”，娃儿们都在说，你这回怕是死定了！
那年代以莫须有罪名杀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更何况我这个右派分子，即使草菅人命也无人会为之叫一声冤枉的。我说：难道他们问都不问一下？汪癞壳说问还是要问的，又说你到底是啥子……哎，不问不问，说是抄家还抄了枪？我说娃儿耍的玩具枪。汪癞壳说你会写，你不如“主动交待”，你自己先写上去，如果有人看……你看现在抓了好多嘛，他们连问都搞不赢，哪个晓得什么时候才轮得到来审问你呢？你写个材料还有可能把轮子排上去……
我想，汪癞壳说的不失为唯一的办法。但是该怎么写呢？考虑再三，我决定以攻为守。
我的“交待”，大致如下：一、毛主席最高指示，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我老老实实劳动，寻求生活出路，正是听毛主席的话，正是按照最高指示办事。二、我做的双面穿拉链卡克衫，是按照上海服装研究所研究设计的，由上海国营百货公司制作的，而且在全国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的国营百货公司售出的。因此绝对不是什么奇装异服。如果是奇装异服，国家能容许制作？容许出售吗？自贡市百货公司最近也出售过，如果是奇装异服他们能出售吗？三、自贡市的国营服装店，最近派了一些很有手艺的师傅去上海，专门去学做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如果是奇装异服，他们还会专门派人去学习制作吗？因此，把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说成是什么奇装异服绝对没有根据。四、我到底犯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从1963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回乡近十年以来，我一直奉公守法，绝无任何作奸犯科之举，一直在努力自食其力，争取做个好公民。毛主席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所以请求调查清楚，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
材料交上去又一个多月了，依然毫无响动。冬天寒冷，我1954年在凉山 “剿匪”时腹部留下的伤口发痛。有天早晨叫起来跑步，我实在起不来。汪癞壳叫我快起来，我说：“伤口痛，起不来。”汪癞壳说：“那你就不要起来，我去给你请假。”早跑以后，汪癞壳又来说：“你睡在这里，不要起来，我去给你端饭。”他端来了一碗稀饭，又说：“我去给你请了假，叫他们派人送你去医院看病，别说你那是‘剿匪’负伤，一般的病都要送医院去看……”
果然，午饭以后，汪癞壳几个人被叫去了。不多一会，把我扶了出去。下面有一辆架架车（人力板车），叫我躺到那架架车上面去，汪癞壳几个娃儿拉着架架车，由一个警察押着，把我拉到了二医院。看了病，又用架架车把我拉回来，已经天黑了。到了夜间，所有的囚徒都睡了，汪癞壳悄悄过来，塞给我一个糖饼。在那种地方，整日整夜饥饿难忍，这么一个珍贵的糖饼真是赛过了山珍海味！
过了两天，汪癞壳又去帮我请假，又由一个警察押着，几个娃儿拉着架架车，又去二医院看病，晚上汪癞壳又悄悄塞给我一个糖饼。我有点明白了：汪癞壳他们为什么这么积极地要拉我出去看病？一出去就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总有办法躲过那警察的眼睛，去施展他们高超的伎俩。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不想道破，我知道我无法阻止他们，但我这病还继续看下去吗？
春节快到了，警察人手不够，一去看病就得半天，他们也厌烦了。有一天，一个警察来叫我：“所长叫你去。”我去到了办公室，一个穿着蓝色毛服的中年人，看上去50来岁，不像一般的警察。问了我几句话，语言比较和气。我想，可能就是汪癞壳说的杨青山了。杨青山本来是自贡市检察院的检察长，现在砸烂公、检、法，被贬到这个什么所里来当所长的。我把腹部的伤口情况，目前状况简单说了一下。杨青山沉默着。我说：“我的伤口，请你检查一下？”杨青山微微点了点头。我便脱下裤子，长长的几条伤口明显地裸露在肚皮上面。杨青山审视了片刻，示意叫我穿上去。我慢慢穿着裤子，弯着腰。
杨青山说：“你先回去治病，啊！”
我用疑问的目光望着杨青山，有点不明白他的意思，我问：“你是杨检察长？”杨青山说：“你回家里去治治病，啊！”我说：“什么时候呢？”杨青山说：“现在就可以走。”我说：“我还有床被子。”杨青山说：“去拿吧。”
就这样又把我放了。那些娃儿无不惊讶，不是说是“现行反革命”大案吗？要挨枪毙的么！怎么这样便宜就放了呢？惊讶之余，都露着笑脸轻轻摇摇手向我致意。当时，被抓进那个地方去的，有这么一句话：“风都吹得进来，雷都打不出去！”这么便宜就把我放了。他们当然惊讶。
我自然心中也不无诧异，我想我那篇“交待”材料，可能起了作用。杨青山到底是市检察长，属于还有理性的人。虽然被挤兑下来了，是非善恶还是有尺度的，理性还没有被埋葬。
“软”斗争的结果，我又一次争得了苟延残喘去谋求生存的权利！
回到家里，小门还锁着，后来才听说，即使这么一间房不像房屋不像屋、比贫民窟更贫民窟的8平方米小旮旯，在我被抓进去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革命群众”都认为我是“死定了”，再也不能回来的了，所以已经有不少的人觊觎于它。而且还向有关人员送去烟票、酒票之类，想把这小旮旯弄到手。只因房管局不同意，始未能易主。
艰难寒酸地又过了一个春节，从凉水井被放回来一晃两个月了，没有人来过问，没有人来管，被抄家拿走的全部物件中，最重要的是我的缝纫机，我还得依靠它谋求生存。我那块金表是革命生涯的纪念。还有那十几支枪。凭什么抓我？你们不找我，我得找你们。
我找得他们厌烦了，天天找，我要吃饭。找得他不得不把缝纫机发还给了我。那块表呢？上税了。我每个月都上过税的，仍说是偷税漏税得罚。用那块表抵税，就这样，那块表不明不白地被“吃”了。我还有那些书呢？那十几支枪呢？你有完没完？等待处理！你的问题还没完！其实，也就这么完了，不明不白把我抓了进去，又不明不白把我放了出来，还不明不白地把我那块金表“吃”了！

記憶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８日  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