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孜仁：高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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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很讲究戴帽子的。说到某人如何，总喜欢先说他的“穿戴”——这个“戴”就关乎帽子。“冠冕堂皇”，是说某人的富贵而且体面。“破帽遮颜”，当是很倒运了。遇了什么高兴事，同僚们扎着堆儿，最喜欢做的就是取下帽子来“弹冠相庆”。“沐猴而冠”是挖苦瘦猴儿般的家伙偏偏弄一顶帽子戴上装个人模人样。“冠切云之崔巍”：嶠然浊世，特立独行，那是很高的境界了。古代更有“冠礼”一说，人长到20岁，举行一个加冕仪式，表示已经成年，就像现在有些城市把年满18的年轻后生组织到烈士墓或者纪念碑前去宣一通誓，表示正式成为公民，可以办身份证可以理直气壮找工作可以去民事部门办结婚登记之类——总而言之，帽子对于国人命运至关重要。

后来不知从何时起，国人开始谈帽色变，避“帽子”如避瘟疫，却之不成，躲犹不及。“四人帮”刚垮台那会儿不是有个相声吗，说的就是江青开了个“帽子”公司，动辄就“右派”、就“特务”、就“叛徒”“反革命”什么的老给别人戴这样帽子那样帽子——当然不是物质的、用以御寒或装饰的帽子，而是抽象的、理论上的帽子：政治帽子。那时整个社会都非常政治化，八亿人第一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命运。一旦戴上“帽子”——那些帽子从来都没好名儿——打入另册，划归另类，那不仅自己，连九族也是要受株连的。

给人戴政治帽子当然不是自江青始。在中国，政治运动一经肇端而且源源不断，政治帽子就勃然大兴，而且名目越来越繁多，发放也越来越随意。从策略而言还讲究“帽子拿在手上”，想何时给你戴就何时给你戴，很有威慑力的——所有这些，到文化大革命算是臻于极致了。

和政治运动的荒唐同时臻于极致的，还包括政治运动行为方式的荒唐。荒唐之一还是帽风。其风之盛从这张批斗大会的照片可以略见一斑：此时受辱者已不光有“黑帮分子”一类政治帽子，而且实实在在都戴上了经过物化的“高帽子”。高帽一般均由白纸糊制而成，形如尖塔，高约一米

许至于几米。受辱者一揪上台就一大串，远远望去，尖帽如林，仿佛剑锋之直指长天，红卫兵一声断喝：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如林高帽又哗啦啦一齐倒向倾斜，有怒射天狼之概——场面蔚为壮观，颇多电影国师张艺谋镜头之风，很有视觉冲击力。

如此侮辱人格的“高帽”历史上源于何时何处？现已很难稽考。据说红卫兵们是从伟大领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儿学来——此话应当有理。20世纪20年代贫下中农闹革命，收拾土豪劣绅，就时兴戴高帽游乡。文革那会儿八亿人民“天天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批斗“牛鬼蛇神”，自然该遵循“最高指示”照葫芦画瓢，戴高帽，挂黑牌，并于大街小巷及校园游斗之。

高帽，开始是用字纸篓代用，蒙上白纸，上书被批者名曰：“XXX”（按：指身份，如黑帮、右派者流）+“XXX（按：指姓名）”，再在姓名上打上个一把大红“X”，以示其罪当诛。文化革命从文化部门及学校开始，就地取材，将加工过的字纸篓往受辱者头上一套，很是方便。“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这类概念本身含糊不清，所以批斗对象就很具有广泛性和延展性：教师、历史有问题者、右派……反正领导看不顺眼者，统统冠以高帽，押出辕门示众。

大规模高帽游街活动始于1966年8月下旬。该月18日，其时有称“红卫兵节”者，百万小将在天安门广场朝靓既毕，就开始去全中国大干了。笔者当时在重庆就学，蜀道艰难，信息不通，时风传来要比外地晚一些。据资料记载，重庆党政领导部署学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教职工“赤卫军”上街“破四旧”是从8月22日开始的。市委统一布置，公安机关配合，首先对一些“专政”对象进行抄家、封门、体罚、殴打，辅之以戴高帽、挂黑牌游街，以长革命志气，以灭敌人威风。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统计，此一浪潮，使重庆全市13160户“牛鬼蛇神”遭劫。抗战时期曾给予中共大力支持的“民主之家”特园主人、著名民主人士鲜英亦未能幸免，被市委内定为重点查抄对象之首，由市公安局和重庆大学赤卫军组成抄家队进驻，在园内挖地1尺进行全面查抄。曾留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袖的珍贵历史文物《签名轴》从此遗失，不知下落。接下来照例高帽黑牌游街不提。

问题是：当权者本想祸水他引，谁知运动一旦深入，自己也落入旧毂。原先被他们指挥得团团转的老百姓弄明白文革的重点原来是要收拾他们这帮党内“走资派”，马上“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那些当初被戴过高帽的、当过右派的，一旦杀起回马枪来，更是毫不手软，惨绝人寰。人的仇恨是最害怕折腾的，越折腾质越高而量亦越大，有点像自动控制理论里那个术语：“正反馈”。输出端的信号如果不加负向调节，直接反馈回输入端——如此反复，结果输出信号就越来越大，无法控制。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嚣叫”：唱卡拉OK时候你把话筒对着音箱，音箱出来的声音由话筒进入机器再次放大，再由音箱输出，又由话筒进去，再交机器放大……周而复始，音箱喇叭就发出“嚣叫”。

文革越发深入，革命的“嚣叫”就越发厉害，高帽水平当然越做越专业，尺寸也越做越高。走资派可恨如斯，批斗会的高帽就不仅高而且大了，大得常把脸面全掩了，这就须看黑牌上的名字方知道挨批者为谁。这张照片情况就如此。仔细观看这些黑牌，骇然第一的就是“黑帮分子刘文珍”，其余，任白戈、鲁大东、辛易之及廖苏华诸人名号只是依稀可辨。盛会时间不详。总该是“嚣叫”期间某次批斗会上所摄。

近日偶读重庆民间文革研究史家整理的《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见史中有云：“1967年1月29日，重庆造反派群众及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30多万人在市体育场举行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并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揪到会场以戴高帽、“喷气式”等武斗手段批斗，会后游街示众。并当众焚烧了刘少奇、邓小平像。”。笔者经过反复比照并加以排查，确认此照片所摄，应该是那一次了。

从已有的资料看，任白戈1906年生，1967年正好年过花甲；鲁大东1915年生，应为52岁；廖苏华最大，降诞年月暂不可查，但任白戈书记都管她叫大姐，再有，据《杨尚昆回忆录》载：1926年杨初到上海，“四川进步青年”廖苏华已先期在那儿从事革命活动了，年龄当不会比杨大许多，这样算来，那天挨斗，她是快奔70 的老太太了。

年深日久，笔者已想不起当时是否在场？有何感受？不过可以肯定，我如果当时在场，定然是麻木不仁而且定然是跟着众人三呼万岁的了。几十年弹指一挥，按古典小说叙述法：到如今“老身已三灾八难十病九痛”，以现在心情来看照片。设身处地为这些老人想，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将老头子老太太一律反剪双臂，以手压顶，让其做“牛不饮水强摁头”之状。很残酷的。

再看照片，重新回忆那段全民蒙难的历史，也好，说贱也好，说丑陋也好。反正都倒了霉，都不想受二茬罪，吃二遍苦，所以有了后来的毒誓：永远不再搞政治运动，有了几十年的安定与发展，而高帽子，终于被人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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