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文革鬥爭對象與受害者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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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對象，一是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此殃及大批黨政領導人；二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事實上擴展到知識分子。而文革前被打倒的地主、富農、反革命等「階級敵人」則是人數更多，遭遇更悲慘的受害者群體。


文革的主要目標是鬥垮走資派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點出了文革的目標是炮打中共位居第二的領導人劉少奇。八月八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共十六條，第一條就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目標被概括為「一鬥、二批、三改」。十六條同時明言：「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獻和實踐都說明：文革第一位的鬥爭目標是劉少奇為首的「司令部」和黨內走資派，是黨內鬥爭。在八月之前，中央文件，包括五一六《通知》對於文革目標的闡述都不甚明瞭。從中央到基層的領導人往往將文革當作思想文化界的階級鬥爭，以為主要鬥爭目標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及其代理人即文化教育界領導人，從而採取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以及一九六三至六六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方式。他們把文革的次要目標即文化教育界的鬥爭，當成了主要目標。
劉少奇、鄧小平被毛澤東批評之後，大多數地方和基層的領導人仍然沒有轉變慣性思維，對運動的領導仍然「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他們不能接受自己是運動的衝擊對象，不可能做到「引火燒身」。共產黨領導的運動怎麼能把矛頭指向黨的領導人，怎麼能讓那些黨組織不信任的人胡作非為？然而，這正是文革史無前例之處。
毛澤東自下而上發動群眾，鼓動運用大字報、紅衛兵、集會、遊行、出版報紙刊物等「大民主」方式開展運動。這個「大民主」意味着繞過黨的組織體系，削弱乃至癱瘓了共產黨的地方和基層組織。事實上，在群眾組織最活躍的時期，黨的基層組織陷於癱瘓；紅衛兵小報鋪天蓋地的時候，地方黨報黨刊或停刊，或進退失據。此外，依據毛澤東的部屬，軍隊領導幹部一般不在允許群眾衝擊之列。
以往的政治運動是通過黨的組織體系，按照先上級後下級，先黨內後黨外，先黨員後群眾的順序貫徹中央精神，黨委或工作組掌握主導權，決定群眾的政治命運。而文革強調自下而上，周恩來、江青、陳伯達等中央領導直接參加群眾大會，第一時間向群眾宣告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地方和基層領導人常常不是通過黨內文件，而是群眾的傳單小報得知中央意圖，因而不斷陷於被動。政治運動中對中央意圖的掌握至關重要，「落後就要挨打」。文革提供了群眾介入考察和評判幹部的權力。如果說，此前的運動是領導整群眾，那麼，文革就是群眾整領導，真的是「天下大亂」了。
毛澤東號召群眾造反，衝擊共產黨的領導幹部，揪出其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者，這就打破了反右派運動之後形成的群眾不敢冒犯領導的局面。然而，不論是領導人還是群眾都只能從毛澤東那裏得到授權，決不能自行其是，只能是「奉旨造反」。文革群眾運動的態勢，如同老謀深算的爺爺鼓動不知深淺的孫子造父親的反，父親懾於爺爺的威嚴不敢不從，卻算計着日後如何收拾孫子；一旦爺爺轉過臉去，孫子張狂的日子就到頭了。
文革激化了幹部與群眾的矛盾，使群眾造反行動帶上了幹群衝突的色彩，群眾對官僚的不滿得以發泄，也造成了衝擊面的嚴重擴大。但文革的目的畢竟不是反官僚更不是反對官僚制度，而是發動群眾參與黨內鬥爭。不論是毛澤東還是中央文件，從來沒有說過文革是反對官僚的革命。
文革對黨政領導幹部的打擊不可不謂嚴酷，據統計，文革十年間，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高達二百三十萬人，佔文革前夕全國一千二百萬幹部的百分之十九點二。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幹部有二萬九千八百八十五人，佔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十六點七。其中，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達百分之七十五。


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及知識分子
文革第二位的鬥爭目標是整肅文化教育界。文件稱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實際上不論「反動」與否，學術權威人人自危，知識分子在劫難逃。依靠農民革命奪得政權的共產黨，對於出身舊社會中等以上階級，受過較高層次教育，掌握文化科技的知識分子不信任，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始終處於緊張狀態。知識分子被列入統戰對象，即在敵我友的劃分之中，與民主人士、資本家、投誠國軍將領等一道歸於「友」，歸於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反右派運動都意在馴化知識分子。一九六二年之後，毛澤東多次嚴厲指責小說、戲劇、電影等文藝界狀況，文藝界隨之整風。接着，批判擴大到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知識分子被視為資產階級。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澤東更提出：「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文革是這一過程的繼續，並採取了暴烈的群眾鬥爭方式。
文化教育界是文革最早陷入劫難的領域。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專家、學者被打成反動權威，遭到批鬥、非人的虐待直至毆打。作家老舍和翻譯家傅雷被紅衛兵批鬥、毒打後自殺，是千千萬萬被害者中的典型案例。毛澤東支持未成年的青少年學生、紅衛兵投入運動，令校園首先成為「紅色恐怖」暴力橫行的煉獄。從城市到鄉鎮，眾多教師被學生和紅衛兵抄家、毒打，其中北京名校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毆打折磨致死，是最早的受難者案例之一。從一九六六年紅衛兵所謂「紅八月」暴力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之後的清理階級隊伍等一系列運動，知識分子都是主要受害者群體之一。文革後，《科技日報》曾披露：從文革開始到一九六八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一百七十一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一百三十一位先後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人達二百二十九名。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株連了十四個研究單位，一千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殘酷迫害的科技人員和幹部達六百零七人，活活打死兩人，六人被迫自殺。
由於中共取得政權之後，知識分子一直處於被改造、利用的地位，因而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在共產黨內很少阻力。一九六六年六月至七月中旬，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五十多天時間裏，經中央批准，文化教育界的一批領導人被停職，交給群眾揭發批判，例如：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同時，一些負責文教工作的省委領導人被省委和中央拋出來。在很多領導人看來，文化大革命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維護共產黨領導的需要，在這個問題上，他們與毛澤東近乎一致。
如果說，揪鬥黨內走資派的鬥爭是毛澤東凌駕於全黨之上，要強化其駕馭官僚的權力，是「毛天下」與「黨天下」之爭的話，那麼，批判學術權威和知識分子的鬥爭就是繼續多年來強化「黨天下」、打垮知識分子獨立精神的鬥爭。
時至文革，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的知識分子已如驚弓之鳥，難以堅持批判精神和思想自信，即使努力檢討自己，也難免被來勢洶洶的群眾運動吞噬。這一點，與那些並無非議毛澤東之心，卻被扣上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帽子的領導幹部頗有些相似。
新中國培養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文革初期還曾活躍一陣，但是一九六八年七月工人宣傳隊奉毛澤東之命進駐學校和研究機構之後，知識分子一概被指思想上屬於資產階級，遭批判，被搞臭。於是知識分子自嘲其淪落，成為位居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的「臭老九」。
中老年知識分子多來自舊社會的中上階級，與普通工人、農民缺少天然聯繫。因而強調工農地位是打壓知識分子，分化群眾的慣常手法。一九六八年八月，姚文元發表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高抬工人、打壓學生和知識分子，其與一九五七年六月《人民日報》號召反擊右派的社論《工人說話了》可謂異曲同工。


「黑六類」是最大的受害者群體
文革前，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已經被黨正式稱為「四類分子」，是階級敵人、專政對象。文革開始之後，普遍將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與前四類並列為「五類分子」。在一些場合，再擴大到資本家，就成了「六類分子」。
「黑五類」是文革之前就被打倒、被批判的階級敵人，資本家雖然沒有被打倒，但被劃歸剝削階級，地位岌岌可危。這幾類人員沒有被列入文革的目標，卻是受難最深重的群體。他們當中很多人沒有職工身份，甚至沒有公民權利，毫無保障地面對殘酷無情的暴力。文革初期有兩個死亡高潮，一個是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九月紅衛兵掀起的「紅八月」暴力肆虐時期，一個是一九六八年啟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期。這兩個時期的共同特點是清理的對象主要在黨外，「六類分子」首當其衝。
一九六六年八至九月，「紅八月」暴力最大的受害群體是「黑六類」。北京有十餘萬人，上海有近十萬人被趕回原籍，主要是這類市民以及他們未成年的子女。當時教師和文化界人士遭到暴力摧殘，但仍基本沒有離開工作單位，很少被驅逐回原籍。據官方當時統計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至三十一日北京市有九百零二人被打死，其中五類分子及其家屬七百一十三人，資本家及其家屬八十二人；有五百四十五人自殺身亡，其中五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四十六人，資本家及其家屬一百零五人。北京市大興縣慘案，從八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一日，三百二十五人被殺，基本是地主富農和他們的家人。一九六七年七月至十月的湖南道縣慘案和一九六八年八月之後廣西大屠殺，受害者都以「階級敵人」為主。
時至文革發生，「五類分子」是「死老虎」，是以往共產黨革命和政治運動打倒的人。不論是在黨內鬥爭立場如何，領導人在打倒「五類分子」的問題上沒有爭議。投入運動的群眾，不論是老紅衛兵、保守派還是造反派，打擊「五類分子」是共同的。沒有人願意在政治上為他們說話，相反，打擊這些人不會被追究，最「保險」。


普通民眾的「陽光燦爛」
文革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捲入億萬群眾，以青年學生、青年和部分中年知識分子或專業人員、工人以及貧下中農為主。他們不同程度參與或積極旁觀了鬥爭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階級敵人」的活動。他們中的大多數工農民眾，本人成份和家庭出身好或者至少沒有重大問題，沒有經受過政治迫害，沒有經歷過妻離子散、擔驚受怕的日子。他們在文革中也有不滿意的事情，例如：子女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被安置到艱苦邊遠的農村邊疆；多年不漲工資，城市食品和生活用品的長期短缺，但是這些不滿與政治迫害造成的痛苦不可同日而語。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表現了一些軍隊大院青少年的文革歲月。他們的家長外出支持左派，領導「鬥批改」，無暇管束孩子，學校又陷於癱瘓。所謂「陽光燦爛」是一種調侃，但也僅僅是指荒唐不羈而已。不難想像，在同一時段，同一城市，對諸多父母遭受迫害的同齡人，絕不是「陽光燦爛」而是風雨如磐、孤苦無助的日子。
文革具有反精英的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的特點。被害者要麼是紅色精英—「走資派」，要麼是知識精英—專家、學者、學術權威，而那些「黑六類」則多是舊時代的成功者：藍色精英—國民黨黨軍政官員、鄉間殷實人家地主富農、善於經營的資本家。精英是成功者，但意味着少數，文革受害者的人數不及「革命群眾」之眾。但是，對少數人的迫害絕談不上正義。


評價因境遇而異
文革結束，「走資派」重新掌權。他們否定文革，着重否定文革對黨政領導人和領導權的打擊。他們否定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把文革的罪責在上歸於林彪、江青集團，在下歸於造反派。一九八一年，鄧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反映了這個群體對文革的基本態度。
中共不能像蘇共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那樣徹底否定毛澤東。對於蘇共，否定了斯大林，還有黨的旗幟列寧；而毛澤東之於中共，則既是斯大林又是列寧，因而否定其晚年錯誤如同蘇共否定斯大林，維護其革命領袖的歷史地位如同蘇共維護列寧。說到底，文革是共產黨的錯誤，是短處，於是八十年代前期進行過幾年否定文革教育之後，當局就將文革題材遮蓋起來，成為出版的禁區和研究的半禁區。
知識分子也要否定文革，特別要否定文革對文化教育事業的破壞，以及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一句流行調侃語：「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反映了這種認識。文革後，知識分子期望深刻反思，推進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保障，防止悲劇重演。作家巴金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以警示後人，代表了知識分子的心願，但不被當局接受。
地主富農等「四類分子」在文革後獲得摘帽子的待遇，慶幸不再被當作階級敵人。右派分子獲得「改正」回歸知識分子隊伍。資本家重拾社會尊重。地主、富農、資本家逐漸老去，很少發聲。
政治和知識精英否定文革的聲音，在文革結束之後主導了社會輿論，那些不曾受到政治打壓但不滿生活長期貧困的大眾，也摒棄文革。然而，改革三十年之後，面對新的社會不公正、貪污腐敗、貧富差距懸殊，文革議題重新浮現。在那些不曾受到文革政治打擊，卻在改革之後承擔大部分成本的一般民眾當中，以美化文革來抨擊現實的思潮有些市場。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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