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以史为鉴谈文革 -----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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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谈文革
-----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综述

熊景明


八十年代，殃及几乎每个家庭的文革刚过去，邓小平复出，“四人帮”倒台，有点像抗战胜利，人们以为否极泰来，国家从此走向正路。国人上下一心，开启了改革时代。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民间用浩劫形容刚过去的动荡。为了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对错误发动文革的领导者毛泽东私下议论，却十分合作地没有去追究责任。今天被追忆为“黄金的八十年代”，在追求思想解放，个人不再受政府严重束缚的同时，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官民共同的思想基础便是对文革，对1949年以来制度和政策的反思，乃至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实践的反思。

当时没人料到，整个民族付出十年光阴，许多人付出生命换来的觉醒与共识，终结于八十年代末一次不幸的事件。文革结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谈文革在文革发生的土地上成为忌讳。今天的年轻人，是在折腾的年代之后长大的幸运儿，大多数对文革认识模糊，以为是一场走资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轻飘飘一词“前三十年”雾霾一般遮盖了中国人经历的一段惨痛历史。让我们做点什么，是多位中外文革研究者共同的想法，于是准备写一本通俗的文革读物，从不同的方面描述文革发生的事情，说明前因后果。以史为鉴，引起读者思考，希望动乱不再出现，寻求曾有过的朝野共识。

2017年1月8日，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及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以史为鉴论文革》研讨会，邀请该书的十多位作者报告各自章节的内容。正值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年度国际博士生研讨班，促成一次难得的交流。当天是星期日，主办方估计不会有多少人参加，结果祖尧堂座无虚席。讲者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每一场都很精彩。

第一位讲者，文革的资深研究者徐友渔教授单刀直入，点出文革发生的十四件大事，包括取消高考，大学停课十年；席卷全国的大批判，斗争会；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破四旧，立四新”带来的文化大破坏；“血统论”将1949年以来对因家庭出身被划为“贱民”群体的迫害推向高潮；文化专制，全国人只允许看八部样板戏；学生下乡，将一千八百万中学生赶到农村；武斗，军队管制等等。每个事件用图片说明。

数十年在美国教授物理学的丁抒，以文革及当代中国史研究为志业。他展现证据，说明文革初期受到最高领导人的鼓励，红卫兵打人，甚至打死人造成恐怖气氛，导致随之而来的，遍及城乡的“横扫一切旧习俗、旧文化”运动。标志“旧文化”的古建筑、坟墓、寺庙包括藏族地区的喇嘛寺被毁。扫荡公共建筑之后，进入家庭，开启抄家运动。文物，书籍，古画，当场焚烧；数万人在“破四旧”中被打死。丁抒列举的那些令人心疼的数字与事实来自公开出版物，包括上百部政府出版的地方志。

讲者宋永毅无疑是当今文革史料专家第一人。他对广西文革的研究基于他编撰的700万字广西文革史料电子版。在文革刚结束的八十年代初，彻底否定文革是党内一致的呼声。1983年广西组织了十万党政干部，花了四年多时间，调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关于广西文革时期，大规模枪杀无辜，人吃人，大规模性暴力等，有过传闻。情节太过血腥恐怖，听起来匪夷所思。宋永毅用官方编撰的史料证实这难以置信的事实。曾经有大约九至二十万人被折磨致死或直接被枪杀。他们因家庭出身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的人，包括他们的孩子，也包括因文革派系被扣上罪名的民众。种种酷刑，令人毛骨悚然。之前讨论书稿的工作坊上，我们建议他不要讲细讲。

周孜仁先生曾经是文革时期的风流人物，为重庆两大造反派之一，815派最重要的笔杆子。他说“今天我走上这个讲台，感觉像是作为一场审判的证人”。他生动地讲述了重庆武斗中，那些准备为了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牺牲性命的年轻人，在不同的兵器工厂和军队的支持下，彼此之间真枪实弹的“内战”。今天重庆沙坪坝文革死难者公墓的433座简陋的坟墓中，埋着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逝者，见证一段不应当被忘却的历史。他讲到自己作为一个求上进的好学生，如何被洗脑，对领袖宗教般的景仰，深信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理论，渴望成为拯救世界的天使。同样的信念，令他成为文革中魔鬼般蔑视生命的狂热分子。

斯坦福大学的魏昂德教授（Andrew Walder）的演讲从一个小故事开始。八十年代初他到中国做访问研究，人们争相对他讲述文革的疯狂与不幸。有人举起五个手指，摇动大拇指，笑道：“四人帮”。那是文革后人们心照不宣的一致看法。他的演讲指出文革发生的前提是领导层中一些人对毛的忠诚超过对党的忠诚。毛利用这些人以及妻子江青做出人事布局，控制宣传机器，借重林彪控制军队，最终摧毁党的组织体系。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毛的指挥部，暗中活动，动员群众造反，形成情报网络，但未能完全掌控局面。现在看到的文革研究，大部分都支撑这一判断，只不过无人像他这样直言皇帝没穿衣服。

非常之巧，就在会议召开前夕，三本关于文革的著作出版。杨继绳近90万字的巨制《天地翻覆》，力求全面还原十年文革真相；宋永毅主编的论文集《文革五十年》，及冯客（Frank Dikotter）的《文化大革命》中译本，可惜杨继绳未能到港参加会议。会上冯客教授概述书中对文革的梳理，同时让大家见识了这位杰出学者演讲家般的风采。来自美国的陈意新教授介绍了很少人研究过的文革中农村发生的事。农民没有在文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学大寨运动令农民苦不堪言，阶级斗争升温造成某些农村地区的集体屠杀。

南京大学的申晓云教授陈述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指出文革是最高领导者用枪杆子做后盾运动群众。研究上海文革的专家李逊讲述文革的关键事件，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委领导的“一月革命”，以及后面的内幕。著名的知青研究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et）介绍了知青运动的概况，探讨运动为何以失败告终。未能到会的丁东先生准备的讲题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思想者”，这一题目的缺失令文革时代颇为重要的一面未能对听众呈现。

秦晖指出，虽然彻底否定文革已经写进党的决议，后来却变成避而不谈，因而社会对文革的认识堕入误区。将文革定性为毛主席发动人民群众反对当权派的斗争之说，为不少人接受，在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群中尤为普遍，“拥毛反邓”是毛粉的普遍意识；另一种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认为他们安安稳稳当官的前17年是对的，文革是错的；也有少数民主派认为文革体现了民主，值得肯定；第四种文革叙事在文革学者中是主流，追溯到对49年后体制的的反省。秦晖的演讲潇洒自如，将严肃的话题挥洒得趣味横生。

会议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有位听众激动地站起来发表意见，挥拳高呼：文化大革命万岁！xxx万岁，万万岁！打倒xxx！等口号。愤怒与激情令他漠视会场秩序，造成几分钟混乱场面。我们之前曾建议讲者让听众对文革找到一点感觉，结果这位不请自来的长者做到了，令听众感受到一点点文革气氛，也呼应了秦晖指出的“拥毛反邓”的文革认识误区。

文革如火如荼的1967年，在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推动下，成立了校内第一所研究机构，中国文化研究所，秉承了传承并发扬中国文化的使命。数十年来，这座静静的四合院里，色彩斑斓的锦鲤优哉游哉；北望神州，几番风雨后，大国经济崛起，文化的崛起则任重道远。这次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研讨会，事先未曾刻意安排，却成为中国文化研究所五十周年纪念的开锣戏。莫非不是偶然？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前负责人）

2017-01-24 作者授权转发 黄勇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20/1252017528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