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如秋 曾希圣：在主席和人民之间艰难选择

yangharrylg

2017-01-30 17:39 来源：互联网

2011年春，夏如秋在安徽


曾希圣：在主席和人民之间艰难选择
——兼谈新中国首批封疆大臣心路历程


在合肥期间，与当地朋友谈及20世纪皖省历史，曾希圣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他主政安徽12年，给全省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他是毛泽东的敬仰者、崇拜者，最后迷信破灭，在主席与人民之间，选择了人民。几十年后，安徽人仍对其感情复杂、争议巨大，有痛恨，有同情，有理解，还有一丝尊敬。

一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时任解放军二野副参谋长的曾希圣，随刘邓大军回到安徽。同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皖北行政区，拟定彭涛任书记。彭涛说：“安徽情况我不熟。有多少山头，我怎么搞得了哇！还是曾希圣当合适，他情况熟，在皖中威望也高。”于是中央任命曾希圣为书记，黄岩、李世农为副书记。后来曾希圣发牢骚：“我连个区委书记也当不上，还是彭涛让给我的。”1952年1月，皖北和皖南两个行政区合并，恢复安徽省建制，曾希圣任省委第一书记和省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时曾希圣45岁，其任新中国首任安徽省党政一把手，在于他对安徽情况的熟悉，也在于他的革命资历和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国军崩溃，解放军战线向南向西迅速扩展，建立地方政权迫在眉睫。行政管理不是行军打仗，事关新生政权能否生存扎根，毛泽东亲自主管各地封疆大臣的任命。他老人家既要照顾历史上形成的各个山头以论功行赏，又要考虑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以担当重任，更要确保未来的地方大员对党中央、特别是对自己能够忠心耿耿，为此颇费了一番心思。
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制定过封疆大臣的任命标准。既然毛泽东重视这项工作，别人自然不能插手，顶多有一些个别的建议而已，最后的任命完全由他说了算。毛泽东虽然力求公平、公正，但最后结果或多或少仍然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
新中国第一任封疆大臣（省、市、自治区委书记和来自中共的行政首长）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从部队渊源来看，红一方面军尤其是红一军团背景的人多，其他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背景的人少；与此相关联，八路军背景的人多，新四军背景的人少。二、从文化程度来看，读过几年私塾，或者小学、初中、中专的人多，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人少；与此相关联，从事白区党的地下工作的人少。三、从地域分布来看，湖南籍的人多，其他各地的人少。
曾希圣具备以上毛泽东欣赏的所有三个条件。他是湖南兴宁县（现资兴市）人，其兄曾中生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也是张国焘的坚决反对者，后为张国焘所杀。曾希圣本人大革命失败后入党，长期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为红一方面军破译了敌军来往的大量电报。毛泽东曾经称赞他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抗战爆发后，他从延安到重庆，再到安徽，同时具有八路军和新四军双重背景。年轻时就读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学生时代听过毛泽东的演讲。在缺少文化的中共军队，他的中专学历，也称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他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虽然赶不上舒同，但在军内外也是有口皆碑的。
还有两点也很重要。周恩来与曾中生有深厚的个人友情，周恩来痛惜曾中生之死，对好友的弟弟曾希圣格外怜爱。1940年，周恩来执手将曾希圣交待给叶挺，其情切切，其盼殷殷。曾希圣到新四军军部后，项英没有给这个“外来人”安排实职，他只好渡江北上。不久发生皖南事变，曾希圣在江北无为县负责接应军部突围部队，临危受命组建新四军第7师。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7师所在的皖江抗日根据地由不到2000人的零散武装，发展成3万人的正规部队，曾希圣功不可没。曾希圣的7师富甲全军，自给有余，还大量上缴，仅1942年就上交军部749万元。其创收有方和大公无私，备受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称赞。曾希圣以其突出的才能，先后获得了当时中共三巨头的好感，这种情况在全党、全军并不多见。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对自己任命的封疆大臣很满意，他不允许别人对此有任何质疑。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是年仅37岁的张玺，省主席是43岁的吴芝圃。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1933年任红军军政委，1939年任新四军四支队政委的戴季英，只担任了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就资历而言，戴在张、吴之上。就能力而言，戴不在张、吴之下。为此戴季英不服，常发牢骚，后来上书毛泽东，对河南人事安排提出异议。戴的做法，有点批评毛泽东不能“知人善任”的意思。毛泽东异常震怒，斥责其犯有“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1952年2月，河南省委按照毛泽东指示，将戴开除出党。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以警示全党高级干部，不要在地位和职务上说三道四。直至1984年，中共中央才为戴季英平反，恢复其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
毛泽东代表中央，不仅给了各位封疆大臣官职，而且帮助他们说服反对者，剪除异己，树立威信。现在轮到他们安排和任命下一级官员了。

二

1958年9月，曾希圣陪同毛泽东乘敞篷汽车在合肥市长江路接见20万群众。毛泽东如此“赏光”，在其外出视察时仅此一次。这一年，曾希圣风光无限、激情澎湃。

与中国专制社会皇帝一竿子过问到底，直接任命府、县官员不同，毛泽东只任命省（市）一级的封疆大臣，对于地（市、州）、县一级官员的任命一般不干预。这既与毛泽东时间、精力不够有关，更与中国革命以信仰和思想为纽带，遍地开花、由点到面星火燎原的特点有关。在信仰共产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前提下，中央让出了这部分权力，并将其赋予封疆大臣。毕竟在艰苦卓绝的革命过程中，流血牺牲者众，而直接、间接支持过革命的人也多，有些情况中央未必完全掌握。充分考虑和照顾这些因素，也在情理之中。
各位封疆大臣对此是满意的，甚至是感激的。他们积极搭建地（市）级领导班子，然后一级任命一级，建立起县、乡基层政权。在各地、各级政府中，安排了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地方知名贤达和国民党起义官员，但在更具实权的党委系统，则是中共军队出身的干部一统天下。各地中共干部任命时，往往对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给予特别关照，将他们安排在要害岗位，并称这些职务都是“人民给的”。由鲜血建立起来的袍泽之谊和人身依附关系，毛泽东和党中央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理解、体谅。
对权力的追求和分配，国共两党一样，更多接受中国专制政治传统的影响。从历史角度来评价这种任命方式，有利有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经济政策基本正确时，可以做到一呼百应，众志成诚，更多表现出利大于弊，即所谓制度的优越性。后来出现偏差，就带来全局性灾难。故从长期来看，实在是弊大于利。这种干部任命制度，还使得上级在下级面前，总是具有给予者的绝对权威和心理优势。下级要寻求升迁，不能“竞争上岗”或“毛遂自荐”，便有可能养成一味媚上、弄虚作假的恶俗风气。所谓腐败中之最腐败者，容易在此找到生存空间。
不可否认，共和国初期的干部队伍是比较廉洁的。没有兵匪侵袭，没有战乱伤害；军人地位崇高，农民分得土地，工人收入有了保障，知识分子感到国家统一、生活稳定带来的自豪，长期游走于穷乡僻壤、对革命做出贡献的各级干部有了权力……整个社会弥漫着朝气蓬勃的乐观氛围。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各级干部，不管来自哪个山头和派系，对毛泽东的尊敬发自内心。有一次，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接着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对毛泽东的崇拜、迷信和盲从，成为中共建政之初各级官员的普遍心态和基本特点，就连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也不例外。正是依靠这种忠诚、信任，中共在赢得政权后推行一系列重大举措时，都能够做到政令畅通。从清匪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改造、反右运动一路过来，乘风破浪，“凯歌”高奏。而由政经体制、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等方面产生的问题，则被严重忽略，以致积重难返，终于酿成大祸。正是有了历史上罕见的政令畅通，毛泽东才信心百倍提出“赶英超美”目标，这便有了“大跃进”和由此带来的大饥荒。
曾希圣和所有高干一样紧跟毛泽东，甚至跟得更紧，忠实执行毛泽东的若干重大决策。他兼具文人学士的浪漫夸张和情报人员的细致严谨，主政安徽12年，经历了从豪气冲天到冷静思考、从盲目崇拜到理性觉醒的心路历程。
治皖之初，他说服中央，修建了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等5座大型水库和淠史杭水利工程，极大缓解了淮河水害。反右时，将3万多人划为右派，还将不同意打击面过宽的省委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等一批党内高干也打成右派，右派的比例和级别在全国名列前茅。1958年大跃进号角吹响后，他以“端起巢湖当水瓢”的英雄气慨，滥用民力，致使全省“五风”盛行。7月，全省办起9万多个公共食堂。8月，组织240万人大炼钢铁、10万人进山砍伐森林，还提出了各种不切实际的跃进高指标。后来全省饿死5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16%。绝对数字不及饿死800万人的四川，但死人的比例超过四川，在全国名列第一。对此，曾希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尤其受人指责的是，粮荒露出苗头后，他批评如实汇报情况的省委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你不要汇报了。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有点右，要注意。”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是安徽无为人，将家乡饥荒情况反映给曾希圣，他也认为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置之不理。庐山会议上，曾希圣积极参加对彭德怀的围攻，派人将在实际工作中纠左的张恺帆的言行写成材料，连夜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刻在材料上批示：“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毛泽东要求对张恺帆等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但会后曾希圣回到合肥，将张恺帆等人打成“反党联盟”。一批张恺帆的支持者，在“反右倾”斗争中纷纷落马。他的这些行为，对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反右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曾希圣何以至此？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除了本人性格的因素，除了体制养成的一言堂作风，还有没有现实功利目的？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范文澜曾经说过，“大跃进”中跟风最紧的地方，饿死的人最多。那么哪些地方跟得最紧？为什么要跟这么紧？这又必须谈到官员的任命方式。
领导干部自上而下逐级任命的政治制度，最容易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决定干部好坏的标准由上级掌握，地方干部只需要对上级负责，不需要对下级负责。下级官员只有与上级搞好关系，才能留下好印象保住官位，进而得到升迁。由此派生出第二个问题，下级官员必须花费精力研究揣摩，以弄清把握自己命运的上级的真实意图，然后评估利弊，确定自己的进退取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实际是这种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党性与人民性一旦发生冲突，人民性基本没有取胜的可能。
在“大跃进”中，这两个问题得到充分体现。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反对虚假浮夸，遭到紧跟毛泽东的省长吴芝圃攻击。1958年春吴芝圃斗垮潘复生，当上了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大兴人民公社，吴芝圃立刻写作《论人民公社》，论证公社化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一次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随后他又出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同样充满阿谀奉承之词。他直截了当地拍马屁，没有任何技巧，比柯庆施差多了。后来河南省饿死200多万人。
各地封疆大臣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自然八面威风，但上调进京、入阁拜相，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新中国成立前后，出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和维护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正职分别由毛泽东、周恩来担任，对此党内外均无异议，副主席和副总理，党外人士占了一半。在绝大多数党内高干看来，打天下理应坐天下，大量高位给了“外人”，使他们只能继续待在军队或留在地方，对此感情上难以接受。党的主席不能无视这种情绪。1952年大区撤销，各大区主要领导如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等进京任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党外人士，全部由副主席、副总理改任副委员长。国务院将副总理职数从4个增加到12个，全部由中共要员担任，仍感僧多粥少。
迫不得已时，赶上军队正规化建设，于1955年实行军衔制，这才对出生入死的军人进行大面积安抚。这次评衔，尽管中央非常慎重，仍不能做到完全满意。姿态高的让衔，想不开的哭衔，毛泽东戏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毕竟元帅等于政治局委员，大将等于副总理，上将等于中央秘书长……一一对应，等级森严，不同级别享受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名和利，任何时代对任何人都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战争年代，中共干部不管武将还是文官都穿军装。为减少授衔范围，当时在中央和地方担任党、政实职的，一律不授衔。各地封疆大臣如陶铸、曾希圣、李井泉、林铁、江渭清、舒同等，与军衔无缘。
从1952年大区撤销到1956年中共“八大”，新中国第一批封疆大臣中，陆续有人调入北京，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新四军背景的有：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1952年入京，先后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授大将衔，并在“八大”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1954年9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1954年9月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1954年12月入京，先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八大”上当选书记处书记，接替邓子恢分管农业……1958年5月，第一任江苏省委书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同时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出自新四军系统的第一任封疆大臣都提拔了。曾希圣原地踏步，似乎仕途不畅。
此间也有一些平级调入北京担任部长的，如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任建工部长，河南省委书记张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58年前后，中央多数领导年龄在60岁左右，地方官员的晋升之路似乎越来越窄，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从地方晋升入京者极少。50年代担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在分析陶铸主政广东期间紧跟毛泽东的心态时，就估计陶铸有进一步升迁的想法。如果以此推测曾希圣，能否得出同样的结论呢？同样在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李井泉、舒同、吴芝圃等人在“大跃进”期间的紧跟，也不排除他们渴望拥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像商人希望赚更多的钱、企业家希望办更多的厂、学者希望多出几部专著、运动员希望多拿几块金牌一样，政治家想当更大的官，也无可厚非。鉴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基本可以肯定，他们有对领袖的迷信，也有对更大权力的渴望，两者紧紧地纠缠在一起。
庐山会议后，安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1959年10月底，曾希圣感到累了，肠胃也不舒服，便扔下全省人民在饥饿中继续“跃进”，自己带着妻子、儿女乘专机到广州、海南等地疗养。接连几个月，他和家人尽情享受“人民”给他的待遇。1960年3月底，他才回到合肥。

四

曾希圣与夫人余叔感情甚笃，育有5个子女。因曾希圣给皖省造成巨大灾难，被当地人称为“曾胖子”，夫人更被称为“余妖精”。

此间的1960年春节，曾希圣回到阔别36年的老家，算是衣锦还乡。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过去郁郁葱葱、如今一片荒芜的田园，和乡亲们伸过来的一张张没有血色、面黄肌瘦的苦脸。
叔父曾经俗告诉他：“人民公社后，社员白天干活磨洋工、晚上打着灯笼开夜工，人累死了，还吃不饱饭。”村支书熊超芝叹息道：“现在说假话成风，这是潮流啊！”父老乡亲生活的困苦和精神的麻木，给曾希圣强烈震动。曾希圣的回乡，比刘少奇的回乡早15个月，这使他成为陶铸之后觉醒较早的高级干部。他被扭曲的“党性”，终于让位于人民性，其纠“左”的速度和深度大大超过陶铸——正因如此，他也比陶铸提早迎来了晚年悲剧。
回到合肥，全省饥荒蔓延、饿殍满地、人口外流严重的消息不断传来，超过了他的预计。他奔波于各地紧急扑火，但火越烧越大。长期积累的问题，岂能一时解决？体制造成的问题，岂能擅自解决？1960年9月，中央决定恢复大区分局，曾希圣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二书记，同时接替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以大区第二书记，同时兼任两个省的第一书记，这在新中国绝无仅有。但当时危机四伏，这种信任，更多地意味着责任和风险。
这一时期，曾希圣以军人的雷厉风行、情报人员的务实精细，下令两省基建工程下马，做好退赔工作，解散公共食堂。他提出责任田的设想，要求安徽省长黄岩、副省长桂林栖在偏僻山区搞试点。情况越来越严重，他感到力不从心，请求不再担任山东的职务，回到安徽，与人民同甘共苦。
山东的工作、生活条件以及政治地位，比安徽要好，他如果请求留山东也顺理成章。他重回安徽，是勇于担当纠正自己造成的“烂摊子”？还是为了捂住盖子使严重问题不被发现？
曾希圣乘火车回安徽。望着窗外寒风中一片荒芜的田野，他几小时不说一句话，独自深思。车到蚌埠，他立刻主持地、市委书记会议，全力布置调粮救灾，不准再死人。会议上，得知宿县一个名叫刘庆兰的老人，1959年经公社同意上山开荒16亩，第二年收获3300斤粮食，除自用外，还上缴公社1800斤粮食和60元现金，曾希圣很兴奋，肯定老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他提出将工业上每人负责一台机床的责任制，移植到农业，每家负责一块土地。他说：“工业上不是单干，农业上这么做，单干、复辟、倒退的帽子也不能扣到我们的头上。”回到合肥，他找来苏联集体农庄的材料和过去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又召集几位农民劳动模范座谈，一致认为这个办法没有改变所有制，能增强社员责任心，粮食肯定能够增产。
3月15日，中央在广州开会，讨论由陶铸、赵紫阳主持设计，由毛泽东修改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第一天，曾希圣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安徽准备推行“责任田”的想法，得到毛同意。曾希圣立刻电告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当晚，省委将实行责任田的电报发给各地。过了几天，毛泽东口气略有变化，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试验。”但农民尝到责任田甜头后，根本无法阻止。陶铸当时评价说，曾希圣在冒险。到年底，安徽全省90%以上的地方实行了责任田，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40%。
以省委、省政府名义推行责任田，全国只有安徽，全省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但全省饿死人的情况极为严重，各地不断有人写信向中央告状，曾希圣在坚决推行责任田同时，下令武力封锁消息。
1961年12月，毛泽东把曾希圣召到无锡，告诉他：“生产恢复了，是否还要搞责任田？是否把这个办法变回来？”曾希圣请求道：“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曾希圣极不甘心，回到合肥后，仍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1962年农村继续推行“责任田”。
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即刘少奇作口头报告，指出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1962年1月27日，曾希圣指示将省委文件下发各地。这个时间耐人寻味！可以理解为，刘少奇的讲话，使曾希圣获得了巨大的鼓舞。
3天后风云突变，刘少奇亲自到安徽组“揭盖子”，曾希圣对饿死人和封锁邮路承担了责任，但对推行“责任田”拒不认错，这在当时需要巨大勇气。2月8日晚，毛泽东带着几百部各类图书，乘专列南下。第二天，刘少奇指责曾希圣“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同时宣布中央决定，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免职的原因，究竟是因为大面积饿死人，还是因为推行“责任田”，没有说清楚。
继任的李葆华主政安徽，黄岩立刻与曾希圣划清界限，得以留任省长。桂林栖及一些7师的老部下拒绝揭批曾希圣，遭到贬谪。闲居上海的曾希圣对此深感不安，但无可奈何。李葆华作风稳健，对“责任田”没有一刀切，主要采取说服方法改过来。与此同时，他积极为李世农和张恺帆等一批打成右派、右倾的同志平反，又获得广泛支持。几年后，安徽省委几个负责人到北京拜见曾希圣，他拒绝与李葆华握手，却与张恺帆热情寒喧。这是否表明，他对李葆华的不满，主要是李改正了他非常看重的责任田？
曾希圣对改正“责任田”的抗旨不遵和拒不认错，是他觉醒后的思想超越，表明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开始与毛泽东分道扬镳。他以郁郁而死的沉重代价，弥补自己在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中的过失。他和他激烈批判过的彭德怀一样，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

五

事情还没完。曾希圣在安徽推行的责任田改革，受到农民欢迎，也引起党内一些务实领导的重视。邓子恢先后两次派人到安徽调查，结论持肯定态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对此看法也基本一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向毛泽东表明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1962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邓子恢再次面见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引起毛的愤怒。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对邓子恢的主张过于放任，刘少奇第一次正面表明他不同意毛泽东的指责，毛刘分歧继七千人大会后进一步明显。
由此分析，将曾希圣免职，主要是毛的意思，而刘只不过忠实执行而已。刘少奇对包产到户和责任田，内心是赞同的，但他很可能为1月27日口头讲话的过于激烈、尖锐而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处理曾希圣与毛保持一致，以此缓和与毛的关系。由此判断，从1月27日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到30日对曾希圣下手的这几天，刘少奇一定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然而，毛并未因此原谅刘少奇。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引起与会官员强烈共鸣。彭真在会上关于“毛主席哪怕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都将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后果”的发言，也让毛泽东大感意外。他怀疑会上刘少奇、彭真等人别有用心？联想到曾希圣的“觉醒”和“不听话”，他怀疑自己亲自任命的封疆大臣，都成了刘少奇的支持者。从此以后，毛泽东的一切心思，就是计算如何将刘少奇及其支持者搞下台。毛泽东清楚，新中国成立初期省、地、县各级领导对他都是迷信的，现在他发现，经历“大跃进”、大饥荒后不再迷信了。于是他寄希望于“人民群众”，大搞个人崇拜和愚民政策，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先处理曾希圣出一口小气，再收拾刘及其支持者，才能出一口大气。
20世纪50年代紧跟主席的封疆大臣，大多命运不佳。吴芝圃继舒同之后被免职，他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他多次忏悔：“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孤独地死于广州。过度外调粮食使四川死人最多，李井泉在七千人大会上痛哭流涕反复检讨，经多位重量级人物力保才艰难过关。“文化大革命”中，他遭遇也最为悲惨，弄得家破人亡。他对四川人民的伤害，超过曾希圣之于安徽、舒同之于山东、吴芝圃之于河南、陶铸之于广东……他应对粮食危机的一个创举，便是宣布四川粮票作废，致使数百万城镇居民少了口粮，也不能支持远在乡下的亲属。他知道四川人恨他，仍然在“文化大革命”后三次返回四川，佝偻着身子，向见到的人表示歉意。这些曾经的封疆大臣清楚，自己虽然有错，但主要是代人受过，只是不说出来罢了。
另一位紧跟领袖的陶铸，其迷信也深，觉悟也早。1959年5月，他就在汕头开始制止“五风”，加之历来亲民，重视知识，在广东颇有政声。他小心翼翼在毛允许的范围内纠偏，主持设计的《人民公社六十条》深得毛泽东好评，并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施。
必须看到，全国上下、全党上下都在反思“大跃进”，但深度大不一样。陶铸主持设计的“六十条”，是在人民公社体制内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曾希圣在1961年7月石关会议上针对“大跃进”宏观失误作出的14条总结，无论认识深度或理论高度，都超过“六十条”。而陕西农民思想家杨伟名的《一叶知秋》，对形势的判断更符合实际，开出的“处方”也更具操作性，同时将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考察，涉及耕作制度，产品流通，农村消费市场、生产关系调整等各方面，思想深刻。从中央到省，到基层，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分析，地位越低，水平越高，也更有胆量。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一叶知秋》时，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等在内的所有中共要员，都保持沉默。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邓小平农村改革的思路和政策，都可以从《一叶知秋》中找到出处。
陶铸在“文化大革命”初，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坚守了从政和做人双重的道德底线，从而触怒毛泽东，被列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遭到比刘邓更为猛烈的打击。
1969年，陶铸在身患绝症时被迫骨肉分离，被羁押于合肥一个偏僻的所在。43天后，他无限伤感地离开人世。临死前，他对曾经的同僚曾希圣、对永远忠诚的毛泽东，有过怎样的重新认识，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刚正的品质和悲惨的命运，引人深思，催人泪下。他的独生女儿陶斯亮在他死后9年，写出《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打动了全体国民的心。2012年陶斯亮回忆，1976年周恩来去世，她的母亲曾志——一个大革命时代加入中共、井冈山时代追随毛泽东的坚强女性——泪如雨下。几个月后毛泽东去世，她母亲没有一滴眼泪。这个革命的幸存者，似乎早已完成了对毛泽东的历史定位。
其实，那些经历了崇拜、迷信、怀疑、觉醒的共和国第一代封疆大臣和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他们的心路历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六

曾希圣写的信件

1978年7月，曾希圣去世整整10年后，他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规格不低。李井泉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卓琳夫妇等参加。当年年底，安徽凤阳18个农民按下手印，对土地实行分户经营，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从此拉开帷幕。从50年代浙江永嘉的包产到户，60年代安徽的责任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围绕如何进行农业生产这个简单的常识性问题，全党反复折腾，尸横遍野，血沃中华。
70年代末，邓小平开始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大大小小的讨论会上，参与者经常为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发生激烈争执。一些革命年代九死一生、毛泽东时代家破人亡的老干部，其中不乏当初的封疆大臣，发言之激烈，反思之深刻，提出的问题之一针见血，以至于无法形成共识。最后经中央做工作，由新中国第一任湖南省委书记、因庐山会议支持彭德怀观点而受到残酷迫害的黄克诚出面讲话。这位双目失明的老者言辞恳切，希望人们超越个人得失，全面、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最终才勉强形成了《决议》。
《决议》是一个高明、智慧的政治文献，虽然没有完全反映当时的认识水平，却非常适合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一些负面作用，有进步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决议》存在的缺点日益突显，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历史定论！它对历史研究，更不具有约束力！
（编辑：西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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