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专家徐海亮对戚本禹回忆录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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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的左派和右派，应该看重戚本禹的这种气节，哪怕你认为它错了。真正的共产党太需要有忠实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气节了。
　　文革史专家徐海亮对戚本禹回忆录的一些看法
张老师：
　　近好!听你说武汉一些研讨文革史的朋友聚谈《戚本禹回忆录》，我如果在武汉会欣然参加你们座谈的。水院校友聚会，没有时间专门谈戚书的事。
　　我的看法这样：
　　可能武汉最先掀起读戚书热潮，5月份就有数人搞到戚书(听说还有电子版)，复印、打印数十、上百本，且传到外地。有人一再要座谈读书心得。其实在五一节后，一本本戚书也陆续过海关带回北京，可能是在港开文革研讨会的左翼人士带的，也很快在知识界研究者和体制内(中央文献办公室、党史研究室等)传开。5、6月，在一些微信群中议论文革史的人，开始热议戚赶在5月16日前出版的书，争论书中史料与史观的是非曲直。
　　在好几年前，听北京地院的孟繁华夫妇说，参加了戚本禹的口述记录和整理工作，组织者是现在出书的老板敖本立，有都江堰特钟爱阅读和传播史书，具小旋风气度的彭伟会长，热诚赞助和支持。电子刊物“记忆”的编辑小戴(戴煌的女儿)，也一度到海南参加录音，准备投入整理文字工作。我急于“先睹为快”，想知道我们尚不清楚的许多文革内幕和史实，但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前些年数次去复旦作专业讲座，在沪见到戚本人，才知道还有几个有左翼倾向的(沪、京)中青年，围绕在戚的左右，对话，帮他录音，记录。其间，武汉的小田、马社香也去过上海接触和采访了戚本禹，但最后没能参与戚回忆的记录与整理。戚也答应文稿整理出来，会让众多关心者早日读到，提出意见。体制内也很注意戚的这事，据悉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滕文生(后为文献办主任)，也委托闫长贵专门去上海见戚本禹，我想至少是当年与戚本禹非常熟悉了解，又在体制内的领导个人，需要戚留下对党史和文革研究有价值的材料。可能组织上有这个需要吧，通过藤来尝试。戚曾担心当局不让他在海外出书，但据接近他的人说，也只是有人可能受有关方面之托，委婉劝阻或希望他与组织配合，毕竟他在中南海秘书局工作多年，文革初期又在那个特殊位置上。从滕文生要找戚本禹看，说明当局并未刻意阻止戚写回忆录。而出版人敖本立连年接待戚在南方过冬，旅游故地，组织回忆，上海有人在整理成文字，当局自然是知晓的，但没有逾越现行法律和出版规矩，专门限制敖和戚的行动。
　　今年元月，我在顺德看完岑执笔的院史终稿，敖本立邀我去深圳，我草草读完戚稿清样中文革部分，敖又带我去面见戚，让戚听取我的意见。戚在病中，说去医院检查了身体后，春节前去海南，让老孟和一些知情者帮他考据、琢磨、修改。戚又说春暖后在深圳或北京找有关人讨论书稿。如果这些打算能够实现，我觉得这书可以再完善些，减少一些遗憾。这本来是中央文献或党史研究室的审稿功夫活，结果民间来帮忙，自然有一定的不足。
　　二月，查出戚患绝症，敖送他回上海住院。到三月中旬末，听说敖再去上海，和戚谈定出版事宜，旋即将戚意修改的终稿清样于下旬初带到北京，据说敖与戚商定，到北京请我和范世涛最后看一遍(我当时不知道戚还有让汪晖与肖木和阳和平看清样的意思，也不知他们看了没有)。敖大概处于商业运作考虑，让我们封闭在南郊一酒店，并嘱咐为防止什么意外，暂不能向外透露消息。范系吴敬琏的研究生，也是自由派学者几个涉文革微信群的群主，收藏并钻研文革的第一手资料，自称是右派，我看算个考据癖;敖在深圳曾带他去拜访戚，他告诉戚自己是右派，但戚对他印象不错。戚去世后，范写有《卷入运动中的人》，谈了他对戚的很客观的观感，记得发在群里了。戚去世那一天，我在科隆大学参加地方文革研讨会，参会的中国人多有高校自由派学者，大家从通讯中得知这个消息，议论了一下。
　　3月22、23日，我和范没带参考资料，用两天半时间匆匆浏览戚稿一遍，也讨论到好些问题，凭印象提出修改意见，到此时，也只能做些文字(错别字和人名、职务)上的技术性订正了。但范对北京“红八月”问题那一段做了认真的补充意见和修改。现在看，类似的这些小毛刺(文科大佬说是“硬伤”)问题还有一些，已经有人罗列出来。
　　敖说戚住上海医院时，有关方面曾劝他不要在海外出版回忆录，这样组织上可以保证他得到相应的医疗条件。我对敖说，当局到今天也没有阻拦你的工作，说明也没有真正要阻止戚书在港出版的意思。但我们都觉得全书好像没有写完，头大尾小，突然完了，问是否上海那边还有未确定的稿段?敖说戚本来还有打算想让汪晖、朱永嘉一起研讨个对文革历史和理论的概括部分，因病危已不能实现。记得见戚时，他也说过，要给汪晖阅后修改定稿，我说汪好像不做文革史学研究，戚说“汪晖很有思想的”。6月，我专门问汪他知晓的过程，汪说确实他去上海时，戚谈到这个打算，但没有做到。我也专门问了复旦老师朱永嘉对戚书的看法，朱也说30号他和汪去看戚，想讨论戚的想法，作为全书的结尾，但戚的舌头都有些大了，自然没有实现，是个憾事。听说戚去世后，上海当局阻劝了当地一些与戚有私交的人(文革骨干)参加戚家人的悼念活动，说明还是不想让悼念活动搞大，今年敏感嘛。
　　另有几个具体看法，与你交流一下：
　　1.我觉得《戚本禹回忆录》是今年在海外出版的最有份量的涉及文革前史与文革正史的个人回忆录。(今年内地出版的文革研究的严肃性著作只有一本：陈东林主编的《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四川人民社)校友在广东聚会时，你要我讲点今年文革研究动态，我本来就想谈谈涉及这本书的事。
　　2.因为两次看戚稿清样，敖老板嘱咐我写点读书心得，随后我又较早地得到了正版新书。我认为戚本禹的回忆中，涉及到他个人亲身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接触的人物部分，回忆的主线条还是清晰的，写的较为流畅，能把读者带回历史的现场，主要的大事串起来了，有些我们不清楚内情，有重要的参考和线索作用。这半年与一些严肃的学者讨论，他们针对社会上的批判与反驳之声，觉得基本上还是可信的，不存在所谓毫无价值。我和个别议论者有个印象很深，感到戚本禹是个非常典型的、我们传统认识中——有反骨的“右派”，他属于红墙里的“异类”;他带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和自由主义理想，和我们传统的党政体制中的官僚化趋向，乃至一些具体工作方法，几乎格格不入。文革前的那些发生在中南海的冲突和方法上的距离就不用再说了，如果不搞文革，他迟早会被打成“反党分子”赶出中南海，文革继续下去，即便他还在小组里，他也迟早会被从精神早已高度紧张的文革小组被“端”出去的。大家都没太注意全书的代序和第一、第二部分，那是文革篇的终局与铺垫。特别那代序，是他这个诚信共产主义的悲剧性理想者，在秦城迎接“两案”审判和住进秦城时分的深沉体验，我初次阅读时，顿有一种异常寒凉的恐惧感，难道这是我们崇尚的无产阶级专政吗?但有很熟悉戚的某造反头头私下对我讲：代序是不是深含着“戚本禹的极阴暗心理”?我不懂得戚出狱后研究的那些国学，但觉得他又引用《周易》的“潜龙勿用”啦，又去抒发他从毛泽东谈宇宙和微观粒子那里感知的自然哲理啦，大概是表示对所谓“无产阶级审判”的极端藐视、反抗和无畏吧，来日方长吧?类似李卜克内西狱中诗《信念》吧。这就是针对吞噬了自己儿子的这个专政，其铮铮反骨所在了。认识我们体制中出现他这样的高踞庙堂(或江湖)的典型异类，而且是毛泽东主席一度欣赏的典型异类，既是史学，也更是政治学或人类学的需要吧?
　　3.但是我对涉及中央高层的内容，毕竟很不熟悉，老实说，我是戚书已出版后，才坐下来将一些重大事情和史实，认真对照，重新找一个个当事人和研究者询问，在做考证。最近“红色中国”在网上发布的我的涉及“720”和大转折的东西，是我这半年重新考证，发到几个严肃的群里供微友讨论修改的文稿，编辑者在微信里下载重新编辑的(据说在海外?)，连那张在黄河上游的照片，我自己也没有。你看，仅仅是较为熟悉的有关武汉的部分，我也花了半年时间。7、8、9三个月，几乎是每个研究者都有兴趣的，而非你们武汉人。除那两篇需要重新考证外，几乎每件大事都需要重新看资料，问人，思考。元月在深圳看清样，戚说北京“红八月”后面，可能首都工作组有什么联系，且与万里有关。我没想到事情会如此，但也可以理解。到戚住处，除了讲武汉事件外，就问：那是真的吗?他说66年8月23、24号北京出现系列异常的打人、打死人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后，中央文革当时就感到有问题，做了调查，26号就写出报告，毛主席28号就批复了!效率很高啊。戚说当时就调查找了市公安局，他出狱后，到北京还找到一些知道实情的干部，询问这个问题。我对那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发生的事情没有研究，想不到是这样的，但对那时的官场与官员作为，也不奇怪。过了一天，我到中文大学，见到一个很关心国史、文革的熟人，随口就讲起读了戚本禹文稿，戚说万里对北京“红八月”暴力也有责任，她很气愤地说：别信戚本禹那个文革余孽!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造谣，好不容易我们有一个民主派的领导，就要说他也专制啊暴力啊……
　　4.我在读书稿和书本时，也还在读纸张和文字背后的戚本禹这个文革的风云人物，想判读重大事实的是非，想看准他的认识和心态。这决非看电影时问“好人坏人”那么简单。所以，我也想知道他当时怎么想，后来怎样了解事实，又怎么看，下笔时又怎么想的。我也生怕录音者和整理者没有完全反映出他的原意，甚至搞错了。电子版刚流传，我就转发了孟繁华，希望他看看这个仅仅是早期的录音整理件，其中多处看到他参与的痕迹。书出来后，又询问近些年与戚来往甚多，帮助整理录音的冯国治：是否出版文字基本维护了录音的原意。他认为基本符合的，只是文字处理和考证后有变化。所有要读的口述史啦、个人回忆录啦，有很大的难度，费工作量，要比读文字、档案材料更提着劲，额外小心，因为被访谈者囿于记忆、地位、观点、倾向、意图，也由于采访对话和整理者的水平，我们看到的东西不一定等于信史。相比文书档案，这更有个去伪存真和由表及里的艰难考证过程。而现在坊间传说太多，搅乱了视听，也干扰我们民间的史学研究者。
　　5.我第一次真读戚本禹的《为革命研究历史》，是参加65年的“四清”，年底回学校后(次年元月12号)，因为在乡下只读了报，订的《红旗》没有转到乡下。我看了他的回忆录后，感到他确实还在践行他的夙愿——为革命的政治在述说和研究历史。在这一点上来说，他确实是如小田讲的：毛主席教出来的好学生。我，或者我们，都没有做到，我可能就是个小知识分子，为知道历史在研讨吧。文革初期，我没有接触过关锋、戚本禹，但看到他们俩严肃、戴眼睛、较为消瘦的面容，看到他们老训斥学生的讲话，下意识是有些怕他们的。不过他们从庙堂之高被打落下来，现在俩人都已老暮、发胖，似有慈祥寿翁容貌。2013年秋我在复旦，丁去上海看老姚，老丁也想见戚，我和龚陪同。这是丁第一次见戚，对戚是拘谨也是尊重的，还嘱咐我一定要我们来埋单，但戚周围搞对话和录音的人请我们，还有曲酒，喝下去丁也就无所谓了，大大咧咧起来，当戚问到武汉一些问题，特别是67年秋“揪军内一小撮”和运动转折时，丁不假思索地随口回应，我又看到戚在运动初的严肃面目，毫不客气训斥：“白坐了牢”，到今天还“不明白自己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和龚确实很尴尬，好像我们做错了什么事。
　　6.既然如此，这本个人回忆录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所以引起彻底否定文革(?)的人的坚决反对，也引起坚决拥护文革(?)的人坚决支持。和你比，看来我只是个中间派啊，相信你们在座谈时批评了我吧?我不主张急于给强烈表示的，或不强烈的，贴个什么标签，定性呀。左和右，是客观存在的，左派不是自封的。
　　关于戚书，在网上激烈争论的问题，确实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文革认识的迥然不同，我认为戚本禹在身陷囹圄多年后，对党和毛泽东的敬仰、崇信没有动摇，他不至于作秀吧;自称自由主义左、右派的每个有识之士，当年投身文革初衷后来再议文革，总还是为国为党好吧，应该尊重戚本禹的选择和权利。如果我们遵从自由主义原则，应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政治与信仰的选择，对文革历史有个理性的、对历史能够交代的科学研究，而非政治表态，或高叫“狼来啦”。你记得文革初期，有人借用“人民公社好”的曲调，高唱“文化大革命好”扭着秧歌吗?我不喜欢那种牵强的文艺(政治)表演，那时谁要讲文化革命不好，谁敢同情刘少奇，谁就近于反革命，压力山大，并不正常。我们学校同学中不就有几个事例吗?当时我们不同意那么极左去打击他们吧?而今天，谁敢肯定文革时期，谁公开肯定毛泽东和前三十年的事业，谁就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啦?谁就是为文革翻案啦，谁就是文革的余孽啦，也不正常。两者思维方法一样是形而上学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自称的左派和右派，应该看重戚本禹的这种气节，哪怕你认为它错了。真正的共产党太需要有忠实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气节了。
　　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不管是所谓的左翼还是所谓的右翼，应该口里如一地坚持同意(或者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坚持维护别人说话和出版的权利。
　　7.邱会作的回忆录稿打出清样后，其子邱路光曾要我看一看，特别是老邱在毛泽东、社会主义、文革和邓小平的原则问题上的不附和时尚的文字，“究竟对不对，能不能用”?我说回忆录嘛，只要真是你爹自己写的，就没有对不对问题。我们不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以真实事实和人物真实心态为准。
　　你看我真有点像胡适说的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了吧?
　　邱会作说：如果从“革命”二字出发。回过头来再看看文革，或许能想通一些过去想不通的问题。毛主席说文革是“三七开”，文革就是“七三开”，就是再糟糕的文革，也是我们党历史的一部分。文革既然已经存在了，就要认真地总结教训，不能简单地用所谓“彻底否定”去了结，去鞭笞。
　　他说：党内最高和较高层面上的领导同志自己也在起劲地拥护文革，因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在文革开始时打击同志，直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才对文革产生怨气。现在大家都把文革中的“不是”推到毛主席一个人头上(毛主席是要负主要责任)，并推给林彪、江青以及黄、吴、李、邱去承担责任，没有多少人把文革作为“党的历史的一部分”自己去反思自己、去承担一些责任。不是栽赃他人，就是推得干干净净。
　　他说：我感到毛主席是认认真真在搞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邓小平他们把毛主席在文革中说得一无是处，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无是处。
　　九大、十大的政治局委员，究竟有几个人能公开说过类似份量的心里话呢?作为林彪死党，邱会作戴罪之身，说了这样确实符合九大政治局委员身份的话!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了自己非说不可的话，高度肯定共产党的历史，高度肯定毛泽东和文革，他当然那可以说这些话，他也说了符合毛泽东和中央组建的中央文革(相当于书记处)成员身份的话。这也就是此书的实际历史价值所在之一，而非我们按自己的个人价值判断去政治化的评价它，或者强求戚本禹去学又一个“李秀成”跪地求饶。舆论一律、铁板一块远非正常。既容许戚出版回忆录，也容忍他这么去说，他要对自己提供的每一事实表述和判断负责，文责自负嘛。
　　据说习近平前些年在还是副主席时，就党史研究问题表示，林彪的“黄吴李邱”都出版了回忆录，其中有与中央掌握的史实与说法不同的地方，研究者(党内)应该好好研究分析，怎么回答他们……;我觉得习的这个态度，是个严肃的研究问题的态度，也体现了我们曾经崇尚的唯物史观。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宣传，也不是大家通常讨厌的形而上学的那种思想方法。我相信他读了戚书后，可能也会用类似的方法来对待长有“反骨”的戚本禹的回忆。
　　为这个文化革命，我们人民群众和共产党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外国人不真懂得，后来者也未必真理解。最好先分析回忆录涉及的具体过程描述究竟是否合乎事实，不一定都慌着去做政治的判断，因人废言或因人立言。当然，史观的问题终究要比史实的问题更抽象更为本质。目前多数议论，似还局限在政治判断上，以强烈的“左”或“右”的感情在说事。没有经过文革的人，尚且可以谅解他议论多于实证，我们过来人这样，就不好了，且过来人或旧事旧情太深，或许也并不清楚许多事实呢。这样才不至于简单化地“彻底否定”，把千辛万苦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抛掷掉。那什么史观都谈不到啦。
　　8.对戚书最先产生争议的事情，是书里讲了李锐在庐山会议主动向主席报告他们开小会妄议高层政治的事。自由主义右翼微信群顿时闹开来，认为戚是编造史实，中伤李锐;有北大的党史教授，居然连群里讨论或考证有没有这个事，都接受不了(因为有人说即便有此事，也不能说李锐品质坏)，指责群主容忍如此讨论，骂了群主范世涛，愤然退群!我仅仅把群里争论的消息与事情转到亲友的两个群里，就受到严厉的指责，似乎我参与了对李锐的诬蔑攻击。其实戚书里每一个有争议的事情，我并未先入为主相信或反对，毕竟我们对党史了解太少。我询问了与李锐有密切关系的丁东，也问他李锐家有何反响。他转了党史专家韩钢考证的网上周惠说法的文章，韩是否定的结论。韩协助李锐整理文字，对这一段有很深入的研究，但他也没有说明周惠家人又出来表态，背后有什么。我也就李锐与高岗的关系，在高岗事件中的表现，单独询问了中央党校的王海光，他研究党史、文革史，王也接触过李锐，王说李锐与高岗关系很好，没有告密过。他俩都是党史专家。但是，据说高岗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引起中央的极度不满(后来引致习仲勋与原陕北老同志受压)，与李老人家的最关键的揭发有关。高岗言论中一些问题老百姓都不一定知道就里，但后来也传开来了。其实，这些事有或没有，我们对历史过程和人物都是理解的。不就是党内斗争嘛。2003还是04年，清华大学有个“文化与社会”的学术会，最后一天是专谈文革，龚育之和李锐都去了，也做了常规的发言。午餐时我恰好与李锐、麦克法夸尔一席。我认了李锐这个老学长和大老乡(他高我29届，与我们的张瑞谨院长同年离开武大水利系)，并告诉他没必要老用那个毛“有罪”的简单概括，某种意义上，他(和萧三)早年写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那些书，也把我们送上了文革的大潮。他忙说“我有罪、我有罪”。我说，你那本书写得好，写的真实，没有罪呀。
　　另外一件事涉及“五七指示”，2012年我们有过交流。我问他对这个对总后报告的批件怎么看，有无说的那么样高。并告诉他，我第一次去韶山和长沙(1970)，我的亲舅公说也“不要以为润之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那个“五七指示”那些想法，其实“在我们都还是无政府主义者时，就设想过”，说主席青年时代非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与设想，有些在文化革命中又重新提出来了。那个年代还没有听人批判乌托邦和毛，我听了大吃一惊。戚忙问我舅公是谁，我说是袁绍先，主席亲自介绍他加入新民学会的，还为主席第一次去北京筹措了300大洋，以壮行色。戚说好像听说过。但戚很有他的原则，并不认为毛泽东后来的改造社会与社会重构的想法是思想史中的“返照现象”。他认为毛主席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已从当年带有空想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嬗变上升到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境界。谈论的事情，在他后来被发到网络上的谈“五七指示”，和本书中专门谈的那一章中，都系统地表达出来。那一次我也问戚对主席“武装左派”思想由来的看法，说两派群众嘛，正面上受《法兰西内战》原教旨概念影响;主席呢，既有公社原则的理念，也可能有大革命时(1926、27年)武装工农情愫、对北伐军将领的看法影响。戚未置可否。
　　那一次也询问了对“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问题的看法，他说没有现在传的那么严重，当时派人下去调查了，他听说没有那么大的数字，我说四川“萧李廖反党集团”披露的该省就有近千万呐，杨尚昆都有更高的调查数字嘛(自由派学者徐友渔就不信这数字)，他说他也下放四川，没有听说过那么严重。但他也听说毛泽东看到一些上报材料，沉闷了，叹息“在西方就不会发生这样严重的事”，说明毛也感觉到我们这个体制存在自身的问题。但这个，他没有写进回忆录。
　　有个说法没有证实弄清。过去听说毛泽东询问过田家英和戚本禹，对社会主义能不能胜利怎么看，田说一定能胜利，戚说困难很多，但主席老人家在就能胜利。毛的回答是年轻人没有说真心话，其实社会主义很难胜利，如果我们失败了，可能是三种前途：走德国的路，走苏联的路，或者英美的路。德国的路，法西斯主义，不赞成，苏联，搞修正主义，贝利亚、法西斯，也不赞成。相比之下，倒可能走西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倒不如走西方民主的路。之前，我曾找到金敬迈，询问他，戚本禹说过这个事吗?金把他听说的也讲了一遍，大致是这个意思(但金是个文学作家，我不敢就真信)。我见了戚以后，也专门询问他有没有这个对话，他承认确实有过，即，与其……不如……。但我在这次文稿中没有看到这个记载，这么重要的事他居然没有写，在深圳时我想问他为什么没有写进去，但时间紧迫没有问。出门后敖本立说，可能上海与他对话的人年轻，不知道有这件事，没有问他，他没有想起来，也就没有录音留下了。这样重要的对话，戚本禹会忘记吗?我觉得他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记忆和表述，大多还保持在文化革命时期我们大家信仰的朴素范畴，有涉及研讨毛思想的话题，他既往言论和留下的文字，是非常谨慎的，敏感问题或探讨问题，他大概还不愿放开——和我们一般的研究者议论毛主席，他特别把住不出格——(传统表述的)列宁主义和党的原则，怕有什么呢?从总体上看，他未能(或做不到)提纲挈领地去回顾文革派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的教训，他似乎没有真正抓住晚年的机会，辨证、琢磨史实和史观问题，去完成从一个文革大员到一个文革史学研究者的身份转换(也可能不需要这样要求他)，我估计即便是和其他人座谈后他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也难以在病榻上做一个全方位的经验教训的理论概括。我感到这是这本回忆录最大的不足地方。而这个深沉的研究和表述，本应该由虔诚的文革派来做的。
　　不知道你是否能赞成一点我的感受;我想，你们可以和很不赞成文化革命，很不赞成毛泽东时代的武汉自由派朋友坐在一起讨论戚本禹的书。他们的一些认识可能也有启发和研究价值。大家若有这种理性而又理解的对话，出于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敬畏感，大概不会在今年引起当地有关方面的不愉快吧?
　　保重身体!
　　徐海亮   2016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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