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六七暴動 寫下香港政治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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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導賞：六七暴動 寫下香港政治基調



明報專訊】香港儘管只是彈丸之地，卻一直是政治角力戰場。
承接上期《香港「去政治」管治由雙十暴動引出》，我們繼續與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談過去多次暴動，將香港放回周邊地區的歷史脈絡之中，嘗試了解港人政治意識的起承轉合，今期談到六十年代的六七暴動。
左派勢力轉捩點
張少強教授說，若一九五六年雙十暴動是右派盛極而衰的分水嶺，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動，便是左派勢力由高峰滑落的轉捩點。六七暴動，左派「反英抗暴」不成，反失民心。自此，左右派勢力無法撼動港英政府統治，工聯會等左派組織亦放棄以意識形態掛帥的政治鬥爭，集中做福利、社區工作，在港英政府的「後政治」框架下尋找生存空間，以民生、福利、經濟追求，掩蓋政治紛爭的「後政治」操作，成為日後香港政治的主旋律，盛行至今。
問題一：六七暴動源自文革？
今年適逢文革五十周年，一九六六年，內地爆發文化大革命，一年後（一九六七年），六七暴動爆發。不少論述認為，六七暴動是文革的延伸。張教授指出，文革思潮確為香港左派壓抑已久的愛國主義情緒提供爆發缺口，但當年中共曾明示「不解放」香港，事後周恩來亦叫停香港左派行動。左派發動六七暴動，源自愛國主義，多於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認同。
「文革非主因 愛國主義推動更大」
「文革思潮與六七暴動的確有關，但我們不能單純將之理解為由文革『自外而內』引發的暴動，也有『自內而外』的內在因素。文革製造了抗爭氛圍、情緒及政治空間，令左派有機會發動這場『運動』，但除此之外，我們亦須正視香港左派對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追求，這又涉及香港的殖民處境。」張教授研究了不少當年參與其中的左派人士著作，「真正推動他們的意識形態，並非共產黨主義或毛澤東主義，而是愛國主義」。
「香港的左派親共，其實中心思想是愛國主義，所以他們反殖民主義，因為愛國的對立面就是殖民。他們有強烈的歷史欲望，感覺中華民族受辱，要一雪前恥。在現實中，就將這欲望投射到中共，他們有多大程度支持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反而是個問號。」
當年的左派稱其行動是「反英抗暴」，「運動叫反英抗暴，基本上是以愛國主義立場挑戰殖民統治，標示出來的真正目的，是反殖民主義、反暴政，不是搞無產階級或文化大革命。推翻殖民政府，保持領土統一的愛國思想，才是他們想做的」。
問題二：北京暗中操控左派行動？
「反英抗暴」的核心在於反殖，北京其實不支持左派行動，後來更勒令停止。張教授指出，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一直十分清晰：「儘管毛澤東談及殖民主義時辭令如何強硬，但現實中出於政治考量，很可能僅僅是姿態。立國後要接通世界，必須透過香港，而香港有這角色，全因有殖民主義經濟及資本主義制度。」
北京指示 文革不輸出香港
立國之初，毛澤東明示要讓香港維持現狀，作為衝破冷戰封鎖的缺口，賺取外滙。周恩來曾囑香港左派勿急於解放香港，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他說：「你們要好好保護它，不要破壞它。要維持香港的現狀和地位，包括英國的殖民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六十年代任新華社高層的金堯如在回憶錄中指出，文革初期，新華社曾收到北京指示，文革不會輸出海外，包括香港。
「由之前的對港政策可以看出，自開始之初，（六七暴動）已無中央授權。」張教授說，因文革局勢大亂，香港左派與內地溝通機制失效，左派自行詮釋北京的意思，稍有風吹草動，便以為形勢大好，到周恩來在文革中站穩陣腳，立即撥亂反正。
其中，香港左派認為北京支持的關鍵「信號」之一，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六三社論）。「六七暴動並非由北京直接參與，多是左派自行猜測及揣摩北京的意思，這篇社論措辭嚴厲，支持港人『反英抗暴』，但據金堯如記述，北京一向重大政策多是口傳，而當時與內地的溝通機制混亂甚至失效，因此左派只能拿着《人民日報》，揣摩北京可能轉軚支持。」
中港溝通機制失效 左派捉錯用神
香港左派捉錯用神之處，見於港英政府對同一社論有不同看法，而事後亦證明其判斷正確。「英國檔案記述，暴動爆發之初，英政府四出收集情報，認為六三社論雖然措辭強硬，但並未提出具體要求，若中國要收回香港，只需截停水源或派軍到邊境便可，因此社論只是空洞的政治辭令，並無具體政治行動。」
不過，有資料指出，當年《人民日報》談及匯款二千萬元到香港支援罷工。張教授說，因內地檔案大都不公開，很多政策亦是口傳，要了解當時北京取態，頗有困難。但據現有資料，他相信當時中港的溝通機制失效，負責香港事務的關鍵人物廖承志一度失勢，就算黃文放、金堯如等新華社高層，亦搞不清楚北京意向。「我們暫時無法得知，北京支持罷工，是否四人幫的主意？會否是周恩來失勢，因此中央指示左派行動？但就算真的如此，左派的行動亦非周恩來的原意。」
據金堯如記述，周恩來叫停左派「反英抗暴」行動時，曾訓斥：「主席和中央根本沒有任何指示或想法要改變香港的地位，要收回或解放她，這都是你們自己搞出來的。」
問題三：六七暴動如何改變香港政治形勢？
六七暴動是本港歷史最長（約八個月）、受傷人數最多的暴動，死亡人數達五十一人，僅次於雙十暴動（六十人）。張教授說，左派因人數眾多，未至於如右派在雙十後一蹶不振，但暴力行為未獲中央認可，反失民心，亦是大勢已去。「經過雙十、六七暴動，冷戰後的兩大衝擊力量（親共的左派及親國民黨的右派），已相對削平了棱角，變成順民，再無法撼動英國主權。」
因中共在內地仍有主導地位，故左派在港未如右派般一蹶不振，張教授形容，六七暴動剝走了左派「意識形態的牙」，變成「無牙老虎」，證明講「無產階級革命」行不通，自此工聯會等左派組織放棄意識形態宣傳，集中做福利、社區工作，在港英政府「後政治」框架下尋找生存空間。「左派要繼續在香港生存，也不能只坐着，於是與港英政府走相近的後政治化路線，主力搞福利、文娛康樂事務，以保存實力，不再硬碰，將主要角色放在地區工作，是當時沒有選擇中的選擇。」
左派轉戰民生事務 意外收穫政治資本
值得留意的是，以地區工作建立領導地位，籠絡人心，本身亦是政治舉動。其政治成果，意外地體現於日後（八十年代）的區議會選舉中。「他們始終要繼續在香港的社會有角色，過去赤裸裸的政治行動做不到，就要選些大家接受的，即是民生事務。當刻他們是否預期到，這些地區工作能成為日後參選區議會的政治資本？相信他們當時也不知道。」
問題四：暴動令港英政府改善施政？
有說，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銳意改善民生，才有接任戴麟趾成為港督的麥理浩帶來十年建屋計劃、免費教育等措施。但張少強有不同看法：「我不敢說這些改革與六七完全無關，但這都是次要因素。麥理浩來港後，在短時間內推行大量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建設工程，主因很清楚，是希望透過這些措施爭取港人認同，作為日後與中國就後九七（香港）主權問題談判的籌碼。」
施政惠民 欲增九七談判籌碼
「好多人談到六七，特別是左派，強調六七的貢獻，是令政府終於在七十年代正視社會問題，開始大規模改革，如建公屋等，但麥理浩來港之初，決定管治香港的策略，最大的考慮是如何增加日後的談判籌碼。六七當然對英國管治有一定衝擊，但英國人不擔心修補（與巿民的）關係，因為左派放炸彈，令英國人成功將他們的形象塑造到有如恐怖主義者。巿民一想到親共愛國主義，就想起放炸彈，令他們（左派）在意識形態的立場上完全失勢。」
麥理浩於一九七一年來港，在其一九七三年提交的周年報告中，認為日後香港前途的談判充滿變數，惟當下政府能作出的最大貢獻，是將香港的內務管理妥當，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以至不會成為被批評的話柄，為日後與中方談判製造政治籌碼。
總結及預告——六十年代已有公民抗命？
經過六七暴動，冷戰左、右兩派勢力已無法威脅港英政府的統治。六七後，英政府大力推動民生改革建立管治認受性，以「後政治」操作，為日後談判製造籌碼，左派亦褪去意識形態外衣，以福利文娛活動，建立社區網絡，表面上追求經濟、民生發展的「後政治」統治成為香港政治的基調。但張少強強調，後政治化並不等於政治消失，八十年代發生的兩次騷亂正是證明。
他說，香港政治的脈絡，冷戰是一條主線，另一條主線是香港的本土意識，起點正是一九六六年蘇守忠反對天星小輪加價而引發的九龍騷亂。今天我們談「公民抗命」、「本土派」，但香港的本土主義何時成形？原來「公民抗命」早於六十年代便出現，那麼是以什麼形式「抗命」？詳情留意下一篇訪談。
六七暴動
由勞資糾紛引發
六七暴動始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至十二月結束。 暴動由左派人士發動，他們稱其行動乃「反英抗暴」，暴動由工廠勞資糾紛引發，由初期的示威、罷工，演變為針對港英政府的襲擊行動，甚至在全港各處放炸彈，並於沙頭角爆發槍戰。暴動中，暴徒及警方均有傷亡，電台主持林彬被燒死，炸彈亦炸死無辜巿民，最後共有51人死亡，4,498人被捕，848人受傷。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資料圖片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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