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小野：较量：道歉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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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量：道歉背后的故事

宋彬彬公开道歉了，但不是对着王晶垚老人，她们是个五人团队。团队邀请到了二十多位老师和已故老师的亲属来接受道歉，却没有通知王晶垚老人，当然不是疏忽。她们对着冰冷的卞校长的铜像集体鞠躬，却把热血的王晶垚老人晾在了一边。
其实，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但卞校长之死和宋彬彬给毛佩戴红袖章成为文革记忆的符号，胡杰的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问世后，王晶垚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站在妻子的血泊中不屈不挠的呐喊同样成为了一种典范和象征，谁说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竟无一人是男儿”！所以在宋彬彬公开道歉后，王晶垚老人为何缺席道歉会？很自然的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1月31日，已经九十三岁高龄的王晶垚老人在共识网贴出声明，作为卞校长的丈夫，他表示不接受宋彬彬团队的“虚伪道歉”。
                   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耘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负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2014年1月27日


宋彬彬团队，除了宋彬彬、刘进，还有叶维丽、冯敬兰和于羚。叶维丽在道歉后发出了《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在以王“叔叔”称谓开头的公开信中，叶说自己不但十多年前就登门拜访与王叔叔取得联系，而且她的父母与王叔叔卞校长夫妇还是早年的同事。但是有如此亲近关系的叶维丽，她一手策划组织的道歉会为何不通知“王叔叔”一声呢？一篇署名亦虹的文章解开了这个疑团，《不要往“王叔叔”伤口上撒盐》，原来，道歉的背后是较量，一场由来已久的较量。
早在1986年，王友琴第一个描述了卞仲耘之死，后来，王友琴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包括了对上百所学校的调查，其中两万字的卞仲耘之死写得最为翔实，因为“八.五”是学生打老师的开端，也是校园虐杀的开端，再后来，王友琴主持的《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将上千受难者的简介按姓名的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中国现代史上，王友琴对文革受难者的研究，既有开拓之功又有基石之用，海内海外，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她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普遍的尊重。
叶维丽，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如今也是在美国做历史研究的学者，王友琴的校友和同行。2010年4月，叶维丽公开发表了反驳王友琴的文章《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同一时间同一网刊上齐发的还有一篇对话录，叶维丽、刘进、宋彬彬、冯敬兰、于羚五人的《也谈卞仲耘之死》，这是宋彬彬团队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同年5月冯敬兰发表《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炎黄春秋》转发五人谈时将标题改为《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表明是有别于王友琴的另一个版本。接下来是宋彬彬的独角戏，2012年2月宋彬彬公开发表了《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同年12月宋又发表了《王友琴加于我的历史耻辱架》。宋彬彬团队的这几篇，内容和观点既高度统一又相互映证，即王友琴说的不对，第一，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出现了“权力真空”，并没有权力机构，所以致死校长没有责任人；第二，凶手不是红卫兵。因为那天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还没成立；第三，宋彬彬不但不是责任人，不是红卫兵头头，还曾经劝阻打人行为和参与抢救校长。总之，王友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王友琴把历史讲成了故事。
王友琴从没说宋彬彬打过人，她一直在说的都是8月5日那天学校的权力当局包括了宋彬彬。宋属于工作组时期的学生掌权人物，工作组撤走后学生代表会配合形势需要成了唯一的权力中心，因此宋是校园暴力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当然还有一个责任人是刘进，她在卞校长被打死后的第二天对全校师生广播讲话并且发布威严强硬的指令：“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刘进是代表会主席，宋是副主席（二位同时也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主席是已经撤离学校的工作组组长）。
宋彬彬和刘进都是中共党员，是年满18岁的成年人，7月底工作组撤走后，红五类强势登场，血统论甚嚣尘上，红五类是红卫兵的同义语，红卫兵组织是极为松散的，红五类找块红布缠在胳膊上就是红卫兵，宋彬彬和刘进同时也是红五类中最为强势的高干子女。清华附中红卫兵是6月成立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日期的细节固然重要，但是说打死校长的不是红卫兵，这显然是一种“白马非马”的诡辩。
作为权力当局的责任人之一，宋彬彬的确是被王友琴强调了的，因为在打死卞校长后的第十三天，8月18日，正是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为毛泽东佩戴了红卫兵袖章，此举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暴行更加推向了高潮。这就是历史，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安排，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如果换位思考，如果回到当年的场景和语境中去，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会比宋彬彬做得更好然而究竟谁讲的是故事，谁讲的是历史呢？王晶垚老人认可的显然是王友琴，但这并不妨碍他以博大的心怀接受叶维丽和她的团队，叶维丽进入王晶垚老人家里后，把团队的于羚也带了进去，她介绍于羚帮助打印整理材料，于羚整理出两三万字的原始材料。某个清明节，叶和于羚甚至将刘进也带进了王晶垚老人家，刘进手捧着一束鲜花，老人还将自己与刘进的合影交《炎黄春秋》发表。叶维丽在信中面对王晶垚老人的宽容态度，受宠若惊似的，同样她特别指出了“刘进是文革初期学生代表会的主要负责人”，这里所谓“文革初期”大概就是打死卞校长的时间。王晶垚老人的客厅里挂着一幅达芬奇的油画，最后的晚餐，她们几个站在达芬奇油画的下方，谈笑风生。
可见团队与王晶垚老人是有过一段蜜月期的，但为何断了，甚至连道歉会也不让老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是当过中国红卫兵的美国女士卡玛在2003年拍摄了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这部纪录片采访了卞校长所在学校的三个学生：宋彬彬，虽然没有正面镜头，但有名字有声音，阴影中诉说自己多年的委屈；刘亭亭，刘少奇之女被坊间传为最后致死卞校长的打手之一；叶维丽，她在纪录片中说，校长是死于心脏病和高血压。当影片放到叶维丽这段时，王晶垚老人让回放重复多次，随后陷入了沉思。当有观者说感觉卡玛描述打死人的时候就像打坏了一扇窗户那么轻松，卞校长的女儿插话，她们还要说这窗户是因为自己不结实才坏的。
第二件事情是2007年师大女附中（现实验中学）建校九十周年校庆，宋彬彬积极参选并顺利当选“荣誉校友”。宋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这篇文章里，专门辟一个章节谈这个参选问题（标题是：三、我为什么参选“荣誉校友”），她说“这是为自己澄清的机会”，她还说，“这期间，我也犹豫过，也曾想退出，……可同学们告诉我，已进入了评选程序，如退出就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显然，宋彬彬团队在进行较量。如果说，1966年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她在举国狂热中的别无选择，那么，四十一年后她在卞校长的遇难地参选“荣誉校友”，就是她的主动选择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选择。
王晶垚老人被彻底激怒了！校方不仅将宋彬彬圈定为“荣誉校友”，还在9月9日的庆祝大会上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在《校史》和《图志》中，文革期间宋彬彬为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校长的照片竟然刊登在了一起。校庆结束后，王晶垚老人发表了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的公开信，这封发表在2007年12月的公开信和本文前面抄录的声明，有着一句意思完全相同的话，那就是——
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
宋彬彬参评师大女附中“知名校友”是较量，女校长袁俊爱坚持将宋彬彬圈定更是一种较量，这里用刘进本人记录并公布的原教导主任刘秀莹老师的一段话来说明宋彬彬参评遭到了老校友们的激烈反对：
“校庆时，为彬彬当知名校友的事情，我的电话都给打爆了。有了对你们（宋彬彬、刘进）的了解，我也在电话里介绍一些你们的情况，但是，不是这样说一说就行的，……后来我给王本中（前任校长）打电话，让他要防着出事情，王本中给袁校长（现任）做了工作”。
电话都给打爆了？还要防着出事情？刘秀莹老师是师大女附中元老级的校友，反对声来自民间，同样在学校的有关网页上,校友们展开了激辩，一浪高过一浪，可袁俊爱校长就是顶风硬冲，甚至还将宋彬彬给毛泽东敬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放在展板上，印在图册里，作为一种无上的光荣来炫耀。局外人真的难以想象袁校长手里有张什么样的底牌，能够想象的，如果这个学校里的学生继承红袖章的传统，今天在校园里被活活打死的女校长，一定就是她。
校庆后，王晶垚老人发出致袁校长的抗议信，要求“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校方却不作任何回应，不予理睬也是一种较量，无声的较量。
无奈，深深的无奈，赢家总是权力在握的一方。另一个回合是王晶垚老人曾经试图通过法律的途径讨回公道。1979年，他提交的起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凶手，还控告一个挟私报复制造伪证的校外人员袁淑娥，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虽然认定这个恩将仇报的女人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以事件逾期为由，下达“不予起诉决定书”拒绝立案。王晶垚继续上告了九年，一直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七届人大二次会议，认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应予维持”。在这份红头文件上，王晶垚老人写下“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官官相护，何患无词”的批语，诉诸法律之路，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
与宋彬彬获荣誉称号几乎同时段，两名身在海外的六五届校友发起制作卞仲耘铜像的倡议，共有499名校友捐款集资九万元，四年后铜像完成并顺利安放进学校的会议室，这其中既有老校友们的热情也有校方的妥协，否则铜像也无处安放。塑像执行小组的成员有六五届甚至六二届校友，老大姐成为推动塑像进程的中坚力量，与她们文革时已远离母校不无关系。
铜像把卞校长塑造成一位温婉的母亲而不是受难的女校长，没有铭文只有姓名和生卒时间。据说原拟“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遭反对；“1916——1966”，被否定，较量的结果是保留八月五日。王晶垚老人似乎并没有完全认可这尊铜像，有学者为此发表了“立像废史”说，认为既然立碑，就不能掩盖铜像本人的“生之真相和死之真相”。
执行小组将捐款塑像的过程和铜像的揭幕仪式，编辑制作成二千张光盘在校友圈广为发放，2012年6月，小组的负责人罗治邀请上王友琴，一起到王晶垚老人家送光盘，老人开始坚决不收还冲动地说是“阴谋”，后来勉强接受了，但几天后又将光盘原封退还。学校九十年校庆是个时间分界，之后，王晶垚老人既没有接受妻子的铜像更没有接受宋彬彬的道歉。
宏观上看，无论如何，立像比不立像要好，道歉比不道歉要好。立像和道歉都代表了社会舆情的觉悟和前进，至少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有文革研究者借用经济领域的“倒逼”这个词来予以称赞，基层倒逼上层，即民间道歉，是在倒逼官方。人们记住的历史都是关联性的历史，史说荆轲要去刺杀秦王，燕王命美女为荆轲弹琴，荆轲表示很欣赏那双弹琴的手,燕太子丹就残忍地将美女之手砍下来送给荆轲。黑格尔说过类似的话：“脱离了身体的手仍然叫手，但是它已经丧失了作为手应该具有的实际作用”。
在宋彬彬五人团队的公开道歉会上，当她们集体面对卞校长铜像的时候，刘进出人意料地转身向宋彬彬鞠躬：“最后，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八一八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此前五人团队的叶维丽著文称，正是宋彬彬（而不是王晶垚老人）赢得了她的尊敬。
向宋彬彬道歉，刘进又带了一个好头。按照刘进的逻辑和宋彬彬的辨白，谢富治和王任重也该向宋彬彬道歉，八一八是谢富治“让”（准许）宋彬彬进入警戒线给毛泽东发红箍的，九月初是王任重“让”宋彬彬当宋要武去保湖北省委的。还有那个采访过宋彬彬的光明日报记者，肿么40多年了都不知道自己主动站出来向宋彬彬道歉？他不但“让”宋彬彬改名宋要武，还捉刀代笔发表了《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就转载了，影响遍及全国。
谢富治就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最高组织者，宋彬彬只说谢富治认识她，省略了她父亲宋任穷主政东北时，她曾住在谢富治的家里。那天宋彬彬也是很偶然地站到了谢富治的身边？如果再往前推，7月5日是胡启立和工作组长“让”宋彬彬、刘进一起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情况的。8月5日是吴德“让”她们回去要保密，死了就死了，这话也是吴德“让”说的。那么，她(她们)究竟是不是头脑健全的成年公民?从六月四日工作组进校到八一八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只有短短的75天，这期间卞仲耘成为全国第一个被打死的中学校长。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较量的双方各执一词，宋彬彬团队的辩白和洗刷的确提出了与王友琴不同的思路，然而上述一个又一个环环相扣的事实细节，胡启立、邓小平、吴德、谢富治、毛泽东，一个更比一个权重位高的领导者，与这样两个高中生相关联，都在说明宋彬彬、刘进不是两名普通学生，两个月来她们始终身处文革的政治权力地带，五人团队的所谓“权力真空”是个谎言，宋彬彬、刘进不但是权力人物，还是通天的权力人物。
远在文革前，干部子女特别是高干子女就已经成为阶级斗争理论框架下谋求特殊利益的特权族群，这个族群借助北京一种月饼的名称叫“自来红”。北京与地方不同，北京有足够多的官也有足够高的官，他们的子弟在北京能够成为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文革初自来红们的狂放和张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这非常的革命时期，革命后代谋求的正是革命的领导权。刘进和宋彬彬，要是真的如她们所说，觉得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那么在工作组撤出后，她们就应该灰溜溜地回到班里，事实上正相反，作为学校师生代表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她们不但没有宣布委员会解散各回各班，反而进驻和接管了原工作组的办公室，红八月是红五类的一统天下，高干子女掌权当仁不让。否则，掌控学校广播室钥匙的，对全校师生通报卞校长死讯的就不会是刘进，宋彬彬也不会一再说出要煞卞仲耘的威风这样的话。
煞威风这样的话，无辜的宋彬彬一定会说她不记得了。但是王晶垚老人有一份记录在当年的原件，至今被完好保存着，墨迹是可以司法鉴定出大致的年代的。网上还能查到高二四班学生陶洛诵写的文章，她说在操场高台上斗卞仲耘等5个校领导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哪里还有什么威风呢？工作组的批斗会，一名叫做袁秀娥的女人带着老母和儿子，祖孙同台控诉卞与袁秀娥前夫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卞校长当场就被道德洁癖的女学生们群起殴打和百般侮辱。袁秀娥的怨恨始于文革前，本来两个女人很偶然的成为住院的病友，卞校长帮助袁的丈夫转业安排到学校教英语，那时中学英语教师奇缺，许多教俄语的都改教英语，不久袁氏离异，袁要求卞校长利用职权扣发前夫的工资以补贴家用，遭拒，遂怀恨在心。那天只有卞校长站在操场的主台上，另外几名校领导都在台下陪斗，就在工作组的眼皮底下，卞校长被武斗折磨了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满脸至全身都被吐上唾沫。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她一再瘫倒呕吐，甚至完全昏厥，有人用一盆冷水往头上浇，再揪着头发拖起来，反复三、四次。没有威风，只有威风扫地。
尽管如此，是不是宋彬彬认为还有余威呢？王晶垚老人认为宋彬彬说的“威风”与一封紧急求救信有关。六月份遭遇武斗后，妻子和他共同起草了一封致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信，7月5日在中南海的邓小平的家里，邓说他已看到卞校长的这封信，并询问具体情况。求救信最终到了工作组手里，工作组撤离后，刘进、宋彬彬是这封信仅有的知情者。
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卞校长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4日学校有关方突然要求她交出紧急求救信的底稿，她打电话给丈夫，中午两人回家找出底稿，卞校长下午是带着这份底稿去学校的，她把底稿交给了谁？又是谁令她交出底稿？肯定不是发起斗黑帮的高一三班。8月5日丈夫在在邮电医院看见了妻子伤痕累累的遗体，悲愤万分，痛哭失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他写下了“我杀仲耘”四个大字，因为想到了前日被交底稿的事，他以为是共同起草的紧急求救信导致了妻子最后的惨死。
凶手，至今是个谜，或将永远是个谜。2008年美国凶杀案专家哈里斯自费到北京调查这起凶杀案，在哈里斯看来，凶杀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持续几个小时之久，为证人指认凶手提供了理想的条件，目击者有几十个，应该都认识凶手。但是当哈里斯问王晶垚老人：“您认为谁应该为杀害您的妻子负责？”他得到的回答是：“毛泽东”。哈里斯说，王先生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他寻求公正，他从来没有说出我所要的那种公正，即确认杀害卞仲耘的凶手，将她们从人群中区别开来。
凶手是有的，呼之即出，但双方的知情人都不会公开她们的名字。五人团队的冯敬兰说，那天打人的学生，许多目击者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卞校长已经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了，被一个初二学生使劲按下头，逼她喝池子里的脏水，那个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让校领导围着操场游街，她对胡校长又推又搡，使劲按她的脑袋。冯还提到一个参与殴打老师的同学，说不少人记住了她的名字，人长得很漂亮，像电影《苦菜花》里的女英雄赵星梅，后来她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动学生，再后来，她疯了。叶维丽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刘进说，王南芬（文革前学生会主席）第二天就开始着手调查了，2006年我问过她，她说调查后基本落实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学生为主。包括胡志涛校长文章里提到七八个学生，“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她直到去世也没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
只有一个坊间流传的文本指名道姓说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是凶手。一位当年的右派老师林莽曾描述说，“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卞仲耘）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这位生于1917年卒于2012年的95岁的老人，据说在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校长的是刘亭亭。这里疑问一是8月5日正值酷暑不大可能穿军靴，联动们穿军靴是这年冬天的事情，疑问二是其他知情人都将打人凶手锁定在高一和初二年级上，而刘亭亭是初一的。
是的，较量的双方都掩盖了关于真凶的实情，但可以肯定宋彬彬、刘进没有打过人，双方几年来的焦点始终是，宋彬彬包括刘进对卞仲耘之死究竟要不要承担责任以及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师大女附中初二的学生张敏的看法是：
“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场的大操场殴打全过程，没有人出来喝阻。”
这个“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你懂的，只要经历文革初期并读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人都懂的，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权力归红五类！基层组织垮了，党的威权还在，宋彬彬、刘进作为红五类的中共党员，高级干部的革命后代，堂而皇之坐进工作组办公室的接班人，她们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完全可以想见。
不过小熊还是愿意相信她们是出去劝阻过两次，因为接二连三有人去办公室报告。即使退后一步说，高一三班发起的斗黑帮行动事先没有告知她们办公室，但在第一次接到发生武斗的报告，宋彬彬、刘进赶到现场劝阻后，八五惨案就永远与她们联结为一体了，责任人就是这样浮出水面的。如果她们接下来不是回去继续她们“清谈”，而是留在操场保持劝阻的姿态，控制事态恶化，后面的虐杀就不会发生；如果在卞校长倒下后，她们不是拖延到天黑才送医院，卞校长就可能不死或许还能颐享天年。
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从卞校长下午三四点倒下被放进垃圾车里，被盖上大字报和大扫帚，至晚上七点送邮电医院，悲惨地放置了三四个小时，这么长时间，就没人去办公室报告了？这么长时间，五人团队只用了“反应迟钝”四个字，就轻松地一带而过了？
小熊之所以说时间长，是那天下午，卞校长倒下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小熊所在的女一中，虽然两校同属西城区，但相距六七里地，那时电话不方便，消息就是靠双腿传递，女一中有学生跑去师大女附中看，回来说特别惨特别惨。连外校的学生都闻讯而至，刘进、宋彬彬居然能稳坐办公室？
她们是卞校长领导下的党组织全力栽培的学生党员，中学生年龄小，学生党员凤毛麟角。卞校长作为学校党支部书记，对她们个人的发展可以说是恩重如山，几位校领导可以说都是她们的恩师，难怪刘进、宋彬彬在文革后去看望教导主任梅老师时，梅主任连问几个为什么：我们挨斗时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为什么你们不能一直呆在那儿？为什么要走开？如果是你们的父亲，你们能走吗？……同样的话不可能拿来问王友琴、张敏，还有冯敬兰，在这些校领导的眼里，即使别的学生可以走开，可以见死不救，刘进、宋彬彬却不可以。
抢救奄奄一息的校领导，小熊也是后来听说，女一中的党支部书记张乃一被打得奄奄一息，学校管总务的王吾建老师说，张乃一最后究竟有无问题要看她丈夫李达的情况，王吾建是转业军人，出身好，当时在学校的地位可能和李松文老师差不多。李达是开国上将，在国家体委任职，于是电话打到了国家体委，得知李达的问题还没定性，于是张乃一被平板车拉到医院抢救，算是捡回了一条命。李紫阳是李先念的女儿也是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李紫阳亲口对小熊说过，抢救张乃一是她签的字儿，而且张乃一在文革后还曾表示过感谢，张乃一出现昏迷是因为全身被打的伤口严重感染引起急性败血症，如不及时抢救，死亡率极高。
与刘进、宋彬彬相比，李紫阳虽然当时也在学校负责，但她只是个16岁的初中学生，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党的书记张乃一对于李紫阳，不像卞校长对于刘进、宋彬彬那样有知遇之恩，所以，王晶垚老人说刘进、宋彬彬“丧尽天良”，一点都不过份。挽救生命，三四个小时的时间足够漫长，为什么她们会如此冷血？
那是她们认定了卞校长是阶级敌人。作为工作组的学生权力人物一路走过来，五人谈中刘进、宋彬彬都强调了工作组时期对卞校长的斗争会，工作组把学校和校长定为敌我矛盾的四类，邓小平没有反对，宋彬彬回忆邓小平说，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
工作组呈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師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見》，起始就是“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市重点学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揭发了领导核心的大量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初步排为四类学校。”定为四类学校的理由为“学校领导权把握在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将卞仲耘划为四类的文字是：“多年來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頑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無恥的私生活，有時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四类，是最后一类，是最没有希望的、敌我矛盾的阶级敌人。
张乃一因为还不能完全确定是阶级敌人，才被及时抢救了过来。而卞校长是已经被工作组确定的阶级敌人，邮电医院与学校仅一街之隔，她竟然在垃圾车上被搁置了三四个小时。还看到个说法，有人发话，卞校长这个惨样推出去对学校影响不好，“等天黑”再送医院，所以就等到了七点多，校工说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抬到医院的，冯敬兰说是胡志涛给送到医院的，胡志涛说是看见医院穿白大褂人抬走的，刘进说是自己和几个同学把卞校长推到医院的，而那个要“等天黑”的发话人又是谁呢？
细节决定真相，可是，双方的较量使得太多的细节都成为了谜团，包括那张写有七人名单的字条。王晶垚老人说妻子送到医院已然死去多时，已然没有抢救的意义，字条是刘进写给他的，字条上签署的名单与当日致死妻子这起突发事件有关。可是五人团队说字条的笔迹是李松文老师的，李松文是学校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李老师解释写字条是为了让医院实行抢救，已经晚了，回校开证明、盖公章都要耽误事，团队的刘进强调说，“签名就是要承担责任”。后来双方在如何读名单顺序的问题上展开较量，是自左至右还自右至左？
其实字条上面人名的先后顺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几个名字当中，谁是真正的责任人？
   
   
                              上两图:  1966年8月5日 —— 李松文笔迹对照 ——  2000年
        1966年8月5日后宋彬彬与王晶垚先生的谈话记录原件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鲁迅：这样的战士》
                                                                           
                                                                        201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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