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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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部。我的初中是在北京女十二种读过的。女十二中在1949年以前是个教会学校，名叫贝满女子中学。


师大女附中在北京名气响亮，我看中它的原因是升学率百分之九十九。我们高一（四）班全部都是从外校考入的尖子学生，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个个争强好胜。


但整个校园里弥漫着一股潜藏的等级观念，有人喜欢有人愁。这个学校里太多了，毕业的毛泽东的女儿，林彪的女儿不算，我在校时有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部长的女儿大把抓。


我们班没有太大的干部女儿。文革时，我的同桌高滨滨突然被围斗，我才知道她是自杀了的“东北王”高岗的女儿。在高二（四）班，她应该算是最大的，尽管已经失势。


从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喊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落实到女附中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前，政治空气就远比学习气氛浓烈。


共 产党撕破面纱露出狰狞面目，于我而言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还有“打倒黑五类子弟！”“打倒资产阶级狗崽子！”等等。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反工 作组的学生已经成为英雄。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 中农才行。


几天以后，8月5号，我亲眼看到，在学校里，三个校长，两个主任一字排开跪在操场的高台上。红卫兵勒令他们说：“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有几个女学生提着棍子不时打他们。校长卞仲耘当晚死去。红卫兵头目第二天在学校的大喇叭里恐吓：“任何人不许往外说，谁说出去谁负责。”


文革前学校学生里有些人入了党，后来改名为宋要武的宋彬彬就是党员。她爸爸是宋任穷，是东北局书记，总管东北三省。校领导和老师对家庭有势力的孩子另眼相看。文革初期，我们学校由邓榕传达她爸爸邓小平的指示，我看见白老师（共青团负责人）与邓榕并肩而行，邓榕滔滔地说着什么， 白老师谦恭的态度就好同对待首长一样。


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 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我们学校是“红八月”打人风的始作俑者。不久后，八一八，宋彬彬在天安 门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她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我是在电视上看的实况转播。毛主席跟她说“要武嘛”。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她后来去了美国。 她对8月5号发生的毒打和打死人，至今还没有表示过道歉。


一场名叫“文化大革命”的残暴动从这一天开始。我的另一个生活也从这时开始。


2007年6月8日
寄自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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