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一鸿（张鸿敏）：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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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发表在《开放》杂志2010年八月号，以下是全文）

    *四十三年前卞仲耘之死案，谁是真凶*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女学生群殴折磨致死，是历史上空前又启后的一案，以至事发四十四年后，现在网上仍是热议话题。当年众目睽睽之下的凶杀，至今凶手是谁，尚未定论，继续追究谁是真凶和为当年该校“红卫兵”代表人物宋彬彬鸣冤的文章同时见诸网端。因为是“群殴”，增加了追究凶手的难度。真凶隐匿，给天下一个“没有凶手”的群殴“结论”，也是专制秘笈之一？

     近期热议缘起，是2007年9月9日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北京师大女附中）九十周年校庆，以“光荣与梦想”为主题的庆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评出九十位“荣誉校友”，宋彬彬名列其中。校庆纪念册中相邻对开两页，左边有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右边有卞仲耘遗像。引发海内外舆论大哗，谴责与争论不绝。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一直保存着妻子的遗物和相关证据，多年执着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凶。他于2007年12月22日致信该校现在的负责人，抗议九十年校庆校方所为，要求撤销宋彬彬“荣誉校友”资格，警惕文革卷土重来，并表示“伫侯回音”。到现在，没有任何回音。

    *还原真相的责任与义务，追究真凶的必要与意义*

    究竟从哪里来的仇恨和特权，使全市最优秀女子中学的一群女生，停课在炎炎赤日下抡起拳头棍棒，群殴自己的女校长，作下这亘古未有的群体凶杀案，成为文革血腥“红八月”第一大案？此案为研究人群法西斯化过程，预留了一个典型样本。

    前不久有网友将卞仲耘副校长（当时该校没有正校长）被打死那天，即1966年8月5日全体在校学生名单公布在网上（其中有些名字写错），此举不无道理，因凶嫌（也许不包括元凶）、参与者、目击者肯定在其中。

    由于学生群殴杀死校长，四十三年后为寻凶问责将全校学生名单公诸于世，像当年文革一样史无前例，突显出历史无情亦有情。
    我身为名单中人，受到震撼。花甲之年的我们，面对历史，每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来回忆曾经发生在校园里每个人眼前的凶杀，如实记述当时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为，写一篇《我的一九六六“八.五”纪实》留给这个世界。

    我是名单里“初中1967四班”学生张鸿敏，1966年十五岁。我的校友冯敬兰在《记忆》第四十九期《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文中提到，她日记里记着1967年“12月9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我就是被送行九人中八位初三同学之外，唯一被称为“初二小孩儿”的那人。此文署笔名，因在美国作记者以现名张敏发稿，凡署笔名之作是与工作无关的个人言说。

    《记忆》杂志第四十七、四十九期先后发表《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一）、（二），选辑有关文件、回忆研究文章、访谈记录等，对于寻求卞仲耘之死真相、深入研究文革史非常有益。对每位如实回忆当年情况的校友，我深怀敬意。

    当然，我对文中观点不尽认同。例如，校友叶维丽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说“我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当然同意每个人要面对自己良知，更要说出自己所知道的真相，哪怕只是一个细节。我们有责任还原历史，追究直接责任者、凶手、以至元凶。
    只有这样，卞仲耘校长的冤魂才能安息，也才有望禁绝此类规模不等、屡屡发生、已延绵六十年以上的各样群体凶杀，终结以“革命”的名义一再藏匿真凶、吞噬掉至少八千万人性命（非正常死亡），仍不加追究、还不断洗刷国人记忆、荼毒国人心灵的荒诞史。

    追究真凶的第一步是调查还原真相。卞仲耘校长1966年8月5日下午在学校锅炉房高台北侧大操场被群殴时，我是现场目击者。
    关于殴打卞仲耘是自发还是有人组织、宋彬彬是不是凶手、她对卞仲耘之死是否负有责任等等，目前争论有多处焦点，所涉问题很广。因本文篇幅有限，先就我所知，略谈一、二。

     *从8月4日班级斗争会看全校有统一组织指挥，不是权力真空*

    目前争论焦点之一是7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到8月5日，学校是否权力真空？这关系到卞仲耘被群殴致死是学生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发冲动的偶然之举，还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凶杀，也关系到宋彬彬是否负有责任。

    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取分最高的女子中学，聚集了很多中國政要、统战对象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从本校毕业，刘少奇、邓小平之女1966年分别在该校读初一和高一。文革文件证明，派到该校的工作组，由邓小平直接过问，了解文革进展情况。虽然后来他被打成二号“走资派”地位一落千丈，毛泽东始终掌握文革发动和领导权，掌握生杀予夺最高权力，无人不晓。

    卞仲耘8月5日蒙难前两天发生在我们班的事情，也许可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只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恐怖气氛使“黑五类”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贴着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學，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類。

    “紅五類”有革命的權力，坐在椅子上。“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在讲台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幾個出身职员家庭，不算“紅”也不算“黑”的灰色地带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让她们看批斗“黑五类”，她们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我们九个“黑五类”在前面惶惶站定，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我们班董XX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伴随着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董说。“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原知道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谁也不知那不是她的生父。我们“黑五类”虽被命令低着头，仍能听见继续的推搡和董XX桀骜不驯的分辩，直到她不再作声，站进我们这排。

    随后，“红五类”头头郑重宣布：“‘革干出身’的标准是父亲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加入共产党；军干中从国民党军起义的不算‘革军’出身。”我恍然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学一向以为出身不坏的，今天却与我为伍，也知道全班同学已经无一遗漏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被命令继续低头。听到同学齐唱响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接着又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再唱前曲，末尾加上喊出的道白：“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到底是少女初次学痞，道白显然迟疑，声音参差不齐。

    随后，二十个纯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腳踢，刷大字报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接着是“红五类”揭发批判每个“黑五类”的“反动言行”，并且动员灰色地带发言参与。

    显然一切早有准备。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险恶，从十三岁到十五岁不足两年中学生活，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可聊以自慰的是，十个“黑五类”无一例外，都被凑足了“材料”。殴打与揭批一再交替。

    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XX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了一会儿。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也许因为她带给我暂时的松弛，所以记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相信我们全班同学都忘不了这一天，无论“红”“黑”还是灰，心灵的重创刻进我们生命的年轮。并没有人被打成重伤，此后也没人愿意再提起这天。我的脚姆指筋受伤麻木，十多年后才渐渐复原，没有机会知道另外九位同学受伤的情况。

    8月4日这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我们班这样的批鬥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XX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著名报人吴XX，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黄XX的出现，表明行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指挥。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告诉各班哪些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斗争会前一天通知措辞，已露杀机，这是重要线索。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

    如果说8月4日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8月5日则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

     *我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蒙难日所见*

    1966年8月5日，我和許多“黑五类”同學一起被押到操場上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八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

    锅炉房高台（常常是批斗会主持者和发言人站的地方）北侧的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犟的胡志涛副校长（女）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紫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什么，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
    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攘，渐渐乱了队形。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

    关于带钉桌椅腿的记忆，后来从校友王友琴的记述中得到证实，那是同学从木工房拿来的。值得一问的是，谁提示或组织同学去拿的？人所共知木棍可以打死人，谁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打校长？

    四十一年后，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他保存卞校长血衣至今，确认我记忆中卞校长那天所穿衣服颜色样式质地都没记错。

    根据几位校友的文字回忆，后来卞仲耘被押到后边小操场干重活，我当时没跟过去。再后来她又被押到宿舍楼里受到各种折磨，因为楼道狭窄，从旁目击者不多。

    在大操场上批斗殴打校领导之后，她被带到另外的地方，人群渐渐散去，原来押着我们“黑五类”的“红五类”们也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同学魏XX、崔XX和孙XX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动物和人体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第二天，从学校广播（教室小喇叭）里得知卞校長前一天被送进邮电醫院，宣告死亡。后来又得知，其实送进醫院前，已经死了。

    她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1966年8月5日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是不是“红卫兵”？*

    卞案争议的又一焦点，是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时，学校里是否已经成立“红卫兵”？卞校长是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之所以成为焦点，还因关乎后来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与卞仲耘之死有没有关系。

    我可以肯定，师大女附中在7月31日前就有了“红卫兵”。

    师大女附中因为学生“通天”， 文革中事事闻风而动，不会落后。清华附中5月29日有了“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于6月24日，7月4日和7月27日写的先后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都一一抄录，在校园张贴。

    现在研究者肯定，后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的信，写于1966年7月28日至8月1日之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及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写的论与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

    如果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明确得到毛泽东支持后，师大女附中直到卞仲耘蒙难的8月5日，还没有“红卫兵”，不是掩人耳目，就是女附中局外人。
    再看另一方面，现经多方证实确认，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7月31日成立。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该组织之所这样命名，是为了区别于已有的完全根据出身定资格的主流“红卫兵”。再后来，因为又有冠以各种“前缀”的红卫兵组织成立，最先成立一开始是主流的“红卫兵”，就被称为“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儿”。这是后话。

    仅以上述顺序论，说8月5日师大女附中还没成立“红卫兵”，肯定与事实不符。至于现在想以“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门前还没有现成的“红卫兵”袖章为理由，证明8月5日师大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打死卞仲耘与“红卫兵”无关，更是牵强到完全站不住脚。当时物质匮乏，买布要布票，布票都在家长手里把着过日子，学生一时半会儿弄不到布毫不奇怪。从事实看，8月4日我们班谁能动手打人，谁该被打，泾渭分明，与袖章毫无关系。一天之后的8月5日，谁有资格“斗黑帮”，谁被带到木工房拿桌椅腿，谁被押到操场上看以儆效尤，都有一定之规。一如十三天之后，那五十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代表，既不凭袖章，也绝不会靠抽签或自愿报名而定。

    早在6月2日停课之后，班文革“核心小组”成立，全根据出身而定。最初的“红卫兵”就是“红五类”，“红五类”是当然的“红卫兵”，自然过渡。到7月底8月初“对联”一夜间贴遍北京城，出身决定一切，若不是“红五类”敢冒充“红卫兵”的，轻则批斗殴打，重则“格杀勿论”，与袖章毫无关系。

    走笔至此不能不提及，说是“红”“黑”泾渭分明，也不尽然。时有“革干”子女，一夜变色，父母被“揪出来”，遂沦为“黑五类”，“好汉”变“混蛋”成了“狗崽子”。人“狗”变异一夜完成，在师大女附中见怪不怪，屡见不鲜。

    就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蒙难这天，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提出党中央还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当时国人并不知情，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副总理。

    师大女附中开批判会，有人上台发言，刘女、邓女一如既往与另几位同学会齐声高喊“开会发言报出身！”那清脆尖利威严的声音覆盖操场，又被不远处的高楼反弹回来，余音不绝，吓退想上台发言的“黑”灰二类 ，也刻进不少同学记忆的留声机。

    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因为没有点名，直到1966年8月18日，刘少奇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可能他心中已经有数，国人通过电视，看见他神情抑郁。后来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悲惨而死、邓小平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刘邓和他们的儿女经历了由红变黑，文革后又重拾“光荣”的大起大落，自然更明白其中的荒诞诡谲。这也是后话。

    *红卫兵宋彬彬与八.一八毛泽东*

    卞仲耘校长被学生群殴折磨致死十三天之后的1966年8月18日上午，我到学校，发现同学少了很多，见不到几个“红五类”。有人组织到校同学进礼堂看电视。老旧礼堂的讲台上放着个不大的黑白电视，至少三、四百同学挤在闷热的礼堂里，翘首观看那自己去不了（被禁止）的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发生什么事。
    此刻，毛泽东正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1966年的中国人都知道是“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被当成神般受到人们“无限崇拜”，被称为“红太阳”。

    忽见荧屏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跟她说话，我一时完全反应不过来——天上的毛泽东和我们学校的宋彬彬面对面说话？随后，电视台解说员说“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宋彬彬’。毛主席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这是‘最高统帅’对殴打和杀戮表示的认可。

    毛与宋这段著名对话，迅速传遍全国。此后，在北京，在中国各地，又有許许多多教育工作者，死在自已學生的拳脚棍棒之下，更多“黑五类”死于毒打。校友王友琴以历史义工身份，用二十年多年业余时间，记录了包括卞仲耘校长在内的中国五百位以上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丧生经过。对王友琴所做的工作，我深怀钦敬之意。王友琴和一切如实回忆记述文革经历和史实的校友，为1966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挽回荣誉。

    自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的名字与毛泽东、“红卫兵”、“要武”和“红八月”连在一起。在这一概念“化和”的复杂过程中，毛泽东无疑是首要因素。但是，在那个以“血统论”精确划分阶层的特定时刻，宋彬彬成为登上天安门献袖章者，也不是轻轻用一句作了“替罪羊”就能解释的，她究竟蒙了什么冤，受了什么屈？

    *我读《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一）（二）和部分网帖有感*

    身为女附中学生和卞仲耘被群殴的目击者，以我当时的经历，并参看各方证词与研究报告，目前有如下看法——

    1.到现在，组织发动和实施殴打折磨卞仲耘致死的真实过程和一切细节，以及所有涉案人在其中的角色和责任还远没有弄清。提供真相，追究真凶，是生者的历史责任。

    2.直接动手杀死卞仲耘、导致她失去生命的是师大女附中的一群学生，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也不是宋彬彬一个人（至于宋彬彬8月18日之后在北京和外地参与过什么，我至今不清楚）。

    3.直接动手导致卞仲耘死亡的一群人里，“红五类”占绝大多数。那种让当时所有师大女附中学生平摊直接动手杀人责任，不符合本案实情。以直接参与凶杀者众多为理由，有意无意引导舆论不追究真凶、不了了之，空谈‘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的同时，仅仅为宋彬彬一人鸣冤，与公义原则不符。

    4. 1966年6月2日三位学生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共同贴出文革中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全校为她们马首是瞻。8月5日她们三位仍是学校里具有“令行禁止”能力的人。她们是否参与了群殴卞仲耘的组织和准备，现在尚无足够证据。最近刘进表示为自己当时对殴打卞仲耘的人未作劝阻而惭愧，看来她已意识到自己对卞仲耘之死至少要负某些道义责任，值得肯定。暂且不论当年她是否真像今天所说，想制止但不敢。

    5.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场的大操场殴打全过程，没有人出来喝阻。

    6.在1966年，打人是革命表现，革命是光荣的，光荣是要有资格的。当时“红”、“黑”、灰各色已经清楚定位，“黑”和灰们只求自保，不敢僭越。如果当时敢出来劝，可能先于卞仲耘而死。这两类同学当时没有出来劝阻，与刘进、宋彬彬、马德秀没出来劝阻，所负的道义责任有很大不同。还要补充那句话，且不说在那种情况下，全校同学中有几人真有想出来劝阻的清醒和公义。

    7.师大女附中（今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九十年校庆，专题是“光荣与梦想”，绝非信手拈来之词。历经中共中央决议判定文革是“十年浩劫”之后，宋彬彬与毛泽东的蒙太奇，四十一年后依然在该校被奉为“光荣”的象征，引起海内外很多人强烈反感。直到近年还将与文革毛泽东跟自己沾边奉为光荣，以此重新诠释“构建”历史，而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否定了文革，这特别发人深思。由此重提卞仲耘这桩众目睽睽下被害四十多年的“无头案”，荣辱之争不可避免。宋彬彬分享光荣不辞，分享耻辱就叫屈，是什么逻辑！
    读到校友叶维丽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说“不经意中，19岁的宋彬彬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和政治的十字架”，蓦然想到“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竟又被赋予新意——曾经的小姑娘们也可能一路任意打扮历史。

    8.蒙难者卞仲耘是千千万万文革中被“群众专政”非刑毒打致死者之一。她是共产革命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因她曾是共产革命参加者，就认为她被共产党当政搞的文革“吃掉白吃，活该”，我不能同意。如同把刘少奇归入文革受难者一族一样，都应追究杀害他们的真凶，哪怕刘少奇的遗孀四十年后与毛家后人握手言欢。因为他们和一切人一样，生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和尊重。

    9.校友们和知情者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有权据实为宋彬彬辩护，如同为一切人作辩护一样正常。为宋彬彬鸣冤的人，如果自我定位为宋彬彬的好友，仅为她一人鸣冤，竭尽心力不止，可以理解，正如美国人哈里斯所理解的‘因为你们是她的朋友’。但是，如果你们还要以公义的名义言说，就不会不同时多少顾及同一个大故事里，失去生命的卞仲耘校长和在文革中蒙冤丧生的我校老师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以及被判二十年徒刑坐牢多年后出狱、至今精神失常的闻佳同学等人四十多年的沉冤。

    10.眼见几位校友为宋彬彬辩护鸣冤，说“宋彬彬是冤枉的”，同时又说“责任也不能都推给毛泽东”。不错，直接动手打人的学生，要负应负的责任，哪怕几十分之一。以我现场所见，直接动过手的，不超过一百人。四十四年了，我们都已是花甲之人，应该回忆真相，对历史有个交代。但有为宋鸣冤者却说“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这就不大正常。除了毛泽东，谁应该为宋彬彬的“冤情”负责？找到“冤头”“债主”有助于宋彬彬“解套”，为什么为宋鸣冤者对“冤头”“债主”缺少追究的意向、坚持和义愤？莫非这几位本意只在为宋鸣冤、洗净她，曾经参与殴打卞仲耘的一群人也都随之金蝉脱壳，让当年全校师生有罪同当，再对毛泽东适当“宽大”，于是“摆平”一切？

    11．毋庸置疑，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所有学生都会照常坐在教室上课，卞仲耘会在她的校长室办公。8月18日，毛泽东和宋彬彬不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谈话，不会被摄入同一张照片。北京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纪念册上，不会有这张你说“让宋彬彬背了四十年黑锅”，他说“让宋彬彬四十年依旧光荣”的照片引爆争论。

    12．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两百万，也许高达三百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每一个案，都有直接责任者，应该不懈追究。毛泽东是这场杀戮的元凶和真凶，应首先追究。

    13.文革是共产极权常態的聚焦，而不是變態的偶然。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凶，不能不从毛泽东开始。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沾上毛泽东的边，成为在全中国呼唤“要武”的符号，导致千万人命丧黄泉。如果宋彬彬因此蒙受了什么“冤屈”，理应先诉毛泽东，切断与毛泽东绑缚在一起的“光荣”纽带，参与将毛泽东请下天安门、请出纪念堂的义举，宋彬彬才有望走出那张据说曾“让她背黑锅”，也曾“让她无尚荣光”的著名照片带给她的一切阴影。

    *几句自白*

    面对互联网上公布的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长蒙难日当时全体在校学生名单，我提笔写出如上文字。文中提到我曾经是被批斗的“黑五类”，但我知道自己沒有资格仅仅扮演一个控诉者。

    1994年，我第一次通读《圣经》之后，一个从未有过的自问在心中盘桓：“1966年8月4日我成为被打的学生，是因为别人让我打人我不打，结果成了被打的，还是也想加入打人的一伙去“革命”，人家说我不够资格，而注定成为被打的？”
    我凭良心如实回答：“我被打，不是在打人与不打人之间自觉选择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十五岁的我，如果出生在‘红五类’家庭，所做的与我的‘红五类’同学不会有什么两样。”
    谁把我们美丽的青春之花，撕碎在文革“红八月”，浸泡在卞仲耘校长的血案里？

    2001年夏天，在美国纽约“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上，我以《文革与人生》为题作短讲，结尾说：“从那时（1966年“红八月”）直到后來的岁月，我們都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些什么？文革又在我和我同时代人的人心灵与生命中，发生了哪些作用和影响？我們有责任如实回忆，翔实记录、诚实忏悔。”

    （2010年8月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http://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0/08/20100819125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