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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24 05: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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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虹 光荣的荆棘路——杰出的历史学家王友琴
光荣的荆棘路象环绕着地球的灿烂光带，只有幸运的人才被送到这里行走，才被指定为建筑那座联接上帝与人的桥梁的、没有薪水的总工程师。这条光荣的荆棘路，跟童话不同，并不在人世间走到一个辉煌和快乐的终点，但是它超越时代，走向永恒。——安徒生
后世的人永远都不能彻底地了解，二十世纪的人类文明，经历过怎样的浩劫；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受过何种非人的、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折磨。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思想渗入中国，渐渐地蓄积起巨大的能量；四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叶，共产主义的洪水咆哮奔腾，翻卷着泥土石块，摧毁着桥梁道路，浸淹着村舍农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特大暴洪。无数人在它的肆虐中倒下，其中很多人再也没有能够站立起来。
那些倒下的人，他们是谁？他们怎样被涡流卷走？他们如何被泥沙裹挟？他们被什么样的石块击中？
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重要吗？
三十年前，王友琴对此就有了明确的答案。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里，她在前言中写道：
“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记录死亡。在中华文化中，传统地用地面的圆锥形土堆来标志坟墓，纪念死者。文字发明之后，死亡记录被刻在石碑上，被铸在青铜上，被写在竹简上，更大量地被记录在纸面上。记录死亡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死亡记录也有形形色色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着对生命的尊敬。”
“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的司法系统以后，更是一直需要记录的。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
在耶路撒冷，博物馆里陈列着300万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的名字与資料。
在俄国，数百万苏维埃受难者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印制成纪念光碟。
“但是”，王友琴指出，“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
很少被记载的，除了文革受难者,还有土改受难者，镇反受难者，三反五反受难者，大饥荒受难者。
这些受难者的人数，远远超过纳粹受难者和苏维埃受难者的总和。
八十年代初，尚在北大读书的王友琴在她的散文《未名湖，你听我说》里这样写道：
“现在，我可以选择了。不仅可以选择学什么，还可以选择作什么……这是一种幸福的权利，也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容词来概括我们这一代人，为时太早。因为这要看我们给历史真正留下了什么，而不仅仅凭我们说过什么和想过什么……”
从那时起，王友琴就追随良知的呼唤，开始搜寻文革受难者的资料。一九八八年，王友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那时，她有很多道路可以选择。她有很好的文学品味和思辨能力，可以成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她有流畅优美的文笔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她中英文俱佳，也可以成为一个翻译家。然而，在所有的这些道路中，她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
王友琴走出文学殿堂，步入当时完全荒芜的文革史领域。历史的见证人在一个个离去，她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记录下他们的历史见证。
王友琴是在教书之余做这项工作的。她搜寻受难者，除了查阅文字资料，更主要的是做大量的采访和调查，因为在那之前，文革中受难的普通人的名字还从未被写下来过。在《文革受难者》序言中，余英时把王友琴的这种历史研究方法称为孔子所说的把“文”和“献”结合起来的中国史学传统。（在现代汉语中“文献”是一个词，在孔子时代是两个词，指文字记载和调查采访两种史料来源。）王友琴日以继夜地伏案写作，为每一个能够找到线索的文革受难者做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可曾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的文化并不重视生命个体，除非他从属于或者连接着某个官僚集团。然而，在王友琴建立的“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里，不管受难者有多普通多卑微，他/她的价值和尊严，都通过其传记彰显出来；他们那曾经鲜活的个体生命和遇害的经过，都以文字形式永远地留在了这个世界。
王友琴走的这条路，不止崎岖艰难，不止没有鲜花和掌声，不止花费自己的积蓄和时间，更要面对明枪暗箭。无理的指责，卑鄙的中伤，赤裸裸的威胁，和恶毒的攻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王友琴搜集文革的资料，也让那些在文革中作恶的人，当过帮凶的人，因为私利而协助掩盖真相的人，感到害怕。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友琴会受到宋彬彬刘进叶唯丽马悲鸣吴迪等人的指责。《记忆》杂志第四十七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一，并非如《记忆》主编吴迪所说的那样旨在提出新的史料和证据。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它其实是集中火力攻击王友琴，旨在改写卞仲耘受难史。《记忆》第四十七期失去了基本的是非立场；这样的做法也无异于《记忆》自戕。我不由得想，《记忆》的主编吴迪，是真的看不到这一点吗？他的认识能力，真的会如此低下吗？难怪后来有人会问：《记忆》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
在《记忆》杂志第四十七期的作者中，颇值得一提的，是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教授叶维丽。1966年8月5日，当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遇难时，她是师大女附中初三学生。在她的文章《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无视事实，指责王友琴把故事当成了历史。最奇怪的是，拥有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叶维丽居然声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
叶维丽的确需要面对自己的良知。良知在卞仲耘之死这件事情上的体现，就是追索事实真相。卞仲耘的丈夫这么多年在做什么？他和他的孩子们一直期待的是什么？如果“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就够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叶维丽也需要面对自己的虚伪。她说“我对王女士多年来担当历史义工、为文革中惨死的小人物们伸张正义的作法十分敬佩”，然而，我从《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看到的，却是她对王友琴的无理指责。叶维丽说王友琴讲述了一个关于“宋要武传说”的“好故事”。凡读过王友琴《卞仲耘之死》的人都知道这是叶维丽的杜撰，因为王友琴写下的只是与卞仲耘事件相关的事实。叶维丽说“王友琴女士不断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宋彬彬”。实际上，如果一定要说有人将注意力引向了宋彬彬的话，那么，这个人非毛泽东莫属；而宋彬彬，从来没有拒绝过毛泽东带给她的荣耀。如果说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中国的“希特勒”戴上红卫兵袖章还与时代的狂热有关，那么2007年，以知名校友身份出席师大女附中的恶俗庆典并将她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贴在展板上，却是宋彬彬自己的选择。宋彬彬1966年为独裁者献礼的那份“荣耀”，与2007年师大女附中校长袁爱俊所代表的那股无耻庸俗践踏良知的丑恶势力，就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的校园里，跨越四十年的时光，遥相呼应。叶维丽说宋彬彬受了“冤屈”。可是，卞仲耘的受难，难道不是从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的批判会开始的吗？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的批判会，难道能在无人计划无人组织的情况下自动自发地形成吗？1966年8月5日下午卞仲耘被折磨殴打以致惨死的那几个小时，难道宋彬彬不是师大女附中革委会的主要成员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吗？
2010年，记者张敏以敏一鸿的笔名发表了《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1966年8月5日，当卞仲耘校长被批判被侮辱被殴打时，师大女附中初二学生张敏，是现场目击者之一。张敏的文章证实了王友琴对卞仲耘被毒打致死事件的叙述是准确的。张敏写道：“班级斗争会前一天通知措辞，已露杀机，这是重要线索。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8月4日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8月5日则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关于带钉桌椅腿的记忆，后来从校友王友琴的记述中得到证实，那是同学从木工房拿来的。值得一问的是，谁提示或组织同学去拿的？人所共知木棍可以打死人，谁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打校长？”张敏还指出，（8月5日）师大女附中开批判会，有人上台发言，“刘女邓女”（我的理解是刘少奇之女刘亭亭和邓小平之女邓榕）一如既往，与另几位同学齐声高喊“开会发言报出身！” 在这篇长文的最后部分，张敏写道：“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两百万，也许高达三百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每一个案，都有直接责任者，应该不懈追究。毛泽东是这场杀戮的元凶和真凶，应首先追究。” 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和张敏的《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是我所读过的关于卞仲耘事件的最全面，最客观，最富于人类良知和勇气的文章。
什么是历史学家？简单地说，历史学家就是历史记录的编撰者和历史材料的研究者。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拥戴者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掩盖历史真相，编撰和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当代历史学家，不仅需要坚实的学术功底，坚韧不拔的毅力，更需要一个正直的灵魂，一颗勇敢的心。
王友琴，就是这样一位学术功力深厚，处理史料审慎，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不畏强权，坚守信念的历史学家。
记录平民的受难，就是揭露暴君的罪恶。独立清晰的声音，力透纸背的文字，一向是而且仍然是当权者的大忌。文革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了，可是产生文革的土壤并没有铲除，中国共产党仍在维护其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二十四年前的今天，数百个无辜的平民和学生会被国家正规军射杀；为什么二十三年前的秋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仅仅因为行使了言论自由的权利就被逮捕关押；为什么习近平会公然违背宪法，剥夺中国大学的学术和言论自由；为什么刘晓波的妻子被非法囚禁在自己的家中；为什么人权活动家张林10岁的女儿被警察绑架……现实如此残酷。可是，一个又一个所谓作家学者，却在肆无忌惮地为独裁者招魂。漠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是这些人共同的特征。就在上个月，研究过中西方古典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史，著作等身，拥有一大堆好听头衔的知名学者刘小枫，公开表示中国人应当尊崇毛泽东为国父。
我想起“认贼作父”这个词。我也想起, 很多年前, 一个学生流着泪对我说：“我们家里的人，把是非黑白全都颠倒了。”杀死一个人是杀人犯。杀死几百万人，饿死几千万人，为什么反倒成了伟大的历史人物？中国人的生命，难道一文不值吗？
Shame on you, 刘小枫!
抛开尘世的喧嚣，让我们安静地坐下来，读几本具有历史研究和人文启蒙双重价值的书吧。翻开历史巨著《文革受难者》，《墓碑》，还有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真实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玫瑰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倒下的人——看到他们是谁，他们怎样被涡流卷走，他们如何被泥沙裹挟，他们被什么样的石块击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涡流泥沙石块都来自同一支肆虐的暴洪，而暴洪的后面，就是二十世纪最血腥的暴君之一毛泽东。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它以无数中国人的血泪和生命，给极权主义做了一个沉重的注脚。
感谢王友琴。感谢杨继绳。感谢谢宝瑜。
感谢所有正直勇敢，走在光荣的荆棘路上的人。
2013年6月4日，俄亥俄河畔
http://yi-hong.hxwk.org/2013/06/ ... %E6%A3%98%E8%B7%A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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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7 22:3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