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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1 03: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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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零的五点指示我已记不全了。但是有一点我永远不会忘——后来有人认为三年级的同学是反革命，问王零为什么要支持他们？王零说：“我什么时候支持过他们？”他一条条作了解释，条条都不是支持他们的，而是攻击他们的。可三年级同学还蒙在鼓里呢！
第一条是物理二系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这就是说物理二系有人是文化革命的阻力。三年级学生很自然就认为是指三个政治指导员。但是经王零一解释就面目全非了。对文化大革命他们有他们的安排，我在《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里说过，在九月份的白色恐怖里，全校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造反派”——就是这个意思！对他们安排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我们当然是阻力！
对于批二周，我们是阻力，对于追穷寇我们是阻力。对于打倒老头子我们没有乱打一气，也是阻力。虽然我们受了欺骗也参与进去了，加上某些老头子不是一点没有罪，但是我们毕竟不是死心塌地地被复旦党委和他们的指挥棒——《红缨枪》指挥的。
第二条是政治指导员要检讨。三年级学生认为政治指导员镇压了文化革命当然要检讨。而王零的意思却是政治指导员未能把反革命的学生镇压下去，当然要检讨。
第三点是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学生认为报上提的文化革命的重点是挖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而是支持他们的。可王零他们先批周予同、后批周谷城，再后来批老头子，今天六月十八日又抛出了陈传纲，这才是重点。他就是要学生按他们指出的重点来批，使得文化革命走过场又趁机排斥了异己。
另外两条记不起了。反正都是模棱两可的。王零说我们系里有反革命也不是说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虽然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当然不是“三家村”也不是反革命，王零是说我们系三年级的学生中有反革命。由于把三年级学生误导到去打击显然不是反革命的政治指导员，他们就输了理，就可以把他们作为反党分子打下去。
三年级学生连夜写大字报，为首的政治指导员说，今天我就做一回反革命给你们打。三年级学生完全打破了复旦党委加给他们头上的圈禁，根本不顾守秘密监视下的小组会的约束，也不去批判二周，不去打老头子，不去追穷寇，而是作他们自己认为应该做的真正的文革——批判复旦大学附中对工农子弟的迫害，以及对复旦附中校长的批判，对于把复旦大学工农预科改为附中的结果。批判三个政治指导员，把他们的大字报粗暴地撕了下下，以及镇压他们的罪行。他们把这三个政治指导员带上的帽子，就是“三家村”认为他们阻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为自己被压迫申诉吐气。
他们整天赶写大字报，要把事情捅出来，不至被封锁在三年级。
下面发生在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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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3：
2016-07-05 15:48:39 评论
有资料表明，《红缨枪》在1966年6月18日出了第五期，《十二驳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我没有记忆。或许当天我没有去看，第二天被物理二系六·一九运动拴住，或者当时看了，后来被六·一九冲淡了印象。
现在有一种说法，似乎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这完全是瞎说，有的人动机不良，在进行有意识的误导。其实，一开始造反的首先就是家庭出身好的人。物理二系三年级就是由出生工人的学生带头的。当然其他出身的也参加的。不但物理二系如此其他场合也是如此。比如下面要说到的陈建炜、李天琪、王志惠都出生工人。
本人父亲也是工人，而且在班上其实我的出身最好，我父亲在解放前掩护过地下党，一个最初对他进行共产党的启蒙教育的教师，面临被捕时，我父亲把他的材料从宁波转移到上海，这在1937年5月，那个地下党员因此没有留下证据，蒋匪帮不好治罪，只得把他放了，但是被赶出宁波不许他再教书了。后来这个共产党员，虽然没死在刑场上，却活活饿死了（解放前失业者被饿死是很普通的事）。但是他的材料却长期保留在我父亲那儿。其中有一本《西行漫记》。父亲把他们保留到过八年抗战，抗战中期还担着风险找过地下党。抗战刚结束，两个共产党员送美国飞行员到上海，到了上海完成任务后，立即躲到我家来。我父亲把地下党的材料交给他们看，问如何处理，他们的回答是烧掉。父亲当然不会违背，就烧掉了。现在想来可惜了，这在当时也是没办法的。
仅仅因为在初中我第一次填表时，我不知道家庭出身如何填，我们找老师，老师乱说一通，说就是你父亲做什么工作，我们说父亲是仓库管理员，她就说那么是职员，并且给我们填上了“职员”。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文革中，连复旦大学红卫兵八·一八的袖章也没有拿到，实在愤愤不平。其实我父亲是五金店里从事机器生产的工人，属于下层店员，按照毛主席的阶级分析，下层工人属于无产阶级，何况我父亲还从事机器生产劳动，所以也可以填产业工人。到社会主义改造后，因为技术高，才当了仓库管理员的。这不能作为划分阶级的根据。
不但第一批造反的，就是第二批造反的，比如下面要说到的外语系三年级的学生，全是家庭出身好的。韩爱晶不是革命烈士的子女？蒯大富也是贫农的儿子！爷爷是新四军，父母四十年代入党。王大宾出生贫农！谭厚兰也是出身贫农！谁说造反派都是出身不好的人？？？当然在造反派中是容纳出身不好的。甚至，虽然陈建炜、李天琪、王志惠都出生工人，但他们参加的东方红公社，三个头头都不是红五类子弟。胡守钧出生小商，周谷声出身职员，邱励鸥父亲是工程师，她本人多才多艺。他们居然服他们，根本就没有拿家庭出身来和他们争当头头，丑化红卫兵造反派的人大概不会正视这个事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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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3：
2016-06-19 21:04:01 评论
五四运动五十年时，毛主席提出五四运动的英雄好汉现在到哪里去了。现在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我们同样可以问：文化大革命的英雄好汉到哪里去了？聂元梓呢？蒯大富呢？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呢？上海，胡守钧呢？周谷声呢？邱励鸥呢？你们在哪里？安文江、赵基会、谭启泰、欧阳靖呢？
曹为平3：
举报 2016-06-19 21:06:42 评论
五四运动的英雄好汉不见了，但是革命不会停止，共产党出现了，在共产党中不少人也落伍了，但是毛主席却成了功绩不凡、革命一生的巨人。同样，文化大革命的英雄好汉不见了，并不等于革命就停止了，新的毛泽东第二，会产生出来的，革命还是不可阻挡。更巨大的成就在后面，中国前途不可限量。
删了又贴
作者：曹为平3 时间：2016-06-18 11:24:07
复旦大学的走资派王零知道，仅仅靠老头子已经不能忽悠学生把斗争大方向停留在老头子上了，于是决定趁机打击复旦大学前党委第一副书记，1965年已经调为高教局局长的陈传刚。
这就牵涉到复旦党委内部的矛盾。
这又得追溯到全国解放时。上海解放，先由复旦的地下党接管学校。按照中央的规定，地下党的接管是暂时的。复旦地下党的负责人叫邹剑秋，不过他这一暂时就暂了三年。一直到1952年上级才派王零到复旦，他到复旦并不是党委书记，一开始就是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据说是李正文，但是文革中对大多数同学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王零任第一副书记，邹剑秋落在后面。一般都认为王零已经掌握了复旦的实权。一直到1954年李政文调走，杨西光才派到复旦来，当上了党委书记。此时王零在复旦已经稳稳地坐了两年了。原来邹剑秋很快就被他排挤掉了。文革开始时，尽管解放已近十七年，邹剑秋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委常委，没有任何实权，只是因为他的这个面子才坐着这把交椅。
以上这一切王零自己也承认。文革中王零打倒后，到了我们班上，和我们一起学习劳动等。我班上的同学曾经有人问他是如何把邹剑秋给排挤下来的。他回答道：“这很简单，首先得把人事大权弄到手，然后逐步换上自己的人，或者把邹剑秋的人给拉过来，不服从的一律调走。”总之杨西光到复旦时，复旦已经完全是王零的天下了。王零毕竟不像邹剑秋那么好对付，不愿意屈从于杨西光，不甘居于他之下，一时间杨西光竟然什么都插不上手。
可是杨西光也不是好惹的，不久发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人揭发王零和某胡风分子关系密切，杨西光马上把王零隔离审查，并成立了专案组。至此，王零知道不能和杨西光扳手劲，不久就投降了。杨西光也知道，王零在复旦已经根深蒂固，他要在复旦坐稳没有王零也不行。于是把王零放了，专案没有搞出什么名堂，什么结论也没做，收集的材料全部烧毁，专案组解散，倒霉的是两个专案人员，不久全部被调出上海。从此，杨西光和王零就结成了联盟，王零承认杨西光在他之上，听从杨西光，而杨西光还是让王零具有很大的权力，许多事情都得依靠王零。
究竟王零和胡风分子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文革中复旦党委倒后，大家都只知道他们这种做法不大光明，就是在批判会上也很少提，对于王零和胡风分子究竟有什么事红卫兵造反派并不感兴趣，甚至没做什么调查，更谈不上深究。没有任何人说王零是胡风分子。
近来看到一份材料，说杨西光是如何保护知识分子的，我看了内容，说的仅仅是杨西光如何包庇某一个胡风分子的，这样的事情或许真的有，文革中可没人揭发，他们自己自然也不会说，现在可是不打自招了。文章中还提到了王零，说他在那时也挨整——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篇文章却向大家隐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王零正是杨西光整的。不知为什么，后来专案组解散，材料全部烧毁，甚至连专案人员都全部调出上海这样的事情也不提，不把它作为杨西光保护王零的功德来歌颂。既然说杨西光在反对胡风集团时包庇了一个胡风分子是个大功德，可杨西光毕竟没有把他包下来，如果王零不是杨西光整的，那么杨西光把王零完全包下来了岂不是更大的功德？为什么反而可以不说了呢？这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长期正常没再发生别的事，杨—王体系一直保持到1960年。可是1960年陈传纲到了复旦大学，上面指示陈传纲必须担任复旦党委的第一副书记，位置在王零之上。——陈传纲原来是彭德怀的秘书，彭德怀罢官后，经过一段时间审查和揭发问题，就调到复旦来了，让他当第一副书记是给他一定的地位，这是王零无法抗拒的。可以前杨西光不也是上级派来的吗？对杨西光来说，陈传纲不算什么。可王零上面已经有了一个杨西光了，就决不会允许再有一个陈传纲。陈传纲作为副书记当然也没有杨西光的权力可找借口把王零隔离审查。他们两人之间互不相容，陈传纲在复旦徒有第一副书记的虚名，实际上什么事都插不上手。对杨西光来说，这两人都是他的下级，很自然极力调和他们的关系，决不会热心帮哪一方压倒另一方。就这样陈传纲在复旦当了五年徒有其名的副书记。所以说，后来把陈传纲说成是复旦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走资派的总代表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且不管他本人的政治态度如何，他连这样的资格都没有。
1965年柯老逝世后，陈丕显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当上了上海市长，杨西光当上了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不再当复旦党委书记，为了调和王零和陈传纲的矛盾，他把陈传纲调出复旦当高教局局长，让王零当上了复旦党委代理书记，也不知什么原因，王零始终没有当上复旦的党委正式书记。复旦的一切也都控制在杨西光手里，他跟季宝卿专门拉了直通电话，有什么事都通过季汇报和传达。季宝卿是什么人？为什么她会成为杨西光在复旦的直通电话，以后再说，反正不是正当的人和事。连王零也得一切听她的，因为她的话就是杨西光的指示。
尽管陈传刚已经离开了复旦大学，可是王零还是放不过他。文化革命来了，一开始大概不敢假公济私，对他打击，以免引起连锁反应。但是当他们知道复旦学生中不少人在议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还蒙在鼓里）老师靠枕老头子过不了关，就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那就是把陈传刚抛出来，作为复旦大学主要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来打击，同时排除了异己。又可以在学生中平缓没有按照中央的指示领导文化大革命，卸脱了自己的罪名。
本来复旦大学就是王零的天下，干部大多数是听王零的，没有人会听陈传刚。所以王零召开党委会，批判陈传刚，几乎是依一至的意见通过，许多人来揭发陈传刚。我也记不得他是哪些问题，有多少是真的问题，合理不合理。
会议结束，王零救组织一些人写陈传刚的大字报。
复旦党委委员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从大跃进开始就积极研制电光源，使得我国的电光源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然许多是外国人早已经发明的，但是我国不会造。他把它们造了出来，功勋不能说不伟大。他本来是一个技术很高的吹玻璃的工人师傅。后来复旦需要调他到复旦。他第一次搞电光源是在那火热的大跃进时代。我们复旦大学有一台苏联进口的仪器，其中一个灯坏了，问苏联买，已经开始修正的苏说，单独卖灯不卖，要卖就卖整台仪器。——这不是坑人吗？复旦大学不得不准备买一台仪器，那台仅仅缺灯的仪器只有闲置。不仅如此，苏修还刁难我们，卖仪器还要等一年时间。蔡祖泉同志找到复旦党委，说：就在一年之内把该灯拿出来。——后来果然他把这等研制出来了。再以后他就以研制各种电光源为主业，他和他为主的电光源实验室研制出来的各种新型灯，1965年校庆60周年时在物理楼下面的大厅里放了一厅。即使如此对于这样的有贡献的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居然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写匿名信讽刺挖苦。但是他的事迹在学生中引起了普遍的敬仰。上海市委树立的四个典型中，就有蔡祖泉。
可是复旦党委王零等人，却利用蔡祖泉同志在学生中的威望，干了一件非常不体面的事。他们在党委开会批判陈传刚以后，由复旦党委的写作班子，就是《红缨枪》的某些枪手，写了一张大字报，写了以后要蔡祖泉同志签名。蔡祖泉同志就签上了名。他签名后其他人才跟着签。接下去大字报被贴出去了。
由于蔡祖泉同志在学生中的威望，这一下子给陈传刚定了性，大家都认为这张大字报是蔡祖泉同志自己写的，许多大字报跟了出来，一下子陈传刚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谁也没有认为陈传刚不是坏人。这张大字报是在6月18日晚上贴出来的。当天我没有看，第二天一大早物理二系就爆发了大事件，所以一直到现在陈传刚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后头复旦党委和王零，甚至杨西光，把陈传刚当作复旦大学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复旦第一号走资派，自然是胡说八道，所以真正陈传刚我确实很陌生，一点也不知道。
杨西光听到复旦大学在批判陈传刚，非常愤怒，一个电话打来，要王零马上停止批陈传刚，王零答应马上。可是其他人说：蔡祖泉的大字报已经贴出来了，王零等人说：“糟了！糟了！”——嘿！后来我们听说后实在无法想象，人，还是共产党的党委代理书记，怎么会这么卑鄙？蔡祖泉的大字报不就是他策划的吗？他怎么会不知道？？？
唉！！！每次想起这些事，实在感到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没有做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在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想不通王零这样的人，后来为什么不打倒，不过王零如果打倒，复旦大学党委能够留下的也实在不多了。
唉！！！
也正是这些人没有打倒，才有邓贼的复辟，以及几十年的大曲折，才会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破坏，才会有工农群众也包括我受到的剥削、压迫和磨难。
再说一遍：陈传刚的大字报我没有看过，好几天后到我去看，大多数不存在了，我只看到幸存的一张大字报说，陈传刚说王零不会讲话，大字报质问：你这是对待同志的态度吗？显然这是用陈传刚来突出王零和陈传刚存在“斗争”，他是走资派，王零就不是走资派了。
另外两条记不起了。反正都是模棱两可的。王零说我们系里有反革命也不是说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当然不是“三家村”也不是反革命，王零是说我们系三年级的学生中有反革命。由于把三年级学生误导到去打击显然不是反革命的政治指导员，他们就输了理，就可以把他们作为反党分子打下去。
三年级学生连夜写大字报，为首的政治指导员总支代理书记江凤记说，今天我就做一回反革命给你们打。
第二天 6月19日是星期天，但是那个时候许多人没有回家，我也没有回家。一早我们起来，看到宿舍的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说要打倒一江凤记、M某某、W某某三个政治指导员组成的反对文化革命的“三家村”。主要罪状就是复旦附中的校长把工农预科改为附中，使得工农子弟受尽了压迫，现在文化革命学生起来揭发附中校长的问题，政治指导员当了保皇派竭力镇压。而三年级学生自以为有复旦党委和党委代理书记王零的支持，有持无恐。
事情发生后，我们二年级的同学十分惊奇，都非常自然地去问政治指导员李新泰，问：这是怎么回事？现在三年级同学和三个政治指导员起了冲突，究竟哪方面有问题，我们该站在那一边。还有三年级同学揭发的问题究竟该如何看待。可是李新泰平时一付道貌岸然的样子，此时作为政治工作者竟在同学们的询问前手足无措，痛哭流涕。在我们眼里历来认为共产党员是坚强不屈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没想到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竟然会如此脓包。——那时我系的总支书记副书记都下乡搞四清去了，留系的代理书记正是三个指导员之首。所以他成了丧家犬。
你是政治指导员，现在系里发生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不问你该问谁？就算你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么也该明确地回答，共产党员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谁也没有要你样样都知道，那干脆地说自己也需要一个学习过程。总得有个明确的答复。
其实同学们也不见得有任何恶意，也不是说一定站在哪一方面。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才来向他请教的。可是他的整个表现就是十分窝囊。
最后，他竟然采取三十六计逃为上计，班上的同学就非常不满了。有几个同学写了他一张大字报，就是描绘他的拙劣的表现的。大字报我当然记不全了，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最后的四个字是“逃之夭夭”。本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是政治指导员，看了这张大字报，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可是再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竟然不但不知羞耻，还在暗中把这几个同学全部打成了“右派”。其中一个胡某某（现在广西柳州当教师）知道后非常地愤怒，他说我实在想不到我竟然也会在“右派”里的，我当时对三年级的同学并不了解，也丝毫没有支持他们，我只是对他这个政治指导员的这样的表现不满，怎么就成了“右派”了？
谁还能指责后来胡某某也造反了呢？并且当上了我们班的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
这时全系大乱。原来复旦党委建立的“战略村”全被打破了，把学生们圈禁在各个小组里，由政治指
导员监视着，已经完全失灵了。没有一个人参加任何小组的学习和讨论，全系没有一个小组还在活动
。谁也不去批二周、追穷寇。王零抛出陈传刚，以蔡祖泉同志出面贴的大字报，我知道了也没有去看
，面对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我当然首先要搞清自己应该站在那一边。
三年级的同学走得更远，他们到各班去介绍事情的经过。诉说他们工农子弟在复旦附中受到的歧视，
诉说1961年改校名前后的两重天。诉说事情的起因，诉说他们到复旦附中去贴小张大字报，江凤记如
何粗暴地斥责他们，并且粗暴地把大字报撕了下来。剥夺了他们贴大字报的权利。又诉说他们如何到
复旦党委去反映情况，“王零同志”如何地支持他们，并且发出了五点指示支持自己。王零又明确指
出物理二系有反革命，不是江凤记他们又是谁？他们为什么要镇压学生呢？所以他们要打破江、M、W
， 三个指导员组成的“三家村”的镇压要革命。
他们又说，现在系总支书记和副书记都在乡下四清，他们呼吁校党委赶快把总支书记钱孝衡和副书记
H某某，赶快调回来，领导物理二系的文化大革命。再次以前，当然不能再听江凤记的领导了。他们
班上，一些工农子弟和团干部成了全年级的暂时的核心。
多么天真的学生啊！到这个时候，他们居然只是反对江凤记等人，对复旦党委、王零等还充满着幻想
，认为他们是支持自己的，认为复旦附中的改名和工农子弟受到不公正待遇仅仅是校长个人的问题。
而自己受到江凤记等的镇压，还仅仅是江凤记等人的问题，把复旦党委、王零和他们严格地区分开来
，居然还以为王零是支持自己的。
可是走资派和保守派，尤其是邓贼复辟以来，历来把造反派造反说成天然地反党，或者天然地鲁莽分
子，乱冲乱撞。和事实实在大相径庭。
就是那个吴中杰，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当过造反派，居然会说出什么“揭批复旦党委的行动中已经尝到了甜头，造反派当然不会就此罢手。在杨西光和复旦党委还没有倒台之前，向上海市委的进攻便开始了。”造反是要杀头的，走上造反道路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如不是被逼上梁山，或者看到走资牌的行为实在太卑劣，谁吃饱了没事要造反呢？真是他们的拙劣的行为和对群众的镇压，才逼得群众起来造反的。当然他们首先要掩盖自己的拙劣表现和对群众的大批打击和镇压。
我仔细地倾听了三年级的同学的意见，看了大字报。为此对照了报上的真正的党中央的声音。觉得三年级的同学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歧视和压迫工农子弟是错误的，三年级同学贴校长大字报无可非议。虽然我还不至于认为江凤记等人是“三家村”，但是觉得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是违背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的。
三年级学生连夜写大字报，为首的政治指导员总支代理书记江凤记说，今天我就做一回反革命给你们打。
第二天 6月19日是星期天，但是那个时候许多人没有回家，我也没有回家。一早我们起来，看到宿舍的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说要打倒一江凤记、M某某、W某某三个政治指导员组成的反对文化革命的“三家村”。主要罪状就是复旦附中的校长把工农预科改为附中，使得工农子弟受尽了压迫，现在文化革命学生起来揭发附中校长的问题，政治指导员当了保皇派竭力镇压。而三年级学生自以为有复旦党委和党委代理书记王零的支持，有持无恐。
事情发生后，我们二年级的同学十分惊奇，都非常自然地去问政治指导员李新泰，问：这是怎么回事？现在三年级同学和三个政治指导员起了冲突，究竟哪方面有问题，我们该站在那一边。还有三年级同学揭发的问题究竟该如何看待。可是李新泰平时一付道貌岸然的样子，此时作为政治工作者竟在同学们的询问前手足无措，痛哭流涕。在我们眼里历来认为共产党员是坚强不屈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没想到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竟然会如此脓包。——那时我系的总支书记副书记都下乡搞四清去了，留系的代理书记正是三个指导员之首。所以他成了丧家犬。
你是政治指导员，现在系里发生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不问你该问谁？就算你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么也该明确地回答，共产党员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谁也没有要你样样都知道，那干脆地说自己也需要一个学习过程。总得有个明确的答复。
其实同学们也不见得有任何恶意，也不是说一定站在哪一方面。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才来向他请教的。可是他的整个表现就是十分窝囊。
最后，他竟然采取三十六计逃为上计，班上的同学就非常不满了。有几个同学写了他一张大字报，就是描绘他的拙劣的表现的。大字报我当然记不全了，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最后的四个字是“逃之夭夭”。本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是政治指导员，看了这张大字报，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可是再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竟然不但不知羞耻，还在暗中把这几个同学全部打成了“右派”。其中一个胡某某（现在广西柳州当教师）知道后非常地愤怒，他说我实在想不到我竟然也会在“右派”里的，我当时对三年级的同学并不了解，也丝毫没有支持他们，我只是对他这个政治指导员的这样的表现不满，怎么就成了“右派”了？
谁还能指责后来胡某某也造反了呢？并且当上了我们班的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
这时全系大乱。原来复旦党委建立的“战略村”全被打破了，把学生们圈禁在各个小组里，由政治指导员监视着，已经完全失灵了。没有一个人参加任何小组的学习和讨论，全系没有一个小组还在活动。谁也不去批二周、追穷寇。王零抛出陈传刚，以蔡祖泉同志出面贴的大字报，我知道了也没有去看，面对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我当然首先要搞清自己应该站在那一边。
三年级的同学走得更远，他们到各班去介绍事情的经过。诉说他们工农子弟在复旦附中受到的歧视，诉说1961年改校名前后的两重天。诉说事情的起因，诉说他们到复旦附中去贴小张大字报，江凤记如何粗暴地斥责他们，并且粗暴地把大字报撕了下来。剥夺了他们贴大字报的权利。又诉说他们如何到复旦党委去反映情况，“王零同志”如何地支持他们，并且发出了五点指示支持自己。王零又明确指出物理二系有反革命，不是江凤记他们又是谁？他们为什么要镇压学生呢？所以他们要打破江、M、W， 三个指导员组成的“三家村”的镇压要革命。
他们又说，现在系总支书记和副书记都在乡下四清，他们呼吁校党委赶快把总支书记钱孝衡和副书记H某某，赶快调回来，领导物理二系的文化大革命。再次以前，当然不能再听江凤记的领导了。他们班上，一些工农子弟和团干部成了全年级的暂时的核心。
多么天真的学生啊！到这个时候，他们居然只是反对江凤记等人，对复旦党委、王零等还充满着幻想，认为他们是支持自己的，认为复旦附中的改名和工农子弟受到不公正待遇仅仅是校长个人的问题。 而自己受到江凤记等的镇压，还仅仅是江凤记等人的问题，把复旦党委、王零和他们严格地区分开来，居然还以为王零是支持自己的。
可是走资派和保守派，尤其是邓贼复辟以来，历来把造反派造反说成天然地反党，或者天然地鲁莽分子，乱冲乱撞。和事实实在大相径庭。
就是那个吴中杰，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当过造反派，居然会说出什么“揭批复旦党委的行动中已经尝到了甜头，造反派当然不会就此罢手。在杨西光和复旦党委还没有倒台之前，向上海市委的进攻便开始了。”造反是要杀头的，走上造反道路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如不是被逼上梁山，或者看到走资牌的行为实在太卑劣，谁吃饱了没事要造反呢？真是他们的拙劣的行为和对群众的镇压，才逼得群众起来造反的。当然他们首先要掩盖自己的拙劣表现和对群众的大批打击和镇压。
我仔细地倾听了三年级的同学的意见，看了大字报。为此对照了报上的真正的党中央的声音。觉得三年级的同学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歧视和压迫工农子弟是错误的，三年级同学贴校长大字报无可非议。虽然我还不至于认为江凤记等人是“三家村”，但是觉得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是违背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的。当然我的水平也不高，也不至于怀疑到复旦党委和王零身上去。我也是太天真了。
李新泰彻底使得我们失望了。当有人提问他作为政治指导员，是不是知道江凤记等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不是压制学生。学生们只是要听他说说江凤记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可是他还有一个“理论”，叫做“是牛鬼蛇神我就揭发”。其实我班还没有谁说江凤记等是牛鬼蛇神，或者“三家村”，但是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实在解释不通。不管江凤记等是不是牛鬼蛇神，或者“三家村”，你作为政治指导员，对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总应该知道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上级给他们定性牛鬼蛇神，他就揭发，不然不管他们实际态度如何，正不正确，他都不说不管。坏人坏事都是先揭发出来才能定性，哪有等到定了性才能揭发的。等到定了性才能揭发，那就永远无法定性。
其实如本人虽然经过了解，听取三年级同学的意见，也不过认为江凤记等人镇压学生是错误的，没有认为他们是“三家村”，或者牛鬼蛇神。但是如果这样，他们的镇压就可以不揭开了？认为只有事情充分揭发开来，才能纠正他们的错误，排除对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于是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字当头》这是我第一次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发表的政论性的文章。提出当前首先是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把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违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问题等全面揭发出来，最后才能定性。
我说过了，《牛虻》里的亚瑟，有两个神父，第二个神父使他失望了，第一个神父蒙泰里尼他还崇拜他就像崇拜上帝一样。我也有两个神父，以前我历来认为李新泰不过比不上姜德安，现在在关键时刻他彻底使我失望了，于是我在日记本上写上了“想念姜指导员”，那可是真心想念，希望他能够回来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带领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前进。
后来我同寝室的同学，也是我后来的造反派战友，偷看了我的日记，在上面批了两个字“肉麻”。说实在，后来我自己也觉得确实肉麻。我给那个战友起了个绰号叫做“黄蜂”，并不是骂他、贬低他，而是确实肯定他能够像黄蜂那样针刺，一针见血，想用针灸医病那样，使我得以反思。在那个时候，确实说得上，我就像亚瑟崇拜蒙泰里尼一样，崇拜姜德安就像崇拜上帝一样。
姜德安说来就来了。他原在乡下四清，他一回来，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涌了过去把他团团围住。说明大家还不是对他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希望他能够不至于像李新泰一样，能够给我们大家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在当前该怎么办。
可是他却根本不谈我们系里的现状，不谈我们该怎么办。而是夸夸其谈地大谈在农村四清中的阶级斗争情况。当时我们也没有觉得如何，说实在，他说的农村阶级斗争，全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说到底，他在农村的四清也不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路线走，根本没有说到农村的干部队伍的情况，既不说好，也根本不提有没有走资派。他说的阶级斗争，都是把矛头指向农村的普通农民，甚至贫下中农的。究竟什么问题我也记不得了，都是农民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他却作为农村的阶级斗争大讲特讲。最最严重的问题，不过是有一个农民打老婆。现在叫做家庭暴力。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认为农村的打老婆一时是无法解决的，男女不平等自然不好，但是不到合适的时机也是解决不了的，至少无法上纲到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给我们大讲特讲的农村的阶级斗争！
就在他夸夸其谈时，我和以前一样，把我写的大字报《揭字当头》的稿子给他看，其实就是给他审核。可是使我惊奇的是，这次他把我的稿子拿去，竟然稍微瞧一下（毫不夸张只有几秒钟）就甩在一边，既不说好，也不说哪儿有错误，或者整个错了——我可是让他来审核的，他居然这个态度。当时我只是感到有些愕然，他还是继续大讲特讲他的农村的阶级斗争。后来就走了，原来领导调他到三年级那儿去了。他去做什么后来就知道了。
现在都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就带着极大的权力欲参加进来。从李新泰和姜德安的表现来看，这根本不通。大家都对他们寄托了极大的愿望，希望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好好领导大家。可是真正不要领导的不是学生，而是他们。李新泰面对学生只会痛哭流泪，姜德安却在大家对他寄托了极大愿望围上去时——不就是要他起到领导作用吗？可是他却置眼前的重大政治事件于不顾，故意夸夸其谈毫无关系的农村阶级斗争，何况根本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对农民斗争。甚至我把我写的大字报底稿交给他审核，他瞟一样就扔在一边。如果我写得不好，也该提出你的意见嘛，以前不管我们写了什么都要找出一些“问题”来，现在关于如此大的政治事件的表态怎么可以不闻不问了呢？说到底，他不赞同我的观点，也不准备指出错误，大概是准备到时候秋后算账吧！这是政治指导员的做法吗？
后来我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其他历史经验说：自古以来没有真正的夺权，只有弃权。李新泰和姜德安都是例子。就是江凤记等人也是例子。
我还是把大字报《揭字当头》抄写后贴了出去，也著名某战斗小组，一些同学表示赞同我的看法。我说同意我的看法的都是战斗小组的。
复旦党委派了一个副书记刘洁到我们系里来。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来。反正第二天下午开会时，才看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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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
2016-06-22 23:47:59 评论
姜德安奉令去“加强”三年级的“领导”。他的表现马上可以看到。十月份三年级的同学送了他一幅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横批“又圆又滑”。他整过我们我们从没和他算过账。而他一直到了复旦校革会成立甚至到毕业前夕还经常地造我们谣。
我要评论
当我们都在物理二系内部忙碌、思考时，复旦大学整个地翻了天。王零原来洋洋得意地说，全上
海而是一个高校，只有复旦大学在北大大字报发表后没有受到冲击，并且还总结了经验，除了假意表
态开会逝世以外，特别是掘开大堤把洪水泄到别的地方，可是终于封锁不住了。
首先，化学系三年级陈健炜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就只有这么几句话“同学们，把矛头转过
来，指向复旦党委里的牛鬼蛇神，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这在后来被红卫兵造反派公
认为“复旦大学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接着有人出来批判《红缨枪》，因为政治指导员们都说
《红缨枪》是复旦党委的机关报，是通过《红缨枪》来领导复旦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党中
央和《五·一六通知》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都说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可是你们却要我们把精力放在批二周，千军万马“追穷寇”上。
不久就有大字报出来反击，把这些同志说成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
我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些大字报。等到吃晚饭我出去看时，大字报栏里陈健炜等同学的大字报已
经不见了，只有一些残片和反击的大字报。
我看大字报一直走到老教学楼，也离复旦大学老校门不远。突然听到有人高喊“打倒陈传刚”，紧接着，成千的人涌了过来，把一个人围在中心，对着他高喊“打倒陈传刚”，我才知道这人就是陈传刚。后来我们才知道，陈传刚绝对不是自己需要，后者偶然到复旦来的，而是有人打电话给他，一个神秘的电话，要他到复旦大学来。这无疑又是王零和复旦党委的一个阴谋。6月20日复旦的学生已经开始把矛头指向了复旦党委，他们在这个时候让陈传刚到复旦来，可以断定，那个第一个高喊“打倒陈传刚”的人，正是复旦党委和王零安排在下在老校门等候着他呢？而且可以肯定，新校门口也一定有人等着他。他们就是要用陈传刚来转移视线，把复旦学生的视线转移到他的身上。非常遗憾，后来复旦党委和王零倒台后，虽然这在大家眼中已经成了共识，居然没有明确地要王零交代，也没有要其他任何人揭发整个策划过程，以及站在校门口等待的、第一个喊出“打倒陈传刚”的究竟是谁。
在复旦大学的这个六·二〇事件，已经退潮。
我们班上的学生指导员某某某这个星期天是回家的，晚上他回到学校。一到我们系——不知道有没有和谁接触过——就表态，说物理二系的这个事件是反党事件，三年级同学是反革命。总算和李新泰和姜德安比他有自己的明确的态度。对他，虽然不过是一个同学，我以前也是向上帝一样地崇拜的。但是这次我却不能对他苟同。
三年级出身工人的同学，在复旦大学附中受到歧视，去贴大字报又何罪？怎么就成了反党了？难道工农的子弟就是应该被歧视的？江凤记等撕下大字报，镇压三年级同学有何道理？同学们反对镇压怎么就成了反党了？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不是明确地说：
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对于工农子弟，对于抵制他们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的学生，极端仇视。这些保皇党订出许多办法，从招生到教学，从学期考试到毕业分配，都千方百计地来限制、排斥、刁难和歧视这类好学生，甚至对他们进行极粗暴的斗争。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里却出现打击工农出身的子弟的情况，这怎么正常？？？对照《人民日报》的社论，我觉得三年级的同学没错，江凤记等政治指导员或许不是“三家村”，但是他们是错定了。不知道某某某为什么要把三年级同学打成“反党分子”？为什么把罪名加得那么大？
当然如果某某某和复旦党委、刘洁、系里的领导、姜德安等交谈过，受他们指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由他出面首先把三年级同学打成“反党分子”那是万无一失的途径。复旦党委和物理二系的领导可以不负责任，即使有人反感，或者有上级领导批评把学生打成反党分子，镇压学生运动，也可以推托说不过是个别同学的行为。事实上，复旦党委和其他学校比，最最狡猾的就是如此，一方面把学生大批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活跃分子，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不出面，内部划定，准备到时候秋后算账，但是开始却一直让学生出面，就是政治指导员，也是尤抱琵琶半遮脸。出了事情让他们负责，党委躲在后面。这完全是经阿布的人的鬼蜮伎俩。
当我们都在物理二系内部忙碌、思考时，复旦大学整个地翻了天。王零原来洋洋得意地说，全上海而是一个高校，只有复旦大学在北大大字报发表后没有受到冲击，并且还总结了经验，除了假意表态开会逝世以外，特别是掘开大堤把洪水泄到别的地方，可是终于封锁不住了。
首先，化学系三年级陈健炜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就只有这么几句话“同学们，把矛头转过来，指向复旦党委里的牛鬼蛇神，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这在后来被红卫兵造反派公认为“复旦大学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接着有人出来批判《红缨枪》，因为政治指导员们都说《红缨枪》是复旦党委的机关报，是通过《红缨枪》来领导复旦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党中央和《五·一六通知》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都说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可是你们却要我们把精力放在批二周，千军万马“追穷寇”上。
不久就有大字报出来反击，把这些同志说成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
我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些大字报。等到吃晚饭我出去看时，大字报栏里陈健炜等同学的大字报已经不见了，只有一些残片和反击的大字报。
我看大字报一直走到老教学楼，也离复旦大学老校门不远。突然听到有人高喊“打倒陈传刚”，紧接着，成千的人涌了过来，把一个人围在中心，对着他高喊“打倒陈传刚”，我才知道这人就是陈传刚。后来我们才知道，陈传刚绝对不是自己需要，后者偶然到复旦来的，而是有人打电话给他，一个神秘的电话，要他到复旦大学来。这无疑又是王零和复旦党委的一个阴谋。6月20日复旦的学生已经开始把矛头指向了复旦党委，他们在这个时候让陈传刚到复旦来，可以断定，那个第一个高喊“打倒陈传刚”的人，正是复旦党委和王零安排在下在老校门等候着他呢？而且可以肯定，新校门口也一定有人等着他。他们就是要用陈传刚来转移视线，把复旦学生的视线转移到他的身上。非常遗憾，后来复旦党委和王零倒台后，虽然这在大家眼中已经成了共识，居然没有明确地要王零交代，也没有要其他任何人揭发整个策划过程，以及站在校门口等待的、第一个喊出“打倒陈传刚”的究竟是谁。
在复旦大学的这个六·二〇事件，已经退潮。
我们班上的学生指导员某某某这个星期天是回家的，晚上他回到学校。一到我们系——不知道有没有和谁接触过——就表态，说物理二系的这个事件是反党事件，三年级同学是反革命。总算和李新泰和姜德安比他有自己的明确的态度。对他，虽然不过是一个同学，我以前也是向上帝一样地崇拜的。但是这次我却不能对他苟同。
三年级出身工人的同学，在复旦大学附中受到歧视，去贴大字报又何罪？怎么就成了反党了？难道工农的子弟就是应该被歧视的？江凤记等撕下大字报，镇压三年级同学有何道理？同学们反对镇压怎么就成了反党了？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不是明确地说：
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对于工农子弟，对于抵制他们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的学生，极端仇视。这些保皇党订出许多办法，从招生到教学，从学期考试到毕业分配，都千方百计地来限制、排斥、刁难和歧视这类好学生，甚至对他们进行极粗暴的斗争。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里却出现打击工农出身的子弟的情况，这怎么正常？？？对照《人民日报》的社论，我觉得三年级的同学没错，江凤记等政治指导员或许不是“三家村”，但是他们是错定了。不知道某某某为什么要把三年级同学打成“反党分子”？为什么把罪名加得那么大？
当然如果某某某和复旦党委、刘洁、系里的领导、姜德安等交谈过，受他们指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由他出面首先把三年级同学打成“反党分子”那是万无一失的途径。复旦党委和物理二系的领导可以不负责任，即使有人反感，或者有上级领导批评把学生打成反党分子，镇压学生运动，也可以推托说不过是个别同学的行为。事实上，复旦党委和其他学校比，最最狡猾的就是如此，一方面把学生大批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活跃分子，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不出面，内部划定，准备到时候秋后算账，但是开始却一直让学生出面，就是政治指导员，也是尤抱琵琶半遮脸。出了事情让他们负责，党委躲在后面。这完全是经阿布的人的鬼蜮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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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
举报 2016-06-21 22:13:07 评论
陈健炜大字报、大字报《复旦党委要把文化革命引向何方？》明确指出，按照中央政策主要矛头应该指向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可实际复旦党委却老是让我们批二周，批老教授。另有人指出复旦党委机关报《红缨枪》犯有方向路线错误，把大家引到了和中央相悖的方向上去，《十论追穷寇》是毒草。我都没看到。
6月21日
在整个六月二十日，除了某某某回来以后表态反对三年级以外，还没有一个人表态反对三年级同学。虽然多数并不是表态支持三年级同学的，但是对于李新泰的表演普遍不满意。
可是有至少两个人可谓旗帜鲜明地反对江凤记等人，声讨对工农子弟的迫害，这两个人就是崇国民和祁清元。他们跳得最高。一直到第二天上午还是跳得最高。不过这我可是没亲眼看到，许多人确实亲眼看到的，崇国民痛哭流涕，控诉系领导和政治指导员姜德安对他的迫害，他自称的出身历来是贫农，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至少那年头他是动不动就是说他是贫农的。他说系领导和姜德安要把他这个贫农的弟子赶出复旦大学。在场的同学很惊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在场更不知道，不然我会更惊讶的，因为他控诉的姜德安正是我的蒙泰里尼，我崇拜他就像崇拜上帝一样，难道他会做出这样的事？可是他又没有把迫害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所以那天在场的人都不好表态。
——这是六月二十一日上午的事。
可是复旦党委、王零、他派来的刘洁、还有我们系里的某些人正在活动，他们的力量正在重新整合，正在重新组织。
中午吃过中饭，我到某某某和崇国民的寝室里去，正好听到崇国民在说哪一张大字报里说那个人脸色铁青。我才进去也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正好发现崇国民自己的脸色铁青，大概才刮胡子吧。于是我说了你现在的脸色正好铁青。不料这一句话引起了他的勃然大怒，他说我的脸色才铁青呢。我也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发脾气了。后来他说我是死人，我说你现在这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才像个死人。本来我以为双方都是开玩笑，随便说说的，哪知道在旁边的某某某已经把我这些话记入了黑材料，好像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好像正是出于政治敌对才说脸色铁青和死人的。尤其是我对某某某根本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也说我说他死人。
在那个时候我怎么会以敌对的态度对待崇国民呢？就是某某某昨天晚上回来后，说三年级同学是反党，我不赞同也不认为和他敌对的。崇国民更不用说了。上午的精彩表演我没看到，但是昨天他是大肆反对系领导江凤记等人反对工农子弟的，看来是支持三年级同学的。我虽然并没有他那么激烈，但是至少我是同情三年级同学的，好像是一个派，而且他更激进。
我没有也不会想到的是，这个崇国民已经看到苗头不对激烈地转向了。不知道是不是某某某或其他人和他谈过话，就这么一会儿，他自己转向，便立即要把我这个并不像他那么“激进”的人出卖，当作敌人来打，以显示他并没有反对过江凤记等系领导，也没有反对过姜德安等政治指导员。还以此来作为自己的政治投资，……
当时我不知道，实在不知道。
当然我写的大字报《揭字当头》这次二系事件里我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已经被作为重要的罪证材料了。可是我是让姜德安审阅的，交到他手里，他看了一样就甩开了的。作为政治指导员，我请你来指导，你为什么不指导？倒要在我贴出来后，作为严重的罪证？
下午要开会，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三年级的同学完全蒙在鼓里。到了会场，按排的座位对三年级同学做半包围的姿态。刘洁打了会场，开始一言不发。这次会议显然是事先布置好的对三年级同学的围攻，姜德安和一个女的叫神承复成了主要的打手。这个神承复历来就是打手。会议一开始说让三年级的同学讲话，才开始讲，姜德安就质问：要不要党的领导？三年级同学自然回答要，但是他们还是加上一句，要准确的，按照党中央文化大革命政策办事的党的领导，姜德安又问：你们认为复旦党委是不是准确的？三年级同学向王零请示，王零给他们下达了五点指示，使得他们认为王零是支持自己的，王零说政治指导员要检讨，还说你们系里有反革命，他们正是自认为是遵照复旦党委和王零的指示办的，包括把镇压自己的江凤记等人打成“三家村”。他们的做法其实要说“三家村”也不勉强。他们怎么还会认为党委是错误的呢？可是姜德安又责问政治指导员正是复旦党委任命的，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政治指导员，这不是反党是什么？
——这样，三年级同学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显然地陷入了颓势了。
紧接着，神承复又发言，给三年级同学加上了“上蹿下跳，非组织活动，阴谋篡权，反对党的领导”等等罪名。甚至到我们二年级或其他年级来介绍情况也成了大罪。还说出了一大串：一个解放军同志怎么说，一个工人怎么说？我们根本没看到有什么解放军或者工人到我们系里来，谁也没听到有什么解放军和工人怎么说。
除此以外有人出来揭发，越来越奇，有一个人说王零是有警卫员的，三年级同学和王零的警卫员打了一架。——这绝对是造谣，后来谁也没有证实，也不需要证实，只要在当时起到把三年级同学说成无恶不作、引起公愤就可以了。时后再也不会认真。
三年级同学中有人提出，按照你们的说法，谁才是物理二系的反革命？马上许多人一致指向了他们。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三年级同学当然也是一起喊这个口号的。可见这个口号原来是谁都可以喊的。
这还不是最高潮，突然有个人站出来说：“他们寝室里有凶器，一把刀，那么长，磨得很快！”于是一连串的“交出来！交出来！”
到这个时候，刘洁才出来讲话。她说：“我下乡参加四清知道了什么是阶级斗争，现在又知道了什么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就这样三年级的同学就被定为打着红旗反红旗了。她以刚到我们系还以不了解情况的面目出现，似乎一切都不是她布置的。只是在围攻结束说了这几句话为这次事件定了性，可是我们一时居然还不认为这一切都是假象，事实上整个围攻就是她组织布置的。
对她的说法我感到不满意，但总认为她是才到物理二系不了解情况。觉得她这么表态太草率了。
对三年级同学的围攻大会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三年级同学不服，说要跟刘洁谈话，刘洁也表示同意了。居然我们就都很满足了。
散会后，吃了晚饭，我总觉得这样的结果很不是味，我首先对某个同学表示我的疑问，他马上表示反对，认为三年代的同学就是反党。还认为1957年右派就是这个样子的。
说三年级的同学和1957年右派一样？我根本不能赞同。我记得就是姜德安在我们面前吹嘘他的反右的光荣历史时说的，说那个时候，右派分子们对着出身工农的同学的鼻子说：“这儿是高等学府，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这也是事实。右派分子不分明是反对工农子弟掌握文化知识的吗？现在怎么工农子弟受到歧视和压迫，倒成了右派？？？
姜德安说到反右，好像他坚决站在工农子弟一边，现在工人的子弟在复旦附中受了歧视，去贴大字报，江凤记等就来镇压，他姜德安怎么不站在工农子弟一边？
会议开过以后，传到整个复旦园，于是人们开始议论，物理二系三年级一些反党的学生如何无恶不作。保卫科在会后到了三年级，索取刀具，尽管这把刀根本不是造反的学生的，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是杀人凶器，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刀没收了。于是复旦园内又盛传物理二系反党的学生有凶器，准备杀人。就好象鲁迅先生说的那样，阿Q被枪毙就是阿Q不好，被枪毙就是他不好的根据。同样，一把刀被保卫科没收，就一定是凶器，不是凶器就不会被保卫科没收，也不会来追究是不是造反的学生的。
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想了一遍，总是觉得这样围攻三年级同学是不正确的。而且开始觉得这次围攻不是开一次会临时变成了围攻会，而是有计划有准备地把三年级的同学打成了反党分子、反革命。我觉得我不能沉默。
不料就是这个念头使得我成了小有名气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我可从来没有想出名过，历史把我推到了前台。
其实我虽然写了《揭字当头》的大字报，当时为了个人安全，要退缩还来得及。在李新泰眼里，我这张大字报实在算不了什么。批评他“逃之夭夭”的大字报才罪大恶极。
崇国民和祁清元不是及时地转向了？谁也没有追究他们，他们可是跳得比我高得多。后来他们成了我班最主要的保守派。
我后来才感觉到，如果我要转向，只要把另外一个不肯转向的当作敌人激烈地予以打击，就可以取得走资派们信任了，崇国民不就是把我当作敌人激烈地打击，并且再也没人追究他的责任，并且极其信任他吗？可是我没有这样卑鄙，也不屑于以这种方式来解脱自己。
就是这个晚上，由于我认为不能沉默，使得我成了复旦大学小有名气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只要有一丝卑鄙就滚到了保守派的阵营里了。
复旦院内出现了大字报，《红缨枪》战斗小组写的，但是没有著名《红缨枪》，《物理二系发生了什么？》明确地把物理二系三年级的学生说成了反革命事件，反党事件。
这张大字报只能是复旦党委授权的，但是却以个人的名义发表。
总之都是见不得人的鬼域伎俩
6月22日
第二天一早起来，洗脸刷牙，后来去食堂吃饭。学生宿舍里一片肃杀的气氛。在走廊上没有任何人说
话，几乎鸦雀无声。人们相互见到了也不打招呼，而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以前在历史书上读到
“道路以目”，是说周厉王杀死一切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人们就不再说话了，在路上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这就叫做“道路以目”，以前从来没有体会，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
过今天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道路以目”了。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里说，资产阶级司令部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镇压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
，实行白色恐怖。现在有人说言过其实，哪儿来的白色恐怖？如果说这话的是年轻人那么我还可以原
谅他的无知，如果亲身过来的人这么说，我就只好鄙视他的卑劣了。当时我们系里就是一片白色恐怖
。但是白色恐怖吓不倒我，我这时才体会到北大和南京大学革命师生们的亲身经历。他们都上了报，
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支持，我们还怕什么。我更加觉得昨天的事情不正常，是一次有预谋的有计划的
镇压学生运动，和北大和南京大学完全一样。区别是当时我还没有怀疑到复旦党委身上，甚至对于刘
洁昨天的发言，我也没有多想。
我们是多么地天真！！！可是有人说我们乱冲乱撞呢！
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占了一张纸，很快就写成了。标题《这是为什么？》大意就是从各种迹象来看，昨天下午的对三年级的同学的围剿是很不正常的，也不是会上一些人的个人行为造成的，而是有计划有预谋地镇压学生运动。完全站在三年级造反的同学立场上，不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或反党分子。继续认为江凤记等政治指导员是会三年级同学的大字报，镇压三年级同学，是完全错误的。
大字报写完就贴了出去，著名仍然是战斗小组。而且我站在现场没有离开，仍然宣布：谁同意大字报，谁就是战斗小组成员。
人们过来默默地看大字报，许多人看了以后一言不发，有一个人突然走过来，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了握就离开了。
如果说6月20日我写的理论性的文章《揭字当头》，想退缩还可以退缩的话，李新泰未见得会比“逃之夭夭”更痛恨。那么这一次我可是自己“跳了出来”，没有退路了。无疑将被作为最死硬的“反党分子”了。可是我不怕。我也没想到复旦党委就第一个要致我于死地，还是认为有组织有计划地围剿三年级学生的人是我们系里的某些领导。
6月21日下午，复旦党委就来摆平我们物理二系。经过事先的组织，三年级的学生被大批地打成为反革命，这次事件被打成反党事件。他们冲破把学生禁锢在各小组“讨论”而到其他班上介绍情况，被说成是“上窜下跳”、“非组织活动”，战斗组是反动组织，反对政治指导员就成了反党，尽管他们呼吁把总支书记副书记尽快调回并要求党委派人，自然凝结成的核心成了“夺权”“权势欲”。还有什么“一个工人同志如何说”“一个解放军如何说”，我们根本就没见到什么工人和解放军，也成了三年级同学和工人、解放军对立的根据。这次会议姜跳得最高，围攻就是以他首先指责三年级同学要不要党的领导开始的。他以前一直在我们面前自吹1957年如何地是个反右英雄。我不知道现在他还是不是自称反右英雄？对这次事件，他后来对我们解释说，他以为又一次反右开始了，造反的学生就是右派让他打，好让他当反右英雄。可是既然如此，党中央毛主席都明确表示支持学生造反后为什么还一直在暗中整我们呢？
可是在这片死寂中我却突然显得与众不同了，尽管我还是我。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这是为什么？》，对 6月21日对三年级同学的围攻明确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大字报出来后，我在走廊里时，有人突然走过来和我握了一下手，不开口就走开了。我的一个同学表示赞同，他就是我的最亲密战友 Z。后来这张大字报就算我和他的共同作品。我历来是不出名的，那以后倒使我出了一些小名。
当时气氛非常紧张，三年级同学和刘洁谈后，刘洁又召开了一次全系大会，讲话气氛似乎缓和得多了。说三年级同学是一片革命激情，到处抓牛鬼蛇神，到处说有人跳了出来，弄到后来大家都不是牛鬼蛇神。这使我和 Z对她充满了好感。对昨天的话只是认为一时缺乏调查，没有认真对待。但是昨天的围攻我们总觉得不对头，认为系里有问题。江凤记也作了检查，我们感到没说到点子上。
本来事情是从三年级的工人子弟去复旦大学附中贴校长的大字报，对于1961年和1962年受到歧视不满意。可是无论是刘洁的谈话，还是江凤记的检讨，都回避了这个最最关键也是事情起源的问题。但是我们居然对刘洁没有看出来。对于她的讲话，使得气氛缓和了还非常感谢。我们完全上当了，她现在公开说这些实际上是折衷主义的话非常容易，并不等于以后就不会秋后算账了，事实上她一直在背后策划镇压。
Z和我商量的结果就是到她那儿去反映情况。我们到了党委找到她，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认真地听我们诉说，我们表示昨天发生的事不像偶然的，倒像是预先布置好的围攻。这样做不合适。她表示我们相信党委前来汇报情况很好，我们说的她认真考虑，以后有什么事还欢迎我们来向党委报告。那几句话把我们的心都说暖和了。三年级的同学不久以前还被打成反革命，听了她会上的讲话，又见到政治指导员作了检查，大多数人也就知足了。
——但是这一切都是假的！《三打白骨精》里猪八戒说：“你也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大家都不是妖怪”是真心的，而她目的是要学生不要抓妖怪，却依然把学生打成妖怪。我们就这么轻易地被骗了。就是在她的暗中布置下，我们班上三十一个学生有六个人被划为右派，两个人划为活跃分子，大概就是活跃的右派吧！这两人不是别的，就是我和 Z，主要罪行就是到党委向她反映了情况。而我因为是大字报的作者，所以又列榜首。我们的“罪行”就不过如此！还有一个同学后来听到他也被打成右派后，实在大为吃惊，他虽然后来参加了造反派，但当时除了和其他人一起问李我们该怎么做外实在并不突出。这本是大多数人做的，表现特别突出的崇国民和祁清元倒没有被划为右派。同年级的放射化学共有三十五个学生，被他打成右派分子的还要多。三年级的同学自然更跑不脱，六十几人中有二十七人被打成右派。据估计，文革开始时，复旦学生五千人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和活跃分子的共有一千多人，大概占四分之一。
本来这一切早就应该看透了的，可我们却一直还对他们到了迷信的程度。谁说我们是乱冲乱闯的鲁莽分子？我们实在是太天真太幼稚太容易被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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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为平3：
2016-06-30 19:57:02 评论
我和Z 都出生工人。三年级两个带头人都姓汪，也都出生工人。另外一个唐占青也是工人儿子。就是和我们同年级放射化学被打成右派的，陈文华、郑天德也都是工人出身。谁说文化大革命造反派都是出身不好的？中学填表时老师把我填为职员了，Z父有小额股票，后就受崇国民等人攻击，没拿到红卫兵八一八袖章。
曹为平3：
2016-06-30 19:57:39 评论
其实不光我们物理二系，在六二〇后，全校一片肃杀气氛。由于我这几天一直局限于系里，所以也没有感觉到校内的肃杀气氛，但是不久就感觉到了。学校的大字报栏里，一度出奇地沉默，后来也开始出现了“伍角谠”。这个时候搅动复旦空气的就是王志惠、陆志广、陈秀惠，一直到李天琪。胡守钧我没有注意。
曹为平3：
举报 2016-07-05 17:22:10 评论
虽然刘洁讲话缓和多了，但事件的起因，复旦附中校长等对工农子弟的压迫和歧视被回避了，这就是关键！不过在刘洁眼里三年级的革命学生能够不戴上反革命帽子已经满足了，这不是一点不是事实。她以为现在完全可以空口许愿，把革命学生稳住，以后仍然可以秋后算账。可她想得太美了，革命洪流仍然不可阻挡。
今天6月26日。
算来那时是星期天，我已经记不起是不是白天被关在战略村里，也许回了家的。似乎请教过一个共产党员，她也不知道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但是肯定晚上（回校）正在加班加点写批判《红缨枪》的大字报底稿。经过仔细对照，《红缨枪》和党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完全对立，就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而且采取了卑劣的手法。
大概是那个时候中文系四年级李元（女）、邢维（女）等担着风险起来揭发党委宣传部长徐震的问题。有人怀疑徐震正是《红缨枪》的后台。揭徐震正是为了揭《红缨枪》。
《复旦日记》证实确实是这一天。这么说：
` 一整天都是看大字报。大字报越来越多，现在，徐震——党委宣传部——红缨枪——新二——物理二系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事件，实际上成了事件的中心，对于那些资产阶级“权威”倒不大关心了，也实在是没有时间了。“把矛头对党委内的牛鬼蛇神”的口号又提出来了。对于徐震，我系的同学提出了许多问题，揭出了大量的材料，其中，中四李元、邢维等人的“50条”，中二的《十问徐震》都是很有分量的材料，此外对话剧团、文工团、广播台等等的揭露，处处都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徐震到底是什么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疑团的根子，搞清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果徐震真是个保皇党，那么在他手里的宣传机关、刊物和组织肯定是他的工具，如果仅仅是犯有错误，那就可能是认识问题了。现在苦于自己没材料，又不能轻信盲从，很难下结论。但是，我已经开始怀疑了，因为有许多事实摆着，有许多疑问摆着，不能认为这些事实都是没有根据的，没有可信的。当然还不能全信，那样也要上当的。晚上，我便来学习最近的社论，学习主席著作。
本人历来有一个对女英雄的仰慕的情节，认为她们是神圣的、绝对不可亵渎的。就和亚瑟崇拜琼玛一样。对李元起了敬仰的情节。后来在人们的指点下，认识了李元。不过邢维不知怎么一直不认识，甚至1967年4月和王之萍、黄文英几乎天天在一起时，也没有看到邢维，或者看到了也不认识。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27736-4.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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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1 03: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