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中国学术自由是文革以来最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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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退休研究员徐友渔在纽约表示，中国目前学术研究自由处于文革以来最糟状态。他表示，从2011年以来，他基本上没有办法在中国发表研究论文；而2015年到2016一年间，他在纽约就发表了6篇论文。


他告诉美国之音：“特别跟以前相比，以前一年最多可以发表二三十篇，甚至更多。”


学术研究被当敌情看待


徐友渔从2015年11月开始在纽约新学院任驻院学者。徐友渔表示，中国全国层面的新闻报刊检查制度本来就十分严格，有国家出版总局、中宣部等，“这已经侵犯了学术研究自由，但是当局认为还远远不够，在各个部门还要检查，他们提出口号叫“守土有责”，他们完全把学术研究当一个敌情在看待。”


为了“守土有责”，各单位就自行加设检查机制。徐友渔说：“这种检查不是一道关，它有多重关，一篇文章出来，他觉得有问题，或者题目敏感，不知要经过多少关口，任何一道关口都可能被砍下来。”


徐友渔于1979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在哲学所工作，任研究员直到退休。


徐友渔在新学院“对学术自由的持续威胁”研讨会上发言（2016年11月，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徐友渔在新学院“对学术自由的持续威胁”研讨会上发言（2016年11月，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社科院有两个检查部门


徐友渔说，他在社科院工作的时候，院内有两个检查部门。一个叫审读组，“是一些退休的老干部，所一级退休的党委书记，每个礼拜开会，就看他们负责的本单位的文章，对本单位的文章严防死守。”


还有一个设在社科院的图书馆。“因为一般审读组只能看到国内的文章，万一发表在海外怎么办呢？图书馆有很多海外的报刊杂志，他们很熟悉，很容易掌握到你本单位的人在海外发表什么东西，这还要做一个审读。”


徐友渔上周五在纽约新学院世界濒危学者项目举办的“对学术自由的持续威胁”研讨会上，与来自叙利亚、伊朗、土耳其的其他三位流亡学者，一起讨论了他的学术研究自由在中国遭侵犯的情况。


敏感词多到记不清


徐友渔在会上讲了中国一位最重要出版社的著名老总告诉他的一则“有趣故事”。这位老总和其他出版社负责人每周都要到新闻出版总署去开会，会上谈得最多的就是最近有什么动向，出版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哪些东西应该受批判，“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哪些词汇是不能在你们的出版物上出现的。”


这位老总说，“每星期开会时就要公布一大串名词，到最后——虽然他们都是官方出版社——那些老总都不耐烦了，向主持人抗议，‘这也不准讲，那也不准讲，我们根本记不住，你干脆告诉我们什么可以讲’”。


惧怕社会研究源远流长


徐友渔认为，在中国对社会研究的恐惧源远流长。“1949年以后就有这个东西了。我们从中学时就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去碰社会科学。以前很多社会科学都被取缔，都没有了。”


徐友渔说， 1979年他考入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时，他的一位在大学任外语系主任的亲戚一边祝贺他一边说，“啊呀，搞社会科学太危险了。要是没有‘社会’这两个字就更好了。” 徐友渔说，这位亲戚“是留苏的，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吃了很多苦，所以他的这种忧虑比一般人更带典型性。”


不过，徐友渔还是告诉与会者，中国学术自由的状况虽然糟糕，但“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他告诉美国之音，虽然现在人们要看到形势的好转实际上还找不到任何根据和希望。“但是你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很绝望的情况？我觉得也不对。文革那时候的压制也是非常厉害，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前途的。但是再厉害的控制、再厉害的压制，它总要过去。”


徐友渔说，压制越是厉害，转变机会的到来的也就越快。“这也是我经历文革最重要的经验。”


徐友渔是著名的《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之一，也是2010年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2014年因其对“中国的和平民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获瑞典奥洛夫·帕尔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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