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熈元：“批清”运动骑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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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期，大约从1969年秋冬之交开始，直到1971年“9·13”林彪集团覆灭之前，曾经广泛开展过所谓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5·16”分子活动，简称“批清”。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和单位，一度把“批清”当作一件大事，有领导、组织地搞得劲头十足。就涉及广泛和持续时间之久来看，统揽全局的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此事，但他不曾为此发表过予以肯定抑或否定的指示，而当时的宣传机器亦保持沉默，不事声张。这就使“批清”运动始终笼罩着微妙的色彩。

一、关于极“左”思潮

何谓极“左”思潮？这个问题，现在说得清，当时说不清。实际上，整个的文革运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极左”二字，文革路线，便是极“左”路线。在文革当中批极“左”自相矛盾，自掴耳光，是一件十分为难的勾当。当时，首先要肯定文革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革命创举，文革中出现难以收拾的混乱局面，不是文革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些人头脑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造成的，这就是说，怀疑和打倒，是有禁区的，越过禁区，便是极“左”。然而禁区和非禁区很难分辨。譬如，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是不允许怀疑和打倒的，可是，除毛泽东而外，其他人的脸上并没有标签，就连在“九大”党章里被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也不打自垮。所谓中央文革是要“誓死保卫”的，可是，这里面的陶铸第一个被打倒，而后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再后是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二连三，跌下台来。解放军是钢铁长城，坚强的柱石，“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军乱军，可是，彭德怀、贺龙、肖华、陈再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一批军队的高级干部挨整挨斗，被长期关押，算不算是揪出的“一小撮”呢？所以，怀疑和打倒的禁区和非禁区，其界限是模糊的、游移的，却又是十分森严的。上面允许的，尽可大胆怀疑，奋力打倒；上面不允许的，如果盲目行动，就会自找倒霉；上面犹豫不定或者只适度保护的，闹腾一翻，亦无风险。这就使得一些造反派头目整日价打听消息（当时叫“搞动态”），分析形势，窥测方向，搜寻目标，押宝押对了，便是“响当当”，押宝押错了，便是“反革命”。所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其实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反）革命有罪，（乱）造反无理”。是故，在“左”倾路线指导下批极“左”，实际上是批替罪羊，从而为“左”倾路线本身开脱责任。就像走钢丝一样，须要分外小心，稍一失衡，便成了批文化大革命，从而触犯下不得了的大忌。迹象表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对批极“左”很不以为然，甚至是反对的，在他们看来，这是右倾翻案，所以他们在讲话中从来不提极“左”，其所把持的宣传机器也对之视若罔闻。造反派头目同样对此深恶痛绝，斥之为“老保翻天”。我清晰地记得，“批清”运动开展不久，传达纪登奎的指示，大意是：批极“左”，就是要剥开它“左”的外衣，狠批它右的实质。纪登奎的话，大概有来头，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见解。可见上面对这件事是颇费踌躇的，不批，不利于收拾局面，放手批，又怕弄得局面不可收拾。矛盾惶遽，有控制地进行，也许是决策者微妙的心理状态。
批，不能空对空，需要找出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上挂下联，作为实实在在的活靶子。上挂，主要是挂王、关、戚，这三个人被列为极“左”，并不冤枉，况且早已被揪出来，挂他一下，却也不难。下联就不太容易，因为需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寻找目标。找谁？闹得凶的造反派头目，如果失去派性的庇护，便是现成的目标。北京市布置“批清”的时候，点了王老民、苗永昆、徐铠、宋景辉、洪振海等人的名，还特别点了首钢的张兆庆。王老民是首钢运输部一个段的支部书记，文革前与关锋同在通县的一个村里搞“四清”，文革中关锋发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便安插王老民充当工代会核心组组长，相当于市工会主席；徐铠是二七机车车辆厂的青年团团委书记，文革前，戚本禹曾下放该厂，二人要好，文革中戚本禹发迹，亦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便提携徐铠为市工代会核心组副组长；苗永昆是首钢动力厂的工人，没有什么背景，因为是造反派，成为工代会核心成员；宋景辉是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洪振海记不清是哪个单位的人，二人都是财贸口造反组织“财贸尖兵”的首领，其中洪振海是著名的打砸抢分子，震惊北京的西单商场武斗的总指挥；张兆庆是首钢医院的一个医士，文革中跳得很高，成为首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一号头目。以上这些人，都是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人物。北京市成立革委会的时候，他们（张兆庆除外）虽然都被收编为常委，然而野心不泯，造反派的脾气仍然很大，若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人出来登高一呼，便会将局面重新搅乱。点名之后，各所在单位迅速行动，将上述些人隔离起来，成立专案组，令他们交代问题。并将他们在文革中的种种劣迹公布于众，展开批判。首钢当时批判王老民、张兆庆二人，声势都是非常大的。唯有苗永昆弄得不太准，审查了一阵，在一些事件中他都是跟着跑的，属于高级龙套一类，也就罢了。通过批极“左”，确实使上述诸人威风扫地，剥夺了他们在群众中的活动市场，进一步稳定了工口、农口，财贸口所属各单位的形势。当然，那时采用的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大小会批斗等方法，是文革中整人的一套错误的方法，在今天的法制日益健全的社会里，是绝对不允许的。可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也只能那么办。
批判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判造反派头目的胡作非为，在当时是大得人心的。据我看，这是埋藏在群众中的对文革日益持否定态度的一种反映。上面的决策者是一种想法，广大群众又是一种想法，即便是上面，其想法也不尽一致，这是批极“左”的微妙之处。

二、关于“5·16”分子

“5·16”是1966年5月16日的缩称，原是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的日期。为表示拥护这场革命，一些造反派组织便以“5·16”命名，自称为“5·16战斗队”、 “5·16兵团”之类，这些组织本来是公开的。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据说出现了一个秘密的、跨行业跨地区的“5·16”组织，专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打着红旗反红旗”，致使“5·16”这个本来具有拥护文革含义的称谓，变为具有破坏文革含义的称谓，实际上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各单位闹得很凶、劣迹昭著的造反派头目及打砸抢分子，均成了“5·16”的嫌疑犯，让他们交待何人介绍、何时参加、同伙有谁、如何活动等情况。有的矢口否认，有的竟然承认。光承认不行，要讲经过，还得供出同伙，同伙再供同伙，像滚雪球一样，滚出了不计其数的“5·16分子”。在名单里，上自中央，下至本单位，各色人等，尽入包罗，甚至搞“5·16”专案的人，今天还是专案组成员，振振有词地对“5·16分子”讲政策，做工作，明天有人拉出一张名单来，将他列入其中，使这位老兄立刻傻眼，变成了被审查对象。派性强的地区和单位，其掌权的一派，更是把视线盯住另一派，千方百计地要从中挖出“5·16分子”，以洩派愤。麻烦的是，如此之多的“5·16”分子的交代材料，其所交代的活动时间、地点、情节和参加者，稀奇古怪，各不相同，全都对不上号，无法相互印证，不能落实。
在中央，清查“5·16”分子领导小组的组长原为陈伯达，乱套的这一段，正是陈伯达任组长的时候。陈伯达垮台后，有人说，在某“5·16”分子交代的名单中，第一个便是陈伯达，由“5·16”领导查“5·16”，怎能查得清楚呀！后来，领导小组组长由周恩来兼任，北京市第一书记吴德（这时谢富治已死）、公安部长李震为副组长，不久又改为由吴德任组长。1971年夏天，正是酷暑难当的日子，吴德以组长的身份，在市委218会议室召集中央各部委及北京市所属大单位有关人员听取“批清”工作情况汇报。参加听汇报的还有李震及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归国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丁国钰。汇报时间是每天下午3点至6点，晚饭后7点半至12点，然后与会人员到地下餐厅免费吃夜宵，吃罢继续汇报，直至凌晨，一连三天，天天如此。 这时，清查“5·16”早已进行不下去了，人们都认识到这是莫须有的案子，不再冒傻气去干那劳而无功的勾当。可是，汇报会上仍有个别单位执迷不悟，大讲该单位抓“5·16”取得好大的“战果”，甚至说“5·16”原计划某月某日在首都起事暴动，北京饭店、人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楼顶上已经架好机枪、迫击炮，一旦打响，全国的“5·16”都群起响应云云，在场的人均嗤之以鼻。但是，吴德这个人沉稳得很，无论是谁汇报，把情况和问题说得清楚或说不清楚，甚于说得离谱太远而成为天方夜谭，他都耐心静听，不插话，不打断，似笑非笑，始终如一，从表情看不出他对你讲的一套是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李震手执芭蕉扇，不时轻微挥动几下，听到他觉得有道理的话，便点点头。丁国钰戴一副黑框眼镜，白净面孔，斯文富态，像一位学者，其实是工农干部。他内穿白衬衫，又将一件灰色卡其布外衣披在肩上，吴德不啃气，他也不说话。整个汇报会累计开了约30个小时，原以为吴德、李震等要作总结，做一番指示，结果只是将中央13号文件念了一遍，念得很慢，然后简单地解释了几句，宣告散会。看来，有些话吴德难以启口。因为，如果说批判极“左”思潮对当时稳定局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清查“5·16”分子则纯粹是乱上添乱。

三、关于[1971年]中共中央第13号文件

对于搞案子，毛泽东曾经一再强调，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要搞逼供信。这个话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否则，你逼他就供，他供你就信，不重证据，轻信口供，势必造成冤假错案。在那个大规模整人的年代，则势必造成涉案人员扩大化，最后导致一风吹。抓“5·16”分子便是如此，清查了半年有余，结果如何？一个没有。误区在哪里？在总是围绕所谓“5·16”这个组织打圈子，企图一举破获它的组织系统、人员分布、纲领章程之类，其实，这个组织未必存在。面对骑虎难下的尴尬状况，怎么办？
周恩来不愧是解决难题的老手，由他亲自起草，经毛泽东圈阅的[1971]中共中央第13号文件，把清查“5·16”这件事引出了误区，导入了在当时来说是正确的轨道。第一，文件指出要“重罪行”。这就是说，有没有“5·16”组织，是否参加过这个组织，并不重要，决定问题性质的是罪行。第二，在“重罪行”的前提下着重清查“策划者、指挥者和幕后操纵者”。这就把一般跟着跑的、也干过一些错事的多数解脱出来，缩小了打击面。自此，原来所谓的清查“5·16”分子，转变成了清查文革中的坏事和干坏事的三种重点人。目标明确而集中，政策性也强了。
但是，坏事又有影响大小和危害程度轻重之分，不同的人群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件又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特别是派性严重的地方，分清是非，估量轻重，很难统一标准，这个问题不解决，13号文件精神就很难落实。为此，中央的清查领导小组规定了必须查清的十件大案。由于时隔太久，这十件大案我已不能一一历数，只记得第一件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第二件是十万人围困中南海，砸抢中央统战部的档案也是其中的一件。各省市也应仿照中央的作法，对本地公认的重大案件作出规定，逐一查清。如此做，总算是摆脱了骑虎难下的局面。林彪事件出来之后，批判的目标转移，此前的所谓“批清“便成为文革中的一段过场戏而悄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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