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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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记忆》
王复兴 著


Preserving Memories ©2016 by Wang, Fuxing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16953235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16953235
ISBN-13: 978-1-68372-023-2 ISBN-10: 1-68372-023-7


美国南方出版社通知，美国最大书藉零售连锁店巴诺（Barne Noble）销售；亚马遜（Amauzon）在美、加、英、德、法、日、巴西各分部销售。该书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16953235。美国各大学图书馆经常会查阅国会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并订购。美国南方出版社对该书推广电子版，可访问：dixiewpublising.com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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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王复兴
目录
感言： 聂元梓
序言： 马云龙


前言：
第一章 文革前夜
1、 学习九评
2、 四清运动
3、 争取入团
4、 学习董加耕事迹
5、 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
第二章1966年：文革爆发
1、考入北大，半工半读，风暴逼近
2、文革爆发，燕园大乱
3、向历史的纵深探索，追问：为什么文革首先在北大爆发？
4、对文革之初的记忆
5、北大第一个自杀的人：历史系教授汪篯
6、工作组进校，开展反右
7、“6.18”事件
8、中央文革到北大，工作组被撤销
9、对文革初期“五十天”的反思与认识
10、一次全班会议
11、恐怖的“红八月”
12、8月经历的几件大事
13、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反思
第三章 红梅战斗队和红旗兵团
1、自己解放自己，成立自己的组织
2、反校文革派出场，开始分裂
3、“红梅扩大”，外出串联
4、回到北大，投入战斗
5、享受自由，广结友谊
6、1966年底：两派斗争结局
7、乔兼武事件


第四章 代表不同思潮的各派红卫兵
1、老兵
2、一司
3、二司
4、三司
5、反迫害的群众运动
6、联动
7、四三派与四四派
8、遇罗克的《出身论》
第五章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
1、打倒刘邓大游行
2、一次辯论大会
3、军训
4、1月夺权风暴
5、造反派在夺权中分裂
6、历史系的一场小风波
7、对文革的困惑
8、郭罗基的大字报
9、孙蓬一的“4.12演讲”
10、反极左，反吴传启
11、陈伯达的“6.5讲话”与“66串联会”出世
12、聂元梓带我见李敏
13、谢富治接见校文革
14、关于牛辉林
15、7月10日陈伯达在大饭厅讲话及二组被砸
16、陈伯达7月11日的接见
17、“66”、“联战”联合，重组“公社”总部
18、“红梅”战斗队坚持反极左
19、文攻“作战部”做的几件事
20、外出串联，登泰山，临曲阜
21、牛辉林的“8.9演讲”
22、王、关、戚倒台
23、反左反右之争
24、骑车去北戴河
25、厌倦派斗，力争联合
第六章 继续大乱的1968年
1、坚持大联合，抵制孙蓬一
2、关于两派的两个口号
3、祖父被关押到秦城
4、散步遇剌，有驚无险
5、武斗升级
6、弟妹上山下乡，家庭破散
7、为大妹插队，去农村老家探路
8、毛泽东7.28召见“五大领袖”
9、武斗结束，工军宣队进校
10、弟弟复光遇害，悲痛欲绝
11、批评本派错误，促进两派联合
12、惨烈的清队，翦伯赞自杀
附录：王渊涛：《我亲历翦伯赞先生最后的故事》
13、工军宣队进校后，系里班里发生的事
14、8341进驻北大
15、反思我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
第七章 教育革命中度过1969年
1、驻新华印刷厂文科教革分队
2、小弟王复强去了北大荒
附录：王复强：《一个知青上山下乡的艰难历程》（精简版）
3、1969年底：战备疏散、血吸虫病
4、孙蓬一“1.27大字报”
第八章 毕业以后
1、插队锻炼与分配工作
2、《五七一工程纪要》使我思想大解放
3、父亲与我的谈话令我心惊
4、四五天安门事件与《革命诗抄》
第九章 史事拾遗
1、聂、孫在文革后期及文革之后的遭迂
2、关于聂元梓反康生
3、判决聂元梓的刑事案是错案、冤案
4、考证：聂元梓偷渡香港计划真伪
5、聂元梓的四十本文革日记


附： 读后感
孫月才：《真实而有思想的文革画面》
王渊涛：《莫让往事尽成灰》
扬子浪：《洗涤我们被污损的灵魂》
黄虹坚：《历史的求索》
高峰： 《文革之前有文革 文革之后仍文革》


《感言》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了，原来北大的学生王复兴写出了他的文革回忆录，回忆了他在北大经历的文革全过程，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国家、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应该认真总结。把这场错综复杂的大运动，简单化为几个野心家的阴谋，或者只是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狂热行为，是片面、不真实的。希望文革过来人都能认真进行回忆 、反思和总结，这对中华 民族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
王复兴的北大文革回忆录，可贵在回忆真实，反思有深度，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的作品。
聂元梓
2016年2月25日




《序言》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多年萧条的文坛突然热闹起来。一大批曾经当过红卫兵，后来又上山下乡过的所谓“老三届”中学生们纷纷提笔发声，讲述自己的文革遭遇，控诉那场浩劫中的罪行。这批举着“伤痕文学”之旗登上文坛的“知青作家”，与比他们大了整整一代的“复出右派作家”联手，很快就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他们所留下的文字，如今成了几乎已被社会淡忘的文革记忆的稀有版本。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复出的“右派作家”和后来崛起的“知青作家”中间何以会有一个断代？“右派”由于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被划为“黑五类”，根本无权参加文革——那时他们唯一的位置是在“斗鬼台”上；“老三届”的中学生们虽然最早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八一八”以后不长的日子里风光了一时，但那时他们毕竟年龄太小，始终是在运动的底层和边沿，他们对文革的发言权是很有限的。


文革运动的中心当然始终是在中南海，而与这个中心最接近的是大学，是当时在大学读书的大学生们，这些被称为“老五届”的大学生们在文革中曾经扮演过更重要的角色。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群众与“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及其夫人的直接冲突发生在清华大学；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几乎都是从各个大学的校园开始的；已经成为文革符号的“五大领袖”以及全国各地“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也几乎都产生在大学里。可是，从文革结束以来，关于文革的回忆、反思和批判中，偏偏少有“老五届”的声音，这个当年曾在文革中心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群体，这些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追索和揭露文革历史真相的一代，却成了沉默无声的一代和集体失踪的一代。这是怎么回事呢？究其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


第一是其中不少人——特别是那些对文革介入最深、最了解情况的人，早就失去了话语权。在审判“四人帮”和清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不少人身陷囹圄，更多的人被打入另册，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禁声，失去了谈论文革或发表文革回忆的权利。其实不仅是他们，由于文网日严，禁区扩大，在八十年代“彻底否定文革”时曾一度允许的文革研究很快就成为禁区，任何媒体和出版物上有关文革的议论都被严格控制，直到彻底消失。当然，禁令再严，总还有人试图突破，例如，“五大领袖”中聂元梓、蒯大富和王大宾都写了文革回忆录，但是只能在海外出版，在大陆上很少有人能够读到，因此影响有限。最近的事态发展似乎预示着到海外去出版禁书也越来越不安全了。在国内，对出版和言论的管制也在日益加强，在高校课堂上正在厉行的“七不准”中有一条“不准讲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这条禁令又给文革这段曾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历史贴上了一道新的封条。而关于“两个三十年并不互相否定”的新说法则让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坠入五里云雾中。在这一片萧条和混乱中，人们只能感到恐惧和茫然，曾经饱尝过苦头的“老五届”们多数选择了闭嘴。


还有一个原因是，“老五届”中一些已经融入体制的人，早就自动地放弃了对文革的记忆、回顾和反思。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干部四化”的过程中，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成了选拔干部优先考虑的群体，于是，一大批“老五届”在经过严格的政审（政审的重点是“文革中的表现”）后纷纷走进了官场。到胡锦涛当政的时代，厅局级、省部级乃至中央级的高官几乎被“老五届”包了。但是，这些高官虽然当年都在大学里亲历过文革，却很少有人出来回忆、反思和批判文革，如今他们都七十多岁了，都退位了，但仍然鲜见有人出来谈论文革。究其原因，那是因为长期在体制内生存，他们的思想已经被“格式化”，记忆也被严格筛选淘汰，甚至连语言也被规范成了标准的“新华体”，指望这些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文革的记忆和反思能力的人站出来反思文革，无异于缘木求鱼。


除此之外，“老五届”中的大多数，虽然都或多或少、或浅或深地介入过文革，但是，不管是被威武所屈，还是被富贵所淫，或者是被贫贱所移，他们大都失去了回忆和反思的热情与胆量，其中有些人早被当年和后来的血雨腥风吓破了胆。发誓再也不问政治了，文革成了他们记忆中永远不愿翻开的一页；还有些人，说起文革来思想和观念还停留在当年打派仗时的水平，一张口还是我对你错，我是你非，恩恩怨怨那些老话，失去了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反思文革的能力；更有甚者，他们把文革与上山下乡中的一些片段记忆涂上玫瑰色，当成血污和废墟中的鲜花，唱起了“青春无悔”的赞歌……每当读到这些文字时，我深深为那些已经沦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人感到遗憾。说到底这些怪象，都是当年没有彻底反思和批判文革，反而把文革研究列入禁区所造成的恶果。


当然，最近几年情况有了点变化。年过古稀的“老五届”同学中开始有人试图书写文革回忆了。也有些北大校友写出了回忆文革的片段。这些一片片的“碎片”都很珍贵，有利于拼接、还原历史原貌。但史料有些零碎。去年四月，十几个文革时期的北大校友在北京怀柔雁栖湖畔聚会，王复兴发出一个宏愿：他要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到来之前，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记忆写下来。时间还不到一年，他果然兑现了这个诺言。必竟是学历史的，复兴友果然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的《文革回忆录》提供了较多北大文革史的“碎片”，并对个人和收集到的历史“碎片”进行了拼接和梳理。


五十年了，当年二十多岁的青年，如今都成了年过古稀的老人，这些记忆如果不抢救下来，就要永远失去了。他干了件有意义的大好事——而且他写的是他对北京大学文革的记忆。


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中南海红墙内走向社会的起点。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从而在全国掀起了那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血腥狂澜。这件事似乎谁都知道，但是没有几个人能把发生在未名湖畔的这场运动的始末弄明白，说清楚。文革结束后，曾有一些北大人控诉了自己以及一些党的干部和教授们在文革中的苦难，例如季羡林、郝斌等，为北大的文革史留下了重要的史料。但是这些回忆文章主要是诉说自己的遭遇和命运，其目的不是系统地理清北大文革的过程和脉络。王复兴这份回忆录虽然还是个人视角，但视野却涵盖了北大文革的全貌，这是我以前所未见到过的（聂元梓的回忆录是例外，但她的身份特殊）。


而且，北大的文革史还有其它学校和地方不能相比的特殊性。由于从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北大问题表了态，北大又是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北大的思想分野和阵线组合并不充分，这与清华大学形成鲜明对照。后来北大分裂成两派，斗得一塌糊涂，甚至兵戎相见，在这所“最高学府”上演了一场披甲戴盔的中世纪式冷兵器热战，但是究其实际，两派在下对党委、工作组的否定，在上对毛泽东路线的拥护方面，没有分歧。双方都是被政治煽动所欺骗，被领袖崇拜的狂热所裹胁，被高层权斗所利用的工具。事过将近半个世纪了，如果有人现在还要争论当时谁对谁错，谁是谁非，那就不仅是太无聊，而且可笑了。唯一有意义的是，应该追索当年这些从全国选拔出来的高智商“精英”们，何以会沦落到那样可悲的境地，其中应记取的教训是什么。


我和王复兴不是一个系的学生，他在历史系，我在中文系，是在那场大混乱中走到一起的。当年我就觉得这个年龄与我相仿的低年级同学喜欢独立思考，敢于逆潮流而行，并且从不发狂热，走极端。在两派斗争激化的时候，他选择了相对理性而并不激进的中间立场——“新北大公社”中的“鸽派”，谁都知道，在所谓群众运动的高潮期，越是激进的声音得到的掌声越多，而当年这种中间立场并不讨人喜欢，会遭到来自两个极端的反对，可以说是左右逢敌，里外不是人。由于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他当时并没有站到运动的第一线。但是，作为运动中理性中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北大还是曾经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68年3月下旬，北大两派矛盾激化，大规模武斗开始时，我公开辞去了“新北大公社”在首都红代会中的代表职务，并退出了红卫兵组织和文革运动，就是受到他和几个好朋友影响的结果。为此我终生感谢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到来时，王复兴作为北大文革的一个深度介入者和见证人，从自己的记忆中打捞出了这样一份记录，为还原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拼图。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或者你还掌握了一些他没有提到的史料，那你就发出自己的声音吧。每个当年的北大文革亲历者都有责任回忆、书写自己的文革记忆，为拼接一份更真实、完整的北大文革史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想王复兴的回忆录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此。


北大中文系63（2）班毕业生 马云龙


写于201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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