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简史第七章：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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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经过三年调整以后，绵阳国民经济全面回升，各项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然而，正当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6年5月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5月19日至20日，地委宣传部召开全区文教工作会议，座谈“文化大革命”问题。5月26 日，地委又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五·一六通知》，统一思想认识，讨论研究贯彻实施措施。后又召集地专机关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学习《五·一六通知》，动员干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决定从地委组织、宣传、工交、财贸部门抽调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办事机构，由地委书记范艾，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儒玢负责，具体抓三项工作：组织批判彭真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在北京市委党刊《前线》杂志“三家村杂记”专栏和《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发表的文章(当时称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摸底排队，清查绵阳地区文化部门及各系统人员中的所谓毒草文章。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同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批判张黎群反动文章的通知》。6月5日，《四川日报》公布了中共绵阳地委副书记张黎群同志1962年4月至8月在《成都晚报》“夜谈”、《重庆日报》“巴山漫话”两个专栏发表的16篇政论杂文( 当时称做“反社会主义毒草”)，并发表评论文章，公开点名批判张黎群同志。6月6日，中共绵阳地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对张黎群进行了错误批判。之后，全区共有200多万人集会游行，庆祝毛泽东思想新胜利、声讨张黎群的所谓反动罪行。至此，绵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面发动。
中共绵阳地委在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曾试图把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强调要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1966年6月7日至8日，地委召开了地委委员、县委书记、重点厂矿党委书记和社教工作团长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坚决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在当前一切工作的首位，要大胆地、积极主动地加强领导。农村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属社教地区的，由社教工作队统一领导，非社教地区在当地党委领导下进行。农村还要抓紧当前的抗旱生产斗争。1966年6月15日至20日，地委又召开各县委分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书记会议，学习6月18 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会议决定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和学校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加强领导，同时根据中央《八条指示》，作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游行示威”等规定。同月27日，地委批准对德阳孝泉师范学校、盐亭中学、绵阳师范学校的校长、党支部书记4人，予以撤职反省，并派工作组领导这几所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1966年6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50多天时间，地专机关和地区各县向中等学校、文教卫生系统和文艺团体等141个单位派工作组26个，工作人员(联络员)483人，领导这些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或联络掌握情况。派工作组这一正确举措，不久即被造反派指责为犯了所谓“方向、路线”错误，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出的工作组和联络员不但被迫撤出，而且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的还被揪斗、挂黑牌游街，遭到人身攻击和侮辱。
　　1966年7月10日，地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发出《关于分批集中中等学校教职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意见》。7月13日至19日，首批集中绵阳、三台、江油、安县、梓潼等11个县的 73 所中学和中等学校教职员2406人，高中毕业学生1152人到绵阳进行文化大革命学习，派去工作人员279人加强领导，组织学习。接着，绵阳、江油、安县、德阳等4个县的小学教师全部集中到县城进行文化大革命学习。7月11日，地委按照省委的部署又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部署的通知》，对全区各系统各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步骤作法等进一步作了详尽安排，提出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放手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第二阶段，批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第三阶段，组织处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巩固发展运动成果。《通知》还要求对运动中揭露出有严重问题的单位必须派工作组去领导，并计划这场运动在同年底或次年初结束。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地委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段晋炤、范艾、吴儒玢等7人组成，段晋炤任组长，范艾、吴儒玢任副组长( 8月1日改由范艾任组长，张强、吴儒玢任副组长)。
　　1966年7月21日至22日，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地委决定集中力量搞好地专机关、文化教育部门和正在进行“四清”运动的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7月下旬，各县委先后召开半个月左右的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的错误方式，向县、区机关中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展开斗争，全区部分地方和单位开始出现混乱局面。鉴于各地在运动中出现的过激行动，8月4日，地委批转了专署政法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要求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切实做好监督控制工作，对于机要部门、国家档案、仓库要严加保护，对搞各种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要严加打击。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提出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后，绵阳地区红卫兵运动被迅速鼓动起来，全区有113 所中学和中等学校相继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红卫兵战斗兵团”等组织，发展红卫兵5874人。小学也将“少先队”改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小兵”。在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红卫兵和广大青少年开始从学校走上街头，冲向社会，冲向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界各个领域，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事物进行大扫除，一场以破“四旧”为名的盲目活动很快形成高潮。他们在全地区 19 个县和地区机关共抄家8504户，搜出所谓“变天帐”2318本，“反动日记”3532册，捣毁寺庙48座，打掉神像11.4872万尊。同时，在红卫兵的倡议与推动下，从农村到城市，大立“四新”(即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新风尚)活动高潮很快形成，一切带有“四旧”色彩的旧街名、路名、村名、社名、店名、商标都被换上了富有所谓“革命”意义的新名，所谓“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陈规陋习”，均被“革命的铁扫帚”猛烈横扫。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街道居民中的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斗、游街、抄家，一些古典著作、文物字画被销毁，名胜古迹被捣毁。
1966年8月30日，地委主要领导和19个县的县委书记、地专级机关负责人接见本地区12个县的红卫兵和工农兵代表。地委书记彭华按照当时中央所确定的精神代表地委讲话，一面对他们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表示支持，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地回答，另一面指引他们按《十六条》规定，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成立“红卫兵”接待站，派出专门人员到“接待站”工作，加强领导。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后，地委、专署组织地区各类中等学校学生、教职工代表1.3万人，于10月7日至11月5日分5 批赴北京参观学习，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至此，绵阳红卫兵开始走向全国大串连。北京、成都等地的红卫兵组织在绵阳设立了不少“联络站”，传授他们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验”，从而在绵阳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尤其是1966年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后，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迅速全面扩展到全区各个领域。此后，中共绵阳地委对全区的局势越来越失去控制，各级党委从运动初期的组织领导者变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1966年10月中旬，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兵团串连到绵阳，贴出大字报，批判地委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自己，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成都等地部分红卫兵也陆续串连到绵阳，张贴大字报，到机关、学校等单位“点火”，鼓动“造反”。在红卫兵运动的鼓动下，绵阳当地的各种“革命战斗队”、“造反团”等造反组织也应运而生。他们与红卫兵串连一起，互相支持，打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旗号，提出“炮轰”、“打倒”、“砸烂”等口号，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直指各级党委和党政领导干部，层层揪斗所谓“刘、邓路线黑线人物”，揪“走资派”，抓“黑打手”，清所谓“黑材料”。地委主要领导彭华、段晋炤、范艾、吴儒玢等分别被揪斗，地委机关大院被冲击。许多部、局领导也受到批斗，工作组成员不断遭到围攻，甚至被殴打和人身侮辱，机关工作开始处于瘫痪、半瘫痪状况，党的组织活动和党员组织生活陷于停顿。
　　1966年11月中旬，绵阳地委和绵阳县委联名写出《我们的大字报》，被迫公开承认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一段时期执行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初，地委书记彭华也代表地委被迫在红卫兵群众大会上作了《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意欲缓和斗争急剧的狂热情绪，控制已经出现的混乱局面，维护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但是，这种局面已经扩展到工厂、农村，混乱状况已经不可收拾。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和群众组织冲击进驻地委机关，机关干部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党政部门完全陷于瘫痪。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更加泛滥，一些群众组织借口清查所谓“黑材料”，强行冲击档案馆，抢走大量机密、绝密文件和重要材料，还围攻国防保密工厂，炮轰军事机关。与此同时，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造反”与“保守”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开始形成。其中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冲击党政机关、军事机关和机要保密部门，围攻国防工厂，任意揪斗党政领导干部是错误的，在干部和群众中便产生两种不同观点和看法，展开大辩论，派性斗争急剧升级。
　　
二、全面夺权与二月镇反
1966年底，绵阳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陷入日趋严重的动乱之中，各级党政组织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1967年1月5日，上海“造反”组织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成为全国率先夺权的“典型”，被称为 “一月革命风暴”。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下，1月底，地委、专署机关相继被造反组织非法夺权，各县党政部门亦被先后夺权，各级党政机关基本停止行使权力。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党员组织生活陷于停顿状态。
为了对混乱局面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7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绵阳军分区、各县人民武装部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奉令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执行“三支”(即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即军训、军管)任务，组织成立“四川省绵阳专区生产办公室”，由军分区副司令员刘文震任办公室主任，地委书记段晋炤、专员李玉良任副主任，下设秘书、宣传、农业、工交财贸、文卫5个组，分管各项具体工作(3月12日改称“生产委员会”，4月20日更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增设政治工作办公室，具体领导全区各部门工作)。同时，为了稳定局势，保护党和国家机密，控制混乱局面，维护革命、生产正常秩序，绵阳军分区对地区公安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绵阳检察分院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绵阳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2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绵阳地区公检法军管会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执行中央军委“2.17公开信”，围绕抢档案馆、炮轰军分区、冲击围攻国防工厂“三大事件”，开展“镇反”(称为“二月镇反”)活动，一些造反派组织被取缔，部分造反头头和造反骨干分子被逮捕或刑事拘留。4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镇反”停止，被抓的造反派头头相继释放，并宣布平反。这场“二月镇反”实际上是绵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文革”错误路线和林彪、江青煽动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抵制和抗争。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即“红十条”)，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2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撤消李井泉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政委职务，由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入川支左。在贯彻《红十条》筹建革委会，纠正所谓“二月镇反”错误期间，刘结挺、张西挺打着受“迫害”旗号，以当然“左派”自居，搞“以我为核心”，在社会上煽动群众掀起所谓“反击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绵阳曾支持过“二月镇反”的群众组织被作为保守组织予以瓦解，支持过“二月镇反”的党政领导干部被诬蔑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揪斗，曾支持或由组织派遣参加过“二月镇反”的干部和群众被扣以所谓“刽子手”、“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进行打击、迫害，许多军队干部、地方干部、政法工作人员遭到残酷斗争和迫害。
虽然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对于稳定混乱局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它不可能脱离“左”的路线指导，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文革”中不同派别间的严重对立，各“造反派”组织之间从维护各自的利益出发，在“权”的根本问题上争夺更为激烈，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大联合”、“三结合”的基本方针，不但不贯彻执行，反而各取所需，各行其事，他们各自选择为本派说话的领导干部为“结合”对象，力争以自己一派为核心来实行“大联合”夺权、掌权。这派支持的干部那派揪斗，那派支持的干部这派揪斗，各造反派组织之间不断发生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残酷的武斗。
1967年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绵阳及省内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和“武斗队”冲击驻绵军事机关，抢夺武器，还发生了数千人抢劫广元国防军备仓库大批武器弹药，打死驻守部队首长和士兵4人的严重事件；1967年8月至1968年5月，长达10个月的中江武斗，两派（继光兵团与东方红造反司令部）对峙，互相追杀，不仅使用了轻重武器，还使用了毒气弹，武斗伤残6000余人，死亡800余人，枪杀所谓“俘虏”、“探子”和抓杀不同观点群众6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大型武斗。绵阳、三台、江油、安县、盐亭、遂宁、广元等县也两派对立、武斗不息。这种严重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危害社会和军队安全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局面。这些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超越法制的越轨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普遍焦虑。

三、绵阳地革委的成立与贯彻左倾方针的“斗、批、改”
1968年6月，绵阳军分区党委和驻军150师党委筹备建立绵阳地区革委会，报经四川省革委批准，1968年7月8日，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至1969年5月各县相继成立县革委。1969年1月27日，省革委核心小组决定，成立中共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1970年10月改称中共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代行党委职权，统一领导绵阳地区党、政、军、群的工作，实行党政合署办公。
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全区“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全面“斗、批、改”阶段。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提出 “斗、批、改” 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实际工作中还包括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在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继续推行一系列极“左”政策。
在“斗、批、改”斗争中，地革委核心小组根据“两报”社论精神，于1969年2月28 日作出《关于彻底改革原地专机关行政单位，建立武连“五七”干校的决定》，将原地专机关直属的27个部、委、局、科、室、站撤销，并撤销专区粮食局、商业局等8个单位的革命领导小组，以及地区财贸干校、西山农校等3个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建立地革委剑阁武连“五七”干校。撤销单位的1000多名干部、职工于3月1日均到剑阁武连“五七”干校集中进行“斗、批、改”，参加生产劳动(公检法部门的干部、职工到黄土梁石塘中学集中学习“改造”)。干校以系统或单位编成班、排、连，实行军事化管理，由“造反派头头”和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领导，以班、排组织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以革命大批判开路，开展“斗私批修”、“转变思想、立场”、“路线站队”，在此基础上进行“清队”和“整党”，随即各县亦先后成立“五七”干校，集中党政机关原有干部、职工进行革命大批判。1969年底中央“12.25批示”即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批示》下达后，除少部分人转移到德阳白马关( 此时“五七”干校已迁址于此)继续接受“审查”，参加生产劳动外，其余大部分干部、职工到新成立的地区水利指挥部，参加兴修人民渠七期水利工程建设。1970年 9月恢复地区15个局，并成立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这批干部陆续分配到地区机关各部门工作。
在“斗、批、改”诸项任务中，开展较早的是“清理阶级队伍”，即“清队”。1968年7月，绵阳地革委成立后，根据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和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成立了专案组，开展“清队”工作。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把“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这无疑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加剧冲突、对立与动乱的错误做法。
在开展“清队”工作中，虽然毛泽东曾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还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求“过细地做工作”。但是，由于“文革”指导方针的错误，对所谓“阶级敌人”的界限并没有明确规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于是敌情被夸大，敌我被混淆，不少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成了“清队”的牺牲品。加之当时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被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保障，领导干部被任意楸斗、关押、审讯，刑讯逼供也十分盛行，由此在全区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原地委书记彭华、专员李玉良等11名部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分别被罗织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黑帮分子”等罪名(粉碎“四人帮”后，上述案件全部平反，落实政策)，集中到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群众专政指挥部”隔离审查。还有更多的领导干部以及持不同观点群众以所谓“还在走的走资派”、“坏头头”、“假党员”、“小爬虫”、“特务”、“反革命”等罪名被错误关押，给他们的身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在开展“清队”工作的同时，绵阳地革委根据中央指示，还发动了打击反革命破坏、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发布《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绵阳地革委核心小组于1970年3月成立“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各县也相继成立了“一打三反”办公室。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各地普遍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开展群众性的“忆苦思甜”，并举办各种大批判。经过宣传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清理，定案处理三个阶段，运动于1972年3月基本结束。据统计，全区 19个县和186个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清查出属所谓“反革命性质”的集团813个，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11198人；揭发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26. 11万人；铺张浪费项目4.56万项、浪费资金537.77万元，粮食81.7万公斤。对上述人员分别进行了处理。“一打三反”运动虽然在制止经济犯罪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因而夸大敌情、混淆敌我的问题普遍存在，是一次错误的政治运动，同时还被少数人利用进行派性斗争，在全区酿成了一批冤假错案。粉碎“四人帮”后，对其中的冤假错案相继作了平反改正。
在开展“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过程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还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四川“三老会”〔所谓“三老会”，是1968年5月林彪、江青接见四川群众组织代表时，在讲话中指责四川一些老干部、老党员、老红军支持或参加的群众组织为“三老会”，并说“三老会反动得很”〕的“一批双清”运动，以及清理敌伪档案工作。
1971年4月5日，绵阳地革委核心小组决定成立绵阳地革委第三办公室，负责全区“一批双清”工作。4月中旬，地革委召开19 个县和部分厂矿专案人员、军队支左干部会议，对“一批双清”运动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一批双清”运动的重点是清查搞阴谋活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谋策划者和幕后指挥者，作法是专案调查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清事件、抓罪行、抓重点人。会后，各县、厂矿和机关单位相继成立了“一批双清”领导小组，增设专案调查组，排大事件，办重点人学习班，开展清查活动。据统计，“一批双清”运动中，全地区19个县共排大事件97件，涉及11984人。地区直接掌握大事件7起 ( 抢广元399国防战备仓库，中江武斗，普明机械厂“8.31”武斗，抢地区档案馆，“12.25”围攻国防工厂，绵阳三次抢枪，川中武斗指挥部)。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后。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虽然查清了绵阳各地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使一些犯罪分子受到惩处，但是，由于“左”的思想指导，在没有“五·一六”、“三老会”分子的地方硬性清查“五·一六”、“三老会”，使一些干部、群众无辜遭到打击和迫害，造成了更多冤假错案，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延续和扩大。1972年4月，地革委核心小组根据中发[1971]14号文件和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对错批错清的1万余人恢复名誉，安排了工作，被撤职、停职的427人恢复了职务。
在“斗、批、改”期间，根据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绵阳地区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1968年12月26日，地、县革委召开大会，落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69年初至1976年这段时间，绵阳地区19个县共动员了12万余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绵阳市境内6.21万名，接纳成、渝等外地城镇知青4.02万名。为了加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地区成立“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先后派出上山下乡知青带队干部1754人，协助基层党委做上山下乡知青的考察教育工作，并帮助解决知青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经过几年的磨练，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许多人入团入党，成为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骨干。根据中共中央 [1978]74号文件精神，绵阳地区于1979年停止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照中共中央“城乡广开就业门路，妥善安排知识青年”的指示要求，地委、地革委和各级党委采取统筹安排，分口包干，调动各系统各单位的积极性，兴办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全民、集体、个体安置一起上的办法，将全地区尚在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全部安置就业。
在开展“清队”运动的同时，绵阳地革委根据中央指示，开展了“整党建党”。1968年底，绵阳地革委根据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精神和四川省革委整党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开始部署整党。1969年3月15日，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提出《关于“吐故纳新”和整党领导班子的几点具体意见》，对“吐故纳新”标准，审批程序和整党领导班子的建立等作了规定。7月20日批准成立了绵阳地区武连“五七”干校整党领导小组，由群众主要是“造反派”领导整党，以“革命大批判”开路，党员“斗私批修”，划线站队，思想转弯。对所谓“立场”、“观点”转变好的，由群众评议通过恢复组织生活，反之，则不予恢复或暂缓恢复，这样把大批不同观点的群众和党政领导干部排斥在外，不能参加党员组织生活和党组织的活动。这次整党在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12.25指示”下达后暂时停止。
1970年9月，地革委核心小组根据中发[1970]57 号文件《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会的通知》和省革委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议精神，提出《关于加快斗批改步伐，抓紧搞好“一打三反”和“清队”，准备进行整党建党的意见》，举办了各县革委和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整党建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总结前段开展整党的经验教训，研究“吐故纳新”政策，再次部署全地区的整党建党工作。这次整党是以林彪代表党中央在“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基本指导思想，以“革命大批判”为动力，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入党做官论”、“公私溶化论”，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重点是解决党员、干部的“三个正确对待”问题( 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促进思想革命化。地、县革委机关和部分厂矿企事业单位在1971年1月整党基本结束后，转入指导农村基层整党工作，截至4月底，大部分农村区、社和大队基层党组织整党结束。据统计，全地区17个县的758个公社和地属以上厂矿企业 61个单位进行了整党建党，建立基层党委67个，党支部970个，纳新党员 94人，吐故党员13人。选举出席四川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101人。 绵阳、安县、北川、江油、平武等15个县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
绵阳地区1969年至1971年间进行的两次整党，其目的是对受“文革”冲击而无法进行正常活动的党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在当时“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它不可能真正达到整党建党的目的。相反，一批党的老干部、老党员被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被清除出党，而一批靠投机钻营、造反起家、搞打砸抢的人被当作“新鲜血液”突击吸收入党，甚至有的被提拔到领导岗位，造成党内思想上的极大混乱，组织上的严重不纯，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使党的肌体受到损害。

第二节  纠左与反纠左的斗争

一、“批林整风”运动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外逃叛国，坠机死亡(简称“9.13”事件)。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中发[1971]68号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等大事来抓。11月初，地革委核心小组按照四川省委的部署，集中精力组织学习和传达贯彻中发[1971]68号文件，培训宣讲骨干1万余人，由地、县革委主要领导带队，分别深入机关、厂矿、学校和农村社、队向党内外群众宣讲文件精神。12月中旬，中共中央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下发后，全区开展了以揭发批判和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及其与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为主要内容的“批林整风”运动。
1972年2月28日至3月7日，地革委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罪行，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在四川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人和事，收到揭发材料516份。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地革委根据中央、省委指示精神，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并且逐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对农村和城市的一些经济政策进行了初步调整，全区上下开始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一是纠正“一批双清”中的错误、消除派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此前后，全区先后解放使用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其中省管干部243人，地管干部2298人，安排工作和调整职务的地管以上干部800人，同时清除了一批造反起家的各级领导成员。二是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从1971年开始，中断已久的“农业学大寨”重新掀起高潮。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涌现出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剑阁县化林大队，《人民日报》于1971年4月对其成绩和经验进行了报道，中共四川省委提出了“学大寨，赶化林”的口号，号召全省向化林大队学习。同时，在“学大寨，赶化林”中，全区掀起了大规模的以治山治水、改田改土、新修水利、植树造林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修建了人民渠七期工程等一大批水利工程。在此期间，还根据中央有关精神，重申农村工作要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执行，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对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重申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认真搞好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解决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三是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整顿企业。借批判极“左”思潮的良机，全区工交系统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并对企业进行整顿。1972年3月，地革委在德阳召开了全区“工业学大庆”会议，提出要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发扬大庆“三老、四严”（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严明的纪律，严谨的作风，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作风，从产品、质量、品种、原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力、成本、利润等七大指标全面考核企业生产，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管理水平。在此期间，各企业狠抓生产和管理，进一步健全了科学的规章制度，使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基本得到克服，工业生产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经过一年多的纠“左”和经济调整，虽然全局性的“左”倾错误难以根本纠正，经济建设方面也还有不少问题，但全区国民经济在两年间仍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二、中共绵阳地委的恢复和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新混乱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会的通知》（即中发[1970]57号文件）精神，1973年6月29日至7月1日，中共绵阳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绵阳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团22个，到会正式代表1039名，列席代表185名。大会听取并审议了李中一代表中共绵阳地区委员会核心小组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出了中共绵阳地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66名，候补委员8名。在随后召开的中共绵阳地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中共绵阳地区第一届委员会常委、正副书记，李中一当选为地委书记，李国超、刘桐树、段晋炤、杨振道、范艾、申秉均、赵文定等7人当选为地委副书记。以此为标志，中断6年之久的中共绵阳地委正式恢复。
中共绵阳地委的恢复，对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保证绵阳地区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共绵阳地区第一届委员会，仍有少数帮派骨干分子混入其中，组织不纯，留下了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
与此同时，在批林整风期间开展的批判极“左”思潮，遭到了靠“文革”和极“左”思潮起家的江青等人的反对，当周恩来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错误支持了江青，使周恩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在江青等人的煽动和鼓吹下，1974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通知，“批林整风”变成了“批林批孔”。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部署，中共绵阳地委成立了“批林批孔”办公室，提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机关单位要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积极投入运动、揭发批判林彪效法孔子“克已复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4月下旬，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分析全区“批林批孔”运动发展形势，提出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狠批孔子的“上智下愚”等论点，始终把矛头对准林彪与孔老二，注意排除派性干扰，不准搞串连，拉山头，不准成立所谓“战斗队”之类的组织，防止纠缠劳动、工资等一些政策性问题冲淡“批林批孔”。
但是，随着“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绵阳的一些“造反派”头头紧跟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在1974年5 月中旬召开的绵阳地革委第六次全委会上，借题发难，会内会外串连，借批判孔子的“克已复礼”，把矛头指向“9.13”事件后落实政策被安排工作的一批党政领导干部，说是“复辟回潮”、“儒家”掌权、否定“文化大革命”、扼杀新生事物、排斥打击新生力量。他们联名写出大字报，要揪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当代董仲舒( 指地革委领导过“一批双清”运动的军队干部)， 攻击地委“批林批孔”办公室是“白骨精”办公室，轰闹围攻地委，要求改组“批林批孔”办公室，以他们为主领导“批林批孔”运动。他们还扭住“一批双清”中已被纠正的错误问题，煽动揪斗不同观点的党政领导干部，重新挑起内乱。绵阳帮派头头张文顶利用地革委副主任身份，成立民办“批林办”，在地委机关院内设立“群众接待站”，架设高音广播嗽叭，借口接待“来访群众”，扰乱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广元刘华林、谢洪钧等人借保卫“批林批孔”，搞串连，成立所谓中共广元县委、县革委群众代表办事处(即“河街政府”)，提出“要处理批林批孔和抓革命促生产中的重大问题”。他们发文件、发照会，与县委、县革委分庭抗礼。剑阁李谷新、母子明等人，重拉山头，抢夺民兵枪支弹药，抢夺国家物资，挑起武斗，扰乱社会秩序，使县城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交通中断，干部外出，机关瘫痪，致使林彪事件后刚趋向稳定的社会局面和有所发展的经济形势，重新陷入混乱。
   
三、开展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已成为民众普遍要求。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加重。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况，邓小平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理论学习、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和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的指示，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
    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共绵阳地委开展了积极的整顿工作。首先将广元、剑阁问题作为当时绵阳地委整顿的重点。1975年3月，地委向中共四川省委提出《关于解决广元问题的请示报告》。经省委同意，于1975年4月至8月在成都召开广元县委常委和部分中层干部、政法干部50人参加的汇报会，举办了40名职工参加的学习班，重点批判派性，整顿县委领导班子。会后，由地委副书记赵文定带领工作组协助广元县委贯彻落实省、地委解决广元问题的各项措施，对县委和县级机关、部分区、乡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调整和充实，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性和党的观念教育，对“河街政府”的其他成员进行教育，收回了被他们侵占的公房、公物，改变了广元一度时间出现的混乱局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与此同时，地委报经省委同意于1975年3月至1976年1月在成都召开剑阁县委常委，地、县机关部分中层干部和政法干部60人参加的汇报会，并举办有关人员35人参加的学习班。会后，省、地委联合组织工作组，协助剑阁县委贯彻落实汇报会提出解决剑阁问题的措施，调整充实了县委领导班子，对县级机关和区、社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个别派性严重，群众意见较大的干部调离原工作岗位，很快恢复了剑阁的社会秩序。
    在解决广元、剑阁问题的同时，地委还狠抓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1975年11月初，地委召开工作会议，检查领导班子“软、懒、散”的表现，本着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严厉批评了少数领导干部站在派性立场，为其辩护的错误行为。要求各级党委和党员领导干部讲团结、讲大局、讲党性、批派性，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整顿机关秩序，整顿劳动纪律，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地委对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提出三点措施：一是各级党委一班人要以一定时间总结检查前段工作，在党委内部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问题多的单位，上级党委派人帮助；二是认真学习和推广十二厂北京汇报会议的经验，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三是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及时从组织上进行充实和调整。对于个别在党内讲假话，在党外搞派性、拉山头的领导干部严肃批评，经教育不改的进行严肃处理，使各级党委真正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核心。在整顿中，地委重点抓好了各县委和地属以上厂矿企业领导班子的整顿建设，组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端正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采取果断措施对各级组织进行充实和调整，按照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以及“五湖四海”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拔了一批年轻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通过整顿和充实调整，全区绝大多数领导班子更加坚强，更富有战斗力。与此同时，地委领导开展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重点批判了资产阶级派性。通过学习批判，让全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基本认清了派性的危害性。中共中央纠正冤假错案的九号文件传达以后，绵阳地区对落实政策进行了一次大检查。同时，对老干部、老工人、老劳模和技术人员的政策问题，也进行了一次检查落实，使能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调回了领导岗位，分配了适当工作，从而进一步团结了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工交企业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部分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受到冲击，生产管理混乱，造成了严重损失。为此，地委在整顿领导班子的同时，狠抓了工交企业的整顿。整顿工作从1975年4月起先后分两期开展(原规划三期,第三期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冲击而未能进行)，每期半年左右时间,并从地委工交部、地区总工会、团地委和地区工交各局及部分工交企业抽调250多名干部,组成16个工作组,分别进驻绵阳氮肥厂等12个企业展开点上的整顿，分别带动绵阳、广元、旺苍、绵竹、德阳、遂宁、潼南、江油等片区企业整顿工作。
在整顿中,地委把解决企业领导班子“软、懒、散”问题作为重点，建立起“敢”字当头的企业领导班子。截止1975年底,有省属以上企业10个,地属企业 19个，县属40个企业的领导班子得到调整充实,分别占应调整数的50%、70%和43%。其他未作组织调整的班子,也围绕解决“软、懒、散”问题开展了思想整顿。地委还结合整顿，在全区工交系统进一步掀起了“工业学大庆”运动，并作为企业整顿的一项内容。整顿中，各企业贯彻“鞍钢宪法”，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内部管理，理顺企业内部关系，加强企业设备维修管理，提高设备完好率，用七项经济技术指标考核企业的工作成效。年内，全区共有63个车间、班组（队）获“四川省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称号，5名职工获“四川省工业学大庆先进个人”称号。整顿中，地委还坚决贯彻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大力生产支农产品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轻工产品。1975年冬至1976年春又掀起群众新修公路高潮,先后上马新建公路114条,全长1100余公里。到1976年末通公路的公社比重已达到87.2%。
    整顿使工业企业大见成效， 1975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6.49亿元,提前一个月完成年计划，较1974年增长30%；28种主要产品产量有26种比1974年增长。全区工业可比总成本较1974年降低10%,超额完成省下达5%的控制指标；企业亏损总额和亏损企业个数明显减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的地、县属国营企业盈亏相抵后,虽还净亏428万元，但却比1974年净亏1384万元减亏956万元。1975年地方公路交通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分别完成年计划的117%和121%,较1974年增长25%和30%。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也在1975年完工。通过一年整顿，全区工交经济下滑势头被迅速遏制,开始重显生机。
在农村，通过开展农业整顿，重新掀起学大寨高潮。“文革”以来，绵阳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粮食亩产量在1974年才338斤，增长速度缓慢。1975年8月27日至9月2日召开的绵阳地区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按照“农业要整顿”的精神，通过了《学大寨，赶化林，促进农业大上快上的决议》，对全区开展农业整顿工作进行了部署。12月9日至15日，地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革委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普及“大寨县”，作为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来抓。整顿中，地、县两级党委、革委抽调30%至50%的干部，组成农村工作队，下到社、队，帮助基层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蹲点劳动，调查研究，做出样板，并大规模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截至12月中旬，全区共有1．39万名干部参加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力达12．6万人，占全区劳动力总数的25．5％；改田改土43万亩，兴修水利工程4357处；新建沼气池13．5万口。
在进行工业、农业整顿的同时，绵阳地区对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也都进行了整顿。在文化方面，鼓励发展群众创作，组织群众进行戏剧诗歌表演和汇演，全区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艺节目。在教育方面，加强了对学校的管理，合理进行了中小学校的设置，达到村村有小学，公社有初中，区有高中，同时，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抓紧了文化学习，使教育初步纳入了正轨。在科技方面，建立健全了科技机构，尤其是在农业科研方面，公社设立了科技站，村里设立了技术队，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的参加科学研究。同时，成立“推广优选法办公室”，在全区推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明的“优选法”、“统筹法”，并先后在绵阳、德阳、遂宁、蓬溪等县召开推广会议，到8月9日绵阳地区首次“推优祝捷”大会召开时，112个中央、省、地属厂矿向地委、地革委报捷，已出成果3330项，创造工业总产值1150万元。在卫生方面，全区77%的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共有赤脚医生19015人,全区共有病床8601张 ,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      
按照中央（1974）21号文件和省委（1974）42号文件，地委对社会秩序进行了整顿。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各县相继建立了民兵组织，充分发挥工人民兵在管理、改造城市，维护社会治安，打击阶级敌人现行破坏活动的骨干作用。
经过全面整顿，1975年全区形势明显好转，社会安定，经济迅速回升，出现了全面复苏的局面，当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1.23倍，达到239301万元（缺潼南资料，下同），比1974年增长7.5%，其中，工业总产值94719万元，比1974年增长12%；农业总产值144582万元，比1974年略有增长；主要农作物总产量658556万斤，比1974年增长5.6%；财政收入18621万元，比1974年增长24%。虽然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余毒还在影响，“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还在疯狂的干扰破坏，但是应当看到，安定团结，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是全区绝大多数人民的心愿。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实行的全面整顿，是符合民心，顺应民意的。绵阳地区1975年的整顿，为绵阳地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局势的再度混乱
1975年冬，当全面整顿初见成效时，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谗言，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给予否定，并决定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发布后，绵阳地区迅速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2月和4月，地委根据中央和四川省委的安排，曾两次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提出《关于抓紧大好时机，发展大好形势，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迅速推向新高潮的安排意见》，召开了全区人民公社生产队长和街道居民组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掀起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高潮》广播动员大会，号召各级党委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定》，站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前列，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已经与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同了，在邓小平主持下进行全面整顿的工作成效有目共睹，人心安定，经济复苏，使人们看到了希望。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违背事理，违背人心，一开始就受到广泛抵制，批邓事实上批不起来。人们自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自觉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可是，一些“造反派”头头以及在整顿中被批判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暗中串连纠合一起，大造舆论，蛊惑人心，把矛头指向地委，攻击地委不批邓，以生产压革命，以平武抗震救灾压批邓，诬蔑地委是李井泉的“旧班底”，诬蔑地委班子中的老干部互相勾结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煽动围攻所谓“土围子”，揪“右倾翻案急先锋”、“还在走的走资派”，甚至策划重组在整顿中已被解散的广元“河街政府”，企图为搞打、砸、抢被依法治罪的违法犯罪分子翻案。他们还与地专机关帮派头头里应外合，煽动不明真相的人冲击地委机关，围攻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四天四夜，致使机关混乱，无法正常工作。他们这些行为，被地委坚决顶住了，其图谋未能得逞。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了绵阳人民的抵制和反对。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党中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愿，一举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内乱终于结束。

第三节  “三线建设”的继续和经济的缓慢发展
一、“三线”建设项目的继续
始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三线”建设，由于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某些重点工程的建设进度被迫放慢。但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者们的努力与绵阳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三线”建设项目先后建成。
1966年10月，四川“三线”建设重点工程长城钢厂首先部分投入生产。1967年，西南金属制品厂（1981年更名为国营857厂）竣工投产，中国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电子部第九研究所）在绵建立。1968年底，东方绝缘材料厂迁到绵阳建厂，但一开始就遭遇“文化大革命”干扰，承建土建施工任务的绵阳专建公司由于100多名轮换工、合同工为转正定级问题反复纠缠吵闹，施工进度受阻。1969年8月经省革委生产指挥组在这个厂组织建厂工程大会战，才扭转了被动局面，于1972年12月正式验收投产。建设周期稍长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也分别于1974年、1975年基本建成。这一大批“三线”工程的建成投产，不仅从量的方面壮大了绵阳工业经济实力，而且在质的方面也优化了绵阳工业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绵阳过去弱小、零散的工业格局，开始形成以绵阳、广元的电子工业，江油的冶金建材工业，德阳的大型及精密机器制造工业为主，沿宝成铁路一线呈带状发展的大工业框架。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西南磁学研究所等一批高科技理论与应用研究机构的建成，不仅为绵阳后来成为国家重要科研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绵阳建设科技城创造了条件。

二、经济缓慢发展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绵阳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生产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发展生产与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等严重失调。几乎所有工交企业领导班子都曾一度瘫痪，企业管理混乱，许多企业都在较长时期里陷入无政府状态。农村经济由于不加区别地强制实行“以粮为纲”，不切实际地要求事事“学大寨”，反复几次“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商业几乎全部由国营企业独家经营，流通渠道堵塞，供需矛盾突出。分配领域实行“大锅饭”，广大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社会秩序相当混乱，致使绵阳经济在十年动乱中发展十分缓慢。
“文化大革命”期间，绵阳工业生产起伏很大。1966至1968年，由于社会秩序严重混乱，领导班子被冲散，企业处于无政府状态，供销渠道堵塞，经常停工停产。全区工业总产值由1966年的4.2亿元下降到1968年的3.1亿元，两年间下降了26.2%。1968年7月绵阳地革委建立后，随着厂矿企业领导班子陆续建立和完善，工业生产逐渐恢复。但因厂矿企业的许多机器和设备在无政府状态下损失惨重，而且社会动乱远未结束，特别是广大职工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虽然多次号召“工业学大庆”，但以大庆“三老四严”的作风办工业的要求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加上1974年的“批林批孔”和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刚刚恢复起来的工业生产又两度遭受冲击。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差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扭转，多数企业严重亏损，有的企业甚至已濒临破产境地。绵阳财政收入中的地方工业收入部分，从1967年起断续出现负数，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得以扭转。尽管如此，70年代初贯彻加强支农工业和发展“五小”工业（指小农机、小水电、小水泥、小化肥和小煤窑）的方针，特别是三线建设对地方工业的带动，绵阳地方相继兴建了一批地方钢铁、食品、纺织、建材、机械等工业企业，如绵阳罐头厂、市卷烟厂、市第一棉纺厂、市经纬编厂、绵阳真丝针织厂、三台丝织厂、马角水泥厂、中坝水泥厂、绵阳氮肥厂、三台黄磷厂等，使绵阳地方工业有了一定发展。到1976年，绵阳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已发展到1300个，比1965年增加43.2%；工业总产值为9.12亿元，比1965年增长1倍多。交通事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境内公路通车里程由1965年的4171公里增加到1976年的8597公里，连结川陕公路和绵渝公路的绵阳东方红大桥和安昌江大桥、宝成铁路成都至广元段电气化工程、广旺铁路广元至嘉川段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建成通车。
在广大农村，“文化大革命”使重新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的农村经济再次遭受到严重挫折。  “文化大革命”时期，指导农村工作的总方针是“农业学大寨”。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强调大寨大队的根本经验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于是，农村处处都在大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思想”，大砍“资本主义尾巴”，结果连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甚至集体经营的工副业，都受到严厉限制或干脆被砍掉；加上分配方面学习大寨评所谓的“政治工分”，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以及照搬大寨的种种具体做法，用以指导农村各方面的工作，造成形式主义和瞎指挥泛滥，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农业学大寨”运动又促使各级党委和政府重新提出贯彻1957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层层都制定出了贯彻“纲要”具体规划。为实现“纲要”提出的粮食平均亩产达到800斤的目标，各地掀起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从1969年冬天开始，全区农村年年都在大规模地开展以治山治水、改田改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绵阳地革委和各县革委会都成立有专门领导农田基本建设的机构，各级干部层层带头，带领群众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涌现出了不少水、土、林综合治理的先进典型。这一时期，绵阳地革委统一组织修建了大型引水工程都江堰人民渠第六期扩建工程(1972年冬结束)和第七期新建工程（包括扩建石亭江和绵远河涵洞工程）。第七期工程自1970年10月动工，到1976年底输水总干渠建成，历时6年。总干渠全长183公里，11条分干渠共长361．3公里，59条支渠共长1204公里，灌溉德阳、中江、三台、射洪、蓬溪5县138.2l万亩农田。与此同时，绵阳各县还陆续建成了4座中型水库(三台县团结水库、梓潼县珍珠湖水库、江油县战旗水库和三台县红旗堰水库)、23座小I型水库和众多的小Ⅱ型水库，以及星罗棋布的河渠塘堰。这一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的效益，相当于从1950年到1965年16年间修建的水利工程总效益的1.53倍。加上改田改土和植树造林的成绩，到1976年绵阳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到耕地总面积的50%左右。70年代中期以后，化肥和农药得到大面积推广，农业机械化范围逐步扩大，农村用电大量增加。这一系列措施使绵阳农业得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发展。到1976年，绵阳农业总产值（现市辖区）为7.36亿元，比1965年增长25.3%，平均每年递增2.1%。粮食总产量129.5万吨，比1965年增长20.2%，棉花产量1.03万吨，比1965年减少17.6%，油料作物2.76万吨，比1965年减少15.9%；全年出槽肥猪82.21万头，比1965年增长29.3%；年末存栏生猪192.72万头，比1965年增长40.6%。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商业，由于“左”的思想严重泛滥，否定了原来行之有效的经营体制和规章制度，使得企业无章可循，各行其是。商业部门不能按社会需要组织商品流通，而是“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商品流通渠道单一，几乎全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集市贸易冷落，个体商贩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是商品生产起伏大，货源普遍紧张。从1968年冬天开始，只好对—些货源不足的商品实行凭证定量供应的办法，且这类商品愈来愈多，到1976年，城市凭证定量供应的商品已多到二三十种。尽管如此，由于商业职工的积极努力，绵阳商业在此期间还是得到了一定发展。1976年现市辖区国营合作商业纯购进总额为2.85亿元，纯销售总额为4.2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87亿元，均比1965年增长70%左右，平均每年递增5%左右。
“文化大革命”期间，绵阳计划生育管理瘫痪，人口增长失控。1971年恢复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后工作仍难开展，使得生产建设与人口发展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建设的成果几乎都被过快增长的人口所抵销，国民经济发展又背上了人口这个沉重包袱。到 “文化大革命”动乱结束的1976年底，绵阳市辖区总人口已达到452万多人，比“文化大革命”开始前1965年的351万多人增加了101万多人，平均每年增加9.18万人。

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为特征的“左倾”理论和实践发展越来越严重的结果。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分析，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在该理论指导下所采取的排斥党组织领导的“大民主”导致社会长期动乱，使绵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是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我们要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区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作为这十年全部历史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1966——1976这十年间，绵阳地区除了进行“文化大革命”外，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还顶住干扰，进行了生产生活及其他许多工作，其中，以大规模治山治水、改田改土、新修水利、植树造林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效最为突出，《人民日报》向全国介绍了绵阳经验，当时修建的“人民渠七期工程”现在和今后都将造福于绵阳、德阳、遂宁等地区的数百万人民；绵阳地区的“三线建设”，也为今天绵阳发展成为中国工业科技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这些进展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绵阳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还会快得多。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所犯的全局性，长时间内的“左”倾严重错误，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大挫折，它给我们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种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我们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准确把握国情、省情、市情，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我们党是经历长期战争环境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马克思、列宁某些设想和论点产生的误解和教条化，使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当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时，由思想理论上的错误最终导致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认识国情、省情、市情，准确提出不同时期的符合本地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的实施意见，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项事业顺利发展，任何脱离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思想和实践都将遭受失败。
二、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证社会稳定发展发展，人民得到实惠。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强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如果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发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必然造成严重的动乱。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应当依靠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进行处理，不能将此简单地等同于阶级斗争，更不能引申为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全面的夺权斗争。社会的进步，必须依靠发展经济来实现，而不是靠政治运动来推动。我们必须抓住发展经济不放松。
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防止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防止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再次发生。
四、必须坚持以法治国方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国以来，我国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缓慢，到“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法制被严重践踏，已荡然无存。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步伐，反对任何形式的无视民主、法制的行为，确保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只有这样，我们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才能相互协调，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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