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 个人意见：我们的父辈不曾在历史上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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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公会要和你一起写一部“那十年”的历史，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文｜黄章晋


十年前，我曾承担一家杂志的文革纪念专刊策划任务，它理所当然被叫停。不过，这也帮了我一个大忙，因为我下载了大量国外研究论文后，深感我对这个话题不但所知实在太少，而且很多认识根本就是错误的，我根本没有能力承担这个任务。


今天，如果想从一个完备视角来评价或描述那段历史，我依然没有这样的水平，恐怕将来也是如此。不过，我只知道有一件事我是可以做，而且是有意义的。


我留意到一个现象，对这段历史不曾留意的年轻人，对有些事的理解非常有意思：谈到迫害，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受迫害，因为我们能看到的绝大多数资料，无论官方介绍，还是文学影视作品，谈的都是他们的经历；如果谈到知青，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上海的孩子被发配到边疆地区插队落户，因为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描述的大都是北京知青和上海知青……



一句话，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其实并非大多数人的记忆，而是有言说能力的极少数的那一部分人，而且这极少数人通常并不具备社会学的代表性。譬如，对中国有言说能力的人来说，那十年是他们最痛苦的时期，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或许 1959 年到 1961 年才是最可怕的梦魇。


然而，那些没有言说能力的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记忆不能形成文字，就不能成为文献，无法成为文献，就意味着不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意味着他们的存在，并不能对历史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其实就相当于他们从来不曾在历史上存在过。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父辈，都终将成为不曾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甚至我们自己对那十年的印象，被那些有言说能力的人的回忆完全占据，有意无意地略掉了我们自己父辈。除非趁他们还活着，你能有意识地打捞、整理他们的记忆，将之形成文字，作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据。


然而，历史不会保留过多细节，如果缺少足够故事性，普通人的经历即使整理成文，进入公共视野的可能性依然微乎其微。我的同行沈亚川（石扉客）的父亲沈博爱老先生，一介普通中学退休老师的回忆录《蹉跎坡旧事》之所以能引起公众注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沈亚川在新闻行业的显赫成就。



不过，我们父辈的记忆中，依然有一部分的价值是无法替代的，那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都有社会学意义的标本价值，这一部分对于那十年的研究而言，多少是一项空白，而且它恰恰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对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如果有一份能简洁完备体现父辈当时衣食住行水平的清单，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主要内容的简介，会比百十次重复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更能让我们对那个时代产生准确而直观的印象。


但整理这样的资料，远比整理故事要难得多。我在《为何抗战老兵记性不靠谱》中强调过，如果缺少日常记录习惯，再加上其他外部其他因素，人们对时间久远、跨度极大的经历很难有准确回忆，完备翔实就更难。幸运的是，我父母有非常好的日常整理记录习惯。


十年前的今天，我把我的想法和要求告诉我的父母，两周后，我收到一张正反两面都写满数字的A4纸，他们在那十年的收入数字，日常吃穿用度的类别、价格和数量，每天的生活安排，我能想到的一切，几乎都在清单里。


从那一天起，我就一直有这样一个野心，我没有能力，也不打算对那十年做总括性的评价、总结和分析，但我想从我这里开头，尽可能地多地收集那十年的家庭日常生活史的样本，最终将之汇集起来。它只有一个朴素愿望，让我们不曾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父辈，留下一份存在过的记录。


一段历史只有在它整数纪念的年份才能唤起我们的热情，如果不在2016年的这个时候写下这段文字，并希望更多人看到它相应它，我下一次燃起这个冲动，也许只能等到十年后。如果前面的文字能唤起你的共鸣和热情，也希望你不要在十年后之后，才想起整理记录父辈的记忆。


如果您对这件事感兴趣，请查看今天的二条《怎样整理父辈的日常生活史》，文章是一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家庭日常生活样本，它来自我的父母，是我目前手头的唯一一份。我会继续补充一些细节，使之更充实。


我们还需要更多这样的资料和记录，并希望您和其他像您一样的读者，能够向我们提供这样的资料和记录。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一起整理出那十年中国各地各阶层生活方式的基本面貌，最终成为一部即使不说完整、也堪称面面俱到的历史，让那些就快烟消云散的记忆和记录，成为有关那十年的叙事中本来就不应缺少的一部分。


如果您想参与这项工作，请把您收集和记录的资料发送到邮箱fakerdu@126.com，希望它们尽可能简洁、准确、清晰、完备。我们将负责余下的编辑工作。如果有反映当时日常生活的照片、日记、书信等原始资料，也希望您一并附上。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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