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实：回首乐山武斗（1-9）

yangharrylg

转帖者曰：关于乐山武斗的贴子。在乐山网上是不让发表的。这篇贴文本來是十六章。发表到笫九章就被封杀了。所以转文时把原标题“回首乐山武斗”改成了“回首东山围城”回避了武斗二字。但内容是原文实录。很遗憾没有转录全文。


这帖子我给版主看过目录，这是我的亲身经历。8年前我将这段历史写成初稿《回首乐山武斗》，还准备了若干相关照片，想在2007年乐山武斗40周年时找个地方发表，但苦于许多杂志都不敢，也就罢了。今见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来了些兴趣，但对此类“伤痕文学”也有担心，故将小标题先发出来，并开个头试试，若不行，我就此打住行吗？





石实


一、 写在前面的话


二、 被困乐山城


三、 从文斗到武斗的逐步升级


四、 城内的“清乡”行动


五、 被迫上前线


六、 被发枪


七、 对峙与巡防


八、 换防后的风波


九、 思念亲人


十、 难忘的破城之夜


十一、 战地抢修


十二、 通邮和收缴武器


十三、 解围后的苦恼


十四、 乐山武斗回头看


一、写在前面的话


在闲暇之时，登上了地处桂花楼的古城墙，一件往事突然涌上心头，那就是发生于1967年5-6月间的“文革”期间全国最早的，我亲身经历了的这场灾难性的武斗。


桂花楼是当时的监狱所在地，站在古城墙上远眺对面早已变迁了的高楼，遍地瓦砾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在我的脑海里似还可浮现40多年前两派武斗时的厮杀声、枪炮声。城楼上的烽火古砖墙，被我慢慢搜索捕捉到而后来又经住户老人认定的多个弹孔、弹痕，更把我的思绪带回了“文革”武斗的风火年代，我情不自禁地请出了至今还居住在古墙内的白发苍苍的两位夫妻老人，和他们一起忆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的诉说和我的追忆，就像电影片似地一幕幕闪过脑际……


二、被困乐山城


1967年4月17日，我和我的年长七岁的同姓同事，从五通桥被派往乐山城办事，当时为了办事方便，入住在离本单位在乐山城的分支机构近旁的泊水街嘉定旅馆。我们的任务是代表地处峨眉的某厂在乐山城招收一批学徒工和合同工，峨眉厂部有一男一女人事科的派员与我们同办此事，分片包干。当时乐山城分成四个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他俩负责城区第一街、第二街，我俩体力好点负责跑城区第三街和岷江对岸的第四街（篦子街）。在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帮助下，从被招收对象的报名到目测，政审到体检，以及最后报审等要办的全部事宜，经过20多天努力已经八九不离十了，5月12日安排了第一批学徒工的体检，计划一周内即可结束全部工作。随即我们联系好了接送人的车辆，准备通知经审定的准学徒工待命乘车入厂。


就在这即将完成任务的节骨眼上，5月16日下午，街上从造反派组织的宣传车的高音喇叭里反复传来紧急通知：“妖派煽动上万农民进城，从东、西、北面向我袭来。现妖派正血洗高中的红卫兵，请大家快去救红卫兵啊！妖派扬言，冲进来要血洗乐山城。请大家紧急行动，快去北面拦截妖派！”如此晴天霹雳，突如其来震惊的消息使我们目瞪口呆，一时不知所措，又见大街上有许多人向北奔跑，随着这喇叭声的一遍遍叫喊，商店纷纷关了门，一队队扛着红旗子或操着木棒的人跑步冲向城外。在这种场景下，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从岷江、大渡河水上赶快逃离。但打听到府河、铜河水面已经被封锁，我们也去河边上看了，隐约见打着“11.10”旗帜的船只在巡逻，街上的人都说是为了防止造反兵团从水上突围。逃离的希望破灭了，无奈之下我俩只好回到旅馆再商对策。此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被迫用电话退掉接送人的车辆，分别通知各街道办事处转告被招收的准学徒工等待通知。


这里要说明一点，由于后来武斗持续时间很长乐山城才解围，武斗停息后两派仍然争执不休，各单位的“文革”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和我的同事也被“入了另册”，时过境迁无暇也没有资格再过问此事，这批被招收的乐山城区准学徒工终于没能接到入厂通知。而同一批招收的其他地区的学徒工和合同工已经按原计划报到，并分派在工作岗位上正常上班了。据说乐山城区这批准学徒工曾经邀约一起去“造反”，要求报到入厂未果，这是后话了。





三、从文斗到武斗的逐步升级


我们知道“11.10战斗军”是与“红色造反兵团”观点相反的群众组织，平时两派组织互相诋毁，摩擦不断，冲突时有发生。我们进城后这些天来一直忙于工作，也没有顾忌两派冲不冲突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一年来都是这样，已经习以为常了。可这次来得这样陡，一下子就围了城还的确让人震惊。事后我们综合打听各路小道传言得知，围城行动并非一日之寒，之前好多天大概已经就有如下情况发生。


据说早在4月27日，“东贫总”电话通知，让分布于各区下属人民公社的战斗师、团分别派一名“勤务组”成员，到乐山县城来开会，传达去北京的人员带回的精神，部署工作。4月28日会议在县人委（现市中区政府）內举行，说是也有地区和县级机关人员参加。“东贫总”头头楊云华主持会议，由“11.10”头头黄少华传达北京会议精神，主题是两派如何联合等问题。当日下午，一批“红造”的红卫兵小将，涌进县人委院內，声称“‘妖妖妖洞’在里面开黒会，我们要‘造反’！”。当时的所谓“造反”就是砸办公室，搅乱对方无法开好会。在里面开会的人员当然不让他们“造反”，于是双方人员堵在办公楼的梯口处。外边想往里冲，里边就往外推，造反派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坚决砸烂妖妖妖洞”等口号。院坝里陆续涌进两派人群展开激烈辩论，还时不时呼着口号，闹腾到天亮后人们才渐渐散去。谁都知道，这实际上也属于“文革”初期的一种“正常”情况，不足为怪，毕竟主要是磨嘴皮子没有激烈打斗，尚属文斗范畴。\n

4月29日，安谷、车子那边的“11.10”下属组织听说城里的总部被造了反，一大清早就有一队人马从斑竹湾过河，农民们扛着扁担进城**，高呼“坚决砸烂窍杆兵团”等口号，街上**一转后就回农村去了。但当晚，“红造”高级中学的红卫兵，在乐山城內跑步遊行，红旗掺得“哗啦啦”响，口中也高喊着针对性的“坚决镇压妖妖妖洞”等口号，作为对“11.10”的农民进城**的回应。虽说“正常”，但至此人们已发现，乐山两派的摩擦行动明显火药味加浓，已经悄然升了点级。


劳动节后又据说，5月12日晚“11.10战斗军”围攻乐山二中的“红色造反兵团”，还冲击了教学大楼，学生退到房顶用瓦片还击。5月14日两派中的红卫兵又一次在地委招待所相遇，发生激烈冲突，与前几次不同的是，双方使用了现场堆放的砖头、瓦块对打，这与用辩论和**喊口号的形式攻击对方又升了一大格。对打结果“11.10”失利，据说后来“11.10”的人就陆续撤至城外了。


5月16日“11.10”与造反兵团在城外的高级中学“红色造反兵团”总部发生较大冲突。造反兵团在冲突中失利后只好退回城里防守， “11.10”依仗人多势众，从张公桥至高西门把乐山城围住，当时的武器已经从初期的随地捡起的砖头瓦块上升到使用有准备的木棒和钢钎。


与我们一同办事的“LDG”同志是峨眉县的保守派组织成员，与“11.10”的关系较为密切，言谈中知道他在乐山被围之前，常去“11.10”总部闲耍，并将“11.10”的系列传单带回旅馆来，我和我的同事因分配的工作任务较重，也无暇打散翻阅这些成捆的传单。“11.10”的撤退行动，按推理他可能是知道的，但他一点也没有透露给我们，我俩埋头工作没有过问其他事情，但发现他与另一个人事员的她，已经是有好几天没有与我们见过面了。现在想来，这位“LDG”同志也太不仗义了，怎么能撇下我们不管呢


本帖最后由 龙七爷 于 2014-12-20 23:23 编辑


四、城内的“清乡”行动


乐山城被围困的第二天，城内就开始了“清乡”行动，我们住在嘉定旅馆内根本不知道这一信息，直到佩戴红袖套的造反派“纠察队”兵临城下，搜查各家旅馆时才察觉。这时我们感到无限的恐慌，因为我们在五通桥是属于“无产阶级赤卫军”的成员，合并加入了五通桥的“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指挥部”，并配有胸牌，“赤卫军”与乐山的“11.10”观点相同，但正好与城内“红造”的观点相反，显然是“清乡”行动的重点对象，“纠察队”的来临，后果可想而知！我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将铝制品的“联合指挥部”胸牌塞入肥皂中抹平，最难处理的就是那位“LDG”同志遗留下来的成捆“11.10”传单，烧掉显然来不及了，因为已经听到了“纠察队员”上木楼梯的脚步声。我们住在旅馆木楼的顶层，急中生智遂将那一捆捆要命的传单分别塞入瓦槅子内。刚处理停当，急促的敲门声就响了，回忆起来简直有点像当年地下工作者对付敌人的搜查行动。


闯进门来的几个持钢钎的“纠察队员”，气势汹汹地冲口就问“你们两个是什么观点的！”我们看这架势不敢隐瞒，只好承认是“赤卫军”的，但随即强调了一句“我们没有做过坏事，是来城里办事的”。他们根本没有领会我们说的话，只顾翻箱倒柜搜查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注意查，‘赤卫军’是有枪的”。我出差时带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放在床头随时翻看，显然这书帮了大忙，但最让人担心的还是那传单，心虽跳得厉害，但一点也不敢往瓦槅子方向瞟。经过他们近半小时一无所获的搜查仍不放过我们，叫我们跟他们走一趟，我们怕这一走短时间回不来，随手还提上了洗漱用具袋。


出了嘉定旅馆的大门，许多红小兵和群众围了过来，说是抓住了两个“妖匪”，随即就愤怒地向我们雨点般地发泄着拳头。我的身后一个本单位造反派的×××，手握一个带钉的木棒（俗称“狼牙棒”），狠狠地向我的后脑砸来，所幸的是我身后另一个身材十分魁梧造反派的“YBL”同志，立即用手挡住带钉的木棒，并向街上围观的群众说“我是造反派的，你们不要动手，这是我们的内部问题”。他的话很管用，我们周围雨点般的拳头才算停了手。至今我十分感激这位正直的造反派“YBL”同志，甚至直到死我都不会忘记它的救命之恩！无奈之下我俩被持有钢钎的“纠察队员”在身后押着，带到了他们的临时总部。多年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当时之所以被“清乡”，是本单位造反派的人“ZYK”“点水”所致，此人后来因造反派内部斗争狠狠整他，我和我的同事利用一个难得偶然的机会保护过他，他感动之下就这件事向我的同事赔礼道了歉，现在他已病逝于眉山。


我俩被“纠察队员”用钢钎沿着土桥街押进了造反派的临时总部，它设在学道街小学内，从门口起，过道两旁排列着持有钢钎的彪悍小伙子，让我俩从这林立的钢钎中间过道进入，这一“下马威”足以震慑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刚进审问大厅就有两个小伙子和我们打招呼，他们看样子是造反派的，是我们这次招收入厂的对象，不过他们哪里知道我们目前的危险处境啊？我们勉强与他们交换目光一掠而过，不敢多看，因不了解情况，怕惹出更多事来。


审问我们的是一个约莫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戴着红袖套，看样子好像是个“红造”的头目。一根冷板凳摆在大厅中央，让我们面对她坐定。按照审问程序——“姓名？”“性别？”“年龄？”“家住哪里？”“什么组织？”“什么观点？”“……？”我们一一作答不敢隐瞒，旁边有人记录在案，显得十分威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审讯，未免有些不适应和紧张，甚至对问性别还觉得有几分可笑，明摆着还问什么呢？但是在如此场合下，我还敢笑出来吗？紧接着就让表态：“现在‘妖匪’围城，你站在那一边？”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谁知我的回答并不使她满意，她随即提高了她那秀气的嗓音还带着几分怒气：“不行！说具体点！”我只好又补充回答：“和大家一起保卫乐山城。”这时，刚进门招呼过我们的那两个小伙子好像意识到什么，和审讯我们的女头目耳语了几句，似乎起了点作用。她停留了片刻口气有所缓和，随后说：“好嘛，你们单位在城里是有分支机构的，回去就参加你们单位造反派的守城行动吧。”就这样我们幸运地、出乎意料地被结束了审问，同意放我们回去了，我暗暗庆幸我们的运气。谁知我的同事反而不敢离去，他毕竟比我老练得多，他壮着胆子提出：“就这样回去我们的安全没有保障。”听他如此说来，又是那两个小伙子对那个审问的大姑娘自告奋勇地说：“我们两个送他们回旅馆。”她微微点了点头。我们当时对这两位年轻人的行为举动特感动，至今不可忘怀！


我们经受了这次城内“清乡”行动的严峻考验，所幸有惊无险。据了解像我们这样经历的，在城内被“点水”的却不止我们两个，也许他们就没有我们这样幸运了，这里不再多叙。据知，城外围城派也有类似情况，也要“清理后方”。 “五冶”的一位工人是造反派的人，还有通江小学的一位造反派教师，在城外也被对立派“点水”后抓住死于非命。这些在电影上看到的场面，却在乐山武斗期间时有发生！


点评


回首乐山武斗 - 宝楼子 - 白宝楼 龙七爷


好人有好报，万幸啊，想不到石老师当年还有性命之忧！ 发表于 5 天前











五、被迫上前线


我俩按照“红造”总部（至今也不知道是不是总部）的要求，被编入了本单位设在城内机构的临时组织——“×厂敢死队”，发给我们各人一根简易武器，就是将单位里平时工作中使用的抬扛端头钻孔，用螺丝安装一个尖锐铁件所组成器具，再另加发一个工具包用于装卵石。当时城内连这些棍棒型的东西都不好找，围城后造反兵团大量宣传 “妖匪”要血洗乐山城，号召市民誓死保卫，据说在紫云街木器厂制作好木棒供领取，大都为了自卫去拿一根，也有的去拿回家当烧火柴，因为那时城内还以木材煤炭为燃料。


当日（5月17日）下午我俩就随同“敢死队”被派往张公桥前线，当时的前线（称北线）阵地设在张公桥乐山影剧院附近（现在的张公桥——泌水苑一带），靠南侧工事由“红造”组织镇守，我们“敢死队”去后安排在最前端汽油桶的简易工事前，与其他组织共同设防。北侧的张公桥头则大部是以工人、农民为主的“11.10”战斗军驻守，用大渡河的漂木作为工事，两派阵地相距200多米。两阵地中间的空旷地带是手捧《毛主席语录》的解放军战士相隔，我们上前线时两侧并没有发生任何打斗现象，处于相对静止的对峙状态。


下午5时许，我见张公桥桥头“11.10”的人逐渐在聚集，进而列队。有一个背上插了一把系红绸大刀半亮着臂膀的彪形大汉，站在队列前讲话，先是听不清，后来说得挺大声：“……我们要去解放乐山城，但是‘撬匪’挡住了我们的路，大家答不答应？”听见列队的人高呼：“不答应！”讲话人喊“怎么办？”队伍中发出“冲进去！”的吼声。彪形大汉一下子从背上拔出大刀指向我们这边：“同志们，冲啊！”瞬间伴随着“ 嘀嗒嘟嘟嘟”的冲锋号声，扛着扁担、锄头、钢钎的“11.10”战斗军成员吼着向城里冲了过来。我因为是第一天上前线，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真的毫无思想准备，环顾四周见其他人作何应对，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守在工事前是既不敢退又不知所措，心情极其复杂。


这时，隔在中间的解放军战士手举《语录》本，频频挥动反复有节奏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并进一步劝说双方：“同志们呀，你们这样做‘走资派’高兴啊！亲者痛仇者快啊！”战士们见劝说无果，就手挽着手形成了一道人墙抵挡着冲锋者。进攻的人受到解放军的劝阻，也逐步停了下来，似乎不敢冒然冲开解放军的人墙。“11.10”暂停冲锋时，双方都在甩石头试图打击对方，气力小的每次都扔在解放军周围，有的还落在了他们的头上身上，但他们无人退却，头上流着血仍然坚持企图制止这场使用了棍棒和石头的武斗冲突。


“11.10”那边有一种飞石打击力特强，它是用布条套着卵石，像掷铁饼一样旋转加速后甩出，石头在空中飞行的速度比普通抛掷的快得多，发出“呜呜”响声，近200米开外仍具杀伤力。我们这时都要死死盯着天上有没有飞石砸来，我的同事就受到一枚这样飞石的打击，脚上中了一石，后来红肿很久都未消散。


短暂的对峙后，北侧的冲锋号又一次吹响，调动起了进攻者的“革命”激情，解放军的人墙终于被冲开。我们城里的人不停地扔石头还击也无济于事了，空的汽油桶垒起的工事实在太薄弱，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正在开晚餐的“红造”镇守方人员也顾不上吃了，撒腿就往后跑。街上遍地是推倒的空汽油桶，送上前线的“碗咡饭”和腊肉也来不及收拾撒满一地。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场面过去在电影里见过，谁知今日成为现实展现在我的面前，并且让我亲身体验！我们两个见守阵地的所有人都在向后跑，这下也毫无顾忌地奔跑起来，且惟恐速度太慢，腿阵阵发软，工具包中装着用来作为“子弹”的石头太沉了，只好迅速倒掉它，拖着钢钎“哗哗”奔跑……


“红造”为了挽救败退的危险局面，迅速组织了几只冲锋号同时吹响，指挥者用白铁皮卷的话筒高呼：“大家不能退！稳住！顶住！”这时缓过气来的“红造”各组织挥舞着造反大旗，极尽全力发起反冲锋，这时增援的队伍也陆续赶来，向“11.10”发起反击，在街上形成了你来我往的拉锯战，相持在大缺口——肥皂厂这段街区，互相甩石头还击。记得“11.10”那边有一彪人马头戴藤帽，身背橘红色的水运局工人放筢子穿的那种行头，手持钢钎从左侧巷道中杀出来，但在这边反冲锋时退避不及，受到了尖锐武器的穿透伤害倒地，惨不忍睹，实践证明放木筢子的救生衣行头根本不管用。


来回“拉锯”好几趟使天色逼近黄昏，“红造”的队伍没有了工事依托，已经退到了半边街大缺口附近。霎时，突然从“11.10”那边传来一声枪响，“红造”这边的一个旗手应声栽倒。这时全场一片哗然与恐慌。因为原以为武斗最多只是使用棍棒、钢钎、石头等最原始的冷兵器，这在当时看来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了，比动拳头的武斗惨烈多了。因为是全国出现的最早武斗，从来也没有人想过会使用现代枪支武器。在恐慌中大家正在预想着事态将如何发展，接着第二枪又打响了，有无伤亡无人知晓，但因天色逐渐暗下来，大家的恐慌情绪陡增。还没有等心情平静下来，第三声枪响惊动了全场，我们所在的“敢死队”的旗手“LZK”同志栽倒了，大家围过去，见他的小腿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洞，幸好他说估计没有伤倒骨头，虽鲜血直流，但经包扎止血后据说无大碍。因受了伤，他将队旗交给“ZWL”队长,队长还有点不敢接，原因很简单，怕的是旗手成为枪手的目标，好在夜幕已降临，有枪也难瞄准目标了。


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天就全黑了，大家都由于应付“战事”，没有察觉街灯未亮，回过神来才发觉不正常。原来管城区用电的变电站在“11.10”控制区域的城外，他们为了“战事”的需要，已强行闯到变电站强迫值班人员拉掉了通往城内线路的闸。当大家知道这是“11.10”谋划中的事情以后更加恐慌，城里人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呢？这时无人敢退下阵地，黑暗中仍然默默地坚守。不知道是谁起的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打破了沉静，随即此起彼伏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城内街区夜空回响。紧接着是《国际歌》、《抬头望见北斗星》、《远飞的大雁》等十分悲壮的“文革”流行歌曲。由于歌曲气氛的调节，恐慌的心理逐渐消散，当晚，阵地上的战斗情绪得到了稳定。就这样我们互相依偎着警惕地守候到天明，反对派那边也没有啥动静。











六、被发枪


5月17日晚发生了枪击事件后，为了防止即将受到的突然攻击，“红造”方迅速组织力量在大曲口街区挖掘战壕准备坚守，不知从哪里运来许多大渡河的漂木，像“11.10”张公桥阵地那样筑起了坚固的街垒，看形势（式）是要长期坚守下去。战壕和街垒给所有守城的人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不能再退了！


严峻的局势发展使城内派意识到，以石头、棍棒和钢钎怕是难以对付下去了，必须设法武装自己。于是我们看到，从第二天接防开始，各组织陆续从棍棒发展到使用枪械。从现象上可以推断，“红造”的应对措施是十分敏捷的，遭受枪击的第二天，也不知从哪儿（至今也不清楚）弄来很多**弹药配发各组织。当然后来也听说“11.10”那边的**也是到杨家花园“抢的”。试想，这枪是随便可以抢的吗？但知情人却说，对外就只能讲是“抢”，千万不能说是“发”。


那几天我在街上能见到的就有机枪、自动步枪、中正式步枪、小口径步枪和左轮手枪等，并且都配发了子弹，街上随处可见端枪瞄准、退弹、上膛等动作。我们所在的“敢死队”也及时发了枪，我也被发了一支中正式步枪，真资格的“汉阳造”，并配给我五发子弹。一天之内大街小巷均可见携带武器**列队行进的造反队员。不过当时对**的使用并不熟悉，对**的管理也是十分混乱的。有个12-13岁的小学生的腰间居然别着两只左轮手枪，还有的对**使用很陌生的人，对持枪的基本要领一无所知。发生在东风旅馆的“北线指挥部”内（今“摩尔春天”商场）的一次误伤事件，就说明了当时枪械管理的混乱程度。一天清晨起床，住在东风旅馆的人们正站成一排刷牙，突然一声枪响走火，第一个人当场呜呼；第二个人重伤；第三个人嘴里含着牙膏泡沫吓得没命的奔跑。我们“敢死队”的人使用**也未必熟悉。有一次列队，指挥者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口令刚止，队员“LSY”的枪托在地上一拄，“碰”的一声走了火，子弹打穿了他自己的右手心，所幸没有伤及要害，但见血流如注也足实让我们惊呆了。


由于接连不断的“走火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城防指挥部”的重视，集中了部分转业军人，分别插到各群众组织的持枪人员中进行枪械知识的指导，一周内逐步消除了“走火事件”。我就是那时学会了使用中正式步枪的，从那以后我会装弹、退弹、瞄准、击发，并掌握了中正式步枪的开关闭锁装置。随即而来的就是，对持枪者的枪械和配发的子弹都必须一一进行登记造册，方能发给持枪证，从此进行了较规范的枪械管理。


不过，有的人拿着枪觉得新奇，就想试打一下，对着“11.10”那边制高点，作为击发的靶子，所以发枪以后的那些天经常冷枪不断。我们“敢死队”的一位年龄较大的LYZ师傅被发给一只小口径步枪，因为是体育竞赛器材，杀伤力不大，所以给他配发了两盒大约50-60发子弹，他在执行巡逻北线阵地任务时，边走边向“11.10”阵地那边时不时隐蔽在工事后打一枪，究竟有没有目标和效果他才清楚，我们跟随他只听见枪响，像我和我的同事更没有资格管他这些，只是说“师傅，节约子弹”。我握着发来的枪，心里沉甸甸的，除了训练，我始终没敢将步枪的开关闭锁装置打开，因为我从老兵那里知道中正式步枪的射程是1000米都有杀伤力，扳机一扣子弹就出去了，后果都知道。何况我的身份尤其特殊，我暗暗提醒自己，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扣动扳机！














九、思念亲人


我和我的同事是4月17日正式到达乐山城内入住嘉定旅馆开展招工工作的，都是按照工作计划正常进行，工作中的信件、电话都是通过邮电局正常交换信息，有时通过厂里设在乐山城的分支机构用专线通话。那时的电话都要靠单位的总机接转，信件也由邮电局投递到单位收发室传递到各科室。私人的信件自从我1964年进厂以来，一般是平均半月一封家书，一周给女朋友（她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写一次信，我们双方都是数着日子等待对方信件寄来。


我5月10日给家里和她写去信，说我在乐山的工作即将完成，大约5月20日可以结束全部工作。谁知由于围城以后邮件就不再通畅了，思念之情日日加重。5月16日乐山被围以后就再也不见了他们的回信，我也无法将我在乐山城的情况传递出去，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乐山武斗震惊全国，想必他们肯定知道了乐山城被围的事情，这下亲人们也不知该如何惦念着我啊！我的生死肯定是他们最揪心的事情了！


前段时间上战场气氛特别紧张，巡逻换防下来，基本就疲倦得倒头就睡，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没有精力想家。从那次“敢死队”遭遇不光彩事件以来，我们相对比较轻松了许多，甚至可以有时间呆在我们住的旅馆内看书、写日记、写信、睡觉而不去“敢死队”执勤。我一直想尽快将我的情况通知亲人们，怎奈一封封写好的信也无法投递出去，差不多我就跑去问玉堂街那里邮电局的人“通邮没有？”每次回答仍然是“还没有”。记得世界大战打得那么凶，邮政车都是要放行的呀！我们乐山武斗咋就这样特殊呢？打破了国际惯例，连邮政车也不放行！想打个电话也是不行的，邮局的人说，“电话打不出去”。这真叫人左右为难痛苦得很啊！用什么语言才能够形容我当时心急火燎的心情呢？


后来我们四处打听，才听人说围城的人占领了邮电大楼，取下了“军管区”的牌子还砸烂了设备，电话线也被弄断了，这就是邮件送不出去，电话也打不出去的原因。当然，我们也无法核实这些传闻的真实性。直到后来解放军“支左”干预邮政后，6月11日才听说“通邮了！”大家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我兴奋地立即写好第一封能邮出去的信，我开篇的第一句话就写道“我没有死，我还活着！我不会死，我要活下去！”至今此信件我仍完好保存着，因为它充分反映了我当时急切想与亲人报告我还尚存在这个世界的悲喜交加心情，我这封信是含着泪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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