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敏：关于《心灵的对话》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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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灵的对话》的声明

胡敏率邱路光、邱光光、邱小光、邱小京

二0一一年一月，《邱会作回忆录》出版后，我的二儿子程光也紧接着出了《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造成了一些混乱，很多读者一时不明真相。为了澄清事实的本来面目，我们特做如下声明：由程光署名出版的《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中，所谓邱会作跟程光的对话都是杜撰的，是根本没有的。
一、《邱会作回忆录》的成稿过程
邱会作是八一年九月到西安的，八二年春节是全家劫后余生的第一次团园。春节一过，会作同志就静下心来开始写他的回忆录。写回忆录是他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倾尽了近二十年的心血。会作同志开始写回忆录的时候幸好有他在秦城写就的五个笔记本作参考，但他仍然是在一无任何资料，二无人交谈，三无人帮助整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写作真是千辛万难。当时我们生活非常困难，我到处帮他去找纸，他写好初稿，我就帮他誊抄，然后他再改再写。会作同志的手稿我用线一册一册缝起来，摞起来有几尺高，他用的一只旧钢笔的笔尖都磨秃了几个。真正帮助会作同志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女儿京京和女婿新平，他们亲自誊写（也请人誊写过），刻钢板誊印过，大约是96年，我的女儿京京、女婿新平（此前，三儿子光光、四儿子小光也打印了一部分），把“邱会作回忆录手稿”打印出来，正如会作同志所说“我的资料能够成为素材稿，都是你们（新平、京京）从手抄到两次打印的结果。你们付出了辛勤劳动，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程光根本没有参与其中。
会作同志生前的回忆录文稿，多次修改，都是我女儿京京打印的，其他人没有再打印过，在诸多待打印的回忆录文稿中，从来没有见过程光一个字。程光说却谎称“我在文字上自始自终协助他”。直到会作同志去世的2002年初，他对回忆录的有些章节还在修改，女儿京京到西安帮你爸打出来，四月份会作同志就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了，有些地方的修改是京京拿着电脑笔记本和会作在病床上进行的，现在京京的电脑上都有记录，共有19次。也就是说邱会作回忆录文稿一直在会作同志和京京之间进行，根本没有程光的事，程光讲的邱会作回忆录的成书、易稿过程是他的努力，这纯粹是编造的。程光说谎称“父亲对自己手中的一份进行了修改，前后几遍，历时三年。1999年，他把亲手改好的一份交给我（我称为“99稿”），叫我协助他整理。我全力以赴，于2002年春节前把已整理好的稿子交给了父亲”。还是前面讲的道理，程光所谓“全力以赴，于2002年春节前把已整理好的稿子交给了父亲”的稿子在哪里？！因为会作同志病在西安，所有子女都去了，唯有程光称工作脱不开而没有去，会作同志病重转到北京协和医院程光才去的。
实际上，会作同志是五月份病重来到北京住院时，把女儿京京打印的“从文革开始的部分回忆录文稿”带到北京，交给了路光，路光放在家里。程光知道后，从路光家里给偷偷拿走，路光爱人及京京发现后制止他，他说是翻阅看看，这一拿走他就没有还，并谎称是邱会作交给他的什么02稿。幸好京京电脑里还有存留。
在会作去世前的二0 0二年春节，程光夫妇来看我们，程光对会作同志搞突然袭击，他自己用邱会作的名义起草了一个邱会作对他的《委托书》（用铅笔写的，程光原件仍在），称要邱会作委托他全权整理《邱会作回忆录》，想把整理《邱会作回忆录》的工作控制在他自己手里，同时他背地里还在继续搞《对话》。我因程光的无理要求提出批评，程光当即恼羞成怒，指着我的鼻子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提着包就要回无锡去。
事情发生后，我和会作即把路光叫到西安。路光劝慰、开导他父亲说：承光愿意整理回忆录稿，就让他整，他也有文字能力，肯于动脑，只要把住“最后由爸爸把关定稿”这一条就成了，况且让他整的是文革前部分。会作同志认为有理、可行，就同意按照这个原则给程光写封信，路光起草后，会作同志略作修改就发给程光了。会作同志在文中坚持“由他定稿和全家讨论”。
会作同志去世后，程光一度态度尚好，他表示他愿意参加修改回忆录，由大哥路光把关，由全家讨论，并共同研究出版事宜，这样做是正确的，是顺理成章的。因此，路光把很多有关邱会作回忆录的资料都交给了程光。
没有想到，2005年春节，程光来北京，他竟然提出三条：一、他要独立整理《邱会作回忆录》文稿，其他家人不许介入并谎称这是邱会作生前的委托；二、《邱会作回忆录》要署名邱会作著、程光整理；三、产生稿费要给他60%（并谎称是邱会作生前对他说的）。他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全家拒绝。我叫路光对程光逐条进行答复：一、你只能在家庭的领导下整理《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根本没有给你什么委托书，退一万步说，如有邱会作的委托书也是你骗去的、也是错误的，在个别语句上的闪失，也必须纠正，我是邱会作的老伴，也是程光的母亲，这件事我说了算，全家的根本利益说了算。二、只能属爸爸一人名字，你提出这个要求都是错误的。三、关于稿费问题，如果是爸爸提的，他就不是邱会作了，妈妈健在，稿费问题有妈妈掌握。从此以后，程光再也没有来北京看我，到今年为止已经八年了，今年春节他仍然没有来看我。2008年会作同志下葬，全家都参加了，海外孙子辈的孩子都赶回来了，会作同志老领导、老战友的孩子们，会作同志过去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自费前来参加，但程光称病不来，也不允许他的爱人和孩子来，真是大逆不孝。
二、根本没有《心灵的对话》
记得也是97或98年，大概是秋天，程光出差路过西安，随身带来一本《父子对话》，当时其中的内容并不很多，会作同志随便一翻，里面的内容竟是程光私下由“邱会作回忆录手稿”提取“精华”改编成了，记得有“罗瑞卿问题”、“杨余傅问题”、“军委办事组”、“武汉七二0事件”等章节，会作同志看后很生气，对程光提出批评，但程光置若罔闻。会作同志面对自己儿子的忤逆行为，也是很痛苦的，但问题也要解决的，他给大儿子路光写信，给女儿多次写信，信中对程光私下搞《对话》有批评，并提出解决办法。会作同志在给女儿京京和女婿新平其中的信中写到：“承光春节来的目的，就是要说服我承认他写的稿子。他以‘父子对话’为题写了几十万字的稿子。这次带了部分稿子，给我看了一下。我看后向承光说了：“你的稿子与我的回忆录雷同，我的稿子要问世了，你的稿子就失弃了作用。”对我的话，他避而不回答，只是说他想要说的话。……他的想法与打算，我内心是不同意的，家里人也不会同意的。我必须拿出办法，才能解决问题。”……邱会作说的解决办法是“我要很快把我的资料整理好。关键是第二集（文革部分。路光注），一、三两集改的没有那样多，也没有那样乱，我自己在西安可以用各种办法整理，做到别人看清楚就行了。我准备你们给我把第二集搞好后，即送路光要他请一个人过目”……“只要我的稿子问世了，承光的稿子就基本没有用了，也不会引起家庭内争了。如果我的稿子还暂时不能问世，我就将我的稿子和承光的稿子，一起交给路光去处理，我就不问不管了”。看了会作同志的信就全明白了。会作同志生前从没有，也不可能把他费精力、费时间写好的回忆录，再从头到尾给程光讲一遍，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
在此我明确地负责地说：根本没有程光编造概念下的《心灵的对话》，更没有对话式的《历史的回顾》。
今年年初，我们得知程光在《邱会作回忆录》发行后，竟然要出根本没有的《对话》，《对话》书中的主角是邱会作，可程光不但不给我看，都不让我知道。我怕他摔大跟头，曾专门给程光写信说：“对于你的书妈妈有知情权。为了对你爸爸负责，为了对妈妈负责，为了对我们这个苦难的家庭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你必须把书稿给妈妈送来（或寄来），由妈妈把关，我不同意，你是不能出的。”对我的信，程光置之不理。
三、《对话》的错误与伤害
程光的《对话》是打着邱会作的牌子，自己在和自己对话，用以张扬他自己的认识和思想。《对话》就是根据邱会作回忆录文稿，程光在个人理解基础上作了大量加工、扩展和延伸，并加入他收集来的其他资料，改换程父子对话形式而成。 如果我们把程光书中邱会作的东西删掉，把他抄来的史实删掉（如“二月逆流”）那么程光的书就剩下的，1、程光自己对一些史实的延伸。2、程光自己编造杜撰的假史实。3、程光自己的清谈（加在邱会作头上）。4、大量程光收集来的并欣赏或认同的别人对文革的认识，他分别加在程光和邱会作头上。
《邱会作回忆录》已经出版，为什么程光还要出《对话》？把几乎雷同的文革经历再写一遍。而且《对话》中的邱会作已经不是邱会作了，被程光改造的非常“深炯”，非常“智慧”，甚至“无所不知”；把《邱会作回忆录》已有的史实编织的更“史实丰满”，更“内幕繁多”，更“鲜为人知”，把不少史实添油加醋地重新编造了。
程光的确是下了大功夫的，他十几年来都是在“对缝”， 为了成功，他自知自己分量不够，就把邱会作拿出来做“托”，因而造成了混乱。他把邱会作回忆录文稿，他把收集来的史料，他把自己杜撰的故事，认真在“对缝”。把假的和真的对接，把儿子的和老子的对接，把邱会作的和总理、主席、林彪等人的对接。因为本质上是对接，再无缝也有缝，再貌似是史学文献也多有破绽，虽然一时 也很容易迷糊一些人，最终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史学界研究的深入，程光的东西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等到大家都明白，不知多少研究者掉进程光的泥潭，对史学研究造成多么大的混乱和伤害。程光的问题不是误记错忆，而是胡编乱造。
       例如：
——68年初，我们第一次去毛家湾见林彪，在叶群的同意下，也只是去给林彪敬了个礼，握了个手。你却说 第一次见到林彪，林彪就同你单独和你谈了20分钟。这是不折不扣的编造，我都替他脸红。我要指出的是，程光从没有也不可能自己单独去毛家湾，每次都是我带子女去的，根本就没有林彪单独跟程光谈话的事，更不要说谈了20分钟。     
——50年会作同志已带大儿子路光和警卫员乐守忠及一个警卫班坐一辆美式吉普和中卡，回过兴国老家，已经和1934年长征后阔别的父亲、母亲“悲欢离合”过了。程光当时只有4岁，不知此情，他在《对话》中又绘声绘色地编造了一套，说这样的“悲欢离合”是在广州，还牵出谭政、陶铸？这是不折不扣的编造。我们在广州住房子是陈济棠的，程光说是张辉瓒的，张辉瓒已于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被打死了；留园是59年广州军区开始盖的，程光经说成是陈嘉庚送给林彪的？这些都纯属胡编。        


——程光谎称毛泽东称赞邱会作的字，“毛泽东说共产党里写的好的两个人之一，一个是舒同，一个是邱会作。”毛泽东是书法大家，毛主席在书法问题上，临摹的是名家字贴，交流的也是书法大家。至于邱会作，他文革前没有写过毛笔字，文革时写过毛笔字，也只是随兴书写毛主席诗词，从来没有临过贴，练过字，更无从师请教。最重要的是书法是以毛笔字为准的，毛主席从无见过邱会作的毛笔字，也就是见过邱会作的几份钢笔字的报告和检讨，毛主席怎么能说“共产党里写的好的两个人之一，一个是舒同，一个是邱会作。”程光的编造使全家无地自容。至于毛主席说过邱会作“你的字写的不错，我死后你可以来这里当中央委员会主席”，只不过是毛主席当时的应景的“政治玩笑”而已。 程光书中的编造举不胜举，初步统计错误的编造有200多处。


四、关于会作
在程光的书中，他把会作同志写成一个对党内、军内、对文革，无事不知，无事不通的人。甚至把会作同志写成了一个爱对别人品头论足，不在其位专论时政的人，这就严重损害了会作同志的形象。程光书中不仅编造了历史，也因有多处与史实不符，伤害了会作同志的老战友、老领导，我表示道歉。但这些绝不是会作同志讲的。
会作同志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他一生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是努力奋斗的。但他也只是群星灿烂的革命队伍中的一颗小星，在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队伍中，前面的老首长、老领导、老资格很多，他们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五九年，会作同志当了总后勤部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政治地位有很大提升；在文革中，会作同志进了军委办事组，九大进了中央政治局，对上面的事情知道多了一些，但他也是处在办公、办事的范围之中，远不在决策的圈子之内，很多事并不知情。另外，会作同志最不爱抛头露面，事事往后坐，往后站。且会作同志晚年仍然是一个言谈举止十分谨慎的人，绝不会随便去议论别人。 在此，我必须写下这些话。
        既然邱会作本人反对程光搞《对话》，既然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对话》，既然《对话》中有很多错误和不真不实之处，我看最好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全部收回、停止《对话》和《历史的回顾》的发行和销售。这样做不仅是孝慰邱会作在天之灵，更重要的是对史学研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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