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路自述：我为什么要咬定不放地研究文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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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自述：我为什么要咬定不放地研究文革史？？？




　　1966年中国文革开始，我正17岁。这是最敏感的人生阶段，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终身不忘。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亲眼目睹它的兴衰动荡。只有经历过“大跃进”运动后那段大饥荒、又经历过文革大动乱的一代人，对文革的残暴和荒唐无理，才有那种难以言喻的体会和深刻认识。


　　“阶级斗争”的残酷，若非亲身经历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运动初期，“左派”们连十多岁的学生也不放过。我那时刚初中毕业，只不过曾说过：“我毕业后，要像写《南行记》的作家艾芜那样，去云南、缅甸旅游，写书……”竟被工作组和“左派”老师批判为“妄想叛逃国外当小反革命”，写入毕业鉴定，并组织同学开批斗会斗争。我们50多人的班上，挨斗挨整被写“黑材料”的不在少数。十多岁的学生被整的尚且如此之多，何况其它！许多运动初期被整的学生，后来都成了狂热的“造反派”。




　　1966年8月的“破四旧”中，我读书的这个极普通的中学，绝大多数教师被整成“黑帮”被斗被打，有的自杀。而我们学校还是非常“温柔”的。我到一公里外的四川大学、到国内有名的成都4中去参观，目睹一批又一批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刑讯逼供、皮鞭棍棒、罚跪抄家，连许多学生也逼得自杀。我们学校对面就有个川大宿舍，我常可见到在沿街“痛打落水狗”的口号声中，被剪成“阴阳头”、挨得头破血流的学者教授们狼狈不堪逃跑的可怜情景，令我触目惊心。
　　这些都使我早熟、学会独立思考。我心里已在问：“这是为什么？”当我融入几千万大中学生洪流到北京“大串连”，看到毛泽东那一瞬间，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山呼海啸般呐喊声中，我确实没有丝毫激动的感觉，反而在想：“这和朝见封建帝王有啥子区别？”当时有这种“逆反”念头的人不会少，但无人敢说出口，怕被打成肉酱。


　　我也“造反”了，是学校“7664战斗团”耍笔杆子的“宣传大臣”，每天刷标语、大字报、刻传单……1967年后，有名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支小分队，进驻成都布后街3号的四川省“文联”内，我也曾参加其中，天天搞宣传队、办小报，大搞“文斗”……


　　为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狂热地参加运动？社会严峻现实告诉我：这是登峰造极的政治高压的结果，因为谁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满，就会立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坠入地狱、家破人亡。当时只有“黑五类”、“黑七类”才不准“造反”。要想不被整，就只有打起“造反”的旗号投入运动，去整人而自保。因此无数人人性泯灭、兽性狂萌，“我整你、你整我、互相整”已形成怪圈，几乎无人可以幸免。


　　运动由“文斗”迅速演变为疯狂的“武斗”，四川打得天昏地暗，是“全国之最”。成都街头从1967年5月后，“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之类的标语铺天盖地。5月6日，成都发生“5.6武斗大血案”，震惊国内外。这一天我随浩浩荡荡的支援队伍到武斗现场。当上百辆救护车、卡车、吉普车、小轿车、摩托车在急促的喇叭声中，载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死尸、伤员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当我看到成都公路上已形成数十万人簇拥而成的人巷，从营养不良的几岁儿童到七八十岁穿补疤破衣的老太婆，都在顿脚狂吼“报仇！报仇！”本是普通百姓之间的相互残杀，却全都乐此不疲，这让我深切体会到这场全民运动的疯狂性。我朦胧地认识到：中国已成为民众相互残杀的“绞肉机”。
　　很快，成都又发生了“5.19中和场武斗事件”，我身临现场。铜锣声、喊杀声雷霆万钧。成千上万的衣衫褴褛的农民拿起锄头、扁担同工人、学生拼命恶战。当一把雪亮的锄头从我头顶砍下，我惊叫一声“妈呀！”狼狈不堪逃命时，才认识到这场运动是多么恐怖。事件后，四川最先吼出“武装保卫文化大革命！”从此，“文化大革命”成了赤裸裸的“武化大革命”。


　　我还亲眼目睹无辜百姓的惨状。武斗高潮中，成都两派在一号桥隔河对峙。有天我和同住曹家巷的母女二人过马路，“砰”然枪响，不知何派射来的子弹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击中身旁七、八岁的小姑娘。子弹洞穿小女孩的脸颊，左边进右边出，血洞吓人。女孩惨叫几声，抽搐着死去，母亲撕心裂肺嚎哭，痛不欲生。这一幕，在我记忆中终身难忘……
　　无数中国人都在文斗：写大字报、斗嘴角“大辩论”；无数人都在武斗：玩枪玩炮、横冲直撞……当我协同战友办好一期“小报”，又揣着一只“可尔提”手枪准备去参加一场武斗时，我曾拜师习武的一位老拳师臭骂我一顿：“有人保卫毛主席，有人又保卫刘少奇。平头百姓饭都没毬吃饱，去保卫哪一个？打来打去，谨防卸磨杀驴、秋后算账！”这位没啥文化的老拳师的话，一两年后竟然被充分验证：许多运动骨干分子都被清查或入狱。


　　老拳师的话警醒了我，从那天起我将手枪转赠他人，坐山观虎斗。我自小喜好文学，作文全校出名。我每天还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朦朦胧胧认识到：报纸广播上不是天天在吼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吗？我能不能写一本记载“史无前例”文革的书？
　　我当起“逍遥派”，却“旁观者清”，能更冷静地看待打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的两大派文斗、武斗。每当有“大事件”发生，我都要当“好事者”去看热闹，实则调查经过情形，事后记述日记。我还有意识地搜集千奇百怪的小报、传单及各种文革印刷品。这些，为我研究文革史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我目睹许多青少年学生受搧动武斗而成为“烈士”。隆重下葬时，红卫兵战友们疯狂开枪、悲嚎狂吼，场面神圣庄严。不少校园中雨后蘑菇样矗立起“烈士墓”。但是，作为文革工具的“红卫兵”，先被别有用心地吹捧为从“天兵天将”、“小闯将”，很快成为劣等公民一一即“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被撵到穷乡僻壤的农村。下乡之前，我和同学们伫立在成都20中学6座坚固的坟墓前，默然无语。红卫兵们被严酷的现实摧毁梦想，失落、悲哀、愤慨，开始成熟了。
　　在极为贫困的农村、在饥寒交迫的茅草屋内昏黄摇曳的油灯下，我开始了对文革的研究写作，至今40余年了。


　　中国大型刊物《炎黄春秋》、《党史纵览》、《党史文苑》、《文史博览》、《文史精华》等不少刊、报，零星发表过我的《中国最后的红卫兵公墓》、《成都天府广场毛泽东塑像修建纪实》、《文革中杜灵师长遇难事件》、《文革中“文斗”现象研究》、《参加文革的外国人》等，受到很多读者及报章好评。1998年，四川《蜀报》连载我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四川》，已发表约7万字，后来随文革研究成为“禁区”、“雷区”而中止。
　　积40多年心血，我完成了三本研究文革史的书稿。


　　2005年，美国海马出版公司隆重出版了我的80余万字的两本专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化之喧嚣怪状—文革文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文革武斗》。这两本书在海外受到关注和报刊好评，被美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正式收藏。2011年12月为期一个月的香港“十年文革”书展还隆重推出，也受到广泛好评和读者欢迎。


　　第三本《以文革“重灾区”四川为样板—中国“文革”真相》，由于国内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出版。我写作此书，抱着为后人留一部“信史”的极严肃的态度。本书不作空泛的理论阐述，主要提供曾亲历、所见、所闻及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我希望通过客观公正的态度、以详实丰富的史料，比较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再现当时中国民众群争互斗、混乱不堪的严酷现实。
　　如果读者看罢这本书，能了解到中国那段罕见的疯狂岁月的真实情况，我将为40多年来为写作本书所倾注的无数心血而感到欣慰。


　　什么时候才能在中国公开出版文革研究著作？？？？？？？！！！！！！


　　（注：原文载“郑光路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现暂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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