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革桎梏下的文学突破

yangharrylg

壹
【本期看点】“文革”写作，不止于记录一代人的命运史，也不止于是反思一个时代精神史，而是融入了中国文化脉络，“文革”十年改变了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文革”时如何写作，“文革”后如何写作，都是问题。本期腾讯书院邀请王蒙畅谈这边风景——文革桎梏下的文学。


不够革命不能出版 太革命也不能出版




王蒙与妻子



我写作符合主流要求 但又有自己风格


王蒙：大家好，我今天讲的主题与我即将出版的上下两册长篇小说《这边风景》有关。小说是我差不多将近四十年前开始写的。我出生于1934年，1974年开始写这本书，正好是过四十岁生日时。


四十岁生日时，我非常感慨。当时正值文革，我在新疆，也不知道日子会怎么过，记得当时看了安徒生的一篇童话。文章是写一座坟墓，坟墓上有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的是什么？大概意思是，埋在这儿的是一个大作家，但是他还没有开始写作；埋在这儿是一个大歌唱家，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适合他唱的歌；埋在这儿的人是一个百米运动员，但是他的训练还没开始……类似这样的话。实际意思就是一个人想做的事情非常多，也可能潜能也非常大，但什么都还没开始干。


看完那文章，我很受刺激。我都四十了，1957年、1958年以后政治运动，可能基本会剥夺写作和发表作品，这是客观原因，但是这并不等于不能写。那时候我爱人也说，“你写，不要管那些发表不发表的，爱什么时候发表就什么时候发表，不发表也没关系，你写给自己看也行”。当时，我也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下去。二十四岁到四十岁已经十六年都过去了，再等十六年，我就五六十了，闹不好就死了，当时没有想到能混到今天这样七十九岁。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写作。


我写作，选择的不是写那种抵抗中国体制的风格。虽然当时我完全不理解文革，也不认为文革搞得好。那时，江青一出来我都着急，她那洋相百出的样子：戴着帽子，说话脖子往前伸。我又觉得必须从大方面来说，符合社会的主流要求，主流意识形态，但又写出是我自己的东西。那时有的文章写得非常教条，比如《朝霞》杂志上的一些文章；写成浩然那样也不可能，我感觉非常地吃力。


在此之前我还写过一两章。印象最清楚就是写新疆维吾尔族农民的，我在那里的农村人民公社里待了六年，还担任过红旗公社副大队长，完全和维吾尔族农民打成一片。


我记得我写过的那一两章写的是刷墙：每到春天的时候，农民家里多少都会买点石灰，石灰撒点盐不容易掉色，而且受当地俄罗斯族的影响，会往石灰里放点蓝颜料，买不着蓝颜料就弄点墨水，墨水倒铁桶里面，放生石灰，再放一大把盐倒点水，石灰热了会咕嘟咕嘟响，然后拿这个刷子刷墙，刷墙挺卫生、挺高兴。 毛泽东主席是1976年中秋节那天晚上去世的，然后1977年四人帮就抓起来了，1978年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在文革那种环境中写的，所以作品当中很多东西显得特左：有关对毛主席歌颂的内容，这个还好办；有关农村阶级斗争的内容就显得有点问题了，如地主婆子、地主的儿子怎么搞破坏，怎么和苏联现代修正主意联合起来，阶级斗争怎么残酷，怎么紧张，尤其是这里头写的内容没有写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写社教运动。


农村“四清”运动，就是指在农村要对那些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清除。社教运动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社教运动搞一段以后，毛主席领导搞了一个叫做农村社教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是针对什么呢？是针对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桃园经验”的，王光美在唐山那边，有一个桃园，在那个地方搞社教，把那个地方的党支部书记叫做“反革命白色两面政权”，好像当时宣布的时候是把书记管制起来。


写婚礼几乎“钻进人家洞房” 感人处自己都哭到不行




王蒙在新疆与维吾尔族人民打成一片。



王蒙：1963年底我来到新疆，1965年春从乌鲁木齐到伊犁开始当副大队长的时候，坐长途车，就看见墙上贴着布告，布告上是什么呢？我去开展社教运动，当时所谓“四不清干部”，就是多拿钱逃避社会主义运动的，该逮捕逮捕，该严惩严惩，任何人不允许包庇“四不清”，空气很吓人。毛主席搞二十三条，就说王光美同志的桃园经验是行左实右。


总算里头有一点批左的东西，这个很有意思，我就充分抓住了这一条，尽管我文章里头也是充满了对毛泽东个人的歌颂，也描写了怎么学习毛著等，但更多写得是社教初期的那种蛮不讲理，那种阶级斗争中的诽谤，那种越是好人越要扣帽子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想这样不会出问题。但是到1978年我小说写完以后，这些东西却显得很不合适，经过一大堆编辑，包括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改，没法办，就搁起来了。


这部作品很厚，一共七十多万字，厚厚一大包。那时候没有别人抄，没有电脑，全都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就放房梁上，也没有其它的地方放。1978年到去年，经过34年，在里面就搁浅了34年。


我写一个特别善良维吾尔女子，她第二次结婚（因为第一次结婚是很小的时候被继父继母强迫结的特别没有感情），后来嫁一个人非常好，那个人思想很新。维吾尔新婚有一个规矩，女孩结婚时要给这男孩把靴子脱下来。他们穿高腰的皮靴，为什么穿高腰皮靴？因为新疆土大雨少，雪多泥多，土大，土特别大，新疆很多规矩跟咱们内地不一样，它有它的地理原因，它这个高腰靴子，自己拖相当费劲，既然两人成为夫妇，所以这女孩要半跪在那，把拉锁拉开。


但是这个男子就接受新思想比较多，男女平等，他就不让这女孩给他脱靴子。女孩心理挺别扭，觉得自己终归嫁给自己特别喜欢一个男人，结果他不让脱靴子。我看到这儿时，就非常惊讶，我说我怎么会钻到人家洞房里头去呢，连这事我都知道，我太惊讶了。


我写赖皮，有一个赖皮维吾尔。这人真是无处不赖皮。当时有人民公社，一到外收时候就会宰牛。记得那功夫泡牛杂汤特棒，有的人连一碗都喝不着，他一个人喝三碗。他用什么方法喝三碗杂水汤？我现在看到都觉得惊奇，我也不会喝三碗杂水汤，我这样把赖皮写在书里了。


我写一个残疾女医生和一个马车夫的爱情。写伊犁的马车夫怎么和人交朋友、怎么有男儿气概，但是受了坏人的挑拨，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个残疾女医生，缺一只手，因为自己残疾，所以父母老是逼着她嫁一些人，她早就宣布死活不结婚的。但是她接到了马车夫的求爱信。马车夫文化完全不如她，但是写的信特别真诚，所以这女孩看到这信就感动地光哭了。恰恰就在这关键时候，马车夫受了坏人的挑拨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这个女医生就痛斥他，我每次看到这女医生痛斥他的时候，我自己都哭到不行。


我很惊讶自己怎么会对生活有如此细致的观察






王蒙的作品《青春万岁》与《这边风景》。



王蒙：比较重要两个小说，一个《青春万岁》，是1953年到1956年写的，因为文章不够革命，只写中学生，没写当时上山下乡的运动，说这样不好出。所以1953年开始写的作品一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出版，经过了26年；而这个《这边风景》则经过40年或者39年。一个是不够革命不能出版，一个忒革命也不能出版。但是去年就是找到稿子以后，是我孩子找到的，孩子看后特别受感动，说这个写这么好。


所谓“好”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说明一下：从个人创作来说，这部作品写在我盛年，也就是从40岁，写到44岁，一个人精神最足的时候。再一个就是很少有人能完成心愿，但是我是真正在很特殊情况之下做到了——就是我在新疆在农村里头，跟新疆的少数民族农民，当时叫“三同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还当副大队长，还学维吾尔语，那时候比现在说得好，特利索，特别能跟他们打成一片。所以我能看到里面的那些生活细节，现在有些我都记不太清了，记不清是我自个儿的经历，我现在想我怎么把生活细节写得这么细：怎么开玩笑，怎么做饭，怎么吃饭等等。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在新疆待过，他就跟我说，他看这书多少次看得都“馋得不行”，因为在新疆待过，吃的那些东西北京没有。这本书里面我写做拉面，还专门写哈什人怎么做拉面，伊犁人怎么做拉面，怎么做卤，馋得不行，特别是具体怎么打囊……真是吃喝拉撒睡，婚丧嫁娶，从头到脚我什么都写到了。自己了解那么细，这都使自己特别惊讶：我那时候怎么会对生活有这么细致的观察，有这么细致的了解，手往杯子一放是什么姿势，来客人是一个什么姿势，管猫叫什么，管狗叫什么。


生活很荒谬 问：谁指示你偷东西 答：刘少奇


刚到新疆伊犁时的王蒙。



政治解读是命名问题 荒谬也是一种生活


有时候政治解读是一个命名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农村生产队，一个公社里头，有好人有坏人，现在也是一样，现在一个社区里头，我相信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一个单位里头也有好人也有坏人。在那个时代就会把这些解释成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向老百姓怎么解释？他也是生活里边的好人与坏人。所谓“好人受气，坏人横行”这类语言毛主席也用过，毛主席说这就是阶级斗争。我们现在不这样提，老是没完没了提，国家就乱成一团，但这不等于我们生活没有好人和坏人的差别。


当时讨论这个问题时，毕淑敏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政治有时候会歪曲生活，生活有时候会淡化政治，会解构政治”。变成了生活以后，就是不管搞什么体制，搞什么政策，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恨情愁，这些任何时候都会有。有时候我很感慨这是一个空白。


我们搞了很长时期的强调集体、强调大集体、强调计划经济、强调领导人的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在1955年，1956年就大搞特搞，人民公社在1958年，到八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才解散。这20多年如果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上看，人民公社弊大于利，但不是完全没有利，比如说修那么多水利工程。我这边也写到水利工程，因为我在伊犁参加水利工程，我住在地窝里头，地窝里就是在地里挖一个坑，挖一个盖就算房子，因为新疆雨水少，旁边挖个沟有点小雨就从沟里流了，修一个台阶从这边下去还暖和，地窝子冬暖夏凉。当时，还会修很多水地。记得当时有一串生活方式：外出先宰牛，宰牛完喝杂水汤，动不动就集体开会。在开会时，队长先讲话，讲话先引用毛主席的语录也挺热闹，也有某些大集体的一种生活，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情调。也有一种互相碰撞，也有各种玩笑话，也有各种因为人多了，整天开会，一开会时候男男女女，荤的素的，真的假的，那场面热闹地不得了。


这种场面我都见过，队长开一年，年终了，给大家报公分评情况，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干什么，每个公分合多少钱，另外现在能花多少钱，多少钱被困难户借支等，都强调日子过得如何之穷……记得当时有一个老社员，还不是维族是汉族，维文非常好，祖祖辈辈都在新疆，说想赚钱不容易，他就有好办法。队长就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说说听听？他说修个大炕，队长老婆往炕上一躺，钱就到了。当时这种胡说八道都敢有。另外有一些就是那种革命意识形态的，也有感动人的地方，念愚公移山，学毛主席著作，然后就学焦裕禄，学欧阳海、学王杰，这些都是文革开始以后的事，我小说里面没有。


生活本身是不可摧毁的，甭管你搞什么？甭管你政策，你政策再空洞再过分，再不全面不准确，但是生活本身仍然是不可摧毁，在大队的时候最逗，文革已经开始，开始批判刘少奇，忽然大队民兵大喊小叫，抓着一个偷东西的人，是南疆的不是本地的，相较于新疆伊犁，南疆那边比较穷，不知道怎么过来偷东西的，就给抓来了，抓来以后我们大队书记也在这儿，大队长也在这儿，我是副大队长，就审问这个人：你怎么偷东西？当时大队书记整天开批判会，就问他：你受谁指示，谁指示你偷东西，你受了谁的影响？你猜小偷那哥们说什么？他把头一低说“刘少奇”，全场都乐了。


说是刘少奇指导他偷东西，还不能说不对。大队长说：你偷东西不对，但是要有认识，我就知道你受刘少奇影响，要不然能上这偷东西？现在当然感觉到那个时代荒谬。


事实上，当荒谬也变成一种生活的时候，对于小说家而言，也不完全是坏事。荒谬变成了故事，荒谬变成了笑料，荒谬变成了段子，荒谬变成乐。你现在我要一想起偷东西这个故事，我觉得太精彩了，这个你上哪编去？编都编不出来。这里头充满了生活，而生活不可摧毁，生活的细节是不可摧毁的，你不要光纠缠在政治上，这是第一。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新疆饥荒并不严重


文革期间新疆伊犁所用粮票。



不同的民族文化太有意思了。中国有那么多少数民族，在《这边风景》七十万字的小说里头，我写汉族，也写维吾尔族，写哈萨克族等还有别的民族，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还有这些东西，不同的文化，有神论的文化和无神论的文化都不一样。伊斯兰的文化和非伊斯兰民族的文化不同，锡伯是不是属于满族，很多文字属于满族，满语属于满文。蒙古族、新疆都不完全一样，这很有意思。而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又和苏联那边联系多，就从民族成分来说，这些不同的文化，这些写到的他们的歌曲，他们的舞蹈，他们的服装，他们的说话方式，他们的首饰都和维吾尔族都有很多不同，他们说话方式很有趣，是很不一样的，有些话我们听着是有点奇怪的说法，但是就是那么说。


比如，很简单，我们汉族说“这事有什么法子没？”—— 有什么办法，哪有法子，没辙，没门，我们还有没戏……一个英国人告诉我，他喜欢中文，特别喜欢没戏，北京人太有文化，人说这个事办不成，没戏，到伦敦怎么说：Hopeless？这个说法就是不一样的。那维吾尔人说什么？有多少办法，把这个办法数量化，有多少办法，有几许办法，这便是另一个味。


维吾尔手势很好玩，我们指这个很大，从这个手到这个手指着空着的距离指很大。说东西很小，用两个手指头很小，指距离。维吾尔不懂得距离，必须给实体，这东西很小，手捏着，手捏前面，中指前面，这一点点。他吃一顿面，搁一点肉，就手指头尖这一点。说大，怎么说？想不到那个手势，他说这么大，从四公分，这么大，把整个胳膊都给你了，都不一样。


不同文化，包括怎么诵经，怎么把斋，都太有意思。新疆领导们就提出一个口号，我觉得非常好，说不同文化应该互相欣赏，不是互相诽谤、互相贬低。这很好玩，互相欣赏多好玩。


但是我也写他们之间的那些矛盾，甚至我还写闹事。我们所希望的当然是民族的团结、友谊，国家统一等等，这个也是在里头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反正我现在，你是打死我，也写不了这么深，写不了这么大了。


第三，里面还有特殊的历史事件与政治事件。这里边我写了1962年新疆伊犁地区的边民事件。因为那个时候苏联在伊犁有领事馆，在乌鲁木齐也有领事馆，在伊犁和乌鲁木齐进行了反华煽动，临近苏联地区，有一批少数民族人士，其中有干部，也有知识分子，也有农民，急着买从伊宁市、从塔城、从阿勒泰市的长途汽车票到霍城，霍城有一个边卡，可以直接过去。过去就是到了哪呢？就到了当时的苏联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现在哈萨克斯坦，就过去了。


一时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1962年5月29日还发生了伊犁的有一些暴徒冲击伊犁州党委和伊犁州，当时叫区党委，伊犁区党委和伊犁人民政府的事件。当时还开了枪，那个事闹得非常大。在小说里头，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这里头有民族的问题，有中苏关系的问题，也有当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这边生活困难的问题。


我是1963年离开北京到的新疆，1965年到的伊犁，1963年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还在困难时期，那个时候想吃肉都非常困难，粮票什么的都非常紧张，我吃一顿饭我得琢磨着，不敢把粮票花多了，但是相对来说，新疆尤其是伊犁还一直是比较好。何以见得比较好？因为甘肃兰州原来有一个孤儿院，甘肃那个时候经济太困难了，就把这孤儿院迁到了伊犁市，当时甘肃孤儿要是弄不好就死了，但让伊犁给养了，所以相比而言是比较好的。


再有一个，我1965年去伊犁，1965年到了夏天6月份以后，伊犁的饭馆不收粮票了。1965年你买这么一麻袋一麻袋的囊不用交粮票？那一个囊起码是半斤面粉，所以这不得了的，你说是自然困难是粮食困难造成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当时还是跟中苏之间的对立边民一些非常复杂的关系，在新疆来说这是常有的事。


有个四川人就因为粮食不够，认为苏联那粮食够，跟着维族一块儿跑。也有跑到半截就让人给抓回来，给抓回来以后他们还得到一个称号，叫半拉子哈吉。托尔斯泰有一个哈泽穆拉特，哈泽就是哈吉，哈泽穆拉特写的是沙皇时期车臣那个地区的叛逆者，反叛者。


所以新疆热闹着，新疆太热闹，太长学问，跟咱们中国内地的青海一样。青海的马中英带着部队打到过伊犁，一直打到伊犁去了，马鸿逵、马步芳那是国民党解放时期最坚决反共的，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被共产党赶走了，马中英是最早的，这里头还有，新疆还有什么盛世才、杨增新这里头故事太多了，这些东西大大增加了书的可读性。


我王蒙也有老实的时候




王蒙书写新疆第二故乡的记忆。



最后我再说一点就是我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戴着镣铐也能跳好了。当我写到这些人物心理，写到这些人物品格、那种吸引力、那种魅力的时候，我一看那还是老王的活，我手里出来的活。但是我规规矩矩，这是我所有的小说里头最老实的小说，里头抒情的部分仍然相当多，尽管没有后来那么多，我在里头自由发挥的东西也有一点，但也远远不像后来这么多。


王蒙也有老实的时候。这个故事性非常强，里边既有案件，也有盗窃，有对敌斗争，也有各式各样的悬念，各式各样的故事，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为我自己的中年填补一个空白，为我们的国家也填补一个空白。


我们现在解放前的文艺作品多得不得了，像《白毛女》等；老的作品就更多，《红楼梦》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以后作品也很多，但真正反映，尤其是反映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期作品在哪？我觉得这也给它填补了一个空白。生活并没有空白，政策对也是生活，政策不对老百姓也得活着，该恋爱还得恋爱，该拥抱还得拥抱，该吃肉还得吃肉，该喝酒还得喝酒，该生气还得生气，该骂街还得骂街，该高兴还得高兴，也还得找乐，最痛苦的时候还得找乐，就关在监狱里照样找乐，别以为关在监狱里没有乐，照样找乐，枪毙以前也有乐。


所以我希望我这个作品和我其他写法不一样，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细细致致，连连贯贯，光人物一百多个，以前没有这种规模的作品，现在这个作品由花城出版社4月份拿出来参加海南岛书博会，真正出版得过了五一，非常感谢在座的朋友们在这个书没出来以前，就听我白话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感谢读者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给大家鞠一躬，谢谢大家！


自由是有界限的 事实上我也没多少年蹦跶了


王蒙戴着毡帽作讲演。



不戴脚镣非常要命 绝对自由的写作太容易


主持人：谢谢王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可以提问，需要提问的朋友向我举手。


网友：有一个说法就是王蒙老师在文学创作当中，有“走麦城”这么一个经历，这个作品在娘胎里受到了当时极左文艺思想的影响，这次重新把四十年前的一大落稿子做了哪些修改，还是基本上没动？


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期某些章节发表过，比较集中发表大概有发表三四万字，是在浙江创刊一本大型杂志叫《东方》上，《东方》后来没有办下去，所以影响不是很大。我也不断收到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他们的来信问我说这个书出了没有，如果出了在哪可以买到，如果没有出，是为什么没有出等等，这不是一个秘密。


为什么当时认为不能出，现在认为能出了呢？我觉得还是由于在七十年代末期，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三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了，或者已经开了，可是当时那种绝对制度化的理念——“反修防修”也过时了，“人民公社”也过时了，里面也有些情节我写里头比较坏的人，整天张罗给生产队，给大队建立一个汽车修配站，到处找关系买汽车买破车买旧车，买车好给队里拉脚，我是把他当做坏人来写的，这个人坏不坏，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起码这种观点是受那些东西影响的，但是我可以明确的说，这种受影响的东西在作品里头，实际上起的是一个命名的作用。比如有好人有坏人，坏人我把他命名为地主阶级，只是一个命名的作用。写这个生活本身，他的生活气息，他的生活根据，他的生活的这种魅力在里头占80%，占90%，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还认真做了修改，就是把那些特别过分的词句以及一些写法改成了相对比较客观的说法，你们要看一下就知道了。但是总体的内容并没有改，但是有一些叙述，特别是带倾向性，带分析性的，我尽量把它写得客观了一点。中国人讲春秋笔法，稍微一变动你就可以看出来，有很多好干部很努力，但是好干部努力半天生产力没有发展，好干部努力半天公社觉悟大家就是起不来，公共资产得不到壮大，类似这种叹息也都表现得出来，这是文学一大优越性，文学有解读的空间。


最近谈莫言也谈这个，瑞典科学院对莫言解读和中国作协对莫言解读完全不一样，有解读空间。比如说苏联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们里面有给斯大林歌功颂的章节。他指出来实际上现在看这个书也是很真实，因为把苏联农业集体化当中社会动荡，农民恐惧，对生产力的巨大的破坏一点都没含糊全写进去了。那你解读就不一样了，今天解读大家就肖洛霍夫仍然写的真实，仍然真实的表现了农业集体化的不成功。当年斯大林时期可以解读肖洛霍夫写这个农业集体化，表明尽管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但是苏联共产党以前所未有决心毅力完成集体化。咱们写小说不是论文，不是政策纲领，这是可以讲的。这是不一样的，这方面既有修改又有理解上的不同。


每一章我后面都有一个叫“小说人曰”，咱们中国有这个传统，史记一章写完，就两三句话几个词借题发挥，说不相干的事，已经表达了作者一些见解。《聊斋志异》里头叫“史事曰”。这个是2012年写的，拿到今天把整个作品做审核，我已经就是又把它切换了一回，有些地方我已经明显的说明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为什么会这样写。你看着不会觉得我是在那提倡红歌，不会认为这是薄熙来写的，不会造成这种误会。




王蒙与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曼在一起。



网友：您80年代提出“作家要学者”化，我个人感觉这几年作家色彩似乎淡化，学者色彩似乎强化了。比如2008年您出了自传以外没有著作，《青狐》里面对以前小说做总结，另外一方面又研究老子，中国天机之类，我就想关心您接下来是否有那种作品出现。


王蒙：我跟您说一下，第一，我提过就是咱们作家的非学者化，现在作家的学历、学识、学养越来越差，但是我没有提过作家要学者化，因为作家各式各样，有学者型的，也有江湖型的，也有朴素型的，也有怪异型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大概这么说从2005年以后到2011，我写带学术性东西多一点，包括老子有三本书，庄子有五本书，现在出了四。我从去年转到小说这边来了，去年《中国作家》登了我一篇小说叫《悬疑的荒芜》，《人民文学》登两个小说《山中有里日》《小胡子爱情变奏曲》，这次花城出版社除了出《这边风景》以外，还出我近年来的小说新作一共也有二十多万字，中短篇小说新作，其中包括有《秋之雾》《太原》《沉寂的花园》等等，所以对于小说的创作，我挺努力的。


但是对读者来说，现在没有哪些书引起大家注意，老子、庄子，论中国文化、易经八卦等好多人都知道。写小说了，这我也没办法，是不是？所以千万您别说我不怎么写小说，你们不看，我有什么办法，我写了，也没辙呀！今年花城会发表了我新的一篇短的小说《明年我将衰老》，《人民文学》发一个中篇《为什么是两只猫》，这篇都是印象派的写法，都是感觉派、新感觉派的写法。但《人民文学》，事实上，不算小说是散文，登在3月2日的头题，整个编者的话从我《为什么是两只猫》说起的。另外《为什么是两只猫》是一个长篇开头部分。现在在写接着这个题目叫《我的宠物是贫穷》，所以您放心，我写出来就是王蒙的。


网友：如果您不戴着脚镣跳舞，会写出怎样的作品？


王蒙：不戴脚镣这个事情非常要命。我们认为创作越自由越好，你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你的想象力能得到最好的发挥，你的创造性得到最好的发挥。但是在这种绝对自由的情况下，有时候你写得又太容易了。您这论，怎么论怎么对，有时候我只能说是带着脚镣跳舞，有带着脚镣跳舞的特色，特别自由发挥的有特别自由发挥的特色。就跟人一样，您碰到一个哥们，或者一个姐们特别能自由发挥您也怵，您不知道发挥哪去，还能不能一块，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得罪他，因为太自由了。


要戴着脚镣戴着太厉害，当然您又可怜他，你看他哆哆嗦嗦这个劲，所以文学现在回过头来说，那些最好的作品，都是谁没有脚镣是不是。曹雪芹没有脚镣，屈原没有脚镣，李白没有脚镣，李白差点让皇上杀了头，李商隐没有脚镣，托尔斯泰没有脚镣……但是我又不希望紧绑上绞刑架，不想戴脚镣了，事实上，我也没多长时间蹦跶了。


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走张志新的道路



网友：您现在回想文革时期这段经历，对您比较大影响是什么？就是之前这些作品多多少少都有文革这段历史。


王蒙：说实在的我一直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人，所以就是1957年反右也好，后来社教也好，我都是很听上边的话。但是到了文革我总算明白过来，弄得忒热闹点太过分了。恰恰文革的时候我思想一点负担没有，整个国家往邪里玩，你说你有什么辙，有什么办法您先对付吧。


网友：此前我觉得您语言挺激进的，今天听您说话挺温婉，挺儒雅的，比较意外。您觉得面对文革这种困厄，作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气节和骨气？ 第二个问题，之前有外国媒体采访莫言，您怎么看中国政治审查制度，莫言说“你坐飞机的时候不得过安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蒙：我说是这样，第一个问题比如处在文革那种处境下边，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的空间非常小。比如说像张志新他们说了一些不同的话，后来遭到了杀身之祸，我想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就干脆不闻不问所谓做逍遥派，还有一些人可能范围之内总还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学一点东西，其实文革当中我放在写作上的时间远远没有放在我练习维吾尔语时间多，这也算自己做一件有意义事，每天除了体力劳动以外你还得动动脑子。


我觉得这个个人和个人情况太不一样了，另外毕竟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感到非常欣慰，毕竟我用了四年的时间，既能够不至于给自己惹来祸害，而又写出了自己的生活感受。不能说我没有说出自个心里的话，里边也有迎合，你连自个心里头一句话也说不来了，你只有选择张志新命运，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走张志新的道路，我想这个是这样。


包括《中国天机》我是很慎重的，里面内容非常大，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找地方出版社低调出版，结果《中国天机》里头写很多我自己看法还有一些建议意见，这些建议和意见有的是现在领导能接受，有的是现在领导不接受。对关于天安门怎么弄？我那建议没人接受这个。但是很顺利出来，而且被新闻出版署评为2012年优秀读物，又被《光明日报》评为光明书目有个说法，意思也是优秀读物，有些级别不低的领导向我称赞这个书，说明我们整个精神空间也是在扩大的过程之中。并不是处在一个什么都要审一审，并不是处在那么紧张状态。


有的人会觉得比较紧张，因为跟我情况不一样，我毕竟年岁也大了，我也会做，有些事我知道怎么操作。我就想起《人民日报》社长跟我说一句话，他到人民日报来，跟人民日报人讲“我们要敢说话，说新话，会说话”，我觉得他这意思也挺好。你说所谓的安检，我不知道这些出版社有什么特殊的安检，现在有些规定就是什么写到党中央哪个局的领导，送到中央研究室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


通向地狱的路 是被通向天堂的幻想所制造


青年时代的王蒙及其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网友：我问一个特别傻的问题，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整个民族“恶”的一面激发出来，为什么整个民族都会忽然发疯了？


王蒙：这个我也答不上来。西方哲学家有这么一个说法，“有时候通向地狱的道路，是被你通向天堂的幻想所制造的”，这话说得非常深刻。因为你要达到的是根本不可能达到最好的东西，你要达到的是各个大公无私，你要达到的是搞上几次大跃进是不是，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世界第一，当你提出这些不能达到这些口号的时候，这样很多诚实的人、老实的人瞠目结舌，或者几乎被甩在后边去了，而是一些投机分子，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上来以后借这机会，您说把这恶的东西，还有就是没完没了强调斗争完全不斗争也不可能的，现在对反腐败现象，反腐败就是斗争怎么能不斗争，反腐败那东西也是刺刀见红的事情，该枪毙枪毙该抓毫不含糊的，如果每天都在讲这个，人和人的信任，人和人的关爱，呵护都没了。


网友：老师您好，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我看过您最早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网上有人说您这部小说是当代官场的现形记，说现在组织部依旧，但是年轻人不再了。我想问的是，对于当今社会一股脑考公务员的大学生们，您是怎么看的？还有像主人公林震那样的怀揣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还能在这种体制内生存下来？


王蒙：那篇小说不是“官场现形记”，我写的非常理想、非常温柔，像情诗，现在官场小说有些专门写怎么特权怎么玩女人，怎么恶心怎么写，怎么勾心斗角什么的。现在考公务员，据说考公务员非常困难，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好处，找优秀人当公务员，我们国家是非常注重领导的功能，非常注重权利的运作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我祝你考试成功。但是千万别当了公务员以后往坏道上走，你往坏道上走，像薄熙来那样子，千万别走那条道。我看你，我听你的声音和用我昏花的眼睛看着你，我的感觉你要是当了公务员，绝对是好公务员，绝对不是坏人的公务员。


网友：王蒙老师您好，我提个小问题，我早年看过你很多的作品，也对你很敬仰。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还有很多作品现在数不胜数，最近网上看到一个人李承鹏对你作品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你能解读一下？


王蒙：对我评论太多了，没有什么意见。太正常了，有人好有人说坏很正常。“如果大家都骂我我会很难过，如果大家都夸我我就不准备活下去”，那证明我是一个小人，我一个人都没得罪过、滑头滑到精的人。


总结王蒙在文革桎梏下写就《这边风景》，小说尘封四十载，终见天日。长达四十年的写作让他对文革的认识和反思加深，生活层面的写作素材没有改变，精神层面的思考却发生变迁。在文革已经结束三十余年的今天，文革文学对于反思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与文化立场依然有借鉴意义，文革文学尚需更多解释空间。


http://cul.qq.com/zt2013/shuyuan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