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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前面
遇罗锦（德国）
2011年11月下旬，我开始编辑这本书
它的意义很大:
一.假如人们只知道遇罗克的一些大作，却见不到六期《中学文革报》其他的文章和报导:每期的几版园地上都反映了什麽?当时活生生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尽管最早建立「纪念遇罗克」网站的晋松先生，在2010年3月《北京之春》发表的文章中，列出过六期报纸上许多文章的标题名称，但，一是他只选择了具有辩论性的文章；二是他只写了标题名称，没有文章内容。我曾多次去「纪念遇罗克」网站和有关遇罗克的其他网站，想下载有关的文章，却始终无法找到他所列出的那些标题的中文电子版文章。
其实，报纸上许多没有辩论性的读者来稿﹑来信﹑有价值的「首长讲话」和「参考消息」，是使报纸生动活泼﹑令人耐看的不可忽视的内容；
二.文革是中共一直掩盖并希望人民彻底忘却的。大陆所有的图书馆关於文革的资料一律是封闭的。後代人已经不知何为文革，就算听说过也毫无体会和印象。甚至,由于多年来当局一直没有清算文革的罪恶,致使后代的年轻人反而觉得文革是好事,是快乐,是应当再来一次的全国大热闹。光是文学作品远说明不了这个问题，没有报纸来得既广阔全面﹑又直接明了；各派观点，群众反映，都反映在每一期的报纸上；
三.我们这一代经过文革的，很多人已去世了，很多人因病做不了什麽事了。虽然我也65岁了，似乎还健康，但时时不敢肯定到了2016年整七十岁时，是否还能象现在这样?如再不做，自己也时日无多了；而这六期报纸的由生到灭，正是在文革高潮最乱的时期对全社会的见证。
以上三点，就是我决心把六期报纸内容全部打出电子版﹑编着这书的原因。趁文革五十周年的大纪念之前，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完成。就算哪个出版社也不肯出版，那我就放在网上也好。相信那些很想知道文革真相的人，会欢迎它的。
然而，假如能有现成的电子版，我又何必去打字呢?先问了住在美国﹑研究文革和遇罗克的专家宋永毅先生，他回道：“<中学文革报>全套和其他两千七百多种文革小报已经在1998-2005年间由我和另一位朋友主编，在美国由华盛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影印出版，共112大卷。装帧极为精美。除了中国的国家图书馆，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文革小报收藏。全世界主要的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德国海德堡大学就有一套。”我回道：“可是，一般的老百姓能看到吗?在网上能随便下载吗?还是只在海外个别的大学里才能读到?”
其实，那112大卷是报纸的影印件而非文字电子版。就连住在德国的人，也很难进入那麽远的大学图书馆去看那些资料。我想给见不到这些资料的所有人看，给每一个住在海内外的普通老百姓看；比如，他们能在美国﹑香港或台湾买到这本书。
次日，我给住在纽约﹑“万事知”的胡平去了信：“请告诉我:1.你是否知道这些资料有哪家网站全部公开的?2.假如没有，你觉得做这件事有意义吗?”他回道:“没见到有哪家网站把<中学文革报>的文章全部都上了网。你愿意都打出来上网当然很好。不过工作量很大。我想，把报纸都扫描上网，再可以放大来看，对一般读者也就可以了。”我回:“假如把报纸扫描，由於老旧报纸的颜色及字迹，扫描後不太清楚，人们看时太费眼力，就连我现在打字也费劲的。为了真实起见，可以把每一版做成小照片附在书中的每一期内。若有人想把这些小照片放大几十倍或二百倍的话，知道我没做假，就行了。”
我以“一定要做完”的心情去做这件事，相信哥哥的在天之灵是赞许的。打字﹑打字﹑打字……心里是踏实和自信的，知道这本书会为无数人欢迎的。
我手头有六期《中学文革报》的纸制拷贝件，是1986年2月出国时带出来的，除缺少第五期第一版之外，其余全部完好。那还是1980年我去该报的创办人牟志京家中采访他，为了写哥哥的纪实文章《乾坤特重我头轻》时，他给我的拷贝件。当时他说:多次抄家，他手里早已一份原件都没有了，连这拷贝件都是後来别人给他的。
时光如梭，为了迎接2016年的文革五十周年，才觉得应该编辑一本较有份量的书。宋永毅先生很支持，给了我哥哥所写文章的所有电子版(包括我缺少的第五期首版文章)，省了我很大的事，我很感谢他。
人们都说: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文革中最黑暗的年代里诞生的。但，怎麽个黑暗法?人们具体的生活情况是什麽?社会上每天在发生着怎样的事情?当我一边打着字时，就象在看着最生动的﹑编也编不出来的小说，就象在看着一幕幕生动的电影:它是那麽真实﹑客观﹑简明地记下了一切。我是在这报纸诞生之前一个多月，就因“记反动日记”问题被关进监狱,又劳教三年了。即便我们当初生活在那个年月，也不可能每天亲眼见到报纸上说的那麽多事件，心里就更加钦佩哥哥,那是人人的生命都朝不保夕的疯狂岁月啊!也才更加证实别人所说的:“正因当时全国各级党委全部陷入瘫痪，就在这短暂的无政府状态之下，<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才有问世的可能。”
当仔细读完这六期报纸之後，更深切地体会出:为什麽毛魔一发起文革，全国便立即轰然掀起?正因1956年的“大鸣大放”时，上下层人民所提出的社会问题丝毫没有解决，尤其是无言论自由﹑党天下﹑无法制﹑任人唯亲，故意混淆“出身”与“成份”，以此压制和歧视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阶级斗争政策和长久的愚民政策，在“反右”後的十年里，中共与人民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毛魔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但他深信自己“一松一弛”的文武之道，运用得相当熟练自如，深信人民对他的崇拜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尤其他清楚不会失败的原因，是军队对他的支持，这也正是他一定要依靠革干革军和其子弟的原因，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所以他丝毫不害怕驱除刘﹑邓和所有的异己，不怕全国大乱。借着全国大造反的大乱中，先消灭他想消灭的军头和政客，最後是借人民之手，再消灭有异见的全国老百姓。
读报纸又令人想到:为何五十年後的今天，中共国仍不能民主，为何今天血统论及太子党仍是那麽强大?为什麽人们的道德沦丧﹑普遍冷血?看看四十六年前的文革，革干革军等“红五类”子弟组织的「红卫兵」和「联动」是怎样的猖狂无比和灭绝人性，所做的种种丑事是怎样地令人发指，而当政者对他们一味地容忍姑息，不仅血债累累的许多联动和老红卫兵凶手们，五十年来未受任何惩罚，没有任何人向文革受害者道歉，反而无情镇压那些敢於说真话讲公理的人们。从他们的学生时代便是特权阶层，发展至现时的权钱交易﹑黑社会化，正是从那时生殖繁衍到五十年後的今天(严格说，是自中共建党以来至今)，也就可想而知太子党历来的品质了。在这没有言论自由的封建国家，为何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非道德，都是完全颠倒的?因为太子党以他们丑恶的行为作为表率，给全国人民以示范。而这一切根源，遇罗克在几十年前的篇篇力作中，都透彻地指明与阐述过了。
在哥哥1968年1月初被捕後，全国各地爆发的凶残的武斗，处处血流成河，甚至一派吃另一派的肉和肝；集体活埋﹑集体通高压电﹑种种杀人不眨眼的手法，举不胜举。而两派划分的根本，仍是以混淆“出身”和“成份”为依据。最终受到惨无人道的杀害﹑监禁和死刑的，依然是“黑五类”及他们的子女(及孙辈)，以及凡是造过一点反的(即有相反观点的)﹑非红五类出身的“二十一种人”。歼灭了所有的“阶级敌人”之後，似乎中共国才能走上不再过於重视“出身”和“成份”的屍骨铺成的血路。尽管十年的文革结束後，“黑五类”子女也允许考大学也能出国了，但他们一直是国内的社会边缘人。就连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够了的造反派大名人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利用过後，也都个个啷当入狱，绝不放过一个。而那臭名昭着的对联发起人谭力夫和「联动」们，由於民愤极大，虽然也关了几天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却在监狱里受着特等优待(当时是1966年12月至67年3月，我和那几位血债累累的「联动」女学生关在同一个监狱楼道里)，她们与别人的待遇完全不同，暂时的监禁等於是对她们的保护。後来不仅很快地无条件地都被释放回家，谭力夫还高升了，改了名，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党支部书记。而我因记“反动日记”被判劳教三年。遇罗克被公安跟踪半年，於1968年1月被正式逮捕。正象1966年12月时，哥哥在家里对我们幽默地说的:“文革把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触及到了!”
一边打着每一期的报纸文字，一边深感「中央文革小组」及围绕他们的政客们:後来被枪毙的﹑被抓的﹑死在监狱里的﹑病死的，当初是怎样玩弄和摆布着全国人民，来达到毛魔清洗政治对手的目的。而在长久的愚民政策之下，头脑简单和满腔愤懑的人民，又是那麽容易地盲目相信和被人摆布。只感到哥哥的清醒和独立，有如鹤立鸡群，活在报纸上及生活里。对他那具有远见卓明和仙风道骨的精神，正如苏晓康先生所说的:“遇罗克是‘英雄’﹑‘先知’，但他首先是一个‘受难者’，是我们大家的‘牺牲’；除非在终极的宗教的层次上，我们甚至无法触碰到他。”
在那混浊苦难的土地上，却有这样一位自少年时起就苦读诸子百家﹑「吾日三省吾身」﹑要求自己成为完全的人之清醒者。他即使不死在文革，也绝对不会幸运和长寿的,除非他真能逃离那块国土。假如他不想离开国土，除了监狱和死刑，没有别的在等着他。
《中学文革报》的由生到灭，是文革中最辉煌﹑也是唯一辉煌的一段历史。正因它的辉煌和唯一性，报纸只能存在六期，遇罗克必须被处死(注1)；正因它的辉煌和唯一性，中共竭力掩盖这段史实。虽然遇罗克被平反，但是，一个杀死了你的人给你平反，又有什麽意义?只能说明那杀人恶魔想怎样就怎样而已。何况，有这样平反的吗：既无对死者屍体的交代，又无合理的抚恤金(只发给两千元人民币)，更不将应还给家属和本人的遇罗克的日记﹑遇罗锦的日记﹑母亲王秋琳毕生积攒的上千张家人和朋友的照片全部归还。除了胡耀邦当政时的短暂的放松时期，有一两篇对遇罗克的赞扬文章之外，就连在那时，也突然就停止了﹑任何报刊都再见不到有关报导了。一定是秘密下了指令:对遇罗克还是不能提的——那还是中国最开放的时期呢。以後，凡是对於遇罗克的正面报导，几十年来一律是压制的，甚至不惜用在狱中与之一起关过的“盯子”之口，对遇罗克二十多年来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新的“巧妙隐晦的”污蔑，以至一般读者都不容易看出来。
(注1:周恩来总理特批:“这样的人不杀，杀谁?”——请参照2010年8月由金钟主编﹑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遇罗克中国人权先驱》)
在编辑过程中，趁我还活着，就我所知道的和记忆的，都尽量地做了“编者注”，以便让读者更清楚当时的情况，对历史有个更明确的交代。
当仔细读完这六期报纸之後，才能深刻地体会遇罗克与他的夥伴们，舆血统论生死博斗的整个过程：光有一个遇罗克而没有其他夥伴们及广大读者的支持是不行的；而没有遇罗克的主笔﹑那些谁也驳不倒的力作，也是不行的。尤其是第六期，一开始对《中学文革报》赞成和支持的许多小报和团体，以及所有必须回校的学生们和一些工人组织，都在中共中央的巨大压力之下，改变了态度：当1967.4.14，「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出面说:“<出身论>是大毒草”之後，可以想像那种压力有多大!第六期便是最後挣扎的一期,但那挣扎中仍透着坚信与从容，篇篇力作皆让随波逐流﹑胆怯动摇的人们难以驳倒；更让心怀叵测﹑制造血统论和敌人的特权阶层加倍怀恨。
遇罗克和《中学文革报》与血统论的生死搏斗失败了，但，它是光荣的失败﹑骄傲的失败﹑是永远屹立不倒的失败。高瞻远瞩的遇罗克，引用了高尔基的散文《海燕》中最後的呼唤:“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作为最後的一句话，结束了封建黑暗的中国社会中一段最最辉煌的历史!
在此:
向《中学文革报》所有的成员致敬!
向所有热爱遇罗克的人们致敬!
遇罗克永远活在要自由﹑要人权的人们的心里!
2011.12.16一稿
2013.10.5校定
于德国Pas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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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1 15:5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