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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群: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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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 11:55: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有一位好友,四十多年前畢業於北京師大女附中。為了紀念母校百年,她們幾位年逾花甲的校友用兩年多時間編了一本《遠去的女附中》。上報官方機構審讀,獲准出版。即將開印之際,卻收到出版社總編輯的一封信,全文是:

今年是「文革」開始五十周年,我們合作的文集《遠去的女附中》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即將出版之際,被上級叫停,無法出版。我們深知這部書凝結了每一位作者對母校的深情厚愛,對此結果給作者們帶來的衝擊我們深表理解,也感到萬分遺憾。感謝每一位作者為此書付出的心血;感謝大家對出版社的信任。作為出版人,雖然最終未能將書付梓,但我們在編輯出版這部書的過程中,從書稿的每一篇文字中都獲益良多。為此,我們要向你們,致以衷心的敬意與謝意!

此信寫得很悲情,體現了中國大陸出版人的無奈。其原因,無非是書中有幾篇文章涉及文革初期卞仲耘校長被學生打死的悲劇。學校百年,這是一頁繞不開的痛史。然而有所反思,卻觸碰了官方的密令:中國大陸體制內所有傳媒今年禁談文革!
對反思文革的嚴厲管控,非自今日始。我四年前在大陸出版了一本口述史文集《我們曾歷經滄桑》,二十萬字的書稿,被編輯刪了一萬多字,刪節的重點之一,就是有關文革的內容。兩年前北京師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人回到母校道歉,《新京報》記者獨家報道,也受到官方的嚴厲斥責。

曾有否定文革的短暫歲月

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迄今正好半個世紀。這個節點,本是回顧與清理文革的契機,但又恰恰是當政者的痛點。他們擔心反思一旦形成聲勢,會危及統治的合法性,於是提前發出禁言文革的內部密令,《遠去的女附中》一書就成為這種背景下的犧牲品。
五十年來,大陸官方對文革的態度可分為三段。
毛澤東在世時是第一段,全力肯定文革,不容置疑。有一首歌的標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代表了這種宣傳基調。當時懷疑文革而被捕坐牢,乃至判處死刑者,不是一個小數字。
毛澤東去世後開始第二段。先是華國鋒宣布文革結束。胡耀邦到中央黨校主持工作,體制內出現了系統否定文革的聲音。一九八○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政治上否定了文革。鄧小平、陳雲等人聯手,從華國鋒處爭得了最高權力。鄧小平在文革中是挨批的,華國鋒是文革中起家的。徹底否定文革,就確立了鄧取代華的歷史依據,同時為清理各級領導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製造了輿論。文革頭緒複雜,鄧小平需要盡快擺平黨內恩怨,提出宜粗不宜細,簡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譜。相當多的老幹部在文革不同階段緊跟毛澤東的情況被盡量迴避,老一輩革命家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文革的罪責盡量歸結到林彪、四人幫、康生和造反派頭上,毛澤東的首要責任卻被開脫。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國大陸是言說文革相對寬鬆的時期。文學藝術界湧現了一大批表現文革的小說、詩歌、報告文學、影視、舞台劇和美術作品,新聞界採訪了大批文革的受難者,出版界也推出了一批當事人的回憶錄,史學界則開始推出研究論文,中央黨校等機構還招收了幾批研究文革的博士生、碩士生,金春明、席宣、嚴家其、高皋、王年一等人撰寫的幾本文革史也是在此期間問世的。就否定文革而言,知識界和官方有過一段短暫的蜜月。

迴避與虛化令新一代一無所知

一九九六年是文革三十周年,也是第二階段轉變到第三階段的時間節點。官方對文革的態度由否定和簡化,變為迴避和虛化。當時,廣東的《焦點》月刊因為編輯了一期文革研究專號,被官方斷然停刊。北京的《東方》雙月刊因為編輯了一組文革研究專題,也受到嚴厲整肅。官方態度為什麼發生這樣的改變?一是因為鄧小平已經不能問事,而新領導人的權力基礎與否定文革無關。二是民間對文革的研究出現了獨立思考,開始超越官方決議的局限和宜粗不宜細的規定,向更加真實的歷史層面逼近。文革將不再是混進黨內的幾個壞人作亂,而是國際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中的有機一環。反思的觸角已經伸向極權體制本身,這是當政者不能夠容忍的。從此,有關文革的出版物和文藝作品,莫不受到嚴格的管控,經過官方嚴格篩選後能夠問世者為數寥寥。相關檔案不得開放,影視領域這十年的歷史幾乎成為空白。文革重要當事人的回憶錄如:《王力反思錄》、《吳法憲回憶錄》、《邱會作回憶錄》、《十年一夢》等,獨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印紅標的《失蹤者的足跡》、李遜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等,只好拿到香港出版。官方看到這一動向,又把從香港往大陸帶書當作嚴密監控的重點。在口岸沒收書籍,引發了不少糾紛。此外還有大量文革回憶錄和研究著作,以民間自印本的形式分散出現,傳播面很小。
一九九六年到今天又經過了二十年。二十年的迴避與虛化,導致了一兩代人對這一段歷史的無知。這段時間,我在一所大學教書。上課時總有學生要求:「老師,能不能給我們詳細講講文革?」我問道:「關於文革,你們知道多少?」他們說,只是在政治課上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中學老師要求背下這段文字,應付考試,其他都不要問。我說,能不能問問你們的父母和爺爺奶奶,他們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學生說,他們都不願意講。

文革是繞不過去的存在

文革四十周年時,徐友漁、郝建等學者在北京發起了一次小型學術討論會,十幾個文革研究者怕官方干擾,不敢打電話,也不敢發電子郵件,只好口口相約,一起到郊區密雲赴會。
退休高官于幼軍,應聘擔任中山大學教授,開設反思文革的歷史講座,原計劃講七次,受到壓力,講了兩次便匆匆結束。
所幸的是人類在這段時間進入了國際互聯網時代。官方可以控制影視、廣播、書刊、報紙免談文革,卻不能完全控制網路空間,有關文革的文字、聲音和影像,開始通過網站、微博、微信交流和傳播。學者吳迪主編的《記憶》、學者何蜀主編的《昨天》,都是學術品質很高的專門研究文革的電子月刊。一些體制內的學術機構,預見到今年舉辦有關文革的學術討論會受到限制,趕在文革五十周年之前,先行舉辦學術活動。二○一五年一月,復旦大學歷史學院以訪問學者工作坊的方式,召開了了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同年十月,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又以「一九六○年代的中國」為名,舉辦了一次學術討論會。兩次會議的內容,都是文革研究。大家都清楚,直接以研究文革的名義開會,會受到官方的警告和追究,一些體制內的學者已經為此付出代價。
文革是繞不過去的存在,鴕鳥政策是不能長久的。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唱紅打黑,許多做法頗似文革。今年初對任志強的圍攻,也被稱為「十日文革」。文革的基因在這片土地上,隨時可能滋長,發作。大陸社會已經出現了另一種景象,就是毛派的高調回潮。他們不但有網站、社團,舉辦群體活動,還有人集體為江青掃墓祭拜,召開張春橋思想研討會。部分地區的底層草根中瀰漫着一種文革想像,以為文革年代是工農大眾的節日,文革運動是反抗權貴資本主義,爭取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門。毛澤東的粉絲在一些地方和人群中迅速增多,與之相聯繫的是對鄧小平的負面評價迅速蔓延,官方刻意屏蔽文革的政治後果已經顯現。
經歷過文革的人已經漸漸老去。民間有識之士意識到,清理這份沉重的歷史遺產,刻不容緩。而當政者的狹隘和短視之症,人為製造了「雪擁藍關馬不前」的困境。莫非我們這個民族不能擺脫杜牧預言的宿命: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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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28 01:51:38 | 显示全部楼层
从《远去的女附中》说起
2017-05-15 邢小群 小众群言 小众群言
我有一位好友,四十多年前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为了纪念母校百年,她们几位年逾花甲的校友用两年多时间编了一本《远去的女附中》。上报官方机构审读,获准出版。即将开印之际,却收到出版社总编辑的一封信,全文是:
今年是“文革”开始五十周年。我们合作的文集《远去的女附中》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即将出版之际,被上级叫停。无法出版。我们深知这部书凝结了每一位作者对母校的深情厚爱,对此结果给作者们带来的冲击我们深表理解,也感到万分遗憾。感谢每一位作者为此书付出的心血。感谢大家对出版社的信任。作为出版人,虽然最终未能将书付梓,但我们在编辑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中,从书稿的每一篇文字中都获益良多。为此,我们要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敬意与谢意!
此信写得很悲情,体现了中国大陆出版人的无奈。其原因,无非是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文革初期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的悲剧。学校百年,这是一页绕不开的痛史。然而有所涉及,却触碰了权力的禁令!
对相关题材的严厉管控,非自今日始。几年前我曾出版了一本口述史文集《我们曾历经沧桑》,20万字的书稿,被编辑删了一万多字,删节的重点之一,就是有关文革的内容。三年前北京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人回到母校道歉,《新京报》记者独家报道,也受到严厉斥责。
自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迄今已经51年。有人担心研究一旦形成声势,会危及统治的合法性,于是发出禁令,《远去的女附中》一书就成为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
51年来,官方对文革的态度可分为三段。
毛泽东在世时是第一段,全力肯定文革,不容置疑。有一首歌的标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代表了这种宣传基调。当时怀疑文革而被捕坐牢,乃至判处死刑者,不是一个小数字。
毛泽东去世后开始第二段。先是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体制内出现了系统否定文革的声音。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上否定了文革。邓小平、陈云等人联手,从华国锋处争得了最高权力。邓小平在文革中是挨批 的,华国锋是文革中起家的。彻底否定文革,就确立了邓取代华的历史依据,同时为清理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制造了舆论。文革头绪复杂,邓小平需要尽快摆平党内恩怨,提出宜粗不宜细,简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谱。相当多的老干部在文革不同阶段紧跟毛泽东的情况被尽量回避,老一辈革命家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文革的罪责尽量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康生和造反派头上,毛泽东的首要责任却被开脱。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是言说文革相对宽松的时期。文学艺术界涌现了一大批表现文革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影视、舞台剧和美术作品,新闻界采访了大批文革的受难者,出版界也推出了一批当事人的回忆录,史学界则开始推出研究论文,中央党校等机构还招收了几批研究文革的博士生、硕士生,金春明、席宣、严家其、高皋、王年一等人撰写的几本文革史也是在此期间问世的。就否定文革而言,知识界和官方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
1996年是文革30周年,也是第二阶段转变到第三阶段的时间节点。官方对文革的态度由否定和简化,变为回避和虚化。当时,广东的《焦点》月刊因为编辑了一期文革研究专号,被官方断然停刊。北京的《东方》双月刊因为编辑了一组文革研究专题,也受到严厉整肃。官方态度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改变?一是因为新领导人的权力基础与否定文革无关。二是民间对文革的研究出现了独立思考,开始超越官方决议的局限和宜粗不宜细的规定,向更加真实的历史层面逼近。文革将不再是混进党内的几个坏人作乱,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的有机一环。思考的触角已经伸向体制本身。这是当政者不能够容忍的。从此,有关文革的出版物和文艺作品,莫不受到严格的管控,经过官方严格筛选后能够问世者为数了了。相关档案不得开放,影视领域这十年的历史几乎成为空白。文革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如:《王力反思录》、《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十年一梦》等,独立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等,只好拿到香港出版。此外还有大量文革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以民间自印本的形式分散出现,传播面很小。
1996年到今天又经过了21年。21年的回避与虚化,已经导致了一两代人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这段时间,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上课时总有学生要求:“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讲文革?”我问道:“关于文革,你们知道多少?”他们说,我们只是在政治课上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学老师要求背下这段文字,应付考试,其他都不要问。我说,能不能问问你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他们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说,他们都不愿意讲。
所幸的是人类在这段时间进入了国际互联网时代。官方可以控制影视、广播、书刊、报纸免谈文革,却不能完全控制网络空间,有关文革的文字、声音和影像,开始通过网站、微博、微信交流和传播。
文革是绕不过去的存在。驼鸟政策是不能长久的。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唱红打黑,许多做法颇似文革。文革的基因在这片土地上,随时可能滋长,发作。 大陆社会已经出现了另一种景象,就是文革的高调回潮。他们不但有网站、社团,举办群体活动,还有人集体为江青扫墓祭拜,召开张春桥思想研讨会。部分地区的底层草根中弥漫开一种文革想象,以为文革年代是工农大众的节日,文革运动是反抗权贵资本主义,争取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门。刻意屏蔽文革的政治后果已经显现。
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渐渐老去。民间有识之士意识到,清理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刻不容缓。权力的狭隘和短视,人为制造了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困境。莫非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摆脱杜牧预言的宿命: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师大女附中郝新平校友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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